某启：久以疾病不为问，岂胜向往1。前书疑子固于读经有所不暇，故语及之。连得书，疑某所谓经者佛经也，而教之以佛经之乱俗。某但言读经，则何以别于中国圣人之经，子固读吾书每如此，亦某所以疑子固于读经有所不暇也。
然世之不见全经久矣，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2、《素问》3、《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故也。杨雄虽为不好非圣人之书，然而墨、晏、邹、庄、申、韩，亦何所不读？彼致其知而后读，以有所去取，故异学不能乱也。惟其不能乱，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子固视吾所知，为尚可以异学乱之者乎？非知我也。
方今乱俗不在于佛，乃在于学士大夫沉没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而已。子固以为如何？苦寒，比日侍奉万福，自爱。
1岂胜向往：非常想念。
2《难经》：扁鹊所著。
3《素问》：秦汉间人总结而出。
王安石这篇文章中所说的曾巩，我们知道他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是欧阳修的学生，并且深受欧阳修的器重，而且曾巩这个人为人正直，也是胸襟坦**，他与王安石的关系很好。而这一篇文章是王安石同曾巩讨论治学的态度与方法的一封回信，信中阐述了自己正确的治学之道，主要是有两个方面。我们从王安石这里所指出的学生的两条途径就可以发现，王安石这里所说的治学方法与古圣先贤所说的有一些不一样，我们知道古人读书讲求“教之道，贵以专”，而这种方法是真正能够培养人才的方式。就比如我们读书读了这么多年，现在回过头去一看都只是一些皮毛常识而已，真正的学问可以说一点都没有，就是因为只存在表面，而且又多又杂，就弄得满脑子装的并没有真正的智慧，而只是一堆表面的知识而已，这对于解决根本的问题没什么用，这是我们非常遗憾的，而且知识多了，觉得这个我也懂，那个我也懂，其实都只懂点皮毛，可是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这其实是很害人的，因为真正遇到事情了，就不能解决，那时才要出大乱子，所以我们就知道王安石这些方法的优劣所在了。他首先是强调要博览群书。除读儒家的经书外，对于百家诸子之书，甚至于医书《难经》、《素问》、《本草》、笔记小说等都“无所不读”。“无所不读”是王安石读书的一条经验。他所以能提出变法主张，与“无所不读”，吸收各家学说之所长不无关系。接下来是要注重调查。“农夫女工，无所不问。”请教对象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扩大到劳动人民，这使王安石能够了解民间疾苦，体察下情，实行变法。“无所不问”，是“无所不读”的补充与延伸。这些事我们应该分辨的地方。
【鲧说】
尧咨孰能治水，四岳1皆对曰：“鲧。”然则在廷之臣可治水者，惟鲧耳。水之患不可留而俟人，鲧虽方命圮族2，而其才则群臣皆莫及，然则舍鲧而孰使哉？当此之时，禹盖尚少，而舜犹伏于下而未见乎上也。夫舜禹之圣也，而尧之圣也，群臣之仁贤也，其求治水之急也，而相遇之难如此。后之不遇者，亦可以无憾矣。
1四岳：四方诸侯。
2方命圮（pi）族：违抗命令，危害族人。
王安石这篇文章中所说的鲧，就是治水英雄大禹的父亲。我们来看看，在洪水肆虐的紧迫形势下，尧召集“四岳”即四方诸侯征询领导治理洪水的人才，大家一致推荐鲧来担当此重任，尧却不大放心，说他常常不听指挥甚至危害同族的人，所谓“方命圮族”。但四方诸侯的首领都替鲧辩解，说不是这么一回事，应该让他试试，不行再撤换也可以。尧这才勉强同意，并训示鲧要恭忠其职。王安石在这篇文章中对鲧的评价持有折衷偏褒的态度，一方面说鲧“方命圮族”，同时又肯定“其才则群臣皆莫及”，并得出结论“舍鲧而孰使”，唯有鲧在“水之患不可留而俟人”的危急时刻当此治水重任，显然作者是赞同“四岳”的意见的。而且一种意见的正确与否，尤其是涉及到一个人的评价和使用，要看当时的情势，那时禹未出世，舜未出山，因此应治水之急启用鲧是正确的，这样做体现了“尧之圣”和“群臣之贤”，也说明了“相遇之难”。所以这里主要说的是在十分危急而又没有更加合适的人选的时候，才用了鲧，那要是有更加合适的人选，那就一定不能用鲧这个明知不合适的人了。这是王安石还说到了一个知音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一直是一个非常苦难的问题，不过孔老夫子说“不患人之不己知”，就是说不要担心别人不能够了解自己，而应该担心自己是不是真的有能力，要是自己根本就没有什么能力，就像我们读了这么多书，学了这么多知识，说能力、说智慧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可是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很能干大事情，为什么就是没人用我，这实在是只有傲慢而已，是一点能力都没有，所以真正的人才不要怕没知音，只要担心自己德行是不是有、能力是不是够的问题就可以了。
【伯夷】
事有出于千世之前，圣贤辩之甚详而明，然后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见独识，遂以为说，既失其本，而学士大夫共守之不为变者，盖有之矣，伯夷是已。
夫伯夷，古之论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孟之可信而又辩之反复不一1，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旧恶，求仁而得仁，饿于首阳之下，逸民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2，不立恶人之朝，避纣居北海之滨，目不视恶色，不事不肖，百世之师也。”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纣之恶，不念以怨3，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饿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号为圣人耳。然则司马迁以为武王伐纣，伯夷叩马而谏，天下宗周，而耻之，义不食周粟而为采薇之歌，韩子因之，亦为之颂，以为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是大不然也。
夫商衰而纣以不仁残天下，天下孰不病纣？而尤者，伯夷也。尝与太公闻西伯善养老，则往归焉。当是之时，欲夷纣4者，二人之心岂有异邪？及武王一奋，太公相之，遂出元元5于涂炭之中，伯夷乃不与，何哉？盖二老，所谓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余，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滨而趋文王之都，计亦数千里之远，文王之兴以至武王之世，岁亦不下十数，岂伯夷欲归西伯而志不遂，乃死于北海邪？抑来而死于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邪？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6。
且武王倡大义于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独以为非，岂伯夷乎?天下之道二，仁与不仁也。纣之为君，不仁也；武王之为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纣，以待仁而后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则伯夷何处乎？余故曰圣贤辩之甚明，而后世偏见独识者之失其本也。呜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时，其烈岂减太公哉！
1辩之反复不一：反复辩论，没有定论。
2伯夷非其君不事：不是自己的君主，就不效命。
3不念以怨：不抱怨。
4夷纣：杀商纣王。
5元元：黎民。
6其亦理有不存者也：在道理上说不过去。
王安石在这篇文章中主要是探讨的关于伯夷的问题，我们知道历史上伯夷是一位著名的隐士，司马迁对他是很赞叹的，认为他很有节操，能为商朝而死。历史功过后人评，其实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们“读史以明志”，要从这些古人的事情中选择我们应该遵守的东西，这些东西可以成为我们一生的精神支柱，这样一些东西让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振作起来，这才是关键的事情。所以司马迁这种说法能够给人提供一种精神力量，这确实是很好的，因为历史的具体事情我们已经不能理解了，那么好的称颂与不好的贬斥比起来，前者更能激发人的本善的心，这是更可取的。不过王安石在这里却对司马迁的说法“大不为然”，也有他一定的道理，并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阐述，首先是这种说法与伯夷对殷商的态度不符。“商衰以不仁残天下”，天下都痛恨暴君纣王，而最厉害的应是伯夷。当年伯夷与太公曾一起投奔周文王，当时铲灭纣王的心没有什么两样，而当太公辅佐武王为使民众免于苦难之时，伯夷却不赞同，这不合情理。另外，从年龄推算，恐伯夷未能赶上武王伐纣的时代也未可知，因此说伯夷“叩马而谏”，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其次是认为这种说法与伯夷对周朝的态度也不符。作者认为“武王倡大义于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独伯夷反对，不可思议。周武王为仁君，伯夷本“待仁而后出”，及至仁君出反而“不事之”，也不合情理。因此，王安石认为伯夷之事“圣贤辩之甚详而明”，而后世以“偏见独识”歪曲了本来面目，所谓“失其本”，所以才生出“叩马而谏”反对伐纣，“不食周粟”及耻于事周等荒唐之说。作者自信地认为，假若伯夷能活到武王之时，恐怕其助周的功业不比太公逊色。
【子贡】
予读史所载子贡事，疑传之者妄，不然子贡安得为儒哉?夫所谓儒者，用于君则忧君之忧，食于民则患民之患，在下而不用则修身而已。当尧之时，天下之民患于洚水，尧以为忧，故禹于九年之间三过其门而不一省1其子也。回之生，天下之民患有甚于洚水，天下之君忧有甚于尧，然回以禹之贤，而独乐陋巷之间，曾不以天下忧患介其意也2。夫二人者，岂不同道哉？所遇之时则异矣。盖生于禹之时而由回之行，则是杨朱也；生于回之时而由禹之行，则是墨翟也。故曰贤者用于君则以君之忧为忧，食于民则以民之患为患，在下而不用于君则修其身而已，何忧患之与哉?夫所谓忧君之忧、患民之患者，亦以义而后可以为之谋也；苟不义而以能释君之忧、除民之患，贤者亦耻为之矣。
《史记》曰：齐伐鲁，孔子闻之，曰：“鲁，坟墓之国3，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贡因行，说齐伐吴，说吴以救鲁，复说越，复说晋，五国由是交兵，或强，或破，或乱，或霸，卒以存鲁。观其言，迹其事，乃与夫仪、秦、轸、代4无以异也。嗟乎，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以坟墓之国而欲全之，则齐、吴之人岂无是心哉，奈何使之乱欤?吾所以知传者之妄，一也。于史考之，当是时，孔子、子贡穷为匹夫，非有卿相之位、万钟之禄也，何以忧患为哉?然则异于颜回之道矣。吾所以知其传者之妄，二也。坟墓之国，虽君子之所重，然岂有忧患为谋之义哉?借使有忧患为谋之义，则可以变诈之说亡人之国而求自存哉?吾所以知其传者之妄，三也。子贡之行虽不能尽当于义，然孔子之贤弟子也。孔子之贤弟子之所为固不宜至于此，矧5曰孔子使之也。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子贡虽好辩，讵6至于此邪？亦所谓毁损其真者哉！
1不一省：没有一次看望过。
2曾不以天下忧患介其意也：并没有因为天下的忧患而影响到自己的心态。
3坟墓之国：即将成为坟墓的国家。
4仪、秦、轸、代：战国时期的说客。
5矧：更何况。
6讵：怎么可能。
王安石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子贡，他是孔子的名弟子，我们来看看。端木，他的字叫做子贡，他是出生于公元前五百二十年，而去世于公元前四百五十六年，他是孔门七十二贤当中的一员，他也是孔子的一个非常得意的门生。并且被列在言语这一科非常优秀的学生之中。孔子曾称说过，他是“瑚琏之器”，因为他利口巧辞，而且非常善于雄辩，另外还有干才，做事情方面也是比较通达。他曾经担任过鲁国和卫国的相。并且子贡还在经商之道这方面很擅长，曾经再曹国和鲁国这两个国家之间经商，结果富致千金，可以说非常富有了，他也是孔子弟子当中最富有的一个。据说，当孔子病危的时候,子贡没来得及赶回来,他就觉得很对不起自己的老师,所以别人守墓只守了三年就离开了,而他一个人又在墓旁再守了三年,所以加起来就是一共守了六年。这是非常难得的。而王安石这篇文章一开头就明确指出“史所载子贡事，疑传之者妄”，因为不象儒者所为，“不然子贡安得为儒哉?”作者认为，儒者，“用于君则忧君之忧，食于民则患民之患，在下而不用则修身而已。”如何为官?当如大禹，当时“民之患”、“君之忧”为“洚水”，因此“用于君”“食于民”的大禹为治洪水“九年之间三过其门而不省其子”，从而被儒家奉为楷模；如何为民?当如颜回，“独乐陋巷之间”，“不以天下忧患介其意”。二人贤德同道，因处境不同而表现各异。如果反过来，颜回要是生于禹那个时代处于禹那个地位而独乐陋巷那就成了杨朱了，而禹要是生于回那个时代处于回那个地位而九年三过其门不省子那就成了墨翟了。这是王安石他的观点。
【杨孟】
贤之所以贤，不肖之所以不肖，莫非性也；贤而尊荣寿考，不肖而厄穷死丧，莫非命也。论者曰：“人之性善，不肖之所以不肖者，岂性也哉？”此学乎孟子之言性，而不知孟子之指也。又曰：“人为不为命也1，不肖而厄穷死丧，岂命也哉?”此学乎杨子之言命，而不知杨子之指者也。孟子之言性，人之性善；杨子之言性，人之性善恶混。孟子言命，莫非命也；杨子之言命，人为不为命也。孟、杨之道未尝不同，二子之说非有异也，其所以异者，其所指者异耳。此孔子所谓言岂一端而已，各有所当者也。故孟子之所谓性者，独正性也；杨子之所谓性者，兼性之不正者言之也。杨子之所谓命者，独正命也；孟子之所谓命者，兼命之不正者言之也。
夫人之生，莫不有羞恶之性，且以羞恶之一端以明之。有人于此，羞善行之不修，恶善名之不立，尽力乎善，以充其羞恶之性，则其为贤也孰御哉2？此得乎性之正者，而孟子之所谓性也。有人于此，羞利之不厚，恶利之不多，尽力乎利，以充羞恶之性，则其为不肖也孰御哉？此得乎性之不正，而杨子之兼所谓性者也。有人于此，才可以贱而贱，罪可以死而死3，是人之所自为也。此得乎命之不正者，而孟子之兼所谓命者也。有人于此，才可以贵而贱，德可以生而死，是非人之所为也。此得乎命之正者，而杨子之所谓命也。今夫羞利之不厚，恶利之不多，尽力乎利而至乎不肖，则杨子岂以为其人哉，亦必恶其失性之正也。才可以贱而贱，罪可以死而死，则孟子岂以为其人之命，而不以其人之罪哉4？亦必恶其失命之正也。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四支之于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之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之命也。”然则孟、杨之说果何异乎？
今学者是孟子则非杨子；是杨子则非孟子，盖知读其文而不知求其指耳，而曰我知性命之理，诬哉！
1人为不为命也：人能不能干成大事，这是由命决定的。
2其为贤也孰御哉：要成为贤人，还有谁能阻止吗？
3才可以贱而贱，罪可以死而死：才能上处于卑贱的地位就是卑贱的，罪责上应该处死的就要被处死。
4孟子岂以为其人之命，而不以其人之罪哉：孟子怎么会认为这是他的命，而不认为这是他的罪过该得的呢？
王安石这篇文章中所说的“杨孟”是指的杨雄和孟子，我们来看看。扬雄，出生于公元前五十三年，而去世于公元十八年，他的字是叫做子云，他是西汉蜀郡成都也就是现在的四川成都郫县这个地方的人。他从小勤奋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口吃不能剧谈，喜欢潜心思考。为人简易清静，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邀名当世有大度，非圣贤之书不读。他精通《易经》、《老子》，善辞赋。年轻时，曾一度钦慕屈原司马相如的辞赋。他以司马相如的赋为范本，写了不少华丽的辞赋，传至京师，为汉成帝所喜，召为给事黄门郎，与王莽、刘歆、董贤等为同僚。以后认为辞赋不过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转而研究哲学。他认为，“经莫大于《易》”，“传莫大于《论语》”，于是就模仿《周易》写了《太玄》，模仿《论语》写了《法言》。还撰写了《训纂》、《方言》、《苍颉训纂》等语言文字学方面的著作。王莽篡权后，扬雄为中散大夫。但他不愿趋炎附势，同流合污。所以甘愿寂寞，不参与朝政，在天禄阁校书，同时自己埋头著书。尽管如此，扬雄还是没有逃脱厄运。王安石这篇文章的开头两句，作者明确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贤之所以贤，不肖之所以不肖，莫非性也；贤而尊荣寿考，不肖而厄穷死丧，莫非命也。”而时人论者在性命观方面各有其“失”，概括起来有这样两种：一种以孟轲的“人性之善”为根据，只承认“贤之为贤”是“性”，而认为“不肖之所以不肖者”则不是“性”。作者批评这种人只学了“孟子之言性”，“而不知孟子之指”，即没有了解孟子的真正旨意。这些事我们应该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