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看来精神的力量还是不小的，但我想长期下来恐怕也不行吧？
徐滔：当然，但现在已经逐渐正常了。有段时间，我的眼袋天天肿得厉害，不过现在好多了。毕竟已经四年了，如果再不正常就是我不正常了，说明我领导这个节目有问题了。
采访者：2002年，你荣获了“范长江新闻奖”，对于一名一线记者来说，它是最高荣誉，你这么年轻获得如此殊荣，你是如何看待它的？
徐滔：范长江新闻奖，对于记者来说实在是太可贵了，它是咱们国家中青年记者的最高奖项，到现在为止全国只有四十九人获得此奖。激动是肯定的，简直是跳起来都可以，而且人前是一种激动，在人后是另一种激动，那简直是一种狂喜，毕竟它是对你的工作的一种高度认可。我没有觉得获得这个奖之后，有了动力或压力，我自己心里很清楚，自己是靠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兢兢业业的干劲、任劳任怨的精神获得的。我觉得这个奖对我最大的帮助是，让我认识到我以前的做法都对，觉得以后还得这么继续地努力下去。
采访者：听说你还荣获了首届“北京市荣誉人民警察”的称号，你是怎样变成其中一员的？
徐滔：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警察、当军人，那时看大院里的女兵，恨不得把人家的军装脱下自己穿上，觉得特别神圣。其实北京市公安局建立评选“北京市荣誉人民警察”机制的目的是让更多人了解公安民警，并支持公安机关工作。主要是表彰和鼓励那些对公安机关做过重大贡献的人。因为我一直在做政法新闻的宣传，他们都觉得我对公安工作的理解和对公安工作的投入，以及我对公安民警的报道在社会上产生的反响，给他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支持，所以大家一致同意把这一称号授予了我。许多人问我是否成为警察了，是否要穿制服了，其实我觉得这都是表面的东西，我觉得这一称号对于我来说，是这么多年一直追求的，他们在心里觉得我是他们中的一员。
采访者：我认识一个七岁的小女孩，她可是真把你当成警察了。她家的自行车被偷了，她捡起小偷丢在地上的锁对爸爸说：“我要找徐滔给我破案！”
徐滔：（爽朗地笑了）真的吗？可惜像这样的事还上不了我们的《法网追踪》，不过可以在《现场提示》里介绍些关于自行车防盗的节目，加强人们的防范意识。
采访者：这些年你荣获了许多的荣誉，面对这些，你感悟最深的是什么？
徐滔：我感悟最深的是，一个人踏踏实实干点儿活，不吃亏！其实干的时候没有想到会得这么多奖，事后想想也许抱着得奖的想法干活，什么也干不成。其实把本职工作干好了，老天是不会负你的。这也是我的人生格言：有志者，天不负。
采访者：大家能看到的是你的辉煌，以及你的荣誉，但同时你也付出了很多，失去了很多，比如自己的生活，现在回想起来，你认为值得吗？你觉得这样的生活快乐吗？
徐滔：我一直有这么一个观点，就是你觉得幸福就幸福，你觉得快乐就快乐，快乐不是别人可以评判的。每个人获取快乐的方式不同，让每个人觉得快乐的东西也不同。比如我的一个朋友，她就觉得能有辆车并有个孩子就是最满足最快乐的事，她现在都有了，快乐得不得了。但我眼中的快乐不同，我更愿意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我，让更多的人因为我的存在而能实现他们的理想，我好像是以此为乐的，这也是我一直追求的。
采访者：据我所知,你在观众中的人缘很好，很多人不仅喜欢看你的节目，并且对你本人也很关心。
徐滔：观众朋友对节目的关注，让我非常高兴，他们对我的厚爱也常常令我非常感动。比如有个观众给我写了封信，说徐滔你嗓子哑了，给你寄去点胖大海，结果我没想到他给我寄了一麻袋胖大海，我到五十岁都喝不完。
还有一次，我到一个非常偏僻的京郊小山村里去采访，中午12点，路过一个非常普通的农家小院，从里面传出我特别熟悉的音乐声，当时心里那种感动比别人告诉我说特别爱看我的节目要感动得多。因为他并不知道我从那里走过，就是喜欢看《法治进行时》，所以我觉得这么多默默地关心我以及我们节目的人，都能够成为我的共鸣者。
今年春节，有一个小区的居民给我写了封信，说每到12点我们小区都没人了，大家都急急忙忙回家去看《法治进行时》，当你略带沙哑的声音传出时，我们觉得炒菜都炒得带劲儿。
观众传达的是一种特别朴素的情感，他觉得你的节目让他了解了法律的有关知识，但更重要的是，他认为你的节目成为他有滋有味的生活的一部分，没有什么比能融入别人的生活更让人觉得快乐而有价值了。
徐滔，女，1991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电视节目制作专业，同年分配到北京电视台；现任北京电视台《法治进行时》栏目制片人、出镜记者。
2002年，荣获第五届范长江新闻奖、首届“北京市荣誉人民警察”称号。
用电视产品换来我们生存的口粮、换来我们发展的空间。这样的定位，决定了我们的节目注定要做俗文化、做电视快餐，因为这是现阶段中国电视最容易成功的地方。
低起点并不等同于低级趣味，因为低起点一样可以做出雅俗共赏的上乘之作，关键在于谁来做和怎么做。这之中，窍门没有，体会不少，最重要的一条是，只要我们能够深入到别人的真实世界中，我们的节目就能活出自己的精彩。
一个好主持人最应具备的素质有两点：一是**，不是来自字正腔圆的播音技巧，而是一个好记者对于一个节目、对于一种生活的熟悉。有感而发的时候，自然就有动人之处。二是观点，有观点的信息就成为一支有统帅的军队，它和没有观点的乌合之众交锋，自然有更多胜算。好的观点不能有说教，也不仅是权威的点评，而是一种最自然的共鸣，让节目中的人物与观众，在一种真实的情感中最大限度地共鸣。
一个女记者因为采访而获得被采访对象整个群体的认可，并成为其中的荣誉成员，而她所负责的《法治进行时》也成长为名牌栏目，赢得观众的青睐，这是一个传媒人苦苦追求的理想状态，徐滔实现了。
知道徐滔的工作安排得很紧，因此对于能否如愿采访到她心里一直没有底，得知她拿出两个小时接受采访者的采访时，采访者感受到了她办事的认真和待人的真诚。在没见到徐滔时，采访者把她想象成粗犷豪放的女侠，及至面对面坐下来，才发现，她是一个皮肤细腻、身材娇小的俏女子。当她看到采访者手中的两瓶“鲜橙多”时，爽快地说：“我就不喝这个了，得减肥了。”她口才奇好。生动的叙述，率直的性情，交织出一个极富感染力的可爱女人。
采访结束后，采访者顺便参观了一下《法治进行时》的办公环境，这是三间陈设简单、十分拥挤的办公室。见到采访者有些诧异，她乐呵呵地说：“这已经比我们创业初期的那个楼梯间要强多了。”
徐滔是个意志极为坚强的人。她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付出了很多很多，这是当今许多生活条件十分优越的都市女性很难做到的。同时，徐滔也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不是每一位付出很多的人，都能获得她那样的辉煌。她在贡献社会的同时实现了自我。没有什么能比工作并快乐着更令人羡慕的了，而徐滔恰恰是这样的。
这次采访后不久，徐滔就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担任北京电视台科教节目中心的副主任。虽然她不再担任《法治进行时》的制片人，但仍然战斗在政法报道的第一线；她的目光已不仅仅局限于政法节目，她也不满足于只是打造一两个文化品牌。现在她正带领着一支更大的队伍，为了一个新的目标--创造一个文化产业，而奋力地拼搏着。
第16节 寻找资本与主流传媒的结合点(1)
寻找资本与主流传媒的结合点
--访《证券市场周刊》主编杨浪
文/康韬王秀兰刘丽新
采访者：最早听说你当过兵，打过自卫反击战。选择从军，是从小的理想还是那个年代的权宜之计？
杨浪：对传媒界而言，一个老总打过仗，可能会觉得传奇。其实，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这种经历毫无传奇可言。我1970年当兵，当时十五岁。的确，在那个年代选择是很有限的，不是当兵，就是插队。我家里就是部队的，从小受很正规的家庭教育。我一直都很自信，相信自己属于出类拔萃类，中学时代当过学校红卫兵团的政委，当然不是打砸抢那种。参军以后，十七八岁开始发表作品，我的第一首诗发表在《云南文艺》上，二十四岁参加作战，二十五岁加入中国作协云南分会。
我和我妻子都是部队的，一起上过战场。当时，我们从北京去的有一百二十个战友，坐一个闷罐车就到了离家很远的云南，被分配到昆明军区。这个部队是前线的部队，上战场、参加作战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原来是在团政治部宣传处，为打仗去了舟桥团。
1979年2月19日凌晨，我们舟桥团在红河上架舟桥，一上滩头，几十条舟车放下，敲击着河面，发出巨大的声音，对岸敌军开始炮火压制，子弹打在桥上丁丁当当，我们随即发起攻击强渡红河，对面一排子弹扫射下来，我周围有一些战士伤亡，自己的部队在河那边往上冲，枪林弹雨中我们在上级规定的三小时内完成了架桥任务，我也因此荣获三等功。在战争中，我看到了伤亡，看到活生生的人一个个倒下。我相信战争可能使人妖魔化，也可以使人净化，我属于后者。经过战争的洗礼，人会淡泊很多。
采访者：是什么原因使你离开部队，选择加入《中国青年报》而成为传媒人？
杨浪：很简单，仗打完啦。1978年《中国青年报》刚复刊，很需要人，尤其缺年轻的编辑、记者，就把我借调到报社。最初是编诗歌、散文。因为我在部队时就已经接触了一些著名诗人，文学观念还比较新。当时，在《中国青年报》的有陈小川、马立成、米博华、张飙、李大同等等一批青年才俊，包括我在内都没有正规的学历背景，而77级学生还没有毕业。我是1982年正式办理转业手续调到《中国青年报》的。
采访者：请谈谈你对《中国青年报》的感受。
杨浪：我对《中国青年报》一直有着很深的感情。《中国青年报》之所以能够在当时影响一大批人，关键有两点：首先是这张报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在当时的中国主流媒体中，《中国青年报》是思想最活跃、最敢讲话、最可读的一张报纸。其次是这个团队中的人。《中国青年报》积聚了一批青年才俊。
1982年，思想解放刚刚开始，报社老中青并存，观念冲突非常明显。《中国青年报》积极倡导改革，倡导思想解放，在推动观念转变方面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1983年以后，改革进入大的发展阶段，开放了十八个沿海城市，党内和社会内思想冲突很大。《中国青年报》不仅在思想上旗帜鲜明地倡导改革，还在报界开创了一系列新的尝试，在报道上有了经典性的突破。比如“大学生毕业成才系列访谈”，无论是在报道形式上还是所涉及到的问题，都可称为开山之作。
后来，《中国青年报》还开办了国内第一个星期刊（周末版），开创了用报纸展开的知识问答，组织过世界性球赛，开设了与读者面对面座谈的“读者日”。这些现在看来很普通的事，在二十年前的中国报界却是具有创造性的。可以说当时的《中国青年报》是报业的一个思想库、一个媒体的中坚。
20世纪80年代《中国青年报》的青年才俊可谓群星璀璨。1985年前后，一些老同志相继调走，年轻人迅速凸显，在这个平台上发挥着自己的判断，实践着自己的想法。他们能拼能闯，创造并主宰报业的思想，而且一直影响到上世纪90年代。现在很多知名媒体的掌舵人都与《中国青年报》很有渊源。
采访者：那又为什么离开《中国青年报》呢？
杨浪：1989年那场风波对于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有着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尤其是我。当时是带着一种**、一种理想主义在做报纸；后来就去探讨做报的一些新途径，比如把《中国地震报》市场化、参与新华社的《每日电讯》等。1992年《中国青年报》改版，出了三个周刊，我做其中的“社会周刊”。之后其他报纸也纷纷效仿，1993年、1994年挂周末版逐渐形成潮流。
在深刻体会到意识形态的刚性之后，我试图在纸媒体上做些其他尝试。做“社会周刊”时，在形式上做了些探索，比如：用杂文的形式写社会新闻，用中国传统的文言文写人物，凝练、耐读，还努力实现与读者的互动。在愚人节那天，我们放了一个“漂流瓶”，采集幽默段子，结果来了两千多稿件，可谓异彩纷呈，像“博士可以生两胎”、“世纪婴儿”、“济南铺设啤酒管道”等。见报后，舆论大哗，捅了马蜂窝，我也因此背了处分。突然间我认识到在那里的发展空间有限了。
采访者：请谈谈你参加《三联生活周刊》主创班子的经历吧。
杨浪：我很早就参与了《三联生活周刊》的筹办，“愚人节事件”之后，才实质性地介入到《三联生活周刊》。这个参与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一大帮人，包括领军的钱刚、陶泰忠，做评论的何志云，做财经的胡舒立，做图片编辑的闻丹青等等，后来被称为“豪华阵营”。
当时为什么会有那么一大批新闻界有头有脸的人聚到《三联生活周刊》？事实上在1993年，商业资本进入媒体的第一轮，规则我们是不知道的，香港《明报》的于品海跟我们谈了很多，在我们听来完全是全新的概念。事实上因为有商业资本的进入，会有改制的机会，这一批人才会杀到这儿来，恰恰是商业资本的进入，在今天看来还是非常复杂的，因为他完全不懂政治，不到一年，就铩羽而归。后来我们又找了第二任投资方、第三任投资方，都是好景不长，人员变动也很大。
1994年底，团中央支持尝试把《中国青年》杂志这本机关刊物市场化，这活儿是我特愿意干的，于是就去了《中国青年》杂志。我们那一任班子的目标是用两三年的时间让《中国青年》杂志走出低谷，使它有个比较好的市场形象。我们基本达到了这个目标，各种发行数据和广告数量也有了较好的回升。
采访者：后来怎么又去做财经媒体了？
杨浪：当时联办想做媒体，有非常要好的朋友来找我，要我推荐几个人，我说：“第一个胡舒立，第二个尹克，第三个张志雄，第四个王安。”又过了一段时间，朋友又来，说他打听了半天，结果是我最合适，要我一定去。后来，经过对联办的了解，认为具有一定的资本实力和可靠的政治背景，就去了联办筹办《财经时报》。
采访者：资源控制权的分配是否在《财经时报》后来的变故中发生了重要作用。
杨浪：这也是一个问题，在当时既然展开这样多的资源，想做这样的一个产品，最合理的方式应该是它的一把手对整个资源的掌控，使它得到最有效率的利用。但事实上，联办整个经营媒体的思路、它的成败得失都在这儿，叫做放开中间，抓死两头。到现在为止，它的广告是高度集中、发行是高度集中的，编辑部你怎么折腾，但是经营的权利始终是在联办的手里，一开始我们做的时候，确实是跟联办谈这个问题，也确实有许多的冲突摩擦就体现在编辑部与广告发行方式的摩擦，但后来发现这是联办的一种有效模式，这个事情是不可更改的。
你很难说这里的得失利弊和高下优劣。因为就联办自身来讲，到今天为止联办还处在一个很好的健康发展态势，《财经时报》是成了呀。我这两年都在做媒管部副总，更多地研究联办的经营模式，我觉得它还是有道理的。它是从联办这个层面上，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为了有效利用资源，将来也可能改变管理模式。
在目前联办这个设置当中这种以配置和利用资源的效率为主的模式是不可更改的。但是实际上这两年的联办自己内部发明了一个所谓小三角的方式，就是大三角、小三角，大三角就是从媒管部这个高度对做产品做发行做广告的资源配置关系。我的主要精力就是从媒管部的角度去协调各个媒体的产品内容和业务管理。然后，每个媒体就有一个小三角，以《财经时报》为例，《财经时报》有一个行政运营总监，去协调编辑部与广告项目经理和发行项目经理的关系，这是以前没有的。
这段时间我在管理周刊，我挂着周刊主编头衔，实际上做的都是社长的活儿，控制人事、控制财务、控制大政方针，但同时控制周刊的小三角，控制周刊的编辑部内容和广告、发行之间的协调，这样来看是有效率的。你说的资源控制权的分配问题是从《财经时报》发展的局部看有问题，而且当时没有找到相对更好提高效率的方式。但我觉得现在联办大的功能设计是不可变的，这是联办的机构使然，现在找到一种方式从微观和中观层面去尽可能协调这个事情，看来效率还是不错的。至少我们在媒管部这个角度，这几年财务情况很好。
应该说，《财经时报》在过去一年的整合是有作用的，从报纸的形式到报纸的内容又进入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状态，这时候再要发展，就需要加大资金投入，因为在报纸三角竞争关系当中，如果你给的资源配置不够的话，最多是老三。但对于联办来讲，我怎么给你配置。因为联办在大的思路上发生新变化，以媒体为主，以期刊为主，以走出财经的期刊为主。在这个模式里面，希望它通过时间的延宕来找到新的市场机会，反正已经有一块存量在那儿了。
第17节 寻找资本与主流传媒的结合点(2)
采访者：你认为下一步传媒市场会如何发展？
杨浪：我始终认为中国主流传媒的市场化是大势所趋，如果不进行市场化只有死路一条，这么多年国有资产的不断注入，在市场化竞争面前生命活力越来越萎缩，咱们就不说WTO，在传媒业的竞争中不变就死。
采访者：主流媒体改制热点会集中在哪一类媒体上？
杨浪：可能是我“近朱者赤”的原因，我觉得出版业的市场化改造可以说已经进行完成了，电子传媒、电台的专业台也已经完成了。电视台与网络的、图像信息的整合已呈明朗的趋势，很多人已经很清晰地看到这个路径，并往这个方向走。没有认真动作的只有纸质媒体，现在动起来的像《21世纪经济报道》都是处在体制边缘的。
采访者：细分平面媒体，改制热点是什么？
杨浪：现在改动的就是主流媒体的核心。为了市场空间，全国性的综合媒体不会只有几家，就看是谁能占得先机。法制类报纸其实有很好的发行点，《法制日报》的文化传统和对商业资本的吸引力是有限的。妇女类报纸呢，有很好的商业附着力，但商业能力有限，能动的像妇女杂志动得很好，然后就是经济类的和青年类的。
从市场空间来看，综合类报纸没有几张，大的全国性的综合类日报也就一两张，比如说《东方晨报》，看他们的趋势怎么样，至少它们做产品，他们市场化的路径、方式和管理是配套的，营销能力是配套的。在“长三角”这样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包括“珠三角”这样的区域，发展出一张全国性的综合类日报也不奇怪。这一轮是看十年，下一轮应该是商业资本与主流传媒的互动，并找到更好的管理模式和商业模式，特别是管理模式。
采访者：谈到管理模式，你认为最终谁会成为传媒的操控者？
杨浪：双方互动，对于投资方首先你要问他要什么，想短线挣钱的很多，可以理解。对于通过对传媒的投入获得无形的个人品牌和知名度，这也可以理解，但真正具有传媒的社会意义这种大理念的投资人真的不多。对于资本进入媒体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理念，最终要通过人来体现，比如有一个人，如果股东大会投票不干了，他会屈从于这种商业逻辑，都是可能发生的。所以未来十年就像过去的十年一样有成有败，且得反复地竞争呢，包括传媒人中有理念的传媒人。也许挣钱也是一种理念，挣钱也不能说不好。
采访者：多长时间能够形成共识？
杨浪：新产品的构造需要两三年的磨合，三年之内崩就崩了，成也就是形成了一个准稳定状态吧。三年至少要有一代业务骨干的成熟期。纸媒体除了报纸以外还有一个大的空间是期刊，在中国的广告业构成当中，这些年电视占的比重太大了，期刊占的比重则很小，而且期刊这个品种比较灵动，对特定的市场、特定的读者群命中率和覆盖率非常高，所以从这几年中国的广告市场成长当中期刊的成长份额可见一斑。当然，参照国外的新兴市场与成熟市场的比例关系，中国期刊市场普遍没有达到这个份额。
一天到晚，可以看到不停的有新的期刊出来，新生的和死亡的一样快，这就证明进入了一个活跃期。这个时候，有理念的、有比较大的展开平台的就可能有机会，期刊做单一经营不好做，显然成熟的方式是做期刊群，这是投入产出效益最好的。联办就是在这个点上有其很好的优势，有资金准备，有媒体运作的一套成熟经验，有自己运营的一套系统，有人才的储备，使自身的效益往期刊方向发展。所以不光是联办，未来出现一批期刊集团也在情理之中。
总体上看，期刊在传媒领域中的分量不是很大，但期刊业的发展应该是看得见的。更大的一块是要靠技术进步，就是电视与网络结合，但说心里话，对未来总的判断不敢说很清楚，但基本理念是这样的，产业发展和传媒业发展是同技术进步密切相关的。
20世纪70年代广播电视包括彩色电视进入中国市场以后，技术非常重要，中国有线传输网络绝对有一非常大的商业市场存在。原来我们曾经担心其发展会对平面媒体的竞争关系，但实际证明并没有你死我活的问题，就是说它的市场成长并不严重影响平面媒体的市场，各自有不同的传播方式。
采访者：目前几类媒体之间没有交叉点，是否未来出现交叉点之后，就将出现大的冲突？
杨浪：这是我说的统合问题，比如说中央电视台的广告运营已经到极点了，不可能再有戏剧性的膨胀和发展了，只是别人切你的蛋糕。它有优势，能够至今控制。但其实央视还有一块没有启动的资源。我曾经对他们说央视经济部再加上联办的资源，做一个布伦伯格的经济信息，我做布伦伯格，我不提供媒体我提供信息。我这个思路是在做信息源不只是做传媒。其实做通讯社，投入产出的效益非常好，无论电视制作还是新闻制作，我的全部成本就是采编，然后我发布我的消息，这种市场空间非常大，这是存在商业可能的。
中国主流传媒的市场化是大势所趋，如果不进行市场化只有死路一条。当然要改造主流媒体这种管理系统，还要改造它的干部系统。体制内文化的改造难度很大，要扒几层皮的。国内这些年的商业资本进入传媒行业的合法性空间已经存在，就像农村改革和城市工业改革一样都很痛苦，但趋势一定是这样。
有的人以资本为老大，但传媒是意识形态领域，资本要按规则、程序，控制好行为的分寸。党政传媒靠行政拨款已经没有可能了，如果这些主流媒体在市场竞争中份额越来越小，影响越来越小，这和党的立党之本是有冲突的，所以总体改革的市场走向和传媒经营的市场化是大势所趋。
在过去十年里，《南方周末》所体现出的这种理想主义的精神始终在传承。理想主义有的时候是愚啊，理想主义在今天对于年轻人来讲有的时候不是个好名词。但作为一种文化的传承，其实今天《南方周末》里掌控的是什么人，我都已经不清楚了，但至少从这张报纸的报面上能够体现出来这种历百折而不挠的为着一个方向往前走。你说《南方周末》凭什么在吸引着读者，我觉得就是这样一种文化精神。
过去二十年中国新闻界的成长历程，杨浪经历了许多重要的事情，虽然不能说始终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但却始终处于风口浪尖上。杨浪对于中国传媒的感悟，对于传媒市场的分析总能给人以启发。
杨浪，男，1970年底,年仅十五岁离开北京，远赴昆明军区当兵。1978年加入中国作协云南分会。1979年参加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并荣立三等功。
1982年正式调入《中国青年报》，其间多次获奖。积极倡导传媒市场化，20世纪90年代初参与了全国十几家报纸的改版和运营。1993年起，作为主要编辑，参与了《战略与管理》杂志的创办，并长期负责军事与安全方面稿件的编辑。参与《三联生活周刊》的创刊筹备工作，并担任《三联生活周刊》执行主编。此后，出任《中国青年》副总编。1999年参与《财经时报》的创办工作，并于同年出任《财经时报》总编辑；2001年7月任中国证券研究设计中心（简称“联办”）媒体事业部副总经理，2002年5月任《证券市场周刊》主编。
采访是在杨浪的家中进行，他正因脚上旧恙复发行动不便被困家中，这也为我们的采访提供了充足的时间和更近的距离。
我们的到访也让他显得很开心，他还笑着对夫人说：“正好有人陪我聊天了。”但当目光扫过自己架在凳子上的脚时，脸上又露出些许无奈。
杨浪很健谈。三个多小时的采访，他一直滔滔不绝。尽管不时有电话打断他，但他的谈话好像从未受到干扰。他是个性情中人，每当他谈起从军时期和在媒体之中共同打拼的朋友或是敬慕的师长时，视线总是缓缓掠过我的头顶投向远方，思绪陷入回忆当中。
他说自己一直不敢看武侠小说，但已搜集齐整，留待退休之后再看。他说怕自己现在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在采访间隙，他还说起香山家中的地图收藏，如数家珍，只可惜我们未能亲眼目睹。
正如杨浪自己所说：“回顾我的经历，我算是阅尽沧桑。在我这一茬的报人里，我是几起几落。过去二十年中国新闻界的成长历程，在我这一代人看，是历历在目，每个重要的事情我几乎都是直接经过的，不能说我起了多么重大或是关键作用，但绝对是在风口浪尖上的。”
虽然，杨浪说传媒是很青春的职业，自己愿意做一些像丁旺一样扶植后辈的工作，承上启下是他们这一辈人的职责。但是，一个经过枪林弹雨、媒体沉浮历练，正值壮年的理想主义者，又如何能归隐山林呢。相信他一定还能给我们带来惊喜。
第18节 活跃在财经新闻的风口浪尖上(1)
活跃在财经新闻的风口浪尖上
--访《财经时报》总编辑杨大明
文/常云王春华
采访者：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并一直从事新闻事业，是你年轻时期盼已久的梦想，还是命运安排中的一个偶然？
杨大明：回想这四十几年的人生历程，我觉得，影响最大的也许还是小学期间所受到的良好教育。“文革”前我曾就读于北京小学，是寄宿制。当时的教育是很规范、严谨的，要求我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虽然只有短暂的几年，但为我今天的事业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我所接受的最初的文学启蒙也是在那个时期。
1971年小学毕业后，我进入北京二中学习。那也是一所教学质量很高的学校。1977年我高中毕业，赶上最后一批插队，幸好得知即将恢复高考，在老师的建议下，我留在了北京。那年第一次参加高考，二百七十分，不满意。1978年再次参加高考，我的第一、第二志愿分别填报的是北京大学新闻系和北京广播学院。随着1978年北大新闻系并入人大新闻系，人大就成为我的母校，人大新闻系成为我走上新闻事业之路的起点。
采访者：大学时代的所学所思，对你后来从事新闻工作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如果让你重新回到大学，你还会选择新闻专业吗？
杨大明：当时正是粉碎“四人帮”不久，拨乱反正，人民大学及其新闻系都刚恢复，记得除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和古代汉语，好像也没有什么教材可以读。班里同学年龄最大的三十二岁，最小的十六岁。和那些社会经验丰富的学生相比，我们这些刚从中学毕业的学习方法很保守，还停留在上课认真记笔记的水平。所以回想大学四年，真没觉得获得太多新闻专业方面的知识和技能。真正影响我的，还是培养了一种职业新闻人的责任感，对社会、对报道的内容要保持一种客观、严谨的心态。
尽管如此，我今天认为做新闻最好还是要学过新闻的，这涉及到一种职业感觉、一种职业态度。比如在记者的眼里，国家领导人和那些社会最底层的人并没有什么高低贵贱，只不过在观察他们、判断他们的新闻价值的时候会有不同。诸如对新闻的判断力，是要通过艰苦、系统的学习实践打下基础的。
我总觉得，记者这一职业，既要“目中无人”，又应“满眼风云”，这也许就是这种职业的魅力所在。
采访者：你先后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华工商时报》、《财经》杂志和《财经时报》工作。在这几个阶段，你认为哪个时期对自己的事业发展最重要？谁对你的影响比较大？
杨大明：应当说，至今经历的几个阶段对我自身发展都很重要。
1982年秋天从人大毕业，我被分配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部工业组做记者，跑过一些政府经济部门和企业，在新闻采访写作方面打下了最初的基础。第二年被调到编辑组，开始了一年四季每天早上5点上班的生活。这六年的工作，最大的价值在于，熟悉了作为一种“喉舌功能”的综合新闻的报道特点，包括对时政、经济、政法、科教甚至农村新闻的判断和把握。除此之外，最大收获是磨炼了吃苦精神。1987年，我担任了编辑组长，直至1989年离开。
事实上，由于不满足于电台编辑那种“重复性”的劳动，从1986年我就萌生了离开的念头，并为自己的转向定下了目标--一定要去做报纸，而且最好不是那种综合性的“政府大报”。1989年得知有人正在筹办一份“真正按照新闻规律生存”的报纸，我便决定投身其中。8月，我加入了正在筹办中的《中华工商时报》。
当时聚集创办《中华工商时报》的也就二十几个人，大多是不安于寂寞者，希望在中国的新闻领域有所创新，有所作为。初到工商时报，我觉得自己不了解版面，选择了去信息部做经济信息，手下只有一个学古典戏剧的研究生，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那正是我专注于财经新闻的开始。
在至今二十多年职业生涯中，如果说哪个人对我的事业影响最大，应该是工商时报的第一任总编辑丁望，因为正是他带着我们一帮年轻人闯过最艰苦的创业时期。
1994年工商时报社经历了重大的人事变动。第二年，我担任副总编辑。这时，我却渐渐发现，这份报纸能够带给我的想像力已经有限，我每天做的事情好像再次变成一种“重复性”的工作。在朋友的邀请下，1995年3月我告假去了深圳，一起创办了《投资导报》旗下的《财源》周刊，并负责日常采编业务。四个月后，由于报纸投资方面的问题，我带着未能实现“创办中国第一份外资报纸”的遗憾，回到北京。
接下来的三年，我继续在《中华工商时报》，分管过总编室、新闻中心，总体上说，比较平淡沉闷。直到1998年初，我的大学同学、多年的同事胡舒立建议，联手创办一份“高端一些的”财经类月刊。于是，在做了多年的日报之后，尝试做一份杂志的强烈欲望再次让我做出了“离开”的选择，就此投身于《财经》。
采访者：你参与过《中华工商时报》和《财经》两个重要媒体的创业，而且这两个媒体的诞生，在当代中国报刊发展中都有某种创新性的意义。看起来，你每一次转向都决定得很坚决。当初做出抉择的时候，你是否也曾经犹豫过，退却过？
杨大明：的确，这两次换“单位”都比较有典型性。第一次是从有强烈的政府背景的“铁饭碗”--电台跳到至少有一半市场机制的《中华工商时报》，在当年还是要有点决心；第二次从《中华工商时报》到《财经》，就算是百分之百的“下海”了，同样要有决心。
离开工商时报的时候，主要还是感觉到中国的经济、社会以及中国的新闻媒体都面临不可回避的制度变革，而我未来的“职业生命”，肯定要经历这种变革。市场经济给了人们选择的机会，不过，真要离开还是挺痛苦的。除了对这张报纸整整十年的感情，还有眼看就要到手的“一百二十平米局级待遇的房子”，真有些舍不得。
当时胡舒立点醒了我，她说：“再这样待下去，你会退步的。”
我知道自己是不甘心退步的。想一想，物质的东西似乎也没那么重要，而且我亟须一个新的空间去实现自己的想法。最后交辞职报告的时候，工商时报也挽留我。当时，再有五个月，报纸就要过十周岁生日了，我曾经在报社很多人离开的状况下真心承诺过“决不离开”，所以当向社长请辞时，我落了泪，心情可谓百感交集。一方面，叹惜自己参与创办的报纸，历经几代变更，虽已物是人非，自己还是难以割舍；另一方面，感慨新的媒体又像一个刚刚落地的婴儿需要人悉心照料，一个鲜活的生命、崭新的期望就在眼前，更是无法放弃。再三考虑后，我还是决定尽早开始新的尝试。
采访者：有人说“《财经时报》是第一张由社会资本投资、按新机制运转的财经报纸，她的最终结局不但对中国财经报纸而且对整个中国报界都具有深远影响”。您接手《财经时报》时，是抱着怎样的心情和目标担此重任的？
杨大明：《财经时报》创办于1999年6月30日，我也参与了最初的设计和运作。现在回想，我们当时的心态还是比较简单，过于乐观，认为有资本运作的经验和基础，有《财经》杂志成功的先例，在两三年之内再办一张财经类日报，似乎不是什么问题。过分的自信，至少导致了对市场的分析不够敏锐和全面。这样，《财经时报》从周报起步，半年后就改成周三刊，后来又扩展到周四刊。
2001年7月，投资人和新闻人坐到一起，重新反思了国内财经报刊的市场空间和自己的发展战略。当时发展中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咬牙坚持下去，按照日报的路子走下去；二是改版，“退回”到周报。最后还是选择了第二个方案。
根据投资人整体收缩的意向，我面临的第一件事就是编辑部裁员，大约要减掉二十来人，留下的人也全部减薪。同时，我们加紧了报纸的改版，重新确定编辑方针。此时，我本能的想法是四个字“守正”、“创新”。“守正”，是要求无论从记者、编辑的心态上还是报纸的形象上，先平稳下来；“创新”是第二步，因为报纸必须是充满活力的、生机勃勃的，必须要提供一个空间让大家去创造性地发挥才能。
调整后的第一次编前会上，我提出报纸要“真实、扎实、平实”。从这么多年的办报经验来看，报纸首先要真实、客观；其次不可太浮躁，从采写方式、版面设计上都必须很扎实，而且报纸正处于转轨期，大家都要殚精竭虑；平实是当时心态的写照，既然要从头做起，就不能太轻狂。
第19节 活跃在财经新闻的风口浪尖上(2)
采访者：近年来，财经类报纸竞争激烈，呈现出群雄争霸的局面。你采取了哪些措施来重新赢得《财经时报》在市场中的竞争地位？你如何评价当今财经媒体的竞争局面？
杨大明：接手《财经时报》之初，我根据在《财经》、《中华工商时报》等媒体的一些经验--或者说一种“惯性”，暂时定下一个基调，边走边调整。面对竞争对手的迅速发展，编辑部内部大多数人坚持要“正面应对”，“他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
我当时的考虑是，其一，正面应对的难度非常大；其二，总体上，国内的财经类报刊还是刚刚起步，真正做到扎实、稳定地提供新闻的报纸很少，读者可选择的余地非常小。为了谨慎，当年（2001年）11月我们又请瑞士荣格集团的专家来进行培训，主要分析了国外成熟的财经报纸的定位、思路、写作风格、新闻理念等等；另一方面，从版面等专业角度剖析了国内现有的财经报纸。
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个较为明确的市场定位：首先，给中国人看的；其次，给关心中国经济发展、有一定经济基础、经济常识的人看的；第三，这些人并非最高端的直接决策者，更多的是中层管理者，从某方面可以影响决策者的人；第四，这些人应当有一定数量的个人财富，有一笔可以自由支配的资金。
到了今天，回头来看这些定位，其实也是在逐步调整的。因为我觉得现在中国的财经报刊的阅读者还没有清晰地分出层次来，《21世纪经济报道》也好，《经济观察报》、《中国经营报》也好，都有自己的特色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实际上，我们争夺的几乎是同样一批读者，读者群并没有真正达到细化，大家还是在选择的过程中。我个人认为，财经报纸准确的定位肯定是有助于报纸的选题策划和市场开发的，但这一定是与它的新闻资源优势、与编辑部的兴趣、欲望相吻合的。
事实上，财经新闻写作的困难是全球性的，不只在于中国，国外也如此。当然我们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有一点值得重视，国外的媒体特别强调“每一个读者”，特别尊重人。国内有的媒体不大尊重人，记者写完了不管读者爱不爱看；如果读者不爱看，那是读者阅读水平不够。更不负责任的做法是按照自己的想像去写作，这绝对是对读者的不尊重。我们常说文章要有人情味，人情味决不单指文字细腻，有场景有对话。人情味首先是要尊重读者，吸引读者读你的文章。这对我们是一个大课题。
财经新闻与社会新闻有所不同，社会新闻可以有所夸张。比如说美伊开战，一张都市报纸，就可以用非常醒目、巨大的标题。财经新闻很难用这种很夸张的视觉冲击力来表现，它需要用细致入微的、平和的方式来表现。
采访者：《财经时报》一直以办成“中国的《华尔街日报》”为目标，与这样一张国际著名财经大报相比，你认为《财经时报》的差距在哪里？发展成如此级别的报纸还需要多久？
杨大明：我认为《华尔街日报》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符号，或者说是一份能够客观、稳定、清晰地提供经济信息和评论的、有权威性的财经报纸的象征，绝不是说你照搬了它的写作风格、版式、栏目就成了《华尔街日报》了。
无论如何，报纸是对经济变动、成长的反映，既不可超前，也不能太滞后。从这个层面来说，《华尔街日报》非常稳定，能够把给读者的信息调控到最佳状态。也就是首先信息要清晰，然后是提供的信息量恰到好处，不能不够，也不能太撑。《华尔街日报》早期的报道和现在的报道都保持了非常稳定的体系。
在我看来，谁都不可能为一份报纸服务一百年，但我们可以享受这份追求和体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心态和所体现的价值。
作为一份报纸，怎么信仰，就怎么生活，就怎么选择，这就是报纸的编辑方针。《华尔街日报》的定位是“自由的市场，自由的人”。但是，就目前中国的国情而言，财经报纸还面临两大困难：一是不能真正保持客观；二是财经新闻本身的专业性难度。因此，我们只能正视自己的差距，不能太“较劲”。
采访者：纵观你的事业轨迹，似乎每次变化都是由极大的“不安分”因素导致的。每当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就不愿再重复过去的工作，包括过去的成绩；而在你所从事的每一项具体工作中，又体现了沉稳的作风与平和的心态。你认为自己属于哪种性格？你是个理想主义者吗？
杨大明：双重性格，一方面很躁动，追求新鲜，追求完美；有一点时尚，还有一些自由、散漫。这也许决定了我只能做媒体，因为猎奇是记者的一种本能。不过，我想下辈子我不一定会去做记者，可能去做设计，诸如平面设计之类的工作。
同时，我也比较保守、传统。我是从电台记者起步的。当时那种基本属于政府部门性质的管理制度，对记者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我在日常的编辑工作中已经培养出了一些习惯。我平常不是很外向，内心也不是很刚烈的人，习惯水到渠成，通常在大的规则下做事情，比如我认为，财经报纸应当保守、谨慎一些。
其实年轻时总是看重目标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才发现真正重要的是体验过程。在我生命中受到震撼最大的一件事情，莫过于我父亲的去世。1997年7月6日，父亲因为一次意外事故逝世，让我意识到原来很多东西会突然地降临到你的面前。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在自己短暂而不能完全控制的生命中，以平和的心态与身边的人相处，在有限的时间中让别人了解。
我承认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需要不断地迸发想象力，富有创造力。
经济活动充满了活力、情感、行动和各种争论，枯燥、繁琐与虚伪并不是财经新闻与生俱来的特色，新闻要讲故事，要有情节。
财经新闻是不能举重若轻的，它和娱乐新闻不同，它要求财经媒体具有扎实的制作水平，这一方面是指内容为主，内容上有看头有深度，另一方面是指一个财经媒体要保持整体风格的统一、稳定和延续。
财经记者成功的条件，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新闻理想，这是记者或者是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态度和追求；二是对职业的兴趣和职业态度的把握能力；三是宽阔的视野和拥有的新闻资源；四是熟练的新闻专业和财经专业的技能；五是刻苦性、坚韧性和一种机会。
拥有可以量化的经济学常识当然是财经记者必备的业务资质，但更重要的是诚实、理性、具有献身精神。
致力于开创一张真正“在商言商”的财经报纸，实践“独立、独家、独到”的职业记者精神。杨大明的探索，堪称中国财经传媒发展的一个缩影。
杨大明，男，1957年2月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2年毕业后分配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从记者至新闻编辑组组长。1989年夏，参与创办《中华工商时报》，先后任市场新闻部主任、副总编辑。1998年春参与创办《财经》杂志，任联合主编。2001年起，任《财经时报》总编辑。
当我们向《财经时报》的记者打听他们的“杨总”时，得到的第一句回答却是：“我们都叫他‘大明’，他也喜欢这个称呼。”果然，他没有一点“老总”的架子，初次接触就让我们感受到他那如同邻家大哥般的平易。他在收到采访提纲后，很快通过电子邮件回复道：“看了采访提纲，心中深感惶惑。但是，我也很希望借此机会反思一下这些年是怎么走过来的，就当我们一起做些业务交流吧。周六下午如何？我开车，可以就近你们。听你们的意见。”未见其人，心中已有几分亲近。
我们的采访就在北京大学南门附近的一家幽雅的茶馆中进行，平和安静又自然随意，正如杨大明给人的第一印象。他总是面带微笑，眯着笑眼，长相属于不帅但很有人缘的那种。他语调平缓，不紧不慢，那份实在劲儿不像在接受采访，俨然是唠家常。
杨大明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身上不乏北京人的豁达、随和与坦诚，甚至还有一点北京人的散漫。他很健谈，但语言淳朴，从不夸张，更难找到什么豪言壮语。他不愿过多渲染自己的成绩，而对前辈和同事的帮助总是念念不忘。他是一个深受中国传统道德影响的人，为人随和，心态平和，待人谦和。
杨大明称自己是一个双重性格的人，在他的言语与思想中，的确时时会闪现出两种性格碰撞而出的火花。在平和之中求发展，在躁动之中求创新。
这就是杨大明，一个正在路上奔走着的中国传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