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格兰几百年海外扩张的历史上，19世纪无疑是最重要、最辉煌的时期，也是英国政治家和民众的帝国情感与意识最为强烈的时期。英国人对帝国的骄傲与自信，首先来自反法战争的胜利。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国人曾经饱尝外交孤立的滋味和最后失败的耻辱，但经过20余年与法兰西共和国及拿破仑帝国的厮杀，英国不仅重新获得在欧洲事务中运筹帷幄、进退自如的优势地位，而且进一步巩固加强了自己的海上霸权，并从北美殖民地脱离帝国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建立起一个更为强大的帝国。
没有人能够否认，此时的“不列颠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优势，都已经达到了迄今为止无人企及或以后有可能再达到的地位”[3]。待到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实现了自由贸易，推行了殖民地改革，获得“世界工厂”和“日不落帝国”的美称，以帝国为荣耀的思想更是成了英国社会舆论的主流与中心，一位19世纪的历史学家将1810年代至1860年代看作“是自恺撒时代以来最为牢固的进步与征服的时期”，是“英国的黄金时代”。[4]因此，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的英帝国理所当然地成为帝国史研究的一个重点。
然而，19世纪的英帝国同时又是让历史学家们感到困惑的时期，其间存在着许多看上去似乎难以解释的现象与事件，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英国政府对帝国海外扩张的态度与帝国实际扩张之间的关系问题。许多历史档案文献都证明，从19世纪初期到中期的英国官方，不管是内阁大臣还是殖民部官员，不管是托利党政府还是辉格党政府，在总体上采取的是一种不希望在海外承担更多责任的立场。
美国历史学家戴维·罗伯茨，在谈到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期的几位英国驻印度总督时指出：“他们都是贵族地主，自命有统治别人的天赋使命，到任后都接到伦敦的不断警告，说他们的做法，会把公司推到帝国之路去。”[5]例如，1823年东印度公司在给一位新总督发出的指令中，明确表示不赞同新的领土扩张：“进一步获得领土不是我们所想要的。超越你不得不管理的帝国的范围不仅是不明智的，而且几乎是不安全的。”[6]
然而，历史事实却是：整个19世纪上半期英帝国的扩张从未中断过。在东方，英国不断征服和兼并印度土邦王公的领地，到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爆发前，已陆续将信德、奥德、旁遮普吞并，控制了整个南亚次大陆。此外，英国还几次发动对缅甸、阿富汗的战争，并不断在印度洋和南太平洋占领和夺取重要的岛屿。按照保罗·肯尼迪的估算，1815年以后的半个世纪里，帝国领土扩张的速度大约是平均每年十万平方英里。[7]
由此，关于19世纪初到70年代之前帝国的海外扩张，便引出了几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英国政府官方为什么通常不愿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领土扩张政策？第二，英国的商人和殖民地当局官员为什么往往充当了帝国扩张的急先锋？第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政府并不情愿但帝国版图却在持续扩大的矛盾现象？
毫无疑问，有一种东西在帝国的扩张中起着决定性的支配作用，它推动着帝国版图在不停地增加。正如著名帝国史学家劳埃德所指出的：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的迅速扩张与七年战争后英国的守成形成鲜明对照，“滑铁卢战役之后30—40年间里，帝国的扩张并不十分努力，但帝国的成长却如此迅速，看上去似乎存在着某种强大的力量，一旦它被发动，就会带着帝国的疆界一路向前，直到被高山或海洋所阻”[8]。因此，我们要追寻的就是：这个决定性的东西，即促使英帝国扩张的动力和原则到底是什么？
19世纪英国政府对攫取海外领土的消极态度是显而易见的，政治家们从未表现出对继续扩大帝国版图的特别关注与强烈兴趣，相反，他们倒是经常采取避免直接军事占领的行动。
例如帕默斯顿就曾明确反对占领埃塞俄比亚的领土，而当拿破仑三世向英国建议共同瓜分北非时，同样遭到帕默斯顿的拒绝。1848年—1860年间担任殖民部常务次官的赫尔曼·梅里韦尔（Herman Merivale），这样评述帝国在殖民政策上的变化：“随着殖民地贸易的开放和殖民化的终结，很显然，吸引我们的祖先去发现和维持一个殖民帝国的主要动机已经不再存在了。”[9] 一向精明过人的俾斯麦甚至在1868年的一封信中写道：“英格兰正在放弃她的殖民政策，因为她发现它的代价太昂贵了。”[10]
此外，英国政府还一直坚持，帝国的扩张应当由国内的私人来组织，并由实施者自己承担所需的费用，或者由英国已建立的海外殖民地负责组织，同时承担相应的开支。于是人们就看到了这样一幅历史画面：在帝国扩张中走在最前列的，不是英国的外交大臣、海军大臣以及陆军与殖民地大臣，而是那些雄心勃勃的商人、船主、殖民地官吏、冒险家、军队军官、传教士等等。约翰·西利爵士（J.R.Seeley）之所以会用“心不在焉”这样的词来形容英帝国的对外扩张，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对这种情形的考察。
1883年，约翰·西利爵士将其讲课稿汇集成书，以《英格兰的扩张》为名在美国出版，立即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畅销书。其时，西欧列强对非洲大陆的瓜分与争夺尚未开始，大英帝国正如日中天，雄居世界一流强国的宝座，还未真正感受到来自老对手和后起强国咄咄逼人的威胁。而在英国国内，强大的英格兰及遍及全球的帝国属地所带来的无比自豪，与不列颠民族固有的优越感相互交织，使英国社会到处洋溢着乐观、自信的情绪，西利的思想及其著作既是英国人普遍心态的反映，也是维多利亚时代知识分子对大英帝国扩张的思考。
在书中，西利首先指出：“近代英国前进的方向或目标，毫无疑问是自由和民主。与大陆国家相比，自由当然是英国的主要特征，但与其说自由一直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不如说是我们已享受到的拥有物，因为17世纪的英国革命已使英国人得到了自由，在那之后的英国实际上是在为争取民主而斗争，追求民主正是当今的历史趋势。然而，英国向外扩张的历史不仅要比英国争取民主的历史更加伟大，而且也更为显著。”[11]
对于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移民繁衍和英国版图的全球性扩张，他提出了一个后来广为流传的著名观点：“我们似乎是在一阵心不在焉中（in a fit of absence of mind）征服和殖民了半个世界。”[12]
约翰·西利是第一个把英国的对外扩张放到近代国际关系大背景下进行考察的历史学家，在他之前，没有人作过这样的专门探索，历史学者们通常描述的是按照王朝更替形成的“英国”历史，而不是“英帝国”的历史。显然，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内容，《英格兰的扩张》都具有鲜明的独创性，它开创了从欧洲列强争夺商业与殖民霸权角度研究英国海外扩张的先河，而约翰·西利也理所当然地成为英帝国史研究的鼻祖。
此后，有关英国海外扩张的动力、原因、方式等等问题，开始引起学者们的极大兴趣与关注，《英格兰的扩张》被不断再版，西利的“心不在焉论”也广为流传，成为帝国史研究中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我们在许多有关英帝国的著作中都能找到它的踪迹。然而，“心不在焉”或“漫不经心”的说法，其实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观点，它并不能解释为什么英国能够从一个西欧岛国不断向海外扩张，最终在19世纪成为属地遍布全球的日不落帝国。要弄清英帝国扩张的真正原因和动力，必需透过大量历史的表象，去寻找那些真正在帝国的成长历程中贯穿始终的因素，寻找那些被帝国政治家们所共同尊奉恪守的原则。
然而，西利所阐述的基本思想，是突出英国与其他西欧国家斗争的性质——争夺海外殖民地，以及英国不断获得胜利并实现“更大不列颠”的原因，因此，“心不在焉”只是他的一种描述，而非关于帝国扩张动因与方式的基本结论。但在西利之后，不少帝国史研究者沿袭了他的这一说法，并对之加以进一步论证，强调帝国扩张的无计划性[13]，尤其强调那些身处海外殖民地的各类英国人（the men on the spot）的进取心与主动性。
因此，关于帝国是在政治家们不经意间逐步成长壮大的结论，便成了传统帝国史学中一个十分流行的观点。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它使英帝国的扩张成了一个带有很大偶然性的历史过程，而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心不在焉”论的各种论据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听上去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稍加思考即会感到它们缺乏说服力，仔细分析更会发现其中存在明显的缺陷。这些论据归纳起来无非是两类：其一，在帝国扩张史上，没有任何政治家为英帝国的创建设计过蓝图，因此帝国并不是被人为组织建立起来的。其二，各种英国人出于各种动因起到了扩张先锋的作用，因此帝国版图的不断增加往往是英国政府被动接受的结果。
第一类论据其实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大英帝国是从英格兰与西班牙、荷兰、法国等不同时代欧洲强国的长期争斗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其间经历了多次大规模的战争和几百年的历史过程，争斗的方式既有早期海盗式的拦截掠夺，也有正规战场的胜利所得；扩张的动因更是复杂多样，既有民族国家利益的诉求，也有新教徒对宗教自由的向往，既有攫取获得海外财富的贪婪，也有移民垦殖开辟新生活的渴望。一个民族在几百年间不断向海外扩张的漫长历史过程，一个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段才显现出来的历史事件，怎么可能由政治家事先构想并加以实施呢？
第二类论据的确能找到许多19世纪的历史事实加以佐证。但问题在于，这样的事例只能说明局部，并不能代表整体。更重要的是，它们反映的只是事物的表象，而不是事物的本质。19世纪英国官方人士对海外领土扩张的立场，完全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与说明。
首先，由民间和私人机构从事海外贸易以及殖民垦殖等活动，并非是一种新政策，而是从英格兰海外殖民扩张的早期就已形成的传统。《英帝国的观念与理想》一书作者巴克（Ernest Barker）指出：“是英国的社会——自发的社会——而不是国家，通过移民建立了我们早期的殖民地，从而开始形成我们今天的帝国。移民殖民地并不是由国家创建的，尽管它们可能得到国家的认可或批准。”[14]英国帝国史学家达特（R.Dutt）则将16世纪后半期直到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海外扩张史，归纳为是“商人冒险家、海盗式掠夺、奴隶贸易、建立贸易据点、贸易公司垄断权、征服新发现海外土地、灭绝土著居民、建立移民殖民地的历史”[15]。著名的东印度公司从1600年成立一直维持到1858年，即是这一传统的最好证明。
其次，经过几个世纪的商业战争和殖民扩张，英格兰的生存环境已经今非昔比，帝国的海外领土已足够多足够大，英国已掌握了对大西洋、地中海以及印度洋的控制权，重商主义时代夺取海外属地的意义自然也大为下降。事实上，七年战争胜利之后英国人就已经选择了守成的战略，只不过由于法国的重新挑战，英帝国的海上通道受到威胁，才表现出新的领土扩张势头，但英国的目标主要在于加强和保证东方贸易通道的安全，而非无止境地增加海外属地。即便是贸易通道上的据点，如果被认为价值不大，甚至也会选择放弃。
好望角的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好望角一直是西方从海路到东方的重要中转站，其战略上的意义显而易见，因此英国于1795年从荷兰人手中夺取了开普，但由于造船技术与航海技术的进步，此时开普的重要性已经在下降。拿破仑向埃及的冒险进军，一下子将英国公众的注意力引向了东地中海，占领开普得不偿失的舆论开始占了上风，以至于英国在与拿破仑谈判《亚眠和约》时，宁愿放弃开普而选择保留锡兰。待到1803年战争再起，政治家们才迅速转向。1805年9月，陆军与殖民地大臣卡斯尔雷子爵（Viscount Castlereagh1769—1822）在一封给印度总督康沃利斯勋爵（1st Marquess Cornwallis 1738—1805）[16]的信中，重新阐述了帝国政府的新立场：“开普对大不列颠的真正价值，在于它在任何时候，都被当作保护我们印度属地安全的重要前哨阵地。”[17] 1806年，英国重新占领了开普，从此将其“作为一个与帝国在东方的安全紧密相连的阵地”[18]。
第三，在重商主义思想占统治地位时代，对英国这样的岛国来说，通过贸易最大限度地获取财富和商业利益，不仅关系到国家的富强，甚至关系到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因此，海外贸易自然成为英国的立国之本。随着18世纪末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问世与传播，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进程，人们的观念已经发生改变。
例如，在19世纪的英国政治家中，帕默斯顿的国家利益意识无疑是最强的，他曾在各种场合宣布：“对每一个英国大臣来说，英格兰的利益应当成为他政策的口令。”[19]但他却拒绝在阿比西尼亚（Abyssinia）[20]建立英国殖民地，明确指出：“我们所要的是贸易，土地对于贸易并不是必须的，在属于其他人民的土地上我们能很好地开展商业。”[21]
他也不赞同拿破仑三世提出的瓜分埃及的建议，明确表示：“我们并不想要埃及，就像一个脑子正常的人，虽然在英国北部有座庄园又在南部有处住宅，但却并不希望拥有沿途客栈一样。他所要的只不过是这些客栈对他开放，当他来到时，客栈会向他提供羊排晚餐和驿马等等，如此而已。”[22]“我们想要与埃及的贸易，想要能穿越埃及的通道，但我们不想要统治埃及的责任与负担。……让我们用商业的影响来改进所有这些国家，让我们避免一次十字军征服。”[23]
显然，如果说在重商主义时代，用各种方式扩展海外领地并垄断殖民地的贸易是国家利益的需要，而在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的时代，用商品和资本打开落后国家与地区的市场，才更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对贸易机会与权利的追求，依然是19世纪政治家们第一位的考虑，但追求的形式却已大不相同。
最后，不列颠民族素以务实、理性而闻名，对收益与成本的冷静权衡，既是学者们也是政治家们的所长，甚至可以说成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思维习惯。英国官方在19世纪不愿承担过多海外责任与义务的态度，正是这种务实思维的结果，因为军事行动以及扩张后的治理，都意味着额外的开支与花费，责任越多，代价自然也就越大。前述英国国内反对占有开普的舆论中，“代价昂贵”是主要的考虑，连著名的纳尔逊勋爵（1st Viscount Nelson 1758—1805）也在1801年底议会上院关于（英法《亚眠和约》的初步辩论中，以他在拿破仑战争中所建立的几乎不可挑战的威望与经验，表达和认同了当时英国人的普遍情绪。他的发言十分形象生动：“在旧时代，开普曾经是个有用的中转基地，但是随着用铜板包裹船体底部技术的采用，大商船和军舰一样，已经不需要在去印度的航程中途停下整修了。现在，开普只不过是旅途上一个舒适的酒馆，经常延搁例行的行程。更糟糕的是，当开普在荷兰人手上时，买一棵卷心菜只要两便士，而在英国人占领后，却高达一先令。”[24]
帝国史学家P.J.马歇尔曾经就英国人对殖民或侵略战争的反对情绪作过细致分析：“征服战争和新行政管理班子建立带来的费用，如果要落到英国纳税人身上，对英国财政部和下院来说是不受欢迎的。例如，19世纪初期在南非开普边界上的战争，遭到了特别激烈的批评。……有些人基于人道主义和基督教教义，抱怨并抗议对外侵略和在不正义战争中丧失生命。……政府通常没有太多困难就能从这种批评中脱身，但是如果一场海外战争似乎是不正义的，同时代价高昂并没能立即获胜，那么这种尴尬则是政府希望能避免的。”[25]
综上所述，19世纪英国的主流政界人物有足够的理由对获取新属地不抱兴趣。事实上政治家的态度并不是孤立的，它反映的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也代表着正在形成中的自由帝国新理念。
然而，尽管没有得到来自政府的积极鼓励和强有力支持，帝国海外领土的扩张却从未间断，而且基本上是从容不迫，没有遇到过像样的抵抗。
对此，帝国史学家劳埃德（T.O.Lloyd）分析指出：这首先是因为英国拥有无可挑战的海权，其次是欧洲自1815年之后长期处于和平，“在这种条件下，私人进行的海外扩张要比18世纪时容易得多”[26]。
罗拉尔德·海姆（R.Hyam）也认为：由于帝国及其势力范围很容易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的扩张过程相比较不是特别的血腥”[27]。
那么，最终是什么原因使得帝国的扩张在不断地进行呢？美国历史学家戴维·罗伯茨认为：“帝国的扩大，反映了帝国内部支持扩张的力量，要比伦敦方面怀疑帝国思想的力量大得多。这许多力量，加上英国的海军势力、工业强盛和世界性联系，就使得这个前所未有的、最大最富有的、人口众多的帝国，在不知不觉中成长起来，构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大英和平圈。”[28]
这一解释无疑是切中要害的，因为，正是有了这股强大的支持推动扩张力量的存在，才使帝国得以实现持续的扩张。至于这种力量是什么，罗伯茨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说明，但他显然是指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P.J.马歇尔也将帝国的扩张与英国各个社会阶层相联系，认为“扩张反映了英国社会许多阶层寻求贸易、掠夺、土地、官职、知识等机会的愿望，简言之，就是来自世界的所有好处”[29]。
的确，对相当多的英国人来说，帝国以及帝国的扩张确实与他们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商人需要扩展贸易，工厂主需要开拓市场，银行家需要投资场所，移民渴望得到更多的土地，传教士期待传播福音的天堂，殖民地官员希冀建功立业，贵族子弟期盼提升军职……
但是，所有这些只能解释为什么许多英国人和殖民地人表现出强烈扩张欲望，而不能说明为什么英国官方并不积极介入海外的扩张，但却从不拒绝接受既成的扩张事实。
从根本上说，既然帝国意味着“来自世界的所有好处”，那么形形色色英国人的帝国意识与需求，就是推动帝国不断扩张的强大动力。然而，真正能够在不同时代（尤其是工业革命时代）代表不列颠民族和国家根本利益的动因，应该只有一个，那就是英国的商业利益与特权。
只要是有利于商业的扩展，只要是贸易安全的需要，即便是私人或垄断公司自行采取了某种措施，占领了新的海外领土，英国的政府大臣们也会欣然认可。
换句话说，19世纪的英国政府的确没有用武力夺取并占领新属地的计划和打算，但倘若动用武力的结果是带来新的广阔市场，倘若已占领的属地对于贸易的扩展与安全至关重要，那么政府是不会犹豫的。鸦片战争的爆发及其结果，正好说明了这一被历届英国政府所自觉遵循的原则——获得贸易特权和贸易据点，将英国廉价的商品销往世界每个角落，远比直接占领领土更经济，当然也更符合英国的利益。
英国的工厂主和商人们对于廉价英国工业品的强大威力是毫不怀疑的。1840年，一位议员在下院的发言中指出：“英国工业品并非仅提供给在印度的英国人，它们正传遍整个印度，尤其是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的产品。事实上，这是商品价格便宜的结果。廉价已使我们的机器工业品进入印度，只要借助机器的力量，我们能够使它们更为便宜。尽管它们也许不像印度人自己的产品那么经久耐用，然而，对于一个贫穷的民族来说，没有什么东西能与廉价的商品相比。”[30]
因此，保卫和促进英国的商业贸易，可以说几乎成了英国政治家的一种本能。这方面，帕默斯顿的立场最为典型。
在19世纪的英国政界人物中，对于英国贸易特权的捍卫，帕默斯顿也许是最坚决的一个，而对于英国通过商业征服并开化落后民族的信念，他也是最自觉的，一向认为政府应当通过为贸易打开新市场来帮助国家的商业。1842年，帕默斯顿指出：“世界上最好的咖啡，大量种植在阿比西尼亚的荒野上和阿拉伯的沙漠里，这些地方居民人口众多，他们需要许多我们能提供的东西，也能给我们有价值的商品作为交换。我确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我们商业的需求必将大大增加。”[31]
此外，由于战争既增加军费开支，又直接影响商业贸易，英国人通常更倾向于使用武力威慑或外交欺诈甚至金钱购买的手段，而不是直接的战争，即便是帕默斯顿那样具有强硬帝国立场的人也是如此。
例如，1839年在议会辩论土耳其问题时，帕默斯顿宣布，自己的信念就是：“通过维持和平来从物质上支持大不列颠的商业，因为没有和平，希望有繁荣的商业就是徒劳的。不仅为了英格兰，也为了其他国家，都需要维持和平。”[32]这番话虽然多少有些作秀的意味，但不能否认的是，和平与安全确实是实现英国国家利益的保证。
英国政府与本国商业贸易的关系，更集中地体现在对开拓海外新市场的自觉支持上。19世纪上半期英国在印度洋和南太平洋的顺利扩张，说明政府大臣与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以及公司殖民官员之间存在着某种默契。其中占领新加坡的例子无疑最为典型。
新加坡只是一个面积几百平方公里的岛屿，但却是英国商人处心积虑想得到的地方。翻开19世纪的世界地图，新加坡的重要地位一目了然：它位于马来半岛的最南端，有一条不到半英里长的堤道与半岛相连，是马六甲海峡的“瓶颈”，而马六甲海峡则是欧、亚、非及大洋洲之间的重要通道，它连接南海与安达曼海，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是从欧洲、非洲经印度洋到东南亚、东亚最短航线的必经之地。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大部分地区，从17世纪起就落入荷兰人之手，因此通常被称作“荷属东印度”。
地位如此重要的马六甲海峡被荷兰人所控制，整个东印度的贸易也被荷兰人垄断，这种局面对英国人来说是难以容忍的。1786年，英国人占领了马六甲海峡北部的槟榔屿，将其作为皇家海军的基地。在拿破仑战争中，“荷兰的海外领地成为英国的上等猎物”[33]，英国迅速占领了马来半岛上的马六甲和爪哇岛。但荷兰后来成了英国需要拉拢以共同对付拿破仑的盟友，英国便允诺战争结束后仍然归还给荷兰。因此，荷兰于1816年收回了被英国人占领的地方，并进一步加强对马来半岛的控制，以阻止英国商人的进入。
局面终于在1819年被打破。为此，斯坦福·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 1781—1826），一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东印度公司官员，在英帝国的扩张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莱佛士是个船长的儿子，24岁时进入东印度公司（1805年），不久被派往槟榔屿（Penang）任总督府秘书。年轻的莱佛士不仅性情鲁莽急躁，还对荷兰人抱有强烈的憎恶与反感。[34] 他被克莱武的精神所激励，渴望着为帝国建功立业。1811年他成为爪哇岛（Java）副总督后，向印度总督提交一份备忘录，极力鼓动公司向东印度扩张，以便与荷兰人争夺与中国和香料群岛的贸易，由于英国与荷兰的盟友关系等因素，公司董事会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
莱佛士因在爪哇推行的改革，以及对爪哇历史风土人情的介绍在英国名声大振，于1817年被册封为爵士。1818年，莱佛士被东印度公司任命为明古连（Bencoolen）副总督。明古连位于苏门答腊岛（Sumatra）西南海岸，在1786年英国占领槟榔屿以前，明古连是东印度公司在东南亚唯一的一块殖民地，也是英国香料贸易的直接来源。
1818年12月，莱佛士在印度总督、英国驻印度军队总司令弗朗西斯·黑斯廷斯勋爵（Francis Hastings，1st Marquess of Hastings 1754—1826）支持下，率领一支远征军从加尔各答出发，经槟榔屿，沿着马六甲海峡到达半岛的最南端。
1819年 1月，莱佛士在新加坡岛上登陆并升起东印度公司的旗帜。岛上当时一片荒凉，居民大约不到150人[35]，主要是渔民、海盗等，但莱佛士确信占领该岛在商业上具有无比重大的意义。
1819年2月，莱佛士向公司报告说：占领新加坡已经摧毁了马六甲的政治重要性，它已使所有将英国商业和影响排除在马来国家之外的敌意计划归于无效，“荷兰人的时代已经打破了，一个飘扬着我们旗帜的独立口岸将自动重建，它足以防止荷兰人曾经在这些海域施行的垄断制度的重现”[36]。
1819年6月，在从新加坡写给国内朋友的信中，莱佛士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与激动之情：
（在此之前）我几乎不知道这样一个地方的存在，不仅是欧洲人，就是印度世界对它也一无所知。我相信你希望我获得成功，我想说，一旦我的计划在国内被确认，我打算把这里作为今后主要的居住地，将自己在东方余下的岁月贡献给这个殖民地的进步。它在所有方面都有成为一个最重要殖民地的希望，同时也是我们所拥有的代价最小、麻烦最小的属地。我们的目标不是土地，而是贸易；是一个伟大的商业中心和支点，在以后条件需要时，凭借它我们可以扩展英国的政治影响。通过直接的占领，我们对荷兰人的垄断表示了拒绝，与此同时恢复了我们的盟友和朋友们正在下降的信心。一个在这些海域的自由港，必定最后摧毁荷兰人垄断的时代；马耳他在西方的地位，可能就是新加坡在东方的地位。[37]
从莱佛士的个人经历来看，他对荷兰人积习已久的强烈憎恨，主要来自荷兰对东印度商业贸易的独占与垄断，来自荷兰人公开阻止英国利益渗透侵入的戒备与小心。这无疑同他长期处在与荷兰势力对峙的前沿阵地有关，作为东印度公司的殖民官员，他显然要比伦敦的公司董事会更能感受到荷兰人对英国人的敌意，感受到荷兰人捍卫自己传统势力范围的决心。此外，这或许还解释了为什么往往地方殖民官员会表现出扩张的积极主动性，而帝国政策决定者的反应通常要滞后的原因。
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的发生，其意义往往不会为同时代的人所真正体会，莱佛士占领新加坡也是如此。几乎所有关于英帝国扩张史的著作，不管其立场如何，都不会漏掉莱佛士的名字。在新加坡被占领100多年后，史学家们仍将大英帝国在东方的扩张，归功于“英国皇家海军的舰队和莱佛士的进取精神”[38]。
但具有戏剧性的是，尽管印度总督支持莱佛士在海峡建立一个基地，以奠定英国对华贸易利益的计划，但他的指令是“在马六甲以东的地区建立商站，以控制海峡的南端”，目标“纯粹是商业性质的，与政治势力或领土扩张的想法毫无关联”[39]，因此要避免与荷兰人的任何交涉与冲突。
而莱佛士的行动事实上并没有得到公司董事会的批准。根据历史文献记载，黑斯廷斯总督向伦敦汇报后，公司董事会立即发来训令，要他阻止莱佛士的冒险行动。只是由于训令到达太晚，莱佛士的远征才得以成功。[40]
显然，莱佛士占领新加坡的行为，多少带有个人主张的色彩。但说到底，莱佛士个人的野心或雄心，与英国扩展东方贸易的大方向是一致的，与英格兰的国家利益是相符的，这才是这一事件的真正意义所在。
实际上，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英国与荷兰的关系一直处于微妙和尴尬之中。英国对荷兰人垄断独占东印度的贸易，自然是不满的。
1819年8月，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在给英国驻海牙大使的指令中，明确表示出对荷兰人的不满：政府“不会默许在整个广阔的东方群岛对英国商业实际上的排斥，或仅仅是许可的容忍；也不能同意与中国的直接贸易处于各种不利条件之下，这些不利条件是由于马六甲海峡所有军事和海军要地完全掌握在荷兰政府手中而产生的”[41]。
然而，英国人并不愿与荷兰发生直接冲突，反而希望与荷兰建立并保持良好关系。这首先是因为，此时英国对中国的茶叶贸易发展速度惊人，已大大超过了对东印度传统的香料贸易，因此英国与荷兰在东印度的矛盾并不尖锐；其次是因为，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英国需要在欧洲推行均势外交，而荷兰是英国用以在欧洲和海外遏制法国的一个盟友与屏障。
这样，就有了由乔治·坎宁谈判签订的1824年《英荷伦敦条约》。这是一个承认双方在东南亚存在的现状，并划分各自在荷属东印度势力范围的条约。条约规定：荷兰放弃所有对新加坡的权利，割让马六甲，同意不干预马来半岛；英国则将明古连交给荷兰，并承诺不向苏门答腊扩张，也不在新加坡以南的岛屿建立任何移民点。
从条约内容看，英国人显然收获颇丰，不仅得到了荷兰对英国占领新加坡的正式承认，还将马六甲及整个马来半岛划归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作出的让步，仅仅是不进一步向传统的荷属东印度扩张。条约也说明，英国更重视与中国的贸易，所以才希望以放弃向印度尼西亚海域的领土与商业扩张，来换取与中国贸易通道的安全。
然而，条约签订后的几十年间，荷兰人并不遵守条约规定，和以往一样继续实行商业垄断，并损害英国与中国的贸易，英荷之间因此摩擦不断。但是，除了因比利时1830年脱离荷兰引发的紧张局势[42]，双方基本上相安无事，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冲突。
莱佛士打破荷兰人对东印度贸易垄断的雄伟计划，由于占领了新加坡而得以实现，新加坡不仅成为东方的马耳他，使英国有效地控制了马六甲海峡的出入口，而且为英国商业利益进入东方这个“伟大的贸易竞技场”提供了跳板和支撑点，对中国海以及印度洋的贸易与航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因此，《海军霸权政治》的作者格拉汉（G.Graham）认为，新加坡“远比马耳他对东地中海所产生的影响大得多”。[43] 1826年，新加坡和马六甲、槟榔屿共同组成“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不再隶属于印度总督，改为由英国政府直接管辖，几年后，新加坡被确定为殖民地首府。
海峡殖民地的建立，大大有利于英国东方的商业扩张。从前，这条通往中国的道路上海盗猖獗，而英国占领新加坡后，“仅仅二三只船的舰队巡弋在马六甲海峡或马来半岛的西海岸，就足以吓退较大的海盗行动，为贸易团体提供信心。”[44]在不长的时间内，英国的纺织品迅速进入并扩展了在东印度的市场。
对此，一个英国商人在1830年深有感触地说：“当我1811年第一次到达爪哇时，那里的人穿的几乎全是中国的产品。我目睹了那里发生的一场革命——在我逗留期间，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穿欧洲的机器纺织品。”[45]
不同时代的英帝国，其理念、政策以及扩张的方式是不同的。
对18世纪的政治家来说，帝国既是财富的源泉，也是不列颠作为伟大军事与海军强国地位的象征。因此，坚持贸易法规，以确保不列颠最大限度地得益于帝国属地，就成为当然的选择。
而到了19世纪，情况则完全不同了，独领**的海军舰队，突飞猛进的工业革命，无可匹敌的经济实力，为英国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与发展空间，英国迫切需要的不是获得新的海外领土，而是在全世界最大限度地拓展贸易。而与此同时，不列颠已经没有真正的敌手，但却需要花费巨大开支用于殖民地与属地的防卫，英国的政治家们自然本能地倾向于不愿承担新的海外责任。
但是，贸易特权的获得与商业的扩张，几乎不可避免地要伴随着各种形式的武力威胁、外交欺诈、军事侵略，甚至领土的兼并。1830年，英国《评论季刊》（Quarterly Review）写道：“我们在东方海域的势力应当维持；不能设想任何针对我们伟大商业的致命打击，能比放弃这些有价值的属地更为有效。”[46]
由此，19世纪的英帝国就在表现出令人费解的“心不在焉”或“漫不经心”的同时，进入一个新的扩张时代。在扩展贸易强大动力的驱使下，除了1819年占领新加坡，70年代以前英国在东方已先后占领和控制了下缅甸（1826、1852）、香港（1841）以及加里曼丹岛北部（即北婆罗洲North Borneo）的沙捞越（Sarawak，1841）[47]、拉布安岛（Labuan又译作纳闽岛，1846）。从19世纪末起，英国又陆续占领上缅甸（1885），控制了沙巴（Sabah，1881、1888）[48]、文莱（Brunei保护国，1888），建立了英属马来联邦（1874—1896）和马来属邦（1909—1914），最终完成了对缅甸、北加里曼丹和马来半岛的征服。
在新大陆，我们的目的是与美国和平解决领土争端，确保对南美的贸易；在太平洋要避免去扩张；对中国施压以打开贸易；在印度，要在天然的土地疆界限度之内扩大我们的主权；在非洲限制扩张，同时探索新的商业机会以打开非洲；在欧洲避免冲突，但维持帝国贸易通道的绝对安全。[49]
这是英国几位著名史学家J.罗斯（Rose）、A.牛顿（Newton）和E.贝尼亚斯（Benians）对19世纪初期到中期英帝国政策的概括。从中不难看出，贸易特权与商业利益是自由帝国最重要的目标。正如19世纪中期的殖民部常务次官赫尔曼·梅里维尔在1861年所宣称的：“英国是每一片海洋的主人，殖民地人控制着每一块海岸，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角落没有我们的工业产品。”[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