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托总督时期的改革以及哈丁时期的安抚政策，使印度在一战之前获得了短暂的平稳与安定，专制统治的框架在承认变革的前提下得到巩固。不过，这种稳定与平静随着战争的爆发而被打破。自此，在英国所坚持的对印专制统治与印度民族主义所要求的自治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导致印度在离心的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一战爆发之时，印度各派别的领导人特别是民族主义者，都宣称“完全支持”捍卫帝国。[50]数以百万计的印度军队在欧洲及中东战场上浴血奋战，对英国的胜利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因此，印度的巩固也曾被英国政府认为是帝国巩固的成功一例。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状况，一方面是印度政府安抚措施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印度各派别的领导人（包括国大党的激进派）皆认为，与英国合作比对抗要获得更多。因为英国及其盟国宣称，他们将为维护所有民族决定自身命运的权利而战。印度人认为，如果他们保持对英国的支持，必将得到回报，获得这样的权力。[51]但是，随着战争的进行，证明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期望是十分天真的，而英国关于印度帝国已获得巩固的看法也是似是而非的。
战争使得暂时平息的民族主义运动再次获得了动力，而且其规模和深度皆超过以往。
导致民族主义再度兴起的原因有以下几个：首先是大战初期即导致的大量印度士兵伤亡令印度人深感震惊。1914年9月，德国巡洋舰“艾姆登号”（Emden）在孟加拉湾击沉一艘英国货轮，此后的两个月中又使当地的英国航运陷于瘫痪。这使得印度人对英帝国能否取胜产生动摇。其次，由于德国与印度中断了贸易往来，印度经济蒙受巨大损失。德国在战前是印度的第二大出口市场，1913——1914年，德国购买了价值1.75亿镑的印度商品，几乎相当于英国购买品的一半，再加上奥匈帝国的购买量，总价值达到2.4亿镑。与德国及奥匈帝国的贸易中断使印度的对外出口陷入最低潮。[52]其三，为了保证作为帝国后方的印度的安全，印度政府通过了“印度领土防御法令”（the Defe nce of India Realms Act），规定了对煽动反政府者的审判及惩罚。根据这一法令，几百名民族主义者未经审判便遭驱逐或监禁。这一法令大大激怒了印度人。[53]最后，一直对英国人十分忠诚的穆斯林开始反对英印政府，这就为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统一与壮大提供了条件。英国与站在德奥一方、传统的伊斯兰国家土耳其交战，使得忠于信仰的印度穆斯林难以接受，因此发动了反对英国、维护宗教信仰的“基拉法”运动（the Khilaf at Movement），并提出在印度建立自治政府的要求。[54]穆斯林态度的改变使他们首次与印度教徒接近起来。
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再度高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分裂的印度各派别形成统一阵线。战前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中存在着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国大党中的温和派与激进派之间的分歧。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由于战争而在对英国态度上达成共识，所以从1915年起开始接触。1916年，双方达成“勒克瑙条约”（the Luckno w Pact），约定穆斯林支持国大党关于寻求在印度立即实现自治的目标；印度教徒支持穆斯林在各级议会中保持相应的比例。[55]这一协定标志着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民族主义联盟的形成。该联盟持续多年，在印度争取自治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国大党中极端派与温和派重新统一。促使统一完成的是前英国著名激进主义者、后定居印度并加入国大党的安妮.贝桑特（Annie Besant）。贝桑特认为：“印度的儿子为了唤起自由而流血，女儿们为此留下了珍贵的眼泪，所以不能再喋喋不休地争吵了。”[56]由于她个人的影响力以及国大党两派皆认识到越是联合越是有可能获得政治上的成功，所以两派在1916年的年会上重归于好。其次，国大党发起了“自治运动”（Home Rule Movement），以争取印度的自治。1916年4月，提拉克在普那地区率先组织了“自治同盟”；当年9月，贝桑特在马德拉斯又组织了另一个同盟。两位领导人互相合作，协同行动。自治同盟与以往国大党的行动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认为印度与帝国内其他民族平等的权利不是对它参战的回报，而是它与生俱来的权利；并应该通过群众的压力使英国政府确信这一事业的正义性，从而满足印度人的要求。[57]为了达到说服英国政府的目的，自治同盟的成员到处奔走，用地方语和英语作演讲宣传，以发动足够多的支持者。这使得运动发展到一些国大党尚未触及的地区，也赢得了中产阶级之外的集团的支持。[58]自治同盟的人数不断增长。提拉克的自治同盟人数从1916年的1000人上升到1917年的1.4万人，又上升到1918年的3.8万人，贝桑特的组织也发展迅速。[59]自治同盟的作用在于它为20年代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向大众运动发展动员了相当一部分力量，为民族运动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印度的民族主义情绪于1917年达到一个新的高峰，此时印度总督已换了蔡姆斯福德勋爵（Frederic Thesiger，1st Viscount Chelmsford），印度事务大臣也由蒙塔古（Edwin Samuel Montagu）担任。这时英国及其盟国在欧洲战场上正陷入最低谷，蒙塔古为了平息印度的危机局面，以争取印度的忠诚，稳定后方，决定满足印度民族主义的要求。劳合.乔治领导下的英国政府也认为，考虑到印度在战争中的贡献，应授予其自治政府，不过它仍应保持为英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60]1917年8 月20日，蒙塔古抛出一份历史性的宣言，称：
英王陛下政府的政策是，在印度政府各部门中加强与印度人的合作；同时，对于作为英帝国不可分割之一部分的印度，必须考虑其责任政府之逐渐实现，以及将逐步向自治机构发展。对此，印度政府也表示完全同意。[61]
该宣言中使用的“责任政府”一词具有深远意义，莫利-明托改革中的立法委员会仅仅是一个咨询机构，而责任政府则意味着行政机构对立法机构负责，因此立法机构就变成了英国模式的议会。这一宣言所包含的内容是前所未有的，它给印度以新的希望。印度民族主义者沙尔马（S.R.Sharma）认为：“该宣言在印度宪政史上写完了一章并开始书写新的一章。现在，仁慈专制已经终结，印度的自治权利得到确认，专制制度将让位于立宪政府。”[62]
不可否认，印度人要求的是立即的自治政府，而英国人则认为自治政府将逐渐授予印度。同时，以寇松为代表的相当一批人坚持认为，印度获得像澳大利亚、加拿大那样的自治政府是“最荒唐的梦想”，应该待到遥远的将来、印度的政治统一获得新发展之时，才可以实行自治政府。[63]这预示着印度通向自治政府的路上还将有相当大的阻力，也反映了该宣言是英国出于战争需要而实行的权宜之计。
然而，印度毕竟借战争之机，在“蒙塔古宣言”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在对战争作决策的帝国战时内阁中，印度也和自治领一样获得了一席之地。1918年7月，印度政府就长期未决的印度移民问题进行平等协商，结果印度人被允许可以自由地到自治领做短期访问。[64]不久，蒙塔古、蔡姆斯福德根据他们对印度的考察，提交了一份关于未来“印度政府法令”的报告，通称“蒙塔古-蔡姆斯福德报告”。该报告把原来在地方政府实行的责任制政府推广到省一级，并在省一级政府采取“二元制”方案[65]，即把教育、公共卫生及国内税收等部门的权力移交给各部的印度部长，而法律、治安、土地税和赈灾等部门仍由总督委员会负责；同时设立两院制的立法委员会，总共140名成员中有105名由选举产生，其中上院的60名成员中有34名由选举产生。这一报告大大扩充了印度人的参政权。而且，该报告还指出，“英属印度最终将获得与我们的自治领同等的地位”[66]，这是英国官方首次正式提到将“自治领地位”作为印度的发展目标。战后，印度也和各自治领一样参加了巴黎和会，并成为“凡尔赛和约”的签字国。凡此种种，说明印度在帝国内的地位得到了相当大的提高。
战争带给印度的，是民族主义的大发展，也使英国首次承认专制统治的基本原则可以变通。实际上，这表明专制统治的体系已经开始动摇，因而战争成了英国对印度专制统治的一个转折点。
具有历史意义的“蒙塔古宣言”并不意味着英国人打算就此终结对印度的专制统治，根据其精神制定的“二元制”方案本身也并没有使印度获得完全的自治；而且，专制统治思想在英国根深蒂固，使得战后和平环境下推进印度的宪政改革步履维艰。
几十年专制统治的结果，使许多英国人虽然也赞成由于印度在战时的贡献，应该给予回报，但是又不愿意放弃英国对印度的统治。这一点可以从许多资深的英印官员身上看出来。马尔科姆.黑利（Malcolm Hailey），多年来一直在印度任职，曾任总督委员会成员及旁遮普和联合省省督。他完全同意，把印度知识分子当作一个仅能代表他们自己、仅能表达自身观点的阶层已不可能，因为战时的政治骚乱已把更多的阶层卷了进去。但是他始终对印度国大党抱有敌意，主张利用穆斯林来对付印度教徒，并且不愿意终止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对于黑利思想的矛盾性，其传记作者塞尔（John Cell）指出，这不是黑利一个人所有的，而是“他所效力的帝国的矛盾本质”。[67]另一个资深的退休印度官员史密斯（Vincent Smith）也指出，旧有的伤口在流脓，不会因为目前肤浅的统一而消失。只要这块土地不得不处在英国的保护下，“纯粹是外国发明”的责任政府就不会在这里生根。[68]由此可见，英国人对“蒙塔古-蔡姆斯福德报告”中的宪政改革内容并没有抱太大热情。
除了这种根深蒂固的专制思想外，英国人之所以不愿意让印度在宪政改革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还有其他一些理由。首先因为印度仍然是英国投资的最有价值的市场之一。1914年，印度吸纳了大约80亿英镑的英国投资。战后，咖啡、靛蓝工业仍有很大利润可赚，而黄麻工业几乎占了英国对印投资收入的90%。[69]其次，印度还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军队用于帝国防御。在20年代，印度有一支由5.7万英国人和14万印度人组成的军队[70]，这是一支很庞大的防御力量。其三，印度还为许多英国人提供了就业机会，而且占有这块东方领土本身就代表着难以表述的威望与能力。凡此种种，均使战后的英国人仍不愿意放弃印度。
因而，战争或蒙塔古-蔡姆斯福德改革中的宪政创新均未能改变英国人心中的印度问题的实质——牢牢地控制印度，使之成为英国霸权的基础。相对而言，宪政改革反而处在较不重要的位置之上。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印政府在印度民族主义者翘首以待的1919年连续做了三件触怒印度公众感情的事，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一件事是1919年3月的“罗拉特法案”（the Rowlatt Act）。战争期间，根据“印度领土防御法令”，印度政府享有一定的紧急权力，但是这种权力仅能延续到停战后的六个月。战后，英印政府借口苏俄密谋策动印度内部的叛乱而想尽量延长这一法令。为此，蔡姆斯福德任命了由英国法官罗拉特爵士为首的司法委员会负责调查这一问题。该委员会提出了更为严厉的镇压措施，提交给立法委员会。这一提案虽遭到民选的印度代表的反对，但仍被通过，称“罗拉特法案”。[71]法案授权政府可以组织特别法庭审判嫌疑犯，而且不给当事人任何辩解的机会。该法案针对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其维护英国最高统治的意图也昭然若揭。连不久之后负责调查这一法案所引起骚乱的英国亨特委员会（the Hunter Committee）也承认：“在对印度采取授予自治政府大量措施的前夕，在它对赢得欧洲战争胜利上作了如此之大的贡献之后，通过这样一个法案是没有必要的。”其目的，不过是想给政府的权威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而已。[72]该法案遭到了整个印度的反对，印度政治家斥之为“无法无天的法律”[73]，各界抗议之声四起。
第二件事是同年4月的“阿姆利则惨案”。阿姆利则（Amritsar）城所在的旁遮普省是反对“罗拉特法案”的中心地区，愤怒的印度人多次袭击英国人。阿姆利则城的一名女传教士被杀，这成了惨案的导火索。13日，来自城市各部分的约2万名群众聚集在市中心的贾利安瓦拉广场上抗议示威，英国将军戴尔（Reginald Dye r）率军赶到，下令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火，10分钟之后射击结束，但已造成379人死亡、1200人受伤。[74]之后，戴尔将军又在英国女传教士被杀之处实行爬行令，规定所有路过的印度人必须爬行而过。阿姆利则惨案使印度举国愤怒，也使英国朝野震惊。这一事件发生之前，英国政府一般不愿意采取军事行动镇压印度民族主义运动，而且使用武力也与战后的和平环境以及英国对印度承担的道义责任不符，故而英国立即派出亨特委员会负责处理这一事件。为了平息印度人的愤怒，戴尔被免职，但他回国后却被上院欢呼为英雄，而且支持他的英国人为他募集了2.6万镑的资助款。[75]此外，相当一批英国人的态度以及戴尔本人的辩辞也耐人寻味。一个英国军官认为：“武力是一个亚洲人唯一尊敬的东西。”[76]旁遮普省督奥德怀尔（Michael O'Dwyer）为戴尔开脱说：“他实际上是在一个充满叛乱的城市中被隔绝了，而且犹豫将是致命的。”[77]戴尔本人则用学校校长的口吻谈道，印度人太“调皮”了，需要惩罚一下，“他们会认识到，他们不能再恶作剧了”[78]。在大多数英国官员心目中，印度这个学生还远远不能自我管理，英国的指导是不可缺少的。戴尔将军自始至终把自己视为站在秩序与混乱之间的中流砥柱。阿姆利则惨案清楚地显示，英国人仍然坚守其对印专制统治的阵地。
第三件事是“印度政府法案”。在“阿姆利则惨案”引起的抗议远未平息之时，英国又于当年年底推出“印度政府法案”，把蒙塔古报告付诸实施。该法案仍坚持认为“印度还不够成熟”，因此英印政府仍要对省级机构的事务加以干涉[79]，其所给予的自治权十分有限。该法案被印度国大党描述为“不充足的、不令人满意的，而且是令人失望的”[80]。尽管有许多反对意见，1920年还是根据这一法案进行了大选。英王乔治五世的叔叔康鲁特公爵（the Duke of Connaught）主持了改革后首届立法委员会的开幕，乔治五世致电给他，称：“今天，你在我的帝国内开始了‘斯瓦拉吉'，给予他们与其他自治领所享有的一样的自由，并使这种自由获得最广范围和最大机遇的发展。”[81]很显然，英国认为这样的改革在当时已经足够了。
上述事件表明，专制统治虽然在理论上趋于终结，但在实际中却影响久远，不会轻易消失。英国的这种政策成了战后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又一次高涨的主要原因。
导致印度民族主义高涨的原因还有以下几个：战后印度屡遭季风及流感的肆虐、十几万复员士兵难以安置、英国一手筹划瓜分土耳其的不平等条约及支持希腊与土耳其作战而触怒了印度穆斯林。更为重要的是，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出现了一个新的领导人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
甘地出生于印度的一个商人家庭，早年曾留学英国攻读法律。1894年，他远赴南非担任律师。在南非，他深刻体会到了帝国内的种族歧视，因而投身于印度移民反对纳塔尔政府限制政策的斗争。在这一过程中，他不但赢得了极高的声誉，还发展、完善了独特的斗争方式——非暴力不抵抗，又称为“萨蒂亚格拉哈”（Satyag raha，印度语“坚持真理”）。后来，甘地曾明确对此作了解释：“萨蒂亚格拉哈是纯粹的灵魂力量。真理是灵魂的实质。……灵魂充满了知识，它燃烧起爱的火焰。如果什么人因为无知而给我们带来痛苦，则我们可以通过爱来赢得他。”[82]1915年，甘地回到印度。1917年，他在农村地区组织了反对过高靛蓝税的斗争，因而在印度赢得了普遍的声誉，被尊为“圣雄”。1917年反“罗拉特法案”的斗争中，甘地投身其中，领导了多个地方的抗议斗争，声望卓著。1920年，国大党元老提拉克去世，这使得甘地成为印度民族运动的新领导人。
甘地原先十分信奉英国人的公平与正义，他曾在英布战争中承担英军的后勤工作，一战中又从事招募工作。但是阿姆利则惨案之后，甘地对英国深感幻灭，他把英印政府称为“魔鬼般”的政府。甘地的经历深刻地反映了因为英国坚守专制统治的阵地而促使印度民族主义又向前推进一大步的事实。
1920年，甘地领导的国大党在那格浦尔年会上通过了实行“不合作运动”的决议。这一决议标志着印度民族主义者抛弃了传统的与英印政府合作的做法，走上了与政府对抗的道路。不合作运动包括如下策略：抵制政府建立的法庭、学校和外国货物；放弃政府的头衔和荣誉职位；建立民族学校；军队和警察离开岗位；拒绝纳税及遵守政府法令，等等。[83]
运动声势十分浩大。莫提拉尔.尼赫鲁（Motilal Nehru）[84]、达斯（Chittaranjan Das）、帕特尔（Sardar Vallabh bhai Patel）等民族主义领导人率先辞去公职。为了抵制外货，甘地还推行手纺车运动，提倡印度人穿着自制的土布衣裳，他本人则从此以一片缠腰布围在腰间，这成为典型的甘地的形象出现。1921年的威尔士亲王来访，也遭到了印度的无声示威。为了对抗政府的镇压行动及遵循甘地的非暴力主旨，许多人自愿走进监狱，表明寻求印度自治的决心。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曾记述当时印度的状况说：“我们中许多为国大党计划工作的人，在整个1921年皆处于一种亢奋状态之中。我们都充满了激动、乐观和热情，我们感到了一个人在为一种事业而奋斗时的快乐。”[85]
需要指出的是，甘地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与以往不同之处在于，甘地主张印度各阶层的平等，他本人则致力于奔走全国各地的乡村、城镇，发动所有能发动的人参加到“不合作运动”中去。因此，这次行动的涉及面之广是前所未有的。印度民族主义再也不只代表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利益，工人、农民等也卷入其中，民族主义运动终于发展成为“大众民族主义”（the mass nationalism）。1921年底，甘地曾向总督递交最后通牒，宣称如果政府不终止镇压行动，他将发动“大众不服从运动”。[86]这一前所未有的行动表明，印度的民族主义阵线已得到了足够的扩大，自战时的“自治联盟”以来，政治动员工作已告完成，印度民族主义在规模上趋于成熟。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英国专制统治赖以建立的基础便是印度的分裂，印度的统一则充分表明专制统治必将走向终结。
不过，1922年形势发生了逆转。当年2月，曹里曹拉（Chauri Chaura）地区发生了愤怒的群众烧死警察事件，忠于非暴力原则的甘地痛心疾首，宣布终止“不合作运动”。不久，政府以煽动罪逮捕甘地。此时，土耳其已经获得独立，印度穆斯林不再需要印度教徒的支持，两者的冲突又重新浮现。在这种情况下，印度战后初期的民族主义运动宣告失败。
在战后汹涌的民族主义浪潮中，一方面，英国人坚守专制统治阵地的立场并没有动摇。1921年，在蔡姆斯福德去职后，关于新任总督的人选问题，英王乔治五世特别指出：“最重要的是，他应是一个……决不会让英国的统治失望的人。”[87]新任总督里丁勋爵（Rufus Isaacs，1st Marquess of Reading）坚决镇压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他坚持认为：“印度的主要问题是居民中大部分人的贫困和悲惨遭遇。英国的统治还要持续很长时间，才能使印度获得和平与安宁。”他还认为，印度动乱的原因在于群众无知且没有文化，易受感情煽动。[88]
另一方面，战后的宪政改革已使印度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任何的后退都可能导致遍及全国的动**，回到专制统治的旧路上已是完全不可能。印度的国际地位持续提高，1921年的帝国会议上，在关于印度向自治领移民的问题上，会议明确承认，“印度作为英帝国的一个平等成员的地位，和英属印度人不能合法地定居在帝国内其他部分的现状，是极不协调的”[89]。这一决议虽未最终解决问题，但却有助于提高印度地位。新任印度总督里丁虽坚持专制统治，却也必须把宪政改革视为己任，他的儿子说：“他的主要任务是引导广大的各民族居民沿着1919年印度政府法令所标志的道路迈出第一步。”[90]所以，尽管专制统治留下了重要遗产，向自治政府迈进的方向却是不可动摇的。
从印度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看，尽管除了废除“罗拉特法案”之外的所有目标均告失败，但是这一时期却形成了现代印度发展上的一个心理分水岭。“殖民地”的精神状态被扫除了，民族主义者感到印度是成熟的民族国家了。[91]因此，这一时期也标志着印度民族主义在心理上趋于成熟。
专制与自治的较量虽暂告段落，但还远远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