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形帝国”的意思是不强调帝国版图扩张，放弃对殖民地的直接管理，摆脱保卫殖民地安全的负担，减轻帝国政府的财政压力；另一层含义是把自由还给殖民地，使其学会承担自己的责任。但是，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必须保持精神上和感情上的联系。如果说自由主义理论对于“无形帝国”的政策具有指导意义，那么，真正使“无形帝国”政策得以贯彻的应该是英国全球经济霸权的确立。
19世纪中叶，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机器大工业普遍建立，手工劳动被机器生产取代，生产力得到空前提高。英国以其迅速发展的纺织业、采煤业、炼铁业、机器制造业和海上运输业确立了世界工厂和世界贸易中心的地位。19世纪50—60年代，英国的工业**使英国在经济上取得了世界霸权，1760—1820年间，英国的工业生产增长了23倍，国民收入增长了10倍。1801—1870年，英国商品的进出口额分别从3180万英镑和3490万英镑增加到25880万英镑和19960万英镑，增长了7倍多。[46]在19世纪的前70年，仅占世界人口2%的英国人，一直把世界工业生产的1/3—1/2和世界贸易的1/3—1/4掌握在自己的手中。[47]见下表：
1820—1870年英国占世界工业和贸易的比重[48]
英国工业和贸易霸主地位的确立，依靠的是各工业部门的领先发展：在棉纺织业中，19世纪20年代初，英国拥有的纱锭数比法国多4倍，比德国多10倍。[49]在冶金工业部门，英国更是独步天下。1825年英国的生铁产量为59万吨，同年，法国、俄国、美国和德国的生铁产量总和才达到48万吨。[50]1850年英国生铁产量又猛增到229万吨，超过4国产量总和的一倍。英国在煤炭和蒸汽机生产方面也显示出巨大的优势。1700年英国煤炭产量仅为260万吨，1830年增加到2250万吨，1865年已达9220万吨。[51]1850年法国、德国和美国煤炭产量的总和仅为英国的1/3多一点。 1825年，英国已有1.5万台蒸汽机，总功率达37.5万马力，而法国仅有328台，总功率0.5万马力，只相当于英国的1/75。1837年德国仅有423台蒸汽机，总功率不过7500马力。[52]
经济的高度发展推动了海外贸易的繁荣。长期以来，英国一直将对外贸易视为国民生计的主要来源。英国首相皮尔说：“英国的生计依靠国际贸易和国际服务行业。”[53]布莱顿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从这个过程的开始，英国人的生活水准就必须依靠向海外市场出售产品的能力。”[54]英国对外贸易的优势之大，我们从纺织品的出口值占总产值的比例中可见一斑：1819—1822年为66.6%，1829—1831年为67.4%，1844—1846年上升为74.4%。[55]19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英国的贸易顺差更加突出，从1821年到1873年，其出口商品额平均每年增加4.4%，几乎是进口额的4倍。[56]
世界工厂以及世界贸易中心的地位，使英国迫切需要全球范围内的自由贸易，而各国实行的关税保护政策，与英国的需求背道而驰。各国对外国工业品征收高额关税和相互报复的行为，严重影响了英国工业品的销售和市场的扩大；各国对外国的原料和粮食征收高额关税，又造成英国国内原料和粮食价格的上涨，直接损害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为此，从19世纪初起，英国的工业资产阶级，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出发，同土地贵族、金融贵族以及大垄断商人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斗争。1846年英国废除了《谷物法》（ Corn Law）和《航海条例》（Navigation Acts），政府不再干预谷物进口的价格和航运的自由，标志着国家干预经济政策的终结，经济成为按照市场需要运行的自然行为，亚当·斯密的“一只看不见的手”真正开始发挥作用。从此，英国成为一个自由贸易的国家。
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理论上使英国可以自由地进口各国的产品和原料，也可以自由地向世界各国出口产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英国的产品可以自由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换句话说，英国可以自由贸易，但是其他国家不愿意自由贸易，各国仍然通过关税政策保护自己的市场。所以，英国作为世界经济的霸主，若要保住自己的地位，就必须打开其他国家的市场，让那些采取关税保护的国家与英国一样，实行贸易自由。为了能够把自由贸易的原则推行到欧洲其他国家，英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换取欧洲各国开放市场。
1860年，英国同法国签订了《英法通商条约》，亦称《科布登商约》，规定两国互相给予最惠国待遇，减免双方重要商品的关税。在签约的过程中，英国做出了较大的让步，最终获得了法国市场，为英国北部和中部地区的工业品找到了新市场。[57]《英法通商条约》签订后，1863年英国对法国的产品出口增加了一倍。随后，英国又与比利时、意大利、德国、奥匈帝国订立了相同内容的条约。这一切表明，英国在19世纪60年代已经把自由贸易的原则推广到了欧洲的大部分国家，欧洲成了英国商品自由进出的场所。
自由贸易政策也是英国在欧洲以外地区推行的商业活动准则。英国的殖民地、保护国或其他的尚未进入工业化时代的国家，都被纳入英国自由贸易的范围。从亚洲的中国和日本，到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尼日尔、刚果和赞比亚，无一不是自由贸易的区域。英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自由贸易的过程中，只有美国坚持关税保护政策，以此保护民族工业，促进了本土经济的迅速发展，成为19世纪最后30年中英国最大的竞争者。
自由贸易政策的推行，使英国经济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1859—1870年间，英国的煤炭产量从5000万吨增加到1.12亿万吨，生铁产量从230万吨增加到600万吨，棉花消费量从5.9亿磅增加到10.8亿磅。这一时期，海外市场的扩大，欧洲各国以及美国工业革命的展开，促进了英国对外贸易的增长：1850—1870年，棉纺织品的出口价值从2826万英镑增加到7142万英镑；钢铁出口从540万英镑增加到2350万英镑；各种机器的出口从100万英镑增加到530万英镑，分别增长1.5倍和3.4倍。[58]
与世界贸易垄断地位相适应，英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商船队。1850年，英国商船吨位为360万吨，占世界商船吨位的47%。[59]到1870年又上升到569万吨，超过美、德、荷、法、俄等国总吨位之和。英国不仅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造船厂”、“世界商人”和“世界搬运夫”。[60]马克思在描绘19世纪中期的英国经济优势时指出：英国“用自己的巨掌把持全世界”。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这样描绘英国作为世界强国的优势：
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场；澳大利亚有我们的牧场；阿根廷和北美的西部草原有我们的牛羊群；秘鲁运来它的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到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而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遍及西印度群岛。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长期以来，我们在美国南部的棉花地，现在正在向地球的所有温暖区域扩展。[61]
英国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降低了殖民地的重要性。在重商主义时期，殖民地是英国经济稳定发展和人民保持较好生计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英国主要通过与殖民地的贸易，并垄断殖民地的贸易和航运，赚取高额利润。随着重商主义被自由贸易取代，殖民地在英帝国的地位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经济利益来看，殖民地的存在已经与英国的经济优势没有太大的关系，而且英国还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来保留殖民地。保留殖民地仅仅成为一个伟大帝国的象征：英国除了拥有世界的经济霸权，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帝国，英国的殖民地分布在世界各地，英国的太阳永远不落，英国人是世界的真正支配者。另一方面，英国人的大国优越感和同根、同源的白人感情交织在一起，彻底放弃帝国（白人殖民地）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是，保持帝国既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又导致英国卷入某些不必要的纠纷。
当时的许多政治家也认为殖民地的解放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命运。维多利亚中期两党多数政治家都属于这一类，甚至包括赞成帝国联合的约翰·罗素（John Russell）勋爵。1840年5月18日，格雷勋爵（Lord Grey）在给当时的加拿大总督埃尔金（Lord Elgin）的信中写道：“现在议会下院流行这样的看法：我们没有兴趣保留殖民地，所以不要为这个目的继续做事了。如果皮尔和格莱斯顿不像科布登和布莱特那样公开地承认，而是悄悄地支持，在内阁中就寻找不到不赞成的人。”1853年，他在《殖民政策》一书中写道：放弃殖民地的政策不仅受到一个积极政党的支持，而且议会的一些实权人物也表示赞同。他们使用同一的语言，并采取措施以造成这样的结果。阿瑟·米尔斯（Arthur Mills）在《殖民地宪政》一书中也指出：“为了使这些社区尽快地成熟——使他们在社会、政治和商业上达到宗主国的标准，目前利用自治政府进行统治，最终完全独立，是我们普遍赞成的殖民地政策的目标。”[62]
英国政治家对于殖民地的态度，也体现在加拿大政治家的话语中。1867年1月1日，加拿大政治家高尔特（Galt）访问伦敦，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这里对殖民地的感情表达使我极度失望，我对他们试图放弃我们的做法不能视而不见，他们对美国充满恐惧，为了防止战争的危险，宁愿放弃我们，不愿意保护我们。”1866年，加拿大另一位政治家理查德·卡特莱特爵士（Sir Richard Cartwright）访问英国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如果我们立即提出独立的要求，两党领袖格莱斯顿和迪斯雷利都会更加满意。”[63]对于英国政治家的态度，1870年的《双周刊》指出：“政治家的目的是双重的：鼓励殖民地为了他们自己而独立；减轻英国人为殖民地管理和防卫纳税的负担。”
由于“无形帝国”政策的实施者是自由党人，该党领袖格莱斯顿对殖民地的态度尤其值得关注。他在1849年4月16日的讲话中指出：殖民地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会变成独立的国家。他认为保留殖民地与母国的密切联系应被视为母国的责任，而非利益。他赞成收缩殖民地的财政支出，殖民地应该承担防卫的责任。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他试图采取积极的措施摆脱殖民地。相反，他在1849年4月4日的讲话中说：“下院和上院对待是否割断与殖民地联系问题，不能出于对金钱的考虑。”1867年3月28日他在议会下院中又说：“我的信仰是，这个国家没有责任为了援助和支持北美的几个省份花费精力，也没有责任为保持相互的联系而努力。”
毫无疑问，一些自由党著名的政治家深受分离思想的影响，如1867年3月28日，罗伯特·洛（Robert Lowe）在议会下院讨论帝国保证加拿大铁路建设的会议上说：“我们拥有很大的自治领，虽然我们没有能力保护他们，但是一个错误的荣誉感使我们不能轻易放弃他们……在美国革命中，殖民地从英国分离，是因为我们强迫他们纳税。我认为英国还将与殖民地分离，因为殖民地持续要求英国人为他们而纳税。”1869年格兰维尔勋爵（Lord Granville），在给约翰·罗素的信中也写道：“我们与北美的关系非常微妙，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应该是，在适当的时候，以友好的精神，当自治领足够强大时，宣布独立。”外交大臣克莱顿勋爵（Lord Clayton）的态度比较暧昧，他在给莱昂斯勋爵（Lord Lyons）的信中说：“我完全赞成你说的关于拥有北美的意见，希望他们会提出独立，我们不能抛弃他们，我们期望友好地分手。”
在关注政党政治家对于分离态度的同时，政府官员特别是殖民官员的态度也不容忽视。虽然他们的言行并不能引起公众的注意，但是，对内阁成员产生的影响不容低估。从19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到70年代初，所有的殖民大臣都是自由主义者，如1836—1847年的詹姆斯·斯蒂芬爵士（Sir James Stephen）；1847—1859年的赫尔曼·梅里韦尔（Herman Merivale）以及1860—1871年的罗杰斯爵士（F.Rogers）。他们几乎都认为殖民地迟早会与美国一样，最终取得独立。
另一个重要的殖民部官员是亨利·泰勒爵士（ Sir Henry Taylor），虽然他没有担任过殖民大臣，但是他的影响并不亚于前面三人。斯蒂芬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极力支持移民的本土权利，被称为“母国先生”。他认为殖民地很快解放是必然的命运，他的儿子莱斯利·斯蒂芬（Lesley Stephen）写道：“我父亲似乎很相信自由党中流行的看法，殖民地很快将与母国分离。”[64]赫尔曼·梅里韦尔是自由贸易的积极倡导者，反对旧的殖民地制度，他语言偏激，由于支持分离受到人们的指控。泰勒和罗杰斯也都是分离主义者，1852年泰勒致格雷勋爵的信中说：“我并不认为北美殖民地是一块最危险的属地，会导致与美国的战争，或由于愤怒和灾难引起战争。我也不认为这几个省份对我们毫无价值，但是，我觉得目前我们不能将它作为独立的国家而获取价值。”[65]1864年，他在给纽卡斯尔公爵（Duke Newcastle）的信中又写道：“阁下和威尔士亲王成功地安慰了殖民者，我想你们将松弛的联系变得更牢固。但是，我想我们还得为不久的将来出现的分离做准备。根据我的估计，目前我们与美国纷争的最坏的结果就涉及与北美的几个省份的密切关系和一个共同的理由。”[66]
罗杰斯与泰勒观点一致，1865年他在致泰勒的信中说：“在试图摆脱殖民地责任的问题上，我和你走得同样的远，就北美而言，如果我们放弃一个，不如放弃全部……我和你一样讨厌讨论声誉问题。”他在自传中阐述了对殖民政策的理解：“我总是有一个信念——这个信念本身是如此的牢固，我几乎不认为任何人有相反的看法——那就是我们的殖民地终究会独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殖民部的功能是保护这个联合，并对两党都有利；当分离出现时，尽量以友好的方式。这一政策建立在普遍接受的原则之上，一个充满生机国家的内部事务不应从属于一个遥远的国度，地理上距离遥远的国家在外交上没有共同的利益将他们联系在一起。”[67]
自由主义和分离主义的思潮为19世纪中后期的帝国政策进行了理论上的铺垫，英国经济霸权的确立在经济上淡化了殖民地的作用，加上政治家们的看法和主张，1868年自由党执政以后，努力寻找更加适合帝国发展的政策：感情上加强与殖民地的联系，政治上放松对殖民地的管理，这就是格莱斯顿的“无形帝国”政策的实质。“无形帝国”政策不仅反映了英国当时的现状，而且为霸权理论提供了依据：在一国称霸的时代，核心国家倾向于放松对边缘地区的控制，这样就有可能疏远边缘地区，甚至使其脱离核心国家。从经济增长率看，在世界经济增长的加速时期，核心国家也倾向于放松对边缘地区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