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这里谈中国人“漠视舒适方便”是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前提的，即：“漠视舒适方便”，不是用东方的标准来衡量，而是西方的标准。我们的目的，只是展示这两个标准是如何地大相径庭。
许多细心的人们可能已经注意到，西方许多国家已经在设法为极度贫困的人提供价格低廉但营养丰富的食品。不容忽视的是，人们也会经常地看到这样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在中国，平均一年中每天两文钱就可以满足一个成年人需要的食品。即使是在饥荒的年代，每天不足一文半的定额，也足以让成千上万的人苟全性命。这无疑是表明了一个普遍的事实：中国的烹调技艺实在是高超。尽管在我们看来，中国人的食物是如此的简单而粗劣，根本不能满足一个正常人每天的营养需求，而且那些所谓的佐料看起来是那么的淡而无味，甚至是令人厌恶的，但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目前他们所拥有的条件下面，能够养活这么多的人口，中国人的确是烹调艺术的大师。这一点勿庸置疑。在这个问题上，柯克先生把中国人的位置排放在法国人之下和英国人（他可能还算上了美国人）之上。这些国家的人排列起来孰前孰后，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像柯克先生那样肯定，但中国人无疑要比别国人会烹调得多他们所选择的烹调器材和手法与许多西方国家截然不同。即使是从生理科学的观点出发来看待这一点，中国人对主食的选择显然是明智的。简单的作料，丰富的花色品种，高超的烹调，是看起来令人毫无胃口的食物变得那么诱人，即使对中国烹调最不注意的人，也全然知晓。
“舒适”的传统与缺乏创新本能
我们首先看看中国人的服装。中国人的服装对于外国人来说没有丝毫的魅力与美感，同样对于中国人来说外国人的服装也是奇形怪状。但我们一定会注意到中国人的一个反常习惯，就是把最应该受到保护的地方——头部的前面一半的头发剃光，无疑是将自己的最弱之处展现在外。这个如此伟大的民族竟然会顺从于这样的一种无一好处的习惯，实在是令人费解。但我们应该知道中国人是在刀剑之下被迫接受这个习惯的，也由于如前所述，这是忠诚的象征和标志，因此，我们就不必再去注意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了。我们要注意的是这样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中国自己已经感到这样也没有什么不舒服，连再戴上明朝的头巾或许都极其不情愿了。”
中国人同样也不考虑光着脑袋的不适。他们一年四季，特别是夏季，季季如此。在夏季酷热的那几个月，人人都只是举着扇子在太阳底下走来走去，不论晒的多黑，不论阳光有多么狠毒，也不论他们的头皮是否会发出抗议。当然也有人打伞遮太阳，但为数太少，而且这样少的人也在慢慢被同化。中国的男人的确是稍有情况就戴起帽子来，但据我们观察，中国的妇女只有头巾可戴。但这种头巾豪无实在用处，如遮阳，而只是纯粹的装饰作用。按照中国人的观念，扇子很足够的达到他们舒适的要求。也就是说，在有必要扇扇子的时候，扇扇子就是舒适。夏天，经常可以看见不少苦力几乎一丝不挂，费力地拖着沉重的盐船逆流而上，却边拖边起劲地扇扇子。即使双手繁忙，也要空出来扇扇子，给自己平添几分沉重，而不会用其他的东西取而代之。即使乞丐，也时常会摇晃着破扇子。
中国这个民族据说是最早从事畜牧业的，而且肯定应该在利用这一天赐条件上显现出很高的创造性，因为中国的畜牧方法以及它的一些畜牧品种都传遍了周遍国家甚至是海外，但他们却从没学会把羊毛纺成线打成衣服。这个国家西部地区的羊毛纺织已经达到一定水平，这算是一个例外了。然而，不可思议的是，羊群数量众多，山区尤其如此，但羊毛纺织却不普遍。这么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以及如此空闲的人们却没有使纺织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个产业。
人们相信，衣眼是用植物纤维织成的，直到引进棉花取而代之。可以肯定的是，如今棉花已经遍布全国了。在这个国家的某些地区，冬天人们所穿的棉衣几乎把人裹得像两个人那么厚，这样穿衣眼的小孩，就像捆在桶里一样，完全看不出人型。一旦摔倒，光靠自己的力量就根本爬不起来了。我们从未听到中国人抱怨这种笨重的服装有什么不舒服，更没有看见他们有什么改良，他们还是世时代代地从容地自然地穿着。难受常常是自找的。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任何一个西方人都不愿意忍受那种种不便，只要稍有可能，他们就会寻找改进的机会。
谈到笨重的冬服，就不得不提一提中国人根本没有任何一种衬衣衬裤。而在我们看来，没有毛织衬衣经常替换的日子没法过的。这种需要，中国人意识不到。他们虽然把沉重的象许多棉布袋子的棉衣挂在身上，但冷风仍从缝隙中吹进来寒彻肌肤，然而他们却不在乎，尽管他们也承认这种着装并不理想。一个六十六岁的老头子抱怨自己冻僵了，处于好心别人给了他一件外国衬衣，避免受冻。一两天之后，他居然脱下了这件衬衣，说是“烧得慌”。习惯了冻僵的中国人已经区分不了温度和舒适了。
中国的鞋子用布做成，容易渗水，一遇水就湿。天气一冷，水就如同冰一样裹着双脚。虽然中国有一种油靴就是用来防潮的，但是，像其他许多方便的物品一样，价钱使得人们敬而远之。雨伞也是这样。这些东西属于奢侈品，中国人从来不把给自己带来舒适（这种舒适仅仅是给自己带来一种基本需要的舒适）的东西视为必须品。哪怕风吹雨打，全身湿透，中国人也不认为更换衣服是件重要的事情。看来，他们也没有发现用身体悟干湿衣服有什么不舒服。中国人虽然羡慕外国的手套，自己却从来不做。他们也知道有一种除了大拇指其余四指不分的手套，但即使在最北的地方也极少能看见这种手套，尽管这些高纬度地区在冬天能把人的手冻断。
中国服装对外国人来说，最恼人的特点便是没有口袋，出门不能携带任何必须的随身物品。相反，任何一个普通的西方人都需要许多口袋。他需要在外衣的上面口袋放记事本，后面口袋放手帕，衬衣口袋放铅笔、牙签和怀表等等，其他方便的地方还要放小刀、钥匙串和钱包。有时候外国人还要带上小梳子、折叠尺、开塞钻、鞋扣、镊子、小指南针、折叠剪刀、弹子、小镜子、自来水笔等。他已经习惯于时常使用这些东西，并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一刻也少不了。至于中国人，这样的随身物品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如果别人给他，他也不知道应该放在哪里，或者根本就没有地方可放。如果他有一块手帕，他就把它塞在胸口，而他带在身边的孩子也是如此。如果他有重要文件，他就仔细地松开绑腿，塞进文件，继续赶路。如果他穿着外裤，他就把文件塞在裤腰带上，什么都不解开了。而在这两种情况下，如果带子松开，而他又没有发觉，文件就这样不翼而飞了——这样的事情时常发生，也会经常给中国人带来许多不便，但奇怪的是他们的衣服上从来都没有出现过袋子。文件之类的东西还可以放在卷起的长袖子里、卷边帽的帽沿里，或者帽子与脑袋之间的夹缝地方。许多中国人都会一些方便省事的小窍门，尽管都是些小事，比如他们常常把钱卷起来放在耳朵上。要保证随身携带的东西不丢失，主要靠裤腰带，带上系着小钱袋、烟袋烟杆，以及诸如此类的小东西。但如果带子一旦松开，东西也就肯定掉了。钥匙、木梳和一些古钱，都系在外衣那些固定的纽扣上，每次脱衣服得小心，以防弄掉了这些附属物。中国人所要的舒适和方便也仅限于此。
中国人的睡衣，与他们平常的衣服相比，更令我们觉得刺目。因为他们从来不穿睡衣，他们从来都是脱光衣服裹紧被子倒头大睡的，不论男人还是女人，不论冬天还是夏天。 “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孔子的这句话描述了中国人的一种衣服，这确有记载。然而，据认为这是指孔子斋戒时穿的礼服，不是普通的睡衣。
中西方人生活的处事能力
然而我们可以断定中国人是不会仿效孔子而穿上这类衣服的，中国人没有这样的习惯，而且中国人也没有斋戒的习惯，这一点不象其他国家，大家对神对上帝是尊敬而虔诚的。在中国的邻国日本，一座座造型古朴、气氛肃穆的建筑，遍布于城市和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每逢夜幕降临，一阵阵乌鸦的刮噪声传来，给那里凭添几分寂静，几分阴森。亡灵在这里出没；神灵在这里集散；生者的希望也在这里寄托。一个民族的精魂就栖息在这一座座古朴的建筑里。这就是日本对天皇对神的崇拜的见证，这就是日本的神社。日本现在全国共有大大小小的神社13万座，也就是说，平均不到1000个日本人就拥有一座神社。日本人对神的崇拜与信奉使得求神问佛成为了他们的癖好。他们三天两头就往神社、寺庙跑，企求得到神灵的护佑，消灾免祸。而且他们还有众多的祭神仪式，如正月里的“初诣”、“七五三”节、神前结婚式、地镇式、上栋式等以及最受人欢迎的相扑。而在西方，人们每天都要祷告，与神进行交流。
即使是新生儿，人们也是随便地把他们塞在被子下面，虽然他们的皮肤娇嫩脆弱，对一切杂物和温度的变化都相当敏感。而且母亲总是应每个来访者的要求，随便地掀开被子，让孩子光光的身子暴露于突如其来的冷风与众人的目光之中。这样便很容易解释许多中国小孩的夭折了，或者是惊厥，或者是寒气。孩子稍大一点，有的地区，不是给孩子用尿布，而是用两个沙袋。我想西方的母亲一想到此便会全身寒战。这种怪异的重物从小便束缚了孩子的自然生长与发育，孩子从此不能奔跑，不能跳跃，甚至不能自由地呼吸。但这是中国人的习惯，老祖宗留下来的习惯就是好的，是不值得怀疑的。
中国人对于住房也同服装一样，习惯甚于舒适。除了那些穷人，他们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外，因为他们没有条件来满足他们的舒适要求，即使他们有这种意识。我们着重考虑的是那些家境富裕，已经完全满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按我们的理论，应该有舒适的资本的人家。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不在房屋四周种上树木来遮荫，而宁愿撑起席棚。虽然树木又遮荫，又美化环境。更可贵的是，树木比较经济，至少与席棚相比是这样，所以那些没有钱撑席棚的人，本应很容易地可以种几棵令人惬意的遮荫的树，但他们不种，却满足于种一些类似石榴树这样的装饰性灌木。当院子里热得令人无法忍受时，人们便会搬把椅子坐到路上，坐到家门口，而当路上也热得受不了时，他们又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去。但是房子也不会凉快多少，中国人从来不开两扇相对的门，坐北朝南是规矩，是习惯，习惯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开两扇门通风的舒适性。三伏天的热气因为习惯的牢固而牢固地锁在了家里。若是问他们为什么这种方便的事情不常见，经常的回答是：“我们不习惯开北门！”
在北纬三十七度以北的地区，人们普遍睡在炕上，象日本人习惯睡的塌塌米（但这两种习惯是不一样的），这种炕用砖坯垒起，用烧饭的火来加热。对外国人来说，这个冰凉的坚硬的土炕在恰巧没有火的时候让人无法忍受，而在火太大的时候，又会象受到一种烧烤的煎熬。中国人的感觉也如此，只是他们已经习惯了罢了。不管怎样，他们已经睡了这么多代。而整夜都保持一个合适的温度是完全不可能的。全家人就这样挤在这个平台上。垒土炕的材料又导致小虫子大批出没，即使每年换砖坯，也无法保证除去这些不受欢迎的“客人”，它们占据了各种不同层次住房的墙壁，它们筑巢产卵，安居乐业。
中国人从来都是与动物一家，到处都有动物的侵害。对此，大多数中国人都已习以为常，即使他们意识到这些虫子的害处，也没有人会想到要去防治。除了为数极少的城里人挂着帐子驱避蚊子之外，其余地方的人就几乎是注定生就要喂养蚊子。白岭虫和蚊子的确很让人讨厌，中国人有时也会用芳香植物熏一熏，但对中国人而言，这些虫子的恼人程度却不及我们的千分之一。
此外，我们还不得不提到中国的枕头，这更足以反映中国人特有的舒适标准。在西方，枕头是一只袋子，装着羽毛，正好撑着头部，又柔软又合适，正好枕着它们进入温馨甜美的梦乡。而在中国，枕头却是支撑头颈的一块硬物，可以是一只小竹凳、一截木头，也可以是一个瓷器（这是上等人才能享用的），更常见的是一块砖。没有一个西方人能在中国人的枕头上睡着觉。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也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在我们用的枕头的袋子上忍受十分钟。因为我们彼此觉得不舒适。
我们已经讲到过这样一个奇怪的事实：中国人在大量畜养牲畜的同时却没有任何羊毛纺织。更加难以解释的是，他们吃掉大量的飞禽走兽的同时对于其身上拔取的羽毛却从不感兴趣，尽管在我们看来，那是多么有利用价值的财宝。用羽毛做被褥和枕头简单舒适又不花钱，但它们却在厉行节约的中国人眼皮底下任风吹散。除非把它们卖给那些能用几个铜板购买的外国人，聪明的外国人也学会了向他们要，要不他们就把大一点的羽毛松松地扎起来掸灰。而在中国西部，有时则把它们厚厚地铺在麦地或豆子地里，防止觅食的动物啃吃庄稼。除此之外，我们就没有发现这些羽毛在中国还有什么用处，除了大量地满地满天飞。
对西方人来说，理想的床应该是结实而富有弹性的。因此钢丝床已经被我们使用的相当普及。但是，当一家中国最好的医院提供这种豪华用品时，好心的医生却惊奇地发现，只要他们一转身，只要那些病人还有爬动的力气，他们就会从弹簧**爬下来躺在地板上，因为睡地板就像睡在家里一样舒适自在。
中国的房屋一到夜里，就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当地的菜油灯气味特别难闻，但却是中国人唯一使用的照明物。他们也的确知道煤油有很大的便利，但许多地区还在继续使用豆油、棉籽油和花生油。保守的惯性，以及对舒适的漠视造成了这种情形，反正菜油灯已经足够照明了。
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家具既笨拙又不舒服。中国人不习惯坐我们的宽大松软有靠背的大椅子，而是喜欢那狭窄的象一条棍子的“冷板凳”。在这样的凳子上，如果另一端坐着的人不小心起身，冷不妨栽个跟头也是常有的事，这样的凳子就象跷跷板。中国人是亚洲唯一使用椅子的民族，但中国的椅子是不舒服的典型。有些椅子的式样就像伊丽莎白女王或安妮女王时代的英国流行的椅子，座位高，靠背直，十分呆板，坐在上头的都变的僵硬不堪，这样的椅子让人越休息越累，它已经失去了休息放松的功能了。更普遍的式样，就是样子足以支撑一个体重二百五十磅的人，但椅子吃力不匀，不久就会散架。
中国房屋最让西方人不可接受的还应该算是潮湿和寒冷。造成这种结果是因为房屋的结构设计上的传统的失误——打地基是太过节省，忽略了这是房屋的根基的重要性。泥地或者砖坯地，不仅令外国人不适，而且长期居住对任何人的健康都不利。此外，中国人的门也造的让人不可思议。转轴上的门松的连风都可以随便吹开，更不用说防贼的功能了。上下两端的缝隙可以让冷风自由出入，哪怕贴上硬板纸，一道门也无力抵御寒冬，因为几乎不可能教会中国人随手关门。有位商人在他办公室的门上贴了“随手关门”的标识，但这几乎是对牛弹琴。进出房屋和院子的门，门框太低，普通身高的人进出时也要低头，否则一头撞上给你个当头一棒。中国人还聪明得用纸当窗户，既不能遮风挡雨，也隔不了阳光热气和灰尘，更别说防止隔墙有耳了。但是就算这样，即使有百页窗，中国人也不用。
大多数中国家庭只有一只炊锅，它象巨人国里的锅能装几加仑东西。但是，每次只能煮一样东西，烧饭时就不能烧开水。效率极其低下，而且太大占地太多，导致厨房除了这一口锅什么都放不下了。而且它的结构要求必须有一个人或蹲或坐在小灶膛前，不时地朝低低的锅底下面塞进一些柴禾或者干草，以充当燃料，人若是离开好一会儿，火就会熄灭，重新点燃可不是一件省力的事情。烧煮基本上都用这个办法。房间里全是水汽，常常还有烟，足以使外国人失明和窒息，但中国人却似乎对这些害处感到无所谓，尽管他们也明白其结果通常是严重的眼病。
对西方人来说，中国住房最难受的是冬天没有暖气设备。绝大多数百姓，即使在严寒肆虐的地区，除了由烧饭而传到炕上的那点热量之外，就没什么东西可以取暖了。这一点足以证明中国人的抗冻。更无法相信的是竟然有中国人高度称赞炕的舒适性和方便性，妇女有时称炕为“亲娘”。因为自古“亲娘”就是这样。但是，西方人的暖气能够在寒冷的夜晚将热量充满整个房子，暖烘烘地将全家人都包围，不论是在家里的哪个角落，而中国人却用炕代替了这些壁炉或是火炉，用炕将全家人限制在那小小的一张**，很多时候还不得不彼此取暖。在家里也不得不穿上所以的衣服，裹得和在外面一样严严实实，一旦出门就没有衣服可以添加了，于是出门就觉得越加寒冷。有煤的地区确实也用煤做燃料，但这样的地区实在有限，而烟又常常吹进房间，常常是烟取代了温暖。家境好的人用木炭，但也用得十分节省，而且若烧法不谨慎，其危险也像烧煤一样大。以西方人的标准来看，中国人整个一生都没有让自己暖和过。冬天，他们的血液就像河水，表面冻住，底下在慢慢流淌。难怪曾经有一个美国人将中国人的住房和美国的监狱相比，得出感慨：美国人住的监狱都比中国的衙门要舒服得多。
我们曾指出中国人不在意拥挤。只要天气一冷，中国人就理所当然地挤在一起，以便取暖，考虑到我们上文的分析，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即使在三伏天，也经常可以看到船上乘客挤得既不能坐更无法躺。这可能是由于中国人口的关系吧。但竟然没有一个中国人在乎这样的拥挤。西方人喜欢寓所与邻居保持一定距离，既可以通风，又顾及到自己的隐私，而且还可以让自己的视野开阔些，还可以适当地弄个小花园。然而中国人丝毫不知道何为空气流通和个人隐私，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过，所以也就无所谓失去的痛苦了。但即使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也不会喜欢这样。中国每个村庄的结构都是错错落落，毫无规划和章法。换言之，房屋与房屋挤在一起，这样不可避免的结果便是地价上涨，城市的情况正是如此。因此，最终是庭院狭窄，房间窄小，拥挤得不利于健康，即使有的地方不远处正好有块空地，人们也不会想到利用起来。
对于居所旁的噪音中国人也不在意。一位中国人可以在囫囵吞下晚饭之后，伴随着群马的嘶叫和大量马车夫的喧哗，倒头呼呼大睡。而在同样的环境下，一个来自西方的宁静世界的人却是展转反侧，难以入眠。只要他还有知觉，他就可以听到六十匹骡子在那里咀嚼、踢腿和嘶呜。这些响动之中，不时还有木头的吱嘎作响声或者狗的狂吠声在此起彼伏。在一个客栈的院子里，常常可以看见多达五十头驴子，它们在夜里不时地发出声响，令人难以想象这样的客栈里的中国旅客是如何做到平心静气的排除万种干扰。正如古伯察先生所说的那样，中国人也不是不知道，只要在驴尾巴上吊一块砖头，驴就不叫了，但因为他们没有看见谁真的这么干过，所以也就没有人将之付诸于实践了。如果是西方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一定会发了疯似的寻找解决办法，但关键问题是驴子叫不叫，一头在叫还是五十头、几百头一起叫，对于中国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这样的不在乎，并不是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的独特表现，而是深深扎根于广大民众之中，根深蒂固。我们可以由此而推之，中国人每家都养一百只猫，人们都会无动于衷。
中国的很多城市都受到狗的骚扰，狗破坏了很多城市的正常秩序，比如说，狗在街上四处横行，阻塞交通，侵袭路人，破坏环境……然而中国人并不愿意去灭狗，这并不是因为中国人的善良与同情心理，只要看看中国餐厅里的热腾腾的狗肉和络绎不绝的顾客便可以知道。大群的杂种狗肆无忌惮的在街上日夜狂吠，中国人似乎觉得无甚大碍，甚至连潜藏的巨大的实际危险都没有意识到——一旦被疯狗咬伤，后果则不仅仅是损失一点物质的小事情了，因为中国人治疗狗咬伤的方法常常是在伤口上绑些狗毛。根源肯定是我们的一句谚语：解铃还需系铃人。不过其他的亚洲国家在这方面与中国相比还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曾经担任美国驻华公使的劳罗斯先生，在他的一本东方游记中有一些有趣的插图。其中有一幅，题为《君士坦丁堡总览》，画着各式各样的瘦狗和癫皮狗在开会。两者的相似，简直妙不可言。而灭狗，在中国看来是不会提上议事日程的。
造成以上结果大多数是因为中国人的漠视舒适。在此，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中国人一贯标榜自己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常常为自己是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民族而自豪。笔墨纸砚称为“文房四宝”，有了这些摆设，才能“文房”。值得注意的是，这四件不可或缺的东西都不能随身携带。而且若是没有水，那么这些东西也无法发挥它们的功效了。首先，笔毛要水来润湿，否则对笔毛是致命的损害，而且写出来的字完全没有毛笔字的风韵。其次，研磨没有水也是无法进行的，黑黑的墨象石头一样，只会损伤磨盘和研头。即使这么不方便的东西，中国人也没有想出诸如圆珠笔、钢笔、铅笔这样的既方便携带又书写速度快的工具。当然，就算有他们也无法携带，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两者是一样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些东西随身携带，他们没有意识到它的必要性。
前面谈到中国人省吃俭用时，我们竭力公正地评价了他们的高超技艺，他们方法不当，却能成就斐然，甚至达到和西方人一样的满意程度，尽管我们说这种程度是无法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的。中国人对于西方最常见的节省劳动和时间的方法一无所知。在西方现代化的宾馆里，人们只要按一下键钮，就可以得到需要的一切——冷热水、灯光、暖气和客房服务。但是，在中国的所以堪称最高档的旅馆里，旅客需要任何东西，都不得不靠脚力和练就的洪亮嗓音。当然，我们可以想的到，和前面一样，中国人并没有意识到这有什么不便的地方。
中国人的日常用品，无法随用随买，要等小贩碰巧出现才能买到。相信我们很多人都看过乡间的货郎，他每几天便会出现一次，吆喝着，于是所以需要买东西的人便会赶来。他流串于各个村落，每到一处都总是极受欢迎，因为这可能是村民们购买日常用品的唯一途径。城里，夜出时人人都打个灯笼，尤其是那些巡回叫卖的小贩和那些在这个时候买东西的人，因为没有灯光，月光又太过于黯淡。有的地区，人们习惯于每年2月份出售建房的木料，人们在这个时候便会摆出集市，木料经常从一个集市拖到另一个集市，直到最后售出，或者拖回去。如果有一个人不领市面想在5月分购买，那么他便能完完全全地体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句中国古话的真理性了。
我们曾经谈到为了节省，中国人很多工具都是自行组装的，他们到处寻找各种零部件，然后回家用上好几天的时间自己装配而成，中国人相信这是种经济的做法，然而他们忽略了由于自行组装的非专业性，工具容易损坏，寿命大大缩短，而且他们没有意识到分工的高效率和高质量。这与我们的方便和经济的概念是不一致的。笔者有一次叫一个仆人去买一把劈木头的斧子。他没有买到，只好买回来十四个（进口的）大马蹄铁，请铁匠打成一把斧子，样子有点像矿工的尖嘴锄，又请木匠安上一个把，所花的全部费用要比买一把上好的外国斧子要贵多了！
然而中国的种种不便给人印象最深最持久且最容易获得的印象还应该算“卫生设备”的缺乏了。即使是在国都北京，每次治理下水道，唯一的结果便是越修越坏。一个人不管对中国的各个城市有多么了解，你若问他中国哪个城市最脏最乱，他总是会犹豫不决，衡量半天，无法回答，脑子里浮现出的是各个城市垃圾粪便满地是的景象。因为中国的各个城市在这方面是没有可比性的，没有最脏，只有更脏。一位来自北方的旅行者，对一个住在厦门的人夸口说，论及城市的环境，中国南方城市不如北方城市。为了验证这个观点，他们走遍了厦门，发现厦门出乎意料地清洁——当然是对于中国城市而言。这个厦门的居住者出于对这个第二故乡的嫉妒，告诉他的北方朋友他来的不是时候，因为碰巧有一场大雨刚刚冲刷了街道！这位旅行者在游览了福州之后，认为他已经发现了中国最脏的城市；他访问宁波时，确信了福州最脏，到达天津时，他加倍相信福州最脏。然而，他已经忘记了北京的景象，如果他仍记得北京，拿他在北京时的想法跟现在比一比，他可能会为自己的武断而惭愧了。
而在日本，人们总是设计一些很人性化的小东西。比如说，我上次在餐馆里面看到的牙签架。餐桌上摆着一件粗看不知道为何物的东西，它插在一件用彩纸折成的、漂亮的木偶人形袋里，牙签头部巧妙的设计成木偶人形的脑袋，看上去分外可人，堪称一件精心设计的艺术品。因此用餐过程中我一直舍不得打开它，不时端详以饱眼福。他比一般牙签要长，要粗，透着一股贵族的气派。用餐过程中，友人抽出牙签剔了一番，然后将牙签头掰断，然后将牙签架到了那个头上面。原来牙签的头部是个架子，专门用来放牙签的。确实，这个牙签架发明的很对时候，否则，牙签该往哪放呢？象这么高贵的牙签，总不能剔完就扔，那样一顿饭要很多支，是个极大的浪费。而拿在手里，放在桌上，扔到碗里，都影响美观。从这可以看出，日本人的舒适已经是一种很高级很全面的舒适了，而且他们仍不满足，仍在进步。这一点与中国正好相反，因为体会到了舒适，所以割舍不下，追求尽善尽美。
再看看日本女子的和服。平心而论，日本女子确实称不上天生丽质，既没有欧美女子的高大丰满，又没有中国女子的圆润匀称，但和服掩盖了她们所以缺点，突显了她们的优点。这宽松的和服将日本女子粗短弯曲的腿遮掩了起来，这宽松修长、典雅艳丽的服装将日本女子包裹地风情万种、仪态万千。而且在脖颈出留出空挡，将她们最迷人最性感的部位留在外面，展现那白嫩玉润的肌肤和柔美的线条。后背还有一个纯属装饰的小包，使得女子的可爱尽显。
这就是日本人所追求的，和中国人的服装相比，足以看出我们的观点的正确。
安于现状“凑合”的能力
论及中国文明的种种不方便，以下三点总是被每个西方人都毫不遗漏地提到：邮政设施、道路状况、货币流通。中国的邮寄速度之慢出乎常人的想象。当然也有私营邮局，但其作用极为有限，并且相对整个国家的面积和人们的需要来说而言，覆盖的地域也极小。
在前面讨论缺乏公共精神时，我们已经谈及中国的道路。山东有一条几英里长的穿山公路，十分狭窄，不能同时通过两辆马车。路的两端都有士兵驻扎看守，监督交通只能是上午从这个方向开往那个方向，下午从那个方向开往这个方向！考虑到中国人的服装——特别是鞋子（我们已经描述过了），以及中国的道路状况（我们也已知道），只要天气一变糟糕，中国人就只能守在家里不出门了。在西方国家，我们说一个人笨，就说他连回家躲雨都不懂，而在中国，我们则要说他连下雨天躲在家里不出门都不懂。
汉语的一个普遍特征，就是习惯于用两个部分来表达祈使意义，比如“遇雨即止”。对于中国人来说，由于多年的习惯，“风雨无阻”这个词语在他们的脑海里是没有任何位置的。而对于西方人来说，人人都知道自己的职守和工作不在万不得已，不能由于大雨而停止或怠慢。大雨来临时，再紧迫的公务也紧迫不起来了。我们曾经听说有一个坚固无比的中国炮台，地位重要，装备精良，比如有克虏伯大炮，士兵们接受过外国训练，但只要一下雨，岗哨上的士兵全都聪明地躲进了哨所，看不见一个人，他们全都“遇雨即止”了！1870年的天津大屠杀，本来死亡人数要翻四倍，幸亏及时地下了一场雨，把扑向外国人住地的暴徒困在了路上。若是外国旅行者害怕一些狂妄的中国人，那么如果他能够随身携带一场阵雨，他将得到最安全的保障。我们相信，从一个两英寸大的水管里喷射出来的持续的水柱，五分钟之内便足以驱散中国最残暴的暴徒。葡萄弹就相形见绌了，因为会有许多人去捡拾冲力已尽的乏弹，如同看见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中国人天生对冷水的反感如同他们从汉朝以来对猫的厌恶。因此对付中国人最好的也是最方便最有效的方法便是极为便宜的冷水。
要把中国货币谈论清楚，需要的不是一小段文字，而是一整本书，一篇全面的论文。中国货币方面的怪事足以让一个西方人大开眼界，而且有时候这种巨大的弊病会不治而愈。在谈及漠视精确时，我们曾经提到过一些。比如一百个铜钱不是一百个，一千个铜钱也不是一千个，而是其他完全不定的数目，只能凭在中国多年生活的经验来确定。在这个国家的广大地区，一个铜钱算两个；二十个铜钱以上也这样算，所以，当有人听到自己会得到五百个铜钱时，他明白自己会拿到二百五十个铜钱。此外，总有一些不足额的货币或是假币混入市场流通，导致商人之间以及商人和顾客之间的争端连绵不断。这些弊端使得地方官员们不时颁布文告加以制止。本以为颁布文告可以肃清货币市场的混乱，没想到却给地方政府的部分贪官创造了良机，压榨本地钱庄，为难商业活动，使得商业活动和货币周转状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有每况愈下之势。现钱一时周转不灵，物价顿时上涨。一旦现钱被支付殆尽，代替的便只是坏钱，而物价却并不回落。这样，就有了一条不可抗拒的规律：坏的货币逐出了好的货币。这条规律无时不刻的不在支配和引导着中国的货币市场以及相关联的商品市场。货币状况每况愈下，直到像河南省的某些地区，人人去市场都带两套钱币，一套是普通的，真假掺杂，还有一套则全都是假钱。有些商品只付假钱。至于其他商品，或是特殊交易，就要相应地支付双倍的钱币。
中国的钱币在千万双黑手中流通，常常是乌黑不已。用于穿五百钱或一千钱（名义上的）的绳子很容易断，而重新点数重新穿起来都很麻烦。铜钱没有统一的重量，但无一例外地既笨且重。相当于一墨西哥元价值的铜钱，重量在八磅以上。而吊在腰间的小袋子则是加厚加固，以承受这万般的重量。如果要用的钱超过几吊，那携带就成最大的问题了。银锭在交易中损失巨大，使用银子的人在买卖过程中，都会不可避免地被欺骗。总有人把银子多多少少地割去一些留给自己用，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货币不足额。即使他用钱庄的汇票，也少不了多少麻烦，因为一个地方的汇票去到另一个相距不远的地方，不是完全不被承认，就是得大打折扣，而当他最后拿着这张汇票回到原先签发它的那个钱庄时，又得预先考虑到可以兑付多少现钱这个问题，常常在这个问题上他会碰到一场与这个钱庄的黑心人之间的争斗。就这样，中国人做着蹩脚的买卖，用着不明不白的货币，令人奇怪的是，这种习惯一直持续了几千年而没有丝毫的改变。而据我们所见，中国人已经完全习惯了这种混乱与沉重，只有外国人叫苦不迭。
旅行者经常会看到一只伸开四蹄躺倒在地的驴子，它被一根套在脖子上的结实的绳子挂在木桩上。但是，驴不是调整自己的身子去适应缰绳的长短，而是不时地把绳子绕到最短限度，驴头倾斜四十五度，它那扯着脖子的样子，似乎颈部脊椎骨有脱臼的危险。我们感到奇怪，它这样怎么不会折断脖子，更不明白，它这样做有什么乐趣。没有一头西方的驴会那样做。和这头驴子一样，中华民族虽然处于一种半扼杀的状态，他们却自以为很舒服，因为不明白真正舒服的标准，没有体会过真正的舒服，他们的舒适感还只是停留在很原始的阶段，也就如同我们所说的他们的标准和西方人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我们的起始的前提。中国人满足于现状，并且每个人都有适应环境的超强的能力，对于碰到的种种不遍，他们可以用典型的耐心加以忍受，忍了几代，忍了几辈子，便逐渐成为了习惯，只要状况不突然变差。当然，就算突然变差，结果我们也可以预知。
有些完全熟悉中国人和中国方式，甚至还有些专门研究过中国的人，时常断言说中国人尚未开化，还处于混沌的原始状态。这个判断的错误和肤浅之处显而易见，做出这个判断的人一定是对文明和舒适的标准毫无概念或者是混乱不堪。在考虑中国的现状（与三个世纪之前毫无二致）并对它做出评价时，应该认真观察我们自己所经历的种种变化，这是我们进行公正比较的必由之路。我们不能认为弥尔顿、莎士比亚和伊丽莎白的英国是未开化的国家，但是，对于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来说，那个时代的英国也肯定是不堪忍受的。
在此，我们没有必要再去提及过去的三个世纪之中让大不列颠群岛发生惊人变化的各种复杂的原因。因为最近五十年来在舒适方便的标准上发生的彻底革命已经祖国让我们思考了，而且对它的思考在这里显得更加具有实际价值。在舒适方便的标准上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社会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改变，因为物质是舒适方便的基础，而发生的这种变化不光要有物质为前提，更需要精神上的意识作为原动力，每一次变化都是由于人们对现实的不满足而带来的。如果我们被迫回到我们曾祖父和祖父的粗野方式，我们也许会怀疑这样的生活是否还值得过下去。时代不同，我们的思考和理念也随之发生变化，带来的社会面貌也会有所改变。与此对照，在中国，时间从未流动，人们的思想也未发生改变。因此，如今的舒适与方便的标准，与几个世纪以来的完全相同。当新的情况出现，这些标准可能会不可避免地发生调整。然而，我们期待也罢，渴求也罢，这些标准将不会是我们目前所习惯的标准。因为中国的社会状况永远与我们的有那么多的不同。
追求真知的才能
毫无疑问，中国人在保护历史记载珍藏历史遗书方面，要比同时代的其他国家先进得多，也尽力的多。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有多么冗长罗嗦的史书，他们都保存完好而且肯定面面俱到。如同上文中的那些语句，而且即使有缺失，也会有一批人去研究补充更正，以此为职业穷其一生，如同研究红楼梦已经成为了一个学派还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红学。难怪许多西方作家，似乎对中国的史书极其赞赏，而且对书中的叙述绝对相信毫不怀疑。下面是一段摘自维也纳大学讲师辛格博士一篇文章的一段文字，其译文刊登在《中国评论》1888年7月刊上：“科学的考据早就承认中国古典文献是可信的。而且可信度越来越得到证明。比如李希霍芬，这位刚对中国进行过全面考察的学者，在谈论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具有令人惊讶的矛盾成分时认为：中国人记录历史事件时严格求实，若涉及到统计数字，其追求真知的精神更为认真，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在一般交际和外交谈判时撒谎的掩饰风行，这是被绝对公认的。”
历史要精确地为后人所知可以通过两条全然不同的线索来传承：一是途述事件，按照时间顺序有侧重地又详尽地描述；二是解释事件，通过对人物和动机的分析来实现，这一点我们必须牢记在心。有些广泛地细致地考察研究过中国历史的人说，用前一种写法，中国的这些史书无疑都是记载那些发生在写作之前的事情，即实录，当然是否是“实”还有待研究专家去考证；而从后一种写法来看，这些史书则绝无半点严谨合乎辛格博士所说。在此，我们尚且不对自己不十分了解的东西妄加评论，只是想提醒人民，一个民族在善于撒谎的同时却能塑造一代又一代看起来是尊重事实的史官，这样的现象是不是应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了。同样的爱憎感情，曾经使其他许多国家的历史受到无礼的歪曲，同样的条件下，难道中国就会例外吗？同样的原因，难道就单单不作用于中国，而毫无理由毫无根据地选择其他国家吗？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历史，也有理由去怀疑。
不尊重历史，这不仅仅是注释儒学的教义的缺陷与失误，作为儒学代表人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本人的做法也是如此，记住这样一点很重要。尽管理雅各博士十分重视孔子作《春秋》的取材方式，但他对“以一青掩大德”的做法很不以为然。众所周知，《春秋》记载了鲁国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起于鲁哀公元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这是很长的一段历史。下面一段话摘自理雅各博士关于儒学的一次演讲，后来该演讲稿被收录进了他的《中国的宗教》一书：“孟子把《春秋》视为孔子最伟大的成就，并说它的出现会让乱臣贼子感到害怕。孔子本人也有相似的看法，说有人会因此了解他，也有人会因此怪罪他。当因为《春秋》而受到怪罪时，他有没有心生不安呢？事实上，这部编年史十分简略，不但如此，还闪烁其辞，容易使人误解。《春秋》问世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公羊为此书作增补并评论说；‘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种‘讳’包含了三个英语词语的涵义——忽视、隐藏和误传。我们该对此说些什么呢？……我时常希望自己能够否定《春秋》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从而快刀斩乱麻地解决我们的疑惑；但孔子笔下的证据与他自己的生活紧紧地捆在了一起。如果一个外国学生采用这种激烈的方法，使自己所看到的这个哲学家的真实品格，那么，中国的众多统治者和大多数学者就不会对他有所同情，也不会怜悯他的内心苦恼。真实，是孔子经常要求弟子坚持的一条原则；但《春秋》还是让他的国人在这个国家或诸位圣人的名誉有可能受损的情况下隐匿事实真相。”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那些声称中国人的历史真实可信的人，其实已经为自己设了一条后路，他们随时可以为自己找到一个很好的理由与借口（在这方面是不是因为对中国太过相信而受到其感染学会捏造？）同时他们随时准备承认：中国的真实仅限于历史。言外之意是中国的真实实际上是无从考据的。当然我们不可能也不必去证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说谎。因为我们可以就地取材，中国人自己的话便是最好的证明。我们常常听他们用南海岛屿上的首领说他的部落那样的方式来描述谈论自己的民族：“我们一张口就说谎。”然而，在我们看来，中国人并不经常地为说谎而说谎，这一点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他们说谎是一种手段，一种处世的方式，因为不说谎就得不到某种利益，而说谎所能带来的利益是不可抗拒的，就象我们刚才所说的物质的**性是极大的。“他们不说真话，”贝德禄先生说，“同样也不相信真话。”笔者有一位朋友，曾经有一次接待了一个中国小伙子，小伙子学过英语，喜欢到处使用，然而他左思右想觉得似乎少了一句什么我们平时经常说的话，那就是“你说谎”，于是他希望在他的英语词汇中增加一句“你说谎”。我的这位朋友把这句话告诉了小伙子，但告诫他不要对外国人讲这句话，否则他一定要做好挨揍的准备。当然，作为中国人的这个小伙子对这个不可思议的提醒毫不掩饰地表示奇怪。因为他是中国人，是一个经常不得不说谎的中国人，所以在他心里，这句话与“你在哄我”的意思一样无伤大雅。柯克先生（1857年伦敦《泰晤士报》驻华记者），曾谈到西方人最不喜欢被称为说谎者，（这样如同说他们是小偷或者说他们道德败坏）他说道；“但如果你这样去说一个中国佬，你根本不会让他生气，不会让他感到有失身分。他不会否认这个事实。他的回答是人我可不敢对阁下说谎。’对一个中国佬说‘你说谎成性，现在就在编瞎话’，如同对一个英国人说‘你一贯讲俏皮话，我相信你现在脑子里就有好几条糟糕的俏皮话’。”
“面子”与应变的能力
“面子”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一种天生的素质，尽管我们看来面子只是人天生的一个身体组成部位。这样看可能会有人觉得荒谬可笑，但假如深究下去就会发现我们这样说的合理性。因为在中国，面子这个词不单指人的脸部，它在字面上是一个群体复合名词，但实际上的意思并不是我们所能描述和想象的。
首先我们应该考虑如下的一个事实，即中国人有一种强烈的戏剧的本能和表演的天赋，不论是作为个人还是种族。理解这点对于我们解释面子的含义是很有帮助的。在中国，戏剧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全国性娱乐，戏剧是中国的国粹，中国人对戏剧的狂热，一如英国人之于体育、西班牙人之于斗牛。中国人极易被戏剧所感染。他们会把感情全身心地投入于戏剧之中，像戏中人一样行礼、下跪、俯身、叩头。只要有一点点的感触，他们便会与戏中人产生共鸣。西方人看到这种做法，即使不认为荒唐，也以为多余。中国人是用戏剧术语来进行思考的，戏剧语言占据了他们的头脑。比如说，他的自我防御心理觉醒之时，即便他对两三个人讲话，也像是对大批民众。他会大声地说：“我对你说，对你，还有你，对你们说。”麻烦话解了可以说“下了台”，而如果没法化解，便可以用“下不了台”来形容。所有这些表达方式都与现实毫无半点关联。只有戏剧才会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场合由合适的人讲出一段漂亮的话来。中国人从来就不去幕后，因为幕后会让他们发现事实。在如同戏剧一般的中国人的生活中，只要每个人都不破坏戏剧的氛围，不去揭开戏剧的幕布，就会有面子。如果闹脾气不这样做，或者忘记这样做，或者不会这样做，就叫“丢面子”，那样就中断了表演，会让所以其他的人而气愤，因为你揭开了现实的幕布。
一旦正确理解面子这个概念，那么你就掌握了一把钥匙，可以打开中国人许多重要素质这把号码锁，可以开开门看清楚屋内的东西，而不是隔着窗帘妄自猜测。
当然对于不擅长戏剧的西方人来说，面子的运作原则和戏剧的演出规律，他们完全不能理解。他们总是忘记戏剧因素，误入对中国人来说重要得应当忽略的事实领域之中。因此他们也没有机会体会演好一出戏的成就感。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中国人的面子很像南洋岛的禁忌，都是一种无可否定的潜在力量，只不过面子不可捉摸，不讲规则，只按照人们的常识来废除和替换。中国人与西方人都应该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因为他们对于同一件事情永远有争不完的不同意见。和事老在调解小村庄居民永无休止的争吵时要讲求调解的艺术，除了公正之外，他们首要考虑的便是双方以及他自己的面子问题。有时候为了面子可以放弃公正，尽管公正是目的，但对于中国人来说，保全了面子便是对他们最大的公正。这样的搏弈就如同西方国家的政客考虑双方的力量平衡问题一样。同样的原则，也经常出现于法律裁决，因为面子问题，很大比例的诉讼结果都是平局，或者是庭外的调解。
送人一份厚礼，是“给他面子”。而收下似乎也是“给他面子”，因此对与中国人来说，从来不能拒绝别人的礼物，不管这种礼物有什么潜藏在背后的目的，如果实在不愿意，那么可以适当有艺术的取舍，收取一部分。被人当面指出缺点和错误是丢面子，因而不管多累都要挖空心思寻找证据来否认这些事实，或者是把错误归咎于他人或是其他的客观情况。认定一个人捡了你丢的网球并要他归还时，他会气愤地否认，并且走到丢球的地方，很快“发现”球就在那儿（从他的袖子里掉出来的），然后他说：“你‘丢’的球在这里。”女佣把一位客人的铅笔刀藏在她主人房间里，人们不久就发现这把铅笔刀在桌布下面，她就装模作样地把它拿出来。在这些例子里，运用事后补救措施和聪慧的头脑保全了面子。仆人丢了一把银勺子，他知道要赔，或者从他工钱里扣，他就主动辞职不干，并且故作清高地说：“那钱留着赔那把银勺子好了，我不要了。”这样，他没伤着自己的面子。一个债主知道钱要不回来了，但还是到欠债人那儿，严厉地训斥一顿，表示自己知道该怎么做。钱没要到，面子却保住了，以保障自己以后不会再像这次一样要不回钱。一个仆人忽视或拒绝执行一些职责，一旦得知自己会被解雇，他就重复以前的过错，然后再主动辞职，以保全他的面子。这则是中国人为保全面子而使用的方法，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技法多么高超，演得多么逼真。还有的中国人就算是丢性命的时候也不忘要保全面子。一个知县在砍头前竟然请求特许，允许他在处死时穿官服。我们只能用一句很地道的中国话来形容：“死要面子！”
而仅仅一海之隔的日本，为了发展为了生存，他们可以不惜一切面子。他们作为一个起步晚的民族，在公元前两三百年还处在新石器时代的后期，而他们一再地派使者来到中国学习，将中国的青铜器、铁器和水稻种植技术带回了日本，使得他们的文化大步的跃进。而战后日本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偷”来的种种技术让他们收益非浅，照相机、电视机、彩电、手表、汽车……没有这不顾面子的“偷”，何来今日的经济第二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