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伟
窗外的雨不停地下着，缠绵而悱恻。两个多月了，武汉的雨就这样暖昧地下着。我不知道雨有没有累的时候?我希望它也该让老天爷放它一次长假，歇息歇息。
老公离家一个多月了，我心里真的非常想念他，何况他去的又是非典的高疫区：广东，这让我对他的思念里融进了更多的牵绊。但是，我不能说。
他独自在外闯**，为我们全家的幸福堆积钱财，为我们一家三口分居两地堆积着重逢的渴望，为我们遥远的幸福呀!我不能让我的儿女情长锁住他的奋斗，他的疲惫的奋斗。我让我的孤独压抑下来，不让它们累积成思念的火山。
学校打电话过来，我的儿子病了!
心急火燎地赶到学校，儿子已被单独隔离在一间小房里，躺在一张帆布椅子上，两眼无光。生活老师和班主任守在他身旁，给我讲述他的病状：咳嗽，发热，38．9摄氏度，全身无力。我的脑袋一阵阵发晕，天啊!在这种时期!这种症状!
班主任陪我到教室取他的书包。儿子的同学们望着我都叫起来：非典!非典呀!我无可奈何地挤出一丝笑容，对着满堂天真的孩子们。年轻的班主任体谅地对我说：“大概是感冒了。这种天气。赶紧到医院看看吧。”我茫然无顾地拉着儿子的手，对班主任点点头，老师仍旧嘱咐了一句：“明天就别来上学了，好好在家休息一天。”我懂，什么时候了?草木皆兵了，我不能让别的家长别的孩子有思想负担，我懂!
回到家，我又给儿子量了一遍体温，反反复复对着SARS的症状仔细研究，越来越心乱如麻：38．7摄氏度的体温，咳嗽，头疼，全身无力!我望着窗外连绵不断越下越大的雨，手足无措起来：天已经黑下来了，我要不要去医院?医院现在都设有发热专科门诊，病人全都带着口罩，医生护士更是全副武装的戒备，那种架势，我看着都觉得恐怖，我怎么知道就诊的人里面会不会藏龙卧虎地掩着一两个非典病人?我要不要和我的儿子一起去冒这个险?
电话铃响起，是我要好的一个朋友余儿打过来，伴着窗外越来越急的雨声，我对她讲述了孩子的事。她的孩子，体质也弱，总是生病、发烧，她用她积累的经验劝我，暂时烧得不太厉害，就别往医院送去了，喝泰诺退烧液，吃阿莫西林消炎片，用酒精擦拭孩子的脚心手心脚腕手腕，以便散热，盖一床稍厚的棉被，捂一些汗出来。临了，她问我，药品都全吗?我回答她都有。她再问我，我来陪陪你吧?我心里一阵感动，她知道我老公不在家，即便这句话是她客气的敷衍，我也由衷地感激，但我仍旧拒绝了。她又一次叮嘱我，4个小时量一次体温，你把闹钟调好，家里就你一个人，没有换手的，赶紧睡去吧，今晚够你折腾的。
挂了电话，我开始忙活。喂孩子吃药，给孩子擦拭酒精散热，换一床被子给他盖上。好不容易停一会儿，这时候卫生间里的灯突然地灭了。我觉得天要从房顶上塌下来了。我从没有换过电灯泡，偏偏在我最需要光明的时候，黑暗却扑天盖地毫无商量地来了。从柜里拿出灯泡，我支起板凳，方板凳上叠着小板凳，我一步一步小心地爬上去，就着黑暗里的感觉我拧下了那只老朽的灯泡，摸索着换上新的，期待光明再一次笼罩我。但是，我发现怎么也拧不上去，我只好狐疑地艰难地从杂技凳上下来，在光亮处，才发现我拿的是只螺口的，而要换的却是一只插口的。我的绝望一点一点地升上来，我只好再在柜里翻腾，谢天谢地，真的有一只插口的。当从我的手上千难万难地拧出一丝光亮的时候，我忽然觉得伟大也只不过是做一件平凡小事的证明了。
我进屋摸了摸孩子的额头，已经凉下来了，周身却出满了汗，孩子手垫着脸蛋，思考状地睡熟了。我摸了摸被子，已经湿漉漉了。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完全没了主心骨。
我打电话给余儿，她家的电话却占线，不知和谁在闲聊。我又打母亲家的电话，没有人接。我的母亲，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找不着她的影踪，我不知道她是如何成为母亲的?她一生最大的爱好就是打扮得齐齐整整去打她那副一辈子也不会厌倦的麻将!重伤都不下火线!连自己女儿小产坐月子都不曾来看过一天，我又能指望她什么?
我再打电话给远在北方的大姑子，她接过电话，声音里透着着急，她叮嘱我去医院给孩子看病，问我孩子一切的症状，话筒旁有我婆婆的声音，在问她是谁家的孩子病了，我听见大姑子在冲着我婆婆说是她同事的孩子病了，然后她小声告诉我，说怕我婆婆着急，我一个劲地点头说我懂我懂。挂了电话，照我大姑子的意思给儿子换了一床薄点的小被，拿干毛巾抹干了他的全身，儿子被折腾地睁开了双眼，嘴里呶呶地，像婴儿时期那样惹人怜爱，我轻拍着他，口里喃喃地对他说：“是妈妈，别怕!是妈妈!”换下的被子里面已经拧得出水来。
房间里有一只讨厌的苍蝇在嗡嗡乱叫，我拿起苍蝇拍打它，它左翻腾右扑棱，一次又一次绕过我的武器，偏使劲趴在窗户上，我扬手一用力，终于小心翼翼地打着它了。我懒了一下，用苍蝇拍托着它的尸首准备把它直接从窗子扔出去，我推了一下铝合金窗，推不动，又推了一下，还是推不动，大概这几天连着下雨的湿潮让窗子也锈住了。我又用了更大的力气，窗子开了，是整个儿囫囵地卸下来地开了，幸亏有防盗网拦着，否则整扇窗户就要砸下楼去，后果不堪设想!当然了，苍蝇的尸体出去了，珠子大的雨点跟着也扑面进来了。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觉得孤立无助过，但是我不能指望任何人，这个家只有我才是顶天立地的人。我一次又一次地爬上去，费劲地拿住半扇窗户，一遍又一遍地试着对准缝合处，终于把窗子安了上去。
我从来不知道如此娇气的我，今天成了医生、电工和装修工，我从来不知道我的能力有如此巨大，外面下着雨，雨连着天和地，家里只有我和儿子，我们相依为命!
十点钟的时候，电话铃声响起，是孩子的班主任。我感激她的问候，我知道在这个非常时期，老师的关怀也不免多了起来，但是我仍旧由衷地感激。
我简单洗漱了一下，准备眯一下休息一会儿，电话铃声又响起，千山万水的大姑子不放心地打来，我对她说，孩子烧退了。她松了一口气，告诉我，现在可别让婆婆知道，要不然，老人家担心得不知怎么好。我答应着她，七十多岁的老人，隔着山隔着水，怎放心得下她一手扯大的孙儿?
看看表，四个小时已快到了，我知道这一觉是耽误了。我又看看孩子，身上排了汗，额头终于凉嗖嗖起来，枕头却也浸湿了，我把他小心地挪移到另一侧床边，换掉湿湿的枕头，看着他毫无忧愁的脸，在他的旁边，和衣躺下。
电话铃声把我再次吵醒的时候，已是第二天早上六点了。我知道这么早会是谁打来的，除了孩子的姑妈，还能有谁?接过话筒，果然是她，知道孩子一宿没折腾，她平静了许多。我好抱歉，让千里之外的大姑子和我一起操心我的儿子，她一定也惦记着她的侄子，一晚上都替没有男主人在家的我们母子俩担忧。
儿子瞪着大眼睛，醒在**。我问他，乏不乏?他摇摇头，只说有点晕。我摸摸他的脸蛋，告诉他妈妈给他做早餐吃。他拉住我的胳膊，睁大眼睛问，我会不会得了非典?我拍拍他的头，告诉他，不会的!他幽幽地说，他们都说我得了非典!我不会得的，非典要死人的，妈，我不会死的吧?我搂住他，怎么可能?就是真得了非典也会治好的，何况你不是!儿子不知哪来的力气，腾腾腾地穿好衣服，跟我说，非典是全身无力的。妈，你看我，我力气好大的，我还能跑呢!趿拉着拖鞋就在屋里冲刺般地跑起来。我把他拉过来，笑个不停，眼泪都出来了，像花一样坠在地上，一颗颗地碎开。
这一天接了许多电话，此起彼伏的，似乎是我记忆中接的电话最多的一天，有余儿打来的，有孩子的姑妈打来的，有孩子同学的好几个家长打来的，有我的许多朋友打来的，充满了问候和关心。非典时期的一个小发烧，让人间如此关怀起来，不管是出于私自的怕传染的考虑，还是体谅我们的真诚的关心，我都由衷地感激。我的奶奶，世上最疼我的那一个人，也得着了消息打来问候，在她眼里，我是她今生今世最大的牵挂，是她手上不肯放下的风筝。一直下不了决心和老公离开这片养我的土地，最大的原因，大概是我心底里放不下对这个老人的念盼。如果我真的走了，老人捏着那段没了重量的风筝线，如何寂寞地打发那剩下的来日不多的时光呢?
午饭，我给儿子做了鱼吃，挑了鱼肚里的鱼籽塞在他碗里。儿子对鱼籽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如果我们不吃这些鱼籽，它们会变成鱼吗?”儿子问。“会的。”“那你干吗把鱼杀了?它们全都没有妈妈了。”“它们的妈妈就是活着，生下它们来，也不会管的。成千上万的鱼籽，能有一两条长大成鱼，就很不错了。”“可是，再怎么样，也终究是它们的妈妈呀!”“那倒是。”我夹菜给他，催他快点吃。“没有爸爸妈妈在身边，它们也一样快乐吗?”儿子仍旧在问。“当然啦。”我笑着对他说。
吃完饭，他又问我：“为什么没有把我生病的事告诉爸爸?”儿子想他的爸爸啦，他不说，我也知道。
“何必让最亲的人担心呢，你说是不是?”
“那倒是，”儿子人小鬼大地点点头，“我将来有什么事，也不告诉你，免得让你担心，你还是个女人哩!”
我吃惊地感动地叹口气，病一场，就长大了么?电视里，在播放新闻：深圳出现局部甲型流感，症状类似非典型肺炎。我的心又扯挂起来。我深深地无助地想念起我的老公，他在遥远的地方积累我们幸福的源泉，我们在孤独地等待幸福的彼岸。
电话打过来，正是他：“你和孩子都好么?”
“好啊，挺好!”我的声音如平日一样没有波澜，我不让他知道我昨晚的惊心动魄。
孩子从我手上抢过话筒：“我们都挺好的，你也要注意身体，早点休息啊。”稚气的声音学着我平常说的话。
我突然发现，老公从来也没讲过他在外边的苦，是不是如我们一样报喜不报忧地让我们以为他在快乐地生活?
客厅里的鱼缸里，一群鱼儿不知疲倦地游过来游过去着。
那年那月
李宏
十四岁那年，第一次开始观察父母。
母亲是会计，或许是与所从事的职业有关，母亲精明干练，颇有气质。母亲的朋友很多，家里的电话绝大多数是母亲的。看着母亲谈笑风生，我只远远地看着，朦胧地想着自己长大后是否也会成为母亲这样的女子，心头总升起一种莫名的渴望。
父亲是一家不景气的工厂的厂长，虽是厂长，父亲的个性却明显落了伍，沉默寡言，不善交际。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人来我家询问事情，父亲就那么直直地站在门口，像门神一样，竟也不懂得客套地让人进来坐着谈，为此，我和母亲装作不经意地提醒过父亲，可下次，父亲又忘了。大概因了父亲的此等性情，父亲的朋友很少，少得到现在我的记忆中几乎数不出名字。
这样的两个人，很奇怪会成为共度一生的伴侣。
清晨，母亲做好早点，父亲迟迟起来，吃过早餐收拾好残局。各自上班。
中午，如果其中有人因公务不能回家吃饭，电话铃会准时响起。
傍晚，解决了温饱问题，父亲安静地看电视，母亲则继续处理账目或是外出。
他们彼此独立，我看不到母亲似小女人般的满足，也看不到父亲似大树般踏实的眼神。
他们彼此相爱?
十七岁那年四月，我得知父亲癌症晚期。
父亲发现病情的时候，已是无力回天之时。医生宣布了这个尚未停止呼吸的生命死亡，连手术都是多余。母亲默默把父亲扶回家中，向单位请了长假，在家中照顾父亲。
清晨，母亲做好早点，父亲细细吃上几口。母亲和父亲共同收拾残局，清晨的阳光斜斜地涂抹在母亲和父亲脸上，笼罩成一片温柔的淡金色。
中午，桌上是琳琅满目的小菜，都是父亲喜欢吃的。父亲专注地吃着，看母亲的眼神中有淡淡的依恋；母亲安静地吃着，偶尔看父亲的眼神充满平静的温情。
傍晚，落日西斜，母亲挽着父亲的手臂走在夕阳余晖中，顺着江边的小道一直往前，走过大桥，穿过不再喧闹的车站，再踏上彩虹桥，走到桥的中央停住，迎着凉爽的夏日微风，看人们享受生命的喜悦，听稍显喧闹却生机勃勃的人声……母亲和父亲神色安然，我曾试图找寻他们眉宇中的忧伤，却未能如愿。
夜，寂然。偶尔夜半醒来，透着清澈的月光，母亲和父亲的侧影朦胧，声音细细地随风漂散开去，听不清他们的话语，只模糊感到一丝飘浮的温情。
但父亲并不因为关切而康复，只迅速地衰弱下去，像渐渐被抽离了精神。到后来，散步不得不停止了。父亲活动的圈子就是只有几十平方的家。
放学回家，通常迎上来的是母亲淡淡的微笑，安抚着我慌乱的心；偶尔母亲忙碌的时候，开门的也会是父亲，父亲的面容消瘦蜡黄，父亲努力地挤出笑容，却让我心头隐隐作痛。夜晚失眠的时候，会听到父亲轻微的呻吟声，会听到母亲关切的询问声，会听到床咯吱作响声，会听到拖鞋与地板的摩擦声……
父亲最终从家中转移到了医院，母亲说这样更有利于护理。我心里明白，父亲和母亲只是怕影响了我的学习。母亲从此奔波于家和医院，努力安抚我，努力照顾病重的父亲。
五月初，父亲斩钉截铁地多次拒绝了我让他回家的要求，住在医院。一度如山的父亲枯瘦如柴，干练的母亲浑然失却了往日的神采，细细分辨，眉间淡淡的聚集了些许不胜重负的忧愁。心头一怔，很努力地想给父母一丝安慰，表情却僵硬在脸上。父母默契地对视，冲我微笑，那一瞬间，突然觉得父母的笑容是世界上最灿烂的阳光，穿越心头的阴云透入心间。
五月末，父亲的癌细胞飞速扩散，他依旧坚持一个人去洗手间。母亲总是半扶着父亲，从病房门口到洗手间，而后守侯在门外。等父亲出来，再慢慢走回去。昏黄的灯光下，他们的身影被拖成一段长长的阴影。
六月初，医院。父亲失去了大半的生气，疼痛的时候眉头纠结在一起，额上有密密的汗珠，脸如被雨水打湿的枯叶。母亲总是盛上一盆清水，放置于父亲床头，用白得耀眼的毛巾细细地拭去父亲脸上的汗痕，似在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一件昂贵的艺术品。
六月末，父亲早已经不能再单独完成曾那样轻松的事情了，日常生活的细节，全靠母亲打理。吃饭，母亲熬成粥，慢慢地喂；翻身，母亲吃力地半抱着父亲，费力地一百八十度翻转。洗手间，也搬到了病房，用一根细细的管子帮助完成……即使父亲眼中有太多的抗拒与坚持，却依旧不能改变什么。
中途，也有亲友帮助照顾父亲，母亲却似乎离不开父亲，除了回家洗澡、偶尔吃饭，其余时间都守在父亲身旁。七月一日，父亲为他的生命画上了句号。抬眼看母亲，母亲的眼神前所未有的空洞，似失去了所有的色彩。
高考后，常和母亲久久地待在一起，回味与父亲度过的时光。谈到父亲时，母亲的眼中**漾着幸福的光泽，俨然一个温柔如水的女子。于是恍惚中，眼中又出现母亲和父亲顺着老街一直往前走，父亲走在车流涌动的右侧，而母亲则挽着父亲的手臂走在左侧。他们在那些洒落的阳光中微笑，笑中有明媚的世界。
突然记起，父亲总是为母亲买回中意却因价格昂贵而舍不得买下的衣物，总是在母亲生日的时候买上一个蛋糕，总是默默地在夜晚为母亲点上一盏灯……总是为母亲站成一座坚实的山。
而母亲，总是为父亲做上可口的早餐，总是细心地为父亲买上每一期的电视报，总是将父亲不小心掉落的衣扣拾起缝好……总是如山旁绿水。
心中了然——爱，原本可以如此朴实无华，耐人寻味。
岁月书签
李宏
岁月是一把梳子，往事大都经不起梳理。人生在梳齿间流连，那些刻骨铭心的日子，也在更行更远的时间里纠缠。
小时候家里穷，特想读书却无书可读。记忆中，每到新学期开始，我都会像盼过年似的盼着发新书。等新书发到手，还来不及用旧年画纸包上书皮，就已经从头到尾看了个遍。
母亲说，小孩子看书太多没好处，弄不好将来成了近视眼，会分不清稗子、秧子，连当农民都不合格。父亲却不以为然地说，多读点书也没啥坏处，长不了力气还可以长心眼，免得以后被别人牵去卖了还帮着数钱。我的父母都是农民，他们对土地有一种天然的依附情结，对读书求学则常常无动于衷。按惯例，像我这样的农村孩子，大多应该在懂事以后主动接过父母手中的锄头和扁担，然后理所当然地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简单日子。偏偏我却对读书情有独钟，也许，这是上帝的一次笔误吧?
我读初中的时候，四乡八里已有不少农民弃了土地出外打工，受他们影响，我的父亲也丢了锄头到镇上的机面房去学徒，活太忙时，父亲就叫我搁了书包去打杂。开始，我很不情愿，一来怕功课耽误太多赶不上，二来怕五大三粗的班主任动不动就抡耳刮子。可去了几次以后，我竟像着了魔一般，有事没事都往那儿跑，以至于管帐先生胡子爷想赶我走都不行了。原来，我在裹面用的废纸堆里，发现了一批做梦也想不到的旧书。我把它们小心翼翼地清理出来，藏在墙角旮旯里，歇工的时候就悄悄揣一本带回家看，等到看完之后又揣回来换另一本。就这样，短短半年时间，我竟然偷偷摸摸读了二十来本大部头小说，有前苏联的《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遗失了的一封信》、《我的童年》、《在人间》和中国的《小矿工》、《红旗谱》、《战地烽火》、《虹》等等，那些早已残缺不全的书多半是破“四旧”的成果，与我们所学的课本有很大不同，沉迷其中，我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只可惜，好景不长。第二年夏天，一场罕见的洪水冲垮了破旧不堪的机面房。房子倒了，机器毁了，作坊也消失了，父亲又扛起锄头回到希望的田野上。我却心有不甘，每天放了晚学仍到机面房的废墟上去转悠。在这里我又遇到了管帐先生胡子爷。眼前的胡子爷明显老了一大截，头发白了、乱了，腰背弯了、驼了，眼神也模糊了、浑浊了。他手里捏着自己裹的旱烟，问我有没有火柴借来用用。我说学生不允许带易燃物品，如果您需要，我这就给您买去。等我买了火柴回来，胡子爷已经走了，他坐过的地方，留下了一小捆旧书和一张纸条，大意是洪灾过后就只剩下这么些了，他也用不着了，留给我或许还能派上点用场。那一刻，我很意外，也很感动。我把书拎回家，整整齐齐地压在枕头下面，兴奋得彻夜难眠。
第二天，学校里到处传得沸沸扬扬，说胡子爷昨晚上吊自尽了，一个孤苦伶仃的老人，来无去无，走得干干净净。我反驳说，胡子爷不是你们说的那样。同学们都笑我疯了，老师也说我莫名其妙，问我是不是起倒了夜说胡话。我无法向他们解释清楚，但我坚信，胡子爷永远不会从我心里走远，因为，他留给我的远不止是一小捆旧书。
许多年之后，再次翻开胡子爷留下的旧书，我猛然发现，那一段往事，那一个人，早已变成岁月的书签，镶嵌在生命的年轮里。
弟弟的选择
韩苗苗
一直难忘1997年的9月发生的一些事。这一年九月，我如愿考上大学，而弟弟也顺利拿到县属重点高中的通知书。面对贫困的家庭不可能同时送我们兄弟俩上学的现实，弟弟放弃了读书的机会。他只是轻轻地说对父母：“我不想读书了，送哥哥读大学就行了!”而贫困的父母也默默地答应了弟弟辍学的要求。
说来惭愧，那时的我竟然没有一点内疚，完全沉浸在考上大学的快乐中。这一年十月，我跨入了长沙的一所大学的校门，开始四年大学的学习生活。而这时，我弟弟只能与院子里一些大人们上山去放牛。大人们每次放牛，都是把牛赶到山上后，然后坐在一起玩着纸牌，同时互相开着粗俗的玩笑。我不知道年幼、沉默寡言的弟弟，放牛的时候，他在干吗?我猜想他一定是一个人静静呆在一旁，痴望着天上清风淡云，或者悄悄地站在一朵盛开的野花边，久久地闻着它的清香。不久，我弟弟也成了这些人开玩笑的对象。他们说，小勇，你哥哥去读大学去了，你却在家放牛，你怎么这么傻?我不知道弟弟面对这个问题，他是怎么回答的?我想，他一定是涨红了脸，没有做声，走开了。我知道这些事，是弟弟给我写的第一封来信上得知的。弟弟信中写道：虽然院子里面的大人们说我傻，但是我自己并不觉得，我知道家里的情况，哥哥你考上了大学，是家里的光荣，我要支持你去读，虽然我也想读书，但是我知道家里的情况不允许我再继续读书了，我就得接受这个现实，我不能再给爸妈增加负担了。
弟弟一直想到外面，他不想呆在家里当一名放牛娃。但是，年幼的他还没能拥有身份证。1999年时，弟弟终于拥有了身份证。拥有了身份证，弟弟可以去外面的世界。但是让年幼的他，无依无靠地就这样去外面闯，这是父母和我都不放心的，我一再写信回去，让弟弟再耐心一点，等到有可靠的亲戚去外面打工时，再跟着去，那样也有一个照应。后来，终于有一个在广东打工的叔叔回家了，弟弟就迫不及待地与他一块儿去了，但是年幼的他能找到一份什么工作呢?他一没有熟人帮他介绍，叔叔只是一个做苦力活的；二没有什么文凭和证书可以证明自己，他只是初中毕业啊。还好，叔叔能暂时给弟弟提供一个住宿的地方。弟弟苦闷时，既没有钱打电话回家，又不敢去逛街，每天都只能呆在叔叔租住的小房子里面。我和父母担心他，总劝他万一找不到工作了，就早点回家，以后再做打算。倔强的弟弟硬是不肯回来，下决心要呆在那儿。过了不久，叔叔终于托熟人说好话，给弟弟找到一份清洁工的事做。带弟弟去面见那个管事时，管事的看到瘦弱的弟弟，当然不满意。这中间自然少不了我叔叔点头哈腰说了不少好话，又赶紧把特意买的好烟敬上。而我倔强的弟弟则依旧站在旁边一声不吭。后来，弟弟终于如愿以偿得到这份工作。他很高兴能拥有这份工作，他给我写信说道：哥哥你以后读书不用愁学费了，我一定努力赚钱，你在学校缺什么给我说，我帮你买吧!
为了不让人看扁自己，弟弟决定努力做好自己这份清洁工的工作，每天早上天蒙胧蒙亮，他就爬起来，轻手轻脚地在街上清扫。那是一条狭窄肮脏的小街，街面坎坷不平，还总是湿漉漉的。弟弟每天认真努力清扫这条街道的回报是一月拿四百块钱，外加每天两顿饭。那个街道是一个藏垢纳污的地方，完全是一个“黄毒赌”据点。弟弟虽然年幼，但是他还是知道这些事情。他来信告诉我，他每天傍晚去清扫街道时，总会看到那些出卖肉体的女人站在门口。说到这些，我似乎看到弟弟眼里也有一些忧虑，有一声轻轻的叹息。当我知道，弟弟生活在那样一个肮脏的环境，我的内心十分焦急，我怕我单纯的弟弟被污染了，可我又实在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来。我能怎么样，我能让弟弟放弃这份工作吗?不能，我还要靠弟弟给我赚学费和生活费呢。弟弟却还来信告诉我，他生活得很好，每天有肉吃，工作又不累，现在已经长胖了。还讥笑我长得瘦，叮嘱我在学校一定要多吃点。后来，弟弟还告诉我，那些女人们对他还蛮好的，有好几位想送点小东西给他，他不敢要。弟弟工作第一个月后，拿到400元工资。他一分钱没有用，全部寄回家了。这以后我两年大学所花的钱，都是我弟弟在这条街道上当清洁工赚的。两年后，我大学毕业后，弟弟才放弃这个职业，回家后重新拾起书本。
油条
李华伟
前些年，我在山东工作，在闹市区旁租个房子，凑合着自己过着。和别的上班族一样，每天得早起晚睡，忙忙碌碌，为了付得起房租和吃得起泡面，希望有朝一日飞黄腾达，发个横财什么的。但是对我这个独自在外赚钱的人来说，每天过得都很空虚，很寂寞。
这里最热闹的是早晨，路旁一字排开的小摊，卖着包子、水饺、面条、油条之类的，熙熙攘攘。但是对于我，早餐是可以忽略不记的，我从来没有闲工夫看那些嬉闹的人群。
记得那天早晨，因为前一天的熬夜，所以昏昏沉沉的，梦游似的一边骑自行车一边打着瞌睡去上班。正骑着，忽然感觉骑出个不小的弧度，然后结实地撞上个立着的物体，那物体只向后晃了一下，我却连人带车翻倒在地。四周立刻传来女人的叫唤和老人的嘘声。我这才清醒过来，想必是撞上了硬物了。待我看那硬物，着实令我吃了一惊，不是我想象的电线杆子或大石头之类，反而是个老头，很高大，很结实的样子，大大圆圆有些皱纹的脸配上败的屈指可数的头发很显得慈祥。再看看四周，有喂孩子的妈妈，背书包的小孩，穿着褶皱西服的打工仔，都看着老头和我，像在等着一场即将上演的恶战。
老头先是将湿湿油腻的手在围裙上抹了两抹，接着抬起了我的破车，说：“年轻人，骑车可不能睡觉呀，幸亏撞的是我这个老头。”说完就自顾自地笑起来，四周老老小小笑的笑，吃的吃。我忙接回自行车，问：“老人家，您没事吧?撞着您真是不好意思，要不，咱上医院看看，可别伤了您。”我知道老人最难缠，不如和和气气的，免得赖着我不走就麻烦了。谁知老头又笑了笑，说：“哪有，撞坏你的车也撞不坏我的一身老骨头，硬着呐!你上班的吧?”
“是啊，就住那楼。”
“哦，我是卖油条的，干了久了。你们这样上班挣钱的年轻人我见得多了，都不顾着身体，你看你，满眼的血丝，怕是从来不吃早饭吧!”
“是啊。”我着急地看了看表，还有几分钟就迟到了。
老头也很机灵，忙说：“走吧，别晚了班，以后早起5分钟，来我这吃根油条，弄坏了身子可不好。”
我连连答应，说明天一定光顾。说完，就骑着我的破车上班去了。
这样的老头我是第一次见过，竟有这样的体魄和宽容的心。更何况，他只是个卖油条的老头。
我记着对老头的承诺，将闹钟提前了7分钟。第二天，穿衣，刷牙，洗脸，梳头，打领带，然后去老头的油条铺。
这才得以观察此地早餐闹事的盛况。一些老妈子、老头子，满手油的做着包子、米线之类，一缕缕的蒸气飘来飘去，四周还有卖豆浆吆喝的声音，夹杂小孩的啼哭。老地方，老头在那里，高高地站着，两只粗大的手将面揉得服服帖帖，旁边的一个助手忙这忙那，像赶集一样，我几乎忘记了上班的疲倦。
我去跟老头打招呼，老头记性好象不怎么好，想了一下，才恍然大悟似的，说：“哦，是你啊，来来来，吃点什么，今天我请客，算赔你昨天摔的一跤。”
我也当老头的话是客套，没有当真。
“这里有什么吃的呢?”对于从来不吃早饭的我来说，真不知道有什么可吃的。
“油条是拿手的，还有茶叶蛋、粥、油饼，给你来两根油条，加一个鸡蛋，还有粥怎样?油饼是小孩才喜欢吃的。”
我还没回答什么，老头就跑去准备了。我就坐在一个马扎子上，一会看表一会看人群。
那天的早饭很让我难忘，尤其那两根油条，一条是剩的，很硬，老头说嚼起来够味道。另一条很软，老头说能当面包吃。
吃完饭我去付钱，老头却很嗔怪地说：说了请客还能食言吗?以后常来。说完就让我骑车上班去了。
才知道早饭竟这样奇妙，一上午精力充沛得很，油条的余香一直回味到中午。我便爱上了早餐，爱上了那硬邦邦的过夜的和软绵绵的刚出油的油条。每天在人群中看世态万千，和老头聊天，生活开始变得轻松。
我慢慢和老头熟识了，老头姓管，大伙都叫他管爷，开那油条铺一年多了，心地善良，乐于助人，住在路旁的旧平房里，单过，每天乐呵呵的，好象什么心思都没有似的。我每天去吃油条，管爷就每天和我聊天，有时会教我做油条的技巧，有时会告诉我做人的道理，我的烦恼与不快统统告诉管爷，管爷会像父亲一样，耐心教导我。其实，我一直当管爷为父亲。
管爷很朴素，几身灰色的衣服有不少的补丁，但是却不曾有一点味道。管爷每天都揣着一个旧式的收音机，坐在门口和邻居唠嗑，碰见有什么人有困难，管爷都会热情地帮这帮那。
但我没想到这样的老头也有烦恼。
记得那个盛夏晚上，我歇班在家，正闲得闷，听到楼下管爷的声音了。
“小坤呀，你在家没啥事要做吧?”“没事，管爷，你有什么事?”
“没啥，一会找你喝点酒。”
不过一会，管爷就上来了，手里拎着好几根油条，两包花生米，两瓶酒。我就在小屋里铺了块大的凉席，一老一少就盘腿坐了。
我说，管爷，今天怎么想起来和我喝酒呢。
管爷先是沉思，好象是想着要怎么说出口，眉头一皱一皱的，似乎不高兴，管爷不高兴的样子我还是第一次见。
管爷捏了几颗花生米，用力地嚼着，说：“说出来不怕你笑话，俺今个这心，真难受。”
我说，管爷您有什么事就尽管说出来，咱都不见外。
管爷又吞吞吐吐地说：“今儿个是俺七十寿辰，七十啦!”
我这才明白，管爷孤单一人，七十寿辰没人过，能不伤心?我又问管爷您的家人呢?
听到这话管爷显得更憔悴，见不到以往高大的样子了，管爷对着酒瓶灌了一口，叹了一口长气，说：“俺媳妇命苦，跟着我苦了半辈子，死在枣庄了。”
“那您没有孩子吗?”
“有，自己在外面挣钱，他有钱。”
“那您怎么不跟你儿子过去呢?”
“几年前过去一阵子，但是不习惯，没人唠嗑，关在一大屋子里，闷得慌，就搬来这里了，自己也过得清静。”说完，管爷又抓了一把花生米。
“您儿子不知道您生日?”
“知道!昨天就寄钱来了，每年都是这样，寄钱，没人影，今年又是一万。”
“一万!”
“平常也好寄钱，我都没花，替他攒着，都好多了，你说，我要那么多钱做什么，儿子我一年多没见了。钱啊，他满脑子都是钱!”
说完，管爷拿起了一根硬邦邦的油条，咯咯吱吱地嚼，很清脆。管爷的牙一直都很好，做人也像那个油条，干脆。
我说，管爷您就当我做您儿子吧。
管爷笑了笑，说：“小坤呀，你爸妈在家乡也想你哩。”
我没说什么，管爷也没再说什么，一会管爷就走了。走时，管爷有些醉意，拍拍我的肩膀，笑得很有涵义，说，挣钱别忘了父母才是。
我的表坏了，第二天的早上到九点多才起，匆匆赶到公司，被老板臭骂了一顿，没有吃早饭，尤其两根油条，那天很疲倦，有莫名的压力，也一天没见到管爷，只见到邻里有不少人窃窃私语的样子。
第三天，我按时去吃早饭，依然还是那么喧闹，很多人，大大小小，当我到了老地方，却空****的，留着很大的炉，显得很颓废。没有管爷了!我很愕然。
后来我才知道，我没来的那天早上，来了辆桑塔那，几个西装革履的人说是要带管爷回家，管爷死活不依，几个西装人说什么您儿子特别要求的一定要带您回去。管爷一直叹气，包了两个油条，一条硬，一条软，说是留给我的。后来回家收拾了一下，就上车走了。听说管爷那天是欲说还休的无奈，和邻里邻外的老爷子、老妈子一一告别，才不舍地走了。
管爷走了，我又没了规律，不吃早饭了，每天的感觉又恢复到了疲倦，睁着布满血丝的眼，挣钱。
其实我一直记着管爷的最后一句话。
一个月后，我辞掉了工作，退了房子，坐火车回了家乡，在那里做了一个普通的小职员。我很快乐，因为不再孤独和疲惫了，有父母的陪伴。虽然挣的钱很少，但是确实很轻松。
我当然永远记着管爷，每天早晨去吃饭，问老板要一根硬的，一根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