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帝国与英联邦》的作者哈塞（W.D.Husssey）认为：从1763年起，大不列颠帝国政策的目标，就是向全世界扩展贸易，以及控制那些能够保护英国贸易的战略要地。他还进一步分析说，“在上述政策背后的动机，是英国对出口市场的需求，大不列颠正在日益成为工业国，她要求能出售自己产品的海外市场”[28]。哈塞的判断与分析，在总体上是正确的，尤其是突出强调了对外贸易与帝国政策之间的关系，让人更深刻地感受到帝国扩张的动力与存在的价值。但他把七年战争结束后的英国说成是正在日益工业化的国家，却未免让人迷惑不解。撇开“1763年”这个具体的年代，用上述话语来描述19世纪上半期的英帝国政策，又有谁能表示反对呢？事实上，倒可能更加恰如其分。
对此，我们可以说，这种两个不同时代帝国政策在总体上的惊人相似，一方面说明了对外贸易对于英国的极其重要性；另一方面，恐怕也说明了新旧英帝国在本质上的某种同一性。如果说，在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刚刚开始时，英国已经有强烈的扩张海外市场的需求，那么当19世纪30年代—40年代，工业革命已基本完成之际，贸易与市场对于英国而言，就更加是关系到民族生存与国家强盛的根本问题。
然而，将扩张对外贸易作为帝国政策的主旨本是顺理成章的事，在英国人看来，贸易与海外扩张及殖民地的建立，与英国航运业的繁荣与海军的强大，都是因果链条上不可缺少的环节。早在克伦威尔和复辟王朝时期，英国对外政策的这一取向已清晰可见：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英国必须富裕，而获得财富的最好办法，是通过成功的海外商业，这就需要占有和利用殖民地；为了进行海外及殖民地的贸易，拥有一支巨大的商船队至关重要，同时还需要强大的海军；而只有富裕的国家才能够维持和支撑一支足够强大的海军舰队。
看上去，这似乎成了一个互为因果、分不清目的与手段的怪圈，以至于到19世纪初，著名的功利主义思想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发出了这样的诘问：“殖民地的好处是什么？是养育了如此庞大的海军。而拥有如此庞大的海军的好处是什么？是维持和征服殖民地。”[29]
不管怎样，贸易与殖民地、商船与海军舰队，成为重商主义时代英国不可动摇的传统国策，并且还得到了同时代人的广泛认同。一个叫乔赛亚·柴尔德（Sir Josiah Child）的爵士于1672年写的一封信为此作了充分的说明：“英格兰无可怀疑的利益就是贸易，因为只有贸易才能使我们富裕和安全；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我们将成为邻国的捕食品，而没有贸易，我们则既没有水手也没有舰队。”[30]
这种重商主义国策的必然结果，只能是英国与西班牙、荷兰以及法国等强国在海外贸易与殖民扩张上的激烈争夺，只能是英帝国用商业战争手段赢得的海运业优势及殖民地贸易的垄断。因此，丝毫不奇怪的是，它给英帝国200多年的历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也给决定帝国政策的政治家们留下一份可珍视的历史遗产。这份历史遗产是如此庞大，以至于到了19世纪上半期，仍然被视作不可动摇的信条。固守这一传统的势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从19世纪初期开始，英国国内自由贸易主义者和保护主义者的尖锐分歧与论争就从未停止过。
当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独树一帜地提出他的“自由贸易”理论时，他也并不主张立即开放殖民地的贸易，而是认为应“适度地、逐渐地放宽那给英国以殖民地贸易独占权的法律，一直到很大自由为止”[31]。他还提出：“殖民地贸易应怎样逐渐公开；什么限制应首先撤除，什么限制应最后撤除；完全自由与正义的自然制度应怎样逐渐恢复，这些问题，留待未来政治家和立法者运用智慧去解决吧。”[32]亚当·斯密这段预言般的文字，似乎已经预见到了在他之后，英国走向自由贸易道路的漫长与坎坷。
的确，小皮特（William Pitt，The Younger 1759—1806）从1783年起担任英国首相，就曾公开宣布自己是亚当·斯密的学生，迪斯雷利则认为他是“自由贸易信条的第一个制定颁布者”[33]。但他在反法战争爆发前的10年间，“面对来自权力利益（集团）的反对，只是设法对当时通行的关税水平进行了适度削减”[34]。而在19世纪20年代积极推行关税改革、力图为英国的对外贸易开辟出一条坦途的赫斯基森，虽然废止和取消了许多旧关税体制下的贸易限制，从而使英国在通向自由贸易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但他对殖民地贸易的开放是有条件、有限度的，而他对殖民地传统贸易利益的维护则是坚定的、毫不动摇的。
英国真正实现自由贸易是在40—50年代，尤以1846年对《谷物法》的废除为重大标志。
从赫斯基森的改革到废除《谷物法》，又经过了20多年，这期间，英国工业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量向前推进。棉花时代、蒸汽机时代以及铁路时代的来临，改变着古老英格兰的面貌，“全世界机器制成品40%以上的产量来自英国”[35]，而英国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食品和工业原料的进口。因而，越来越多的英国人相信，“自由贸易是确保不列颠继续支配世界经济的最廉价的政策”[36]。1842年，著名辉格党人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男爵（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1800—1859）旗帜鲜明地指出：如果《谷物法》被废弃，那么英国人就可以向全世界提供自己的工业品，在享用从密西西比到维斯杜拉河岸丰富物产的同时，英国几乎可以垄断整个世界贸易。[37]
反《谷物法》运动的领袖人物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 1811—1889）宣布：“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我们必须认识到，贸易应当像天国里的风儿一样自由。”[38]另一位反《谷物法》的领袖人物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 1804—1865）则论证道：对进口谷物征收保护性关税，不仅抬高了国内面包的价格，是为了少数土地集团的利益而加在穷人身上的一种不合法税收，而且束缚抑制经济的发展。一旦谷物的价格由供求关系来确定，而不是由政府来确定，生产和消费都将得到增长。[39]
的确，对许多19世纪中期的英国人来说，自由贸易似乎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万灵药方。首先，“自由贸易意味着他们得以自由地在世界上的所有市场中出售更廉价的商品；其次，英国能迫使低开发国家把自己的产品——主要是食品和原料——以低廉的价格大量卖给英国，并用得来的钱购买英国的工业产品”[40]。
从理论上讲，自由贸易的实行，应当是工业革命的完成及其所产生的要求合乎逻辑的结果。然而，事情并非仅由议会通过两个法令那样看上去那么简单。实际上，当英国的工业已享有无可争辩的霸权，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不仅变得多余而且有害时，英国仍在完全开放贸易的门槛下徘徊不前。
不列颠民族历来是特别务实的民族，善于根据情况的变化，调整国家的政策、利益追逐的方向，乃至国民的心态。换言之，英国人在无法固守传统时，往往会主动地寻求变革。那么，是什么阻挡了他们彻底踏上自由贸易这条利国利民的康庄大道？著名英帝国史学家劳埃德（T.O.Lloyd）指出：“1815年《谷物法》影响了英国的贸易政策整整30年。”[41]《谷物法》的存在无疑是一个重大的障碍，它的长期实施，反映了英国土地贵族利益集团势力的强大和政治影响力的持久。
在英国彻底改变保护主义政策走上自由贸易的过程中，有一个里程碑似的人物，他就是托利党领袖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 1788—1850）。
皮尔本人出身于纺织工厂主家庭，但在早年政治生涯中却曾经是一个极端保守派。他在19世纪10年代先后担任过托利党内阁的陆军与殖民部政务次官和爱尔兰事务大臣，从1820年前后起开始向自由主义转化，与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 1770—1827）等人组成了托利党内的改革派，在坎宁大力推行自由主义外交、赫斯基森进行关税政策改革的同时，皮尔在内务大臣任上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内政改革。
皮尔作为政治家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善于审时度势，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法国的基佐对皮尔推崇备至，认为他“本质上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每走一步都要观察一下是否切合实际情况，就如海员不时地观察天象一样”[42]。
皮尔曾和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 1769—1852）一样是议会改革的反对者，他认为议会改革将会摧毁“英国的混合宪法”，产生一种民主的暴政。在议会辩论时他多次发言反对改革法案，明确表示：“我一直反对去改革原则，因为我不愿意打开一扇我认为不可能再关闭的门。”[43]但当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通过后，他则根据新的形势，致力于托利党的全面改造。
对于30年代末由“反谷物法同盟”掀起的自由贸易运动，皮尔最初也和大部分托利党人一样持反对态度。直到1841年担任首相，皮尔“仍然是一个保护主义者和‘反谷物法同盟’的反对者”[44]。但几年以后，正是皮尔废除了《谷物法》，以至于辉格党人甚至抨击皮尔从前“在辉格党人当政时反对自由贸易是为了随后自己去实行它”[45]。
辉格党人对皮尔的这种攻击似乎不无道理，因为从30年代起，自由贸易问题不仅成为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一面旗帜，同时也是辉格党和托利党之间党派斗争的重要内容。
整个30年代是辉格党人掌权的年代（1830—1834为格雷内阁，1834—1841为墨尔本内阁），然而，赞成自由贸易的辉格党人尽管有些降低关税的尝试，但在英国走向自由贸易的历史进程中却基本上毫无建树，有史家评论是因为辉格党人在政府各部门工作协调上的低效，及财政金融管理上的失败。[46]然而这个分析未免过于表面和简单。从根本上说，英国没能在30年代沿着赫斯基森改革的方向继续走下去，还是由于国内保护主义势力的强大。从30年代末开始的两党日益突出的自由贸易政策之争，实质上反映的是自由贸易主张和保护主义传统之间的分歧与斗争。
1840年英国议会下院成立专门调查进口关税问题的特别委员会，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分析了英国现行关税状况，指出：保护性关税政策以牺牲国家财政收入、牺牲英国与其他国家商业往来为代价，满足的是一些特殊利益集团，而给予殖民地的优惠关税，则牺牲了母国的利益。[47]这份“不亚于一个自由贸易宣言”的报告，对英国的社会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此基础上，辉格党政府决心向英国的三大保护主义利益集团发起进攻，他们提出议案，要求以固定税率取代1828年的谷物进口调节税，降低来自外国的糖和木材的进口税，同时提高来自殖民地的糖和木材的进口税。
但在下院辩论中，托利党人将火力集中于糖税问题，提出必须保护西印度群岛殖民地用已获解放的自由黑人生产出来的糖[48]，以提高其与那些仍然使用奴隶劳动的国家所产糖的竞争力。托利党人因而使自己的保护主义立场具有了道德的力量，不仅击败了辉格党政府的议案，而且乘胜追击，一举赢得1841年大选，组成了皮尔内阁。
在同时代人的眼里，罗伯特·皮尔是“一个保守党人中最具自由思想、自由党人中最具保守思想的人”，这多半指皮尔在辉格党人支持下，最终顶住托利党内保护主义者的强大压力，一步步使英国走上自由贸易的道路。当1850年皮尔因骑马摔伤而去世时，科布登这样评价他：在政治家们中，现在已经找不到具有时代思想的代表了”[49]。维多利亚时代著名的社会改革家沙夫茨伯里伯爵（The Earl of Shaftesbury 1801—1885）曾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这个人的政治生涯在政治家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他以反对派开始，却以推行（而不是简单的支持）现今几乎每一个重大问题而结束。……”[50]
事实上，皮尔是个极有远见的自由主义政治家，善于并敢于根据形势的需求及时对自己的立场作出重大调整。此外，皮尔并不是一个极端保护主义者，对于《谷物法》的存废，他考虑更多的是整个全局而不是党派的立场分歧，例如他在1839年的一次议会发言中曾表示：“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除非《谷物法》表现出不仅与农业的繁荣、地主利益的维持相一致，而且也与国家整体利益的维持、保护，特别是与劳动阶级状况的改进相一致，否则它实际上就已完结了。”[51]
从英国在19世纪40年代逐步攻陷保护主义最后堡垒的历史进程，我们不难看出皮尔立场的变化。30—40年代正值英国国内社会矛盾尖锐、经济形势困难时期，农业收成从1837年起就一直不好，到皮尔上任时，情况变得更糟。
根据历史资料统计，当时农业工人的周工资只有10先令，城市的熟练工人也只有18先令，每11个英国人中就有一个属于赤贫。
无论乡村还是城市，经济都是一片萧条，伯明翰人口的1/5依靠救济过活，而曼彻斯特有116家工厂倒闭，5万人接受济贫救济。[52]
1842初，约翰·布莱特在信中写道：“我们的周围，到处都是乞丐。”而他的传记作者肯思·罗宾斯（Keith Robbins）则认为，“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饥饿与政治从来没有像在1842年那样紧密相连”[53]。
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面对由“反谷物法同盟”（Anti-Corn Law League）发起、声势日益壮大的要求废除《谷物法》运动，皮尔决心“要使英国成为一个生活费用低廉的国家”[54]，但他并没有立即改变组阁时维护《谷物法》的立场，而是从降低、取消关税入手，选择了一条“避免剧烈变化”的渐进之路。
1842年，皮尔首先修改《谷物法》，进一步削减了谷物进口税率，接着在1842年政府预算案中不顾各方面的强烈不满与反对，决定开征3%的个人所得税[55]，以弥补削减关税造成的政府收入下降和严重的财政赤字（拿破仑战争期间所得税税率为5%，是引起战后初期英国社会**不满的一个重要原因，已在1816年3月被议会废除），紧接着又提出“关税法案”，对几百种商品的税率作了大幅度削减。1844年继续削减包括食糖在内的商品进口税。[56]
和平时期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新财政政策起到了出人意料的效果，1844年政府的收入已超过支出200万英镑。到1845年，皮尔提出更加趋向自由贸易的预算案，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关税改革，几百种包括大部分原料和食品在内的商品进口税被完全废除，1000余种商品的进口税被降低，同时取消了全部英国工业品的出口税。至此，英国保护主义的藩篱已基本倒塌。
1845年秋爱尔兰、英格兰马铃薯严重歉收造成的饥荒，成了攻克保护主义者固守的最后阵地——《谷物法》的导火索。皮尔意识到《谷物法》必须尽快废除，他首先在内阁提出中止征收粮食进口税，建议通过发布枢密院令，或者召集议会进行辩论来解决，但未获通过。这时，辉格党领袖约翰·罗素（John Russell 1792—1878）发表著名的“爱丁堡来信”（The Edinburgh Letter），宣布辉格党放弃以固定税率取代调节税率的立场，呼吁立即废除《谷物法》，“彻底结束已证明是扼杀商业、毁灭农业，引起阶级之间尖锐分裂，成为贫困、疾病、死亡和犯罪根源的保护关税制度”[57]。
1846年1月，围绕皮尔提出的议案，一场关于是否废除《谷物法》的议会大辩论开始了，它被认为是“英国近代议会史上最重大、最激动人心的场面之一”[58]。在冗长激烈的辩论中，皮尔共作了五次长篇演讲。1846年6月，议案终于先后在议会下院和上院获得通过。
然而，《谷物法》被废除的同时，皮尔的政治生命也完结了——他坚定鲜明的自由贸易立场引起托利党内部的分裂，皮尔被迫辞职。一年多以后，当有人将法国发生二月革命、路易·菲力浦被推翻的消息告诉皮尔时，皮尔指着议会中保护主义者的议席说：“如果我当初听了他们的，法国所发生的事就会在这里出现。”[59]
《谷物法》的废除“炸毁了地主阶级保守势力赖以抵御自由主义经济体制的最后一道屏障，从而解除了土地阶级独占政权的经济防线”，以皮尔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政治家，“强迫保守党完成了自由资本主义所要求的最重要的经济体制改革”[60]。
尽管皮尔政府的垮台，说明英国保护主义传统及其势力仍有相当的政治能量，然而它们毕竟只是强弩之末。新上台的辉格党罗素政府于1849年宣布废除《航海条例》，至此，英国终于彻底告别以保护关税和垄断贸易为特征的传统贸易政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全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
从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提出自由主义经济原则，到自由贸易在英国最后实现，其间经历了整整70年，而在它取得胜利的最后阶段，英国工业革命已基本完成，由此给英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变革与利益，已经有目共睹，英国的世界工业霸主地位正如日东升。然而，通往自由贸易之路的最后冲刺依然充满阻力与斗争，这不免让后世读史的人们感到某种困惑——那些激烈反对皮尔的自由贸易举措，反对放弃传统贸易政策的人，究竟出于什么样的立场与考虑？难道他们看不到显而易见的事实，看不到英国真正的国家利益所在吗？
从历史记载来看，皮尔的废除《谷物法》议案在下院经历了三次表决，尽管遭到许多托利党议员的激烈反对，但在辉格党人的支持下均仍以多数票获得通过。而在议案提交上院后，形势却远非如此明朗，因为上院集中了众多的土地贵族，而他们反对废除《谷物法》的倾向是明显的。最后，由于威灵顿公爵的极力劝说，议案终于被上院通过。
历史见证了这有惊无险的一幕。翻开威灵顿公爵在英国上院对皮尔废除《谷物法》议案进行二读时的演讲稿，多少让人生出几许感叹。作为托利党元老和上院议长，作为曾经战胜过拿破仑的英雄，威灵顿的演讲几乎可以说是苦口婆心。根据历史记载，威灵顿并不是完全赞成废除《谷物法》，从感情上他是站在保护主义一边的[61]，但他对皮尔议案表示了坚决的支持，对在上院积极鼓动反对议案的德比伯爵作了坚决的驳斥。
然而，威灵顿在演讲中反复劝诫托利党贵族议员的，并非是自由贸易的种种好处和废除《谷物法》的必要性，而只是集中于两点：第一，议案在下院已获大多数票通过并经王室同意，上院如果离开了下院和王室什么事也做不了；第二，如果拒绝议案，其后果将是政府辞职、举行大选，新组成的政府还是会提出同样的议案。[62]显然，威灵顿公爵清楚地意识到：废除《谷物法》、实行自由贸易已是大势所趋，正如同1832年通过议会改革法一样。
在探究反对皮尔自由贸易改革的人们的立场时，学者往往仅将其归咎于土地贵族阶级势力的顽固与强大，但实际情形远比这复杂得多。发生在19世纪30和40年代的那场斗争，牵涉到最终告别已实行几百年的传统商业和贸易政策，牵涉到一个完全实行“自由放任”原则的市场经济的诞生，牵涉到工业资产阶级继议会改革运动之后政治影响力的又一次壮大，牵涉到在保护主义和垄断殖民地贸易政策下享有各种好处的各个利益集团。总之，如同30年代初的议会选举改革运动汇集了英国社会的种种矛盾一样，40年代英国的主要社会矛盾，似乎都集中体现在保留还是废除《谷物法》、反对还是支持自由贸易的斗争上了。
固守贸易保护主义立场的人，主要来自托利党内部，其核心人物是德比伯爵（14th Earl of Derby 1799—1869）和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 1804—1881），他们在皮尔最初推行自由贸易措施时就与其意见相左，当废除《谷物法》的大辩论开始时，作为托利党内部反皮尔一派的代表，他们分别在议会上院和下院辩论时进行鼓动，强烈反对废除法案，正式与皮尔分道扬镳。
德比本名爱德华·斯坦利（Edward Stanley），出身于英国最古老最有影响的贵族豪门世家，1851年继承父亲爵位，为第十四代德比伯爵。由于德比是皮尔辞职之后的托利党领袖，因此，他的保护主义立场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在19世纪的英国政治家中，德比的政治生涯颇富戏剧性。和许多由保守主义逐步走向自由主义的人相反，出身辉格党贵族家庭的德比早年的政治立场是自由主义的。作为辉格党议员，他赞成天主教徒解放法案，支持议会改革运动，曾经是当时英国政坛主要的自由党人。1833年他在格雷内阁任陆军与殖民大臣，提出并使议会通过了废除英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令，从而在英帝国史上留下自己值得骄傲的一页。但他很快因政见分歧脱离辉格党，不久成为托利党人。1844年德比进入上院，他“在那里积极向自由贸易运动作战，成为英国贸易保护主义者的领军人物”[63]。
德比是皮尔内阁的陆军与殖民大臣，却始终充当皮尔关税改革政策反对派的角色，当1845年底皮尔宣布赞成废除谷物法时，他是内阁中唯一拒绝支持皮尔的人。在他看来，废除《谷物法》，让外国的廉价粮食自由输入英国，不仅会毁掉英国的农业和土地贵族阶级，还将损害英国殖民地的利益，进而破坏整个帝国的殖民体系。[64]显然，德比清楚地看到了新的贸易政策与殖民地和母国传统关系之间的冲突，看到了自由贸易原则将颠覆建立在垄断贸易与优惠关税基础上的整个旧殖民制度。
德比之所以如此强烈地关注殖民地的经济利益，这或许与他在几届内阁中都担任陆军与殖民大臣的职位有关。[65]的确，除了1843年通过的《加拿大谷物法令》（Canada Corn Act），作为首相的罗伯特·皮尔对帝国与殖民地事务关注很少。该法令规定加拿大的小麦和面粉进入英国时，可以享受每夸脱1先令的名义关税[66]，以此作为对加拿大向美国小麦征收进口关税的回报。
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普通民众来说，“自由贸易即使不等同于繁荣，至少也意味着充足和免于饥饿。而保护主义则与高昂的食品价格和即将衰亡的土地贵族集团的狭隘利益相连”[67]。皮尔政府实际上面对的是整个英国贸易政策的根本变革，和紧迫的社会经济问题。换句话说，废除垄断保护、实行自由贸易的改革，既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必由之路，更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唯一选择。
然而，英国推行自由贸易的改革对于殖民地的影响终究不可避免，因为帝国自身的历史从来都是和海外贸易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旧殖民制度下，英国是殖民地大宗产品小麦、蔗糖、咖啡以及木材的唯一市场，殖民地长期所享有的优惠关税，已使它们的经济对母国市场形成强烈依赖，一旦英国完全打破贸易壁垒，外国的商品得以廉价进入英国，殖民地的优惠关税便会失去意义，最后的废止也将指日可待，而这对于殖民地经济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在当时英国的海外移民殖民地中（英属北美、西印度、南非、澳大利亚），受帝国贸易政策变化影响最大的是加拿大，因为在英国最重要的三大垄断性进口商品即小麦、木材和蔗糖中，加拿大就占了小麦和木材两项。因此，英国的改革在加拿大引起强烈不满，“几乎每一个改革步骤都遇到殖民地人的激烈反对……当改革过程完成时，仍有少数人认为：英格兰的辉煌已是落日余晖，而帝国已经破碎”[68]。对加拿大的殖民地人来说，“废除谷物法法令是一项影响帝国信念的法令”[69]。
许多英国人也预言，殖民地对母国的不满将会直接导致它们与母国的脱离。迪斯雷利在下院辩论皮尔废除谷物法议案时说：“我们不能在决定这一问题时不考虑我们的殖民地。我不认为被美国兼并是加拿大人不可避免的命运，但加拿大已具备所有成为一个伟大和独立国家的因素，命中注定它将成为新大陆的俄国。”[70]
当殖民地在母国市场上被给予优惠关税的待遇时，帝国当局认为它不仅会促进殖民地的贸易，而且能帮助巩固其遥远的臣民对母国的忠诚。事实的确如此，加拿大的农业和木材业一直得益于英国的优惠关税政策，1843年的法令更促进了加拿大商业的繁荣。随着大量小麦和面粉运往英国，运河、铁路、货栈、仓库等运输设施迅速发展起来，跨大西洋贸易使圣劳伦斯河流域和蒙特利尔欣欣向荣。而现在，《谷物法》的废除使所有这一切都受到沉重打击，可以说，自由贸易改革在最初几年对加拿大经济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因此，人们有理由怀疑，加拿大殖民地人还能保持对帝国的忠诚吗？自由贸易的实现到底将会使英国与殖民地的关系发生怎样的变化？加拿大真的会剪断与母国的联系成为第二个美国？
在英帝国历史上，曾经有过预言与事实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例子。当帝国痛失北美13个殖民地时，英国的政治家曾认为：“大不列颠的太阳正在陨落，英格兰人将不再是强大的和受人尊敬的人。”欧洲的政治家断言：“英格兰现在只是一个像瑞典和丹麦那样的二流国家。”[71]英国的商人们则担心贸易的损失和经济的萧条。
然而，历史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失去13个殖民地并没有使第一帝国从此一蹶不振，相反，一个更为强大的“第二帝国”建立和发展起来。同样，独立后的美国经济迅猛发展，成为英国工业品的巨大市场，英美之间的商业贸易呈现出从未有过的繁荣。现在，英属北美殖民地中加拿大与母国关系的演变，提供了又一个例证：19世纪英帝国的历史并没有沿着18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轨道运行，《谷物法》废除后，加拿大小麦产品在英国市场的贸易优势虽然受到严重损害，但殖民地人保持了对母国的忠诚，尽管之后在贸易和文化上加拿大与美国的联系日益密切，但它既没有与美国合并，也没有脱离英国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然而，帝国贸易政策由保护向开放、由垄断向自由的转变，不仅将改变殖民地经济原有对母国市场的严重依赖，而且必然对英国与殖民地关系乃至整个帝国的殖民政策产生深远影响，尽管它的意义在当时不可能立即为人们所认识。
由于旧殖民制度本身所具有的双重性，殖民地在经济发展和商业贸易上受到严格限制的同时，也享受到产品在母国市场上的关税优惠，即“帝国特惠制”（Imperial Preferential），殖民地人虽然不想失去这种特权，却不满并渴望摆脱母国的控制与种种限制，即英国对殖民地贸易的垄断与独占。对加拿大人来说，谷物贸易优惠的丧失多少影响了他们对帝国的信念，尤其是那些得益于英国保护主义贸易法规的殖民地各利益集团，他们认为，英国推行自由贸易政策是对加拿大的“抛弃”[72]。但对1849年英国对于《航海条例》的废除，殖民地人却“并不讨厌”[73]，因为航海条例禁止殖民地与其他国家的直接贸易，也限制了圣劳伦斯河的航运业，损害了殖民地的经济利益。
不管怎样，19世纪40年代英国的一系列自由贸易法令，使已建立200年的帝国贸易体系迅速解体。在经历了最初的愤怒、失望和迷惘之后，加拿大人选择了另一条发展道路：向富裕而强大的美国寻求新的市场。1854年，加拿大明智地作出允许美国新英格兰渔民自由进入英属北美渔场捕鱼的让步，与美国顺利签订了《贸易互惠条约》（Reciprocity Treaty，1854）。互惠条约不仅为加拿大打开了广阔的外部市场，改变了长期以来对英国市场的严重依赖，而且使包括加拿大在内的英属北美各殖民地的经济都获得极大发展，以至于19世纪50年代成为加拿大历史上的“商业革命”时期。
与此同时，加拿大利用刚刚获得的关税政策决定权，开始走自己的路。就在英国废除《谷物法》的同一年，加拿大废除了给予英国商品的关税优惠。此后，加拿大在北美殖民地各省之间实行自由贸易的同时，逐步走向外部的贸易保护主义，1859年，加拿大开始对包括英国工业品在内的外国商品征收高额进口关税，和毗邻的美国一样竖起了关税壁垒。
传统的帝国旧殖民制度，本是英国人为了英国人的利益而建立的，而现在，实现自由贸易的需要又使英国人亲手摧毁了它。尽管旧殖民制度的终结并没有造成殖民地的脱离，但却给殖民地争取建立责任制政府和逐渐觉醒的民族意识注入了根本性的推动力：既然英国实行了自由贸易，它就不能否认殖民地的贸易和关税自由，而殖民地一旦获得贸易领域的行动自由，政治的自由就不可能长期被拒绝，因为“自由是不可分割的”[74]。
这样的逻辑和结局，恐怕无论是英国人还是殖民地人民当时都未曾料到。
对于英国人来说，自由贸易改革彻底打破了阻止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的障碍，同时也结束了沿袭几百年的旧殖民制度。旧殖民制度，说到底，其核心就是独占殖民地的贸易。在70多年前，亚当·斯密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统治殖民地的主要目的，或更确切地说唯一目的，一向就是维持独占。……其主要利益，据说就是这种专营的贸易。此种独占，即是此等殖民地隶属我国的主要标志，亦是我国从这种隶属所得的唯一果实。”[75]
对于殖民地贸易与殖民地独占贸易的区别以及对英国的影响，亚当·斯密在作了详细分析后断言：“前者总是而且必然是有利的；后者总是而且必然是有害的。但因为前者是那么有利，所以，即使殖民地贸易被独占，而独占又是那么有害，就全体来说，殖民地贸易，仍是有利，而且大大有利。不过，设若没有独占，其有利程度就要大得多。”[76]
亚当·斯密如此睿智的思想与精辟论述，很快被美国独立后英美两国之间不断繁荣兴盛的商贸往来所证实。这一大大出乎人们预料的事实，给几代务实的英国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也给他们传统的帝国观带来强烈冲击。随着亚当·斯密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传播，随着英国工业革命前进的步伐，以及越来越强烈的获取更广阔市场的愿望，垄断与独占殖民地贸易无利可图的观念，也逐渐为英国的政治家和民众所认识。从18世纪末的小皮特，到19世纪初的赫斯基森，再到40年代的皮尔和罗素，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由逐步开放殖民地贸易到彻底放弃垄断的历史轨迹。
帝国特惠制本是旧殖民制度下英国垄断殖民地贸易的副产品，一旦垄断本身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给予殖民地货物的优惠关税也就没有了继续实行的理由。1840年议会下院特别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可以说集中反映了当时英国的社会舆论。在英国人看来，“帝国特惠制是加在英国消费者身上无回报的捐税，只是为了帮助殖民地的生产者”[77]。因此，《谷物法》和《航海条例》分别废除之后，殖民地货物进入英国所享有的关税优惠虽然没有立即取消，而且保留了一段时间，但由于帝国特惠制日益不得人心，一旦取消程序被启动，便仿佛势如破竹。1851年，英国首先结束对咖啡的优惠关税；1853年，取消对稻米、棉花、羊毛和一些其他物品的进口优惠；1854年，取消对蔗糖的进口优惠；1860年，结束对木材和所有其他殖民地产品的关税优惠。短短十年间，帝国特惠制已不复存在，帝国贸易体系的最后残余迅速成为历史的遗迹。
理查德·科布登曾指出：“除非用自由贸易这种间接办法，把依靠一个自私自利的错误观念将我们的殖民地和我们联结在一起的那条纽带，逐渐不知不觉地松懈开来，殖民制度连同它使人动情的眩人耳目的魅力，就绝对无法摒除。”[78]沿袭几百年的旧殖民制度和帝国贸易体系，在自由贸易历史大潮的冲击下终于解体了，它对英国与其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对未来的帝国政策乃至帝国的发展方向，所产生和将要产生的重大影响，是无论怎么评价也不过分的。
如果说拿破仑战争的胜利，使英国得以重振世界强国的雄风，那么30年后，工业革命的完成和自由贸易的实现，则为整个帝国奠定了一块最为坚固的基石。第二帝国不再只是第一帝国的简单延续，它的旗帜上如今最为瞩目的是“贸易自由”，一个崭新的帝国因此正在形成。在这个新的帝国内，英国人和殖民地人同时面临着新的历史选择：对于殖民地人来说，既然传统的帝国贸易体系已被打破，殖民地不得不走自己的路，那么，帝国对于殖民地又意味着什么呢？此外，既然国内的英国人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政治自由，作为帝国的海外臣民，为什么不能享有同样的权利？
对英国人来说，选择无疑要困难得多。还在美洲13个殖民地刚刚举起反叛旗帜时，亚当·斯密就曾断言：“在现今的经营管理下，英国统治殖民地，毫无所得，只有损失。”[79]如今，英国告别了旧殖民制度，殖民地也已经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不再给予母国任何经济上的好处，那么，这些殖民地对于英国的意义与价值何在？什么样的帝国关系才符合英国的利益？
所有这一切，预示着帝国政策将发生重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