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诚心是友
装模作样的突出特点是：装真弄假，软刀杀人。曾公认为做人要“诚”，提防伪人。故诚心是友，伪人是敌。
诚，就是真实无妄，实实在在没有虚假，没有装饰，所以叫诚心。孟子说人天生存诚，但这种诚必须经过修养才能达到。因为出于各种动机、**，人往往不诚。所以，诚为立身之本，治心之本。
诚的对立面是虚、是妄、是骗。之所以不能诚，根源是私，一有私心就不能诚，因此可以说私心是诚心的大敌。对此，曾国藩自有治私心之道。
曾国藩把人心诚伪作为人的基本品格来认识，认为只有诚实的人才能和他交往，才能有信誉可言。
穆彰阿对曾国藩早年有知遇之恩，曾发达后对穆也极为感激。即使在穆被罢斥后，曾每过穆宅，总不免感慨一番。二十年后，曾赴任直隶总督前，进京陛见时，还专程拜访穆宅。后来曾赴天津办理教案，恐自己再无机会进京，又专门写信令其子曾纪泽再次前往穆宅，向穆彰阿的儿子萨廉致意。图42
正因如此，曾国藩特别讨厌那些狡诈的人。曾国藩在两江做总督时，官署中有一个很高的亭子，凭栏远望，可以看到官署的内外情景。一天，他在亭子中徘徊，看见有一个头顶戴着耀眼花翎的人，拿着手板，向仆人作着苦苦请求的样子。仆人摆手拒绝他，举止非常傲慢，那个人无奈地离去了。第二天登亭，又看见那个人，情景和昨天一样。第三天，看见那个人摸索袖中，拿出一包裹着的东西，弯着腰献给仆从，仆从马上变了脸色，曾国藩看到这里，心中有点疑虑。过了一段时间，到了签押房，仆从拿着手板进来，通报说有新补的某位监司求见。曾国藩立即让请进来，原来就是连日来在亭子上所看到的向仆从苦苦哀求的那个人。问他何日来这里的，答说已来三日。问为什么不来进见，则支支唔唔不能对答。曾国藩对监司说：“兄新近就任，难道不缺什么办事的人吗？”监司回答说，衙署中虽是人满为患，如果您要是有推荐的人，也不敢不从命。曾国藩说：“那好。只因这个仆从实在是太狡诈，万万不可以派以重要的差事，只让他得一口饭吃就足够了。”监司点头称是。于是召那位仆从进来，严肃地对他说：“这里已经没有用你的地方了，现特推荐你到某大人处，希望你好好侍从新的主人，不要怠慢。”仆人不得已，弯一条腿以示谢意。等到退出去以后，大为气愤，携带行李去了别的地方。
清朝朝考选拔贡生，取得知县的官位，以到一省的先后作为补缺的顺序。授予职位后就去拜见吏部负责管理签发授职凭证的官员，一旦取得了授职凭证，没有不立即前往赴任的。曾国藩做侍郎的时候，有两个门生，都取得了直隶知县的职位，同时去拜谒曾国藩，曾国藩问他们赴任的行期，其中一人为杨毓鳞，回答说：“已经雇好了车，马上就要动身了。”另一位则说：“还得等待准备行装。”曾国藩怀疑杨毓鳞是奸巧的官吏，很快又听说先去赴任的乃是另外那位，因而感叹地说：“人真是难以看透啊！杨毓鳞所作的回答，正是他拙诚的体现。”曾国藩后来多次写信给直隶大吏，赞扬杨毓鳞的贤良。后来，杨毓鳞又到曾国藩那里，曾国藩便问他上司对待他怎样，杨毓鳞回答说：“上官待属吏皆很好，待毓鳞也好。”曾国藩大笑说：“你真诚实啊。好，好。”杨毓鳞后来做官至大名知府，另外的那一位却因事被参劾，正如曾国藩所说。杨淡于宦情，曾国藩做直隶总督时，欲委署道缺，竟辞归。于是赠他一联，写道：“已喜声华侔召杜，更看仁让试乡闾。”
曾国藩这种崇尚拙诚，反对巧诈的待人品格，使他的周围聚集了许多忠直廉敬之士。
（二）、以利交者戒
有些人见有利就交，见有权就攀，而不问附攀的是何许人，如上错贼船将遭其祸。明时陆完因贪利结交震濠与之狼狈为奸，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事见《明史》其本传：
陆完，字全卿，长州(今江苏苏州西南)人，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6年)进士。完有才智，急功近利，喜交权势。武宗正德初，任江西桉察使，攀交宁王震濠，震濠雅重其人，时召赴宴，并以金银相赠。后因向得武宗宠信而权倾天下的刘瑾行贿，得任左佥都御史，不久任兵部侍郎。及刘瑾被杀，言者劾其党附，因有其旧部、受到武宗宠信的刘晖、许恭、江彬之助，得以无事。他因镇压霸州刘（六）、刘七叛乱有功，升任兵部尚书。时宁王震濠正蓄谋叛乱，便致书陆完盛陈旧好，派人送金帛钜万，请他帮忙获得护卫和屯田，陆完贪其利，为之出谋划策，极力帮助，使震濠如愿以偿，奠下了其谋反的物资基础。及震濠叛乱，迅速被王守仁平定，将之俘虏。宦官到南昌搜查其住所，得陆完与震濠来往书信，向武宗上奏，武宗大怒，逮捕陆完，没收其母、妻、子女，查封其家，拟处以极刑。适武宗死，世宗立，经复审，以他有战功，得免死，流戍靖海卫。
陆完为人心术不正，高攀权贵，贪利好财，终于被逮系狱，流戍终身。这是贪财势得到的结果。图43
（三）、善与人交
《论语·公冶长》：“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唐·房玄龄等《晋书邓攸传》：“性谦和，善与人交，宾无贵贱，待之若一。”
善与人交是一条重要的处世谋略。因为，在人际交往中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有的人到来，如同和暖的春风，使人感到亲切、自然和快乐；有的人出场，胆小羞怯，心情不安，使人感到不那么舒畅；有的人光临，装腔作势、油头滑脑，使人感到讨厌……怎样才能做到“善与人交”呢？
首先，要注意尊重他人。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都希望得到他人的重视与尊敬。人都有自尊心，这是人类拥有的最可宝贵的东西。保护了对方的自尊，你就赢得了友谊。比如人与人交谈时，要认真聆听对方讲话，不中途打断，不东张西望，体现出对他的尊重，这样他自然就愿意与你倾诉衷肠了。又如你要多注意肯定对方的长处，特别是肯定他尚未发现的细微末节的闪光点，他得到了重视，自然愿意接受你。总之懂得尊重别人的重要性，就能与他人和睦相处。
其次，要注意说话的分寸和技巧。语言是人类交往的媒介，也是心灵的外衣，如果你的语言高雅精当，或幽默诙谐，或温良谦和，或妙趣横生，都会给人一种快感。交往中不能开过分的玩笑或信口开河地讽刺挖苦人，特别是对自卑感较重的人，会引起他的猜测和反感，因而会疏远你。你要努力使自己的谈话引起别人好感，甚至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
再次，要充满自信。你有信心，别人也会相信你。没有信心、情绪低落的人肯定不受人欢迎。我们看到垂头丧气，低着头走路的人，会觉得他是一个悲观的人。而抬头挺胸气宇轩昂的，就显得有成功者的气概。所以你举手投足，都要给人一种自然、轻松和充满自信的感觉，比如说话要清晰有力，办事要干脆利落。
最后，要有真诚的微笑。微笑可以唤起友好的感情，可以使紧张的气氛放松，可以使你的赞美更亲切有力，可以使你的批评更显善意，可以使对方无法拒绝你的请求……请拂去一切不良的杂质，从心底迸发出真诚的微笑吧。
所有的人，在人际交往中都拥有数不尽的财富，这是一种潜在的能动力。要想很好利用这巨大的财富，就要努力学习，使自己见多识广，就要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大胆锻炼，经常总结，逐步提高。当然，“善与人交”这个“善”字应具有两重含义，既是“擅长”之“善”，又是“善良”之善，只有善良、真诚才会赢得对方的信任。“去以自己的火点燃别人的火，去以心发现心。”诗人何其芳就是这样吟唱的。
与人交往，当不只看表面，还要注重人的内心，很多事情多有委曲，不像表面上看上去那样简单，难怪在春秋时期大圣人孔子就发出“了解人真不容易”的感叹。
当年，孔子在陈国、蔡国交界的田野里陷入困境，七天里没一粒米下肚，就是连野菜汤也喝不上，直饿得两眼发昏，躺在**起不了身。
弟子颜回出去筹办粮食，好不容易，总算搞到了点米，拿回来赶紧下锅煮饭吃。等到饭快熟的时候，孔子看到颜回伸手从锅子里捞了一把往嘴巴里送。孔子心想，颜回为人一向勤恳忠厚，耐得清苦，今天真是怎么啦？既然已经熬到现在，再等一会儿吃也来得及。不过，孔子心里虽然这么想，可是嘴上却什么也没说，只当没有看见的样子。
不一会儿，饭煮好了。颜回盛了一碗，恭恭敬敬地端到孔子面前，请先生用饭。孔子见颜回盛饭端上，站起来说：“我今天梦见先父，饭要干净，才能上祭。”
孔子说这话的目的，原是要试试颜回，诚也不诚？
颜回听孔子这样一说，连忙说道：“用这饭上祭不行，因为刚才有烟灰落进饭甑，我怕扔掉浪费，就抓起来吃掉了。孔子听后不禁感慨万分，叹口气说：“眼见是实，可是亲眼看到的事，也不一定就能够就此武断下结论了。人靠心来想问题，可是心里想的有时往往和事实大有出入，真是心地不一定可靠啊！弟子们，各位请记好了，了解一个人真是不容易啊！” 心如明镜也需常常拂拭，否则灰斑满迹，照人也就不会真实了。
孔子和颜回师生之间，颜回品德高尚，学习用功，对老师更是十分的尊敬，孔子对于颜回如此人品难得，也曾不止一次地有过赞许。然而即使如此，当孔子看到颜回在抓饭吃时，还是产生了误解，可见了解一个人，即使是亲眼目睹，也还是会有差错的时候，更不要说是道听途说了。
由此，观察一个人，不能单凭一时所见所闻，就遽下结论，否则往往似是而非，冤枉好人，信了坏人。此事从古到今，都是如此，否则国君身边，又何来如此多的奸臣佞人；而好人又经常遭到贬谪呢？
当然，“画虎画龙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又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知人之难。考察认识一个人，真还是门大学问哩。
虽然说，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但如果志不同，道不合，那就是乌合之众，其实是算不得朋友的。
古人是最不赞成以利相亲的交友原则，因为真正不图私利而交人的人是很少的，所以交友过多，势必影响生活和做人的质量，孟子说：“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显然，孟子交朋友，是要和他的德行相交，而不是倚仗什么和他相交，不是要有利可图才和他相交。如果无利可图呢？那就不和他交往了。这就叫利尽情绝。正如司马迁说：“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不少，如果他有求于你，或者可能有求于你，于是对你体贴入微，看探殷勤，如果无求于你，则对你不冷不热，老死不相往来。
其实真正的朋友是很少的，他们相知、相亲和相敬，同甘共苦。曾国藩最称许管仲和鲍叔牙这样的朋友。
鲍叔牙是齐国大夫，以知人著称，少时与管仲结为挚友。齐桓公上台后，任命鲍叔牙为宰相，他辞谢不受，力荐管仲。齐桓公因重用管仲，得以称霸诸侯。图44
这一年，鲍叔牙病逝，管仲闻讯大哭，泪如雨下，有人问管仲：“你与鲍叔牙既非君臣，又非父子，为何如此伤心？”管仲抽泣着说：“你有所不知，鲍叔牙是我最崇敬的知心人。我曾与他同去南阳做小买卖，无赖在街上三次羞辱我，他不认为我怯弱怕死，知我想干一番事业才甘心受辱；他曾与我一起面谏先王，先王不听，他不认为我想法不对，知我生不逢时；他曾与我一起共分一笔钱财，我拿的比他多三倍，他并不认为我贪婪自私，知我家境贫窘。真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牙。士为知己者死，我的悲哀又算得了什么？”
曾国藩通过管仲得一鲍叔牙的故事，主张交友贵专一，主张交友宁缺勿滥。
曾国藩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交际之道，与其失之滥，不若失之隘。”
交友贵多，树敌务少。但这要看是什么样的朋友，如是贤友，志同道合，共同促进，那当然是多多益善；如是顽徒，志趣低下，见利忘义，那显然是不可相许。自古就有鸟必择木而栖的古训。
朱熹对他的大儿子说：“交友之间，尤当审择，虽是同学，亦不可无亲疏之辨。”高攀龙也说道：“言语最要谨慎，交友最要审择。多说一句不如少说一句，多识一人不如少识一人。”说的都是交友要宁缺勿滥。图45
在交友中，同学关系最难处理，同学关系近似血缘关系，一旦是同学，终身就是同学，不会变更。同学三年五载，甚至十年八载，若说没有一点感情，那是少见的；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同学都可以成为朋友，即使成了朋友也并不是终身都要成为朋友。同学是不会变更的，朋友却是可以变更的。
东汉时期，管宁和华歆就是一对同窗好友，然而后来却分道扬镳了。
“正其谊不谋其利”，正，纯正；谊：交情；谋：谋求；利：好处。意思是说，应当端正与人相交往的态度，不要为了能够从他人那里获取某种好处或达到某种目的，才决定和他人结交。
明朝著名清官海瑞，早年在南平县时就写下：“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处事之要，”并以此作为他的处世之原则。当年，海瑞因上书批评嘉靖帝被革职打入死牢时，嘉靖恨之，欲将其处死，便找了当时的宰相徐阶商量定罪。由于徐阶说了不少海瑞的好话，才算保全了海瑞的性命。后来徐阶辞官归乡，他的儿子利用其父的威望，霸占民田，横行乡里，海瑞在接管办理这件棘手的案子时，亲自写信给徐阶，请他把霸占的田地退还给百姓。为此，徐阶大骂海瑞“忘恩”。然而，在这骂声之后，海瑞却维护了当时封建王朝的利益，百姓也为此称快。在历史上，就留下了他“刚正”的美名。
我国现代著名的古建筑、古园林专家陈从周教授，一生当中最珍惜的三样东西是：惜情、惜物、惜阴。他极力反对功利主义式的待人接物，他说：“做人只顾‘一次性’不行，谋事、求学、交际……什么都‘一次性’，图小利而忘大义，以为过海就是神仙，却不知贬损了的正是最值珍视的人格！”人活着，情感就不会枯竭，也不能枯竭，而钱、利是会耗损的。
陈从周教授自小景仰的诗人是徐志摩。当徐志摩罹难后，陈先生花了10年时间，将收集到的有关徐先生的资料整理成书。30岁那年，他还是个吃开口饭的穷教师时，就自费印出了500本《徐志摩年谱》。由于他的及时搜寻，为人们研究徐志摩、研究现代文学提供了一份宝贵的史料。后来，他又协助出版社完成了徐志摩著作的结集出版，妥善处理了徐、张的离婚证明书，以及徐先生死时的电报等有关文物，并安排了重建徐志摩陵墓的工作。人们问起他此番“壮举”的因由，陈先生笑着回答：“出于无缘无故的爱，拳拳之意而已”。
1986年，陈从周先生的老伴故去。不久，在美国攻读硕士的独生子，又惨死在墨西哥人的刀下。悲痛之时，老师、前辈殷殷慰问，学生、同事代为料理诸事，贝聿铭先生还借在香港工作之便，专程前来慰问。这一切，就像充满了同情与爱的天地，庇佑陈先生度过了那段哀不堪言的日子。人们尊崇他，敬仰他，他也深深感激那些给他以温暖的人们。
正如孔子所说的“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唐代大诗人李白所云：“人生贵相知，何必金与钱。”为人处世，应以友谊为重，每个人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都离不开友谊。“正其谊不谋其利”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图46
（四）、与人为善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源自《孟子》。曾国藩继承这个思想并将之作了详尽的解释：“思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与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师儒之道，亦莫大乎此。”是说孟子强调的是虚心采纳各种意见，那么在曾国藩那里，取、与两件事成了相互推动、永不终结的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与此同时，曾国藩还把这确定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原则之一。他在《日记》中写道：“九弟来久谈，与之言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之道，……无论为上、为下、为师、为弟、为长、为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则日见其益而不自知矣。”而且在他权力所及之处，他还力图将这个原则化为必须遵守的制度。1859年他在给部下的一封信中谈到：“前曾语阁下以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以后望将取诸人者何事，与人者何事，随时开一清单见示，每月汇总帐销算一次。”这不是把既定的原则化为制度或工作方法了吗？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是曾国藩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准则，它使曾国藩的事业人才辐集，兴旺发达。
曾国藩与人为善的事，俯拾皆是，因此他的幕僚多对曾国藩尊之为师，极为崇拜，事事效法，奉为楷模。因此，有幕府如水渠之说，这些幕僚皆深受曾国藩的影响，或效其坚忍，或师其勇毅，或明其大道，或法其坦诚。
曾国藩取人为善的事例亦不为鲜见，如听人之谏纳人、举事，采纳僚属意见婉辞皇帝意旨，等等。大事如此，小事亦能如此。如免“进场饭”一事，更能说明曾国藩的取人为善。 曾国藩守其父星冈先生之教，天不亮就起床，明炮一响即布席早餐。在东流大营时，欧阳兆熊及李肃毅、程尚齐、李申甫共饭，群以为苦，曾国藩知道后，尝笑曰：“此似进场饭。”克复安庆后，欧阳兆熊要在9月朔期归家，置酒为饯，席间从容进言：“此间人非不能早起，但食不下咽耳。吾今归矣，欲为诸人求免进场饭何如？”曾国藩笑颔之。故欧阳兆熊以书调笑李肃毅说：“从此诸君眠食大佳，何以报我？古人食时必祭先为饮食之人，君等得不每饭一祝我乎？”李肃毅复书：“进场饭承已豁免，感荷感荷！惟尚齐、申甫皆须自起炉灶，恐不免向先生索钱耳。”此虽一时戏谑之言，当时情事亦可想见。
免“进场饭”这件事虽小，但可见曾国藩取人为善的姿态。他最初在京师时，也横挑鼻子竖挑眼，倚才傲物，因此得罪了一些人，后来他躬自检悔，觉得“与人为善”是不树敌的第一妙着；而“取人为善”是完善自己的绝好药方。
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并没有在他的选择中，只是简单、顽固地固守旧的东西，而是力求在旧的成份中尽量加进那些新的东西，时代的东西，也许这是他的成功形象更臻完美之所在。
曾国藩的时代，清朝已经病入膏肓，对于这一点，曾国藩虽认为并未如日薄西山那样的严重，但也初见其端倪。
曾国藩早年溺于文辞，忙于科考，于政治一途，了解并不甚多。从1842-1851的10年间，可以说，他过着安闲自在的京官生活。他先后担任过翰林院侍讲、侍读和国史馆协修等官职。这些官职地位不低，但毫无实权，也无事可做，只不过是“为储才养望之地”而已。同时，他又担任过礼部、工部右侍郎等职。实际生活情形也与在翰苑差不多。正是在这时，他能够有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时势，了解社会政情，时与师友通信联系，在讨论学术的同时，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从而使他对于现实政治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尤其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及往后数年间动**不安的严酷现实，促使他花了大量精力去研究政治，寻求治世良方。 内忧外患如急风暴雨，不时飘入曾国藩办事衙门的高墙，拽入他那沉静安谧的书斋，震撼着他的心灵。也正是这种封建纲常伦理大乱至极的严酷现实，以及他那京官生活的众多阅历和师友间通信联系所得来的认识，使他敏锐而又深刻地看到了政治的腐败和官吏的通弊。同时，也由于他充分认识到清政府是地主阶级的惟一政治代表，同他本人和家庭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此他从维护清王朝、忠于皇帝的信念出发，对于满清政治的腐败表示不满，从而提出大胆的批评。不满越多，批评越尖锐，越能表明他对于现实政治的关注，对于统治集团的效忠。而这种利益的联系以及对现实的不满与关注终于使曾国藩越出了封建伦理纲常的藩篱，做出了一些针砭时弊之举，并踏上了带孝出山，杀人为业的“仁人君子”所不耻的镇压人民革命的征途。
曾国藩引用庄子的话说：“美名成功于长时间的积累。”骤然为人信服的人，那么这种信任是不牢固可靠的；突然之间就名噪一时的人，那么他的名声一定过大于实际情况。品德高尚，修养很深的人虽然没有赫赫之名声，也无突然而得的美名；这就像一年四季的更替，是逐渐有序地完成一年的运转，让人们不知不觉。因此，一个人诚实而具美质，就像桃李，虽不说话，但由于它的花果美好，自然会吸引人们慕名前来。图47
他还曾经说：吴竹如教诲我说“耐”。我曾经说过：“做到了‘贞’，足够干一番事业了，而我所欠缺的，正是‘贞’。”竹如教给我一个“耐”字，其意在让我要在急躁浮泛的心情中镇静下来，达到虚静的境界，以渐渐地向“贞”靠近。这一个字就完全能够医治我的心病了！ 曾国藩好用“平实”二字教育人，我们从他的《批牍》中可以知道。他曾在《批管带义字营吴主簿国佐禀》中说：“本部堂常常用‘平实’二字来告诫自己。想来这一次必能虚心求善，谋划周全以后再去打，不会是像以前那样草率从事了。官阶有尊卑，阅历有深浅，这位主簿一概置诸不问，本来是个生手，但自充是熟手，没有学问自夸有学问，志向很高但不去实践，气虚几乎是不能审，让他去办的事情都不行，更何况干打恶仗那样的危险呢？”
曾国藩所招募的基本军队，士兵多是淳朴的农民，将官多是忠义的书生。他之所以“用忠诚来倡导天下”，群众听从响应，蔚然成风，当然是由于他以身作则，同时也是由于他们的性质相近的原故。只是书生固然有他们的长处，也自然有短处。他曾以“笃实”“平恕”等字勉励他的部下，这是由于：“读书人的通病约有二条：一是崇尚文字而不注重实际，一是责备别人而不责怪自己。崇尚文字的毛病是，连篇累牍，说起来头头是道，到亲身办事的时候，就手忙脚乱，毫无条理。责备别人的毛病是，无论对什么人，一概用又高又难的标准苛求，韩公所说的‘用普通人的标准对待自己，而用圣人的标准要求别人’的人，往往就是这样。”
世人所说的豪杰人士，基本是抱着济世之才，矢志不渝，利禄不能动摇他的心，艰难危险也不能使他失去士气。曾国藩的部下，大多是血性忠义人士；他为了实现“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的思想，总是用砥砺志气的话相互勉励。如：“自古圣贤立德，豪杰立功，成功还是不成功，一开始是难以预料的，只是日积月累，全在你自己了。孔子所说的‘谁敢侮’，孟子所说的‘强为善’都是这个意思。”
说到“与人为善，取人为善”，还应当说说“为人”与“为我”之争。杨朱“为我”思想，是属自私自利思想范畴，他只顾己不顾别人，这种思想发展，必是损人以肥己，结果必将害民害国，也必将害己。这是说“为我”将是“害我”了，是不足取的。墨子“兼爱廉利”思想，是属于大公无私思想的范畴，其舍己为人的崇高思想境界，素为人们所景仰。这种“兼爱兼利”思想，从其实质看，即：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利在其中。也是说，为人也是为己。这种学说虽不为当时统治者所接受，即使在今天要使之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也难，只能为少数杰出人士所实践。但随着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展，它的光辉辐射的幅度将越来越大。这一章所评介的人物中的一些杰出的士大夫“为人”的实践已体现了这种光辉的思想。 “为人”还是“为我”？这是两种对立的思想，在我国产生很早，但形成学说而见于经书的，是在春秋战国时。
“为人”学说，是在春秋末期出现，孔子是这种学说的代表。孔子倡立仁学，仁是
什么？他说：“仁者爱人”，“爱人”即“为人”。他的“爱人”具体主要内容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结合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不违义的富贵可追求，以及重视修身等思想看，孔子是主张“为人”、“为己”并重的。显然，不爱已就不能爱人，自己不立就不能立人，自己不达就不能达人。孔子对“为人”、“为己”是持辩证论的。我国古代不少廉洁的官吏就是将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付诸实践，因而留下了名垂千古的清官形象。
到战国初，出现了“为人”、“为己”两种对立的学说，其代表人物是墨子和杨朱。墨子将孔子“爱人”学说发展到最高度，即一切“为人”——“兼爱兼利”，舍己为人。孟子说：“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意是说，墨家为了实行其“兼爱”的主张，即使从头到脚受到损伤，牺牲了自己，也乐于去做。杨朱就主张“为我”、“贵己”，认为天下虽大，系身外之物，一毛虽小，却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孟子说：“杨氏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滕文公下》)墨学与杨学与儒学对立，是战国初年的显学，“天下之言不归杨即归墨。”(同上)图48
俗话说，聪明反被聪明误。人若精明，确能占得不少便宜，但太过精明，别人也必定会以精明加以防范，精明的人往往看不到这一点。精明的人，可以精明一次，也可以精明再次，但很少有人能精明过三次的；因为一次精明是启发，二次精明是教训，三次精明就是警惕啊！
人们在交往中，常常喜欢与单纯的人交往。与单纯的人交往放松、自然，不用费尽心机，提高警惕；这倒不是说单纯的人是傻子，是可以随意欺骗与作弄的，而是说他心地纯净、宁和、淡泊，他也懂得很多，想得很深，看得很透，他把他的心智放在更有价值和更有意义的事情上。这就是荀子所说的那种人：温和如玉，完美纯正。
然而，与精明的人交往，就得时时小心，处处提防，稍有不慎就会落入泥淖和陷阱中。交往得越久，相处得越深，就越是感到被欺骗、被愚弄，当然也就越是不自在。如果没有办法还得与他交往，那么他就会以精明手腕去对付他。这正应了郑板桥的一句话：“试看世间会打算的，何曾打算得别人一点，真是算尽自家耳！”
曾国藩是一个精明的人，他弟弟曾国荃也是一个精明的人，他们就因为精明吃过不少亏。 对于读书人，曾国藩还能以诚相待，他说：“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但是对于官场的交接，他们兄弟俩却不堪应付。他们懂得人情世故，但又怀着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碰壁。这是很自然的，你对人诚恳，人也对你诚恳；你对人诡秘，人也对你诡秘；你对人一肚子不合时宜，人也对你会一肚子不合时宜。
而曾国藩的朋友迪安有一个优点，就是全然不懂人情世故，虽然他也有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但他却一味浑含，永不发露，所以他能悠然自得，安然无恙。而曾国藩兄弟却时时发露，总喜欢议论和表现，处处显露精明，其实处处不精明。曾国藩提醒曾国荃：这终究不是载福之道，很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灾难。
到了后来。曾国藩似乎有所领悟，他在给湖北巡抚胡林翼的信中写道：“惟忘机可以消众机，惟懵懂可以祓(消除)不祥。”但很遗憾，他未能身体力行。
所以，为学不可不精，为人不可太精，还是糊涂一点的好。
然而让精明的人糊涂，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非他经历很多人和事，受过很多挫折和磨难，否则他是不会糊涂的。郑板桥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返糊涂更难。但也只有讲到这一境界，才能明白人生是怎么一回事。
人心细如针。在人际交往中，有人就喜欢贪点小便宜，殊不知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在他人的注视之下，别看他人默默无语，其实他对你的言行早已作出了判断，他之所以没有当面指出你的过失，或者是碍于情面，或者怕小题大作，或者恐有失风度，但他在心里已告诫自己：此人不可交也！有人在别人家里作客，不抽自己的烟，却拼命抽别人的烟；有人总喜欢要别人请客，可从来没想过请别人吃一顿；有人还喜欢拿自己送的礼与别人回送的礼作比较，如果别人回送的礼厚于自己送的礼，就沾沾自喜；如果别人回送的礼薄于自己送的礼就耿耿于怀。总之，就是想占点小便宜。这种事别人是不会说的，也不便说的，毕竟是小事嘛！
然而小事可有大文章。在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可以说都是小事，小事把现代人的感情培养得纤细若丝，也使得他们对小事格外敏感和重视。人们正是从这些小事来品评一个人的境界与情操的，我们怎能因事小而不视大呢？
明代人杨继盛在临终前给他儿子的遗书中写道：“宁让人，勿使人让；吾宁容人，勿使人容；吾宁吃人亏，勿使人吃吾之亏；宁受人气，勿使人受吾之气。人有恩于吾，则终身不忘；人有仇于吾，是即时丢过。”这既是箴言，也是苦药，更是一个老人对人性的彻悟，蕴藉着多么丰富的人生奥义。他只讲了一个“恕”字，但每一句都宁人负我，我勿负人。
图49
曾国藩对人性的理解比杨继盛还有过之。他认为，从前那些施恩于我的人都是另有所图，少则数百，多则数千，不过都是钓饵而已。将来万一我做了总督或者学政，不理他们吧，失之刻薄，理会他们吧，即使施一报十，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正是出于这种理解，曾国藩在京城八年，从来不肯轻易接受他人的恩惠。他对弟弟写道：“情愿人占我的便宜，断不肯我占人的便宜。”并嘱咐他们：“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切记切记。”
也许处身官场的人，没有不同意曾国藩的说法的，这固然包含着对占便宜失身失节的领会，但更多的是一种怕麻烦的心理，总是担心应接不暇，纠缠不断。曾国藩是一个精明人，当然想到了这一点。
总之，占便宜，无论哪一种形式，哪一种性质，哪一种目的，都可以一言以蔽之：便宜好占，后果或者难堪，或者麻烦。
（五）、宽忍为怀
如果一个人不想平静地度过其一生，要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就必须在大小事情上进行自我克制，也就是忍。
没有自我克制美德的人不仅使自己屈从于欲望，而且还使自己受那些与自己类似之人的役使。
“忍”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可谓特殊之至，因为它包含的内容极为广泛，小到忍受饥饿病痛，大到为争夺天下忍辱负重，等待时机，一个“忍”字，似乎是人人必由之径，也是成大事者必不可少的考验。因此，有许多先哲便把这一“忍”字提炼出来，作为座右铭，作为修身功夫，作为有无德行的一个标志，作为能否成事的试金石，可以说，一个人要想成为圣贤，要想成佛作祖，要想得道成仙，要想称王称霸，离开了这个“忍”字，便都是空话一句。
这个“忍”字的作用究竟有多大？让我们来看一下《史记》中关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图50
越王勾践，他的祖先是夏禹的后代子孙，夏后帝少康的庶子。他的祖先被封在会稽，以奉守夏禹的祭祀。身上刺着花纹，削短头发，清除蒿草，开辟荒野，建立起城邑。此后经过二十多代，传到了允常。允常的时候，与吴王阖闾交战而结下仇怨、相互攻伐。允常去世，儿子勾践继位，这就是越王。元年，吴王阖闾听说允常去世，就兴兵讨伐越国，越王勾践派敢死队应战，排成三行，到达吴军阵前，大声呼喊着刎颈自杀。吴军光顾了观看，越军趁机袭击吴军，吴军在携李被打败，越军射伤了吴王阖闾。阖闾临死之际，对他的儿子夫差说：“一定不要忘记越国”。
三年勾践听说吴王夫差日夜操练军队，将要报复越国，越国想在吴国没有出兵以前
先去攻打它。范蠡进谏说：“不可以。我听说兵器是不祥之物，战争是违背道义的，争夺是最差劲的处事方式。人必定不利。”越王说：“我已经决定了。”于是发兵。吴王听说后，调动全部的精锐部队去迎击越军，在夫椒打败越军。越王就率五千残余部队退守在会稽山上。吴王率兵追击并包围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