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殖民地斗争风起云涌的时代，英国政府又将何去何从？是顺应时代潮流，实行非殖民化，还是顽固地坚持原先的殖民政策？如上文所言，既然英国试图利用殖民地来解决本国问题，那么英国政府就不得不选择后者。同样，对不同类型的殖民地，英国采取了不同的政策。
在印度，正当民族主义斗争如火如荼之际，印度与英国的关系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英国1919年在印度确定了著名的二元统治原则，在省的层面上放权给印度人，英国只控制中央政府的权力。这以后，越来越多的印度人进入政府，行政管理成为政府的庞大支出，同时军事开支也成了印度政府一个无法维持的负担，到1920年，军事与防务开支超过印度政府开支的40%。[91]印度人得到更大的政治权力后，他们也更加关心印度的财政计划，不愿意把印度的军队部署到英国各个殖民地而且由印度支付其费用。
长期以来，印度就是兰开郡棉织品的市场，但印度财政开支的加大要求印度广开财源。一战中，印度的轻工业已经有了明显的发展，印度的民族工业要求政府限制外来的竞争（包括英国）。印度政府最终决定实行贸易保护政策，这遭到了兰开郡议员的抗议。但是增加印度的收入与争取印度资产阶级的支持是必需的，首相鲍德温顶住党内外的压力，最终批准了印度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同时，印度的军事开支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无法维持的项目，在印度人的坚持下，英国政府不能再随心所欲地使用印度军队，在印度以外使用印度军队要由英国或当地政府承担费用，英国政府也不得不自己拨款来改善印度军队的装备。[92]
英国在经济与军事上对印度做出让步的同时，也决定在政治上对印度做出一定的让步。1927年英国派出西蒙调查团（Simon Commission）考察印度的宪政发展，实际上主要是探讨1919年宪法的利弊（在这一考察团中，有未来的首相艾德礼）。调查团1930年得出结论，由于1919年宪法让英国殖民当局独掌联邦政府，那种以各个地区为依托、互不认同的印度民族主义开始集中，地区性的民族主义正在发展为全印度的民族主义，从而削弱英国的统治。西蒙调查团的建议是，使省成为印度政治活动的主要场所，同时也让印度的各派势力参加联邦政府。[93]
西蒙调查团遭到了国大党的强烈抵制。欧文总督起初希望把印度人排除出西蒙调查团，但最终发现国大党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麦克唐纳出任首相后支持欧文的政策，决定对印度做出政治让步。工党与国民政府对印度让步的政策遭到了以丘吉尔为代表的保守派的严厉批评。对丘吉尔而言，英国的世界地位与英帝国是不可分的，他预测说，如果没有印度，英国的国际地位将受到无法挽回的损失，没有印度的军队，英国也将不再是一个军事强国。[94]因此，从1930年开始，他狂热地反对温和的宪政改革。但是丘吉尔的反对最终失败了，抚慰印度的民族主义是巩固英国统治的必要代价，1935年，鲍德温政府最终通过了 1935年印度宪法。
这一宪法来之不易，为了通过这一法案，英国举行了1200次演讲、159个会议。有人把法案的通过称为“自由的胜利”[95]，可是仔细分析这一宪法后，就会发现它远不是那样的自由。[96]1935年宪法授予各省完全的自治，同时也在中央引入了二元统治的原则，并且建设一个联邦制的印度。实际上，这一宪法几乎完全按照西蒙调查团的思路进行：授予省完全的自治权，把印度政治家的注意力从中央吸引到省，同时在中央实行二元统治，印度人包括国大党成员担任政府大臣，从而制造印度已经有自治政府的假象。在联邦一级，国大党、穆斯林和王公都有发言权，由此形成对国大党的制衡，避免国大党向激进的方向发展，而英国仍然控制着印度的国防、外交和金融（主要是货币）这些核心的权力部门。
因而，1935年宪法远不是英帝国解体的第一步，而是英国在新的形势下巩固帝国的高明策略，正如穆尔指出的，“主要是为了保护英国的利益而不是交出控制权”，“首要的是阻止国大党在中央形成多数”。[97]
虽然王公不愿意加入中央政府（他们更喜欢在自己的小天地内称王称霸）使这部宪法实际上没有得到完全执行，但印度还是按照这一宪法举行了大选。国大党激进派号召抵制1935年宪法，但国大党成员仍全力参加了1937年的大选。国大党在大选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在11个省区中，国大党获得7个省区的控制权。大选结果是对穆斯林联盟（Muslim League）的沉重打击，在分配给穆斯林的所有议席中，声称代表所有穆斯林利益的穆盟只获得了议席总数的1/4，还有3/4被穆盟之外的人获得。[98]这一结果显示，至少到1937年，许多穆斯林仍然认同印度人的身份，大多数穆斯林也认同印度国家，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矛盾不是不可调和，印巴分离并非不可避免。正如学者巴特勒所言，二战才是巴基斯坦建国的重要分水岭。[99]
虽然英国和民族主义者不时发生摩擦，但从总体上看，英国还是牢牢控制着印度，以致尼赫鲁在30年代仍然持悲观态度，认为印度摆脱英国的控制仍然遥遥无期。[100]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整个局面，大战刚刚爆发，总督林利思戈（Victor Hope，2nd Marquess of Linlithgow）在没有向印度政府通报的情况下就宣布印度与德国处在战争状态。一切都明白了：自治政府，英国放权，诸如此类都是空话，最后还是英国人说了算，1935年宪法根本就是一场骗局。虽然甘地、尼赫鲁都同情英国的战争立场，但认为当印度还背负枷锁的时候就不能参加战斗。国大党号召所有的印度人退出印度政府，林利思戈则把国大党的主要领袖都投入监狱。当国大党与英国政府全面对抗的时候，穆斯林同盟却采取了合作的政策，并在二战中迅速发展。
埃及的情况似乎还好。大萧条恶化了埃及的经济，社会不满开始蔓延，一些更加激进的社会思潮与政治组织开始出现，英国开始感受到威胁。如何适时而变、调整政策，已成为当务之急。
30年代中期，福阿德国王的健康恶化，不稳定性因素在增加。对华夫脱党而言，新出现的民族主义者正在对他们构成挑战，而对国王的继承人来说，英国的支持也是站稳脚跟的重要基础。于是，英国、华夫脱党、王储之间结成了新的联盟。
1935年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为英国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在艾登的外交手腕下，华夫脱党的新领袖纳哈斯（Mostafa ElNahas）与英国签订英埃1936年条约。1936年协议规定：英国把驻军从开罗撤到苏伊士运河区，同时支持埃及加入国联。与此同时，埃及与英国建立联盟关系，英国在运河区维持1万名军人，在危机时刻，英国可以向埃及无限增派援军；英国保持对埃及的防卫监控权，协约有效期20年。[101]
1936年条约是英国的杰出之作，它不意味着英国削弱对埃及的控制，相反，这是英国政府在新形势下调整政策从而维护统治的高明手段。条约签订之后福阿德国王去世，其继承人法鲁克（Farouk，King of Egypt）很快替代了他的角色，埃及三角架政治结构没有发生改变，英国的统治看起来仍然非常稳固。1936年条约签订后，兰普森向内阁报告说，“20年之内，埃及对我们的依赖将一如既往。”[102]但是20年之后呢？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正是对兰普森报告的极大讽刺。
在锡兰、缅甸、巴勒斯坦等地，英国也采取了抚慰当地民族主义者的措施。
在锡兰，英国于1921和1924年通过了两部宪法，非官方议员开始在立法会议中成为多数。但是英国人很快发现，锡兰人在立法会议的多数反而使得锡兰的行政管理日益困难，正如锡兰总督所言，锡兰人不但没有学会怎样组织责任制政府，反而学会了“怎样削弱和弄乱行政机构，怎样使得一个良好的政府难以运行，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103]。 为解决这一问题，英国派出了多诺莫尔勋爵为首的代表团调查锡兰的宪政发展。多诺莫尔调查团的结论是，应该用一个选举产生的国家委员会来取代原先的立法会议，而且这一国家委员会应该被授予立法与行政大权。调查团还建议把锡兰的选举权扩大到21岁以上的男性与30岁以上的女性。[104]锡兰国大党反对扩大选举权，认为这可能危及到自己的地位，但没有多少效果。1931年，以多诺莫尔报告为指导的新宪法出台。
在缅甸，在民族主义者的抗议下，英国政府对缅甸的统治方式做了调整，印度的二元统治模式也被引进缅甸。1935年，英国不顾印度政府的反对，将缅甸从印度分离出来，与此同时，英国在缅甸引进责任制政府。英国的让步得到缅甸民族主义保守派的支持。到30年代，受过西方教育的精英集团广泛参与到政府中，保守派的巴莫博士（Dr Ba Maw）在1937年成为第一任首相。但是，激进派反对与英国合作，认为合作政策不能为缅甸争取到独立，只有罢工和各种对抗才是缅甸的出路。他们组织了激进的“德钦”（Thakin）运动，这一组织是一个准军事组织，其激进态度获得更多民众的支持。在1939年的德钦运动中，绝大多数民众都站在他们一边[105]，其中有两个人特别值得注意，一个叫昂山（Aung San），一个叫吴努（U Nu），他们将成为未来国家的领袖。
在巴勒斯坦，英国开始向阿拉伯人倾斜。1930年，工党试图修改贝尔福宣言，殖民大臣帕斯菲尔德勋爵（Sidney Webb，1st Baron Passfield）颁布的白皮书开始限制犹太移民和犹太人购买土地。[106]工党政策遭到了犹太人和亲犹太的英国人的强烈反对，因而效果不是很大。到30年代中后期，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冲突加剧了。1936年阿拉伯人的大规模暴乱正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表现，这一暴乱不仅表现出阿拉伯人反对犹太人的立场，还隐含着对英国人的不满，因为在阿拉伯人眼中，英国人是亲犹的，是他们把犹太人招进来的。英国皇家委员会建议分割巴勒斯坦，这个主张似乎印证了阿拉伯人对英国的疑惧。[107]为此，英国不得不安抚阿拉伯的民族主义者。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1939年的白皮书。白皮书主要谈及三点：首先，重申了英国政府在巴勒斯坦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但这个国家既不是犹太国家，也不是阿拉伯国家，而是两个民族共存的国家；第二，严格限制犹太人购买土地；第三，严格限制犹太人移民，未来5年的限额为7.5万人，5年过后，犹太移民必须得到阿拉伯人的同意。[108]白皮书充分显示出英国的战略考虑，正如张伯伦所言：“我们将被迫从国际形势的视角来考虑巴勒斯坦的问题，如果必须要得罪一边，让我们得罪犹太人而不是阿拉伯人吧。”[109]实际上对张伯伦而言，在即将进行的对德战争中，犹太人除了站在英国一边外别无选择。犹太人把这一白皮书看作是英国对犹太人的背叛和对阿拉伯人的绥靖，激进的领导人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发表了著名的宣言：“我们会帮助英国与德国战斗，就像没有白皮书一样；我们将反对白皮书，就像没有战争一样。”[110]
整个30年代，英国政府顺应印度、埃及等地的现实要求，对民族主义者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妥协。但是，英国这一政策的本质是在新的条件下更好地维护英国的统治权与影响力。在战争阴云笼罩的时代，对民族主义者让步是期待他们站在英国一边，正如英帝国史专家达尔文所言：二战之前，没有任何迹象说明英国在推行非殖民化政策。[111]
对以西印度、非洲为代表的殖民地，英国认为主要的威胁并不是民族主义者的独立要求，而是殖民地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从现在的角度来看，间接统治不过是殖民者维护自己统治的堂皇借口；但是，放到卢加德的时代，这一制度却是对之前米尔纳（Alfred Milner，1st Viscount Milner）种族帝国主义的突破。卢加德抛弃了对热带殖民地的歧视态度，坚持英国应该重视这些落后的殖民地，殖民统治应该与促进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相联系。卢加德的思想一度使帝国的批评者沉默不语，但是批评者很快就找到了突破口，他们的矛头不再对准这一理论本身，而是它的实践效果。这一点恰恰是卢加德理论的根本缺陷——殖民政府怎么才能做到不触动殖民地的政治结构而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呢？实际上，间接统治的广泛推行正在于其代价低廉，为了避免麻烦，英国一方面尽量维持殖民地传统统治者的权威，另一方面又很少出资帮助殖民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非洲与西印度的长期落后与贫穷证明了英国的托管不值得信任，而卢加德发展殖民地的政策不过是一种虔诚的希望而已。[112]大萧条使得西印度与非洲殖民地的状况更加恶化，社会动乱成为30年代的常态，此起彼伏，蔚为大观。
非洲和西印度的落后与**引起了英国进步人士的注意。早在1933年，柯里报告（Currie Report）就认为英国应该支持非洲的发展。[113]1936年，著名历史学家麦克米伦（W.M.Macmillan）在《西印度的警告》中指出，由于贫穷、疾病、营养不良与无知，西印度已经变成了帝国的贫民窟。他的批评揭露出间接统治绝不像卢加德所言——可以促进殖民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恰恰相反，它使得殖民地长期贫穷与落后。麦克米伦的建议是，英国应该把西印度的问题当作自己的问题来加以解决，不仅要援助西印度的农业，而且应该改善西印度的卫生和教育事业。他的建议在当时并没有得到殖民部的支持。但是随着殖民地的问题被更多地发掘出来，英国进步人士的批评日益激烈，间接统治的不足终于完全暴露。
使间接统治制度寿终正寝的是黑利爵士（Malcolm Hailey，1st Baron Hailey）。黑利长期担任印度的公务员，并最终出任印度中央邦的省长，但其名声却主要跟非洲联系在一起，对非洲的态度使他获得“英国良心”的称号。1929年史末资将军应邀到牛津大学演讲，在演讲的结尾他号召牛津的学者为发展非洲做出贡献：“如果牛津大学……把注意力从希腊转移到黑人身上，这一贡献将无与伦比。”[114]在史末资将军的号召下，皇家国际事务学院做了大量工作，最终卡内基基金会决定支持非洲研究计划。皇家国际事务学院于是着手选择研究者，历史学家麦克米伦无疑是一位合适的人选，可是圆桌会议派的领袖柯蒂斯反对任命麦克米伦，皇家国际事务学院最终选择了刚从印度退休的黑利爵士。经过四年的努力，黑利团队的研究成果《非洲一览》于1938年出版，这一巨著厚达1837页。为了庆祝其出版，皇家非洲学会也出版了长达70页的《非洲一览概观》，这一概观由卢加德勋爵作序。
黑利的矛头直指财政上对殖民地放任不管的政策和政治上间接统治的制度。黑利认为英国必须放弃自由放任的政策，支持殖民地的发展，但是，在此之前，需要对非洲作更多的了解，他提议设立一个基金会以支持对非洲的研究。[115]同时，黑利指出，如果英国统治的目的是引导殖民地走向自治，那么，间接统治的原则实际上与这一理想无关，“按照间接统治的原则，应该彻底修改基层政权以适应议会选举的要求，但是，这一想法与通过代议制实现自治的要求不相容，而且相差太远”[116]。
虽然黑利并不认为议会式的威斯敏斯特模式就是殖民地未来发展的目标，但他认同英国应该推动殖民地的政治发展，而政治的发展需要建立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除非政治发展建立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坚实基础上，否则它将是一个幻影，甚至可能是危险的”[117]。
在《非洲一览》出版的这一年，马尔科姆.麦克唐纳（Malcolm MacDonald）出任殖民大臣。麦克唐纳是前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儿子，牛津大学历史系毕业，1929年成为工党议员，1931年在其父亲为首的政府中担任自治领部的一位低级官员，1935年短暂地负责过殖民部。1938年，张伯伦任命他为殖民大臣，这一年他正好38岁。精力充沛的麦克唐纳成为英帝国末期处理殖民事务的一位重要政治家，在关于西印度的备忘录中，他提出西印度的状况“至少落后于时代五十年”，为了树立英帝国的良好名声，他认为英国必须在殖民地投入更多的资金来发展殖民地。[118]这一年末，他决定在殖民部设立一个社会服务局；二战刚刚爆发的时候，他又敦促殖民部拿出一个发展殖民地的清晰原则。在他的督促下，殖民部逐渐变得活跃起来。1940年，由殖民部提出的“殖民地发展与福利法案”（Colonial Development and Welfare Act）在议会获得通过。他也力促英国政府不因为战争需要而放弃殖民地的发展计划。[119]
麦克唐纳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紧密的英联邦，通过这一政治共同体维持英国的世界影响力。同时，麦克唐纳是一位向前看的政治家，认为英国为了赢得殖民地的支持，应该引导殖民地向自治的方向发展。1938年6月27日，在牛津大学为殖民政府举办的暑期培训演讲中，他指出帝国的发展方向：“什么是帝国的目标呢？我认为就是在帝国的子民中传播自由，不管他们生活在哪里……即使在非洲最落后的种族，我们也会致力于教会人民依靠自己更加安全地站起来……趋势是最终建立一个自足与自立的、自由人民与国家的伟大联邦。”[120]
虽然麦克唐纳主张推动殖民地的政治发展，但他认为英国应该马上让殖民地独立。为了更好地制定非洲政策，他认为有必要更深刻地研究非洲殖民地。他很快看中声名鹊起的黑利爵士，两个人也发展出亲密的友谊。1939年，麦克唐纳决定派黑利到非洲做详细的调查并提出政策建议，他特别要求黑利认真考察怎样使当地政体与议会模式相协调。在麦克唐纳的支持下，黑利于1940年再次到非洲调研。一年之后，他完成了自己的报告并提交给殖民部。
黑利认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才是核心，它应该成为政治发展的基础，并优先于政治的发展，政治的发展必须与之相适应。同时，地方政府可以作为走向自治的摇篮，殖民地人民需要通过这一阶段的演习并最终走向自治。[121]黑利很快成为这一时期殖民部的核心智囊，对殖民政策有重大影响力，直到1947年科恩（Andrew Coh en）主导殖民政策为止。在卢加德离职后，黑利开始担任国联托管委员会的主席。1941年，黑利成为英国殖民地战后重建委员会（Colonial Office Committee on Postwar Reconstruction）的主席，由于他的影响力，这一委员会又被称为黑利委员会。
正是在黑利与麦克唐纳极有默契的配合下，英国的殖民政策开始出现重大转变，发展殖民地的思想取代了消极的放任政策，“福利殖民主义”时代眼见来临。[122]但是由于战争爆发，麦克唐纳的计划还是大打折扣，同时，发展殖民地的计划在非洲导致了另外一个问题：白人定居者由于对战争的贡献而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英国在战后处理这些问题也将更为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