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能力，我们总是很有话题，能力包括很多方面，有着极为广泛的体现方式，当我们谈及中国人的能力的时候，总是免不了想起以下四个方面：中华民族的再生能力、对不同环境的适应能力、长寿以及康复能力。生命的活力构成了中国人其他特点的重要背景，是中国人能力的一个重要的体现方面，这本身就值得人们思考。他们到底与我们有什么差异呢？难道他们天生就是一个创造奇迹的民族？
奇特的再生能力
北宋年间，中国一位伟大诗人屈原看到月亮一圆一缺，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科学哲学问题：“什么机制使月亮死了之后又复生呢？月亮里的玉兔在它的影响下又会怎么样呢？”从现代科学来看，屈原提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如果我们把月亮比作中国封建大国，就可提出同样有意思的问题。中国封建王朝确实具有“死则又育”的机制，它内部各种各样的新因素正如月亮中的玉兔，受到“死则又育”的机制的影响。
旅行者从中国人生活中得到的第一印象，便是人口过剩。中国似乎到处都挤满了人，用密密麻麻来形容一点都不显得过分。之所以看上去如此，是因为事实就是这样。日本也显得人口众多，但显而易见，日本的人口密度无法与中国相比。在人口的相对密度和绝对密度方面，中国比任何国家都更像印度。但印度的民族和语言众多而繁杂，而中国的民族，除了一些人口很少的民族之外，只有一个汉族。我们足迹所至这个辽阔国家的任何地方，无不处处证实着人口过剩这个第一印象。人口确实稀少的地方虽然也确实存在，但那些地方地理条件之恶劣已是我们无法想象，在我们看来，在那种环境下生存无异于自杀，但确实有一部分顽强的民族在那里繁衍生息。
当我们从世界史的角度鸟瞰中国封建大国的兴衰，就不能不对其巨大的修复能力感到惊异。腐朽的旧王朝在农民大起义的猛烈打击下土崩瓦解，但是在短短十几年，至多二、三十年的时间里，一个版图达数百万平方公里、人口数千万的统一的封建大国又奇迹般地重新建立起来。只要有几十年的太平和丰收，中国几乎任何一个地方就都能从本世纪一连串的灾难之中恢复起来。而恢复的前提人人可见，不管是否愿意仔细思考，总是引人注目。新建王朝在社会结构上却几乎是旧王朝的翻版。世界历史中，很少看到这种“死则又育”的再生现象。中国的任何地方，无论城镇还是乡村，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群群的中国儿童，那些过分骄傲的母亲颇不以为然地说：“密密麻麻地挤满了每一条死胡同”。当今中国社会的奇迹之一，便是能够供给这么多小孩子衣食，而且越是穷苦的人家小孩子越是多，同时我们必须记住不少孩子“衣食”无着，换言之，极端的贫困并没有明显地减少中国的人口。
罗马奴隶制超级大国瓦解之后，历史上任何企图重建罗马帝国的尝试都没有真正实现过。公元962年，德意志国王鄂图一世追慕古代的光荣，接受加冕，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帝国只是一种梦想，实际上就连德意志也没有实现统一。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查理大帝国、阿拉伯倭马亚王朝、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日本大化改新建立的统一政府，等等，都在崩溃或分裂解体后，再也没有恢复昔日的光荣。
历史带给中国的创伤并不少，从公元前209年陈涉、吴广起义，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帝国秦王朝崩溃，到公元前2O2年刘邦称帝，历时只有短短的八年。公元17年绿林大起义导致西汉帝国瓦解，但到公元37年东汉光武帝完成统一，只用了二十年（如果按刘秀称帝，也只用了八年）。611年隋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到李渊称帝只花了七年时间。621年后军击败河北、河南义军，全国安定，只不过十年左右。元明之间，动乱时间较长，差不多历时三十年。从1628年明末农民战争开始，到清王朝建立并基本平息反抗，也只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少数民族的暴乱，然后又是1877一1878年那场无与伦比的覆盖五个省份的大饥荒，可能使中国总人口减少了好几百万。也许战争的创伤看来不可能像西方那样快地修复，因为中国人的劳动力效率不高，资金也不能很快地筹集。然而，不难看到，不管破坏力有多大，总比不过修复能力。可见，中国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只需要十年到三十年左右。对于一个巨大的社会机体的更新，这种修复速度之快是惊人的。这种剧烈而又高效率的王朝更迭，说明了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内部存在着一种生命力极为顽强的修复机制。
封建大国的迅速重建，第二个必要条件是它内部存在着一套非常有效的修复机制。中国封建社会在组织层次上，是封建国家和宗法家庭（家族）的两个同构体。由子孝、妇从、父慈所建立起来的家庭关系，不过是民顺、臣忠、君仁的社会关系的缩影。在王朝统治时期，宗法家族制度发挥了与国家结构的同构效应，大大加强了封建国家对个人的控制、管理作用。可以说。宗法家庭结构象细胞那样，保存了国家组织的信息。
中国封建社会国家与家庭的同构效应正好起到这种修复作用。在封建国家稳定时，它把国家组织原则灌输到家庭、家族中。而封建大国瓦解时，保存了国家组织结构信息的家庭、家族组织又成为国家修复的模板。
历史上大动乱所摧毁的是旧王朝的国家组织，而家庭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被消灭的。新王朝的重建者大多出自宗法世家贵族之门，与旧结构有血肉相关的联系。东汉的开国者刘秀，本是南阳的豪强地主。他的外祖父是有三百余顷田地的大豪强樊重。刘秀、刘縯兄弟发动族人宾客七、八千人在春陵起兵，反对王莽，而成为东汉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是所谓陇西旧族之后。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位至公爵的大官僚。李渊本人是隋文帝妻子独孤皇后的姨侄，七岁时就袭封为唐国公，后来又在隋炀帝手下任太原留守。李渊之子，即有名的唐太宗李世民掌握精兵九万，李渊的女儿李氏也有精兵万余人。李渊周围的文臣武将，大多是一些世胄名家子弟。北宋开国之君赵匡胤虽是行伍出身，但他在后周政权中身任大将，统率殿前诸班禁军，有相当的实力。周世宗柴荣尚未完成统一大业就抱病而亡。握有重兵实权的赵匡胤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北宋王朝。
我们还可以发现，每当旧王朝在农民大起义打击下土崩瓦解的时候，一些封建世家也格外活跃。他们往往聚族而处，并村而居，积极发展家族武装。如东汉末年群雄并起，曹操手了著名的大将李典拥有“部曲宗族万三千余口”，另一大将许禇“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当时的地主家族武装，“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明末李自成起义时，长葛知县李某聚大家族和义军对抗。元末红巾军起义，处州大地主吕文燧募族中子弟为兵反对义军。清代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时期，各地的团练也主要是封建家族武装、这些历史现象表明，农民大起义摧垮旧王朝之时，正是封建家族组织活跃起来竞争之日。人们常说，地主阶级窃取农民大起义的成果重建封建王朝。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说，封建宗法世家所代表的封建关系最强，更能发挥宗法家庭的模板作用。
封建宗法家庭的模板作用是十分强大的。因为它的组织原则深入到各个家庭中，尤其是保存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生活在封建社会里的农民大众，也摆脱不了宗法家庭关系及其思想意识。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每经历一次全国性农民革命战争以后，新建王朝在总体上说来都比前一个王朝有所进步，社会生产力有所提高。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打击摧垮封建旧王朝，农民战争是一场革命。但对于封建宗法一体化结构来讲，农民战争又是调节三个子系统严重失调的稳定机制，它使封建制度在一个新王朝中有复苏的可能。农民战争规模越大，对无组织力灭扫**得越彻底，新建王朝的寿命就越长。这样，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这正是中国农民战争发生在生产力受到严重束缚的社会中，农民不能分化出代表新生产因素的社会成份所造成的深刻的历史悲剧。
因此，唯一足以持久而有效地阻止中国人口增长的，是鸦片，这对中国人来说是同战争、饥荒、瘟疫一样能带来死亡的敌人。鸦片象魔鬼一样吞噬了无数人的生命，极其迅速地为中国削减了大量的人口。但是，人口还是以不变的指数在增长，我们完全不必为了接受中国人繁殖能力很强这样一个重要观点而去假定中国的人口数量大大超过别的国家，即使按最低估计两亿五千万人口来算，繁殖能力很强这个观点也可以成立，因为问题不仅在于人数，而在于增长率。由于没有可靠的统计，我们只能满足于靠大致估算得出的结论。不过，幸运的是，这样算来也几乎不可能出错。中国人年龄很小时就结了婚，除了爱钱之外，传宗接代的愿望也是大多数中国人的主导思想。
与中国人口处于任何情况下都明显增长相对照的，是法国的人口。在欧洲，法国的增长率最低，而且是负的增长，事实表明，法国人口数量正在下降。这些事实引发人们对这个伟大国家未来的极大忧虑。而中国人，没有更多迹象表明其人种要比盎格鲁一撒克逊人退化。记载中上帝给人类最早的命令是要人类“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①。正如一位富有学识的教授曾经说过的那样，这个命令“人们眼从了，这是人们唯一眼从的上帝的命令”，在这一点上，没有一个国家有中国地道。
顺应万境的能力
正如我们曾经说过的那样，中国无论从经度或纬度而言都是地域广袤，几乎拥有各种的土壤、气候和物产，中国人自身也经常用地大物博形容自己的国家。至此，我们看到，中国人在副热带和副极带以及两者之间的地域，都同样昌盛繁茂。我们看到，各个地域之间的差别，完全取决于这个地域本身的特点，取决于它养活人口的能力，而不是取决于人们的适应能力。
来自广东、福建两省的中国移民，无论移居何地，印度、缅甸、暹罗、东印度群岛、太平洋诸岛、澳大利西亚①、墨西哥、美国、西印度群岛、中美洲和南美洲，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无论什么恶劣的环境，从没听说过他们不能很好地、迅速地适应环境。我们反而听到他们适应得十分迅速而完美，他们远比当地人勤劳和节俭。在外地的中国人总是具有非同一般的团结力和凝聚力，关键时刻他们总是能拧成一股绳，以至于当地民族为了安全起见，必须要“中国人滚出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不再作为一个整体大规模地移居海外，这对于其他民族而言，肯定是莫大的幸运，他们害怕这个日渐强大而又素质非凡的民族，如果东亚现在全是不可征眼的人，渴望着把自己的能量发散到这个星球的其他地方，如同中世纪的中亚那样，我们很难想象我们双方会变成怎样，也无法想象适者生存的原则会怎样！
①译注：澳大利西亚（Australasia），一个不确切的地理名词，有时指马来群岛和大洋洲，有时专指马来群岛和澳大利亚，一般仅指马来群岛。
对于中国人的年龄问题，由于完全没有任何一种确切的统计，因此，要谈中国人的长寿问题，除了笼统地来谈之外，别无他法。或许所有的观察者都会同意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的老年人没有一处不是特别多的。老年人总是深受敬重，高寿更是被视为一种荣耀，“寿”列于“五福”之首。出生的日子，乃至时刻，都确切地记了下来，以便需要时能确切地报出，尽管如前所述，一般的计算方法是如此粗略。墓地的碑文上总爱刻上死者的年龄，但除了产石头的地方有石碑，其他地方坟上就很少有石碑，无法从这些见证者那里得出什么推论，因此，石碑实际上没有价值。
虽然很少听到中国人有活到百岁以上的，但不足百岁的老人却随处都有，假如他们能够被提供足够的营养，我们认为长寿老人的数量一定还会多得多。的确，如果把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严重缺乏营养的穷人考虑在内，我们不得不为中国这么多高龄人口数而感到惊讶。众所周知，本世纪所有西方国家的平均寿命都在不断增长。这是因为人们越来越注意生命的规律，医疗卫生条件也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改善，如改进防疫方法，完善治病手段。而中国，我们必须记住，与哥伦布发现美洲之时相比，生活状况没有多大变化。如果社会科学和医学的进步能作用于中国，如同过去五十年来作用于英国，那么，中国的老人数量肯定会急剧增加。当然人口数量问题也会日益显现，贫困的问题又会普及到更多的人。
不讲究卫生几乎是所有中国人的特点。他们甚至不把已经了解的卫生规则当回事。有一句俗语就叫做“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说的就是脏的东西吃下去可能还对身体有好处。这一切，住在中国的外国人都知道。外国的居住者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由于对自然规律的无知和轻蔑所招来的各种疾病，为什么没有怎么影响到中国人？中国每年都因为完全可以预防的疾病而的确死了不少人，其实患病的人肯定还要多，这个事实雄辩地说明中国人具有神奇的能力，足以抗病和康复。而且很多亚洲的民族都是这样，他们接触到的病菌越多，就越具有免疫能力。中国人却会因为一件小事而豁出命去，这与他们顽强的生命力一样，都是其显著的民族特征。
迅速的康复能力
我们常常遗憾地提到，在没有准确的统计资料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依赖外国人的观察记录，由于外国人开设的药房和医院的不断增多，看病的人数也不断增加，因此这些记录一年比一年多，一年比一年更有价值。他们整理出来的医学报告，成为我们最有用的数据来源。
为了说明中国人的康复能力，分析整理年度医学报告是很有用的，而且肯定会呈现出新鲜而有说服力的结果。然而，我们只能满足于仅仅描述几件事例，其中两件是笔者知道的，第三件事情是从天津一家大医院发表的报告中找出来的，是实实在在的事情。这些事例的分量在于它们的毋庸置疑，这些事实完全不是孤立的或例外的，而是同我们众多读者的观察完全一致。
几年前，笔者与一个中国家庭住在同一所房子里，有天下午，听到窗下有人惨叫起来，窗子那里有个很大的马蜂窝，窗子是用砖坯砌成的，窗子底部有个洞。一个十四个月的小男孩在院子里玩耍，以为这是个方便玩耍之处，就鲁莽地爬了进去。
小孩的头发剃得光光的，露出红红的头皮。蜂窝里的马蜂或许是被这种异常的侵袭惹恼了，或许是把孩子的光头误认为是一朵大牡丹，立刻飞到小孩的头上叮了起来。
孩子在被抱出来之前，头上已经被蜇出三十多个包。这个孩子只哭了一小会儿，就躺在炕上睡着了。手头没有任何一种药，皮肤上也就没擦任何东酉。整个晚上，孩子根本没哭没闹，第二天，头上的包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1878年，北京有一个外国家庭雇用的一个马车夫得了流行的斑疹伤寒，很多人已经死于这种病症。到了第十三天，病情已经相当严重，这个重病号突然狂暴了起来，几个人都制服不了他。派了三个人守护他，但他们已经弄得精疲力竭了。这天夜里，这个病人被绑在**以防逃跑。在守护人睡着之际，他设法松开绑绳，一丝不挂地逃出了房子。凌晨三点，人们发现他逃跑了，就仔细搜查了这所房子，包括几口井，怕他会跳进去。最后在院子的围墙那里发现了痕迹，这堵墙高约九至十英尺，他是先爬上一棵树再逃走的。跳到墙外地上，他立刻走向城墙内的壕沟，就是这堵墙把北京的鞑靼人的城与汉人的城隔开的。两个小时之后，人们把他找到了。
他的脑袋紧紧地卡在了墙下用于阻止壕沟通行的两根铁栏杆之间。他曾经早就迫不及待地想来这里凉快凉快，看样子，他已经卡在这里很长时间了。正要把他带回家的时候，人们发现他已经完全不发烧了，尽管他的两条腿还有点风湿，但后来也慢慢地而又理所当然地康复了。
一个天津人，年龄在三十岁左右，以在中国军队进行军事训练的训练场附近捡那些废弹壳为生。有一次，他捡到一颗炮弹，当他试图拆卸炮弹时，炮弹爆炸，炸烂了他的左腿。他被送进了医院，截掉了左腿膝盖以下部分。这个人非但没有放弃这种提心吊胆的危险的谋生方式，反而很快重操旧业，六个月之后，又是一次类似情况，爆炸之后，左手手腕，连同手腕以上的两英寸胳膊被炸飞，右臂的上半截被火药严重烧伤，鼻梁和上嘴唇炸开了一条深深的口子。弹片也击伤了他的右脸颊、右眼的上眼睑、额骨的后侧以及右腕，右股骨也被深深地切开，骨头都露了出来。
受了这样的重伤，这个人半昏迷而又无助地躺了四个小时，忍受了太阳暴晒。这时，一位官员碰巧看到他，命令几个苦力抬他去医院，官员本人也陪伴了两英里路程。
抬他的人显然是抬累了，等这位官员一走，就将这个可怜而又不幸的人扔进一条沟里让他等死。虽因失血过多而极度虚弱，这个人还是设法爬出了沟，单脚蹦跳了五百码，来到一家米店，找到了一大筐子吃的，便用一只尚听使唤的手臂侧身爬进了这只筐子。为了把他弄走，米店店主就把他连同这只筐子送到了医院门口。这家医院使他免于死亡，尽管由于大量失血，他身体状况几近崩溃，脉搏也十分微弱，但并未神志不清，还能清楚地讲话。他还曾经沉溺于鸦片，这不利于康复。不过，除了第五天和第六天有点腹泻，还有点轻微疟疾，这个病人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什么坏症状，四个星期后，他带着他的假腿离开了这家医院……
如果哪一个民族能有像中国人那样的身体素质和恢复能力，就可以从战争、饥荒、瘟疫和鸦片的作用之中生存下来，他们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就如同野草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果他们再注意生理学和卫生学的规律，食物得当，营养充足，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单是这样一个民族，就可以占领这个星球的主要地区，乃至更多地区。
法国的大作家、哲学家米凯莱·戴·蒙泰涅曾经在了解中国的历史后颇有感慨地写道：“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世界该是多么辽阔而变化无穷，无论是我们的前人，还是我们自已都没有彻底了解它。”中国的历史在我们眼前呈现，中国的未来怎么样，我们拭目以待。
拒绝喜新厌旧的本能
古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繁荣而昌盛。据史书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出现了几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山东淄博。唐代都城长安，宋代都城开封，南宋都城临安，人口都达到百万以上。据苏联大百科全书《城市》一书统计，十三至十四世纪中国拥有十万以上人口的城市不下五十个。书中称“在中世纪东方所有城市中，中国的城市人口最多，最繁华，最富庶，最美丽”。另外，欧洲“中世纪城市人数一般不超过五千到一万”，只有科伦、伦敦等很少的城市居民达四至五万。居民人数达十万的，只有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这也就难怪当西方中世纪游客到达伊斯兰阿拔斯王朝首都大马士革，见到该城有五十万人口，就惊讶得瞠目结舌了。宋代东京城内，有一百三十余座寺观祠庙，七十二家富丽堂皇的大酒楼，而号称“瓦子”的民众乐园，一次就可接纳数千人游乐。当时，仅汴河一路，每年从江南运往京城的粮食就有五百至七百万石之多。商业的发达表现在行业分工的细致上，南宋京都临安商业达四百多行，有米市、肉市、川广生药市、象牙玳瑁市、金银市、花朵市、卦市……不一而足。据《武林旧事》列举临安城贩卖的市食有四十一种，果子类四十二种，粥类九种，糕类十九种，甚至冷饮也有十七种，名酒五十四种。据记载，当时各酒楼点检酒息，日课以数十万计。
而今天的中国呢？与别的民族的历史相比，中国人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中国是在倒退。古代的圣人本身，谈起更古的“古人”，都是用极其尊敬的口吻。孔子也声称自己不是开创者，而是传播者。他的使命是把长期以来被忽视和误解的古人的知识收集起来，传播给后人，正是他的锲而不舍才成就了这项伟大的事业，使他成为本民族崇敬的圣人。他联系古今，传道授业，当之无愧地成为圣人的代表。儒家的道德理论认为，有了明君，才会有良民。君是盘，民是水，盘是圆的，水就是圆的，盘是方的，水也就是方的。由这个理论可以推断，明君统治时期，美德之花处处开放。有时，目不识丁的苦力都会告诉我们“尧舜”时期夜不闭户，因为没有小偷，在路上丢失了什么东西，第一个发现这件东西的人就会守在那里，直到有第二个人来，他才走开，这样一个替一个一直等到失主到来，完壁归赵。由此可见民风之淳朴，明君的功德也颇为显现。
在中国，有一个普遍的说法：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今不如昔。这种厚古薄今的倾向不限于中国和中国人，全世界都是如此，只是中国人对此深信不疑的程度，则是其他民族“无与伦比”的。古代文献记载了古代的所有美德，现今的一切都只不过是沿用承袭，祖先为我们今天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铺垫作用，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些文献备受推崇。正统的中国人看待“四书五经”，就好比虔诚的基督教徒看待希伯来语的《圣经》一样；它们都是被认为包含了过去的最高和最优秀的智慧，是圣典的象征，无论古今一样适用。一位优秀的儒学家不会相信“四书五经”还需要增补，好比一个优秀的基督徒无法相信《圣经》还需要修订一样。他们一致认为，事情已经够好了，再要让它更加完美，纯属无聊之举。
正如众多优秀的基督徒用《圣经》的文字去解释《圣经》作者心中从未有过的事物一样，儒学家也时常会发现“先圣”不仅是关于现代政府一切行为的权威，而且也是古代数学甚至现代科学的鼻祖。
古代的经典造就了中华民族，也造就了政府体制，现在的制度都是古代沿袭，不管这个政府体制具有什么别的性质，它的顽强执著却是不争的事实。自我保护是民族的首要原则，一如它是个人的首要原则一样。因此，一种统治方式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年代还完好如初，虽然这并非独一无二，但人们对它的敬仰之情与他们对“四书五经”的敬仰之情是十分相似的。哪位有点背景知识又在学习中国历史的学生，如果想弄清并解释中国政府发展至今的过程，那么，他的发现一定是十分奇妙的。我们有把握这样认为：他一定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什么别国经历过的内部革命，中国却没有经历。这些在外国轰轰烈烈的东西，在中国却没有奏效。
有个故事，说有人造一堵石墙，六英尺厚，四英尺高。人家问他为什么造这样一个怪东西，他说这是考虑到墙被吹倒之后反而会比过去更高！中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被吹倒，它是一个立方体，一旦翻倒，也只是换个面，其外表与内涵还都是一如既往。这一过程反复出现，教会中国人：政府演变的结果是可以预料的，如同我们知道猫即使从高处摔下来，仍然能用脚走路一样。体制再换还是脱离不了本性，只是换了一面示人罢了。人们深信，设计者和建造者有着无与伦比的智慧。任何改进建议无异于十足的左道耶说。因此，古人无可争议的优势是建立在后人显而易见的劣势的坚实基础之上的。
明白了这些之后，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人因循守旧的根基何在了。我们实在不好不此做出什么评价，中国人与古罗马人一样，认为举止与道德是互通的概念，同出一源，本质相同。他们害怕变更，更畏惧向风俗提出挑战，对于中国人来说，违反风俗习惯就是冒犯了禁区。我们不必因此就去对这些风俗习惯刨根问底了。
中国的风俗习惯被一种本能果敢地保卫着，相似的本能则驱使着一头母熊保护幼熊。
这种固守习俗的做法其实是一种小农经济的体现，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老子的理想国，多少反映了这样的观点，现翻译如下：
国家要小，人民要少。使老百姓有过多的用具而不去使用，使他们害怕死亡而不会迁移到远方。虽然有车和船，却没有必要乘坐；虽然有武器装备，却没有机会显示。要让老百姓回复到结绳记事的方法，对能吃到的都感到美味可口，对能穿戴的都以为美观得体，对自己的居宅认为安全舒适，对自己的风俗习惯乐于保持。相邻的国之间都能互相见到，鸡犬之声都能互相听到，但老百姓直到老也不要相互来往。
这不仅仅是中国人的本能，它属于全人类。我们注意到一种普遍现象：千百万人准备为某种信仰而献身，但他们却不理解这种信仰，也不会按照这个信仰的具体信条去约束自己的生活。这个世界的各地都上演着因循守旧的悲剧：人们拒绝达尔文的进化论；大家鄙视哥白尼的日心说；无数的科学家为了说服固执的人们付出了血的代价。
中国的风俗习惯，如同中国的语言，我们不知道是用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形成的。风俗习惯就像人类的言语，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但是，中国的风俗和语言的形成条件，各地不同，风俗习惯的不同也造就了语言的不同，因此我们就看到了令人不解的风俗差异。这种差异由一句谚语道出：“十里不同俗”。不同的语言也体现了各地的特色。风俗习惯和语言一旦固定下来，就像石膏一样，你能摔碎它，但不能改变它。至少理论上是这样。但实际上任何理论都会有弹性去变通，任何风俗习惯都不是永远不变的，只要有一定的条件，就可以有所变化。事实上，很多风俗习惯都在历史潮流的演变中风化，变成粉末烟消云散。
中国广大的农民是固执的典型代表。他们一般没有专一的宗教信仰，只是敬畏一切鬼神，膜拜一切菩萨，相信因果报应，因而更加逆来顺受，麻木不仁。他们的民族观念远没有达到明辨夷夏的地步，往往同地域观念和贫富观念混杂在一起，所以会歧视贫穷的异族人，就象看不起贫穷的外乡人一样。但对异族的官员皇帝，却是不敢有丝毫不满的。衣冠服饰的改变会引起他们的不满，但绝不会像知识分子那样看得严重。而且一旦接受以后，他们又最不愿意改变。
最能说明这个道理的例证，是清朝统治者在所有中国臣民推行一种全新的削发发型。这种明明确确的屈服标志，理所当然地遭到许许多多中国人的拼死反对。但是，清朝人不辱使命，不改初衷，使之成为忠诚朝廷的标志和尺度。我们目前看到的一切便是其结果。现今保留辫子最多的还是农民。他们没有文化，很少获得外界的信息，也很少有人了解自己的国家，“爱国”、“维护统一”这一类概念，根本不可能在他们头脑中产生。中国人如今骄傲于自己的辫子，胜于骄傲于自己的服饰，辫子成了全身的闪光点，是表明自己的忠心的。现在，只有广东和福建两省当地人还残存着对朝廷的仇恨，他们用头巾来遮盖民族耻辱。
佛教引入中国，也是靠战争开道，多少人为此付出了性命。但是，一旦佛教完全扎根下来，就同中国当地的道教一样，难以替代。所以，风俗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过都是时代的过场罢了，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内容，但是它一经固定，要改变还是需要大力气的，对于中国尤其如此。
中国的风俗习惯从起源至今并没有发生什么巨大的改变。不难看出，原因在于人们一直假定既成事实是正确的。长期以来确立下来的习惯，是可怕的暴君造成的。无以数计的人习惯于这种风俗习惯，从来不问其起源和原因，他的责任是遵守，于是也就只管遵守不问其他了。毫无疑问，这个国家不同地方的人们，宗教信仰的程度大相径庭，但有一点是绝对肯定的，即“三大宗教”的仪式虽有千百万人奉行，但他们却缺乏对这些宗教的信仰，一如他们缺乏对埃及象形文字的了解一样。他们顶礼膜拜自己并不了解的偶像，甚至做自己都不能理解的事情，却从不究其原因。如果要问及某种特定宗教习俗的原由，下列两种回答是最普遍不过的了：一是认为这种与神沟通的全套方法是古人传下来的，自然有其过硬的道理；二是认为“人人”这样做，也便跟着这样做，没什么需要怀疑的。在中国，机器带动齿轮，而不是齿轮带动机器。既然人们时时处处都这样做，那么，随大流就行了。
蒙古有个风俗，每一个有能力吸鼻烟的人，都要拿给朋友吸。他一旦碰到朋友，就要把这个小鼻烟壶掏出来让每个人都吸一吸。如果这个带着鼻烟壶的人盒子里不巧没装烟，也得把空的鼻烟壶传递一圈，客人也会径直拿来假装捏一捏，最后又把它递回去。如果客人表现出已经知道鼻烟壶是空的，就不得体了，然而顺从这种恰当的做法，便是保全了主人的面子，这一切礼仪是先人传下来的。先人总是对的，富有智慧的，在许多小事情上，中国人都按部就班。珊瑚早就没有了生命，但留下了珊瑚礁，因此，必须小心翼翼地照航线行船，以免翻船。
有些事情换了一种方式就做不成的，这样死守规矩办事的，不仅仅是中国人。印度的苦力习惯于用脑袋来负重，为造铁路而运泥土时也这样做。承包商提供了手推车，这些苦力就把手推车也顶在头上。巴西的苦力也像印度苦力一样负重。一位外国绅士让他的巴西仆人去寄一封信，结果惊奇地看到他竟然把信也放在头上，并在上面压了一块石头。相同的思维过程揭示了相同的行为起因，中国人办事讲求依葫芦画瓢。我们熟悉各种关于模仿的例子：一个厨师每次做布丁时总是先敲开一只鸡蛋再把它扔掉，因为他第一次看人做布丁时，那只鸡蛋恰巧是坏的；一个裁缝在一件新衣服上也缝上了一块补丁，因为给他做样子的那件衣服上恰巧有块补丁。这样的故事无疑夸张了中国人的素质，虽无恶意，却十分逼真地再现了真情。这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他们谨慎的表现，但在更大一部分程度上还是说明了他们的因循守旧。
中国人敬仰先人的例子，对于每位熟悉他们的外国人来说，都是举不胜举。先人的说法在他们眼中都是神圣的，不可替代的。中国人的这种做法，在我们看来是行不通的，我们只有理解了个中道理，才会照搬先人的做法。住在北纬二十五度附近的乡村，按照整个国家的固定做法，人们必须按统一的时间脱下皮衣，戴上草帽，先人成了人们心中的神，支配着他们所有的行为。在某些地方，冬天只有靠炕来取暖。如果一位旅行者来到这样的地方，正赶上一场寒流，就会发现无论如何说服不了店主把炕烧热，因为不到季节！这样的事情是再平常不过的了。
众所周知，中国的工匠总是拒绝采用新的方法，我曾经看过一位给外国人烧砖窑的工头，他可以说是保守的典范。有一次，厂主让他们烧制一批方砖，比当地流行的尺寸稍大一些。这只要按要求准备一个木制的箱子，再做一个模子即可。等到问他们要砖时，砖头却没有烧制出来。当厂主让工头对此解释时，他却说拒绝参加这样的革新，还理由十足地说，天底下就没有这样的模子！
任何一位与中国休戚相关的人，与这个伟大国家的前途有些许利益关系的人，都不能不看到，因循守旧影响了外国人与中国和中国人的关系，成为这个伟大民族前进的绊脚石。19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注定是中国历史的关键时期，而这样的好时光却在他们的拒绝变通中慢慢流逝。大量的新酒已经为中国人准备好，但中国人只有用旧酒囊来装。多亏中国人天性中因循守旧的本能，迄今为止才接受了极少量的新酒，即使是装这些那么少的酒，新瓶还在准备过程之中。
他们当然会遇到灾难，但却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始终固守这种观点的人不可能会努力去推翻已建立的秩序，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中国的知识界实际上是思想和行动的领导者，这是其他任何国家所不可比拟的。但是，中国的知识界却极力说服中国人，现存的体制是公认最好的。他们以史为鉴，旁征博引，以令人信服的实例告诫中国人，对他们的体制作任何改良都是行不通的。他们这种顽固不化的因循守旧正是这样慢慢地生长起来的。
中国目前对待西方的态度是拖延。一方面不太愿意接受新事物，另一方面则是根本没有愿望，甚至不想放弃旧的事物。好比我们看到年代久远的泥屋子，早就应该复归泥土，却用难看的泥柱子撑在那里，延迟那不可避免的倒塌。因此，尽管旧的风俗习惯、旧的迷信、旧的信仰现在已经过时，可人们却还在抱残守缺。他们告诉我们：“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话却也不无道理。变化的过程可能长期受阻，之后却会突飞猛进的。
刚开始试图引进电报的时候，某省的水师提督还奏明皇上说，当地人对这一新发明极端仇视，以致电线都架不起来。但是，一旦与法国打起仗来，电线在完全不同的背景下架了起来，该省政府立刻设立了一些官电局，而且此举备受推崇。
中国人相信命运的安排，相信命运的必然结果是走向绝望，或者失望；带着这种念头的人，尤其是中国人，只能像病人一样等待着最后的解脱，等待着时来运转，等待着好的命运来解救自己。而相信命运的结果也是带来了思想上的腐朽不化，一个民族如果像中国人那样相信命运的存在，相信命运是事物的本质，是不可违抗的，那么就肯定不会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坚决抗争。
几年前，许多人迷信风水，这几乎成了在中国修建铁路的不可逾越的障碍。第一条很短的铁路线，建在开平煤矿①的一个出口，穿过一大片中国人的墓地，需要迁坟让路，这就是在英国或法国也一样。如果情况只是风水与发动机的较量，那么，只要看一眼分为两半的墓地，就足以让人明白风水永远都敌不过发动机。这条最初线路后来延伸扩展时，进展缓慢，其原因明显在于财政方面，而不在于泥土占卜。
①译注：开平煤矿，矿区在河北省开平镇，1877年（光绪三年）由李鸿章用官督商办形式设立，是中国最早用机器开采的大煤矿。后于1912年与深州煤矿合称“开滦煤矿”，
在中国的重要事务中，因循守旧的本性也宽容对先人的不敬。在中国，最不可更改的规矩莫过于守孝：如果一个官员死了父母，他必须回家居丧守孝。但是，尽管他再三“声泪俱下”地申辩，皇帝却相反还是让他继续操持国家的大事小事，而这些年他本来应该回家为母亲居丧守孝的。中国最牢固的礼仪莫过于父为子纲、君为巨纲。因此，最近一次更换统治者时，皇位由旁系继承，继位的年轻皇帝，其父亲还活着，有两种可能性不可避兔；要么自杀，要么永远退隐。因此，光绪继位，醇亲王①就得挂印辞官。醇亲王生病期间，他儿子作为皇帝，数次前去探望这位巨子——也就是自己的父亲。探望得采取一些权宜之计，因为父亲一直到死，都是自己儿子的大臣。
“因循守旧”与日本的创新能力
如前所述，因循守旧的本能，使得中国人十分尊崇先人。但是，正确地去理解并谨慎地因循守旧，就能使外国人在同这样一个敏感、固执、保守的民族打交道时，多一个强壮的卫士。只需模仿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不去究根问底，刻意顺从现存的所有实际情况，并在其受到威胁之时不遗余力地去维护。这样，居住在中国内地或其他地方的外国人，都会像住在北京的外国人一样，明智的因循守旧，日子过得安静而舒适。船只无法航行的暗礁，一旦穿越过去，就是和平与宁静的水域，再也不会有暴风骤雨和恶浪滔天了。
而日本这个同样也处于亚洲的民族却截然相反，他们民族的创新精神使得他们大胆地接受来自其他各个民族的先进文化。他们风俗中溶有各国的特色，这也是他们善于学习和模仿的结果。这一点，从日本的茶道中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体现。茶道，其实就是通过饮茶，对人们进行礼仪的教育和道德的修炼。众所周知，日本的茶和饮茶是唐时由中国传入的。“茶道”一词，也最早见诸于中国唐代史籍中。但日本人民是一个勤奋好这，而又善于创新的民族。在中国茶的影响下，他们结合本民族的特点，为孕育具有日本特色的茶道打下了基础。宋时，日本高僧荣西禅师两度来浙江留学，回国后写就《吃茶养生记》，这是日本最早的茶书。接着，又有许多日本高僧来浙江余杭的径山寺学佛，特别是日本曾僧南浦绍明，不但勤研佛学，而且认真学习径山茶的栽、制技术和寺院茶宴仪式，回国后加以广泛传播。于是，茶道起源与中国，却成了日本文化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