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蒋介石开始制定打内战的方针，但发动内战还需要时间准备。同时，由于国内外人民普遍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呼声和压力以及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空前强大，他要立刻发动内战还有困难。于是，在美国导续下，蒋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商谈建国大计”。蒋的算盘是：如果毛泽东不去，我们就可以宣布中国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并把发动内战的责任推到中国共产党身上；如果毛泽东去了，就利用谈判来诱骗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取消解放区政权，以达到消灭革命力量的目的。同时还可以利用谈判，争取时间，加紧内战准备。
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和“和谈”阴谋是洞悉的。但是，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民主，实现人民“休养生息，重建家园”的迫切愿望，竭尽全力寻求避免内战挽救和平的道路；也为了揭露美蒋的阴谋，团结教育人民，争取中间势力，决定派毛泽东等赴渝与国民党谈判。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告诉全党，毛泽东将应蒋介石电邀赴渝同国民党当局谈判，说明中共中央的谈判方针，要求全党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
8月28日，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在前来迎接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乘飞机抵渝。抵渝后，毛泽东同蒋介石先进行了几次面商，随即由双方代表开始了具体的谈判。由于毛泽东来到重庆，完全出乎蒋介石的预料，对谈判毫无准备，一切方案均由共产党提出，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只是敷衍应付。
最终经过40多天的谈判，由于中共的努力，于10月10日，由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共同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士协定》)。列入《纪要》的共12个问题，有的达成了协议，有的各自表述自己的意见，未获协议，同意以后继续商谈。这次谈判的主要成果是，一、确定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和途径，即“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并以“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二是确认国民党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必要步骤，由国民党召开政协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事，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谈判中争论最多的是解放区的军队和政权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尽管中共做出重大让步，主动提出过几种解决方案，但由于国民党坚持“你多出军队我给你民主”的一贯方针，未能达成协议。
10月11日，毛泽东胜利返回延安。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总结了谈判的收获与经验。指出：“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它迫使“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如果“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但毛泽东强调说，已经达成的协议，还仅仅是纸上的东西，要把纸上的协议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
重庆谈判表明了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揭破了国民党制造的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迫使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建国方针，取得了国内外舆论和中间阶层的广泛同情，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