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生于武周长安元年(701年)，死于唐肃宗宝应元年(762年)。他诞生于安西的碎叶(今苏联的吉尔吉斯和哈萨克一带)。他父亲李客，是一个富商。在他五岁的时候，李客便携带全家从碎叶搬到绵州彰明县青莲乡。李白从此就在蜀中生活，直到二十多岁。开元十三年(725年)，诗人为了寻找机会发展自己的抱负和才能，便离开绵州，开始了漫游的生活。
李白离开四川以后，大约游历了三年光景，到二十七岁时，来到湖北的安陆。在这里，他和以前高宗时期的宰相许圉师的孙女结了婚，便暂时定居在安陆。从此以后，直到三十五岁，在近十年的时间里，他虽然仍在各地漫游，但大体上比较经常地住在安陆。大概在他三十五岁的时候离开安陆，北游到山西的太原。
李白是夏天到太原的，在元参军家做客，游览了周围的名胜。大概在这年秋天就离开太原了。
接着他就东游齐鲁，最常住的地方是任城和沙邱(今山东的济宁和掖县)，而且在沙邱安了家，在那里住了很长时间。这时他和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五人共同隐居在泰山南边的徂徕山，常常一块饮酒酣歌，当时人称为“竹溪六逸”。
离开山东以后，他南下漫游江苏、安徽、浙江等地。经过了十余年的社会磨炼，他对当时的政治现实认识得比较清楚了。
唐玄宗听说李白才华出众，天宝元年(742年)，召他进京。李白虽然游历十余年，但并没有到过长安。现在皇帝下诏征召，他当然非常高兴。他认为这次进京，可能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为苍生谋幸福了。李白入宫，玄宗却只让他当了一个翰林供奉，这是一种以文学词章被顾问的侍从职务，不是实际官职。这时李白除了在宫内侍从之外，在长安结识了不少朋友，最著名者有贺知章、崔崇之、晁衡等。这些人的地位虽然各有不同，但都有那种放浪不羁的性格。他们经常饮酒，酒后则高谈阔论，表示不受现实社会的羁绊。
李白在长安三年，后被放还。在以后的十年中，他到过的地方很多，东西南北行踪不定，除了常回到任城家中以外，他经常留在梁宋一带。大约在他五十四、五岁的两年中，他经常往来于广陵、金陵、宣城(今江苏、安徽)等地。五十六岁的时候，他在庐山，被永王璘召为幕僚。就在这一年，永王璘和他哥哥唐肃宗争夺帝位。第二年，永王璘兵败，李白受到株连。被逮捕后囚在浔阳(今江西九江市)。后来虽经别人营救出狱，但仍被流放到夜郎(今贵州桐梓)，当时他五十八岁。第二年，在流放途中遇赦，才得回来。六十二岁死于当涂县。
李白是我们民族史上伟大的古典诗人之一，李白诗歌的最明显的特点，是充满着激昂向上、嫉恶如仇的精神。
李白很自负，他觉得自己不仅有诗才，而且有很大的政治才能，他经常自比周公、张良、韩信、诸葛亮、谢安等人，当他发觉自己的才能无处施展时，便愤慨极了。他说自己是杂草中的孤芳、群鸡中的凤凰。他极端蔑视邪恶势力，有许多诗是直接揭露腐败的统治阶级的。如《古风》五十一：
“殷后乱天纪，楚怀亦已昏。夷羊满中野，茛菉葹盈高门。比干谏而死，屈平窜湘源，虎口何婉娈，女婴空婵娟。彭咸久沦没，此意与谁论。”
在这首诗里，诗人把后期的唐玄宗比作残暴昏庸的殷纣王和楚怀王，而且把整个社会都和殷纣楚怀时期相比，对昏庸的皇帝和依势的佞臣进行了无情的抨击。
李白对一些封建社会的旧传统观念也持怀疑的蔑视的态度。当时，孔夫子在一般知识分子心目中是最神圣的。李白有时却以孔子自比，甚至在高兴的时候，随便拿孔子开玩笑，并不把孔子看得高不可攀。在封建社会，“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读书人是最受尊重的。李白却常常嘲笑那些白首死读经书的儒生，大胆提出“儒生不及游侠人”的观点。当时多数知识分子参政都是通过科举，唐朝诗人绝大多数都赴京应考，李白始终没有去参加考试。他虽然热心政治活动，但从来不愿意卑躬屈膝，追求官职。李白对束缚人的礼教观念进行了大胆的批判，他身上很少有历来读书人的那种迂腐、伪善。因此在许多士大夫心目中，李白简直是不可理解的。有人说他是“谪仙”，也有人说他是“狂士”。李白自己也感到和社会习俗冲突，自己不为社会所容，所以他也自称是“狂人”。
李白的诗歌还注意反映各阶层人民的苦难生活，为人民鸣不平。在李白的诗歌中，人物形象非常多，其中却很少有达官贵人，绝大多数是村女、征人、宫女、弃妇、歌妓、卖酒的老叟等社会下层人民。李白很了解这些人，对他们具有真实的感情。在《丁都护歌》里，描写了纤夫的劳动场面：
“云阳上征去，两岸饶商贾。吴牛喘月时，拖船一何苦。水浊不可饮，壶浆半成土。一唱《都护歌》，心摧泪如雨。万人凿盘石，无由达江浒。君看石芒砀，掩泪悲千古。”
这首诗是在长江下游写的。当地政府在山上采取大石，用拖船搬运。天旱水浅，千万个劳动者用力牵拉，也很难到达江边。但是监督的官员(都护)却限令极严，使劳动者无时喘息。李白想到这些石头使人民长期从事苦役，不禁感叹说：“君看石芒砀，掩泪悲千古!”《丁都护歌》是乐府旧曲，相传是“其声哀切”，李白用以歌咏新事，就更加悲恻感人了。从这里可以看出诗人对于劳动人民的态度和人道主义精神。
正因为李白同情人民群众，当他看到战争给人民带来痛苦时，总是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反对非正义战争。他写了不少反对战争的诗，如《古风》第三十四首说：
“羽檄合专城，喧呼救边急，群鸟皆夜鸣。白日曜紫微，三公运权衡，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借问此何为?答言楚征兵，渡泸及五月，将赴云南征。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困兽当猛虎，穷鱼饵奔鲸，千去不一回，投躯岂全生?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
这首诗写的是如下的一段史实：
天宝年间，杨国忠组织进攻南诏的战争，当时百姓不愿当兵，杨国忠派御史带着刑具分道抓丁。“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这支军队不战而败，杨国忠反而掩藏败状，虚报战功。天宝十三年(754年)六月，又出征云南，结果在西洱河全军覆没，二十万人无一生还。从这首诗里不仅可以看出当时战争的紧急情况，同时更反映了人民被迫服役的惨痛情景。另一方面，诗里说：“三公运权衡”和“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从这几句可以看出李白对朝廷的讽刺和谴责，这是代表人民群众发出的正义呼声。
但是，李白并不是无原则反对一切战争的，他反对的是以人民的生命财产来满足统治阶级少数人的野心的那种非正义战争。当安史之乱爆发后，他渴望能消灭安禄山的叛军，而且反对唐玄宗的逃跑主义。后来他参加永王磷的队伍。写了不少抗战的诗。
李白还有许多诗歌，热情歌颂了祖国的美好河山。在李白的诗中，有浩浩****的长江，有奔腾怒吼的黄河，有峥嵘的剑阁，有喷射百丈的瀑布，有恬静幽寂碧波**漾的洞庭湖，有孤直的松柏，有清涟水面的芙蓉，有茫茫的柳絮，有摧崩百川的大鹏，有能使人垂泪的猿啼。有悲哀的杜鹃，有翻飞万里的苍鹰，有引人深思的月光，更有闪电雷鸣……。所有这些，都为人民所喜爱，成为脍炙人口的杰作。李白笔下的大自然，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从李白的诗里，可以听到中国大自然的音响，可以看到中国山河的美丽图画。
李白诗歌的艺术特点主要表现在他所塑造的形象上。在李白的诗里，我们往往感触到一种超越现实的艺术形象。这种形象是由作者运用丰富的想象和大力夸张创造出来的。夸张比喻的手法在李A诗中随处可见。例如：他极言侠客的重义，便写出“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捧土塞黄河”等名句；本来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而诗人却写出“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以反衬战死者妻子悲恨的深重；要肯定文章的有力，则写“兴酣落笔摇五岳”；为了否定功名的价值，则写“功名富贵若常在，汉水亦应西北流”；为了表现自己的才能，则写“为君谈笑静胡沙”；形容安禄山叛军势焰之盛，则写“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倾”。在这些诗句当中，李白用夸张比喻的手法，把两种轻重显然极不相称的事物对举起来，以突出显示所要表达的意义，因此它所体现的感情及所发出的感人力量特别强烈。毫无疑问，假如诗人没有不可抑遏的**和异乎常人的想象力，这是不可能的。
李白诗篇另一个艺术特点，就是它的艺术形象所概括的生活现象具有极大的广阔性。他形象地抓住许多难于直接联系着的事物，构成一副完整的形象。例如《行路难》，诗人的笔从酒肴案前忽然跃到黄河、太行、碧溪，以至沧海。再如《将进酒》，这首诗的中心思想是要及时行乐以消除胸中郁积的惆怅。为了强调要及时，首先指出人生时光之易逝而不可复返。但对这一概念，诗人并不是抽象地叙述出来，而是以壮阔的自然界现象——黄河奔流的形象来比喻大量时光之如逝水，一去不复返，并把人生相当漫长的岁月转变缩短到朝暮之间，这样给人的时光消逝迅速之感便特别强烈。
李白的诗歌，是我国优秀的古代文化遗产，在文学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南朝齐梁以来，颓废**靡的形式主义文学曾经泛滥一时，宫体诗就是它的代表。初唐的文坛，仍然蒙受着这种恶劣的影响，阻碍了文学的健康发展。陈子昂在唐代第一个提出了鲜明的战斗主张，对这股形式主义的逆流进行了正面的抨击。他反对“采丽竞繁”，提倡“汉魏风骨”和“风雅”、“兴寄”。这也就是要求文学家关心现实的重大课题，正视并反映现实，要求作品写得清新和刚健。陈子昂虽然在他的创作中贯彻了自己主张，然而他的作品却还存在着干枯板滞等特点。当然，要彻底清除这种影响，也并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要取得全面胜利，还有待于后人的不懈努力。
李白继承了陈子昂的理论，他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建安以后的形式主义文学，揭露了他们“绮丽不足珍”的实质，并且把恢复发扬古代诗歌的优良传统，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李白的诗就是他的理论和实践在创作上的光辉成就。过去陈子昂所没有做到的，李白做到了。陈子昂所没有完成的，李白完成了。陈子昂成为李白的先驱，李白继承和发展了陈子昂开始的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李白的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李白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了汉魏以来乐府民歌的丰富遗产。汉魏乐府中对社会生活规律的深人探索，两晋乐府中对幻想中美好世界的强烈追求，南朝乐府中人民的纯真的爱情，北朝乐府中的英雄气概和边塞景色，散调杂曲之类的豪唱狂歌，这一切，都对诗人具有深刻的影响，诗人通过自己的创作，熔炼成一个全新的风格。这是文学评论家一致承认的。
其次，李白对于汉魏以来乐府民歌遗产的继承，一方面忠实于民间文艺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又充分发挥了他的创造性。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他那些直接用乐府古题为题的诗篇，在同一题目之下，乐府古词的妙处，往往正因为李白的新词而更加鲜明。汉魏以来，诗人拟作的乐府很多，其中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的也不少，但是像李白这样的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却是空前未有的。文学史证明，正是这样高度创造性的继承，才能把乐府民歌中的优良传统真正发扬出来。
李白的诗不但对当时的文学界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对以后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白和杜甫被后人推崇为“诗仙”、“诗圣”，成为后人学习的榜样。李白的诗由于被人们所喜爱，所以流行很广。像《静夜思》、《蜀道难》那样的诗更是家喻户晓。他的诗中那鲜明的个性，豪放的气魄，朴素的形式，浪漫主义的格调，是千秋万代也不会泯灭的，会永远在诗坛闪跃着奇光异彩。在李白以后的一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他的诗仍然影响和哺育一代代诗人，甚至到了近代，我们仍然可以从龚自珍等人的诗中看到李白的影响。
诗圣杜甫
杜甫，字子美，曾自称少陵野老，因做过工部员外郎，被人叫做杜工部。他亲自经历了安史之乱这场大变乱，饱经丧乱，也受了丰富的锻炼。他用诗歌记实事，发议论，画出一幅幅流亡图。深刻地表现了这个时代。后人把杜诗叫做诗史，其实他写得比许多史家更丰富、更生动。
杜甫出生在河南巩县一个衰落的世族家庭里。他在文学上用过苦功，“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他的经验之谈。他有一番抱负，希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同上)。然而唐朝政治正在走下坡路，杜甫受权臣排挤，找不到出路，在愁苦的生活中，他的眼光越来越注意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开始写出一批反映现实比较深刻的作品，如诉说农民沉重的兵役负担的《兵车行》；批判天宝年间一些不义战争的《前出塞》；斥责杨家豪门奢侈荒**的《丽人行》；而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更直率地指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批评豪门贵族随便耗费农民的血汗，写出了传诵了一千二百余年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由此可见，在安史之乱以前，杜甫已经在写诗史了。
叛乱爆发时，杜甫刚到奉先(今陕西蒲城)探望家属，随即移居白水(今陕西白水南)。潼关失陷后，诗人带着全家，流亡道途，备尝艰辛。他把家口安置在鄜州(今陕西富县)的羌村(今名“大盛号”)，只身出门，想到灵武见肃宗，中途被叛兵捉住，送往长安。这时诗人不过四十五岁，但形容憔悴，不像个官儿，才没有被加上伪职。
他在长安住了八个月光景，听到叛军到处窜扰屠杀的消息，精神非常痛苦，又不知家属安危，忧虑不安。这些见闻感受，都熔铸在真挚动人的诗篇里。“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春望》)，是这时的代表作。
至德二年(757年)四月，杜甫逃出长安，西奔凤翔。他朝见肃宗时，衣破露肘，脚穿麻鞋，老瘦不堪。肃宗任命他做左拾遗，那是个“从八品上”的官，以对政事提意见为职责。不久，皇帝就讨厌他欢喜批评朝政的作风，以给假探亲为名，逐出朝廷。
这位白头拾遗穿了一领青袍，徒步回家。一路上所见所闻，都写在七百字的五言诗《北征》中间。《北征》是叙事诗，也可以说是篇奏议，在杜集中也属于罕见的名篇。
阡陌之间，人烟萧瑟，所见多半是呻吟流血的伤兵难民。深夜经过战场，又看到很多惊心怵目的景象。史家没有忠实地记录这场变乱造成的残败景象，更讳而不言人民遭受的苦难，诗人却绘影绘声地刻划出来了。
他称赞马嵬驿事变，“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态度十分明朗。他反对用回纥兵，“官军请深入，蓄锐可俱发”，婉转地提出单用官军便可破敌的意见。
他记了史事，发了议论，写出来又是艺术性极高的诗。这是极大的成功。
唐军收复长安后，杜甫仍旧做左拾遗，但是不久又被贬到华州(今陕西华县)做司功参军，管理祭祀学校等工作。这表示皇帝把他完全丢开了。
乾元二年(759年)，相州城下九节度使大军溃败，杜甫恰巧因事往来于洛阳、华州之间，亲眼看到兵荒马乱的景象，于是写出了《三吏》《三别》等名篇。这些诗篇反映了人民的惨痛遭遇。也是对那些制造祸乱、残害人民的封建统治者的鞭挞。
连年战乱，人口减少，能当兵的青壮年尤其不多。统治阶级不顾人民的死活，把老弱妇孺都抓去服役。《新婚别》说：“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拉走的是刚结婚的新郎。新安县是“县小更无丁”了，官府却把未成年的“中男”拉去当兵。“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这就是诗人在新安道上的感受。“子孙阵亡尽”(《垂老别》)，老头子只得挺身去上战场，“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孰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这是什么情景!甚至一个打了败仗的散兵，还到故乡，刚想“荷锄灌畦”，县吏已经来征发他入伍了。他的家属一个也没有了，“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无家可别，然而内心的沉痛，更甚于有家可别的人。在《石壕吏》中，诗人写的县吏半夜捉人的情景。这户人家，三个儿子都在军中，其中两个已在相州阵亡，家中除两老之外，只有个带着乳婴的媳妇。县吏不顾这些，只要抓人当差。老头跳墙逃走，老妇只得跟着县吏，到军队里去烧饭，第二天只好“独与老翁别”了。
诗人写了惊心动魄的流亡图，对政治的黑暗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不久便弃了官职，当一个“野老”了。
诗人浪迹天涯，访求一个容身的小天地。他先到秦州(今甘肃天水)，继又南下同谷，经栈道，穿剑门人蜀，于十二月到成都，才定居下来。他一路上写了许多诗，记行踪，绘江山，也反映了社会现实。《盐井》云：“自公斗三百，转致斛六千”。史书所载盐价，以每斗三百七十钱为最高的数字，据此两句，可知转贩的售价，每斗高达六百。杜诗真是信史啊!
杜甫在成都花溪西，临近锦江的地方，建了所草堂。这所著名的杜甫草堂，历劫犹存，解放以后，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经过妥善的整修，把总面积扩大到三百亩左右，面貌焕然一新。
但是杜甫在世的时候，在草堂不过住了几年，后来又为生计所迫，沿江东下，在夔州(今四川奉节)、江陵、潭州(今湖南长沙)、衡州(今湖南衡阳)等地，漂泊多年。他的生活越来越贫困，健康越来越恶劣，竟于大历五年(770年)病死在岳州(今岳阳)附近的客船上。
杜甫反映了人民的苦难，坚决反对安史的叛乱，批判权奸豪门。他对于“西戎外甥国”(吐蕃)乘人之危，破坏唐蕃和好，流露出忧虑的心情。他对政府无力抗拒吐蕃贵族的侵扰，感到痛心和愤慨，在《诸将五首》等诗中谴责了大臣将领的无能。他拥护平定军阀叛乱的战争，也毫不犹豫地斥责平叛官军杀掠人民的罪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三绝句》之三)，就是一个例子。
当然杜甫的思想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同情人民，但仍旧劝人民忍受。“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新安吏》)封建王朝的军队中的将帅和士兵怎会如此和谐呢?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过分责备杜甫，因为一个古代地主阶级的诗人能够像他那样深刻地反映社会实际，毕竟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