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八年，曾国藩中进士，入翰林院。他十二月回家，贺客盈门，连日不绝。事后，祖父对他父亲说：“宽一虽点翰林，我家仍靠种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有教他不贪之意。后来，曾氏兄弟均已封舜开府，曾氏想起这一庭训，深情地对弟弟说：“此语最有道理，今当守此二语为命脉。”他发誓说：“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做京官14年，收入是微薄的。只
有担任四川主考官那次，得到生平第一笔高薪，回京不久便寄银1000两回家，以600两还债，其中400两馈赠穷亲戚。1849年7月他又写信给弟弟，计划置办义田以济贫民，虽然他当时并不富，还买不起，但他计划从薪水中尽量节约，赢余部分，留为买义田之用。
曾氏终身过着清淡的生活。他对纪泽说：“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他早起晚睡，布衣粗食。吃饭，每餐仅一荤，非客至，不增一荤；他30岁生日时，缝了一件青缎马褂，平时不穿，只逢喜庆或新年时才穿上，这件衣服到他死的时候，还跟新的一样。他也要求他的女儿们：“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滚，过于绚烂。”
五位兄弟成家之后，人口增多，弟弟们在乡间新建了不少房子，他很不高兴。1859年3月7日他给澄、沅、季三弟的信中说：“如江西近岁凡富贵大屋无一不焚，可为殷鉴。吾乡〗僻陋，眼界甚浅，稍有修造，已骇听闻，若太宏丽，则传播尤远。”他发誓不住新屋，果真没有踏入新屋一步，卒于任所。曾国藩认为“乱世越穷越好”，“门第太盛，非节俭不可”，“富贵常履危机”。他写道：“余在京40年，从未得人200金之赠，余亦未尝以此数赠人。”他规定，嫁女压箱银为200两。1867年，嫁第四女时，仍然遵循这个规定。沅弟(曾国荃)听到此事，觉得奇怪，说：“乌有是事？”打开箱子一看，果然如此。“再三嗟叹，以为实难敷用，因此赠400金。”1861年10月，大女儿新婚之后回娘家，曾氏只给了250两银子，以200两“办奁具”，以50两“为程仪”，并嘱家中“切不可另筹银钱，过于奢侈”。嫁女如此，娶媳也如此。1860年7月24日的日记写道：“是日巳刻，派潘文质带长夫二人送家信，并银200两，以100为纪泽婚事之用，以100为侄儿嫁事之用。”图32
在家训中，曾氏也强调一个“俭”字。并以霍光为例告诫子弟们“戒奢”。霍光为西汉时期的大将军，总揽朝政20年，炙手可热，他的儿孙及女婿无不高官厚禄，起阴宅，修阳宅，奢华无度，骄横无礼，最后被灭族，连坐诛灭者数千家。当初霍家奢侈之时，有个姓徐的书生预言道：“霍氏必亡。夫奢则不逊，不逊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众必害之。霍氏秉权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徐生的话，不幸言中。而与霍光同时代的金日单则相反。他见长子与婢女**，亲手杀之；皇帝赐给他的宫女，他“不敢近”。为此班固都盛赞他。金氏七代人在皇帝身边为官，这在历史上是少见的。曾国藩也以竟希公(星冈公的父亲)年少时的勤俭教育后辈。竟希公小时候在陈氏宗祠读书，正月里去上学，其父辅臣公给钱100文作为零用钱。五月份曾竟希回家时，只用去1文，还剩99文还给了他的父亲。竟如此节俭！星冈公在孙子进入了翰林之后，仍亲自种菜收粪。曾国藩要求家中后辈，勿忘先人的艰难，为了做到俭而不奢，他对子弟们做了许多具体规定，除不起屋，不积钱，不买田，衣服不多制，嫁女压箱银200两之外，还有“家中不可有余财”，“‘俭’字工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可珍之物固应爱惜，即寻常器件也当汇集品分，有条有理。竹头木屑，皆为有用”等等。
有了钱物该做什么呢？他认为须多多积善修德，赈济穷困。“见贫苦亲邻，须加温恤。”认为这样花钱才有意义。而不能供自己奢侈浪费，也不能积钱置业。
同治年间，曾国藩已位列三公，权倾一时，却依然在“俭”字上要求自己。他在日记中为一把银壶费银8两多，房屋修得稍好一点而愧疚不已。他写道：“打银壶一把，为炖人参、燕窝之用，费银八两有奇，深为愧悔。今小民皆食草根，官员亦多穷困，而吾居高位，骄奢若此，且盗廉俭之虚名，惭愧何地！……余盖屋三间，本为摆设地球(仪)之用，不料工料过于坚致，檐过于深，费钱太多，而地球(仪)仍将黑暗不能明朗，心为悔慊。”1871年11月22日，曾国藩移居经过翻修的总督衙署，他到西边的花园游览，花园正在翻修之中，工人忙个不停。游览之后，他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偶一观玩，深愧居处太崇，享用太过。”这是他逝世前两个月的最后一次游览。如此俭朴清廉的总督，天下能有几人？
曾国藩能如此地清廉节俭，与他所受的正统儒学教育有关。他认识到：
1.乱世不可多财，富贵并不可靠，惟有耕读为长久可恃之道。
2.子弟沾染富贵气习，则难以有成。
3.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福不多享，以俭字为主，少用仆婢，少花银钱，自然惜福矣。”因此“家门太盛，非节俭不可”。
4.为官者不可轻易占人便宜。这一点值得许多现代人学习。
曾氏在1847年8月7日给澄、沅、季三弟的信中说：“将来万一做外官，或督抚，或学政，从前施情于我者，或数百，或数千，皆钓饵也。他若到任上来，不应则失之刻薄，应之则施一报十，尚不足以满其欲。故兄于庚子到京以来，于今八年，不肯轻受人惠，情愿人占我的便宜，断不肯我占人的便宜。将来若做外官，京城以内无责报于我者……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欲取之必先与之，当今社会的行贿者大多深知此理，而受贿者则以国家集体的利益受损为代价，换取一点小恩小惠。这些人在曾国藩这个封建朝廷的官吏面前，不应汗颜吗？图33
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之一，他为制止奢侈之风，不以言教而以身教，终使全国形成俭约的良好风气，这是身正正人的一个典型例子。《说范·反质》记载其事：
齐桓公对管仲说：“吾国甚小，而财用甚少，而群臣与衣服舆马甚汰(奢侈)。吾欲禁之，可乎？”管仲答道：“臣闻之，君尝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君今之食也，必桂之浆，衣练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群臣之所奢汰也。《诗云》：‘不躬不亲，庶民有信。’君欲禁之，胡不自禁乎？”桓公说：“善。”于是另制了简朴的衣帽穿戴上朝，君臣也就效样，一年之后，齐国奢侈之习为之一变，形成了全国节俭之风。齐国奢俭之风的形成，说明了上行下效的作用。齐国群臣衣著车马的奢侈，这奢风之起是齐桓公带头造成的，正如管仲所指出：君王饮的是桂肉汤，穿的是豪华紫色绸衣和白狐皮袍，君主所好的，君臣也就效样，这就是奢侈之风形成的原因。管仲认为，要制止奢侈之风，要如《诗经》上的说的：不从自身做起，百姓不会相信。于是，齐桓公带头节约，群臣也就跟着看齐，终于制止了奢侈之风。图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