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70年代，印度2/3的领土在英国直接统治之下，1/3领土由600多个土著王公治理，每一个王公都配有英国印度政府任命的顾问。3亿多的印度人不仅分属不同的地域，而且被种族和宗教所分隔，严格的种姓制度又把他们分为不同的社会级别。但印度在英帝国内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其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印度是阻止俄国南下的屏障，对于保护帝国在南亚和中东的利益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第二，印度为帝国的防卫提供了大量的军队。1878年，印度军队第一次被迪斯雷利政府派往马耳他，开创了殖民地军队为帝国服务的先河。此后，印度军队在中国、波斯、埃塞俄比亚、新加坡、埃及和东非等地为帝国而战。索尔兹伯里勋爵说过：印度是英格兰在东方的兵营，拥有印度使帝国变成一个军事大国。[37]除此之外，印度对于帝国而言有无与伦比的经济贡献，帝国政府从印度获取大量财富，如帕森斯所述：“是印度经济的商业化所导致的经济机遇将英国吸引到南亚次大陆。”[38]1886年印度的所得税不仅维持了英印政府的开销，而且为帝国提供了财政上的帮助。“东印度公司每年付出8%—12%的收入，大约为2000万英镑，弥补了英国与中国贸易的逆差。”[39]
在印度民族大起义之前，印度的管理权属于东印度公司。18世纪前半期，公司的发展达到顶峰，在印度有三个主要的基地：孟买、圣乔治要塞（即马德拉斯）和威廉要塞（即加尔各答），还有各式各样的依附地。东印度公司的收入主要来自土地和贸易，到1740年，印度出口到英国的产品有硝石、蓝靛染料、糖、辣椒、原丝、白布和棉纱，每年价值100万英镑，公司还通过有利可图的茶和咖啡等商品，将贸易活动延伸到欧洲。
从1774—1785年，东印度公司管理的特点带有明显的“东方风格”，公司与土邦王公几乎没有任何往来，只顾自己做生意；印度人仍然按照他们的宗教、法律和习惯生活。[40]1785—1792年间，大总督康沃利斯勋爵（Lord Cornwallis）开始对印度殖民地的管理、税务以及法律进行改革。在管理方面，康沃利斯禁止公司官员从事私人贸易，并以高额的薪水补偿他们的损失。土地税是康沃利斯面对的最大难题。印度是一个完全农业的社会，土地收入是公共财政的主要来源。印度的传统做法是：农民将收入的2/3交给柴明达尔，留下1/10自己使用，其余的交给政府。在英国人眼中，柴明达尔就是地主，但实际上，他们仅仅是世袭的收租者和管理者。东印度公司在获得土地所有权后，也利用柴明达尔征收土地税，但是税收量得不到保障。公司尝试了很多办法，由于缺乏对印度农村状况的了解，始终不能解决问题。后来，东印度公司成立了税收局，由东印度公司工作人员作为税收专员管理印度的23个收税区。在司法方面，主要的措施是提高大总督和行政院成员的司法权威，由他们负责处理刑事案件，并在4个区采取巡回法庭的形式。各区的法庭负责处理民事案件，同时司法服务机构开始出现，为巡回法庭和区法庭提供律师。
1793年以后，东印度公司的政治权力开始萎缩，商业特权也逐渐丧失，尽管直到1858年东印度公司的管理权限才完全解体，但实际上从1833年起，英国政府已经成为英属印度的真正统治者。[41]
19世纪，在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对于印度的管理有了新的思维。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密尔1818年发表了《英属印度史》，他认为管理印度的最好手段是法律：“政府减少犯罪的最有效手段是运用法律消除弊端。”他也强调印度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认为只有英国人的直接管理才能满足绝大多数印度人的需要。马德拉斯总督托马斯蒙罗（Thomas Munro）也说：“自由主义是提升任何种族素质的最有效的方式，我们应该相信，自由对印度人也应产生类似的效果。”[42] 1833年马考莱也指出：“我们自由了，我们文明了，我们没有理由嫉妒将文明和自由的标准传给任何其他种族。”[43]他认为传播自由观念的方式是教育，西方教育将在印度造就一个“具有英国的品位、英国的道德、英国的表达和英国的睿智”的阶层。[44]
文化侵袭只是表象，其实质是通过印度人在文化上的认同，接受英国的政治统治，从而使英国在印度的利益最大化。如密尔在1832年所表达的：印度“王公们行使了我们留给他们的所有权利，不幸的是，他们不值得信任……我认为为了人民幸福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我们的政府延伸到这些地区”[45]。密尔认为，印度人还没有达到自己管理自己的时候，只有英国的管理，才能为绝大多数印度人谋幸福。1843—1856年戴尔豪斯统治时期，把目标投向了印度土邦王公的土地，因为他们的领地还不属于英帝国，只是接受英国人的保护。1849年，戴尔豪斯采取“缓流”政策，规定：未经英国总督的同意，禁止印度王公收养继承人。在土邦王公没有继承人后，土地自然就归英国统治者所有。“缓流”政策对英国来说，带来了他们渴望的后果：旁遮普（Punjab）、那格浦尔（Nagpur）、萨塔拉（Satara）、佳斯（Jhansi）和奥迪哈（Oudh）先后归属了英国。
文化的强制认同和**裸的土地抢占导致印度民族大起义。起义使英国在印度的权威几乎崩溃，一个高级官员说：“印度的地方政府变成了碎片，就像一屋子散落的卡片。”[46]关于起义的原因，威廉·缪尔（William Muir）说：是政府与士兵的冲突造成了起义，“军队骚乱的特点是政府与士兵之间的冲突，不是政府与人们的冲突”[47]。这种说法显然太表面化了，没有解决什么问题。经济的原因更深刻，英国工业品入侵导致印度手工业结构解体，英国人打破了印度的手工业，摧毁了印度纺纱轮。[48]除此以外，土地所有权也是重要的因素，印度土地所有者在英国严苛的税收制度下逐渐失去了土地，这些人也参与到起义的队伍中。
在镇压了印度民族大起义后，英国政府在1858年制定《印度政府法》（Government of Indian Act），规定英国王室接管英属印度的管理权，在伦敦设印度事务部（India Office）代替过去的监管部（the Board of Control）管理印度事务，同时还设立了监督这些机构的印度委员会（Council of India）。英印政府管理层也进行了调整，原来的大总督（Governor—General）被副王（Viceroy）取代；印度土邦王公在保证忠诚英国王室的前提下，可以保留王公的地位，1858年维多利亚女王承诺“尊重土邦王公的权利、尊严、荣誉像尊重我们自己的一样”[49]，英方的统治不得干涉印度的宗教和社会习惯。
但是，英国统治者坚信他们是印度的“主人”，在他们眼中，印度是落后和愚昧的代名词，而英国人的责任就是引导印度从不文明走向文明。印度的权力越来越集中在英国总督的手中，他通过行政院控制印度政府，通过立法院制定法律。根据1862年的《印度参院法》（The Indian Councils Act 1862），两院增加了提名的非官方成员，虽然以孟加拉、马德拉斯、孟买和西北省份以及旁遮普为代表的各地也建立了各自的立法机构，但它们完全由殖民地官员和指定的非官方代表所组成。英国政府对印度的军队也进行了调整，大幅度减少军队中的印度人比例，1857年印度士兵为23.8万人，到1863年下降到14万人，而征兵地区也集中在相对忠诚的那格浦尔和旁遮普。
19世纪80年代后，印度对于英国的重要性更加突出，英国与印度的贸易稳定增长，印度的棉花为英国的棉纺织业提供了原材料，小麦和茶叶等商品也源源不断输送到英国市场，印度出口从2300万英镑增加到8600万英镑，到80年代印度占英国进口总额的19%；英国1/5的投资在印度。19世纪80年代以后，印度对于帝国的重要性随着欧洲列强瓜分非洲的力度加大而变得更加重要。印度成为英国最主要的投资场所：1870年英国对印度的投资为1.6亿英镑； 1895年为2.7亿英镑；1900年为3.05亿英镑。[50]同时印度军队也为英帝国做出很大贡献，他们随时服从帝国的调遣，并出现在任何需要的地方：1839年、1856年和1859年印度军队被派往中国，1867年被派往埃塞俄比亚和新加坡，1878年去阿富汗和塞浦路斯，1885年去缅甸，1888年去埃及，1893年去尼亚撒兰，1896年去苏丹和乌干达，1899年被派往波斯湾和南非。寇松（Curzon）认为：印度为英国带来如此多的荣誉，以至于它是决定英国是一流还是二流国家的问题。梅奥（Mayo）说：“我们决定像太阳普照大地一样保有印度，我们民族的性格，我们的商业需要它，我们还有250万英镑投资在这个国家。”[51]
印度的劳动力是帝国的另一个资源。随着殖民地奴隶制的废除，劳动力的短缺成为殖民者最大的难题，在加勒比地区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英属圭亚那（British Guyana）更为明显。从印度向外输出劳务起，到1838年，印度已经有2.5万人被输出海外；到1840年毛里求斯的印度劳工达到了1.8万人。19世纪，欧洲糖和咖啡的消费增加了对印度劳工的需求，1800年欧洲人的人均糖消费量为16.8千克，到1820年已经达到了34.8千克，咖啡的消费则增加了一倍。1858—1859年是印度移民的高峰，5.3万印度人移民海外，去毛里求斯和特立尼达的就达到了44397人。因此，印度人利用热带的原材料为英帝国创造了无数的海外财富，同时，印度还是传播文明的前哨，它对英帝国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它可以保持我们种族最好和最有力量的特点”[52]。英国人如果放弃印度就是放弃帝国的伟大，英国人如果失去印度就是失去钱财和尊严。
印度的重要性决定了帝国政府对其边境安全的重视，从19世纪30年代以来，阿富汗一直被视为印度安全的缓冲地带，这里最大的威胁来自俄国。1830—1880年，俄国军队从阿富汗向前推进了1900多千米，直逼印度。从1885到1884年，俄国沿梅尔夫和赫拉特方向又推进了960多千米。1884年，俄国占领梅尔夫，1885年3月俄国军队进攻阿富汗境内的潘杰达。俄国的压力改变了远东的形势，1896年俄国占领旅顺港，1900年俄国被日本打败，随后它改变扩张的方向，中国西藏和阿富汗成为新的目标，同时它对波斯进行渗透，英俄敌对的态势加剧了。
19世纪90年代，北部边境是保卫印度安全的前沿地带，成为各方利益的连接点，又是俄国最容易接近印度的地区。在以吉尔吉特（Gilgit）为中心方圆800千米的范围内，居民绝大多数是穆斯林，他们既承认英国的影响，又固守自己的习惯。印度总督埃尔金认为，一旦俄国派军队进入契夫拉尔（Chifral），并在白沙瓦（Peshawar）和克什米尔（Kashmir）之间驻扎军队，印度将背部受敌。所以，埃尔金建议打通并保卫迪尔大道，加强对契夫拉尔的防卫，减少吉尔吉特的驻军，保护印度的安全。尽管埃尔金的建议没有被自由党的罗斯伯里政府采纳，但是，1895年联合政府上台后重新予以考虑，同年8月，英国决定改善通往契夫拉尔的道路，导致了印度北方局势的改善。
在印度的内政治理上，里彭总督（1880—1884）为印度带来了一些实质性的变化。他的做法是：满足印度人的某些要求，在印度建立地方立法机构，希望利用接受过英国教育的印度人组织地方政府。他说：“由接受过教育的当地人来管理政府，不会使政权落到我们的敌人的手中……他们不会对政府漠不关心，也不会做出愚蠢的决定，从而减少政治的危险。”[53]里彭还颁布《埃尔波特法》，授予印度籍的行政官员和司法官员对欧洲人的司法权，规定欧洲人必须在由一半欧洲人和一半印度人组成的陪审团中接受审判。格莱斯顿坚决支持《埃尔波特法》，认为该法体现了英国人的骄傲。同时，它给了印度人极大的鼓舞，刺激了印度民族主义的发展。
印度的民族主义者一般都是传统的高种姓，接受过英国教育。孟加拉的律师拉尔·马汉·高斯（Lal Mahan Ghose）的一席话表达了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心态：“我们的知识增加了，我们个人和国家的信心也增强了，我们的雄心壮志得到激励。”[54]民族主义者批评政府公职多被英国人霸占，在1200多名公务员中，只有60多名印度人；他们还批评政府的财政和军队预算，完全没有印度人的参与。
为了使印度真正成为印度人的印度，1885年12月28日，72名代表在孟买集会，组建了第一个印度人的政党——国大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国大党最初的成员都是孟加拉、马德拉斯和孟买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人员，他们要求印度人民与英国人“认真对话”。党的任务是发展并巩固国家感情，强调印度政治生活的统一性，并将不同的政治组织联系在一起。国大党的要求是温和的，但也表达了印度人参与政府管理的愿望，英国政府不得不考虑这些要求，在1888—1892年之间对印度的民族主义采取了让步的态度。1892年的《印度参院法》（Indian Councils Act of 1892）将选举原则引入政治体制，在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机构中增加了印度代表。但这些代表中的多数仍然是任命的，而且总督有否决权。法案实行到省一级，“它确实使一小群能干的印度人进入了政治领域”[55]。
但英国的让步与印度人的要求相距甚远，印度民族主义者提出印度是一个国家，它有权建立自治的政府；他们认为英国治理印度的时代应该结束了，受过教育的印度人比英国人更适合管理自己的国家。在经济上，他们认为印度人应该发展自己的工业，而不是仅仅向英国提供原材料，由于印度被置于英国的自由贸易体系中，印度的棉纺织业根本无法与兰开郡的制造商竞争；因此，摆脱对英国的依赖，是建立印度民族工业的当务之急。
这些建议遭到1899—1905年任印度总督的寇松的否定，他认为大多数印度人还没有管理的意识，缺乏教育，不会写字，也不能读书，甚至不知道统治他们的是英国人。“印度人是农夫，没有政治抱负……国大党的计划和政策离印度的现实相距太远……他们的要求只符合极少数印度人的利益。……将代议制引进一个低阶段发展的国家，我认为是高阶层不成熟和不明智的想法。”[56]他认为种姓、宗教和习惯的差异使各社会群体缺少沟通，经常发生暴力，地主对农民进行严厉的控制，王公和领地臣民不愿将自己的生活暴露给公众，这些因素都使英国不能放弃对印度的管理，只有英国的管理可以带来和平、秩序和安全。[57]
由于印度仍然是一个农业社会，寇松侧重改善农村的状况：通过降低税收帮助农业经营者，建立乡村合作信用社保护农民免遭高利贷盘剥； 1903年建立印度农业部（ Indian Agricultural Department）。[58]此外，进一步发展农业灌溉系统并建设铁路，将其置于新建的工商部管理之下。
尽管这些政策得到普遍拥护，但是他的教育政策和分解孟加拉政策却遭到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抵制和反对。寇松认为，印度的大学不是教育机构而是考试机构，1904年的《大学法》（Universities Act of 1904）加强对大学分校的管理和控制，此举招致具有政治倾向的知识分子的谴责。此外，为了削弱民族主义势力，寇松将孟加拉分为东西两个部分。孟加拉东部人口多数是穆斯林，他们在印度是人口中的少数，此举被认为是对孟加拉人爱国主义的侮辱。
20世纪初，英国对于印度的管理变得更加艰难，一方面，东方的觉醒和对西方霸权的挑战使印度人认识到西方并非不可战胜。印度中产阶级职业阶层追随19世纪自由主义的传统，考察欧洲的民族主义运动，要求印度自治；另一方面，以提拉克（G.B.Tilak）为首的激进民族主义者形成势力，他们拒绝接受西方文化，鼓励印度文化的复兴，并提倡用暴力手段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在这两股力量的合力作用下，印度自治或独立只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