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富人已经不是贫穷的根源，相反，他们是财富的引爆点。向富人看齐，首先要尊重他们的创富能力，欣赏他们的财富视野；其次要象他们那样去思考；像他们那样行动；像他们那样感恩：像他们那样敬业。仇富心态要不得
据《竞报》报道，2005年12月26日晚，一男子在北京市海淀区一小区里。将35岁的熊女士杀害，抢得7万元现金后逃窜，后被北京警方抓获。在解释自己的杀人动机时，该男子说：熊女士“开本田。一定有钱，想教训教训有钱人”。
看了这条新闻。相信所有的富人都会不寒而粟，难道有钱就有罪吗?
中国富人的生存环境历来比其他国家的富人要恶劣。这源于中国文化里深深的“仇富”情结。在中国居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里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说法，绿林文化里有“杀富济贫”的说辞，老百姓口中则是“为富不仁”的言论。财富似乎被贴上了罪过的标签。谁占有了它，必将成为众矢之的。所以，中国的富人们是泡在在口水中艰难地度日的。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他们不得不抬头盯着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谁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掉下来。穷人真的对财富仇恨吗?当然不是。当财富分配的不平衡造成机会上的不均等时，占有较多财富的人自然就被看作了罪恶的根源。在新中国成立以前，财富从来都是由多数人手里流向少数人手里，无论是制度原因抑或暴力使然，几千年来的机会不均等状况从未改善过，穷人想不仇富都难。建国以后。财富通过革命彻底实现了分配上的相对平衡，改变了财富不均机会不对称的局面，劳苦大众终于翻身作了自己命运的主人。但历史的惯性使好想法扮演了坏角色——过分追求形式上的平均。使“大锅饭”和“铁饭碗”成了制约穷人创富速度的障碍，差距消失了，效率也就消失了。相当一部份人成了合理合法免费享受别人劳动果实的懒鬼和蛀虫。似乎我国就此掉入公平和效率矛盾的世界性迷题中无法自拔。
“必须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邓小平说。这个时代的伟人看到了在公平大环境下的效率启动办法。可以肯定地说，当今的中国是有史以来最公平的。每个人都有成为富人的机会。时代进步了，穷人不能再以扯后腿的老路子发泄跟不上队伍的不满，仇富不是出路。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富人不是贫穷的根源，相反他们是财富的引爆点。对他们仇视是不理智的，那无异于对驾辕的千里马打棍子、丢刀子。这从长远来看，必然是所有的穷人都失去了指引方向的领跑者。解决问题的推动者。拉车的马没有了，穷人走路去吧!富人是创富的主力。是领跑者和推动者，人人都应尊敬他们，欣赏他们，毕竟，我们从他们的劳动中得到了较多的实惠。
当然，现在也有一部份富人是靠不正当手段富起来的，包括富人在内的所有人都要鄙视他们。他们也必将被自己的行为扼杀。即使果真的要对他们有所动作的话，那也是司法机关的事情，其他人断不可越俎代庖。惩罚的权力只能付诸于法律，惩罚必须有秩序、有步骤、准确地进行。如果人人都有了惩罚罪犯的权力，权力就会被滥用。因为一旦放开。嫉妒就会成为“正当”的仇富理由，连正常的创富也会被扼杀，那谁还敢致富，那就真成了“大家一起过穷日子了”。因此，“仇腐”而不“仇富”才是和谐发展之路。
虽然仇富并不可取，但也并不是说富人的行为完全正确。现在，全世界的富人都面临再发展和加速发展的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有相当一部分富人眼睛只是向上看，忽略了穷人这个基础。有的富人花上100万买辆高级跑车给还未成年的子女，而对捐助希望工程却冷漠得让人齿寒，这不能不说是他们的短视。创富历来是全社会共同劳动的结晶，富人之所以能取得更多的财富，是因为他们“领导者”的地位。在解决发展速度和再发展的问题时，创富的“领导者”应该把眼光聚焦到下面。关怀大多数人的生存和发展，关注整体进步。否则，架空了基础，自身失去了发展动力不说，穷人的革命也将不再是现在的穷人自身的革命了。
踢开了仇富这个绊脚石，穷人可以以平和的心态向富人看齐了。接下来的问题是，富人究竟比穷人高在哪里呢?这样的高度又是怎样炼就的呢?
态度决定一切
对富人不应采取仇视的态度，那么对穷人是否就可以呢?其实这个问题的提法本身就显示出一种穷人的思想。在穷人眼里。只有对立的两个极端：不是对就是错，除了好就是坏，正是这种僵化的思维方式压抑了财富的种子。使它们不得伸展。
两个和尚在山间行走，碰到了一棵枯死的树。一个和尚说：一死得了，万劫皆空，好啊!另一个和尚却说：我佛慈悲，此树生前为人遮风挡雨。如今却落得弃尸荒野，惨哪!两个和尚意见不和，于是争辩起来。有个樵夫路过，和尚们要他给评个理。樵夫说：什么好坏，有柴禾就好。说着，抡起斧子把枯树劈成碎片。捆成一担。挑走了。
一阵风吹过树林。满山的树都摇摆起来。一个和尚说：是风在动；另一个和尚说：是树在动。两个和尚又为此争论不下，于是便去问老和尚。老和尚说：心不动，树就不动，风也不动。
前中国国家足球队主教练米卢有句很有名的话：“态度决定一切。”如果用这句话把上面的故事“筛”一遍，就会发现，和尚也好，樵夫也好，都在用自己的态度衡量着这个世界，并指导自己的下一步行为。和尚对枯树是充满人情味儿的态度，但对枯树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樵夫是“要吃饭”的态度，枯树在他手里变成柴禾。在这个命题下，“态度”左右了“一切”，于是便有了道理上的纷争，有了心动就可以让树动的结论；相反地，“一切”却拿“态度”没脾气，所以那棵枯树在死了以后还要被人议论。态度从来都是对事实的心理反映，好坏也只不过反映了人心理上可以接受事实的程度，但与事实本身无关。如果事事都先人为主地判断是非曲直，那很可能把自己也给套了进去。所以，在决定用什么态度来面对时，还是先把事实看清吧。
要想真正看清事实的本来面目，“好坏”这个有色眼镜是千万要不得。如果从一开始就一厢情愿地认为财富是好的，贫穷是坏的。并且坚持好的要坚持，坏的要摒弃的想法，那这场穷人的革命永远也没有成功的那一天——谁能保证财富有赚到头的时候?
贫穷只是相对意义上的不富裕，它所带给穷人的尴尬既是压力也是动力。虽然本书彻头彻尾地洋溢着对贫穷的仇恨，但对穷人是拯救的态度。贫穷是一种落后的状态，置身其中的人不可避免地会沾染上落后的习气。有人落后了，领跑者绝不能不管不顾，因为事实上，穷人是基础，是财富载浮载沉的水，水面一个劲儿地降低，那船不触礁才怪。
所以，在历数穷人的尴尬时，思考该怎样摆脱这些尴尬，才是和谐发展，共同富裕的正途。即便穷人让人心痛，我们也不能对他们怒目而视，毕竟。我们都是为了创富而战斗的人，只不过穷人的方法和技能比较落后。当然，对于那些乐于贫穷、安于贫穷，甚至靠“露穷”来混饭吃的人，我们大可不必理会。让市场规则去淘汰他们吧。
穷人带着有色眼镜看待自己的生活，是因为物质上的匮乏，毕竟他们接触到的财富太少了，但是与富人生活在一个星球上，这个眼镜就可以摘掉，关键是要向富人学习。我们可以从做事的3个步骤来比较穷人和富人在思维上的不同。
做事大体上有开端、行动和结果三个环节，但穷人与富人对待它们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开端：穷人使用排除法，先排除不可能的因素——任何事情在没有发生以前，总是有无以计数种可能，而穷人往往把注意力放在不可能上，所以在事情没开始以前就已经被吓倒了；而富人使用分析法，首先肯定事情是可做的——大胆假设，细心求证，分析其真实性和可行性，因为有可能“垫底”，所以分析的结果往往是积极的，即使有消极的因素，也会以积极的态度去对待。
执行：穷人在战略上重视问题，在战术上却逃避问题，这就使得他们害怕出问题，甚至不敢承认有问题，一旦承认有问题，就无限放大，本来可以解决的却成了无法逾越的障碍；富人在战略上轻视问题，在战术上重视问题，认为一定会有问题，没有问题就是大问题，有问题就一定要解决，解决不了的再想办法规避。
结果：穷人把成功看得很重，贫穷的背景使他们输不起。他们也承认失败是成功之母。但一厢情愿地认为这个“母亲”不会光临，或者连稍坐片刻都难以实现；富人认为只有失败过才能成功，因此心理上从不排斥失败，甚至有时候希望能因此而保持清醒。
如果说成功是鸡蛋，失败是母鸡，穷人希望先得到鸡蛋，即使得到了鸡蛋也担心得到更多的“母鸡”，至于鸡蛋从哪来，最好的答案是和母鸡不沾边；富人则希望先得到那只母鸡，然后可以得到更多的鸡蛋，因为从总量上看，鸡蛋肯定多于母鸡。富人之所以选择母鸡，就是因为他们以积极的态度冷静地分析事实。这是富人的特长，但不是他们的专利，穷人完全可以用它武装自己。
思想从来都是与行动结合起来才会有结果。正如哥伦布手里的鸡蛋。轻轻一磕，它就神气地站了起来。这也许人人都想过，“可就是没有人去做”。武装了头脑还不够，还要武装自己的身体手脚，乃至牙齿。那么富人的手脚上都“武装”了什么呢?
心动不如行动
相信下面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
骆驼对羊说：长得高好，可以一伸脖子就吃到鲜美的树叶。还可以吓跑敌人。羊反驳说：长得矮好，一低头就能嚼到甘美的泉水，还可以跑得更快，再凶猛的敌人也只能跟在屁股后面吃尘土。
它们边走边争辩，不知不觉来到篱笆边，骆驼一抬腿就迈过去了。羊退回好远，蹦了3次才跳过篱笆。骆驼得意洋洋地说：还是高好吧!羊无言以对，只好默不做声地往前走。
一只凶猛的狮子发现了它们，羊“刺溜”一下钻进了山洞，骆驼钻不进去，只好背靠着石壁胆战心惊地和狮子对峙。狮子看到没什么便宜可占，而且也并不饿，于是就悻悻地走了。羊探出脑袋对还在颤抖的骆驼说：是高好，还是矮好啊?
对这个故事通常的结论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但难免有“和稀泥”之嫌，因为如果冷静地分析就会发现。这个故事特意设计的环境把高比“矮”了，把矮比“高”了，换句话说，就是没有把比较放在一个公平的尺度下进行衡量，把两个不沾边的优势扯到了一起。比如说，如果比较的是生存能力，这高和矮并不是什么决定因素。因为不同的生存环境下，同样的能力可能是优势，也可能成为致命的缺点。
在对富人和穷人进行比较时，若比拼财富的多少肯定显得愚蠢。若衡量双方的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倒还有可比性，而且这种比较非常有意义，也很有意思。上一节，通过比较做事的思路，我们揭示了穷人发展能力上弱势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穷思路”。这里，我们将继续比较穷人和富人面对机遇时的不同做法，以揭示穷人是怎么走上“穷路子”的。
机遇从不像钱那么势利，它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没听说有人是买光了所有的彩票中了大奖而成为富人的，相反地，某个穷小子花上几块钱就成了百万富翁的事情倒是时有发生。所以，机遇可以作为比较穷人和富人发展能力的一个客观的标尺。
总的来说，机遇的脸上从来不挂上“我是机遇”的标签，所以怎样发现和利用它是最为关键的，而且，在这一点上，穷人和富人是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所不同的是，穷人是用肚子寻找机遇——即使刚迈过温饱线的“后穷人”也会因为惯性用“肚脐眼”看待机遇。所以。以“能吃”或“能穿”的形态出现的机遇会被穷人紧紧盯住；富人用脑袋寻找机遇——摆脱了肚子的“束缚”，脑袋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思考琢磨，于是，以“能用”“能赚”形态出现的机遇就成了富人的首选。目标的不同，在相当程度上成了贫富的分水岭。之所以是“相当程度上”而不是绝对的，因为有志成为富人的穷人也可以选择“能用”和“能赚”，但这需要比较大的勇气和毅力，更不要说穷人的一贯做法很可能使机遇“变了味儿”。
在抓住机遇这个环节，穷人由于一贯的怯懦和自卑而始终在“是馅饼”和“是陷阱”之间徘徊。穷人仗着胆子试探地迈了一步。机遇饶有兴趣地“一呲牙”，给穷人一点小小的挫折，穷人就吓得连忙退了回去。反复几次。机遇不耐烦地“走”了。于是穷人感叹：这真是个陷阱啊!富人呢?他们通过积极冷静地思考之后，认定这就是机遇，于是果敢从容地抓住了机遇的手，即使这机遇有点扎手也抓紧不放。富人暗自高兴：亏了那个家伙放了手，否则还真轮不到我呢!
机遇从来都是一匹烈马，即使你抓住了它，它也要尥上几个蹶子。这时，穷人则会痛不欲生，急于摆脱却又舍不得，于是便在观望摇摆不定，该出手时不出手，出手时却又缩手缩脚，在细节上“抠”到让人发狂的地步。机遇和大多数女人一样，喜欢直爽阳刚，敢做敢为的男人，而不喜欢行上为和生理上都**的男人。穷人的做法使机遇很讨厌。没什么好说的，它拍拍屁股说“拜拜”走人。富人抓住机遇之后便咬住不放。一竿子插到底，而不会一步三望，动摇善变。他们讲究节奏和效率，而不是啰里啰唆，在细节上“抠”个没完；他们注重结果而不是过程，认为有效果强过有道理。迅速而又集中力量。讲究方法而又注重实效的做法。使得机遇在富人面前只能束手就擒。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揭开上一节末尾卖的关子了——其实。富人只比穷人多“武装”了勇气和理性。这使得他们勇敢而不莽撞，冒险而不冒进。这两样东西，穷人望尘莫及。
机遇扔到了“穷路子”上就成了陷阱。可悲可叹的。但并不等于机遇与穷人就此绝缘。“穷路子”可以变成富路，因为机遇不只一个，所以不必每个都抓住，但前提是一定要转变思路，而转变思路的最快捷的办法就是到富人圈子里去接受财富的熏陶。所以，穷人还要学会像富人那样交际。
尊重财富
富人俱乐部，一个神秘又令人无比艳羡的名词。在非富人看来，它是一座用财富堆砌和守卫的城堡，一个装饰奢靡的优雅游戏场。那么，富人到底在里面玩什么呢?
北京有5大富人俱乐部：长安俱乐部、京城俱乐部、美洲俱乐部、中国会所和世界经理人俱乐部。出入这里的人，大都是可以称为行业领袖的精英派。在向笑容可掬的礼仪小姐出示了贵宾证之后。他们就乘高速观光电梯直达这个财富城堡的中心。要休闲，可以到健身中心、游泳池、酒廊等地方进行彻底的放松；要奢华，可以到静谧、优雅的雪茄廊去分享私人雪茄的清香；要大快朵颐，你可以去品尝亚洲烧烤、美式佳肴等。而咖啡厅、私人宴会厅等地方，都可以举办小型的私人宴会和派对PARTY，既体现你的身份又不显山露水……
富人为何偏爱如此的“显摆”?其实并不是富人比穷人更虚荣。而是财富的性格使然。财富讲究效率，没有效率的财富会因错过机会而死去，而拉开档次是效率的最好驱动力；财富要为自己设置一道坚固有效的防火墙，防止那些贫穷病毒引发财富大崩盘——午餐一旦免费了，谁还为做好午餐努力工作呢?所以。要进入财富的圈子必须购买价格不菲的门票。要进入富人俱乐部。必须得交纳2000美金到5000美金的年费。这些钱就是为了获得一场博弈的入场券。博弈的规则是令所有富人都欣喜若狂的“1＋1〉2”。富人在俱乐部里
相信很多人对于富人俱乐部都有点“酸葡萄”情结：1＋1〉2不见得吧，富人和超级富豪的对决。究竟谁得到那个大于2的结果呢?都是“血泊”里杀出来的，这种智慧和财富的比拼还是很凶险的呢!这种情结反映了所有游戏的潜规则：强者生存。富人的竞争环境远比穷人惨烈，但人类不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为这个星球的霸主吗?没有这种环境。哪来的创富精神?前一段时间央视热播的电视剧《亮剑》中，有这样一个镜头：当身患重病的李云龙被敌人围困在农舍里，就要被敌人烤成烧鸡时，他说出的话却是“老子死也要倒在冲锋的路上!”这，正是富人交际第一个原则的真实写照：勇敢地站在富人堆里血拼。
财富从来都是势利的和强硬的。因为财富需要对等的沟通。在财富面前，即使一个字也要发挥出它的最大效能。对于不理解它的人只能请他出局。在《庄子·秋水》中，当河伯在北海神面前发出世界如此之大的感叹时，北海神说，你能看到这一点，我就可以向你讲述道的真谛了——倘若河伯执迷不悟，北海神怎么会把“极大就是极小”这个道的真谛告诉他呢?由此可以想见，如果一个连财富语言都不懂的穷人进入富人俱乐部，除了穷人的尴尬和富人的愤怒，恐怕财富也会有被亵渎的感觉。所以，富人交际的第二个原则是：只能和富人交往。
没有人敢对强者说三道四，面对仇富情结，面对强劲对手的竞争，富人把利益放在了第一位。“利益第一”是富人交际的第三项原则。按照这个原则，富人把利益和情感严格区分开：情感是一回事。利益则是另一回事。绝对不能因为情感而失去理智，当然，更不能用金钱买感动。
美国石油巨头洛克菲勒刚刚参加了2000万美元的慈善捐助活动(在这场捐助活动中，他私人捐献100万美元)，第二天早上他就向在他那里借宿的朋友要10美元的住宿费。他认为，这种象征意义上的收费，既是对朋友的尊重。也是对财富的尊重——每一个行为都要有利益上的收益，每一个友善的言行都不应造成生意上的尴尬。
利益优先的原则，使富人不排斥有才华的穷人，一方面是因为这样的穷人“孺子可教”，另一方面是因为富人懂得，只有更多的穷人成长为富人，那个财富的有趣博弈才能玩得更好、更过瘾、更有趣。
财富和知识一样是高贵的。如果不对它尊敬有加，那你就什么也别想得到。郁达夫曾经把稿费放在鞋里，戏称“你压迫我，我也压迫你”。“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傲骨的确让人钦佩。但这种高尚情怀一旦上升为视一切财富为洪水猛兽。那富人绝对会为这种被妖魔化的结果不寒而栗。所以富人从来都对那些自视清高、有才华者敬而远之——对于有用的知识分子向来敬为上宾。但对添乱的“书袋”向来是远观而不亵玩。这也就是富人交际的第四个原则：扰乱财富视野的人坚决不理。
富人输得起，所以他们允许朋友犯错误：只要不愚蠢到连续三次犯同样的错误，为朋友的失误买单还是可以接受的；富人也会吃亏，甚至这亏吃得很冤枉。富人或者把这次经历彻底忘掉，或者把它抽象为案例使自己保持清醒，在处理上绝对不让它成为下次吃亏的“由头”。吃亏是福，富人深深理解这一点，吃亏不仅是赚钱的“母亲”。也是时刻提醒自己别赔钱的“父亲”。理性地善待朋友的失误。是富人交际的第五个原则。
从以上五个原则可以看出。富人并不像穷人那样严格排斥异类，理性对待财富的原则使他们构筑的财富圈永远都是在良性转动。相比于那个对堕落自恋的穷圈子是多么地令人向往啊!相信所有不甘心的穷人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不过，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穷人只要拿出点勇气去干。就会发现：我的名字不叫穷人!我的名字不叫贫穷
相信没有人愿意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个“穷”字，即便那些对贫穷麻木到用“阿Q精神”自我解嘲的穷人，也会在独处的时候对穷人两个字反胃。
“穷”这个字从字形上看，一个穴字头罩住了力量的“力”，按照会意字的造字法来理解，穷的本意是力量用到了尽头，所以在古代，穷的本义是尽头和极限。古代人用“贫”来表示现在的穷的概念。所以穷人被称为贫者，或者被文绉绉地称为白衣。现在贫与穷合用，贫就是穷，穷就是贫。反映了人们的财富观——没钱就没路。没路有钱也是没钱。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们不妨把它做进一步的探讨。为什么没钱就没路?“穷”字给了解释。没有物质基础，力量被限制在了“山洞”(穴字头)里，不得施展，所以只能花现有的钱维持生存(分贝为贫)，所以越穷就越穷；为什么没有路有钱也是没钱?“贝”无处可“分”，有钱没处花，要钱有什么用，所以有钱也是没钱。
对于不甘于贫穷的穷人，最好这样理解“穷”字——力量不得伸展，所以才无“贝”可分。我们是贫者。不是无路可走的“穷”人。谁能说富人在创富过程中，没有借用我们穷人的力量?谁又能说，富人的基础不是我们穷人?富人只不过是走在创富队伍前面的人，是我们推动和帮助了他们。穷人的力量被限制在恐惧和盲从的“山洞”里，一旦得以伸展。去掉那个“穷”从来都不是什么难事儿：有很多富人的祖先就是穷人，所以踢开那个“穷”字，再加个“富”字也不是不可能的。
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宝山，一间普通的两室一厅居民住宅，一进门的小厅里摆着两张按摩床，墙上贴着几张人体经穴部位图，房间被收拾得一尘不染。女主人平亚丽穿着白色的工作服，睁着她那双美丽但却“无神”的大眼晴，正在给患者按摩。看起来，这家“平亚丽盲人按摩所”与其他的按摩所没有什么两样，但正是眼前这位普普通通的女按摩师，曾经为中国赢得过第一块残奥会金牌。
平亚丽，患先天性白内障，1984年在美国举办的第三届世界残疾人奥运会上，获得跳远金牌，实现了我国残奥会历史上零的突破，她的这枚奥运金牌比许海峰还要早1个月。1994年，她与许海蜂一起代表中国运动员点燃了第六届远南残疾人运动会火炬。
当处于运动巅蜂期的平亚丽正暗暗为自己“克服了巨大的身体障碍，向体能极限挑战获得了成功”而喜悦的时候，老天又一次跟她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1988年平亚丽的儿子降生了，让平亚丽没有想到的是——儿子居然像她一样视力残疾，平亚丽的人生也由此跌入了低谷……
为了照顾儿子，平亚丽告别了她心爱的运动场，提前结束了她的运动生涯，重新回到了自己曾经工作过的北京某橡胶五金厂，又干起了开冲床的老本行。靠劳动吃饭，工资虽然不高，但平亚丽过得很知足。抱着“做运动员，就要赛出好成绩，为国争光；做工人，就要干好本职工作，对厂负责”的心理，平亚丽做得很努力，她也连年被评为厂里的先进工作者。但“月有阴睛圆缺，人有旦夕祸福”，好景不长，因为工厂效益不好，1997年平亚丽下岗了。
因为下岗后每个月只有不到400块钱的收入，平亚丽被列入了石景山区特困群众的行列里。1999年春节，石景山区政府、区残联为了让本区的特困群众过好春节，给她发了300元的救济金。当平亚丽去领这笔救济金的时候，有媒体的记者在现场拍照。闪光灯一响，平亚丽觉得“受到了很大的剌伤”。当时的心情直到今天平亚丽还能痛切地感受到，她说，“我当时的兜里只有50元钱。说句心里话。这300元钱对于我来说真是很大的一笔，但是我领这笔钱时觉得心里难受。”
她找到街道民政科，向民政科的干部表示，自己不愿意领救济金，想通过劳动自食其力。靠着亲戚朋友的东拼西凑，利用她在盲校里学过的中医推拿技术，平亚丽于2001年6月在自己的家里办起了盲人按摩所。
因为她服务热情周到，收费低廉，按摩手法又好，很快平亚丽的盲人按摩所就顾客盈门了，第一个月按摩所就有2000多元入账。靠着按摩所的收入，平亚丽母子的衣食有了着落。生活稍有好转，平亚丽就跑去街道退掉了低保，她说，“我有手有脚，可以养活自己和儿子。”平素里，平亚丽最喜欢“看”的电视节目就是日本的电视连续剧《阿信》，她说，“残疾只是身体的一个特征，就像人有高矮胖瘦一样。残疾人也应像健全人一样掌握自己的命运。”
在经营按摩所的同时，平亚丽还参加了所在社区的志愿者服务活动，利用休患时间为小区里的残疾人、孤寡老人义务按摩；平时在按摩所里遇上生活有困难的患者。平亚丽还主动减免他们的按摩费。自从开了按摩所，这两年春节每年都有患者给平亚丽送来鲜花。看望她、感谢她。
(《中国妇女报》2002年10月31日)
2002年，平亚丽开始了她的第二次创业，当年她参加了《**创业》，“比赛后我赢得的奖品是好多按摩床，我就扩大了经营规模，除我之外又招来3个人。”但平亚丽的第二次创业没有成功，她一共亏了24000多元。
2004年，通过北京市残联，平亚丽参加了国际劳工组织在中国开办的“SYB创业项目”。“我也是参加完这次培训后，认识到第二次创业中的失误。之后我在市场调研、选址、定价、管理等方面都下了功夫。随后又开始了我的第三次创业。”现在，平亚丽的两家按摩店共雇了10个按摩师，都是视力残疾的人，“我们现在的经营状况挺好的，每天都有好多熟客来，”平亚丽盲人保健按摩院颐源里店的负责人高英琪说。
(北京人才市场报网络版2006年5月23日)
残疾是天生的，但穷人没有天生的。平亚丽是个天生的盲人，但她不是天生的穷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她不仅成为世界冠军。而且成功创建了自己的事业。谁又能不承认她已经成为创富的主流人群?平亚丽的真实经历不正好说明。虽然与富人相比，穷人的发展能力、把握机会的能力、掌握命运的能力都十分有限，但并不等于没有这些能力。有限的能力发挥到极限，同样可以创造出非凡的业绩吗。
相比于富人的创富。穷人致富有许多独有的优势。穷人的竞争环境远没有富人那么惨烈：穷人的“小打小闹”使他们可以灵活地转向。即使失败输得也不多：穷人不必像富人那样苦苦寻找方向，因为富人已经“大手大脚”地打出了一个明朗的局面。跟在后面走就行了；穷人的“了无牵挂”使他们没有那么多捉襟见肘，可以敞开了干；穷人的低起点使他们每一个进步都令人无比振奋；穷人的基础地位使富人们永远要考虑他们的要求。这就为穷人的发展提供了不可计数的机会。
东北有句俗语，“先胖不算胖。后胖压倒炕。”说的就是后发制人者往往就是后来居上者。所以，有志向、有胆量，敢于实践的穷人永远都可以说：我的名字不是穷人，是准富人。
穷人要努力成为富人，但在创富的过程中依然有可能成为“负人”。因为仅有志向、有胆量和敢于实践，却仍然没有斩断穷根。
贫穷是“纸老虎”
1946年8月，毛泽东在延安向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发表谈话，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从来都不怕任何敌人，也没有轻视过任何敌人，更不会片面静态地考查敌人。作为一代伟人，他的这种态度和方法永远值得所有人学习。在消灭贫穷的过程中，穷人同样也要有这样的态度，掌握这样的方法。
贫穷只是“纸老虎”而已，虽然它用自己的“面子”“路子”和“圈子”把俘虏们踩在了脚下，但它惟一能使上劲儿的就是恐惧这根“筋”。如果穷人什么都不怕，它的那3个法宝“穷面子”、“穷路子”、“穷圈子”就统统如纸糊的一般，一捅就破!
从长远来看，随着时间的流逝，这3个法宝也在不断地削弱：首先。年纪大了。人的饭量跟着也得大，再怎么穷也不能亏了肚子，所以贫穷只能给发展让路，否则它连“俘虏”都没有；
其次，穷人羡慕的眼光从来不拒绝富人，由羡慕到勇敢，由勇敢到行动，总会有不甘寂寞的穷人勇敢地向贫穷发动反击；
第三，有了第一个就会有第二个，有了第三个就会有无以计数的人跟上来。贫穷自然就招架不住了；
第四，愚昧和落后是穷人的劣根，它们虽然很顽固，但理性和进步这个大趋势不是任何人、任何事物所能改变的。所以，贫穷走的是死路，它蹦蹦跶不了多久了!
贫穷是“纸老虎”，也是“真老虎”，是老虎就要咬人。小到街坊邻里的纠纷。大到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都是贫穷四处挑起的争端。它不仅摧毁人们辛苦创造的财富，而且扼杀创富的可能。贫穷这个老虎不是说打死就能打死的。我们在战略上可以轻视它，不等于在战术上就不重视它。
愚公移山的故事想必大多数人都听说过。愚公认为山再大也有挖完的时候，这是战略上的轻视，着力培养后代的挖山精神，把目标分解到“子子孙孙无穷匮也”的时间里，一辈又一辈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是在战术上重视它。最终，太行、王屋二山被山神像背南瓜一样背走了。战略上不轻视这两座大山，愚公的第一铲土就会去挖萝卜；战术上不重视这两座大山，那这山就会自己长高——把这座山上的土搬到那座山上，这不是不可能的。
愚公是个勤快人，但这种勤快也仅仅被用来感动天神。如果天神没有被感动，那这座山是否要挖到现在呢?《愚公移山》的作者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请出了神来帮助愚公完成了这个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如果作者有现代化的思想，就会请出推土机和炸药，或者干脆让愚公挖条隧道，这远比挖山能更快地解决问题。所以，创富要更加注重方法和效率。
技术决定战术，这是这个寓言的现代意义。重视战术就要重视技术，所以穷人在革命过程中一定要掌握技术，并不断提高水平。管理也是技术，穷人不仅要学干什么，还要学如何干。愚公在掌握了挖山的技术的同时，也掌握了工程管理的技术。他把目标进行了分解。确定每一辈子孙的目标和任务，并指定了土石的转运方式和地点。没有这些技术，他也就只能望着两座大山发呆了。
把贫穷当成“纸老虎”去看待，当成“真老虎”去打。打一下是一下，扎实高效，那贫穷就只有讨饶的份了。
穷人往往认为自己最可悲的事是没有钱，其实，真正可悲的是他躺在**等死时，才得知他的土地中刚发现油井或金矿。一个永远无法发现潜藏在他自己体内的那笔雄厚的财富，这才是更糟糕的事情。
穷人要有冒险精神
真正成功、可敬的人，必定是勇于面对现实，放眼未来，敢于冒险的人。富人之所以比穷人更容易把握成功。是因为他们，多数都是冒险者，对认定正确的事情全力以赴地去进行，绝不拖拖沓沓，贻误时机。
什么人能在事业上获得成就，回答是“具有冒险精神的人”。当你喝着可口可乐时，你可知道，这个巨大的饮料帝国的财富和影响力，乃是一个年轻店员——阿萨·坎德勒的冒险观念滋生而来的。
许多年以前，一位年迈的乡下医师驾车来个美国某个镇上。他拴好了马，便悄悄从药房的后门进入里面，开始与一位年轻的店员谈生意。在配方柜台的后面，这位老医师与那位年轻店员低声谈了一个多小时，然后走了出去，到他的马车上取出一只老式的大壶及一把木质的板子(用来在壶里搅拌的)，把它们放在药店后面。店员检查了大壶之后，便从自己的内衣袋中取出一卷钞票，递给医师，整整是500美元——这个年轻店员的全部积蓄。
那医师于是又递过一小卷纸，上面写的是一个秘密公式，这小纸卷上的公式和文字，现在看它价值应高达当时一个皇帝的赎金，那上面记载着配制这壶**的方法。可是当时的医师和店员，谁都不知道从壶里流出来的，将是令人难以相信的财富。
老医师很高兴他那一套物品卖了500美元，年轻店员则冒了很大的风险，他把毕生的储蓄都花在这一小卷纸和一只旧壶上了。
当年轻店员把一种新成分与秘密公式的配方混合以后，旧壶的缔造真正开始了，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帝国。它雇用了与美国陆军同样多的职员，影响波及世界各地，而这个帝国的所有人就是阿萨·坎德勒。
成功的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人生路上风险是在所难免的，但他们仍充满信心地在风险中争取事业的成功。
按部就班难以成为巨富。有时，大冒险可以获得大收益。不过，冒险不能盲目，要组织严密，“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
我们的生活是复杂的，也是多变的。有时风平浪静，有时惊涛拍岸；有时丽日晴空，有时风雨雷电；有时鲜花盛开，有时满路荆丛。
面对多样的生活，如何唱响成功的主旋律?成功者的回答是：只要活着，就应该去创造和开拓。
如果我们的生活总是四平八稳，千篇一律，这样生活一百年和生活一天有什么区别?如果今天总是重复着昨天的故事，每天完全一致地生活着，一百岁的老寿星和夭折的婴儿有什么区别?我们希望长寿，希望过好日子，希望不远的将来有全新的格局出现。只有打破陈规陋习，生命才有意义。
我们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但至少了解，未来存在着成功的可能性，也存在着不成功的可能性，未来就好像一个冥然无知的黑洞，靠我们去打破它，让它充满阳光和希望。打破黑洞不容易，这需要有冒险的精神。
康德说：“人的心中有一种追求无限和永恒的倾向。这种倾向在理性中的最直观表现就是冒险。”
因此，有人把世界看成是上帝安排的一个赌场，把世界看成是冒险家的乐园。
不经过无数次的冒险，人类不可能从茹毛饮血的社会，进化到今天能够坐在中央空调的房子里品尝咖啡的时代。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郑和七下西洋，诺贝尔发明炸药，哥白尼创立天体运动论，这些历史上的著名事件，都开始于冒险。
没有冒险精神，人类就没有创造，就没有社会变革。只有带着沉重的风险意识，敢于怀疑并打破过去的秩序，通过冒险而取得胜利后，才能享受到成功的喜悦。
在我们身边，随时随地都要冒险。如果你想骑马赶路，就得抛开可能发生任何意外的想法。因为要避免从马背上摔下来，摔断腿的危险。
但为了赶路，你只有冒险，除非用两脚徒步，否则别无他法。然而走路也有跌伤的时候，或因倦极而倒的情形。
有人认为，这种情形只是在马是惟一的交通工具的时代所抱的乐观想法。
殊不知，在我们这样发达的社会，更是出门一步就危机重重，假如你恐惧于交通事故的频繁，而不敢出门的话，就只有终日沉闷地待在家里了。
但是，待在家里，除了有粮食缺乏的危机之外，还是没有获得绝对的安全。随着活动方式的增加，危险性也就成比例地产生。这么说来，难道就不能活动了?打破沉闷，寻求新奇刺激，这是现代人的共同呼声。现代人再也不安心过着平平庸庸、于篇一律的生活了，古语“君子不近危处”的说法，完全不再适用于现代社会了。
歌德年轻时希望成为一个世界闻名的画家，为此他一直沉溺于那变幻无穷的世界中而难以自拔。40岁那年，歌德游历意大剩，看到了真正的造型艺术杰作后，他终于恍然大悟过来：放弃绘域，转攻文学。经过不断的学习和摸索，歌德日后成为一名伟大的诗人。
晚年的歌德在回顾自己的成长过程时，曾现身说法，告诫那些头脑发热的青年：不要盲目相信兴趣。
纵观古今中外名人的成才史，似乎大多数人早期的自我设计都带有一定盲目性：马克思曾经想当诗人、鲁迅曾去日本学医、安徒生想当演员、高斯曾想当作家，但他们比常人高明的地方在于：他们能及时地调整自己的方向。
那么怎样识别盲目的自我设计呢?最有效的鉴别方法是：价值。歌德就是意识到十多年的劳动毫无价值才断定自我设计有误的。这需要一个过程，甚至是一个痛苦的、付出了艰辛代价的探索过程。歌德感慨道：“要发现自己多不容易，我差不多花了半生光阴。”他又说：“这需要很大的神智清醒，它只有通过欢喜和苦痛，才学会什么应该追求和什么应该避免。”
这里不是堆砌故事，而实在是觉得，在我们身边，确有不少人，他们为偏见与迷信的桎梏束缚着，他们盲目到不知自由，反而说别人不自由。冒险与危机具有深层次的关联。
危机就是危险之中蕴藏着机遇。常人的机遇，常人的成功，往往存在于危险之中。你想要美好的机遇吗?你想要事业的成功?那就要敢冒风险，投身危险的境地，去探索、去创造，不要瞻前顾后，不要害怕失败。
冒险，并不一定成功。成功的反面便是失败，成功只是无数失败中的分子，不是无数失败中的分母。正常的规律是，无数的失败换来一次成功，无数人的失败换来一人成功。惧怕失败，不冒风险，求稳怕乱、平平稳稳地过一辈子，虽然可靠、平静，虽然生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那是多么的无聊。
冒险失败远胜于安逸平庸。与其平庸地过一辈子，不如轰轰烈烈地干一场。
像富人一样做事
穷人办事盲目、杂乱，毫无章法；而富人办事因事制宜，往往能够达到较好的效果。
事有大小，事有种类，事有难易，有的事关系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有的事则可办可不办。我们不但要知道哪些事应该怎样办，而且要知道哪些事该办，哪些事不该办。这往往就是穷人与富人办事的差别。
如果你觉得事情能够办成，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去办。
如果你觉得要办的事情把握不大，就要给自己留下回旋的余地。
如果你觉得要办的事情没有能力办到，就不要勉强去办。有些事情无论是工作上的还是家庭中的，能办的要及早办，不能办的也要想办法找关系求人去办，我们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的更多的是别人求办的事，对于这类事我们应该有一个因事制宜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