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世纪70年代以前英帝国的扩张，著名帝国史学家P.J.马歇尔曾经作过十分尖锐同时也很客观的评价，他认为：“英国政府在限制未经授权的领土征服方面也许确有困难，但它通常总是倾向于接受在没有它特许情况下所做的一切。除了一些在南部非洲的例子，征服的领土从不被放弃，在主动精神驱使下进行征服战争的殖民地总督或印度总督，极少被责备或召回。不管官方的词藻多么华丽，绝大多数英国政治家似乎默许地接受了这样的立场——帝国不能停滞不前，保存帝国几乎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允许帝国的扩张。”[72]
不列颠在印度的历史正是这一评价的最好注脚。
征服和统治印度对于大英帝国的意义，可以说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作为帝国在遥远东方最大的属地，印度一向被描述成“帝国王冠上最珍贵的宝石”[73]。
《英帝国与英联邦简史》的作者马丁·基钦（Martin Kitchen）认为，“不同时代英国人对印度的态度是复杂的、困惑的、不断变化的。”[74]
但我们看到，在一个问题上，英国人的态度从未改变。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不管是托利党还是辉格党，不管是殖民地改革家还是自由贸易论者，不管是帝国政策决定者还是报刊舆论，不管是自由主义思想家还是社会各阶层民众，英国人从来都没有怀疑过印度对于帝国的价值。
小皮特认为：印度是“帝国考虑中最伟大的目标”[75]。1833年，马考莱在议会下院讨论印度帝国时说道：“一小批来自大西洋一个岛国的冒险家，已经征服了一个距他们的出生地半个地球之遥的地域辽阔的国家，我们将统治这块领土，它的范围与人口要比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以及德国的总和还要大、还要多。这是一块由在种族、肤色、语言、举止、道德、宗教上都不同于我们的人居住的地方。”[76]
1868年，维多利亚中期的著名激进自由主义者查尔斯·迪尔克（Charles Dilke 1789—1864）在其引起极大轰动的《更大不列颠》（Greater Britain）一书中写道：“从更广阔的英帝国观点来看，丧失印度将是对帝国贸易的粉碎性打击。……而且，它还会极大地鼓励帝国在世界各地的敌人，以至于我们可能在加拿大、南非和澳大利亚看到分离主义者的情绪会迅速增长，可能看到对英帝国势力的总破坏。”[77]
1869—1872的英印总督、印度副王梅奥伯爵（The sixth Earl of Mayo）坚定地表示：“只要太阳还在天空照耀，我们就决心保有印度。我们民族的性格和我们的商业都要求这样做。”[78]
到了19世纪末期，随着列强之间抢夺殖民地的斗争进入**，印度对于英国的意义及其在帝国中的地位更是空前提升。在所有帝国政治家中，寇松勋爵（George Curzon 1859—1925，1st Marquess Curzon of Kedleston，1899—1905年任英印总督及印度副王）的立场无疑是最有代表性的。1901年，寇松宣称：“只要我们统治印度，我们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如果我们丢掉了印度，我们的地位就将一落千丈，只能降为一个三流国家。”[79]
印度对于英帝国的价值，首先突出表现在贸易和商业上。印度是英帝国财富的最大来源，这一结论是任何一个英帝国史研究者所无法回避的，不管他对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总体上抱有何种看法。正如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2003年在其《帝国》一书中一针见血所指出的：“在1815年之前，除了短暂的喘息之外，英法的世界霸权之争无休无止。但是七年战争不可逆转地决定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印度被英国而非法国收入囊中。在此后近200年的时间里，英国贸易有了巨大的市场，英国的军队有了取之不尽的资源。印度不仅仅是‘皇冠上的明珠’，你更可以把它比作一个巨大的钻石矿，或许它确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钻石矿。”[80]
在18世纪的领土征服时代，东印度公司军队和职员在印度的公开抢劫与掠夺是臭名昭著、人所共知的。但真正从根本上榨取印度的财富，却是殖民者在征服后对印度的大肆掠夺与搜刮，其手段和途径多种多样、五花八门。例如：采用欺诈蒙骗等方式向印度土邦王公放高利贷；利用殖民者的行政治理权力排挤打击印度的商人、金融家；推行强买强卖并强迫手工业者为公司生产，以垄断印度国内的市场和贸易；以国家身份征收高额土地税，最大限度地榨取印度人民的血汗，等等。所有这些有效的剥削手段，使印度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遭受极大破坏，而英国人却从中大发其财，从1757年征服孟加拉到拿破仑战争结束，东印度公司从印度掠夺的财富高达10亿英镑。[81]
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英国进一步将印度作为英国的原料产地、工业品市场以及资本输出场所。在殖民当局政策的强力引导下，印度的农民“被迫从种植谷物和其他粮食作物转向种植鸦片、蔗糖、蓝靛和茶叶，用于向英国的出口”[82]。在19世纪中期，所有英国人消费的茶都来自中国，但到了1900年，大部分都已来自印度。[83]
英国的工业品大举进攻印度并最终占领全部市场，从而彻底摧毁印度原有十分发达的手工业，也许是英国殖民统治中最为典型、也最为成功的例子。
1813年起，英国商品对印度的输出额直线上升，首当其冲的是英国的机器棉纺织品。费尔南·布罗代尔曾分析过印度市场与英国棉纺织业长期繁荣之间的关系：“英国的棉纺繁荣之所以在很大的范围内，在很长时间里存在着，那是因为其发动机不断地被新开辟的市场启动着。这些新开的市场是葡属美洲、西属美洲、土耳其帝国、印度。”[84] 1814—1835年间，英国输往印度的棉布增长了60多倍。到1857年，英国棉纺织品输入印度的总值又比1832年增长了14倍。[85]
对于英国商品**整个印度使印度手工纺织业被逐渐摧毁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曾经作过清晰准确的观察与评论：“不列颠侵略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纺车。英国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织品挤出了欧洲市场，然后是向印度斯坦输入棉纱，最后就使这个棉织品的祖国充满了英国的棉织品。从1818年到1836年，大不列颠向印度输入的棉纱增长的比例是1∶5200。在1824年，输入印度的英国细棉布不过100万码，而到1837年就超过了6400万码。”[86]
印度的民族手工业尤其是纺织业在18世纪曾经世界闻名，东印度公司之所以能在几十年里就将它彻底毁掉，依靠的并不仅仅是机器棉纺织品的廉价，而是同时采用了堪称极端自私恶劣的差别关税制度。英国政府对印度输入英国的纺织品征收高额的保护性关税，与此同时英印殖民当局却对进入印度的英国纺织品征收极低的进口税，前者在37.5%—67.5%之间（1824年），而后者则在2%—3.5%之间（1836年）。[87]税率差距悬殊之大让人惊诧！即便以后英国对印度纺织品的进口税有所下调，棉织品降为10%，丝织品降为20%，毛织品降为30%[88]，也依然比英国产品进入印度的入境关税高出许多。
除此之外，殖民当局还分别对英国货物和印度货物征收不同的内地过境税，对英国布匹只征收价格的5%，而对印度布匹则征收20%。这样一种围追堵截似的压制政策收到了显著效果，印度的手工纺织业遭受沉重打击，1814年印度输往英国的棉布尚有125万匹，到1835年已降至30.6万匹，1844年又继续下降到6.3万匹。[89]
有不少帝国史的研究者都指出了英国在走向自由贸易的同时，却对印度大搞保护关税的矛盾现象，例如A.J.克里斯托佛（Christopher）就尖锐指出：“这也许是殖民主义的一个悖论——建立在自由贸易、自由放任，以及最小政府干预基础上的大不列颠，却依赖于对其殖民地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与控制。”[90]
其实，这种看上去相互冲突背离的现象也不难解释。19世纪中期的英国主动实行自由贸易，是因为英国既需要从国外进口食品与原料，以供养国内众多的人口，满足大工业发展的需求，也需要为工业革命产生的巨大生产能力寻找更广阔的市场，因此自由贸易的实现无疑是工业革命最终的后果，是19世纪英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作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理论，自由贸易的概念并不必然包括残酷的殖民掠夺与剥削，但在实践上，它明确代表了不列颠民族的国家利益，代表着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对商业贸易权利的追求。因此，19世纪英国人心中的“贸易自由”，实质上首先是一种特权，是英国人理直气壮地期盼最大限度获得商业利益的特权，是英国商品能够自由进入世界各国市场的特权，而不仅仅是一个包含有平等意味与前提的贸易原则。
这样一种含义的“贸易自由”，当然是有特定范围与对象的，它主要指欧洲、美国以及英帝国各移民殖民地，也包括拉丁美洲和亚洲所有英国势力、商品、资本进入与渗透的地区，即大不列颠的“非正式帝国”，但印度却不在其内。
这是因为，无论是在19世纪英国人眼里，还是20世纪帝国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印度都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在英帝国的三大组成部分里，印度是独特的一份。按照狭义的殖民地定义，印度并不是帝国的“殖民地”（colony），而只是通过武力征服得来的“属地”（possession）。约翰·西利爵士就持这种观点，在《英格兰的扩张》中他用了近一半的篇幅专门论述印度，认为“现代英国的历史被分成两个重大问题：殖民地问题和印度问题”[91]。
对于征服得来的印度帝国，对一个野蛮的不开化的国家，英国人显然从不认为有实行自由贸易原则的必要，就如同从不认为印度人有资格实行责任制政府，只能给予“仁慈的专制”（benevolent despotism）一样。而这，恐怕是整个问题的关键。
旁遮普被英国兼并后担任专员的赫伯特·爱德华兹爵士（Herbert Benjamin Edwardes 1819—1868）的一番话，表达了英国殖民者当时的普遍心态：“这里不存在法律，统治者必须凭自己的意愿进行统治，如果他的意愿是邪恶的，那么人民将比其他地方的人要更加悲惨；但如果他的意愿是好的、强大的，人民就会得到幸福。所以（在这里），仁慈的专制就是所有政府中最好的政府。”[92]
对于统治印度，英国人甚至从未表现出些许理论上或道义上的困惑，相反，却把经济上的无情掠夺与文明开化使命一样看作天经地义，因而心安理得地榨取印度的财富，肆无忌惮地毁灭印度的手工业，毫不留情地破坏印度自给自足的农业，在打开印度市场谋取自身最大利益的同时，将印度强行拉进了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
和鸦片战争后被英帝国强行打开国门的中国相比，印度对于英国的价值就更加清晰。英国人最初以为，可以获得一个无比广阔的东方市场，但中国强大的自然经济基础并没有、也很难崩溃，英国的商品和资本进入中国，远没有英国人预想的那样迅速顺利。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前夕，额尔金伯爵被帕默斯顿派往中国任高级专员和全权大使，他看到了英国人打开中国市场的雄心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在上一次战争（1842）结束时，不列颠的工厂主们被告知，一个新的向他们的贸易开放的世界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兰开郡所有的工厂生产的产品，也不能满足中国一个省的需要，但他们对中国市场抱有的期望却并没有实现。”[93]
曾经长期担任中国海关总监的英国人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 1835—1911），在了解了中国的国情后，对此有过一段较客观的分析：“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好的食物——稻米；有最好的饮料——茶叶；有最好的衣服——棉、丝、皮毛。拥有这些大宗出产物，以及无数当地的附属产品，他们不需要在世界其他地方购买一便士的东西。”[94]
加拉盖尔与罗宾逊在著名的《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一文中，将这一情况看作是英国虽得到了政治霸权但商业渗透并不成功的例子，指出：英国对中国的政治控制，没能摧毁自给自足的中国经济。“1840年的鸦片战争，1857年战争的重启……从英国人的观点来看，它们的主要结果是不幸的。”[95]
而英国人在印度的情形则完全不同。东印度公司既是印度的征服者，又是英属印度的统治者，是印度各土邦王公的太上皇，握有对整个南亚次大陆的最高权力。英国人不仅制定掠夺印度的规则，而且亲自实施对印度的搜刮和掠夺，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印度的所有资源，将古老印度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彻底冲垮，使之纳入西方资本主义的漩涡与大潮。
这种正式帝国与非正式帝国之间的显著区别，使英国人更加切身感受到印度对于大英帝国的巨大价值与不可或缺。对此，P.J.马歇尔曾经评述道：“即使在遭受炮舰的打击之后，中国和日本对英国商业渗透不妥协的例子，在那个时代的英国人心中没有留下什么怀疑。英国与中国贸易的价值，根本无法同与印度的贸易相比。”[96]
不仅是帝国版图之外像中国、日本这样被迫向英国开放贸易的国家，没有如英国人所希望的那样成为吸纳英国商品的广阔市场，就是在帝国之内，英国也开始面临移民殖民地对英国工业品的拒绝。1859年，加拿大为了保护自己的工业，宣布对进口机器制造品征收高关税，而英国只有无奈地接受这一事实，放弃对移民殖民地贸易政策的决定权。
随着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的爆发，英国传统的棉花供应来源突然中断，兰开郡出现了棉荒，极大地刺激了印度棉花种植业的发展。1860年，印度棉花在英国棉花进口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为12.25%，短短几年里迅速扩大，到1868年已上升至41.69%[97]，印度已经取代美国南方，成为英国纺织工业主要的棉花产地。
所有这些因素，使帝国拥有东方属地印度的意义不断得到提升，印度与英国之间的贸易也得到极大增长，至1854年印度对英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2030万英镑，在英国与帝国各殖民地的贸易中高居榜首。[98]
为了更有效地治理印度，更深入地开发印度市场，英印殖民当局不仅陆续废除了印度内部的过境关税，从而打破印度社会经济原有的封闭格局，还从19世纪中期起，加快了对印度的邮政、通讯、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与改进。
在1857年民族起义之前，印度已架设了各大城市相连的电报线，建立了统一的近代邮政系统，开辟了汽船航运线路，开始兴办公路、运河、港口建筑工程，并有了最初的几条铁路。
1858年以后，印度兴起铁路建设的**，到1871年，从内地到各口岸的铁路系统已经基本建成，铁路线长达两万多公里。苏伊士运河开通后，英国与印度之间的交通和贸易更加便利。印度在被动地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与大英帝国、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终于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除了商业上的价值，印度对于英帝国的扩张来说，其军事上的意义也同样不容忽视。
约翰·西利爵士曾敏锐指出过英国与印度这种特殊的关系：“欧洲战争给英国带来无力偿还的债务，而征服印度却没有使国债膨胀。”[99]
其原因是：英国人用主要由印度人组成的军队完成了对印度的征服，而这支印度土兵队伍的开支费用并非出自英国国内，而是出自印度人自己。西利因此提出：印度只是被一支英国人平均仅占其中1/5的军队征服，而不是被不列颠民族征服的。[100]问题是：没有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殖民统治的建立，又何来印度土兵（Sepoy）？
这种以战养战，靠构成军队主力的印度土著士兵来征服印度的政策与现象，在大英帝国内部是绝无仅有的。
东印度公司最早雇用印度人作战可追溯到17世纪中期，但真正开始按照欧洲的纪律、武器与战术来招募、训练土著印度人，则是在1748年。[101]
这一年，东印度公司仿照法国人的做法，在马德拉斯招募了一小支土著人队伍用于殖民点的保卫，同时也招募了一小支由商船水手和走私者组成的欧洲人队伍，从而建立了最初的英印军队。
随着英属印度范围的不断扩大，印度土兵的人数也在增加，到19世纪20年代已超过了20万，按照不同宗教、种姓与管区分别被划分为马德拉斯军、孟加拉军和孟买军，而同时期军队中的英籍军人总共只有三四万人。[102]此后，直到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爆发，印度土兵大抵保持着这一数量与比例。正是这支队伍，为东印度公司对印度以及周边亚洲国家的扩张与侵略立下了汗马功劳。
一支主要由土著印度人组成的英印军队，之所以能够在征服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与当时印度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密切相关。当18世纪英国人的势力大举进入印度时，印度已不是一个统一国家，而仅仅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
兴起于16世纪初的莫卧儿帝国，到18世纪初期已经开始解体，印度实际上处于政治上分崩离析、四分五裂的混乱状态，几百个大小、强弱不等的土邦王公首领从对朝廷的反叛起，成为独立或半独立的封建国家，莫卧儿皇室与朝廷事实上只剩下一个躯壳，各强邦之间为争夺优势地位彼此征战不已，不同宗教、种族、部落、种姓之间，也存在着复杂的矛盾与敌意。
所有这些为东印度公司采取各个击破手法，对那些较强大的土邦国家进行逐个征服与控制，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马克思曾经生动地描述过这一历史过程：“大莫卧儿的无限权力被他的总督们打倒，总督们的权力被马拉特人打倒，马拉特人的权力被阿富汗人打倒，而在大家这样混战的时候，不列颠人闯了进来，把所有的人都征服了。”[103]
18世纪中期以后较为强大的印度土邦，主要有马拉特联盟（Maratha）、旁遮普（Punjab）、迈索尔（Mysore）、孟加拉（Bengal）、信德（Sind）、奥德（Oudh或Awadh）、海得拉巴（Hyderabad）、卡纳塔克（Karnataka）、马德拉斯（Madras）等，其中马拉特和迈索尔势力最强，是当时抗击英国人的主力。
1757年普拉西战役中英国人的胜利，揭开了东印度公司以各种手段征服印度的帷幕，也为英国将法国殖民势力赶出印度奠定了基础。经过几十年的征战，到19世纪初年，公司不仅拥有孟加拉的全部统治权，占领了马德拉斯，兼并了迈索尔大部分领土，重创了马拉特联盟，还采用订立条约、驻扎军队的方法，使卡纳塔克、奥德、海得拉巴以及一大批弱小土邦成为自己的附属国。
拿破仑战争之后，东印度公司通过1817—1818年的第三次马拉特战争，最终摧毁了最强硬的对手马拉特联盟，使联盟各王公首领归顺了东印度公司。此后几年中，英国人在印度势力的增长势如破竹，一大批小土邦主动就范，与英国人订立藩属条约，接受英国保护，每年向公司缴纳高额的贡赋。到1823年，除了印度西北部的信德和北部的旁遮普还保有独立地位，整个次大陆都已在英国人掌握之中。
又经过十几年的准备，东印度公司发起最后的冲击，最终在1843年兼并了信德，1849年兼并了旁遮普。通过武力和政治两种手段，英国人建立起直接和间接两种统治形式，完成了对整个印度大陆的征服。
对善于计算、理性务实的英国人来说，拥有印度土兵这样一支帮助英国人打下了南亚次大陆大半壁江山，却不需要英国出钱供养的军队，无疑是一个天大的便宜。
在传统上，英国常备军的力量从来不强，自18世纪初年马尔巴罗公爵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取得胜利之后，英国政府始终舍不得在维持陆军上花钱，直到1808—1814年的半岛战争（Peninsular War）[104]，才再次动员起一支较大的武装力量，此后又恢复了老样子。在英国，士兵的声誉也不好，以至于如果一个诚实的工人去应征入伍，会被认为是一件丢脸的事。[105] 1848年时英国全部的陆军常备武装只有13万人，其中约4万人需要驻守在印度以外帝国各殖民地和属地的军事要塞。[106]
而19世纪中期，正是英国社会舆论对帝国的防卫开支最为敏感的时期，政治家、理论家以及普通大众，都将殖民地的开销与英国人的税收负担挂起钩来，一位叫艾利逊（Alison）的人1850年撰文称自己所处的“是一个痛恨税收的时代”[107]。因此，东印度公司庞大的英印军队无疑就像是一笔无本万利的大买卖，在帝国的扩张史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纵观上下几千年的世界历史，像英国这样基本依靠当地人成功征服半个大陆的例子，也是极为罕见的。英国人的精明之处，就在于利用公司与印度土邦王公订立的条约，将20多万英印军队的军费开支，转嫁到各附属土邦的头上。所有公司与附属土邦订立的盟约、条约，几乎无一例外地规定公司向该邦派出驻扎官和军队，而驻军的费用则由当地支付。
用印度人来打印度人，用印度的财富来供养公司的英印军队，英国人就这样巧妙地解决了维持一支庞大军队通常要面临的给养难题。
凭借这支强大的英印军队，帝国不仅牢固地建立起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还实施了对印度周边国家与地区的侵略：1815年征服锡兰全岛；1814年对尼泊尔发动战争，至1816年订立条约，不仅获得尼泊尔1/3以上国土及很大一部分主权，还得以雇用尼泊尔骁勇善战的廓尔喀人补充英印军队；1826、1852、1885年发动三次印缅战争，占领了整个缅甸；19世纪40年代—50年代发动对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19世纪30年代起不断蚕食不丹与印度边境的山口，1864年进攻不丹，次年签订条约，不丹被迫割让全部边境山口；1850年武力吞并锡金大片土地，1861年进攻锡金并占领其首都，通过签订条约取得对锡金的控制。
英帝国史的研究者们都看到了英印军队以及印度对于帝国的巨大价值，罗拉尔德·海姆（Ronald Hyam）指出：“从军事角度，正是这支英印军队，才使不列颠成为一个伟大的帝国。”[108] P.j.马歇尔则评述道：“殖民地的防卫一直是不列颠资源与财政的流失通道，只有印度是个显著的例外。在印度几乎能够征招无限的军队，而且这种军队主要花印度人的钱，而不是英国纳税人的钱。此外，英印军队还能服务于帝国从红海到中国的军事目的，而同时期帝国从魁北克到悉尼的殖民地却要靠英国士兵来防卫。”[109]
印度在帝国内的特殊地位，是其他殖民地所无法比拟的。辽阔的地域、巨大的人口、丰富的资源、广阔的市场，使印度就像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源源不断地为大英帝国提供所需要的一切。在19世纪同时代的英国人看来，印度不仅是帝国财富与利益的所在，更是帝国力量与伟大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