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迁于洛。”苏子曰：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者也。自平王至于亡，非有大无道者也。髭王1之神圣，诸侯服享，然终以不振，则东迁之过也。昔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复增营之。周公既没，盖君陈、毕公更居焉2。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于迁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毕3，此岂有意于迁哉？
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遗其子孙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败，至于乞假以生4可也，然终不敢议田宅5。今平王举文、武、成、康之业而大弃之，此一败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无以过周，而后王之败，亦不减幽、厉，然至于桀、纣而后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东周之名存而实亡也。是何也？则不鬻田宅之效也。
盘庚之迁也，复殷之旧也。古公迁于岐，方是时，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岂所难哉?卫文公东徙渡河，恃齐而存耳。齐迁临淄，晋迁于绛于新田，皆其盛时，非有所畏也。其余避寇而迁都，未有不亡，未有能复振者也。
春秋时，楚大饥，群蛮叛之，申、息之北门不启6。楚人谋徙于阪高。贾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于是乎以秦人、巴人灭庸，而楚始大。苏峻之乱，晋几亡矣，宗庙宫室，尽为灰烬。温峤欲迁都豫章，三吴之豪欲迁会稽，将从之矣。独王导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丰俭移都。若弘卫文大帛之冠，何适而不可？不然，虽乐土为墟矣7。且北寇方强，一旦示弱，窜于蛮越，望实8皆丧矣。”乃不果迁，而晋复安。贤哉导也，可谓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虽不如楚之强，顾不愈于东晋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导，定不迁之计，收丰、镐之遗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势临东诸侯，齐、晋虽强，未敢贰也，而秦何自霸哉？
魏惠王畏秦，迁于大梁，楚昭王畏吴，迁于鄀，顷襄王畏秦，迁于陈，考烈王畏秦，迁于寿春，皆不复振，有亡征9焉。东汉之末，董卓劫帝，迁于长安，汉遂以亡。近世李景迁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者也。
1髭王：周髭王。
2周公既没，盖君陈、毕公更居焉：
3毕：地名。
4乞假以生：乞讨为生。
5议田宅：卖田地家宅。
6申、息之北门不启：
7虽乐土为墟矣：即使是乐土也会成为废墟。
8望实：名望和实力。
9亡征：灭亡的征兆。
苏轼这一篇文章中所论述的是周平王，也就是西周和东周之间相连的君王，是他将都城从镐京迁到洛阳去的，从而结束了西周，而开始了东周。我们知道在公元前七百七十一年的时候，周幽王被犬戎杀死，都城镐京，也就是现在的陕西西安西南这个地方经犬戎侵袭，十分残破。太子宜臼受到申、许、鲁等诸侯拥戴，在申，也就是现在河南南阳北这个地方即位，是为平王。为避犬戎，平王把都城从镐京东迁至洛邑，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洛阳这个地方，史称东周。周平王依仗晋、郑、虢等诸侯的力量，勉强支持残局。但是周室衰微，周天子失去其天下共主的地位，诸侯各国之间的兼并越来越有发展，中国历史从此进入春秋时期。平王死后，因其太子洩父早死，立平王之孙林为太子，是为周桓王。苏轼首先说西周时，以丰、镐两地为都，至于洛邑，虽然“武王营之”，驻扎重兵，“成王复营之”，显得对洛邑十分重视，甚至将象征国家政权的传国之宝，即九鼎，迁于洛邑，但是并未迁都于洛邑。到了周幽王时，他宠爱妃子褒姒，欲杀太子宜臼，立褒姒所生的伯服作太子。这时国舅申侯勾结犬戎攻周，杀幽王于骊山之下，太子宜臼继位，立为平王。平王“东迁洛邑”，建立东周。从此，东周一蹶不振，直至灭亡。苏轼把它归结为“东迁之过”。从这里苏轼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周平王东迁所造成的结果是多么严重。但是事实上可能并不像苏轼在这里论述得这样，因为当时周平王东迁也有不得不这样做的道理，所以苏轼在这里的论述虽然有道理，我们也应该回归到历史中去看到事情的本来面目。这些都是我们在阅读文章时应该注意的地方。
【隐公论】
公子翚请杀桓公，以求太宰1。隐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2。”翚惧，反谮公于桓公而弑之。
苏子曰：盗以兵拟人，人必杀之3。夫岂独其所拟，途之人皆捕击之矣。途之人与盗非仇也，以为不击则盗且并杀己也。隐公之智，曾不若是途之人也，哀哉！隐公，惠公继室之子也。其为非嫡，与桓均尔，而长于桓。隐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国焉，可不谓仁乎？惜乎其不敏于智也。使隐公诛翚而让桓，虽夷、齐何以尚兹4？
骊姬欲杀申生，而难里克，则优施来之5。二世欲杀扶苏，而难李斯，则赵高来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祸亦不少异6。里克不免于惠公之诛，李斯不免于二世之虐，皆无足哀者。吾独表而出之，以为世戒。君子之为仁义也，非有计于利害。然君子之所为，义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听赵高之谋，非其本意，独畏蒙氏之夺其位，故勉而听高。使斯闻高之言，即召百官陈六师而斩之，其德于扶苏，岂有既乎？何蒙氏之足忧？释此不为，而具五刑于市，非下愚而何？
呜呼！乱臣贼子，犹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犹足以杀人，况其所噬啮者欤?郑小同为高贵乡公侍中，尝诣司马师，师有密疏7，未屏也8，如厕，还，问小同：“见吾疏乎？”曰：“不见”。师曰：“宁我负卿，无卿负我。”遂鸩之。王允之从王敦夜饮，辞醉先寝，敦与钱凤谋逆，允之已醒，悉闻其言。虑敦疑己，遂大吐，衣面皆污。敦果照视之，见允之卧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9！孔子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有以也夫！
吾读史得鲁隐公、晋克里、秦李斯、郑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祸福如此，故特书其事，后之君子，可以览观焉。
1太宰：指鲁隐公。
2使营菟裘，吾将老焉：等我老了，我还是要把国家交给他的。
3盗以兵拟人，人必杀之：强盗把兵器交给了百姓，百姓一定会杀了他。
4使隐公诛翚而让桓，虽夷、齐何以尚兹：要是鲁隐公把翚给杀了，再把国家交给桓公，那么鲁隐公的贤能可以与伯夷、叔齐相提并论。
5骊姬欲杀申生，而难里克，则优施来之：晋献公的妃子骊姬想杀掉太子申生而立自己的儿子奚齐为太子，要老臣里克中立，结果里克也被晋惠公杀掉。
6若出一人，而其受祸亦不少异：即李斯和赵高两人中，有一人不同意，结果页不一样。
7密疏：秘密奏折。
8未屏也：没有放起来。
9殆哉岌岌乎允之也：王允之的处境很危险啊。
苏轼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隐公其实就是鲁隐公，我们知道这个鲁隐公，他是在公元前七百二十二年和公元前七百一十二年之间在位的，他的名字叫做息姑，是鲁国的第十三代国君。我们知道鲁国的第一位国君名字叫做伯禽，他是当年定立周朝规章礼仪的周公旦的长子，所以鲁国一向被认为是与周王室最亲且最有地位的诸侯国，是所有诸侯国中保留周礼最完整的“礼仪之邦”，鲁国的国史也是最完备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这片土地终能产生孔子这样的旷世奇才，并且孔子还根据鲁国国史改编成为流传千古的《春秋》经文。而这个鲁隐公之所以出名，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就在于孔子所写的这部《春秋》，是起于鲁隐公元年，也就是公元前七百二十二年。因为春秋以鲁国国史为基础而编的原因，所以当时的国际大事都是以鲁国纪年来记录的。鲁隐公也由于其纪年年号常被提及而出名了。而苏轼这篇文章首先说鲁隐公与桓公是异母兄弟，都是鲁惠公的庶子。惠公的元妃孟子，没有生养，隐公是次妃所生，桓公是鲁夫人（名仲子）所生。惠公没有正宗嫡子，当他死后，只好由隐公当政了。隐公没有“野心”，总想将来把政权让给弟弟。鲁国大夫公子翚，企图得到宰相之位，就对隐公说，把桓公杀了，以免后患。隐公说：“桓公还小，将来我还要把国家交给他呢！”公子翚怕对自己不利，就反过来到桓公面前诬陷隐公，并且把隐公杀了。苏轼在这篇文章中鲁隐公的做法是不对的，他之所以最后遭致这样被杀完全都是由于他自己的不明智造成的，不过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不可以这样，鲁隐公存心仁厚，这是很好的，有时候用一点智谋也是可以的，但是绝对不可以因为不用智谋而批评仁厚。这是我们在阅读文章时应该注意的地方。
【六国论】
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其谋夫说客、谈天雕龙1、坚白同异2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靡衣玉食，以馆子上3者，不可胜数。越王勾践有君子六千人，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侠奸人六万家于薛，齐稷下谈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无数，下至秦、汉之间，张耳、陈余号多士，宾客厮养皆天下俊杰，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见于传记者如此。度其余当倍官吏而半农夫也。此皆役人以自养4者，民何以支而国何以堪乎？
苏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国之有奸，犹鸟兽之有鸷猛，昆虫之有毒螫也。区处条别5，使各安其处，则有之矣；锄而尽去之，则无是道也。吾考之世变，知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盖出于此，不可不察也。
夫智、勇、辩、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也，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6，皆役人以自养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职，则民靖7矣。
四者虽异，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
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鲁8无能为者，虽欲怨叛，而莫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
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堕名城，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向之食于四公子、吕不韦之徒者，皆安归哉？不知其槁项黄馘9以老死于布褐乎？抑将辍耕太息以俟时也？
秦之乱虽成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处之，使不失职，秦之亡不至若是其速也。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世以始皇为智，吾不信也。
楚汉之祸，生民尽矣，豪杰宜无几；而代相陈豨过赵从车千乘，萧、曹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吴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争致宾客。岂惩秦之祸，以谓爵禄不能尽縻天下士，故少宽之，使得或出于此也邪？
若夫先王之政则不然，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呜呼，此岂秦汉之所及哉10？
1谈天雕龙：战国时学说。
2坚白同异：战国时名家学说。
3以馆子上：
4役人以自养：役使别人来侍奉自己。
5区处条别：分门别类。
6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都不能穿着破衣服，吃不好的饭菜，而去供养别人。
7靖：安宁。
8椎鲁：愚钝。
9槁项黄馘：身体枯槁。
10此岂秦汉之所及哉：秦朝、汉朝是赶不上了。
苏轼这篇文章说到了在战国时代的齐楚燕韩赵魏这样六个国家的事情，我们知道苏轼的父亲苏洵最著名的代表作就是他的《六国论》，他在文章中说六国破灭“弊在赂秦”的论点；然后以史实为据，分别就“赂秦”与“未尝赂秦”两类国家从正面加以论证；又以假设进一步申说，如果不赂秦则六国不至于灭亡，从反面加以论证；从而得出“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的论断；最后借古论今，讽谏北宋统治者切勿“从六国破亡之故事”。也就是说苏洵在那篇文章中告诉我们，六国之败就败在贿赂秦国上，而苏轼在这篇文章中从反面说出了六国之所以保存那么久，而秦帝国建立之后很快就灭亡的原因，在于六国曾供养了大批的客卿，而秦始皇却一个不留，这就是它们之间的分别所在。苏轼说有智慧的人，有勇气的人，有辩才的人，有力量的人，这四种人都是人民中的杰出人物，这类人大概都不能吃糠咽菜去奉养别人，而是要役使别人来供养自己的。因而古代帝王都先把这四类人安顿好，天下就太平无事了。六国的国君一点也不比秦始皇仁慈，可是他们却能“久存”，就因为这四种人得到安顿。农民想造反也没人带头。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把这四种人驱散，让他们同农民一样去耕种，他们不可能安心做农民，当然就会造反了。而我们知道苏轼这篇文章虽然名为《六国论》，实际上写的还是秦国论，而归于秦国的速亡，我们知道贾谊曾经也写过一篇《过秦论》，也是探讨秦国之所以速亡的原因，那就是在于没有施行仁义，把打天下的方式用来治天下，这是绝对不行的。这些都是我们在阅读文章的时候应该注意的地方。
【论商鞅】
商鞅用于秦，变法定令，行之十年，秦人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秦人富强，天子致胙1于孝公，诸侯毕贺。
苏子曰：此皆战国之游士邪说诡论，而司马迁于大道，取以为史。吾尝以为迁有大罪二，其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奸雄，盖其小小者耳。所谓大罪二，则论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甚者则名实皆宗之，庶几其成功2，此司马迁之罪也。
秦固天下之强国，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为声色畋游之所败，虽微商鞅，有不富强乎？秦之所以富强者，孝公敦本力穑之效，非鞅流血刻骨3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见疾于民4，如豺虎毒药，一夫作难，而子孙无遗种，则鞅实使之。至于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5，无足言者。而迁之言曰“不加赋而上用足。”善乎，司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如雨泽，夏涝则秋旱。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也。”二子之名在天下，如蛆蝇粪秽也，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二子之术，用于世者，灭国残民，覆族亡躯者，相踵也。而世主独甘心焉，何哉？乐其言之便己也。
夫尧、舜、禹、汤，世主之父师也。谏臣弼士6，世主之药石也。恭敬慈俭，勤劳忧畏，世主之绳约也。今使世主日临父师而亲药石，履绳约，非其所乐也。故为商鞅、桑弘羊之术者，必先鄙尧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谓贤主者，专以天下适己而已7。此世主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
世有食钟乳、乌啄而纵酒色以求长年者，盖始于何晏8。晏少而富贵，故服寒食散以济其欲，无足怪者。彼之所为，足以杀身灭族者，日相继也，得死于服寒食散，岂不幸哉！而吾独何为效之9。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呕血10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术破国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终不悟者，乐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祸之惨烈也。
1天子致胙：天子致礼表示嘉奖。
2庶几其成功：差不多要成功了。
3流血刻骨：残暴不仁。
4见疾于民：被百姓痛恨。
5斗筲之才，穿窬之智：微薄的才能。
6谏臣弼士：进谏的大臣和才德的官员。
7专以天下适己而已：只拿天下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8何晏：
9吾独何为效之：我为什么要学习他呢？
10服寒食散疽背呕血：吃寒食散的人身上长疮还吐血。
苏轼在文章中对商鞅变法是全面否定的，他认为司马迁在《史记》里肯定商鞅变法有功绩，是司马迁的一大罪过。苏轼也承认孝公用商鞅时期，秦国确实富强了。但也认为这是秦孝公“敦本力穑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我们来看看。这个商鞅，他是大约出生于公元前三百九十五年，而去世于公元前三百三十八年，他是卫国，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安阳市内黄梁庄镇一带的人，而且他还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也是先秦法家的一个代表人物。当年商鞅应秦孝公求贤令入秦，说服秦孝公变法图强。孝公死后，商鞅受到了秦国贵族的诬害，还有秦惠文王的猜忌，于是就被车裂而死了。他在秦国执政二十余年，使得秦国大治，历史上称他在秦国的改革为“商鞅变法”，使得秦国长期凌驾于山东六国之上，不过他自己最后还是死于这个新法。原因就在于这个法太过暴虐了，简直到了刻骨的地步，所以百姓对他的憎恨以及对秦王朝的憎恨自然也就到了刻骨的地步。司马迁在史书中说由于变法，秦国“不加赋而上用足。”苏轼认为是无稽之谈。他引用司马光的话来驳斥说：“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如雨泽，夏涝则秋旱。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也。”这个评论确有一定道理。接着苏轼对司马迁肯定的商鞅、桑弘羊极力贬斥说。从这篇文章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轼对于商鞅和桑弘羊都是非常憎恶的，原因就在于一个用法家治国，治到了百姓对他恨之入骨的地步，这可想而知这种法再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另一个实行新经济政策，使得盗贼半天下，这样的政策当然是与民对立的了，所以苏轼要极力地反对他们。这是我们在阅读时应该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