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己亥之岁，侍行适楚1，舟中无事，博弈饮酒，非所以为闺门之欢2。而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盖家君之作与弟辙之文皆在，凡一百篇，谓之《南行集》。将以识3一时之事，为他日之所寻绎4，且以为得于谈笑之间，而非勉强所为之文也。时十二月八日，江陵驿书。
1己亥之岁，侍行适楚：己亥，宋仁宗嘉佑四年（1059）。侍行适楚，陪伴父亲来到楚地。
2闺门之欢：闺门，家中。
3识：通“志”，记。
4寻绎：反复思考推求。
苏轼这篇文章是写的一次游玩的过程中所创作的文学作品。我们知道古代的文人都很喜欢写诗，而且诗歌又是科举考试一个重要的项目，当然是天天练习的了，再加上能在其中寄寓自己的心里志向，表达自己的人生理念，所以诗歌创作对于古代的文人来说基本上就跟吃饭穿衣差不多，是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情，而有些文人又一生以创作诗歌为业，特别是当不能再政治上得志的时候，就更转向诗歌的创作，故而产生出很多的优秀作品来。所以一般的读书人都会有自己的诗集文集的。我们知道在过去的文人，一般都是通过科举考试的途径来获取功名，不过另外也还是有一部分读书人没有考取功名，或者是不愿意去参加科举考试，一生喜爱读书，喜欢游山玩水，喜欢广交朋友，喜欢与自然相处，喜欢一个人默默地读书、写东西，于是这一部分文人就被称为隐士，他们在书中、在自己的天地里像小鱼儿一样自得其乐，并且也创作出了很多非常优秀的作品，这是我们应该也能够在《四库全书》的“集部”中常常读到的，而且其中很多作品还写得非常好，比如说陶渊明的诗歌。这些文人在山水之间、在琴棋之间、在书卷之间、在有朋之间获得人生的大快乐，而不愿出身仕途，到那官场上去沉浮，他们认为那种生活实在是被世俗所囚牢，不得出离，所以他们宁愿一个人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广阔的天地里，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高的境界，像颜回那样，如果真能够在精神境界上达到颜回、达到陶渊明那种状况自然就非常好了，不过还是有很多文人是被迫归隐的，或者是在科举考试失败之后而看透了其中的事情，于是归隐，这也是有的，同样的他们也创作出了许多非常优秀的作品，供后世的读者凭吊。这些都是我们在阅读这篇文章时应该注意的地方。
【《牡丹记》叙】
熙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从太守沈公观花于吉祥寺僧守璘之圃。圃中花千本1，其品以百数。酒酣乐作，州人大集，金盘彩篮以献于坐者，五十有三人。饮酒乐甚，素不饮者皆醉。自兴台皂隶2皆插花以从，观者数万人。明日，公出所集《牡丹记》十卷以示客，凡牡丹之见于传记与栽植培养剥治之方，古今咏歌诗赋，下至怪奇小说皆在。余既观花之极盛，与州人共游之乐，又得观此书之精究博备，以为三者皆可纪，而公又求余文以冠于篇。
盖此花见重于世三百余年，穷妖极丽，以擅天下之观美，而近岁尤复变态百出，务为新奇以追逐时好者，不可胜纪。此草木之智巧便佞3者也。今公自耆老重德，而余又方蠢迂阔，举世莫与为比，则其于此书，无乃皆非其人乎？然鹿门子常怪宋广平之为人，意其铁心石肠，而为《梅花赋》，则清便艳发，得南朝徐庾体。今以余观之，凡托于椎陋4以眩世者，又岂足信哉！余虽非其人，强为公纪之。公家书三万卷，博览强记，遇事成书，非独牡丹也。
1千本：千棵。
2兴台皂隶：小官员。
3智巧便佞：智者巧者便者佞者。
4椎陋：劣质。
苏轼这一篇文章说的是关于牡丹的事情。我们知道牡丹是一种非常漂亮的花，它是中国的国花，每年在开放的季节，总是有许许多多的游人去欣赏，特别洛阳的牡丹花卉，全国甚至国外也会有很多的游客去那里观看。而且从古到今，也有无数的文人学者、迁客骚人喜欢喜牡丹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心境。即如这篇作品，苏轼也谈到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观花之极盛，与州人共游之乐趣和能看到《牡丹记》研究之精密、广博、完备，都可以记述下来；另外，沈公又要求把他的文章置于篇首。牡丹花被世人重视，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它妖艳异常，独占了天下景观之美艳，并且近年来品种更多，千娇百媚，新奇怪异，追逐时尚，如此种种，不可能一一记述下来。苏轼在这篇文章中为我们大大地介绍了牡丹花的情形，而且也介绍了当时的一些文人借着欣赏牡丹的缘由来写作诗文，然后将这些作品结集起来，就成了他现在所要写序言的这样一部作品。我们知道古代的文人都很喜欢写诗，而且诗歌又是科举考试一个重要的项目，当然是天天练习的了，再加上能在其中寄寓自己的心里志向，表达自己的人生理念，所以诗歌创作对于古代的文人来说基本上就跟吃饭穿衣差不多，是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情，而有些文人又一生以创作诗歌为业，特别是当不能再政治上得志的时候，就更转向诗歌的创作，故而产生出很多的优秀作品来。所以一般的读书人都会有自己的诗集文集的。这里也是这样，当文人们在一起游玩时，将游玩的情景都用诗歌表达出来，就成了一部诗集，然后再请某一个名家写一篇序言，这样这部诗集就可以正式发行了，这也是一种以文会友的好方式。这些是我们在阅读时应该注意的地方。
【文与可字说】
乡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恶之，足以为君子乎？”曰：“未也。”孔子为问者言也，以为贤于所问者而已。君子之居乡也，善者以劝，不善者以耻，夫何恶之有。君子不恶人，亦不恶于人。子夏之于人也，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日：“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欤，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欤，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张之意，岂不曰与其可者，而其不可者自远乎?“使不可者而果远也，则其为拒也甚矣，而子张何恶于拒也？”曰：“恶其有意于拒也。”“夫苟有意于拒，则天下相率而去之，吾谁与居？然则孔子之于孺悲1也，非拒欤？”曰：“孔子以不屑教诲为教诲者也2，非拒也。夫苟无意于拒，则可者与之3，虽孔子、子张皆然。”吾友文君名同，字与可。或曰：“为子夏者欤？”曰：“非也。取其与，不取其拒，为子张者也。”与可之为人也，守道而忘势，行义而忘利，修德而忘名，与为不义，虽禄之千乘不顾也。虽然，未尝有恶于人，人亦莫之恶也。故曰：与可为子张者也。
1孔子之于孺悲：孺，小孩。
2以不屑教诲为教诲者也：不屑，不值得。
3可者与之：可以给他。
苏轼这一篇文章是为他的朋友文与可写关于他的字的文章。我们知道在过去，无论是男子还是女子，到了成年的年纪，男子是二十岁，女子是十五岁，都要举行一定的仪式来表示成年了，而成年了就是大人了，就说明可以进行婚配了。这些仪式中包括为男子举行的冠礼和为女子举行的笄礼，并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为他们取字，一旦取了这个字，那么以后只有自己的父母和老师可以称这些年轻人的名，而其他人，即使是皇上，也只能称他们的字，而不可以称名，这表示一种尊重。要是皇上称臣子的名，这臣子就要小心自己的官位了，要是皇上是连姓带名一起称，那么这臣子就要小心自己的脑袋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古人也就极其重视自己的取字，来代表一定的意义。取字的方式也有很多种，一般都是和自己的名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名代表了父母对儿女的期望，那么将字与名相联系，也是表示对父母的孝心，对父母的尊重，这些都是我们应该了解的常识。而苏轼在这一篇文章中，具体说到了文与可的字的一些情况。不过我们从苏轼的分析中，总是觉得很是拗口，读起来很不顺畅，这也正是苏轼很多通达顺畅的文章之外的另一种类型的篇目，总是很难很好地读下去，不过只要我们细心读、细心体会，就会感受到这种文章的美来。苏轼在这篇文章中，可以说主要就是围绕一个“可”字来写的，什么情况下可，什么情况下不可，什么情况下有可之一说，什么情况下无可之一说，这些都让我们在其中要慢慢地去品味，才能真正发现出文章的好处来。这些是我们在阅读文章时应该注意的地方。
【刚说】
孔子曰：“刚毅木讷，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鲜矣仁。”所好夫刚者，非好其刚也，好其仁也。所恶夫佞1者，非恶其佞也，恶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难，常以身试之，凡免我于厄2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挤我于崄者，皆异时可喜之人也。吾是以知刚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
建中靖国之初3，吾归自海南，见故人，问存没，追论平生所见刚者，或不幸死矣。若孙君介夫讳立节者，真可谓刚者也。始吾弟子由为条例司属官，以议不合引去4。王荆公谓君曰：“吾条例司当得开敏如子者。”君笑日：“公过矣，当求胜我者。若我辈人，则亦不肯为条例司矣。”公不答，径起入户，君亦趋出。君为镇江军书记，吾时通守5钱塘，往来常、润间，见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监司皆新进少年，驭吏如束湿6，不复以礼遇士大夫，而独敬惮君，曰：“是抗丞相不肯为条例司者。”
谢麟经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与蛮战死，君为桂州节度判官，被旨鞠吏士有罪者7，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并按8，且尽斩之。君持不可。麟以语侵9君。君曰：“狱当论情，吏当守法。逗挠不进10，诸将罪也，既伏其辜11矣，余人可尽戮乎！若必以非法斩人，则经制司自为之，我何与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狱事。刑部定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迁官。吾以是益知刚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于必死乎！
方孔子时，可谓多君子，而曰“未见刚者”，以明其难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刚则折12”！士患不刚耳，长养成就，犹恐不足，当忧其太刚而惧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刚之罪。为此论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纪者甚多，独书此二事遗其子勰、勴，明刚者之必仁以信孔子之说。
1佞：奸佞。
2厄：困顿。
3建中靖国之初：建中靖国，宋徽宗赵佶年号。
4引去：贬官。
5通守：出任地方长官。
6驭吏如束湿：管制官员，摧得很紧。
7被旨鞠吏士有罪者：带着旨意逮捕那些有罪的官员和读书人。
8按：论罪。
9侵：侵犯、攻击。
10逗挠不进：畏怯而按兵不动。逗挠，不动。
11伏其辜：辜，罪。
12太刚则折：太刚硬的东西容易折断。
苏轼这篇文章说的是关于刚正的问题，我们知道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人格，不过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我们却常常埋怨说，那些刚正的人太不近情理，这是由于我们今人的道德水平大大下降的原因，而在一个真正崇尚高尚的道德的社会里，这种正直的刚正的人格，是一定会被人尊崇的。所以当我们看到某些真正刚正的人在社会中处境不太好时，应该起心去助他一臂之力，让他真正成就，发挥出自己的才能来，而为社会创造价值。首先苏轼是从孔子的论断、常人的爱憎、亲身的体验三个角度来论证的，都是采用“对说”的写法，归结到“仁”与“不仁”上来。先引用孔子的话作为主论：“刚毅木讷，近仁。”“巧言令色，鲜矣仁。”是说刚正坚定、朴质不善说话的人，接近仁。花言巧语、假装和善的人，很少仁。把“刚毅木讷”和“巧言令色”这两种不同的人加以对说，从而突出“刚者必仁”。再用常人的爱憎作为旁证。人们喜欢刚正的人，并非喜欢他那刚正的表面形式，而是喜欢他仁爱的本质。人们讨厌阿谀奉承的人，不是讨厌阿谀奉承的表现，而是讨厌他不仁的坏思想。把刚正的人和阿谀奉承的人加以对说，说明常人是喜欢刚正仁爱的人。接着些苏辙因政见不合，辞去条例司官职时，和当朝丞相王荆公当面反唇相讥，使王荆公无言以对。说明子由从不畏惧权贵，敢于直言，是一个刚正不阿的人。并且苏轼在这篇文章中，当说到刚的时候，也是和仁爱起说的，因为他认为真正刚正的人一定是真正仁爱的人，而真正仁爱的人，也是真正刚正的人，只是时候没到，没表现出来而已。这些是我们在阅读时应该注意的地方。
【稼说】
盍1尝观于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余。其田美而多，则可以更休2，而地力得全；其食足而有余，则种之常不后时，而敛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实，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亩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锄、耰、铚、艾3，相寻于其上者如鱼鳞4，而地力竭矣，种之常不及时，而敛之常不待其熟，此岂能复有美稼哉！
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过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养，而不敢轻用，以待其成者。闵闵焉5，如婴儿之望长也，弱者养之以至于刚，虚者养之以至于充。三十而后仕，五十而后爵，信于久屈之中6，而用于至足之后，流于既溢之余，而发于持满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
吾少也有志于学，不幸而早得与吾子7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谓不早也。吾今虽欲自以为不足，而众已妄推之矣。呜呼!吾子其去此而务学也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吾告子止于此矣。于归过京师，而问焉，有曰辙、子由者，吾弟也，其亦是语之8。
1盍：何不。
2更休：交替着不种植。
3锄、耰、铚、艾：农耕工具。
4相寻于其上者如鱼鳞：把农田里面弄得像鱼鳞一样，比喻把农田弄得很乱。
5闵闵焉：小心谨慎的样子。
6信于久屈之中：在长期的培育过程中讲求信用。
7吾子：您。
8其亦是语之：也把这段话告诉他。
苏轼这篇文章是借着说种庄稼的情形来说明当时宋朝的情形。我们知道在整个有宋一代，可以说都面临着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首先就是边患问题，我们知道宋朝的边患从它开始建立之时起，就一直存在着，而且虽然情况不断变化，但是由于自己的治理不到位，所以导致这种外患情况越来越严重，终于在最后被灭掉，这是有宋一代自始至终都非常关注的问题。第二个大问题就是宋朝的教育问题，说的更加明确一点，就是崇文抑武的策略，我们知道宋朝自始至终对于读书人、对于士大夫都是非常尊重的、崇扬的，但是对于武臣却一点都不重视，这也是与宋朝建国的历史有关的。赵匡胤鉴于五代动乱的缘由情况，所以就对武臣不是那么信任，于是就大力地提拔文臣，这导致整个宋代一代都是在文化上可以说是取得了灿烂的成就，但是在武功上却是屡屡败绩，这当然是不行的。第三个大问题其实是跟边患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也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经济财政的问题，我们知道有宋一代对于官员们、士兵们的赏赐和对于外敌的岁币都是非常高的，这一个结果就导致不得不大大地搜刮百姓的民脂民膏，所以就导致民穷国也穷，所以就自然造成了百姓对于朝廷的反抗，造成了百姓和政府的对抗，造成了百姓的叛乱，这就是很显然的问题。第四个问题也是跟边患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军队的问题，由于宋朝不重视武臣，自然对于军队的训练、管理都是用文臣，当然也就不怎么管理、训练得好了，所以造成的结果就是士兵不能上阵打仗，却在欺压百姓这方面倒是有一套，这自然使得百姓更加仇恨了，另外这些士兵打不了仗，当然就使得国家被外地欺负了。所以这几个都是有宋一代，政府非常关心的问题，范仲淹和王安石变法其实都主要是针对这几个方面来探讨的。这是我们在阅读时应该注意的地方。
【醉白堂记】
故魏国忠献韩公作堂于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乐天《池上》之诗，以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羡于乐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闻而疑之，以为公既已无愧于伊、周矣，而犹有羡于乐天，何哉?
轼闻而笑曰：公岂独有羡于乐天而已乎?方且愿为寻常无闻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将使任天下之重，则寒者求衣，饥者求食，凡不获者求得。苟有以与之，将不胜其求。是以终身处乎忧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途，岂其所欲哉！夫忠献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将归老于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释1也。当是时，其有羡于乐天，无足怪者。然以乐天之平生而求之于公，较其所得之厚薄浅深，孰有孰无，则后世之论，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乱略，谋安宗庙，而不自以为功。急贤才，轻爵禄，而士不知其恩。杀伐果敢，而六军安之。四夷八蛮想闻其风采，而天下以其身为安危。此公之所有而乐天之所无也。乞身于强健之时，退居十有五年，日与其朋友赋诗饮酒，尽山水园池之乐。府有余帛，廪有余粟，而家有声伎之奉。此乐天之所有，而公之所无也。忠言嘉谟2，效于当时，而文采表于后世。死生穷达，不易其操，而道德高于古人。此公与乐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无自少，将推其同者而自托焉。方其寓形于一醉也，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者游，非独自比于乐天而已。古之君子，其处己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实浮于名，而世诵其美不厌。以孔子之圣，而自比于老彭，自同于丘明，自以为不如颜渊。后之君子，实则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藏武仲自以为圣，白圭自以为禹，司马长卿自以为相如，扬雄自以为孟轲，崔浩自以为子房，然世终莫之许也。由此观之，忠献公之贤于人也远矣。
昔公尝告其子忠彦，将求文于轼以为记而未果。公薨既葬，忠彦以告，轼以为义不得辞也，乃泣而书之。
1释：放他走。
苏轼这篇文章说的是韩琦的情况，韩琦我们也知道有他的传记，而苏轼这篇文章虽然说的是韩琦用不着羡慕白居易，但是实际上是韩琦的一个小小的传记，还兼及他的心理状态。我们知道传记，它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中，实际上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文学形式。我们知道传记主要是用来记录一个人物的生平一些比较重要的或者能突出这个人的独特之处的事迹，无论事件的大、小斗可以，一般是依照一些书面的或者是口述的回忆和调查这些相关的资料，然后再根据要求对这些资料加以选择性的编排和描写，并且再加以说明，这样就写成了一篇传记。我们知道传记和历史的关系实际上也是非常密切的，甚至于对于一些写作年代比较久远的传记，我们一般都就直接把它们当做史料来研究。一般来说是他人记述，但也有一些是自己来记述的，这样的传记就被称为“自传”。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中，这个传记一般包括以记述翔实史事为主的史传和以记述传主事迹过程为主的文学性传记这两扬中情况，前者主要是依据史实，而后者一般会参杂作者自己的虚构和情感这样一些文学性的东西，所以前者的历史性较强，而后者的文学性较强。苏轼在文章的最后说韩琦羡慕的并不是白居易，而是羡慕那种超越的高境界，那才是真正的齐生死、等荣辱的高境界，只有这种境界才是韩琦真正向往的生活状况，而不只是白居易能够早早地退休，在家里安度晚年。不过我们借着苏轼这里对韩琦的论述，也能觉察出苏轼自己的心境来，我们知道苏轼是一个在儒释道三家的学问上都有很深的造诣的人，而且可以说是一个千古奇才，真的是在各个领域都创造出了辉煌的成就，所以他由于受到道家和佛家的一些影响，虽然并不能说真正对他在实质上有什么大的改变，但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心性，使得他也向往那种高妙的超越的境界，至少能够在凡俗的尘世中保持一种超越的高妙，保持一种超脱的境界，而不被其所完全羁縻，这确实是比起常人来更加具有智慧一些。这是我们在阅读时应该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