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日本人的纠纷都可以通过心平气和的调解来解决，我们看看日本中介机构的发达就可以知道。他们总是通过中介机构的私下调解而解决矛盾，不会象中国人这样到处谩骂，弄的众人皆知。比如说，日本也有维护消费者利益的新产品法律，但是日本的公司当遇到因产品质量而造成伤害的案子时，常常会委派一个得力的调解人去和受害人协商，私下了结这件事情。调解人去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通常携带一个装满现金的信封，而受害人自然也乐意接受这样一种实惠的处理方式。同样，在东京，我们可以经常看到人们通过这种方式来调解离婚、交通事故、邻居纠纷等一类矛盾。这样的做法既不惊动他人，又能让双方都省时省力，得到实惠，比之于中国人徒劳的骂街，确实先进许多。
中国人如果认为自己很受委屈，那么这股从骨子里冒出来的气就是任何一种力量都无法抑制的了，因为这是一种突发而又完全失控的气，来势汹汹，轰轰烈烈。确切地说，不知他会气到什么程度，不知道他会疯狂到什么程度。我们曾经听说，一个要求一位经验丰富的老传教士为他作洗礼的男人在受到了委婉的拒绝后，他立刻拿起一把刀子威胁这位传教士，试图用一场战斗来强迫传教士为自己作洗礼。所幸的是，大多数信教者对这种凭借武力进入天国的方法不感兴趣，因为天国的平静与武力是格格不入的。但这个潜在的原则却始终为中国的各种社会生活所奉行，被视为一种快捷的达到目的的方式，而没有人考虑它的风险。一个要求经济帮助的老妇人，如果得到的回答是“不”，那她就会躺倒在你车夫的骡子跟前，用这种抗议手段来要挟。如果被压着，那她就更有利了，她就会有理由让你永远供养，或者赔付一笔数目可观的生活费。现在街上就有很多这样的乞讨的小孩，如果不给他钱，他就用他脏兮兮的手拽着你的衣角，知道你会厌烦，于是你就不得不给他钱。这样的小招术一定是小孩的父母教的，从小就受到了如此良好的教育，无怪乎这种性格会一代又一代香火不断。在笔者所住的那个村庄里，曾经有一个时常威胁说要自杀的老妇人，尽管她的所有邻居都愿意成全她，但她似乎一直没有达到目的，各种手段都行不通。最后，她跳进村里的一个泥塘自杀，却扫兴地发现水只淹到头颈，结果湿淋淋的扫兴而归。她不会转一下脑子把头浸到水里去憋死，或是干脆直接躺进去，却满足于为这件意外的事情厉声责骂整个村子。第二次，她成功地淹死了。
如果有些冤枉的事情没有法律来纠正，来控制，用理性的大家都认同的手段来解决，就会出现武力的手段。比如虐待儿媳妇超过了风俗的许可，受伤害的一方就会聚众去找婆家算帐，如果婆家还不认帐，那就会有一场好斗。进攻者就会砸碎屋内的所有陶器，把镜子、水罐以及其余易碎物品全部砸烂，可能还会拿几个人来开刀，直到消完了气才走，尽管这样没有任何用，儿媳妇可能在他们走后受到更严酷的刁难，因为婆家受了气也要出。如果预先知道他们要来算帐，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些东西搬到某个邻居家里去。在北京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当地有个男的在婚事方面上了当，他同一位漂亮女人定下了婚事，不料在婚礼上却发现新娘是一个又老又丑又秃的女人。失望的新郎倌极其恼怒，打了媒人一顿，痛骂所有来参加婚礼的娘家人，还砸碎了新娘子的结婚用品，弄的婚场一片大乱。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会这样做，只要他设身处地。这就为和事老提供了用武之地，有些时候，这些必不可少的人物深感需要和平，因此他们心甘情愿地东奔西跑，求求这方，拜拜那方，虽然这些冲突与自己无关，完全是为了大家能够和谐相处。
而当激烈的社会纠纷无法用普通的途径（在中国人看来物理是普遍的途径，尽管西方人认为法律是更一般的手法）加以调解之时，就要开始一场诉讼。中国人不喜欢打官司，他们头脑中没有什么法律的概念，这和自古的专制统治有关，这也是现在中国政府大力提倡依法治国的原因。打官司，这个词在中国听起来简直是要命。愤怒，使人在争吵之中完全失控的盲目，同样能使人在发泄之后，执意要把犯事的人带去见官，为的是“法办他”，这是进一步发泄的表现，换一种方法尝尝鲜。有人宣扬说，宁死不打官司，因为打官司比死还要糟，还要麻烦可怕。①可笑的是，有一个从别处搬来的人，受了点别的地方的观念的感染，他的狗被邻居打死了，于是扬言要去告他。别人劝他告了就没有和解的余地了，但他说他要告的是是打狗的行为，这种行为太下流了。这样的官司，在西方是收了诉讼费还要遭驳回的。但在中国，可能会导致两败俱伤，结下血海深仇，成为世代冤仇的发端。但总的来说，中国人的每一起官司，双方都会有和事佬时时出现，他们的调解很有价值。所以很多诉讼都以庭外调解告终。有很多真正闹上法庭的可能也只是和事老的不成功没经验。
而在西方，人们的法制意识极强，法律是他们维护自身利益的最好方法与途径。对于同样的一件事情，西方人首先想到的便是拿起法律的武器来捍卫。我们已经听说过很多这样的例子，一个得了肺癌的外国老太太，通过状告烟草公司而为自己赢得了巨额的赔款，而一个被餐馆的食物烫着舌头的人，也通过法律为自己争取到了利益。拿中国律师业的萧条与美国律师业的发达相比就可以看出这点。在美国，每个市民都会关注法律的出台和变更，每个市民家中都有与法律相关的简易书籍，每个市民都会写简单的诉讼状，而在中国，官府的条文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一纸空文。那些烦琐的手段倒没有骂街来的干脆利落与爽快，尽管结果往往是天壤之别。
西方人的性格中没有中国人的那种依附性，依附性简言之，就是缺乏独立的主体性人格，缺乏独立自主的精神，习惯于依赖他人（如权威）、他物，而不靠自己独立的思维和行动。中国传统社会中，国民之所以依附性太强，其根源是，首先，从封建社会的社会组织形式来看，在国家、宗族、家庭、个人四个层次中，由于宗法伦理的深刻影响，个人没有独立的意义，个人不具备独立的主体资格。从经济关系看，封建土地地主私有制形成了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由于缺乏商品经济中私利意识的催化，个人意识也相应的比较淡薄。最后，从思想文化上看，儒家思想自汉以后被统治者作为教化工具，用以建立和维持“父慈子孝、君礼臣忠、夫义妇听、兄友弟恭、长惠幼顺”的宗法制社会组织秩序。总之，在传统社会中，个人缺乏独立的人格。虽然现在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在西方各国和周边各国的影响下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由于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影响，仍然缺乏民主、法治的启蒙、引导，所以旧的依附关系仍普遍存在，只不过以新的形式出现，比如身份关系由过去主要限于家庭、宗族变为集体组织、单位而已，人们的身份和地位都不是独立的，而依赖于单位和组织。集体组织和单位对个人几乎事无巨细，一一包管。这种制度在让人们感受到一种社会的保障性的同时，也使个人陷入了一种难以自拔的依附性境地。而且，“当维持生存和发展的社会资源完全仰仗于单位这一唯一的提供者时，人们就不可能摆脱单位对自身的束缚，就难以拒绝单位代表国家对自己提出的任何要求”。
像中国这样一部复杂的社会机器，这么庞大的人口数量以及政府机构，肯定会经常吱吱嘎嘎地作响，有时也会在极大压力之下弯曲，或者摇摇欲坠，但实际上很少在压力下断裂，这是因为总有人充当中间派，在出现纷争时联络双方，增强感情，像人体一样，中国的政体，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装有很好的润滑液，会在最紧要的时候和地方滴上一滴。爱好和平的本质，会使每一个中国人成为社会中有价值的一部分。中国人热爱秩序，尊重法律，即使法律并不令人尊重。在所有的亚洲民族之中，或许中国人最容易统治，只要统治方法让他们习惯。毫无疑问，有许多或者说大多数其他形式的文明要比中国来得优越，但或许很少有一种文明能够像中国社会那样承受那么多年的压力，因而和事佬可能是最有资格要求得到祝祷的。
中国语的“婉”与美国语的“爽”
“信”由“人”和“言”两个偏旁构成，人言为信，字面上就看得出含义，属于汉语中的会意字。“仁义礼智信”，“信”自古被列为中国这“五常”的末位。按照那些熟悉中国人的人的观点，有大量证据可以表明，信在天朝国家事实上是最末一位的德行。了解中国人的人，都会同意基德教授的观点，他说道：“但是，如果选择这个美德作为一种民族特质，不仅是为了在实践上蔑视它，而且也为了与现存的处世方式形成一种对比，那么，就没有比‘信’更合适的了。中国人在公开或私下场合的表现，与诚信如此背离，因而他们的敌人会抓住这一点，来讽刺他们的表里不一。虚情假意、表里不一、口是心非和奴颜婢膝，才是突出的民族特点。”等我们详细研究之后，就能更好地判断有多少中国人的生活事实能更好地判断这些论断。
“如今的中国人同他们的古人区别不大。”我们相信这中说法的合理性，而且我们相信一些有能力有作为的学者的观点也是如此。毫无疑问，关于信的标准，中国与西方各民族诚信的标准有很大区别，尽管我们只认为西方的信才真正反映了信的本质。一个细读中国经典的人，如果他独具慧眼，则会在字里行间读出许多被中国人称为潜台词的含糊其中的拐弯抹角、闪烁其辞甚至谎言的言辞。他还会发现中国人对西方人的坦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可以压缩表达：“直而无礼则绞。”孔子的《论语》中描述了这样一件对西方人来说意味深长，而儒学家却完全不解其中味的孔子与孺悲的故事。 “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之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这段文字，摘自理雅各的译文。孺悲不是孔子想见的那种人，于是孔子采用了非常典型的中国做法。
作为亚圣与孔子并称的孟子也仿效了孔子的这种做法，两着异曲同工。作为诸侯国的客人，他被邀请去上朝，但盂子希望诸侯王先来拜访他，这种荣耀是没有人不想得到的，于是便称病不去，但为了让诸侯王知道并显示那只不过是一种借口，他第二天就出门拜访别人。陪伴孟子的那位官员，虽然夜里同孟子讨论了这种处理方式的合理性，但他们没涉及为荣耀而说假话这样做是否道德，只涉及礼节问题。而现代的老师在给学生解释这段文字时，也没有多加思索即妄下结论。
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
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明日，出吊于东郭氏。公孙丑日：“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
王使人问疾，医来。
孟仲子对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趋造于朝，我不识能至否乎？”
使数人要于路，曰：“请必无归，而造于朝！”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景子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
曰：“恶！是何言也！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则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谓也。《礼》曰：‘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团将朝也，闻王命而造不果，宜与夫礼若不相似然。”
曰：“岂谓是与？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谦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五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
中国人常常自诩，他们是很善于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问题的，这使得汉语的表达带有那浓重的集体协商意味。推测、迎合、揣摩、大量、反疑……在汉语表达中运用的相当普遍。年久日深的不断磨合，使中国人的感觉越来越精细和灵敏，遂发展成为一种不借助语言就能彼此体察的能力。“说什么固然重要，但怎么说更为重要，而没有说出来的则可能是最最重要的。”一位学者这样评价中国人的语言。
然而这种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到了美国，便会带来麻烦。我们知道，美国人素来开朗直率，他们的真实意思往往很直接地表达出来。比如说你到一个美国人家里吃饭，在吃完桌上的东西后，主人会问你还需不需要添加一些，按照中国人的习惯，他们会说不需要，而美国人则认为中国人所说的不需要就是真的不需要，于是中国人便只好饿着肚子纳闷地期待着外国人继续把菜端上来。
还有一个例子，如果你应邀到中国人家里做客，主人觉得屋里很闷热，想把窗子打开来透气，他肯定会先问你闷热不闷热，如果你不了解主人的心思说不热，事情就会陷入僵局。然而若是美国人，那么他会很坦率地问你，他想打开窗子，要是你不在意的话，你当然不会在乎，于是事情就会变的简单多了。
隐含与掩饰的艺术才能
在中国人那里你是很难获得真相的。中国人的日常谈话，尽管还算不上完全虚假，但总是让人揣摩不透。即使你是一个很出色的侦探或是心理学家，能很顺利的猜透别人的心理和想法，你都会在中国人面前一筹莫展。中国人的玩笑频繁的让人难以得知真相，我们在此只能用“玩笑”这个词来形容。因为中国人的谎言远比玩笑的程度要深的多。人们永远都弄不清别人是否把整件事情说了出来。即使是向你寻求帮助，举个很普遍的例子，就说打官司，虽然他交给你全权处理，希望你能帮他赢回他的道理，但事后你还是极有可能发现有几件重要的事情没告诉你，显然，这不是出于恶意掩饰，而是普遍的隐瞒天性在作祟，因为他本人才是隐瞒不讲的唯一受害者。如果说是恶意，只能怀疑这个人是否有自虐倾向了。全部事情只有等事后或者说等发生后才能弄清楚，不管你是从哪一点着手，多么全面的去考虑，每次都这样。所以中国有个成语叫“眼见为实”。不过我要说的是，即使眼见，也有可能是表演天赋在发挥作用。一个十分熟悉中国人的人，不会因为自己听说了全部事情（当然是所谓的全部了），就认为已经明白了一切，他会聪明地把别人所说的桩桩件件同他所能确认的其他事情联系起来，最后再麻烦几个信得过的中国人一起仔细推敲一番，绞尽脑汁，认真揣摩，用上所有常人的和非常人的逻辑和思维来确定这些亦真亦幻的事情中哪些可能是真的。
用以上两点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常常在交谈了很长时间之后却没有一点实质性内容或是得出什么有效的方法或是可靠的结果可以说是比较充分的了，如上所述的诚信的缺乏，以及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猜疑。这两方面也足以解释为什么外国人之所见，中国人很多不可被人理解之处都是由于他们不真诚。虽然我们无法确定他们的目的，但我们总是隐约感到背后肯定还有东西，可能是经验留给我们的直觉。正是这个原因，当一个中国人向你神秘地耳语一番，告知你关于另一位你感兴趣的中国人的事情，或者是告诉你一条什么据说是可靠消息的时候，你往往会心头一沉，纳闷一阵。接下来的便是无穷无尽的思考与困惑了。说话者是在背后使坏？还是确实在讲真话？我是应该相信？还是不领别人的好意？此外，人们无法保证中国人的最终结论就是最后一个结论，可能他告诉你的是他所认为的真事，但他的观点随着分秒而改变，可能下一阵子他就会再跑来告诉你他说的不对，并且很诚恳地对你说对不起。而你所相信的后果也只能由你自己承担了。这个看起来如此容易说清的问题，对各行各业的人来说，都包含了许多各式各样的烦恼的因由。
在中国，任何事情的真正原因，人们几乎不可能指望得知，而如同上面所说的，即使真的知道了，也无从确信，所以任何事实的真面目与你都有两层阻隔。每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天生有一种墨鱼的能力，也就是说，他们在被追逼时，最擅长的就是放出一些墨汁，迷惑他人，误导他人，并且使自己安全地退居其中，这是一种很聪明的小把戏。这种小伎俩让中国人又多了一种“民族特性”。如果有人在旅途中把你拦住，让你捐点钱，说是为了那些贫穷但又希望探索新天地的朋友，因为他们没有钱，他们很可怜，因为物质而被剥夺了享受人生快乐的权利。你捐钱的时候，你的随从只是孩子般温和地笑笑（实际上我们可以推断出这种笑是一种诡秘的笑）向你解释说，你的钱只够你自己用，而且他会给乞讨者一堆理由说路上有很多困难需要花很多钱，所以很抱歉不能给你们钱，诸如此类，同样他会用那种看是温和的孩子般的笑容对他笑笑。而他绝对不会说“你的钱同我没关系，你自己看着办好了”。因此，你就这样因为盲从而被剥夺了向旅伴捐资的快乐了。我们很少看到一个中国的看门人，会对门口的一群中国人说“你们不能进来”，尽管外国人可能教过他，因为外国人认为这样说是很礼貌也很真实的。他只是在那里看着，心里很高兴地想着，他们肯定不会进来的，因为他们知道那条大狗会咬他们的。
常常可以听到人们谈论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别提了，一提就生气。”他们会这样说。而此时双方都完全明白，这只不过是表明人们不愿直说。但若留心观察的话，就是这样一些谈吐文雅的人，也有口不择言，骂出难听的话来的时候，那就是他被惹急了的时候。
与他们天性误解和漠视时间有关，很少有中国人具备守约的道德。人们会有趣地看到各式各样的借口，为他们失约的真正原因作幌子。一般中国人总是这样：如果怪他失约，没关系下次一定补上之类的话如同清泉一样自然地流出嘴唇；假如指责他的某个过失，他会答复说下次一定改正。中国人的优点似乎就在于敢于承认错误，不过他们的这种勇气来源于承认后还可以失约与犯错，因为他们的每一句话都可以违反。但是他不知道，事实上，承认得过于彻底，别人倒觉得没什么可期望的了，因为承认得过于彻底本身说明了态度的随便。
曾经雇过一位中国老师来撰写并且评论中国的格言，他对古人的一条精辟意见作了一条注释，大意是说人们宁肯表面上接受却永远不能粗鲁地拒绝别人的请求，哪怕你根本不打算那样做。“推迟到明天，再明天。这样，”他在注解中写道，“你安慰了他的心灵！”据我们所知，有债要还的中国人一般都照此处公开承认的原则行事。一般情况下，中国人是不会指望一去讨债就拿到钱的，他会被很肯定地告知，下次就还了，下次，还有下次，所以他不会失望；如上文所说，他的心灵得到了安慰。
最能说明中国人天生虚伪的是他们对待孩子的态度。他们教会孩子虚情假意，不要直接表达心中所想，而大人、孩子却都意识不到这一点，可能中国人在这方面已经习惯成自然了吧。在孩子还没学会说话的时候，或是在骇子刚刚开始能朦胧地听懂人们说话的时候，就被告知，如果他不听大人的话，狼外婆就会把他抓去，而狼外婆经常被描述成外国人的样子。单单这个事实，就足以解释我们经常听到的说我们的一些坏话了。这些孩子小时候受过这种朦胧而可怕的恐吓，在他们心中已经留下了最初的印记与轮廓，等到长大之后，明白其实并不危险，只是荒唐可笑时，他们怎么会不在大街上叫嚣要驱逐我们呢？中国人的天性就这样从小被灌注了进去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沉淀下来。
拉着外国乘客的车后跟着不少调皮的孩子在边追边叫边笑，劝说不听后马车夫被惹恼了，干脆直接大声嚷嚷着要抓几个孩子绑起来带走，而这样做对中国孩子是比较有效的。船夫碰到这种情况，就会骂骂咧咧地说，要想完事就干脆浇点开水在他们身上。“我揍你”、“我宰了你”、“你小子不想活了”诸如此类的表达方法，简直就是“别那样做”，任何一个有点懂事的中国小孩都会这样理解。
“礼仪”掩饰的才能
汉语词汇中的一系列词语可以充分证明谁都想成为一个“有礼”的人。在这些词语中，用卑贱来称自己，而用尊贵的说法来指对方。“懂礼”的中国人，谈及自己妻子时，就称她为“拙荆”，或者另外几个类似的文雅的谦称，总之都是贬低自己的妻子，并不是处于自愿，也不是真心，只是一种传统的公认的有礼貌有教养的方法。而那些粗野的乡下人，尽管没什么文化与教养，却也抓住了礼的本质。尽管不懂这些文绉绉的说法，却会称与自己休戚与共的伴侣为“臭婆娘”，贬的够狠，礼貌程度可见。中国有一个故事恰当地体现了中国的礼的特点：一个客人身穿一套访客才穿的最好的衣服，坐在客厅等着主人。房梁上的一只正在嬉戏的老鼠，正把鼻子伸进一只为了安全起见而放在房梁上的油罐里，客人的突然到来吓得它赶紧逃开了。但它逃的时候带翻的油罐使的礼服上全是油迹。正当他被这场飞来之祸气得满脸发紫时，主人进来了。他们互相进行了得体的寒暄之后，客人解释道：“鄙人进到贵厅坐在贵梁之下，无意中惊动了尊鼠。尊鼠带翻了贵油罐，落在鄙人的寒衣上，这就是您进来时鄙人这副鄙相的原因。”
你称赞中国人时，他们会说“没什么没什么，我哪有。”而美国人会开心大方地回应你，真诚地对你的赞扬说一声谢谢。中国人无论男女都表里不一，他们的自谦都是一层精心雕饰出来的面具。在美国，即使八十岁的老头，对幼儿园的毛头小孩都必须说“请问”，绝无倚老卖老的资格，同样，幼儿园的小孩对大人和老师，通常也是直呼其名，无需特殊的礼貌。他们的真率中毫无等级、身份和辈分、职务的干扰。同样的飞机降落时的播音，在美国是这样的：“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就要在纽约机场着陆了，请系紧安全带，把座椅竖起来，不要抽烟。在飞机完全停住之前不要站起来。”而在中国则成为了这样：“尊敬的旅客朋友们，约20分钟后，我们将有幸把您带到北京机场。现在，多谢您的体谅，请熄灭您的烟，竖起桌板。最尊敬的旅客们，如果能屈尊竖起座椅，并系紧安全带，我们将非常感谢。我们非常感谢您选择我们的航机，让我们为您服务，我们感到无限的荣幸……”这样的语句充分说明了中国人说话的荫遁。
没有一个外国人能按中国方式招待中国人，这一点毋庸质疑。请客时，要长时间地对宴席上的中国人诚恳地鞠躬，口中还得和气地招呼“请诸位入席”，或者把一杯茶举到唇边，在面前划个半圆，郑重其事地向大家说“请用茶”。在路上碰到一个熟人，要用最甜美的微笑来相迎，尽管这种笑到最后已经僵硬无比，还要用最好听的声音问“你今天吃了吗”。而最无知最没有教养的中国人，也会时常用这副神情发出这种问候。我们曾经说过，这样的神情让最冷漠最不喜欢赞扬别人的西方人都不得不开口赞赏，对能够如此待人的中国人表示尊敬以及自愧不如。这种小小的尊重，可见于方方面面时时刻刻，它是个人被迫对全社会作的贡献，也是个人被迫与他人建立良好关系的手段，人与人的摩擦可能会因此而减少，而拒绝贡献的人则会受到半真半假的惩罚，因为这种惩罚是间接的，可能要在很久或是很不经意间才显现出来。所以，假如一个车夫忘记把辫子从头上拿下来就下车问路的话，别人就很可能故意给他指错路，还要在背后骂他，其实拿不拿和尊不尊敬别人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你如何恰当处理东方人来送礼物，这是一门学问，或许在中国在别的国家都是这样。有的东西根本不能要，而另一些东西则不能全部拒绝，还有怎么拒绝怎么接受，都有许多值得讨论的地方。而一个不了解中国风俗的外国人自作决断，则肯定要出错。一般地说，对有专门目的的礼物要尤其慎重地考虑一下。比如说生儿子时收到的礼物就属此类。有句经典的格言可资参考：“我害怕希腊人，即使他们带着礼物。”这句格言，时时处处都适用。送礼背后总有一些我们想不到的目的，没有人会无缘无故的就送礼。“礼尚往来”中国人的这句话说的很好，也很精确地反映了事实情况，正如一句朴实的中国格言所云：“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边。”换言之，事实上要求回报比付出多得多，收了礼就要用其他的方式或东西返还。
许多在中国的外国人都曾经历过这种送礼的虚伪性。有一次，一个中国村庄为了对几个外国人表示尊敬，请他们看一台戏，当然，暗含的意思是外国人要设宴答谢。在我们断然拒绝后，他们又提出让我们捐款，确切地说数目很小，来建一所公共的房子。我们想反正捐款总不会再要我们回报什么，于是建房这件事情在第一个村庄办成了。而当我们刚应承下来，就有十一个村庄也派人跑来请我们看戏，他们说他们深深地感动于我们的赈济饥荒和医疗援助，他们这样做时，完全明白会被拒绝。每个村庄的代表听到拒绝看戏的消息时，都同样悲哀而又吃惊，但他们都转而提到上文谈及的为那所公共建筑捐款的问题，每个人又都是点到为止，没有一个人进一步表示什么！
不仅仅是外国人受到这种包围的，他们自己的同胞尤其是有钱的中国人，更是频频经历这些礼物的人际联系，也可以说是物质的联系。如果不幸（我们只能说是不幸）有喜事，有时邻居们会来拜访，手提微不足道的贺礼，你不能不说他们没有表达对你的祝贺，比如为刚出生的孩子买一些玩具，但主人要设宴感谢——设宴是中国人不可避免的、经常而适当的回报方式，酒桌上好谈事，这句话在中国得到了最好的印证。在这样的场合下，哪怕对中国事务最外行的人，也会赞美这样一句中国格言说得准：“吃自个的，吃出泪来；吃别人的，吃出汗来。”这种情况下，主人还经常要不得不强作欢颜，表示至诚地欢迎，尽管心中十分不悦，但不便表露，否则就会失去面子，那比失去点吃的东西要严重多了。
这令人想到，许多行为实际上是表面上的虚情假意，正如我们前文所说。受雇的中国人对外国主人大多数喜欢表示表面上的礼节，尤其在大城市里，只不过是外表上的虚饰，背后可能尽情数落他的缺点。这一点，只要把某个人的公开行为与私底下的行为比较一下，就很容易看出来，如果我们有幸了解一个人的公开行为与背后行为。据说，一位在外国人家里的老师，讲求礼节一向无可挑剔，就象专门受过训练的饭店服务生，但如果他在北京的大街上碰到这位外国主人，他极有可能会装作素不相识，因为否则就会让众人知道：别人就会传这位博学的先生是在靠外国人混口饭吃——这个情况尽管别人知晓，但表面上不能承认，特别不能当众承认，否则这是很没有自尊的事情。这样的事情极为常见：几个中国人走进一个里面有个外国人的房间，他们会逐一彬彬有礼地向房间里的中国人致礼，却全然当做没看见这个外国人。如果真的礼貌是他们的基本素质的话，那么对所有人这都会是一种自然的流露，举手投足都会是一种体现。一位中国老师表扬一名外国小学生听觉灵敏，发音几近完美，在语言学习方面不久就会超过他的同辈人，但与此同时，他却对这名学生一些奇怪的错误表示取笑。
中国人的主动开口去帮助别人也可以表现中国人的礼貌流于表面，流于虚伪，而这件他“愿意”帮忙的事情明白着又是别人不能做成的。中国人的主动表示善意可能只是一种敷衍，或者他已经习惯了对别人说“要不要我帮忙”，像念顺口溜一样自然。如果这种主动帮忙最后是一场空，我们也不必失望，因为我们早就应该预料到事情的发展结果，因为我们本来就很清楚这个忙是不能帮的，但开这样的口的这位朋友的面子却保住了，所以说这位朋友很聪明。相似的情形是，如果付给客店的钱在数目上有争议，你的车夫或许会走上前来，慷慨大方地说由他来垫上这个差额，而实际上他的这笔钱是从你的钱包里掏出来的。或者他会用他自己的钱付帐，但迟早这笔钱会回到他的手中，即使提醒他他是主动垫上去的也没有用，他会理直气壮地对你说：“你想让参加葬礼的人也一起埋在棺材里吗？”
与虚假的谦虚相对应的是虚假的同情，现在我们就可以聊一聊这个虚假的另一方面。虚假的同情是由空话构成的，但不能因此而责备中国人，因为他们没有合适的对象让他们抒发同情之心。然而，那些做作的同情较之空洞的同情更倒人胃口的，以及眼看着别人死去却故作放肆的嬉闹。曾有一篇文章，写的是某个皇后的母亲死了，于是皇后开始伤心地哭泣，旁边的宫女也开始掉眼泪，文章中描述宫女们的原句是这样的：“于是乎助皇后悲。”一个“助”字充分体现了宫女们的故作悲伤之状。贝德禄先生曾经提到，一个四川苦力在拉纤的路上看到一具死尸被两只野狗狼吞虎咽地撕咬时，开怀大笑。密迪乐先生也曾告诉我们，他的中文老师一直在笑一位密友死得滑稽。这些奇异的表现，不足以解释那些父母因为死了心爱的孩子而长时间的悲痛以至于面部呆滞。因为对自然流露的情感的粗暴嘲弄有违人类的天性，这与默默的悲伤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
中国人的商业信用
如前所述，外国人开始与中国人的商业往来已经经历了几百年的历史。这些与我们保持商业往来的人的信誉已经在无数次的打交道之中展露无疑。事实胜于雄辩。我们不妨引用汇丰银行经理嘉漠伦①先生的话，来作为例子。他在告别上海时说：“我已经提到过外国团体很高的商业素质。中国人在这方面一点儿都不比我们落后；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我不知道还有谁能比中国的商人和银行家更快地赢得我们的信任。当然，凡是规则都有例外，但我有十足的理由说这样绝对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汇丰银行与在上海的中国人做过很大的生意，总额高达几亿两白银，我们还没碰到过一个违约的中国人。”这番陈辞三年之后的事实很好的验证了这些论点，这家银行在香港的一个中国买办给银行带来了资金的大量流失，使得银行实力大为削弱，而这一损失却与银行该年度的净利润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它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多少万元。
中国的批发商与零售商在做生意上有没有根本区别我们无从知晓。但是，不用怀疑前文所述的证据的说明价值，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因为中国人令人赞叹的相互负责的制度而带来了前文提及的大部分成果？这个制度是西方各国非常愿意效仿学习的制度，因为这种制度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商业的信用问题。很自然，外国人与中国人做生意时，会想方设法地让自己得到最大限度的商业保护，而要让中国人有资格得到最充分的信任是达到这个目的的前提。尽管我们承认这一点，但中国人的商业行为实在是极好地证明了他们全民族的缺信少义，大量的外国商人有无数的持久的广阔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
一个颇知内情的人，写了一篇有趣的两个中国人之间做生意的文章，他说中国人做生意的过程就是成功的互相欺骗的过程。这两人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就是雅各与拉班①的关系，或者就如同一句中国的俗话所言：铜盆撞子铁扫帚。中国流行这样一句俗话：送孩子去学生意，就是害他一辈子。假秤、假尺、假钱、假货——这些现象在中国在所避免，市场上哪个小贩能承诺无半点虚假。如果真无假，那么3.15何以越来越轰轰烈烈？甚至于很大的商场购物中心，贴出“货真价实”、“物美价廉”的告示，也是名不副实。
我们绝对不是故意想要数落中国人的不真诚，只是就我们的经历和观察而言，客观上说，几乎不可能在任何地方找到中国人的真诚，这只是一个事实，而我们只是尽我们的所能把它描述出来。一个对真实性如此不在乎的民族，怎么能够期待别人的夸赞呢？
一个衣冠楚楚的学者碰到外国人时大言不惭地说自己不识字，过后他会毫不犹豫地拿着递给他的书从人群里溜走，仅仅三个铜板的书钱。他这样干，一点都不觉得害臊，“读书人的事，能算偷吗？”他反而因为欺骗了愚蠢的外国人而欣喜若狂，也没有考虑到外国人对他的印象，虽然说胜过外国人可能是一个民族的荣耀。不过这个外国人也实在不精明，会去相信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中国人去外国人那儿买东西时，少付一个铜板是常有的事，因为他总是借口说没钱了。如果他耳朵上正夹着一个铜钱被人发现并直接告诉他的时候，他才极不情愿地拿下来，反而感觉到他受了骗。与此类似，一个人想吃不要钱的午餐，于是说他身无分文，与店主纠缠半天，但最后却可能会不得不拿出一千个铜钱，很忧伤地交给你，好象他真的损失了什么一样。但如果他很幸运地得到别人的信任，不出钱就弄到东西，他心中会高兴得好像刚刚中了百万大奖一样。
向亲戚借东西，有时还打声招呼，有时干脆连招呼都不打一声，直接拿了就走，这是不是能表现社会的团结家庭氛围的浓厚呢？但倒霉的主人想再要回来就得花钱了，因为许多东西借了立刻就被送去当铺。有个在教会学校就读的男孩，被发现偷了管理学生宿舍的那位单身女子的钱。而他的解释是：他在家里就习惯偷妈妈的钱，而这位管理员简直太像自己的妈妈了，他就是上了这个当，才去偷钱的！
中国的社会生活中的这些如此引人注目的缺陷，西方也时有所见，但很明显，两者之间肯定有所不同，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去了解有哪些本质上的对立。其中一点是缺信少义，我们已经谈及。这一点不留心是找不到的，但若稍加注意便可以发现。其他方面的对立，则用再长的篇幅去说也不过分。
压榨，本来是需要专门的高深灵活的技巧的，一般的人很难熟练掌握。关于中国人压榨的理论与实践的这样一本有趣的书，是需要具备必要知识的人来写的。然而，在这个国家里，能写成这本书的人遍地都是，只要把他们的经历如实记载便可以是一本水准很高的书，因为压榨可以说是一种上起皇帝，下至乞丐的上行下效的做法。由于他们的天性注重实际，注重结果，而不看中过程与方法，因此这个做法已经被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复杂的理论体系，正如鱼离不开水一样，谁也逃不脱这个体系。这个体系既恶毒又堕落，除非把这个国家完全重新组织一遍，否则这个体系会象地心引力一样牢牢地把你束缚住，根本就想不出逃脱的办法。
中国人的性格以及中国的状况，与外国有太多的不同，使外国人很难与中国人有更多的往来。
有一句人们常说的话很能说明问题：车夫、船夫、客店老板、苦力和掮客，不管他们犯什么罪，统统应该杀头①。外国人宁可吃大亏，也不愿惹出一起社会风暴，他们一般都对此缺乏兴趣、才能和精力；然而，与此相反，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一旦发生有失公道的事情，社会风暴是唯一的手法，只有这样才能快速公正的达到平衡，大家都找到自己利益的归宿。
①译注：即“车船店脚牙，不死也该杀”。
中庸之道历来被中国人所信奉，从儒学家的提出一直传承至今。虽然很少有人能做到不偏袒一方，但中国人把既不过分猜疑，也不过分轻信两者的关系处理的非常好，这便是中庸之道的极好例证。如果我们有人对那种必须装出来的虚情假义表示不以为然，那么，中国人会认为这是一种致命的使我们一败涂地的缺点，因为这是一种不合群不入流的处世态度，可以称作为玩世不恭。这种态度会使我们名誉扫地，而这仅仅是我们的一点小脾气。人性的仲裁者——中国人是这么坚信的。而如果我们保持佛祖涅（上般下木）时的平静气度，从不表现出我们的脾气，我们又会立刻成为那些喜欢敲诈他人的人的猎物。一个受雇于外国人的典型的中国人，有一天看到一个卖做工精致、穿着得体的泥塑外国小人的小贩。他停下脚步把这些泥塑小人察看了一番，对这个小贩说：“哦，你玩这些假玩意儿，我可是玩真格的。”
交际？信用危机！
据我们所知，中国政府作为一个整体，确实代表着中国这个大国的形象，而它似乎就是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特点的极大范例。从整部外国的对华关系史，以及我们知道的中国官员与老百姓的全部关系当中，都充斥着这样的例证。那些不断颁布却从未有过失当言辞的告示，就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各级官员颁布的告示比比皆是，内容包罗万象，措辞精巧得当，每次都让百姓充满信心看到希望。但它们缺少一样东西，那就是真实。因为这些堂皇的命令并没有打算实施，它的颁布只是给人们带来一线曙光，让百姓期待着，让百姓相信政府的作为。所有内部人员都清楚地明白这一点，从未有过误解。“中国政治家的生活与国事文件，好像卢梭①的仔悔一样，充满着最崇高的情感和最卑鄙的行为。他杀了一万个人，然后引述盂子的一段话，讲人的生命是神圣的。他把修河堤的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结果使全省惨遭洪水之害，然后他在悲叹耕者失其田。他与人达成一项协议，私底下说是暂时哄骗一阵子，然后他去声讨伪证罪。”毫无疑问，中国也可能有清廉正直的官员，本质上他们是真正想干些实事的人，但一旦进入了官场，便很难找到，因为从其所置身的环境来看，他们完全是孤立的，一意孤行遍会引来同行者的不满，于是迫于生存与发展的压力，他们只好放弃自己心中可能存有的美好愿望。这些人都熟读过四书五经，对中国的传统美德与做人的基本道理了如指掌，但只要看看他们的实际行为，与这些经典上的教诲进行一下对比，我们就会有这样一个生动的认识：这些试图把社会带向高标准，把人们思想引向高境界的经典教诲，实际上是多么的无能为力。
“你认识的中国人当中，可以完全相信的有几个？”经历各不相同的人，用于判断中国人的标准不同，对于完全相信的概念的理解也不相同，因此回答也就不同。大多数外国人或许会说“不多”、“六到八个”、“十一二个”，都有可能。偶尔也会有人说“有很多，我都记不住了”。但我们必须相信，有头脑而又看得准的观察家，在真心诚意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人会作出这最后一种回答，如果他真正走入中国社会的话。
在讨论互相猜疑这一中国社会生活的要素时，我们已经看到，中国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不能过于相信别人。正是这种境况，使中国的未来如同笼罩着一层面纱，是如此地不确定。本应是整个国家最优秀的代表的统治阶级却用他们的种种作为说明了他们的基本素质的缺乏。一位聪明的道台曾对一个外国人说：“大清国所有为官者都是坏人，应该杀掉，但杀了我们也没用，因为我们的继任也比我们好不到哪里去。”中国有句谚语：蛇钻窟窿蛇知道。不变的氛围会塑造出不变的人。而中国的官僚阶层，又不为他们的下一个阶层——商人阶层——所信任，这个事实意味深长。他们知道，所谓“改良”只不过是一种涂抹，很快就会剥落。改良只是一时地掩人耳目，做个精巧的包装。一个中国泥瓦匠，用没有和好的灰泥造了烟囱和屋顶，却用大量时间抹平其外表，而他明明知道，这样的房子，头一次生火，烟囱就会往下灌烟，头一次遭雨淋，屋顶就会漏水。中国的很多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只要开发这个国家的资源，中国就会足以富国，但如果没有信心和勇气的话，胆小谨慎的资金是不会从藏身之处自己跑出来的。是金子总要发光，但金子也需挖掘与锤炼。中国有足够的学问，可以满足各种需要。中国不缺人才，但缺乏相互信任，因为缺少真诚，而所有的一切都不足以振兴这个国家，如果缺少了信任的基础的话。
几年前，一个颇有见地的中国人来找笔者商量解决水井问题的方法。这个地方在水井存在着极大的缺陷，它们是按中国传统的办法挖成的，井壁从上到下用砖砌成。但由于当地的土质不好，过段时间整个地面就会下沉，整口井，连同里面的砖开始一起塌陷，只剩下一个小洞可以打水，到最后则完全坍陷干枯。与当地改良水井的种种方法相似，任何疗救中国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的药方，都没有能够深入本质，比如说改良运动。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最终只会使得“一车车的好东西，却埋葬在绝望的深渊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