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7年，英国议会下院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帝国的目标就是让不列颠为世界各地的人民提供“成为西方文明、商业贸易、科学知识以及基督教信仰参与者的机会，这种信仰使慈祥的上帝一直保佑着我们自己的国家”[1]。
如此自信的表述，反映了19世纪英国人所特有的种族优越感或文明超人感，代表了英国人那种以肩负文明使命而自诩的主流帝国观。他们以为：英国是文明的中心，代表着人类的未来，英国的利益就是人类的利益，而英国的商业、资本、影响以及势力范围向全球的扩张，既是上帝对英吉利人的庇护，也是英国人对世界文明进步的贡献。正是这种强烈的使命感，使英国人将整个世界都看作是自家的后花园。
1871年，曾担任殖民部常务次官12年之久，卸任后又成为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的赫尔曼·梅里维尔，不无自豪地概括19世纪英帝国的伟大成就：“通过在世界各地的实际占领；借助签订条约建立起来的准领土支配；依靠英国伟大的商业优势以及遍及全球的海外贸易，我们已经在世界所有部分拥有了巨大的政治影响。”[2] 梅里维尔所称颂的，正是自由帝国最典型的特征。
19世纪的英帝国，进入了它的巅峰时代。这一时代的特点是：英国人以为已不再需要无限扩大其海外版图了，因为它的工业品和商业力量已足以征服全世界，从而使整个世界都从属于英国。因此，尽管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并没有表现出第一帝国时期与其他欧洲列强争夺商业和海上霸权时对海外领土的强烈欲望，但帝国版图扩张的势头实际上并没有减弱。相反，在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的冲击下，一个新的帝国扩张逻辑产生了：
英国越是需要向整个世界扩展贸易，就越是需要建立遍布全球的海陆交通线，而英国的势力范围越是扩大，帝国防卫的责任也就越多。贸易通道和印度属地的安全，成为帝国政策与战略的基本原则，成为自由英帝国扩张的永恒动力。它就像是一个永不休止的魔咒，驱使着自由主义时代的英国人在扩张的路上永不停步。
自信而傲慢的英国人，稳居世界顶端的位置整整一个世纪，如果说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19世纪则毫无疑问是英国的世纪——19世纪的大不列颠是海上霸主，是头号工业强国，是世界金融中心，是日不落帝国。而所有这一切，既是英国能够称霸世界的原因，也是英帝国告别重商主义走向自由主义的前提。
自由主义帝国得以在英国实现的根本动因，无疑是其对整个世界市场的需求，而自由主义的信条、人道主义的影响、托管人的信念、种族的优越感以及所谓基督教的福音，则相互融合渗透，构成了19世纪英帝国庞杂的基本理念。
这就是所谓的“自由主义帝国”。
【注释】
[1] Andrew Porter ed.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III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xford 1999 p.102.
[2] Bernard Porter The Lion's Share 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Imperialism1850— 1983 Longman 1985 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