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中东的局面

二战结束的时候，英国仍然牢牢地控制着中东，巴勒斯坦与约旦是英国的托管地，伊拉克、埃及与英国订有联盟条约，而苏伊士运河区则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也是英国在中东与非洲的军事枢纽。以苏伊士运河为核心，英国在中东形成了一个星罗棋布的军事网。运河区周围有大量的前哨阵地，马耳他、塞浦路斯、巴勒斯坦、利比亚、约旦、伊拉克，以及亚丁湾、波斯湾等地都有英国的海军与空军基地。首先，在军方看来，中东是英国防务政策的三根支柱之一，如果失去了中东，英国整个防务体系也就崩溃了。[1]如果能够保留中东的战略据点，英国就可以威慑苏联，在英苏爆发战争的时候，以中东为基地直接攻击苏联在乌克兰的工业区与高加索的石油供应地。[2]

其次，中东的石油对英国变得越来越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战见证了石油的重要性，而波斯湾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到1947年，英国石油的60%来自中东，预期在1955年将达到70%。英伊石油公司是英国在海外的最大投资，对英国获取美元储备有重要意义。英伊石油公司提供的石油在军事上对英国也有着重要意义，因为皇家海军燃料的85%来自伊朗。[3]

新任外交大臣贝文认为英国应该继续控制中东地区，“虽然英国承担着不必要的负担，但是这种负担看起来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维持我们在中东的地位是英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任务，因此我们必须准备承担这项义务和经费来维持我们的地位”。[4]如果英国不得不放弃希腊，那么这一放弃就是为了更好地防守中东。在军方的支持下，贝文的观点在艾德礼政府中占据主导地位。

但是形势比人强，下面的三个因素最终击碎了英国在中东的帝国梦。

首先，殖民地民族主义者的坚决反抗是英国中东殖民地独立的主要原因。

虽然贝文认为英国对中东的继续统治不但有益于英国，而且有益于当地人的福祉[5]，但是贝文单方面的良好愿望并不能得到当地人的赞同。实际上，凡是在英国决定继续统治的地区，英国都遭到了民族主义者的坚决抵制。在巴勒斯坦，英国根据政治考虑决定站在阿拉伯人的一边，犹太人则采取暴力活动来对付英国人，英国不得不派遣大量兵力到巴勒斯坦控制秩序，但局面仍然急剧恶化，最后甚至连军队都不能保护自己，巴勒斯坦成为英国人的梦魇，英国除了撤退之外没有任何别的选择。在埃及，二战之后，民众展开了反对英国继续控制埃及的斗争，而英国的镇压措施更使埃及的民族主义运动向纵深发展。在埃及民众的压力之下，任何想与英国妥协的掌权派都心存忌惮，英埃之间的谈判很难成功。不管是诺克拉什（Mahm ud Nokrashi）、西德吉（Sidky Pasha），还是纳哈斯（Nahas Pasha），他们对埃及利益的要求都近乎顽固。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刺杀诺克拉什更是对埃及谈判者的警醒，埃及的掌权者很快发现只有坚持不妥协的斗争姿态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戴。1952年政变后上台的纳赛尔同样面临着民众反殖民主义的压力。1954年条约在丘吉尔看来可能是让步太多了，但对埃及民众而言却是太少了。此后，纳赛尔继续在中东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正是英埃斗争的结果，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英国只能无条件撤军。50年代中后期，亚丁成为英国在中东最主要的据点，在英国拒绝了民族主义温和派的自治要求后，亚丁的局势急剧左转。在埃及、也门的支持下，亚丁的全国解放阵线与“被占领的南也门解放阵线”很快崛起，占主导地位的民族主义者——全国解放阵线——更是以把英国赶出亚丁而不是与英国谈判作为目标，这使英国的任何一项谈判政策都无法成功，最后，英国只能狼狈地从亚丁撤退。英国从塞浦路斯的撤退没有那么糟糕，但这却是以塞浦路斯的分裂为代价的。英国压制塞浦路斯回归希腊的要求，导致民族主义者向更加暴力的方向发展，埃奥卡的暴力活动很快牵制了英国的大量兵力，不少英国人丧命于塞浦路斯。在发现无法压制塞浦路斯回归希腊的要求时，英国故意拉拢土耳其政府介入塞浦路斯事务。英国虽然在塞浦路斯的独立方案中保留了军事基地，但塞浦路斯不久就陷入了内战与分裂之中。在中东民族主义者风起云涌的反抗下，英国除了放弃中东殖民地外别无选择。

其次，英国在中东的殖民统治面临着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小毛驴”最后不得不夹紧尾巴开溜。[6]

二战结束后，苏联发现反帝反殖的宣传在中东特别具有感召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获得了一部分中东民族主义者的好感。不少民族主义者都打出社会主义的旗帜来反对外国的殖民统治，苏联则坚决支持民族主义者的反殖民主义要求。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苏联政府站在反殖民主义的道德制高点上，威胁要使用核武器来制止英法等国的入侵。

美国在推动中东殖民地的独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贝文起初认为美国在中东的崛起是商业竞争的结果。[7]但商业竞争很快发展为英美两国的战略竞争。随着冷战的升级，美国希望英国尽力配合其冷战战略。由于英国在经济与战略上都严重依赖美国，英国无法独立地决定本国的政策。贝文虽然试图维持英国在中东的大国地位，但不得不考虑美国的态度。英美在中东的第一次分歧主要出现在巴勒斯坦，而这一分歧的结果就是英国从巴勒斯坦撤退。到1948年，贝文对英国在中东可以扮演一个建设性角色的热情消失殆尽，[8]英国政府日益把自己的安全放在大西洋联盟的基础上。1949年英国放弃传统安全政策加入北约是英国在英美战略较量中的第二个败局。1951年英美在英伊石油危机中的博弈也同样表明美国的冷战棋局优先于英国的帝国游戏。美国认为支持英国实行强硬政策会使伊朗等中东国家倒向苏联，正好为苏联的扩张提供机会，因而不支持英国的武力政策。[9]艾德礼政府最后不得不低调行事，伊朗民族主义者、伊朗首相摩萨台（Mohammad Mossadegh）大获全胜。英国的《观察者》杂志对此评论，“我们威望的丧失是史无前例的”。[10]在1953年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访问中东后，美国决定推行自己的中东防务政策，以土耳其为代表的国家站在美国一边并成为美国支持的重点。艾登认为美国的新战略将严重损害英国在中东的地位，因而顽固地坚持以埃及为核心的防务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苏伊士运河事件是英美战略分歧的结果，由于美国强硬反对，英国最终不得不无条件从苏伊士运河撤退。在亚丁殖民地，美国拒绝配合英国的战略计划，也使英国的殖民统治难以为继。

随着印度的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反殖民主义的力量日益强大。在19 55年的亚非会议上，与会各国更是对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进行了猛烈抨击。在苏伊士运河事件发生时，国际社会都对英法过时的殖民政策进行抨击，阿拉伯国家更是采取断交和切断输油管道等手段配合埃及打击侵略者。反殖民主义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任何违背潮流的政策必然招致新的国际社会的围攻。

最后，继续控制中东也超出了英国的财力与军力。

二战之后，英国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之中，英国可调配的物资极为短缺，艾德礼政府甚至不得不在国内实行面包配给制。保守党重新执政后，经济局势也没有完全好转。虚弱的经济不能不对英国的帝国政策产生影响，英国放弃希腊的防务责任就很能说明这一点。希腊长期以来都是英国的战略盟友，二战期间，丘吉尔发现英国无法阻遏苏联在欧洲扩张势力，被迫与斯大林达成协议，重新划分了势力范围，但由于希腊是欧洲的桥头堡，丘吉尔仍然把希腊划在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内。[11]二战后上台的艾德礼政府起初也继续承担对希腊的义务。正是在英国的支持下，希腊政府在反对希腊共产党的斗争中取得了优势。但是英国的经济困境限制了英国的宏伟战略，1947年的英镑危机更使英国自顾不暇，英国又不甘心把“熟果”交给苏联，无奈之下，只能向美国求援，要求美国取代英国在希腊的位置，把对抗苏联的斗争进行到底。[12]继续统治中东也对英国的军力提出挑战。在英伊石油危机中，英国的强硬派主张教训摩萨台，但是英国海军大臣发现，作为强硬政策的“海盗计划”根本无法实现，因为英国海军的主要力量都在参加朝鲜战争，“海盗计划”所需要的军舰无从获得。[13]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英国最后无条件退却，一个重要原因是英国的石油储备出现短缺。在塞浦路斯，在对埃奥卡的斗争出现好转之时，苏伊士运河事件使英国不得不抽调塞浦路斯的军力，结果使对英国的有利局面再次恶化。

在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中，英国政府终于醒悟过来：继续留在中东既违背世界潮流，也会使英国陷入更大的灾难。英国能做的最好选择就是在最坏的结果出现之前从这些地区撤退，从而更好地保护英国的利益。此后，英国政府加快了从中东撤退的步伐，一些不适合独立的小酋长国也在英国的推动下走向独立。随着威尔逊政府从亚丁殖民地撤退，以及英国宣布撤出苏伊士运河以东的防务，英国在中东的帝国体系解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