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固帝国在世纪之交成为英国占主导地位的帝国政策，但对于如何巩固这个空前庞大且结构复杂的帝国，则必须考虑三个制约性因素。其一，英国经济自19世纪末以来不断衰退，并且面临着德、美等国的挑战，英国人把帝国作为解决英国衰落问题的良方，在这一方面是没有争议的，但关键是采取何种方式使帝国成为英国力量的后盾。其二，帝国统治中的传统因素不容忽视。英国一向是一个尊重传统，不主张激烈变革的国度。兼之当时英国所面临的国际竞争形势，更使英国不可能提出更多创新性的建设帝国思想，人们自然而然会利用各种各样的传统思想，在适应当时情况的基础上，提出经过修改的帝国建设思想。这类传统思想多种多样，包括自由主义（Liberalism）、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种族主义（Racism）、社会主义（Socialism），等等。其三，各种各样的具体情况也影响帝国决策，这些情况包括国际形势的变更、殖民地的民族主义、对殖民地情况有着最直接了解的殖民地行政官员个人的因素，等等。
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英国各界提出了多种多样的关于解决帝国所面临问题的方案，对于帝国的组织形式、经济开发、道德基础及种族关系都进行了探讨，从而对帝国政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大体看来，这些关于如何巩固帝国的思潮可以分为如下四类：自由主义者（Liberal），帝国改革派，文化相对主义者（Cul tural Relativist），社会主义者（Socialist）。[39]以下分别进行叙述。
（一）自由主义者的守成思想
19世纪西欧各国中，自由主义在英国发展得最充分、最典型、最具代表性，几乎成为整个19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思想。自由主义学派的出发点是经济方面的，因为这种理论主要是适应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期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与完成而提出的，代表人物有18世纪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19世纪中期的哲学家及经济学家密尔（John Stuart Mill）以及19世纪的著名政治家格拉斯顿（William Gladstone），等等。该派认为人应当绝对自由地互相竞争，以便他们最好的能力得以发挥。[40]而政府的功能是有限的，应尽量减少对经济生活的干涉，经济活动中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自动调节。相应的，个人在法律上和社会上也应享有实际行动并承担后果的完全自由，所以政府形式也必须是对个人干涉最少、最能体现个人利益和意见的统治形式。[41]毫无疑问，只有民选的代议制政府才最能体现这一要求。而在国际事务中，自由主义者则倡导国际自由贸易，主张依靠民族自由和国际公平交易的原则来处理对外关系。
对于殖民地的统治，自由主义的创始人们反对流行于17、18世纪，以宗主国对殖民地经济、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各方面全面垄断为特征的旧殖民体系。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中鲜明地指出：“除了对外贸易，英属殖民地的人民就其他各个方面来说，都有完全的自由，按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处理他们自己的事务。”[42]这一方面是因为以反对旧殖民体制为目的的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让英国大受震动，另一方面也因为放松对殖民地的控制既有利于减少英国的财政负担，也有利于英国工业的发展。19世纪中期，英国工业革命业已完成，其在欧洲居于霸主地位，而且号称“世界工场”。这种强大的国力更使得英国的自由主义者在帝国问题上，主张不建立正式的版图帝国，而是通过贸易、法律、文化等无形的力量把英帝国连成一片，既可以实践其自由贸易主张、减少英国对殖民地承担正式责任所应付的费用，又可以推进自由主义所倡导的正义与人道原则。在具体做法上，英国创立了白人殖民地的自治政府制度，给予白人移民殖民地以内政自主权，并将英国的议会制度推广到白人殖民地，在白人殖民地建立“得到多数人信任的”“行政机构对议会负责的”责任政府制度，[43]其大多数立法活动不再从属于英国议会；同时，英国在非白人殖民地注重发展当地福利，向土著地区传播英国式的文化、宗教、法律等。以上做法，使英国在19世纪中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自由贸易帝国。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英国的国际地位受到严重挑战，工业霸权不复存在，世界工场的地位也已丧失，自由主义赖以存在的基础逐渐消失，因此自由主义进入急剧衰落的时代。但是，由于自由主义在英国社会根深蒂固，致使它的许多原则在当时的英国仍能激起大多数人的共鸣，并成为具有主导地位的帝国主义思潮。
持这一派主张的主要有如下代表人物：罗斯伯里（5th Earl of Rosebery），曾于1884—1885年任首相；索尔兹伯里，1895—1902年任英国首相；坎贝尔-班纳曼，自由党领袖，1905—1908年任英国首相；约翰.莫利（John Morley），1905—1912年在自由党政府中任印度事务大臣；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在1905年度的自由党政府中任贸易委员会主席，1916—1921年任英国首相；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思（Herbert Henry Asquith），坎贝尔-班纳曼之后的自由党领袖，1908—1916年长期担任英国首相；希克斯.比齐（Hicks Beach），1895—1902年在保守党政府中任财政大臣，他宣称自己是一个“彻底的自由贸易者”[44]；伦纳德.霍布豪斯（Leonard Hobhou se），英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1911年发表《自由主义》一书，概述了英国自由主义的发展和主要内容；休.塞西尔（Hugh Cecil），保守党思想家，1912年发表了《保守主义》一书，对英国的保守主义做出了全面论述。这里必须强调指出，对自由主义的信奉早已成为英国国内两大政党——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共识，因而这些来自不同政党、不同派别的人在巩固帝国的原则上能持同一种态度。
这一派的主张如下：第一，强调帝国的道德基础，在巩固帝国时必须注重自由主义的原则。该派要求一种理性的、明智的、严肃的帝国主义，反对帝国狂热，要求英国人重新承担起对帝国的道义责任，在巩固帝国时尊重人道、正义、和平的传统并保持良知。该派之所以强调帝国的道德基础，主要是因为他们遵循着19世纪自由主义一直存在着的讲求道义的传统。霍布豪斯曾这样评价格拉斯顿在帝国问题上留给英国人的优良传统：
外交部的办事原则是：国家的理由证明一切事情都是正当的。格拉斯顿的办事原则是：除了人类良知证明是正当的事情以外，任何事情都不能被国家的理由证明是正当的。在他看来，政治家不仅要维护他的国家的物质利益，而且要维护国家的荣誉。……一个国家要变得伟大，不仅可以通过把地图绘成红色，或者把其贸易扩大到前所未有的地步，而且也可以通过作为正义的先锋、被压迫者的救星、自由的老根据地，使国家变得伟大。[45]虽然19世纪末的帝国扩张使人们暂时陷入帝国狂热之中，但一遇机会，这种英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传统就要起作用。希克斯.比奇指出，“不应用不正确的手段去完成伟大的目标”。[46]
而英布战争极大地伤害了英国人的良知，促使他们认识到帝国扩张中包含的非正义性，从而呼唤帝国道德基础的回归。战争期间，“亲布尔派”政治家主持的报纸《每日新闻》称赞“布尔人是一个勇敢而有骑士风度的民族”，并指斥英国的战争行为。[47]坎贝尔-班纳曼则一再指出，英国处理帝国问题的当务之急是宽宏大度地对待布尔人，重建被战争破坏的南非，建立“两个欧洲种族之间的协调与融洽”[48]，以消除残暴的征服所带来的布尔人的憎恨及国际社会的指责。他于1906年当选英国首相后，特别提出把“正义与自由，而非特权与垄断”作为该党的执政准则。[49]
第二，该派主张坚持殖民地自治原则，尊重19世纪中期自由主义的成果——白人殖民地的自治政府。自由党的代言人霍布豪斯指出，自由主义提倡民族自治和国际平等，但这并不是说自由主义对帝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对白人中普遍存在着统一感情这一事实所包含的潜在价值漠不关心。他进一步指出：“今天的殖民帝国实质上由老的自由主义所创建。它建立在自治基础上，而自治是现存统一感情产生的根源。我们当代的难题是想出一套办法来更具体生动地表现这种统一感情而不损害它所依赖的自治权力。”他还认为，英国自由党人应重视这一问题，努力使他的国家成为一批自治的民主社会的中心。[50]
无独有偶，保守党的代言人、著有《保守主义》一书的休.塞西尔也持同样观点。在书中，他认为，英国的保守主义是一种守成力量，可以使社会的进程“不至于过分大胆或轻率，也不至于过分慎重或延迟”。[51]在帝国问题上，保守主义体现为要求维持帝国的完整与统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破坏帝国赖以存在的自治制度。他指出，当代帝国事务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使帝国成为一个单一的有机体，而又不破坏或危害其中每一个部分理所当然地、坚定地要求的充分自由权。英国希望自治领也能完完全全成为国家力量的一部分，但也希望“我们种族的一切公民，不论住在皇家自治领的哪个部分，同等地享有自由自治的伟大遗产”。他还认为，对于这一最终目标，英国国内“并不存在任何派系的争论”。[52]
第三，该派认为帝国应是建立在互相信任和积极合作基础之上的自愿、自由的共同体，反对任何僵化的帝国政治、经济或军事组织。从自由主义的信条出发，自由主义者往往维护殖民地的政治自由，反对母国对殖民地的过多干涉；认为使殖民地持久忠于母国的最佳方式是使它们信任英国并想与英国统一，正如罗斯伯里指出，一个自由帝国在本质上“不是由武力，而是由感情和挚爱联系在一起的”[53]。自由主义者还认为，假如使用武力来让它们为英国的利益效力，则这些分布在世界各地、利益各不相同的殖民地与英国之间就会发生激烈的冲突。对于当时一些人提出的用机构化的方式统一帝国的建议，他们非常反对，正如索尔兹伯里在1902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的：“有许多重要人物——有巨大财富和权威的人，他们认为采取立法行动来使殖民地组成联邦的时刻已经到来。我奉劝他们，在他们这么做之前仔细考虑一下他们希望从中得到的结果。我们没有立法权力来影响已从母国和它的女儿们那里升起的思潮和感情。”[54]总而言之，帝国组织应尽量根据具体情况采取非正式的、多种多样的形式。
自由主义思潮这时之所以能在帝国问题上重新占据上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英布战争后，英国出现了一派对帝国扩张的指责，从而为自由主义思想的再度兴盛培养了土壤。另一方面，19世纪的大规模帝国扩张中，英国人并未来得及提出全新的巩固帝国的思想。此时，英国实力的衰落及其在国际上面临的危急局面，也使英国无力再采取积极的帝国政策，从而转入守成阶段，体系庞大的自由主义则无疑为他们提供了现成的巩固帝国的理论。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派思想对于帝国巩固的贡献主要在政治原则上，而较少涉及具体措施。这主要因为自由主义在这时已经是一种具有固定内容的思潮，自由主义者大多处于维护前人立场的地位，已经较少创新了。他们更多地是提倡维持英国已有的帝国统治政策，实行无为而治。所以，他们对帝国并无远大构想，只有当帝国结构中出现什么问题时，他们才去考虑解决方法。他们的态度，可以用印度事务大臣莫利的话来概括，他说：“今天我能负责，明天我也能干得很好，后天我听天由命。”[55]
自由主义虽然在19世纪末已是强弩之末，但英国毕竟是一个靠自由主义起家、又靠自由主义达到鼎盛的国家，因而自由主义在这一时期仍能占据帝国思想的主导地位。同时，持这一派观点的人又几乎都是1905年起长期执政的自由党政府的成员，所以其主张对于制定帝国政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二）帝国改革派的变革意图
如果说，坚持自由主义传统者的主张是立足于帝国政策的传统和帝国发展的现状的话，那么帝国改革派则往往在面对帝国现存问题的同时，又着眼于帝国发展的将来，试图改进19世纪中期以来的殖民体制，使之进一步增强英国的力量，并设计出许多具体的举措。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约瑟夫.张伯伦，著名的帝国主义者，1895—1903年任殖民大臣，对英国的内政外交都产生过重大影响；阿尔弗雷德.米尔纳，著名帝国主义者，1897年起先后任英国驻南非高级专员及总督。他们对于帝国怀着极大的狂热，矢志献身于帝国事业。
这一派巩固帝国主张的着眼点是英国经济从19世纪末以来的持续衰退，至一战前，无论是实际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见表1）还是出口量（见表2），英国都已大大落后于两个主要的竞争对手德国和美国。因此，激进的帝国主义者主要想解决英国面临的经济危机，推行殖民地经济改革，使殖民地成为英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以维持英国的霸主地位。
表1 实际GDP的年增长率（%），1880—1913年[56]
表2 在世界制成品出口中所占的份额（%），1880—1913年[57]
这一派的主张如下：第一，大力发展殖民地经济，对于出生伯明翰商业世家的张伯伦而言，殖民地始终是一个经济命题，是英国巨大财富和经济稳定的潜在资源。他早在尚未担任殖民大臣时，就曾指出：
占有地球上某些大块空间是不够的，除非你能够充分利用它们，除非你愿意开它们。我们是一笔大财产的地主，地主的责任在于发展他的地产。[58]
这就是张伯伦著名的“地产说”。1895年8月，即他就任殖民大臣的第二个月，他就大力呼吁开发这些殖民地。他指出：“没有帝国的援助，未开发的地产就不能得到发展……就我所知，这些殖民地归英国所有已经有一百多年了，但迄今为止，英国的统治者几乎什么也没做。”他还认为殖民地发展“既对当地居民有利，又对其外部更多的人口有利”[59]。
张伯伦认为，维持和防卫这个帝国的费用越来越大，因此需要帝国各个组成部分——无论是自治殖民地还是附属殖民地，都能经济繁荣，以便能提供足够的金额来防御它们的领土，同时也能产生足够的资金促使当地经济走上持续增长的道路。在各殖民地发展的基础上，又可以通过“正确的组织和巩固措施，来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给自足的帝国”。在这个帝国中，“没有哪一种食物，哪一种贸易原材料，哪一种生存必需品，哪一种生活奢侈品，不能在英帝国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制造”。[60]这样一个帝国将是一个强有力的组织。
张伯伦的信条具有革命性，意味着推翻那种通过英国给予殖民地有限的资金来促使殖民地形成财政自给自足的经济发展体制。这种体制可追溯到19世纪中期，对此做出最清晰描述的是1846—1852年任殖民大臣的格雷勋爵（Lord Grey，Henry Grey，3rd Earl Grey），格雷说：“要验证促进未开化地区居民发展的措施正确与否，最合适标准莫过于看该殖民地是否能自给自足。”[61]而张伯伦的主张则打破了殖民地简单维持现状的经济政策，试图使殖民地的经济获得长足发展。
第二，该派主张通过政府行为来发展殖民地。这一主张在仍然视自由贸易为金科玉律的英国，同样具有真正的革命性。根据自由贸易原理，英国传统的殖民地发展，不是通过有限的政府贷款来援助殖民地，就是通过私人投资在殖民地部分地发展生产，在这当中，英国政府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而张伯伦则开始彻底打破自由主义信条，试图使英国政府大幅度介入殖民地的经济发展。
张伯伦深知殖民地是一只只金鹅，只有在英国政府资金的刺激下，才会下金蛋。因为发展殖民地所涉及的许多举措，如建设铁路、桥梁、港口和灌溉系统这些公共工程，是私人企业所不愿承担或难以承担的。正如他在1896年1月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的：
毫无疑问，在许多事例上发展被延缓，而在一些事例上则完全停滞了，仅仅因为能够运用来促进发展的方式超过了私人财力的范围……比如在多米尼加、在英属洪都拉斯及英属圭亚那，有许多尚不为人所知的自然资源——金矿和其他矿藏、染料、木材以及所有热带作物，无论是殖民地自身还是私人冒险家，都不打算去开发这些资源。王室地产的广大及其毫无疑问的固有价值，正等待着一个买主，因为这里没有获得财富的适当方法。私人企业可以耕作农田、砍伐木材并开采矿藏；但是政府（也只能是政府）可以修筑公路和铁路，这是政府在这些新型国家的真正职能范围，而且只有在大不列颠认识到这一点时，它才能履行对于它统治之下的附属殖民地的职责。[62]
张伯伦的这种思想在政府仍坚持自由放任、不干预经济发展的时代显然是超前了，不过他仍力排众议，多次为西印度和非洲的发展争取到政府援助款，尽管数目微小，但毕竟在正统经济政策中打开了一个缺口。因此，后来支持张伯伦的米尔纳曾称张伯伦的任期是“进步的时代，即从旧的、不干涉和停滞的体系向新的、积极的和发展的政策过渡的年代”。[63]
第三，该派主张在英国及其自治殖民地之间建立正式的、紧密的、集权化的联系。从19世纪80年代起，张伯伦就是帝国联邦计划的大力推行者，在他成为殖民大臣后，更是不遗余力地推行英国与自治殖民地之间的联合。在张伯伦看来，组织化的帝国要比自治更重要，他一再强调：“这一时代的趋势在于，把权力交到大帝国手中，那些较小的王国——没有进步的国家——注定要成为二流的、附属的地区。”[64]
出于对经济问题的敏感，他把商业联盟看得最为重要。1903年，他发起了关税改革运动，其目标是在帝国内部引进保护性关税系统，建立帝国成员之间的关税同盟，从而使帝国联合成一个经济整体，此举在仍然奉行自由贸易政策的英国引起轩然大波。米尔纳在这个问题上坚决支持张伯伦，当他结束在南非的总督生涯回英国后，便积极为关税改革摇旗呐喊。1908年，他在出访加拿大时，曾大力游说帝国的经济联合。他说：“通过尽可能从加拿大而非阿根廷购买小麦，联合王国将帮助建立自治领的繁荣。通过向联合王国而非德国或比利时购买瓷器、陶器、玻璃制品或刀具，加拿大将向英国而非别的国家提供就业机会。”[65]
张伯伦的关税改革思想的产生，和他的背景分不开。他出生在英国工业重地伯明翰市的一个巨商家庭，对经济问题十分敏感。该城市自19世纪80年代起就注意到了其他工业强国对英国工业霸权的挑战。1895年，伯明翰的商界代表就向负责调查英国贸易衰落原因的委员会深刻地指出：“保护性关税已经使文明的市场向我们关闭。……凭借保护性关税，德国和美国已发展了他们的工厂，并且从他们的国内销售中获利。”[66]在伯明翰市的这种氛围中，张伯伦产生关税改革思想不足为奇。
帝国改革派大多长期从事帝国事务，对于帝国的发展前景有较明确的看法。他们的观点一般都具有前瞻性，往往都是明确提出帝国政策未来发展的走向，因而也确实吸引了不少人。直到1953年，张伯伦的追随者、一战后担任过殖民大臣的艾默里在其回忆录中，仍然强调：如果当时英国确实实现了张伯伦的政策，则英帝国根本不会衰落。[67]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帝国改革派的观点虽然指向帝国未来，但是其理论立足点却是19世纪中期以来就已经存在的、此时已遭到许多人批判的种族主义观点和文化使命观。种族主义理论包含两个要点。一、英国至上论，认为上帝对英国人情有独钟，他们天生就是统治世界的种族。张伯伦指出：“命运之伟大与重要性完全给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因为气候和环境都不能改变这个骄傲、顽强、自信和果断的种族。”[68]二、种族等级观念，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一个不同种族的等级体系，英国人居于种族体系的最顶端，有色人种则在底层。米尔纳认为：“白种人必须统治，因为他是通过许多步骤才被提升到高于黑人的地位的。”[69]在实践中，他们一直注重与白人自治领的联合，而把土著种族视为较低等的、未发展的种族。至于文化使命观，则是他们从种族主义推导出来的理论，即处于较高文明程度的英国人负有向全世界传播英国文明的天定使命，正如张伯伦指出的：“命中注定要把我们的美德及缺点一并传播到有人居住的地区。”[70]张伯伦的殖民地发展政策，实际上也包含着英国人比当地居民更懂得如何发展经济的含义。
正因为他们持有种族优越感和传播英国文化的使命感，所以他们强调为了完成伟大的目标，可以不计较采取的手段是否正当，张伯伦指出，“你不可能不打破鸡蛋就做蛋卷；你也不可能不使用武力就能摧毁野蛮、奴隶制和迷信”，虽然这样做有些违背正义的原则，但“如果你把人道上的收获及你必须付出的代价做一个公正的对比”，你会感到还是得大于失。[71]因此，该派强调英国人必须理直气壮地领导帝国，他们强调巩固帝国必须注重效率、秩序，而不是自由主义所提倡的民主与自由。他们甚至攻击英国民主制的拖沓和低效率，认为议会议员根本不懂得帝国问题的实质，米尔纳更公开声称不要受“威斯敏斯特的乌合之众”的干扰，[72]而其对南非的治理则完全体现了他的铁腕政策。正因为如此，帝国改革派的做法经常遭受自由主义者的指责，也往往激怒他们的同僚。
帝国改革派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活跃于英国政坛，无论在帝国的中心英国，还是他们统治的殖民地，都留下了深深痕迹。他们关于把帝国联合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实体的构想，一度得到一部分自由党人和费边主义者[73]的支持。[74]他们在任期内也曾大力推行他们关于如何巩固帝国的主张，因此其思想虽然在英国政坛中处于少数派的地位，但也确实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此外，赞成他们思想的人在未来的英国决策层中也曾起过很大作用，比如利奥波德.艾默里（Leopard Amery），此时是张伯伦的追随者，一战后成为殖民大臣，一直认为英国将来的繁荣“依赖于我们在帝国中的遗产的发展”[75]。因此，他大力推行了许多发展附属殖民地、加强帝国联系的创新性举措。
（三）文化相对主义对种族主义的修正
如果说自由主义者和帝国改革派都是英国政界的重要人物，他们或坚持自由主义传统，或针对帝国面临的问题，对如何巩固帝国提出见解，并利用他们的执政地位，将之付诸实践的话，那么文化相对主义（the Cultural Relativism）则立足于18世纪下半叶以来英国宗教团体与人道主义者积极主张发展殖民地福利、尊重殖民地利益的传统，对巩固帝国的原则、方法提出补充性看法，其中很多思想对帝国的决策及管理也产生了影响。
英帝国领地内的人种和文化多种多样，对于占帝国人口绝大多数的非白种人，英国人一直持种族主义态度。这种观念在19世纪的英国社会根深蒂固。然而，19世纪末，种族主义受到了一批人道主义学者的质疑。他们反对种族主义所宣扬的盎格鲁-撒克逊种族承担着向人类传播最先进文明的使命的观念，而强调非洲社会具有不同于欧洲的独特文化价值和特性，即文化的相对性。因此，他们的主张被称为文化相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玛丽.金斯利（Marry Kingsley），19世纪末的女旅行家，曾游历西非，著有《漫游西非》和《西非研究》等具有广泛影响的书籍，她对于非洲的同情、理解及热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欧洲人对非洲的看法，且奠定了西非人类学基础；E.D.莫雷尔（E.D.Morel），人道主义团体刚果改革协会的创始人；哈里.约翰斯顿爵士（Sir Harry Johnston），非洲旅行者，前非洲殖民地行政官员；约翰.哈里斯（John Harris），先是刚果改革协会成员，后成为另一个人道主义团体土著保护协会成员。
这一派思潮的主要观点如下。第一，指出非洲社会文化与欧洲的不同之处，认为非洲应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金斯利根据她在西非的游历提出，西非社会处于类似于欧洲13世纪时的状况，但这并不意味着英国人要像19世纪英国的文化使命观所提倡的那样，把这些地区提升到与欧洲19世纪状态平行的水平；相反，真正的“人道主义”是用科学方法使这些地区沿着它们自己的文化发展途径演进到它们自己的19世纪状况。她认为非洲人“是逻辑上非常实际的人……他有考虑他所拥有的权利的方式，无论他是否愿意行使这种权力”[76]。因此，英国人无权要求非洲人接受欧洲的思维方式，而英国人应该做的，是帮助这些非洲人避免非、欧两种文化的冲突，使其顺利进入他们自己的现代状况，并宣称“这是一项伟大的人道主义工作，通过从事这种工作可以为英格兰在上帝面前树立一座丰碑”。为了完成上述工作，金斯利特别强调研究非洲的风俗。她指责基督教团体的传教活动和英国殖民部对当地的直接控制导致了非洲社会和政治机构的毁灭，因此她憎恨“英国对较弱小种族政策的欺骗”，认为这给黑种人带来了灾难。[77]
第二，强调帝国对土著地区承担的道义责任，反对压制性的殖民统治。金斯利在1899年出版的《西非研究》一书中指出，直辖殖民体制不适合于非洲，因为它作为一种政治体制，主要代表的是英国国内的殖民官员的观点，而不像英国式的代议制机构那样，代表的是选民的利益。因此，西非殖民体制的运作只能导致和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愿望相反的结果，浪费人们的金钱、前途和生命。[78]受到其思想的影响，人道主义者莫雷尔创立了刚果改革协会，抗议比属刚果殖民统治的暴行，认为压制性的殖民统治损坏了当地的传统与文化，主张保护非洲免受帝国主义的侵害。[79]该举动得到了前殖民官员约翰斯顿爵士的大力支持。1906年，两人合著的《红橡胶》一书出版。在书中，他们指出，如果不改变殖民统治的暴行，则有可能导致非洲人的反抗，推翻欧洲人“试图移植的新文明”。[80]继这两人之后的文化相对主义者哈里斯，一直强烈反对非洲殖民地上存在的强制性劳动和白人侵占非洲人土地的问题，他曾多次向英国议会提交请愿书，请求改变这种局面。[81]在1914年出版的《最黑的非洲的觉醒》一书中，他指出，白人行政官员的种族歧视会破坏英国与西非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关系。而他所想做的工作是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关注在英国学习的非洲学生的福利。[82]
第三，文化相对主义者坚持非洲文化的相对性，故而他们认为一部分受过西方教育的非洲人失去了他们文化的根源，也失去了他们同胞的尊敬与爱戴。比如，金斯利认为，受过西方教育的非洲人并不“理解西方文化的内在精神”，他们“既不是非洲人也不是欧洲人”，“既误导了欧洲人又背叛了非洲人”。[83]莫雷尔和约翰斯顿也持同样观点，他们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具有家长制统治特点，即隔离非洲社会，使之不受西方的影响。[84]
文化相对主义是对传统的种族主义的修正。种族主义之形成，一是由于英国人对广大非欧洲地区缺乏足够的了解，从而产生出许多偏见；二是由于英国人在几个世纪中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其民族自豪感很容易转化成种族优越感。19世纪末，随着技术的进步和英国统治区域的扩展，英国人可以更多地深入附属领地，增加对其了解，从而有可能修正种族主义观点。此外，英帝国自19世纪初以来就有尊重土著权益、主张英国人承担对非欧洲地区的道义责任的传统，此时，恰逢比属刚果的殖民暴行被揭露，国际社会尊重土著利益的呼声高涨。在这种背景下，文化相对主义得以兴起。
文化相对主义一经诞生，就受到英国社会的关注。比如金斯利虽于1900年就去世了，年仅37岁，但她的思想不仅得到了著名学者霍布森等人的支持，也推动了英国殖民部对土著地区态度的部分转变。1901年，为了纪念她，殖民部创立非洲协会，用以鼓励对非洲社会和非洲文化的研究，并将文化相对主义作为殖民统治的原则之一。
（四）社会主义对帝国主义的批判
社会主义是19世纪中期以来英国社会的新事物，持这一派观点的人对内主张革除各种社会痼疾，实行社会改革，对外则大多对帝国主义持一种批判态度。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J.A.霍布森（J.A.Hobson），经济学家和时事评论家，因对南非战争起因的探讨及1902年出版的《帝国主义研究》一书而声名鹊起，他虽不是社会主义者，但其思想和对帝国的分析方式却深刻影响了社会主义者，成为社会主义者对帝国进行批判的先导，其观点后来被列宁引证；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1906年新成立的工党的领导人，一战后两次担任工党政府首脑。他在一战前曾到帝国的许多地方游历，著有《劳工与帝国》一书；基尔.哈第（Keir Hardie），工党领袖，曾出访印度、加拿大等地。这一派出于对英国社会弊端的批判，提出了对帝国建设的新意见。
首先，他们怀疑所谓帝国的光荣，指斥英国在殖民地统治中的不道德性。基尔.哈第认为，帝国并不等于英国人民的荣耀，它只对一小部分政客有利，因为“帝国意味着贸易，贸易意味着利润，利润意味着支配普通人的权利”[85]，换言之，帝国是一种阶级压迫的工具。哈第认为，帝国的统一本身是一件有益的事，因为“这会使民主的国度更为接近，并能打破民族分离的障碍”。但是这种统一与英国王室无关，因为国王、外交家、商人只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扩张帝国。所以，英国工人阶级蔑视王室以及所有支撑它存在的东西，但又确确实实地希望地球上的民族更紧密地联合在一个统一体中，不是基于王族联盟或商业联盟，而是基于和谐地生活在一起的愿望。哈第更进一步指出，英国人引以为豪的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庆典，每一壮观的场面都只是在加速它的终结。[86]这种观点在帝国主义情绪甚嚣尘上的当时，确实很尖锐。不但如此，这一派人还反对英国殖民地官员不负责任的统治。拉姆齐.麦克唐纳在其《劳工与帝国》一书中，指斥殖民地官员往往不了解他们所统治的地区。他描述这些殖民官员，“问他们有关当地的宗教，那不是他们的话题；问他们有关当地的风俗，那也不是他们的话题；问他们有关当地的问题，那还不是他们的话题”，这些人认为他们来自统治种族，永远不同于土著种族。麦克唐纳认为，这些视野狭隘的统治者要对帝国统治中的许多失误负主要责任。[87]
第二，强调帝国对土著地区承担的责任，强调恢复18世纪著名思想家爱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所倡导的“托管制”[88]的原则。霍布森在1902年出版的《帝国主义研究》一书中，不但分析了现代帝国主义产生的根源，还指出帝国主义是一种追逐私利的堕落选择，它培养了一股不负责任和不文明的力量，引起人们“争斗、占领土地、掠夺的原始贪婪欲望，这对于英国人的进步和民主改革是有害的；它也使整个国家放弃了培养更高品质的愿望，而这些品质恰恰又是一个民族或个人运用理智战胜野蛮冲动的动力。因此，帝国主义是在培养投机和战争，是肮脏的秘密外交的根源”[89]。所以，霍布森也一再倡导重建帝国的道德性，终止帝国扩张。不过，终止扩张不代表放弃帝国。他认为，英国现在就结束帝国是不行的，因为大部分土著地区还需要英国的力量进行建设和发展。如果英国放弃对帝国的责任，就是“对这个世界的人道及文明的公共责任的野蛮放弃”。同时，霍布森认为伯克所倡导的注重“正义与人道”、注重被统治地区的福利发展的托管制原则是一个光荣的概念，但是这一制度现在已经因为英国殖民统治的腐化管理而受到了玷污。因而，霍布森提出他的解决方法，即“一种理智的、合法的帝国主义”[90]。也就是说，殖民地资源不应该属于占有它的国家，而应该属于能最好地利用这些资源的民族。这样的责任决不能交给不负责任和自私自利的私人企业，只能由国家来控制殖民地发展，并由国际组织加以监督，这种帝国主义才能符合全人类的利益。[91]
第三，反对传统的种族主义观念，倡导在帝国建设中对不同的种族都实行统一道德标准。霍布森在《自由主义的危机》一书中指出：“故意为某种特定文明或国家设定一套新使命，而且以肤色和种族而非个人性格和成就作为标准，无异于为将来种下了危险与黑暗的种子。”[92]曾于1907年冬天访问印度的基尔.哈第著有《印度、影响与建议》一书，于1909年出版。在书中，他对次大陆的“肤色界限”深感震惊。他说：“取一组印度人，脱去他们优雅的、形状怪异的服装，给他们穿上外套和裤子，洗去他们晒黑的皮肤。之后，一个突然来到他们中的陌生人会很难说出他是在曼彻斯特还是在马德拉斯。”[93]哈第指出，这样一个事实促使英国人应该去考虑授予印度人多大的自治权的问题。哈第的书曾在对印度的歧视根深蒂固的英国引起轩然大波。麦克唐纳也指出，民族自豪感虽然是一笔极有价值的财富，但是如果英国人把它转化为一种种族优越意识，那它就不再是一种美德了。[94]种族主义只能导致让帝国统一在一起的精神纽带割裂，只能使非盎格鲁-萨克逊种族的人反对英国人。针对这种状况，麦克唐纳进一步呼吁，建立一种共同的统治帝国的行为标准，这种标准以英国传统的“自由与正义”原则为基础。他认为，帝国内任何地区的政府都不能“采取与帝国自身的传统或标准相悖或低于它的行政政策及公民自由的标准”[95]。此外，这派观念一直都在考虑将来可以给予土著居民一定的自治权。但是，对于何时给予土著地区自治权以及自治权的程度，该派未提出任何具体看法。
社会主义者对帝国的看法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侧重于对帝国主义背后的经济利益的分析，二是对土著种族的同情与关注。该派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观点，原因在于，随着1845年马克思《资本论》的发表，社会主义者在对欧洲大陆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已普遍采取了经济的分析方法。19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批评家们已经认识到，在欧洲各强国的过度生产、资本积累与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霍布森本人从1890年起就一直从事帝国主义经济动机的研究。此外，这一派中的大多数人都曾游历过帝国的许多地区，对土著地区有直观的了解，因而会对土著地区产生更多的同情，并能从社会主义的立场对英国的殖民统治做出批判。
社会主义批评家虽然不处于执政地位，但是他们的观点与文化相对主义观点一样，仍对英国政府巩固、建设帝国的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比如，霍布森关于在国际监督下的托管制的观点，在后来的国际联盟的“托管制”中得到了体现。而工党领导人则在一战后两次执政，采取了不少有利于印度人及非洲人的举措。凡此种种，说明这一派思想是英国帝国政策的一个有益补充。
19世纪末至20世纪早期，英国各界对于巩固帝国这一总体目标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对于如何巩固帝国这一问题的具体看法却并不统一，从而形成了四种大的流派。从这四大流派的影响来看，总体上形成这样的格局：以自由主义为主，以帝国改革派为辅，以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为补充。可以说，在整个时期内，英国并没有完全确定的、统一的巩固帝国的思想。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上述巩固帝国的思潮虽然在帝国问题的决策中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但是思想并不等于帝国政策。英国的政治家们在制定帝国政策上，虽然要参考各种思潮，但也必然要受很多其他因素制约。此外，在具体政策的执行上，为了使帝国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就需要使持这一派观点的人与另一派达成妥协。在多种因素的制约下，英国人进行着巩固帝国这一复杂而又艰巨的工作。
【注释】
[1] Iain R.Smith，The Origins of South Africa War 1899—1902（Longman，1996），p.1.
[2] James S.Olson（ed.），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European Imperiali sm（Greenwood Press，1991），p.204.
[3] C.C.Eldridge，Victorian Imperialism（Humanities Press，1978），p.204.
[4] Milner's ‘helot'Dispatch on the Situation in South Africa，4 May 1899，W.D Handcock（e d.），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XII（2）1874—1914（London，1977），p.405.
[5] Iain R，Smith，op.cit，p.2.
[6] Iain R，Smith，op.cit，p.2.
[7] E.J.Feuchtwanger，Democracy and Em pire Britain 1885—1914（Edward Arnold，1983），p.235.
[8] Bernard Porter，Britain，Europe and the World 1850—1982：Delusions of Grandeur（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1983），p.57.
[9] Thomas Pakenham，The Boer War（London，Weidenfeid and Ni colson，1979），p.573.
[10] Iain Smith，op.cit，p.1.
[11] H.L.Wesseling，Divide and Rule：the Part ition of Africa，1880—1914（Praeger，1996），p.327.
[12] Thomas Pakenham，op.cit，p.573.
[13] Bernard Porter，The Lion's Share 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Imperialism 1850—1983（Longman，1984），p.196.
[14] James Morris，Farewell the Trumpets（Harvest，1978），p.95.
[15] Joseph Chamberlain，Speech Opening the Colonial Conference，30 June 1902.Geor ge Bennett（ed.），The Concept of Empire：Burke to Attlee 1774—1947（Adam & Charles Black，London，1963），p.330.
[16] Bernard Semmel，The Liberal Ideal and the Demons of Empire Theorie s of Imperialism from Adam Smith to Lenin（John Hopkins，1993），pp.111-112.
[17] Winfried Baumgart，Imperialism：The Idea and Reality of British and French Colonial Expansion 1880—1914（London .Oxford，1982），p.96.
[18] Bernard Semmel，op.cit，p.113.
[19] A.P.The Imperial Idea and Its Enemies A Study in British Power（Macmillan，1985），2nd edition，pp.108-109.
[20] ［法］路易.约斯：《南非史》，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251页。
[21] A.P.Thornton，op.cit，p.109.
[22] Iain R.Smith，op.cit，p.5.
[23] L.C.B.Seamans，Victorian England Aspects of English and Imperial History（Methuen，1982），p.405.
[24] C.C.Eldridge，op.cit，p.226.
[25] 自由党政府上台伊始，便中止了对索马里兰的小规模扩张——这是一战前最后一次领土扩张。
[26] Chamberlain's Speech at t he Royal Colonial Institution，31 March 1897.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 ts XII（2）1874—1914，p.390.
[27] Bernard Porter，Britain，Europe and the World，p.56.
[28] D.K.Fieldhouse，Colonialism 1870—1945 An Introduction（Macmi llan，1983），pp.78-79.
[29] Lange E.Davis，Mammon and the Pursuit of Empire：The Economists of British Imperialism（Cambridge，1988），p.37.
[30] 参见 John M.Mackenzie，Impe rialism and Popular Culture（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6）.
[31] Ronald Hyam，Britain's Imperial Century 1815—1914，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Macmillan 1993），p.204.
[32] Denis Judd Sc Peter Slinn，The Evolution of the Modern Commonwealth 1902—1980（Macmiilan，1982），p.4.
[33] 西印度和非洲的一些地区也有少数白人团体，但不享有自治权。
[34] Denis Judd，The British Imperial Exp erience，from 1765 to the Present（Fontana Press，1997），p.141.
[35] Denis Judd，The British Imperial Exp erience，from 1765 to the Present（Fontana Press，1997），p.142.
[36] 苏丹和赫布里底斯分别由英国与埃及、法国共管。鉴于埃及是英国的保护国，苏丹显然也只是英国的一个附属国。
[37] Denis Judd，The British Imperial Experience，from 1765 to the Present（Fontana Press，1997），pp.142-143.
[38] R.J.Cain& A.G.Hopkins，British Imperialism：Crisis and Deconstruction 1914—1990（Longman，1993），pp.25-26.
[39] E.A.本尼安斯、詹姆士.巴特勒和C.E.卡林顿主编的《剑桥英帝国史》第三卷（E.A.Benians，Sir Jam es Butler & C.E.Carrington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 ire vol.Ⅲ The EmpireCommonwealth，Cambridge，1959），将当时的帝国主义思潮分为四类：格拉斯顿自由贸易派、激进帝国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W.A.S.赫温斯的《一个帝国主义者的辩词》（W.A.S.Hmins，Apologia of an Imperialist，London，1929），则将当时的帝国主义思潮分为自由贸易帝国主义者、政治帝国主义者和建设性帝国主义者。
[40] ［英］伦纳德.霍布豪斯：《自由主义》，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3页。
[41] ［英］约翰.密尔：《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82页。
[42]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56页。
[43] Lord Elton，Imperial Commonwealth（London，1945），p.292.
[44] Georg e Bennett（ed.），op.cit，p.322.
[45] ［英］伦纳德.霍布豪斯：《自由主义》，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1—52页。
[46] E.A.Benians，Sir James Butler & C.E.Carrington（ed.），op.cit，p.346.
[47] A.F.Havighurst，Britain in Transition（Chicago univer sity，1979），p.57.
[48] H.C.G.Matthew，The Liberal Imperialists：The Ideals and Politics of a PostGladstonian elite（Oxford，1973），p.180.
[49] Ronald Hyam，op.cit，p.266.
[50] ［英］伦纳德.霍布豪斯：《自由主义》，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1—122页。
[51] ［英］休.塞西尔：《保守主义》，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页。
[52] ［英］休.塞西尔：《保守主义》，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36页。
[53] H.C.G.Matthew，op.cit，p.161.
[54] Max Beloff，Britain's Liberal Empire 1897—1921（Macmillan，1987），pp.50-51.
[55] Martin Kitchen，The British Empire and Commonwealth —— A Short History（Simon Fraser Univ.，1994），p.52.
[56] Paul Johnson，TwentiethCentury Britain：Social and Cultural Chan ge（Longman，1994），p.32.
[57] Paul Jo hnson，TwentiethCentury Britain：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Longman，1994），p.33.
[58] Lange E.Davis，op.cit，p.33.
[59] Michael Harinden & David Meredith，Coloniali sm and Development Britain and its Tropical Colonies，1850—1960，（Lo ndon and New York，1993），p.88.
[60] Bernard Porter，The Lion's Share，p.189.
[61] John M.Garlan d，The Colonial Office and Nigeria 1898—1914（Macmillan，1985），p.101.
[62] Michael Harinden & David Meredith，op.cit，pp.88-89.
[63] Stephen Constantine，The Making of British Development Policy 1914—1940（Frank Cass，1984），p.11.
[64] Chamberlain's Speech at the Royal Colonial Institute，31 Mar ch 1897.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XII（2）1874—1914，p.390.
[65] Winfried Baumga rt，op.cit，p.175.
[66] C.C.Eldridge，op.cit，p.233.
[67] Max Beloff，op.cit，p.39.
[68] Paul Kennedy & Anthony Nicholl，Nationalist and Racialis t Movements in Britain and Germany Before 1914（Oxford，1981），p.193.
[69] Lord Milner，Add ress to the Municipal Congress，Johannesburg，18 May 1903.George Benne tt（ed.），op.cit，p.343.
[70] E.A.Benians，Sir James Butler & C.E.Carrington（ed.），op.cit，p.347.
[71] Chamberlain's Speeches at the Royal Colonial Institute，31 March 1897.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XII（2）1874—1914，p.389.
[72] E.A.Benians，Sir James Butler & C.E.Carrington（ed.），op.cit，p.347.
[73] 19世纪末在英国兴起的政治团体，主张国内进行渐进改革以革除社会弊端。
[74] Judith M.Brown & Wm.Roger Louis，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 tish Empire vol.4 The Twentieth Century（Oxford，1999），p.191.
[75] Denis Judd & Peter Slinn，op.cit，p.48.
[76] Paul B.Rich，Race and Empi re in British Politics（Cambridge，1986），p.32.
[77] Paul B.Rich，Race and Empire in British Politics（Cambridge，1986），p.31.
[78] Marry Kin gsley，West African Studies，Robert Collins（ed.），Western African History vol.Iof African History，Test and Readings（New York，1990），p.220.
[79] Judith M.Brown & Wm，Roger Louis，op.cit，p.190.
[80] Paul B.Rich，op.cit，p.36.
[81] Judith M.Brown & Wm，Roger Louise，op.cit，p.196.
[82] Paul B.Rich，op.cit，p.36.
[83] Ibid.，p.32.
[84] Ibid.，p.36.
[85] Denis Judd，op.cit，p.135.
[86] Denis Judd，op.cit，pp.135-136.
[87] J.R.Macdonald，Labour and the Empire.George Bennett（ed.），op.cit，p.354.
[88] 伯克所倡导的“托管制”（Trusteeship），指英国根据“人道与义”的原则而成为殖民地发展的受托管理者。一战后，国联的“托管制”（Mandate）指的是国联委托欧洲国家管理前德属、土属殖民地。
[89] Jud ith M，Brown & Wm，Roger Louis，op.cit，pp.189-190.
[90] E.A，Benians，Sir James Butler& C.E.Carrington（ed.），op.cit，p.350.
[91] Judith M.Brow n & Wm.Roger Louis，op.cit，p.190.
[92] Paul B.Rich，op.cit，p.53.
[93] J.Keir Hardie，India，Impressions and Suggestions.George Ben nett.（ed.），op.cit，pp.357-358.
[94] J.R.Macdonald，Labour and the Empire，p.354.
[95] Ibid.，p.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