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你是否感到新闻的无力和无奈？
李大同：新闻的无力和无奈将长期存在，这种状况将随着政治体制的改进逐渐改善。我是1979年进入《中国青年报》的，我们实际上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每一步的新闻进展，受挫，再进展，屡败屡战。可以肯定地说，今天的传媒环境和我们刚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相比，已经是天壤之别，中国新闻报道的深度和广度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这就证明进步是切切实实在发生。
你们一定要理解什么叫做新闻自由，不是老百姓说什么话你都登出来就是新闻自由。新闻自由是媒介工作者选择登什么，不登什么的权利。中国新闻的事业必定是一代人跟着一代人往前走，我们能做的就是这一代人在时空限制下能做的事情，我们做到头了，下一代人要跟上来。我相信是有希望的。
采访者：《冰点》对《中国青年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果有一天“冰点”融化了，会对中青报产生什么样的损失？
李大同：中青报目前真正构成品牌的就是《冰点》。《冰点》要继续往下走，就需要从软新闻向硬新闻转化，因为《冰点》的这套绝活已经被某些媒体仿照过去了，不再是《冰点》的独门功夫。我们现在面临着回归到硬新闻。不过我们的硬新闻，是非常详尽的调查性报道，包括“克隆婴儿”，包括《本案维持原判》等都是硬新闻，软新闻能够符合选择标准的越来越少。毕竟时代不同了。
采访者：有什么不同？
李大同：今天我们在不断地向新闻的原生状态，或者叫做经典规则回归。现在我们评价一个新闻好不好，是按照国际新闻业的共同准则来判断的，这是整个新闻共同体信奉的理想和规则。
采访者：作为全国性的报纸，该如何与地方的都市报竞争呢？
李大同：坦率地说，全国性报纸在中国将来的发展怎么样，前景不是很清楚。现在全国性报纸在人才的积聚上绝对高过地方性报纸，但是发展天地太小，人们对中央级报纸的期望就是它的深刻性和完整性，这个做不好就没戏了。
如果新闻政策进一步放宽，再加上融资体制放开的话，中央级报纸可以招揽第一流的人，可以做一般报纸做不了的采访，拿出来的新闻可以和西方的新闻竞争，这样还是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的。
采访者：国外的媒体对中国媒体的压力有多大？
李大同：现在西方媒体渗透进来的一些科技性、娱乐性的东西，我都非常爱看。比如科学类的，制作水平很高。如果他们真进来，中国的媒体不堪一击，除非现在做好准备。
未来十年媒体发展方向，我想就是更加新闻化，只有新闻化才能维持生存。国外媒体的做法就是符合新闻规律，因为新闻不仅是报道一个结果，而是要展示一个运动过程，比如关于某公众人物的一个谣言出来，按照新闻的规矩是要报的，而不是等到有了结果才报，总是等结果，等得黄花菜都凉了，那还是新闻吗？把一个事件运动的过程呈现出来，这才是经典的新闻运作。
采访者：你创立以及在《冰点》中贯穿的新闻理念，是否与你五年赋闲有很大的关系呢？
李大同：我赋闲了五年，这导致我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是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角度在看本报和新闻，这是一个视角根本的变化，我知道了普通百姓爱看的是什么。不过又不仅仅如此。我经过了十年插队，深知老百姓是怎么回事，长期在底层，几十里没有人烟，普通老百姓怎么活着，我是很清楚的。当然在十年时间里要自学，在草原上每次搬家，我们几个牛车都是书。
采访者：这十年把你培养成一个杂家了？
李大同：我谈不上是什么杂家，但是通过广泛的阅读也有一些知识储备。
采访者：你内心的推动力是什么？
李大同：就是责任，我的日常工作就是做好每一篇报道。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没有我们当年钻研的那个劲了。我都到了这把年纪了，有一次去看一部电影《英雄无语》，让我写一个消息，为了这个导语想了个把小时，但是现在有多少人还会这样做呢！现在年轻人写文章错别字连篇，病句连篇。我们当年把西方的一些经典文学作品切碎了研究，怎么转折，怎么开头，怎么倒叙，甚至自己来结尾，再和原作比较。没有这样一种钻研的精神，你就不会有真正的积累。
我对现在年轻人的忠告就是多读书。我去清华作讲座，告诉他们在大学四年期间至少要读二百本书，结果底下一片惊呼之声。我就很奇怪，多乎哉？不多也。读书当然不是指的琼瑶、武侠，那不算，那是小吃，不是正经饭，大学的文科没有多少学的东西，主要靠阅读，文科主要取决于对社会、对人生各方面的知识准备，如果要从业新闻，专项技术准备就是写作的准备，表达的准备，要表达精辟，不拖泥带水。多读一点古文，为自己制定一个书目，特别读一些人物传记。我的文体感完全产生于阅读大手笔作家写的传记，我搜集了几百本传记。
新闻工作从本质上讲就是描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体会传记的写法，有很多书读时感叹不已，写得真漂亮。
采访者：你的新闻理想是什么？
李大同：说句老实话，新闻理想这个东西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说真话，尽量多说，尽量说得准确，这就是我个人的新闻理想。
点燃“冰点”，突破非黑即白的两极报道模式，给中国新闻界传递一个崭新的信号，李大同作为始作俑者引起业内外的关注变得理所当然。
我国新闻工作者“客观报道”的时代不仅没有“已经或正在消失”，相反还远未到来。到今天为止，我们充其量只能说是看到了“客观报道时代”来临的曙光。
一家全国性媒体，很像一枚硬币：硬币的一面是“国徽”，另一面标识“币值”。“国徽”是普遍性——你是哪个国家的；“币值”是特殊性——在一个国家的特定环境下，只能用它。《中国青年报》的“第一种属性”如同国徽，意味着我们是大报，必须承担大报的社会责任；“币值”是“第二种属性”，意味着本报读者构成（兴趣、需要）的规定性，并以此区别于其他硬币。
我很反对记者最高使命是“记录历史”的意见。我认为新闻的最高使命不是记录历史，而是感动今天，影响未来。
李大同，男，1979年进入中国青年报工作，现为中国青年报高级编辑，编辑中心副主任兼《冰点》专版主编。
1985年年末，他突破以往新闻界非黑即白的两极报道模式，首次将“灰色带”人群作为新闻的考察对象，以“进行式”报道取代传统的“结论式”报道，使新闻更加逼近生活的原生态。
1994年年底，他受命创办一个新的专题版。
1995年1月，这个被他起名为《冰点》的专题特写版问世。《冰点》闯出一条通过对普通人生活细腻、生动的描述，全面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与变迁办刊的新路。
1996年，《冰点》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的评选中，被专家全票评定为“中央主要新闻媒介名栏目”。2003年，《冰点》再获中国新闻名专栏奖。
入选理由
《中国青年报》的《冰点》曾经是生活中的一种期待。这种期待带着一种渴望，渴望心灵深处的某种沉睡良久的意识被触动的情结。
熟悉了《冰点》，对它的幕后策划人自然有很多臆测。《冰点》栏目对人性深处的关怀和接触，以及表现手法的细腻和那种总是在细节上让人眼泪抛洒的情感，会让人觉得它的策划人一定带着儒雅多情的风格。但是，2003年3月21日，当我们在中国青年报社的会议室见到这个声音洪亮的策划人时，第一感觉反而是他挥洒自如的刚硬。《冰点》异乎寻常的成功，成就了他的新闻生涯里最辉煌的亮点，他就是李大同。
李大同有一双让人印象深刻的眼睛。在采访的过程中，那里面流露出很多的情感，有时是犀利的，有时是感慨的，有时深情，有时会愤怒。他性格率真，很少用一种置身事外的超脱说话，似乎他所做的，就是他生命百分之百投入。
言之开怀之处，他昂头哈哈大笑，流露英雄鏖战而胜之后由衷的喜悦。而说到从业中的无奈，他冷静的分析里又带着激昂的情感，好似一员大将，受挫后再稍作调整，仍不失攻城略地的气概。
如同他的性情一样，他的语言很直白，不做文绉绉的雕饰。他说“新闻的自由是一代又一代人一步一步拱出来的”，他还说，“记者的能力就在于撬开别人的嘴巴，从里面掏出话来”，这些语言里有很浓的乡土味，那或许是十年插队，土地留给他的印记。
李大同对事物的分析，让人感到一种充满历史感的穿透力，让人们审视在历史的潮流中，自己究竟是怎样一个弄潮儿。而他的成功之处，或许更在于他处于什么位置就认真扮演自己该扮演的角色。
这就是李大同的感染力，也许也是《冰点》能震撼人心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第16节 七年之痒：从执行主编到CEO(1)
七年之痒：从执行主编到CEO
--访《新周刊》执行总编封新城文/于涛陈瑞晞姚鲁南
采访者：《新周刊》创刊快七年了，作为最早的主创人之一，你的角色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封新城：我可以举几个实例来说明这种变化。开始我担任执行主编，上任的第一天，编辑部十几个人在一起开会，社长孙冕**满怀地作了一个开场白，然后就让我讲讲，希望我呼应他。可我却说：“老板是做梦的，我们是干事的，没有什么好讲的，大家开始讨论选题吧！”那时候实在是没什么好讲的，要做的第一件事我很清楚，就是把刊物编出来。
当时《新周刊》的队伍很小，配备不齐，几个志同道合的人都是编务人员，其中广告、发行这两个部门还是《晨报》时期留下的老班底。
大概三个月以后，我开始在广告发行方面有动作。我先找负责发行的人谈话，第二天还没等我去他们那里，发行部办公室的门已经锁了，所有的人已经跑光了。于是重新策划，将其变成新的部门，这是我的第一步。
第二步针对广告部门。《新周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广告，是跟香港一家广告公司合作后出现的。《新周刊》创刊初期用的是新闻纸，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首先就是应这个广告公司提出的要求，他们说你们的杂志没问题，做得很好，非常有实力，但是你们的形态要调整，谁会在新闻纸上做杂志广告呢？杂志广告是以品牌广告为主，所以我们改成了铜版纸。
最初我是一个编杂志的文化人，慢慢地开始改变，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地做学生，老老实实当学生。最初的《新周刊》不是标准开本，觉得是要显出我们文人的个性。可是广告客户要求我们改，我们不得不放弃。在放弃我们喜欢的新闻纸后，又将开本改成国际标准的样式。因为在跟印刷厂算账的时候发现，采用方的开本要用更多的纸，你就要多掏钱。另外，每一个广告商都要为你这个尺寸单独去提供一个广告版本，这也增加了成本。
这些东西都是作为学生一点点学过来的，所以你刚才问我角色的变化，我就是从一个类似编辑部主任的角色，变成了一个主编兼常务副社长，再到最后是CEO（首席执行官），全面管理这个集体。
其实这并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相反，我深切地体会到，没有专业的人员在专业的位置，是一件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即使你学得很好，你可以改进、提高，但是你达不到专业人员的水准，最终还是会出问题。1998年我们很幸运地得到一位专业人士——广告总监陈若云，她后来成为运营总监，这是《新周刊》在人才引进上很成功的一次。陈若云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她到《新周刊》一个多月后，经常问我的一句话就是：“你能用一句话说说《新周刊》是什么吗？”她把《新周刊》的人几乎都问遍了。
采访者：当时没有这么一句话吗？
封新城：当时有那么一句很感性的话，“我的所有的努力都为了新一点”，是我们发刊词中的一句，很抽象，是我们一段时期的目标。现在回头看，有它的意义，但这个话不专业。
采访者：是不是专业人士觉得这个话不专业？
封新城：对，陈若云就觉得这个有问题，于是开始就做了一些调研。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她电脑屏幕上总是走出一行字——“中国最新锐的时事生活周刊”，我问她是不是想把这句话作为新的定位。她反问：“你觉得怎么样？”我说：“非常好！我一直想找这么一句话。”
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专业人员的参与，否则，就很可能走下坡路。
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做笔者的一批人，现在许多都在领导的岗位上，比如说《南方周末》、《京华时报》、《南风窗》这些媒体的头儿，都是当年我们一块儿玩的笔者，我们这些人的成长过程就是由想表达些什么的理想主义青年，慢慢地表达了一些，经历了中国的发展变化过程，活生生地感受到了向市场转化的这么一个过程。
采访者：在这个转化过程中最难的是什么？
封新城：每个地方都挺难的，但是最难的是第一年，就是资金的困难。《新周刊》的这个故事我已经反复讲了很多遍了。1997年年初，我们做不下去了，因为钱不够了。《新周刊》最初的资金，来自社长孙冕和导演孙周的三九广告公司，钱不够了，没有办法。我跟社长说，我是被你骗了，我把我的工作扔了，还叫了一帮人来干这个，结果你给我们弄成这样。记得孙周拍着桌子说：“这个不能再搞了，没有钱搞了。”我不好表态，只好说：“那看来我们只有散伙了。”我就这么随便一说，孙周就哭了，当时把我吓得一愣。我觉得他真是挺难受的，只好转身出来。可出来后还要跟那帮兄弟们装着什么事都没有。怎么办？即使你有实力，有人才，一群精英都在这儿了，你又能怎么样呢？
因为三九广告公司跟三九集团的特殊关系，我们就把这个情况跟他们讲了。三九集团的赵新先老板把我们召到深圳去开了一个会，非常简单，其中一个是某厂的宣传部长，一个是印刷厂的厂长，还有我们《新周刊》的几个人。赵老板说,我来做发行人，然后就指着说，你发，你印，你们编，就这样决定投资。我们因此得到了一年接近百万的费用。产品推向市场一下子就非常好。
我们最大的经验在于产品要有竞争力。有些人要么骂政策不好，要么就骂老百姓工资少，这都不是关键。我们没钱，所以更要做出好产品。是压力使我们有了强烈的求生愿望。
采访者：目前完成投资回报的压力依然很大吗？如果完成了，还有什么压力？
封新城：对！这个压力一开始就有，今天仍然存在。把投资的钱偿还了就完了，在中国还不能这么说，因为所有的媒体都是国家的，投资者只能介入一部分。对投资者来说，传媒是一个长期投资，它的回报并不是直接的。这钱投到影视、房地产，甚至娱乐场所，收益都会比投入传媒大得多。
采访者：投资人是否满意呢？
封新城：他和其他媒体的人谈起来的时候，特别得意，因为他的投资是成功的。而面对我们的时候，他从来不流露出这种得意，总是告诉我们不要偷懒。
采访者：你曾经说过，七年来《新周刊》一直在“急行军”，必须进入常态，现在进入到常态了吗？
封新城：从发展这个角度讲，企业自身结构可能有问题。如何实现产品的规模化和品牌的划分;如何在稳定发展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如何培养人才;如何搞好管理理念输出;还有钱的制约等等。但是，即使有这样那样的困难，我们还是一直不停息地去寻找机会。
我们追求通过对《新周刊》这个品牌的延伸，开发我们现有的资源，这些都是经济行为。包括在图片和设计方面提出做“视觉开发商”，比如建立图片库等等，这些都是努力的方向。
采访者：你觉得自己是天生的传媒人吗？
封新城：我是学中文的，在大学里我喜欢写诗，写了很多诗。但是我最后没有朝这个方向走。当时的一些诗友后来成了作家，比如苏童，还有南京的韩东，云南的余坚等，可是我最终选择了这一行，当然这与我毕业以后分配到广播电台也有很大的关系。如果非要讲“天生”，我承认我的敏感。做传媒的人，首先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如果你对外界的事物不敏感，或者说你不善于把这个东西表达出来，那么我想你可能就做不好。
第17节 七年之痒：从执行主编到CEO(2)
采访者：你觉得《新周刊》是你作为一个传媒人最理想的选择吗？电视媒体是不是更好？
封新城：我对纪录片非常有兴趣。有很多电视人希望跟《新周刊》合作，我没有这个精力，因为它不单纯是我个人的一个兴趣爱好，而是一个传媒的业务，我现在运营着一个传媒，它的背后是一个公司，这关系到这个公司要做什么。我们号称做传媒运营商，从战略发展上来讲，为了做影视，需要一个过渡，首先要和它形成某种关联，比如我们对中国电视的关注，积累了我们在电视界的资源，它随时可以转化为未来传媒运营当中的一个可以调动的因素。已经有过很多合作意向，我现在没有做，是时机还没有到。
采访者：你下一步目标是什么？
封新城：在我干不动的时候，我就会选择去教书。这就意味着以后有相对自由的空间了，可以作为客座教授给学生讲，也可以自己看书，现在我看书功利性很强，目的很明确。结果导致现在做事情后劲不足，精力不够。
采访者：你怎么看将来期刊的发展趋势？能否与电视、报纸、广播等作个比较？
封新城：中国人口的主要构成还是八亿农民，所以，以《读者》为代表的传统期刊还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也许《读者》在十年前是以大城市为主的，但现在主要到二流城市去了，到农村去了！我们《新周刊》主要关注城市人的生活，首先是京沪穗，然后是其他城市，如果强求滇东南的孩子去看《新周刊》，你不是跟他们过不去吗？
现在这种传媒格局不会有太多的变化。从资本运营这个层面讲，期刊规模比较小，反而动作比较多。实质性的消费还是在城市人群当中，品牌宣传要通过城市的东西来张扬形象，所以它需要杂志，不要指望电视会传播真正有品质的东西。杂志可以在这方面扬长避短。
采访者：地缘特点对《新周刊》有影响吗？在北京、广东、上海三地，《新周刊》被接受的程度有什么差别？
封新城：上海比较注重时尚，广东比较注重实际，北京比较中庸。《新周刊》在西南有特别的影响力，这是因为我们很好地利用它了，当年做“中国电视节目榜”的时候，我们首先选在四川做，因为我知道那里会有一个响应，到北京，我们也想做出响应，到广州你做啥都没有，什么都不响应你。在广州没有哪个媒体经常举办活动，因为他们根本不理你。
采访者：有人批评《新周刊》形式大于内容，国际期刊出版联盟的会长也和你谈到，中国期刊的外在形式已经非常有吸引力了，但内容要加强，你怎么看？
封新城：这要看他是哪个阶段的读者，老读者说这种话的特别多，这是一种说法，因为它恰好是那个阶段的。我听了也不知道怎么说，因为实在是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选择吧，像一本杂志，叫《十七岁》，读者第二年就十八岁了，怎么办？
视觉跟传媒的关系，这是当时中国的纸媒体都没有解决的问题，《新周刊》第一步就解决了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仍然是领先的。那个时候的传统集中在文字上，视觉这一块完全是空白的，有很大的挖掘空间。
在中国期刊的这个演变过程中，我们扮演了这么一个角色，我们并不是前卫，我们只是先跑几步。到了今天，我们当年做的那个东西已经成为定式了。所以很大程度上，《新周刊》的七年，填补空白的意义大一些。我们不是区别于人家，故意标新立异，而是因为做的人少，就显现出来了。
采访者：你认为《新周刊》未来的产品是什么样的？
封新城：从创刊到现在这七年中，《新周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被人们所认可，下一步需要有新的产品。我们准备在原有基础上推出《时代周报》，这将是一个为中国未来七八年服务的产品。我们希望它能够被中产阶层认可。《时代周报》是面向都市中产阶层的画报，准备让年轻的主笔肖锋担任主编。他们面临的环境比我们当年好多了，压力没那么大，当然，投资商对他们的要求也与当年不一样了。
采访者：你能否预测一下，《新周刊》创刊十周年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封新城：不知道（笑）。这里面很复杂，这个不知道不是一个消极的回答，从积极的意义来说，我们真的希望有大的变化。比如，在十六大之前我们会觉得很多的政策可能要有变化，但是今年有的东西比你想像的变得还要快，完全在你的意料之外。
在号称“中国最新锐的时事新闻周刊”中效力多年，从创业元老到现在的中流砥柱，封新城和《新周刊》一同成长，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新周刊》的代名词。
没有封新城，也许就没有今天这样的《新周刊》。
反之，没有《新周刊》，也就没有现在业界的风云人物封新城。
没有专业的人员在专业的位置，是一件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即使你学得很好，你可以改进、提高，但是你如果达不到专业人员的水准，最终还是会出问题。
我们最大的经验还是产品要好。有些人要么骂政策不好，要么就骂老百姓工资少，我认为关键还是产品要有竞争力。
做传媒的人，首先是一个敏感者，如果你在这方面不敏感，或者说是你不善于把这个东西表达出来，那么我想你可能就做不好。
我有一个比喻，杂志有两张脸，封面是自己，封底是市场。封面的脸代表杂志的内容价值取向与自我定位，封底的脸则代表市场对其定位的认同。
市场用广告为杂志投票。《新周刊》现在很多广告都是大的公司下单，这充分说明了他们对市场的考察，说明我们的《新周刊》被读者认同；换句话讲就是两张脸在市场终端实现了最完美的结合。
市场是社长，创意是总编。一本杂志要卖三次。第一次是卖杂志，第二次是卖广告，第三次是卖品牌。
封新城，男，1984年至1996年历任甘肃电台、广东电台新闻台记者、编辑、节目主持人和节目监制。1994年任《晨报》执行主编。1995年参与创办《七天华讯》杂志，任执行主编。1996年创办并历任《新周刊》执行主编、执行副总编，现任执行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