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后起的小国，英国民族国家的建立及巩固是在应对外部各种严峻挑战后逐步实现的。著名学者罗斯托认为英国是民族主义的发源地，他指出：“英国是一个处在占优势的大陆之外的海面上的岛屿，它的民族主义是它所受到的一系列侵略和挑战的结果。”“英国摆脱罗马教会以及在16世纪摆脱支持罗马教会的西班牙的势力；伊丽莎白民族主义比较盛行的时期；在1688年开始的、在17世纪经过艰苦努力获得的民族一致，以及同时进行的使英国摆脱荷兰的所谓准殖民地关系的集中的努力……所有这一切就是反应性的民族主义发展的经过。”[49]很显然，英国的这种反应性的民族主义是催生英国民族国家的强大动力。同时，伴随英国民族国家的建立，英国的民族主义得到进一步强化和发展。因此，当英国民族国家得以巩固并发展之后，走出国门，参与世界竞争，力图获得民族优势便成为英吉利民族乃至国家所追求的主要目标和民族意识发展的必然归属。
在民族主义的推动下，后起的英国开始了与欧洲其它强国的争夺。这种争夺一方面表现为英国通过外交努力，谋求与其它国家的平等国际地位并获得有利的战略态势，外交活动成为巩固英国统一和提升英国国际地位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另一方面直接通过战争，向殖民强国的霸权发起挑战，为未来大规模的海外殖民扩张扫除障碍。
亨利七世当政之时，英国在欧洲的地位相当低下，“百年战争”（The Hundred Years ' War）和“玫瑰战争”（Wars of the Roses）使英国的元气大伤。与法国、西班牙等欧洲诸国相比，英国在国际舞台上势单力孤，正如佩里·安德森所指出的：“在16世纪上半叶，西欧列强的势力均衡发生了彻底改变。前一时代英国侵略的对象——西班牙、法国均成为充满活力、咄咄逼人的王权国家，正在为争夺意大利而角逐。突然之间，英国被它们抛在后面。”[50]
面对这一严峻局势，亨利七世开始全面调整英国的内外政策。鉴于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消灭王位觊觎者以加强和巩固王权，建立国内统一秩序。因此，亨利七世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外交活动为英国经济的发展与政治的统一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从而逐步提高英国的综合实力及国际地位。为此，亨利七世为自己的外交政策确立的基本原则是“在十分关注自己的国际声望的同时，尽量避免通过不必要的战争损害自己的利益”。[51]
首先，亨利七世从现实主义出发，积极推行“和平外交”，尽量避免卷入国际纷争特别是欧洲的纷争，努力改善与欧洲国家的关系，以提升英国的国际地位。都铎王朝初创时期，西欧两强西班牙与法国之间的关系决定着整个西欧的国际局势，是西欧外交的中心，英国等国的对外政策均以此为转移。[52]因此，如何处理与法国、西班牙的关系是英国能否打开外交新局面的关键，能否赢得法、西的承认是英国在欧洲乃至世界立足的关键。就英法关系而言，亨利七世即位之初，英法保持了相对平静的状态，但不久这一状态就被布列塔尼（Brittany）公国问题打破。位于法国西北部但独立于法国并与英国隔海相望的布列塔尼公国不仅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而且与英国的经济联系非常密切。查理八世当政法国后即谋求吞并布列塔尼，以实现法国的完全统一。1486年，经过充分准备的查理八世开始对布列塔尼发动进攻。布列塔尼一旦落入法国之手，不仅大大增强法国的实力，而且对英国形成直接的安全隐患并损害英国的经济利益，这显然是英国所不愿看到的。为了避免英法直接对抗，亨利七世曾寄希望于通过和平调解的方式，使法国放弃对布列塔尼的吞并，但没有成功。1488年，亨利七世派兵进攻法国，以阻止法国对布列塔尼公国的吞并。英国进攻失败，法国则在1491年底正式将布列塔尼合并。此后亨利七世虽然在国内反法势力的推动下不得不向法国大规模派兵，并包围了法国的布洛涅城（Boulogne），但考虑到和平更利于英国王权的稳定，且法国的综合实力远在英国之上，于是1492年，亨利七世与法王查理八世签订了《埃塔普勒条约》（Treaty of Etaples）。条约规定：英国终止对法国国王和领土的要求，保证彼此不支持对方的敌人，允许两王国臣民平等通商，法王替英王偿付对布列塔尼的债务，并在未来15年中每年付给亨利七世5 000英镑的年金。[53]此条约虽然默认了法国对布列塔尼的合并，但也使都铎王朝的合法性得到了法王的认可，英法实现了和平。为了有效遏制法国这一主要对手，亨利七世对欧洲大陆另一强国西班牙则采取了结盟外交政策，并将王室联姻作为密切英西关系的重要手段。1488年3月，英西双方就亨利七世之子亚瑟王子（Prince Arthur，1480—1502年）与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之女凯瑟琳公主的婚姻问题，专门进行谈判。1489年3月，英国与西班牙签订同盟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包括：两国的交往不受任何限制；两国互为盟友，共同反对法国并对法作战，未经双方的商议，任何一方不得与法国言和、结盟、签订和约；两国国王共同承诺互不支持对方的叛乱分子；太子亚瑟与凯瑟琳公主之间订立婚约；等。[54]1501年，亚瑟王子与凯瑟琳公主正式成婚。亚瑟王子不久去世，亨利七世遂让亚瑟的弟弟亨利继娶凯瑟琳，以维持英国与西班牙的联盟。与西班牙王室的联姻不仅使英国商人获得了在西班牙经商的优惠条件，而且使都铎王朝首次得到了欧洲强国西班牙的承认。为了营造和平的周边环境，1502年，亨利七世与苏格兰签订永久和平条约，以图实现双方的和平。亨利七世还让长女玛格丽特同苏格兰王詹姆士四世（James IV，1473—1513）订婚，以密切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关系，制约苏格兰与法国的传统联盟关系，从而为日后不列颠的统一创造了条件。1507年，亨利七世又施婚姻外交，安排自己最小的女儿玛丽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1459—1519年）的长孙查理订婚。此外，亨利七世还对英国的威尔士和爱尔兰政策进行适当的调整，采取和缓谨慎的策略，尽量满足当地人的诉求，避免激化矛盾，以图实现对两地的有效统治。亨利七世的“和平外交”使英国逐渐摆脱了国际孤立处境，大大提升了都铎王朝在欧洲强国中的威望。
其次，亨利七世根据重商主义的原则，积极推动英国的商业发展与贸易扩张。自中世纪后期以来，商业活动已经成为英国经济生活的核心内容。然而，由于长期的战争与内乱，英国的商业发展受到极大的影响，英国商人在英国及国际市场上不具有竞争力，以至于像汉萨同盟等外部商业势力在英国境内拥有特权，并挤占了英国本国商人的市场份额。在亨利七世看来，发展英国的商业和贸易不仅是巩固王权、稳定政局的需要，而且是提升英国国家地位的前提。贸易与海权是英国未来发展的根本依赖。[55]为此，亨利七世当权后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以推动英国的商业与贸易发展。一方面，亨利七世通过颁布相关法令限制外来竞争，以保护英国的商业发展。亨利七世时期曾两次颁布《航海条例》（Navigation Act ），对外国商人在英国的经营活动及货物的装运进行限制；另一方面，亨利七世积极主动地推动本国商人的对外贸易发展。亨利七世通过与西班牙、丹麦、尼德兰及佛罗伦萨等政府缔结商约，为英国商人获得良好的外贸环境，使英国商人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经商获得便利条件。比如，1489年的英西同盟条约就使英国商人在西班牙经商获得了优惠条件；1490年英国与丹麦签订的条约规定，英国商人与其他国家商人一样可以自由航行到波罗的海地区并在那里经商；1496年与尼德兰签订的通商条约，使双方一度中断的贸易关系得以重新确立，英国商人获得了在尼德兰除弗兰德尔之外自由出售呢布的权利，随后双方又多次签订新的商约，英国商人的商业特权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对于英国商人和冒险家的海外市场拓展和探险活动，亨利七世则予以积极的支持。1496年，亨利七世向威尼斯航海家约翰·卡波特（John Cabot）颁发探险特许状，授权其将发现的新土地纳入英王的领地并以英王的名义进行统治。随后，约翰·卡波特实施了两次北美航行，抵达新大陆的拉布拉多等地，此为英国向北美扩张的开端。卡波特返英后，亨利授予其海上将军称号，并赐予奖励。1505年，英国政府颁发特许状对英国商人冒险家公司进行改组，使公司的权力及特权得到加强与扩大，推动了该公司的发展与繁荣，该公司后成为几乎英国所有新贸易公司的榜样。[56]亨利七世还通过对新造船只发放补助金等方式积极支持英国航运业和造船业的发展，为英国的对外贸易与殖民探险创造条件。亨利七世的重商主义政策使英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明显的发展，亨利七世时，其得自对外贸易的关税中进口税的收入就由32000镑增加到42000镑。[57]
作为都铎王朝的开创者，亨利七世的对外政策完全符合民族国家尚未形成时英国的实际，其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它一方面使英国获得了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国内经济得到发展、王权得到加强；另一方面使英国在欧洲乃至世界的地位得到承认和提高。因此，在亨利七世去世时，英国不仅经济开始繁荣，而且成为欧洲政治秩序最好的国家之一，从而为英国民族主权国家的形成及未来英国参与欧洲、国际竞争奠定了基础。
18岁即位的亨利八世是一位个性极为张扬的英国君主。得益于其父的丰厚遗产，亨利八世在任期间对其父的外交政策进行了重要的调整和改变。亨利八世一方面通过宗教改革和进一步加强王权，极力树立英国在欧洲的大国形象和独立自主的地位，伸张英国的民族意识；另一方面，实行进攻性的对外政策，积极主动地卷入欧洲纷争，以攫取更多的利益。
如果说亨利八世在其统治中期热衷于进行宗教改革的话，那么在其统治初期和晚期则将介入争夺欧洲视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亨利八世当政之初，因与西班牙王室存在着联姻关系，英西同盟关系继续维系。当时，德、法为争夺意大利在欧洲闹得不可开交，导致教皇及许多国家纷纷卷入。1511年，作为西班牙国王女婿的亨利八世加入反法联盟，与西班牙一起共同对法作战。1513年，亨利八世以保护教皇为名，联合西班牙进攻法国，亨利八世亲自指挥占领了法国北部的两个小镇。法国的盟友苏格兰的军队也在英国北部被打败。对外战争的小胜使亨利八世更加雄心勃勃，并萌生出左右欧洲大局的愿望。1518年，亨利八世在伦敦主持召开了旨在调解欧洲诸强国之间关系的会议，并签订了维护欧洲和平的《伦敦和约》。尽管该和约只是一纸空文，但亨利八世的个人欲望得到了一次满足。1520年，亨利八世与当时既是西班牙国王又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查理五世两次举行会晤，旨在共同对付并征服法国。1521年，亨利八世又在加莱主持了调解法国与西班牙战争的会议。随后，亨利八世又两次推荐其国务大臣沃尔西（Thomas Wolsey）出任罗马教皇，尽管最终均告失败，但亨利八世的野心昭然若揭。1522年，亨利八世又与查理五世结盟对法国作战，1523年甚至逼近巴黎，但结果却因英军缺乏斗志和查理五世未能提供及时援助而一无所获。巨额的军费开支和民众的强烈反对迫使亨利八世停止了对法战争，而查理五世则捷报频传，先是在意大利战争中大败法军，后又控制了罗马教皇，乘机掌控了处理欧洲事务的主动权，英国反而在欧洲遭到孤立。
此后，亨利八世利用欧洲相对和平之机，强力进行宗教改革。通过宗教改革，英国基本消除了罗马教皇对英国国内事务的干涉，导致英国形成完全的民族主权国家，大大提升了英国的国际地位。因此，宗教改革基本完成后，随着王权的逐步稳固，亨利八世重新把注意力集中于对外战争。此时，亨利八世继续与西班牙结盟，共同对英国的宿敌法国展开斗争。
为了稳固后方、避免两线作战，亨利八世首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营造有利于同法国作战的周边环境，以解除后顾之忧。其政策的重点是加速对威尔士、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吞并与征服，以实现不列颠的空间整合，壮大英国的整体实力。
相对而言，威尔士问题的解决比较顺利。1536和1543年，英国议会先后制定新法案，废除威尔士旧法律，在威尔士实行英格兰的法律及郡制，将威尔士全境分成十二郡，各郡由从本地绅士中提拔的治安法官处理一切事务，并在英国议会中为威尔士的代表分配了24个席位。英国通过对威尔士上层阶层的拉拢基本实现了对威尔士的合并。
爱尔兰“一直是反对新兴都铎王朝的舞台”[58]。为了防止外来势力利用爱尔兰进攻英格兰，亨利八世政策的基调是加强对爱尔兰的政治控制并推进同化政策。1541年6月，受英国操纵的爱尔兰议会宣布亨利八世为爱尔兰国王，并规定“爱尔兰是和属于英王的英格兰领土永远联合、合并、联结在一起的”。[59]从此，爱尔兰人在爱尔兰政府中更无地位，爱尔兰议会为英国所遥控，一切大权都掌握在英国委派的驻爱大臣（Lord Deputy）[60]手中，英国的法律成为爱尔兰的法律。随后，使爱尔兰“英国化”的政策相继出台，其内容主要包括：（一）按英国人的模式改革爱尔兰教会，即教义上保持天主教的信条，管理上则全归英王。（二）英王的意志至高无上，由英王代表取代当地领主统治全国。（三）将英王同爱尔兰贵族和诺曼贵族的关系通过条约形式加以确定，在这些贵族降服的条件下，英王将保留他们的领主权和土地。（四）提倡英国语言和“礼教”，禁止使用爱尔兰语言和文化，违者严惩，努力将爱尔兰改造成第二个英格兰。[61]亨利八世的政策初步割断了罗马天主教与爱尔兰的从属关系，建立了英国对爱尔兰的新的从属关系。在他统治时期，爱尔兰最大的首领和领主中有四十个归顺了英王，英国的统治权扩展到了伦斯特（Leinster）并逐步向芒斯特（Munster）推进。由此可见，亨利八世时期，英国与爱尔兰的统一性取得了重要进展。
都铎王朝建立之前，英格兰与苏格兰作为两个分治的王国一直处于敌对状态。亨利七世曾试图利用联姻关系，换取双方实现友好和平。但是好景不长。1513年9月，亨利八世出兵北征苏格兰，引发了一场自爱德华一世（Edward I，1239—1307）以来最为残酷的战争。不断的战争和敌对状态为外来势力特别是法国势力插手苏格兰提供了机会。詹姆士五世（James V，1512—1542）成为苏格兰国王后，先后娶法王弗兰西斯一世的女儿和吉斯公爵（Duc de Guise）的女儿为妻，逐渐与法国亲近。1542年，詹姆士五世去世，其女玛丽·斯图亚特（Mary Stuart）继承苏格兰王位。为了确保对法战争的胜利，亨利八世于1543年强迫苏格兰人签订了《格林威治条约》，企图通过英国爱德华王子与玛丽·斯图亚特联姻的方式，实现两个王国的联合。当一切准备就绪后，亨利八世与西班牙约定在1544年春共同发动对法战争。不料后来西班牙与法国签订了和约，英国只得硬着头皮单独与法国作战。1546年，由于法国作出让步，承认《格林威治条约》，英法战争结束。在苏格兰问题上，亨利八世至死都未能让苏格兰人降服。因此，英国政治家丘吉尔曾作出这样的评论：“亨利在苏格兰一无所获，他不愿意宽宏大量地同苏格兰人和解，又没有力量强迫他们服从自己的意志。在以后的五十年里，他们给亨利身后的几代国王增添了许多烦恼。”[62]
出于对外战争与殖民争夺的需要，也为了真正实施《航海条例》，亨利八世时期开始大规模发展英国的海军力量。他不仅将亨利七世开辟的朴茨茅斯船坞加以扩建，而且在泰晤士河开辟海军基地，兴建新船厂，大力建造新型舰船。整个亨利八世时期，英国共建造了47艘军舰，其中排水量最大的达到1200吨。[63]为了提升英国海军的战斗力，亨利八世对海军的行政管理进行改革，设立海军事务委员会等机构，使各海军官员在海军大臣的领导下各司其职，海军建设逐渐走向正规化和制度化。亨利八世还通过颁布和实施《航海条例》发展英国的航运业，从而为英国海军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亨利八世对海军发展的重视奠定了未来英国海军力量发展的基础，因此亨利八世有“英国海军之父”之美誉。另外，亨利八世还在英国的沿海一带构筑堡垒并加强要塞的防卫力量，以增强英国的国家安全保卫能力。
亨利八世的对外政策特别是战争政策在英国备受质疑。因为连续不断的对外战争不仅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就，反而劳民伤财，致使英国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和通货膨胀。据统计，1511—1547年间，亨利八世在同法国、苏格兰战争中花费的钱财就达2134784英镑。[64]这在英国国内引起强烈不满，甚至出现地方的反叛，就连亨利八世的重要谋臣托马斯·克伦威尔也对亨利八世卷入欧洲大陆的外交政策提出了批评。[65]这表明，刚刚形成民族国家的英国此时尚不具备称霸欧洲的基本条件。但是，亨利八世的对外政策绝非个人心血**，实际上它是民族国家形成时期英吉利民族意识发展的必然结果，它表明英国民族国家甫一形成就将欧洲乃至世界作为自己活动的舞台，这种强烈的独立自主、称霸扩张意识对后世英国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有人这样评价亨利八世：“历史上没有哪一位统治者在他所处的时代留下如此深刻的影响，以及**做事的程度和长期遭受的争议。”[66]亨利八世去世后，爱德华六世的错误外交及玛丽女王对西班牙的投靠，使得英国的国际地位严重下降，英国在欧洲乃至世界舞台毫无竞争力。
伊丽莎白女王即位时英国面临的国际地缘政治局势十分不利。当时欧洲大陆两强西班牙和法国都对英国虎视眈眈，弱小的英国甚至成为“两条狗争夺的一块骨头”。[67]因此，如何处理与西、法两国的关系是摆在伊丽莎白女王面前首要的也是最为棘手的问题。依照英国面临的情势及英国的利益关系，伊丽莎白女王一改亨利八世和玛丽一世时期把宗教信仰是否一致作为英国外交基本出发点的做法，将维持欧洲国际政治中的均势作为外交政策的核心，极力推行均势外交政策，不希望西班牙和法国有任何一方变得过分强大。这一政策的基本目标是使弱小的英国尽量避免过多卷入欧洲大陆的军事纷争，创设和维护国内安定的环境，为国内政治经济发展服务。
伊丽莎白女王统治前期即16世纪60年代末以前，女王对外政策的基调是利用西法矛盾，联合西班牙，与法国抗衡。伊丽莎白女王实施这一政策的基本原因是：一方面，此时的法国对英国的威胁最大。自诺曼征服以来，英法两国大多处于敌对争斗状态。法国收复加莱后，完全控制了英吉利海峡南侧的交通要道，这不仅对英国在大陆的活动空间形成挤压，而且直接威胁到英国本土的安全。更重要的是，法国还利用与苏格兰的盟友关系，插手苏格兰事务，利用苏格兰反对英格兰，甚至法国还支持苏格兰女王玛丽争夺英国王位；另一方面，英西之间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英西双方在经济上结成了亲密的贸易伙伴；在国际政治斗争中，西班牙是英国的国际支柱，是在欧洲大陆与法国抗衡的重要力量。对此塞西尔在1565年底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没有哪一位英国君主在没有得到勃艮第家族友好的情况下得以存在，没有哪一位君主比英国女王的盟友更少，没有哪一位君主比女王更需要朋友和强国的支持。”[68]
为了实现联西抗法的目标，伊丽莎白女王首先利用宗教政策，进行宗教外交，以缓和和修补与西班牙的关系。伊丽莎白女王即位时，出于国家统一和团结的考虑，必须面对宗教改革问题。而英国的宗教问题不仅是内政问题，而且直接牵涉到英国与其它欧洲大国以及罗马教皇的关系。女王深知，维持并巩固英西联盟的重要前提是与罗马教皇改善关系，而改善与教皇的关系又需要西班牙的支持，因为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与教皇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为此，伊丽莎白女王在宗教政策方面采取了灵活折中的办法，避免任何过激的行为，以防止来自大陆天主教势力的威胁。一方面，她对自己的新教立场采取含蓄的态度，故意掩饰，以至于一些天主教徒在呈送给罗马教皇的报告中普遍存在这样的错觉：英国人势不可挡地忠于古老信仰，宗教革命只不过是少数贪婪贵族、叛徒神父和冒险家所为，他们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了国家，但伊丽莎白本人并不仇恨教会，如果能够让她摆脱顾问们的邪恶劝谏，也许可以引导她恢复天主教。[69]另一方面，伊丽莎白女王在其颁布的重要法令和公告中，尽量使用和解的语言，以免遭到天主教世界的反感。“在她统治前期所发布的第一个官方文件里，在她的一些称号的末尾，她用‘等等’字眼代替她的父王和兄弟统治时期曾采用的‘教会最高首脑’这个称号。”[70]1563年教士会议通过的《三十九条教规》实际上是爱德华六世颁布的《四十二条教规》的修订本，其中对最激进的新教规定做了修改。即使这样的教规，伊丽莎白女王直到1571年被教皇开除教籍后才予以批准。伊丽莎白女王的宗教政策不仅维护了国内的教派团结，也保持了与西班牙的友好关系，从而维护了英国的政治利益。正是由于西班牙的支持，英国在结束对法战争的谈判中，获得了有利地位，并迅速在1559年4月与法西等国签订《卡托-康布雷锡和约》（Treaty of Cateau-Cambrésis），使英国从战争中摆脱出来，也使信奉新教的伊丽莎白女王得到两大天主教国家的承认。西班牙菲利普二世还多次阻止了教皇试图在英国恢复天主教的行动，并一再力劝教皇不要急于开除伊丽莎白的教籍。
伊丽莎白女王的大陆均势政策在其婚姻外交上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伊丽莎白女王即位时只有25岁，其婚姻问题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成为政治问题。许多国家的王公都期望通过“征服”伊丽莎白而征服英国，这使女王意识到其婚姻问题并不是个人的私事。假如“同欧洲的某个国王结婚将会使她卷入这个国家的欧洲政策，也会使她被丈夫的敌人所仇恨”。[71]为了国家的利益，伊丽莎白女王遂将其婚姻问题作为实现英国对外战略的重要手段，巧妙地利用法西之间的矛盾，施展婚姻外交，以分化针对她的欧洲联盟。西法两国都有与伊丽莎白联姻的愿望。早在女王即位之前，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即派使臣前往英国提出与伊丽莎白联姻的问题，此时女王深知她与菲利普的婚姻谈判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正是女王的姐姐玛丽一世与菲利普的婚姻把英国拖入了对法战争，导致英国失去了在大陆的最后一块战略据点加莱；况且，女王和菲利普二世在宗教信仰上也难以调和。但是，面对菲利普二世的求婚，伊丽莎白女王并未立即予以拒绝，而是采取了拖延战略，使菲利普二世一直存有希望，以保持英国与西班牙的友好关系。起初，女王对菲利普二世的求婚持欢迎态度并盛情款待西班牙的使臣，但总是以各种借口迟迟不予答复。当实在无法搪塞时，她就干脆表示不想结婚。在她看来，“两国君主联姻中得到的好处，也同样可以从他们之间保持的良好友谊中得到。她用一种恶作剧幽默的口吻问菲利普二世，她怎么可能和她的姐姐的丈夫结婚而不使她的父亲蒙受耻辱呢？而她的父亲是和她哥哥的妻子断绝了关系的”。[72]此外，为了谋求与西班牙的友好关系，伊丽莎白女王从1562年起积极主动地与神圣罗马帝国就其与查理大公的婚姻问题，进行谈判。双方的谈判虽然同样以失败告终，但女王的目的是非常明显的，即通过与西班牙关系密切、又同为天主教国家的神圣罗马帝国，加强英西关系。伊丽莎白女王的婚姻外交是成功的，它使女王当政前十年的英西之间基本保持了友好关系，这为联西抗法创造了条件。
当国内统治地位基本巩固、英西友好关系基本确立后，伊丽莎白女王便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英国的主要威胁法国。女王的基本策略是利用苏格兰问题，打击和削弱法国的势力和影响。作为英国的北邻，苏格兰对英国的利益与安全至关重要。但是，长时期的兵戎相见不仅使两国人民互为敌人，而且使苏格兰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玛丽·斯图亚特在苏格兰当政期间，苏格兰的法国势力迅速发展，苏格兰俨然成为法国的一个省。1559年7月，法王亨利二世去世，玛丽·斯图亚特的丈夫继承王位。由于新王年幼无知，所以法国政权实际为笃信天主教的吉斯家族所掌控。因此，无论是从宗教的立场，还是从帮助玛丽·斯图亚特争夺英国“合法”王位的角度，法国都会借助苏格兰，威胁英国。1559年，不满于玛丽·斯图亚特宗教压迫的苏格兰新教领袖约翰·诺克斯（John Knox）回国，苏格兰新教徒遂爆发大规模起义。伊丽莎白深知，若这次反叛失败，法国军队将会全面控制苏格兰，尔后入侵英国将她赶下王位，最终建立强大的法、苏、英三国联盟。因此，伊丽莎白女王决定介入苏格兰内乱，并希望借助改革派的力量从苏格兰赶走外部势力。起初，英国主要是在暗中秘密资助起义军。1560年2月，面对苏格兰人在战场上的糟糕表现，伊丽莎白女王授权与苏格兰签订了《贝里克条约》（Treaty of Berwick）。该条约规定：苏格兰保证在将来的英法冲突中支持英国；鉴于法国企图征服苏格兰并把其统一到法国王权之下，英国接受苏格兰人的请求，答应保护苏格兰的自由、独立，使其免受征服。与此同时，英国一方面通过外交策略，利用法西之间的矛盾，阻止了西班牙准备对苏格兰进行的武装干涉；另一方面进行积极备战，不惜与法国一战。3月，英国出兵苏格兰，英苏联合围困法军，内忧外患的法国被迫提出和平谈判。7月6日，法、苏、英签订了《爱丁堡条约》，条约规定英格兰与法国均从苏格兰撤军，苏格兰由贵族会议统治；承认伊丽莎白继承英格兰王位的权利。[73]《爱丁堡条约》基本解决了苏格兰问题，消除了法苏同盟对英国构成的威胁，从而使不列颠岛实现了一段时间难得的和平。
伊丽莎白女王在其执政的前十年，通过纵横捭阖的外交活动，建立并维持了与西班牙的友好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能持久，因为双方始终存在的矛盾与利益冲突必然会损害它们之间的关系。16世纪70年代以后，伊丽莎白女王的外交政策发生重大调整，联法抗西成为英国大陆均势政策的基本主线。女王对外政策的调整源于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首先，英国政局的相对稳定及经济发展是英国对外政策调整的推动力。伊丽莎白女王在其统治前期，极力维护英国的稳定并促进经济发展。进行宗教改革、结束对法战争、解决苏格兰问题、囚禁并处死玛丽·斯图亚特等一系列举措，实现了英国的政治统一与稳定；推行货币改革、扶植农业发展、规划呢绒生产、奖励造船业、鼓励技术进口与外来移民、实行重商主义以扩大海外贸易等政策，促进了英国经济的复兴与对外贸易的发展。政局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不仅直接强化了英国的独立自主意识，而且为其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奠定了物质基础。其次，随着英西矛盾的发展，西班牙已经成为英国的首要敌人。就经济利益而言，随着经济与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英国迫切需要扩大海外贸易市场和建立海外殖民地，这就势必要与当时的海外殖民大国西班牙发生冲突。1494年的“教皇子午线”（Papal Meridian）使西班牙获得了垄断该线以西所发现的非基督教土地的特权，对此英国一直不予承认。1561年塞西尔就曾明确告诉西班牙大使：“教皇无权瓜分世界，也无权把土地给予他所喜欢的任何人。”[74]1580年西、葡合并后，西班牙实际上独占了世界海洋贸易，海外属地大大增加，经济与军事势力进一步增强，从而打破了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同时，西班牙对尼德兰的政治控制、经济掠夺与宗教迫害，也严重损害了英国与尼德兰的传统贸易关系。显然，西班牙越来越成为英国对外扩张的主要障碍。就政治关系而言，英国与西班牙之间因苏格兰的玛丽·斯图亚特而不可调和。1560年亲政后的玛丽·斯图亚特曾图谋借助英国和欧洲的天主教势力，推翻伊丽莎白一世的统治。玛丽·斯图亚特的图谋得到西班牙的支持。1586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密谋勾结英国的天主教势力，谋害伊丽莎白女王，支持玛丽·斯图亚特取而代之。该计划败露后，伊丽莎白女王采取果断措施，将玛丽·斯图亚特送上断头台。处死玛丽·斯图亚特使西班牙借助玛丽插手甚至控制英国的图谋完全落空。再次，此时的法国由于连续爆发内战，实力遭到削弱；加上执掌法国政权的已不是与英国为敌的吉斯家族。因此，法国已不再是英国的主要敌人。相反，法国出于对西班牙的恐惧，也愿意与英国联合。
为了实现联法抗西目标，个人婚姻问题再次成为伊丽莎白女王使用的重要工具和筹码。1569年8月，伊丽莎白女王向法国大使明确表示愿意就与法国王位继承人安茹公爵的联姻问题进行商谈。次年，两国的联姻谈判开始进行。对于伊丽莎白女王来说，她只是企图利用联姻谈判化解英法的敌对关系，使法国对英友好，根本没有与安茹公爵结婚的打算。因此在随后的谈判中，女王在宗教分歧上大做文章并态度强硬。这场婚姻谈判虽然注定没有结果，但它却为英法改善关系创造了条件。1572年4月，英法签订了《布卢瓦条约》（Treaty of Blois）。该条约确立了英法之间的联盟关系。根据条约，英法两国中一方遭到他国进攻时，另一方有进行适当的军事援助的义务；法国为英国设立呢绒和羊毛贸易中心。条约还就苏格兰问题达成共识，双方同意联合调解苏格兰冲突，并将全力阻止任何外国军队进入苏格兰。很显然，此条约主要是针对西班牙的。当然，出于维持大陆均势的考虑，英国并未完全割断与西班牙的关系。1575年3月，英西达成协议，从而恢复了英西之间的友好关系。[75]
安茹公爵与伊丽莎白女王的婚姻谈判失败后，法国又推出另一位求婚者安茹公爵的弟弟阿朗松（Alen？on）。1578年，女王与法国均表示愿意进行联姻谈判。此时，阿朗松正准备实施干涉尼德兰的计划。女王的意图是通过联姻谈判，利用阿朗松在尼德兰打击西班牙势力，甚至把法国拖入与西班牙的战争；同时在法国国内形成有利于英国的局势。这次婚姻谈判历时十年之久。其间，伊丽莎白女王利用各种手段以显示她对这次联姻的诚意，使法国对英国心存希望，也使西班牙对英法联盟心存畏惧而不敢轻举妄动。
对英国来说，维持英法联盟关系旨在反对当时的主要威胁西班牙。为了增强对付西班牙的力量，伊丽莎白女王甚至主动与奥斯曼帝国进行接触，以寻求外交结盟。1578年，女王通过伦敦商人代表捎信给土耳其素丹，希望开拓英国在土耳其的贸易活动。不久，女王又致信素丹，说明西班牙的威胁及英国的强大，明确表示英国愿意与土耳其建立反对西班牙联盟。尽管英国的愿望没有实现，但女王的外交目标是显而易见的。16世纪70—80年代，英国与西班牙的对抗主要围绕尼德兰革命而全面展开。1566年，尼德兰爆发反对西班牙统治的革命。次年，西班牙派阿尔瓦公爵（Duke of Alva）率大军前往镇压，并支持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反对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在英国看来，如果西班牙实现了对尼德兰的完全控制，将对英国的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正如后来英国一次议会上议员们所一致表达的，一旦低地国家为西班牙国王所征服，西班牙国王将成为英法海峡的主宰。[76]因此，英国一方面通过与法国的联姻谈判，利用法国的力量在尼德兰打击西班牙的势力；另一方面直接帮助尼德兰的革命者反对西班牙。1572年4月，在英国的支持下，尼德兰北方革命出现**。同年7月，英国的汉弗莱·吉尔伯特爵士（Sir Humphrey Gilbert）率领一支志愿部队登陆尼德兰的弗拉辛（Flushing）。1585年5月，菲利普二世下令扣留了停泊在伊比利亚半岛各港口的英国船只，以示报复。英西矛盾加深，伊丽莎白女王遂坚定了与西班牙对抗的决心。1585年8月，伊丽莎白女王与尼德兰缔结条约，双方约定：尼德兰将弗拉辛和布里尔让给英国，以作为偿还军事开支的抵押；女王向尼德兰起义军提供由5000步兵和1000骑兵组成的援军，并负担军队费用；联合省有义务帮助英国共同抵御进入英法海峡的敌国舰队。[77]同年12月，伊丽莎白女王派莱斯特伯爵率军占领尼德兰的弗拉辛，以防止尼德兰被敌国占领，同时保护英荷之间的传统贸易联系。英国对尼德兰革命的支持不仅消耗了西班牙的大量财力，而且使菲利普二世相信要彻底制服尼德兰人，就必须击败英国，英西矛盾进一步激化了。所以，“英国为了本国的利益出兵尼德兰，实际上开始了对西班牙的战争”。[78]
面对英国的不断挑战，不可一世的西班牙菲利普二世决心组织军队进攻英国，以教训一下伊丽莎白“这个老是邪里邪气的、哈哈大笑的、无法形容的女人”及其统治下的国家。[79]在西班牙看来，英国经过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的宗教改革已经成为新教国家，作为欧洲天主教重要堡垒的西班牙有责任代表天主教为宗教信仰而战；英国对尼德兰的支持严重破坏了西班牙欧洲政策的实施，阻碍了西班牙在欧洲的势力扩张；伊丽莎白女王对大西洋海盗的支持与庇护不仅给西班牙的经济利益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而且直接从根本上挑战了长期以来形成的西班牙的殖民和海上霸权。为此，西班牙一直在为入侵英国加紧准备。1587年2月，苏格兰的玛丽·斯图亚特被处决。于是，菲利普二世公开提出对英国王位的要求，宣称作为异教徒的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无权继承英国王位，而自己既是爱德华三世的后裔，又曾是伊丽莎白的姐姐、前英国女王玛丽·都铎的丈夫。菲利普二世立即在加的斯（Cadiz）港集结舰队，打算派一支舰队前往英吉利海峡，将西班牙驻尼德兰总督帕尔马公爵（Duke of Parma）的三万军队运往英国，共同与英国作战。针对西班牙的举动，英国方面立即采取反制措施，1587年4月，弗朗西斯·德雷克率领23艘战舰对加的斯港发动了突然袭击，轻而易举地摧毁了西班牙约30艘战船。随后的近两个月内，德雷克舰队在西班牙沿海一带继续烧船劫物，给西班牙造成了重大损失。这次被德雷克称为“烧焦西班牙国王的胡子”的行动，打乱了西班牙的行动计划，推迟了西班牙舰队出动的时间，为英国备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为了迎战西班牙，英国做了充分的准备。海军大臣查尔斯·霍华德勋爵（Lord Charles Howard）和德雷克爵士分别被任命为皇家海军舰队正副司令，约翰·霍金斯、马丁·弗罗比歇（Martin Frobisher）等英国著名海上冒险家充当他们的助手。为了鼓舞英国人的士气，伊丽莎白女王亲自检阅部队，并发表演说进行战前动员。
1588年5月，菲利普二世派麦迪纳·西多尼亚公爵（Duke of Medina-Sidonia）率领重新集结的西班牙无敌舰队（Spanish Armada）从里斯本启航。西班牙无敌舰队此行的战略计划依然是前往英吉利海峡，与帕尔马公爵指挥的西班牙远征军会师，然后共同进攻英国。7月19日，西班牙舰队进入英吉利海峡，英国舰队则从普利茅斯港出迎。起初几天，英国舰队采取尾随战术，伺机而动。此时，如果西班牙舰队在英国舰队刚出港时就从上风处发起攻击，那么就会给英国人以致命的打击。但是由于西多尼亚公爵严格按照菲利普二世的命令，率舰沿英吉利海峡北上，前往与帕尔马公爵会师，从而把上风处的优势让给了英国人。[80]
7月27日，西班牙舰队到达加莱港附近海面。因为要与帕尔马公爵会合，加上没有深水港，西多尼亚便下令舰队在公海上抛锚。28日夜，英军派出6艘火攻船满载着炸药向敌船驶去。西班牙舰船见状队形大乱，它们争相砍断缆绳，在相互碰撞中向远海方向四处逃散。接着，英国舰队远程大炮的威力得到充分发挥。在英军的追击下，西班牙人毫无还手之力，死伤惨重。随后，逃散的西班牙军舰只能被风吹着向北逃窜，而英军则穷追不舍，加上苏格兰和爱尔兰海岸的恶劣天气及大西洋的飓风，西班牙舰队遭受更大的灾难，结果，许多舰船及5 000多名士兵葬身大海。9月23日，西多尼亚率领无敌舰队残余的大约50艘舰船回到西班牙港口，西班牙损失了约一半兵力，此次英西海战以西班牙的惨败而告终。一位当时的英国人这样自豪地写道：西班牙人“没有击沉或者俘获我们一条三桅船、小帆船、驳船或补给船，甚至连一个英国羊圈也没能毁掉”。[81]
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失败虽然并不意味着英西战争的结束，此后英西之间的战争仍时断时续。为了进一步削弱西班牙的海上实力、建立自己的海上优势，伊丽莎白女王采取积极的进攻战略，分别于1589年、1595年、1596年和1597年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对西班牙的远征，而不愿放弃世界霸主地位的菲利普二世也三番两次地组织远征队，企图进攻英国。双方的基本战略目标均未能实现，但是对英国来说，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英国通过此战打破了西班牙人不可战胜的神话，严重动摇了西班牙所建立的海上优势和世界霸权，英国初步控制了大西洋航线，为以后进行大规模殖民扩张、发展海外贸易扫除了重要障碍。因此，这次海战“是跨越海洋的商业战争中第一次重大的海战”[82]，“是西班牙优势地位的终结，是英国在国际政治中走向强盛的开端”[83]。因为，通过对西班牙的战争，英国的海军实力得到了检验，优先发展海上力量成为此后英国政策的重点，而“英国的海上力量为其赢得的主要好处可能是殖民地和商业”。[84]在与西班牙人的战争中，英国人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自信，此战之后，英国国内的民族情绪十分高涨，要求扩大海战和加强海外扩张的舆论甚嚣尘上。文人墨客们对由伊丽莎白女王激起的英国的民族精神大加颂扬。莎士比亚（W.shakespeare，1564—1616）在其剧本《约翰王》中充满自信地写道：“尽管全世界都是我们的敌人，向我们三面进攻，我们也可以击退他们。只要英格兰对它自己尽忠，天大的灾祸都不能震撼我们的心胸。”[85]显然，伊丽莎白后期，英吉利民族意识已膨胀到**，这种**一直延续到17世纪，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谋求海外帝国的思潮。
伊丽莎白一世为英国开创了一个辉煌的时代。就对外政策而言，伊丽莎白女王继承和发扬了亨利七世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充分依照国内、国际形势，以国家民族利益为依归，灵活巧妙地展开均势外交活动，从而推动了民族国家的强固并极大地提高了英国的国际地位。特别是通过对殖民强国西班牙的战争并取胜，英国人开始将自己的目光更多地从欧洲转向更广阔的世界，英国向海外殖民扩张特别是向美洲扩张的道路被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