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些图画文字的性质，在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这已是文字，有的认为尚不是文字。主张已是文字的又有尚属初步发展和已属比较进步的文字之别；主张不是文字的也有程度不同。有的认为只是原始记事范畴的符号或图形体系；有的认为与后来汉字形成有很大关系，是一种原始文字，原始的象形文字、图画文字或象形符号。从现有全部资料来分析，后一种看法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首先，这些刻画的图形虽然有一些与实物十分相像，但并不是一般的图画。否则就不会专选某种器物如陶大口尊，在专门的部位，用同一种刻划方法来做。况且有些图形已有相当程度的抽象化，笔道简练，其结构又有一定的规律，成为一种互有联系的图形体系。所以它是可以记事和传递信息的符号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文字也是一种可以记事和传递信息的符号。它与非文字符号的区别，不仅是信息载荷量极大，而且是以记录语言为特征的，是语言的符号化。非文字的符号则不能担负这一职能。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大汶口文化的图画文字已能记录和传递语言，因为我们现在所见的都是单个的图形，无法表达完整的句子，而语言是以句子为基本单位的。
任何文字的起源都应有一个过程。汉字的基本特征之一是一字一音，但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中有不少合体字就不是一字一音。再早一些，很可能是纳西族的东巴文那样一字数音。九个点可以念成“九粒沙子”，九个椭圆圈可以读成“九个鸡蛋”，不是单有一个“九”的数目字再加表事物性质的字如沙子、鸡蛋等。事实上这种字在表达语言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只有经师代代相传才能念得出来。大汶口文化的图画文字在造字方法上似乎同东巴文更为接近，因此它应该是接近早期文字而尚非成正式文字的一种图画文字。
《河图》、《洛书》之谜
《河图》、《洛书》都是中国上古时期传下来的神秘图案。关于它们的传说和问题是易学史上争论最多，被弄得最复杂最混乱，但同时又是内容最为丰富的问题。
相传在我国远古的伏羲氏时代，有一个丑陋的怪物游到黄河边上的城市孟津，背上负着一块刻有一幅古怪的图案的玉版，这个怪物大得吓人，吃了百姓们的稻谷和庄稼，最后竟然开始生吞人类。伏羲听到这件事，带着利剑来到河边要斩除这头妖怪，妖怪打不过伏羲，跪地嗷嗷求饶，自称是黄河里的龙马，并将背上的玉版献给了伏羲，由于它是来自黄河的宝贝，伏羲称这张图为“河图”，后来，伏羲还按照《河图》做出了“八卦”，可以用来推算历法，预测吉凶等。
到了大禹治水的时候，有一次大禹在洛河引水疏通河道，从于涸的河底浮出来一只可以驮起百_卜人的巨龟，大禹认为这是一只通灵神龟就将它放生了，不久后，大龟腾云驾雾再次来到洛河，将一块光芒四射的古老玉版献给大禹，上面同样有一些神秘的文字和图画，大禹将这块玉版命名为“洛书”。传说在《洛书》上有大禹一个也不认识的65个红字。后来经过大禹反复揣摸，整理出历法、种植谷物，制定法令等九个方面的内容，古人又根据这九章大法，整理出一本一直传至今日的科学法典《洪范篇》。
上述这些传说在我国最古老的典籍《周易》、《尚书》、《论语》中都有记载。其中比较可靠的是《周易》中的系辞篇，里面是这样记载的：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与上述传说十分吻合。直到宋代，朱熹解《周易》时，还曾派他手下的学者蔡元定去四川，用高价才在民间收购到了华山道士传出的《河图》、《洛书》等，都是由一些圆圈点构成的图形。另外，还有一个可信的证据是在现在洛宁县长水一带有“洛出书处”石牌二块。1987年安徽含山县凌家滩原始社会末期墓葬中出土大量的玉片和玉龟，据专家考证是距今5000年无文字时代的原始的洛书和八卦图。
据说《河图》、《洛书》在古代出现的时候都有普通人无法识别的文字，但后来都慢慢地散佚，现在人们经常看到的两幅图是宋时朱熹的《易学启蒙》中的，因为有图无字又神秘难解，人们把它们叫做“无字天书”。其中《河图》是用黑白环点示数、排列成图的。即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而“洛图”也只有用黑白环点示数的图。有人形容它：“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环居中。”关于河图洛书上的这些神秘的图案，自古以来无人能破译。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河图、洛书已经开始与天命、阴阳、占卜等有关了。孔子周游列国不得意时悲叹说：“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那时就已经有老子、孔子写的关于天命的书《河洛谶》各一种。在两汉时期的算命的文献中，河图洛书更复杂和神秘了，共有《河图括地象》、《河图始开图》等三十七种，《洛书甄曜度》、《洛书灵准听》等九种。宋时出现的河图洛书又加进了新的内容，是融天文、人体、阴阳、象数为一体的易学图像，是一种理念的阴阳消长的坐标图，暗喻的范围非常广泛。
对河图、洛书的解释非常之多，有些人认为它是古人对天象的观察活动的记载。原因是有关河图的记载最早曾见于《尚书‘顾命》篇。记载周康王即位时，在东边厢房有：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后人就认为河图是的测日晷仪与天象图标，这些实物在当时是测日观天察地的仪器，在古人眼中带有神圣和神秘的性质，因而才有可能和代表古代王权威严的古玉器陈列在一起。还有根据《魏志》中说的“宝石负图”是一幅河图洛书的八卦综合图，看上去像罗经盘，磁针居中，外面围着八卦，最外层为二十八宿。所以这些河图是古代测量太阳的晷仪时根据日影来画出的；而洛书则是张天文图，用来概括天文的原理。还有人认为西安半坡出土的石板上用锥刺的圆点排成的等边三角形图案是它们的原型。但这还不过是一种有一定联系的设想，还无法看出这种图案与《河图》、《洛书》的起源有什么联系。
最近，西南电子技术研究所退休高工杨光和儿子杨翔宇发现，“洛书”的核心“十”字与墨西哥发现的“阿兹特克”(Aztec)历石中心人像的“十”字、金字塔俯视图中心的“十”字完全吻合。他们提出“洛书”是外星人遗物，“河图”则描述了宇宙生物的基因排序规则，而“阿兹特克”历石则是外星人向地球人的自我介绍。
各种关于河图洛书的说法都还没有真正找到依据，河图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图案，洛书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书写符号呢?河图、洛书的原型是什么?古人又是如何按河图洛书画出八卦的?还有待解答。
《太极图》之谜
《太极图》又称《先天图》或《天地自然之图》，是中国上古文化中最神秘的一张图，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争论极多的一张图。
相传，太极八卦图是古代圣人伏羲氏首创，在“五经”的“周易”中，有详细的记载和说明。古人认为：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这是太极化生八卦的基本理论。太极图，是研究《易》学的一张重要图象，故又称《易图》。
这张图既简单又复杂。说简单，只有黑白两色；说复杂，它却包含了天地万物的共同规律在内。
《太极图》起源很早，据传古《太极图》绘在3000多年前的夏商之际或更早的陶器上。圆圈内画有s形曲线，黑白阴阳点是以后添上的。如今的《太极图》，一般认为是北宋周敦颐所制。唐《真元妙品经》有太极先天图与周制的相似。
也有人说，先天《太极图》为伏羲所画，后天《太极图》为周文王所作。或说， 《太极图》源自汉代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也有人认为《太极图》最初由陈抟传出，原叫《无极图》。
中国古老的《太极八卦图》，对现代科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德国数学家莱布尼兹是现代电子计算机二进位制的创始人，他正是在中国的古老的太极八卦图的启发和帮助下，才触动灵机，一举成功的。1701年秋末，他正在苦心孤诣研究乘法机，法国传教士朋友从北京寄给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和《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莱布尼兹从这两张图中受到了很大启发，他发现，八卦是象形文字的雏形，由坤卦经艮、坎、巽、震、离、兑到乾卦，正是由零数到七，这样八个自然数所组成的完整的二进位制层数形。八卦中的“一”叫做阳爻，相当于二进制中的“l”，而八卦中的“一一”叫做阴爻，相当于二进制中的“0”。六十四卦正是从0到63这64个自然数的完整的二进位制数形。在数学中八卦属于八阶矩阵。
1973年戈德伯格提出了生物控制的“阴阳假说”，在分子生物学的研究领域里，占有了一定的地位。他也曾受到中国古老《太极图》的启发。1957年苏特兰德发现了环腺一磷，1963年普赖斯发现了环鸟一磷，二者在生命活动及疾病过程的发生发展中都起着一定的作用。戈德伯格则从《太极八卦图》得到了很大启发，认为环腺一磷和环鸟一磷，就是体内两种对立的调节系统，与东方医学中的“阴阳”相似，很可能是“阴阳”的物质基础，从而提出了著名的“阴阳假说”。
中国独有的古老的《太极八卦图》确实有着很玄奥的哲理，甚至有的外国学者说：“这张图有启迪世界的价值。”它以综合并包的方式，容纳多种思维。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古老的《太极八卦图》对今天的人来说，谜团越来越多：《太极八卦图》究竟是谁创制的?受了什么启发创造出来的?《太极八卦图》有哪些作用?为什么要创造这么一张图?……好多问题，至今只有传说和不确切的猜想，而无确凿之实证。古老的《太极八卦图》确实包含着高度智慧，它传达给我们的究竟是来自何处的高度文明的信息呢?
中国古人“穴居”之谜
居室是人类生存的重要因素。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没有建造居室的能力，只有选择自然的洞穴居住。进入新石器时代后，农业的产生为人类的定居创造了条件，生产工具的进步也使人类具备了营造房屋的可能，于是人类结束了“穴居而野处”的时代，开始在固定的地方修建居室，形成了氏族聚落。我国幅员辽阔，南方和北方的自然条件存在着较大差异，如南方炎热多雨，地面潮湿；北方则寒冷干旱，地面干燥。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们便因地制宜，建造了适合各自居住的房屋。
人类刚刚开始定居生活时，由于生产工具还很落后，也缺乏营建居室的经验，只能用石器、棍棒挖掘坑穴作为栖身之地，以躲避风雨和严寒的袭击，这就是最原始的住宅——穴居。这种穴唇比旧石器时代的山洞可进步多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表现。
当时穴居的形式有两种，一种穴居为竖穴居室，是在平原或较宽广的台地建造的，这种居室在许多地区都有发现。河北磁山遗址和河南裴李岗遗址中有一些口小底大的袋状窖穴，其口径都在0．6—1．94米之间，深0．5—1．28米。其中常放置有石器、骨器和陶器，地面有红烧土痕迹。河南偃师汤泉沟也发现过这样的袋形窖穴，穴底也有烧炊的红烧土面。这些窖穴很可能是当时人们的住室。这种居室的顶部可能是圆锥形，古史记载东夷原始居民有穴居为“屋形似冢”，其时间虽晚，但作为居室的一个发展阶段，中原一带在新石器时代很可能也存在过。
除竖穴居室外，另一种穴居就是产生于黄土高原的横穴居室，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窑洞。当地的人们选择高原的向阳坡，在沟坎断崖上向里掘洞，利用黄土的松软和粘性结构，掏成拱形的房子。横穴居室的特点是易挖，防暑防寒性能好，冬暖夏凉。横穴的最早实例是在山西石楼岔沟发现的一处仰韶文化时期的遗存。这处遗存平面呈方形，人口处小，室中央有灶。后来又在内蒙古凉城圆子沟发现了一处晚于仰韶文化的龙山文化早期的大型人类聚落遗址，其中有横穴式的房址28座，每3问为1组，按山坡台地的自然起伏分成五六排，在山坡上错落有致地排列着。颇为讲究的是，房内地面和墙壁都涂抹有平整的白灰面。
穴居虽然能避风寒，易营造，但空间面积太小，上下出入不便，且又易被雨水冲灌。随着个体家庭成员的增多，穴居显然已经不能适应人们的需要，于是在平原等许多地方出现了半地穴式的建筑。这种半地穴房屋的中间，有几根大的木柱支撑屋顶，周围有小木柱，小木柱问用草索相连，再于草外抹泥，称为“木骨墙”。以后这种半地穴式的房屋逐渐发展成为真正的地面建筑。但是在黄土高原，那种横穴居室也就是窑洞式建筑在商周时期依然存在，在二里头文化的山西东下冯遗址中和陕西西周丰镐遗址中均有发现。东下冯遗址为公元前1900年到公元前1500年的文化遗存。该遗址中的窑洞多就断崖沟壁构成，面积在5平方米左右。居室已有圆形、椭圆形和方形多种，内有壁龛和火膛。丰镐的窑洞则是在地面挖一口径5至9米、深约5米、平面为椭圆形的深坑，再从一壁掏出穴洞。坑底有一条供出入的土坡道，将主室分为两半。
商周以后，窑洞仍然是当地居民主要的居住形式，只不过随着生产工具的进步，它不再是面积狭小的穴洞，已经变成了真正的居住处所了。
中国汉字起源之谜
早在几千年前就产生的汉字孕育和记录了中华民族古老的历史文化，传承了黄土地上悠久的文明。汉字以它独特的形状和用法而在诸多文字中独树一帜，汉字是怎样产生的?又是什么人发明的?对于这个问题，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最为流行的是“仓颉造字”说。
关于“仓颉造字”，有个美丽而神奇的传说。仓颉本来是黄帝的史官，他有着四个眼睛，能上观天文，下察地理，还能看到一般人所看不见的东西。黄帝时期，人们都还在结绳记事，这种方法过于简单，没办法将复杂多变的各种情况记录下来，人们律往因为无法正确传达和交流自己的意思，而使农耕生产受到了阻碍。于是关心民生的黄帝就命令仓颉去想办法。仓颉接到命令后，把自己关在洧水河岸边上的一个房子里，天天想得饭都忘了吃，觉都顾不得睡，整天蓬头垢面，还是很长时间也没造出字来。有一天，他站在屋门口的大树下发呆，一只凤凰飞过，把嘴中的果实丢在他面前，仓颉捡起来仔细一看，发现上面有一个从来也没见过的图案，十分美丽。这时有一个猎人经过，看到那个图案就告诉他说那是貔貅的蹄印，与别的兽类的蹄印不一样，而且世界上万物的蹄印都是各不相同的。仓颉从这些话中得到了启发，意识到自己原来造不出字是因为闭门造车的缘故。于是，他周游四方，跋山涉水，看到什么都要仔细地观察和思考，将他们的特征记下来，风花雪月、飞禽走兽、日月星辰都成为他的灵感来源。他将这些灵感的美丽动人的地方整理出来，成为最早的象形字。传说他在造字的时候，天上竟然不可思议地下起米来，夜间听到天地间有野鬼凄厉的哭嚎声。仓颉把他造的这些象形字献给黄帝，黄帝看后非常满意，立即召集九州酋长前来，让仓颉把造的这些字传授给他们，九州酋长们又在各自的部落和领土大力推行。于是，九州大地人们都开始使用这些象形字，给人们生产生活和交流信息提供很大的方便。
关于这段传说，很多书中有相关的记载，在汉代准南王刘安著的《淮南子》一书中说：“颉作书，天雨粟，鬼夜哭”。汉代最伟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也说：“造端更为，前始未有，若仓颉作为……是也。”到了东汉，许慎更是很明确地在《说文解字》中写道：“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兖州续志》中说“仓颉，冯翊人，黄帝史官也。生四目，观鸟迹而制字。”此外，为了纪念仓颉造字的功劳，后人还根据传说把河南新郑县城南仓颉造字的地方称作“凤凰衔书台”，到了宋朝时还有人在这里建了一座叫“凤台寺”的庙宇。甚至仓颉的坟墓也有多处，其中文物考古工作者在现在的铜城镇王宗汤村调查发现一处龙山文化遗址，距今约4000余年，据说原来就是被当地人称“仓王坟”，坟前原来还建有“仓王寺”。可以看出，仓颉造字的说法还是很有来历的。
但是如果客观和理性地分析的话，汉字的复杂和多变根本不可能由一个人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发明出来。仓颉所处的时代还是原始社会，人们每天风餐露宿，最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证，如此低的生产水平和文化水平要发明像汉字这样既是独立发展又有相当久远历史的文字，对仓颉这种原始人简直不可能。此外，根据学者的考证，当时的文字有许多异体字，无疑产生于很多人的手中，所以人们认为“仓颉造字”是一种不太可信的说法，可能性大些的是他对这种形体不一的文字进行了整齐划一的工作。荀子就曾经认为：古时候，创造文字的人很多，文字是众人发明的，仓颉的功劳只是在于整理它们罢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考古史实是有人发现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上有一些刻画符号，笔画简单，距今大约6000年左右，比仓颉造字的时代早1000年。除了仓颉外，还有传说中的神农怍穗书，黄帝作去书，祝融作古文，少吴作鹜凤书，曹阳氏作蝌蚪文，曹辛氏作仙人书，帝尧作龟书，大禹铸九鼎而作钟鼎文等等，可以说是各有各的道理。文人学者们为此考证了2000多年，发表了各种看法，但谁也没能压倒对方，成为权威。
但不管“仓颉书”的真相是怎么样的，不论它是严肃的史实还是美丽的传说，它反映人们对祖围文字的热爱，对它传承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的肯定，人们对那些造字的祖先怀着热烈的感激和景仰，因此这些动人的传奇才能流芳千古。
十二生肖是怎么形成的
十二生肖是我国独有的用12种动物纪年纪时的方式，12种动物依次是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它们又分别和十二个地支符号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相配合来纪年。按子鼠、丑牛、寅虎的次序每12年轮一次。十二生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又是如何选定这些动物来命名的?12种动物的座次是怎么排列的?这些直到现在仍然是中国文化的未解之谜。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人们每天过着惘然不知岁月的生活。玉皇大帝为了让人们分辨年月和季度方便生活，决定选出12种动物轮流代表一年。每12年为一轮。玉帝决定在新年的第一天让动物们从各自的家中出发，赶往天庭，谁第一个跨人大门就是十二生肖之首，其余的座次按到达的先后顺序依次排定。勤劳的牛一早起床，赶到天庭，快到时看到天庭门大开着，不料一只老鼠从它的耳朵里奔出来跳过天庭的门槛成了第一。老实的牛只好甘居第二。依次赶来的虎、兔、龙等动物，要报晓的鸡和要看家的狗来得晚了，排了第十和十一，而懒惰的猪因为睡了蒙头觉只好做了十二生肖的末尾。十二生肖就这样产生了。
当然这些这是后人附会出来的故事，但在时间上可以肯定这种用十二生肖来纪年的方法在南北朝时候就已经有了。《北史·宇文护法》中，记载了宇文护的母亲写给他的一封信，有这样一句话：“昔在武川镇生汝兄弟，大者属鼠，次者属兔，汝身属蛇。”从这段话可以作为十二生肖的实证。但他们的来历上还有很多的争执，包括有“游牧民族说”、“原始部落图腾说”、“动物习性说”等等。
“游牧民族说”认为十二生肖是从少数民族那边传来的。《唐书》中说：“黠戛斯国以十二物纪年，如岁在寅，则日虎年。”因此，很多人认为十二生肖的产生是在中原地区人民同少数民族的交往中，两种纪年法相互取长补短形成。
“原始部落图腾说”认为十二生肖是来源于原始社会一些氏族的图腾崇拜。一些史学家认为，原始生产水平低下，人们对自身的力量认识不足，所以对自然界中对与自已生活息息相关的动物产生一种依赖感(如马、羊、牛、鸡、犬等)，对危害自身安全的动物产生一种恐惧感(如虎、蛇)，对一些超过人类的动物器官功能产生崇敬感(如狗的嗅觉等)，导致产生对动物的崇拜。他们还根据想象创造出龙这样传奇的生物，并把他们的形象作为一种图腾来膜拜。结果漫长的时间的演化，这种图腾的膜拜被用来纪年，成为十二生肖。
“动物外形习性说”则把十二生肖的来历和排座与动物们的外观联系起来。洪巽的《阳谷漫录》中说，十二生肖的排座是根据他们的蹄爪的数量是奇数还是偶数来决定的，如子时第一个，与它相配的鼠是5个指头，而牛是4爪，是偶数位中的第二个。也有人认为是根据特征，如叶世杰在《草木子》中认为：术家以十二肖配十二辰，每肖各有不足之形焉，如鼠无牙、牛无齿、虎无脾、兔无唇、龙无耳、蛇无足、马无胆、羊无瞳、猴无臀、鸡无肾、犬无胃、猪无筋、人则无不足。”
其他的说法还有种种，如十二生肖可能是从古印度时期的天竺那边传过来的；或是黄帝根据动物的活动习性来挑选等等，尽管人们不能确定十二生肖的确切来历，但因为十二生肖的独特和趣味是中国人一直很引以为豪。它是我们传统文化中妙趣横生的一笔。
中国人的姓氏之谜
汉高祖刘邦与西楚霸王项羽楚汉战争时期，娄敬能言善辩，心思缜密，为刘邦出了不少力。在刘邦夺得江山后，与朝臣们商议建都大事，大臣们多是东方人，都建议刘邦建都洛阳，只有娄敬力排众议，建议刘邦要以江山为重，应建都长安，以扼天下形势之咽喉，刘邦知道娄敬所言正确，便采纳了娄敬的建议，决定建都长安，而且还要赏赐一片公心的娄敬。当刘邦笑着问娄敬想要什么赐物时，娄敬日：“臣欲刘姓。”刘邦龙颜大悦，特赐娄敬改姓刘，改名刘敬，刘敬亦大喜。
姓氏是人的血统渊源的标志，中国漫长的封建宗法制传统，决定了中国人对自己的血统特别看重，上边的故事中娄敬宁可不要千金赐物，也要一个皇室姓氏，也说明了娄敬把姓氏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中国人的姓氏繁多，仅《百家姓》已不足包容所有了。那么，这么多的姓氏，是从何而来呢?
在我国古代的一些书籍中，自黄帝时期便有了姓氏的记载。而研究姓氏学问的著作也很多，宋代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将姓氏的来源归纳了三十二类之众。
姓名由两部分组成，姓在前，名在后。姓有单姓、复姓之分；名则为一字或两字即可。姓一般随父，名则可任意取、人一出生就取名，然后将其姓名注册在户籍上，如同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一样，顺理成章，成为“例行公事”。
然而，在古代的中国，这个简单的姓名就复杂多了，严肃多了，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它与社会的等级结构紧密关联，突出地表现着门第观念、宗法观念。姓不能随意姓，名也不能随意取。甚至出现了“有姓有名”，“有氏有名”，“有名无氏”，“无姓有名”，“有姓无名”，“数字为名”的奇怪的现象。
古代，姓是一种族号。它是血统的标志，家族的徽章。有姓的人，都是贵族。
它是怎样产生的呢?
这与古代的图腾崇拜有关。古代的氏族部落都是以血缘关系组成的，这些氏族认为自己起源于某种动物或植物，于是就崇拜它，这就是“图腾”。图腾，就是这个氏族的姓。如：熊、马、牛、龙、梅、林等等。因此说，姓是全族共有的符号标志，也是全家族的族号。如周代初期分封诸侯时，那些诸侯国君，大部分都姓姬。不是姬姓家族的人，根本不许姓姬。
周礼还规定，“同姓不通婚”。
因此说，当时的“姓”用于“别婚姻”。
氏是姓的分支。氏和姓有着严格区别。
氏是怎样产生的呢?
随着同姓贵族后世子孙的繁衍，居住地区也日益分散，同姓的氏族便出现了不同的分支，于是每个分支又各有称号作标志，这个分支的称号就是“氏”。如，姬是周代祖先的姓，后来姬姓下面又分为孟氏、季氏、孙氏、游氏等。
这个“氏”“别贵贱”。
贵者，有氏有名。
贱者，有名无氏。
因为贵贱之势变幻无定，所以，“氏”是可变的，而且变化很大。如春秋时楚国的伍子胥，原来以“伍”为氏，但他在吴国被杀之后，他的儿子逃到了齐国，由贵到贱，改为“王孙”氏了。
氏因变化频繁，其来源也就复杂了。
以官名为氏：史、司马、司空、司徒……
以先人别号为氏：唐、夏、殷……
以封地为氏：鲁、宋、卫……
以先人谥号为氏：庄、武、穆、宣……
以居住地名为氏：郭、池
以从事职业为氏：陶、屠、巫、卜……
这许许多多的“氏”，发展到后来，实际上也就成了今天我们所说的“姓”了。
先秦时期，男子称氏者居多。以商鞅为例，曾称其为“公孙鞅”、“卫鞅”、“商鞅”。
“公孙鞅”：因其祖有公爵，以“公孙”为氏。
“卫鞅”：他原为卫国人，人秦之后以国名为氏。
“商鞅”：他因助秦孝公变法，被封于商邑，又以商为氏。
周代女子多称姓，不称氏。以晋公子重耳娶三个妻子为例：
娶齐女，称“姜”氏，娶秦女，称“怀赢”，娶狄女，称“季隗”。这里的“姜”、“赢”、“隗”都是姓。之所以不称氏，是因“同姓不通婚”。男子的姓不辨自明，而娶妇必辨其姓。
到了汉代，姓氏逐渐合一，任何人都可以有姓，姓也就没有了贵贱之分。
古代不论按分封、按宗法、按贵贱，有姓的人，都有名，有氏的人，也有名。而普通平民是“有名无姓”的。例如，先秦的“庖丁”、“鲁班”、“优孟”等人都是平民百姓，因此，他们只有名。如：
“庖丁”，“庖”是他的职业，厨师；名“丁”，即“叫做‘丁’的厨师”。
严鲁班”，“鲁”是所在国名，名“班”，即“名为‘班’的鲁国人”。
“优孟”，“优”是演员，“孟”是名字，即“名为孟的演员”。
除姓名之外，古人还常常有“字”和“号”。先秦时期，名与字连着称呼日寸，通常是先称字，后称名。
如孔子的父亲，人称叔梁纥，其实他既不姓叔，也不姓梁。他确实姓孔，名纥，字叔梁。
此外，名与字在称呼时，还能体现出尊卑、长幼的区别。“称人以字，自称以名”是谦称的规范。即，称长者、尊者只能称字，不能称名；称卑者、幼者或自称可称名。
中国历史上，取名还有一个特例：元朝规定，庶民无职者不许取名!这样一来，许多平民，特别是穷苦百姓只好以数字作为自己存在的符号了。如：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苦，他就原名为“重八”，其父为“五四”；名将汤和的曾祖叫“五一”，祖父叫“方一”，父亲叫“七一”。
在名字上的等级何其森严!
然而，当元朝衰败，各地起义军揭竿而起的时候，那些成千上万没有名字的“无名氏”，则成了元朝统治者的掘墓人!
中国人的姓名，变迁到今天的样子，无疑是历史的进步!
“甲骨文”之谜
19世纪末，在中国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一带的耕田中，农民常捡到一些刻有奇异符号的骨片，这些骨片被认为是不祥之物而被丢弃在于枯的井中；精明之人则把它们当做“龙骨”而混入药铺中，换取几个小钱。面对这相继酬出的奇异骨片，一个研究中国古文字的学者不禁发问：这上面奇怪的符号是不是一种文字?这些奇怪的“龙骨”都集中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这个地方会出土这么多的“龙骨”?……他的这一串发问，竟引出了历史上一座繁华故都的显现，那就是商代的都城——殷。
大约公元前16世纪，商汤灭夏，立国中原，从此中国历史进入商代。由于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不断骚扰以及扩展势力、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商王盘庚曾五次迁都于殷。直到商纣亡国，”3年间殷一直是商代晚期的统治中心。但商朝被灭之后，殷民迁走，殷都荒芜，渐成废墟。殷都的文明也只局限在文字记载上，甚至有人认为那些记载几近传奇，不可尽信。然而这种怀疑，因为一连串的偶然事件逐渐被否定了，殷都积淀的古文明在考古者的手下逐渐展现出来。
1899年，北京国子监祭酒王懿荣老先生身体偶感不适。医师为他开了一剂药方，其中包含一种名为“龙骨”的药物。药买了回来，在准备研碎这些“龙骨”时，王懿荣发现这些坚硬的东西并不是什么骨头，而是变黄的龟甲，上面还有许多划痕。王懿荣是一位研究古文字的专家，好奇心驱使他拿起甲骨仔细地观察，竟然出乎意料地发现这些划痕像是一种文字。他于是买下药店的全部“龙骨”，细心揣摩研究，经他考证，确认这种非篆非籀的字形是商代的一种占卜文字。
而商代的文字为什么要刻在甲骨或兽骨上，而不是刻在竹简或树皮之类的东西上呢?为什么这些刻有文字的甲骨碎片总是有许多裂纹或切痕?这些问题现在已经找到了答案，原来所有这些碎片都是史书上所称的“卜骨”。骨上的裂纹也不是意外所致，而是人们有意用高温加热所造成的。这种现象与商代人的一种生活习俗有关，商代人自王公以至庶民，无论是战争、建造房屋，还是出门远行，都要用占卜来判断吉凶，占卜就是通过这种龟甲和牛胛骨来进行的，首先要把这些龟甲和牛胛骨经过特殊整治，除打磨光滑外，还要在甲骨的反面凿出一条槽，在槽旁钻出一个圆窠。占卜时．就用燃炽的木枝烧炙凿出的槽和钻出的圆窠，这时甲骨因厚薄不匀而出现“卜”字形裂纹，他们就是根据这些裂纹判断吉凶的“卜兆”。占卜以后，将所问事项刻记在甲骨之上，这就是卜辞。占卜的内容是以当朝国王为中心，就他所关心的问题，通过贞人向上帝、鬼神、先公先王等求疑问卜，以便预示吉凶，祈求得到护佑。有对祖先与自然神祗的祭祀与求告、有对风、雨、水及天象、农事、年成的关注，也有对同周围各方国战争的关注和商王关于田游、疾病、生育以及旬、夕、祸、福的占问等。这样就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商代历史事件或天气气象的文字记载。
王懿荣的发现，激起了其他学者和古董收藏家寻找商代甲骨的热情，连外国传教士也加入到购藏甲骨的行列。眼看甲骨文售价日涨，一些古董商人想垄断甲骨交易从而大发横财，便故意隐瞒甲骨出土的真实地点，谎称出自河南汤阴、卫辉，直到1908年，经罗振玉先生多年留心探访，才得知甲骨实出自河南安阳小屯一带。伴随着甲骨文被确认、购藏和挖掘，古文字学家也开始了破译工作。经过众多专家的努力，可识文字逐渐增多，甲骨片上排列的文字成为可以通读的文句了，从而证实了出土甲骨文的小屯村正是古文献记载的殷墟。从此安阳殷墟考古进入了有计划的发掘，在考古工作者的工作铲下，一个湮没了三千多年的繁华故都呈现在世人面前。
自1899年发现殷墟甲骨至今，已出土商代甲骨15万片以上，现分藏在中国大陆和台、港、澳地区，此外还流散到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加拿大、比利时、瑞士、荷兰、瑞典等国。殷墟甲骨文被学术界称为尘封了的“地下档案库”，内容涉及到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天文等方面的内容，如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块刻有“癸酉贞日夕又食”文字的甲骨，记录了商王武乙某年某月癸酉日的一次日食。中国是世界上保存日食文献记录最早的国家，古书记录最早的一次日食，是在夏代，引起当时人们的惊恐。殷墟卜辞中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日食资料，经科学家推算验证，这些记载和实际现象是吻合的，说明商代对于日食的观测记录是比较科学的，对于研究占代的天文历法提供了宝贵资料。可以说甲骨文的发现和破译使历史上许多难解之谜迎刃而解，而发现的甲骨文共有4500多个单字，目前已辨识出的仅有2000多字，而其中得到公认的也只有1000多个，那三分之二的文字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历史上的许多谜就像一环套一环的锁，只有甲骨文这把锁打开了，才有可能去解开更多的锁。
中国“九鼎”之谜
我国古代的青铜工艺非常发达，青铜制作的器皿成了后世人珍视的国宝级文物。鼎就是其中之一。
据说，鼎在原始社会是炊具，或是盛食物的器皿，多用陶土制成。后来，商周时代冶金技术发展起来，鼎就用青铜浇铸了。这时的鼎成为贵族权力的象征和等级的标志，平民百姓已无权使用了。
现如今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的司母戊方鼎，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距今3000多年，这鼎高1．33米，重田5公斤，是商王文丁祭礼他的母亲制的。
本文所述的九鼎，是九只大鼎，比司母戊方鼎制成年代更早，铸造更精美。相传，这九鼎是大禹的儿子启铸造的。
据《春秋左氏传》说，夏朝初年，夏王划天下为九州，州设州牧。夏王令九州州牧贡献青铜，铸造九鼎。
为了使一鼎象征一州，各鼎所刻图形能反映该州的山川名胜，他事先派人把全国各州的名山大川、形胜之地、奇异之物画成图册，然后派工匠按图仿刻于九鼎之上。这样，人们一看九鼎，便知当地风俗，鬼怪，以避凶就吉。据说，这个事受到了天帝的赞美，夏朝也因此得到了上天的保佑。
后人常用“问鼎”表示觊觎政权，用“定鼎”表示建立政权，这里还有一个历史典故。
传说，公元前11世纪，武王伐纣取胜，建立了周朝。当时，他把国土分封给自己的亲属和有功之臣，形成了许多诸侯国。到了春秋时期，诸侯势力兴起，互相争夺霸权，周天子已控制不住天下了。
楚国的楚庄王即位后，灭了庸国，打败了宋国，还带兵攻打陆浑的戎族。当他途经周的都城时，有名无实的周天子吓坏了，派大夫王孙满到城郊去慰劳楚军。
当时已经称霸的楚庄王咄咄逼人地问王孙满：“我听说大禹铸有九鼎，五代相传，为传世之宝，现在陈列在洛邑，不知鼎的形状怎样?大小与轻重如何?你讲给我听一听。”
王孙满听出了弦外之音，不卑不亢地答道：“夏、商、周三代是靠德来维持的，哪里是靠鼎呢?以前大禹统治天下的时候九个州都送来了州产的青铜，铸了九鼎。夏桀无道，鼎为商所有；商纣暴虐，鼎又传到了周。如果有道德，鼎虽小也重，若没有道德，鼎虽大也是很轻的。从成王把鼎定在郏鄂算起，已经传了三十代，七百年，现在周天子的地位虽然衰弱了，但还不到被人取代的时候，鼎的轻重，你还是不要打听了吧。”
听了王孙满义正辞严的一席话，楚庄王打消了非份之想。他也自知没有取代周室的实力，只好偃旗息鼓，告辞而去。
鼎是如此重要，政治内涵如此深刻，九鼎不但是无价之宝，更是镇国之宝了。
但是，周代以后，九鼎竞下落不明。
历代史籍关于九鼎的下落，材料很多，但不是自相矛盾，就是没有可靠的依据。猜测虽多，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种说法：
一说九鼎失于东周灭亡之前。
司马迁《史记·封禅书》中说：“周德衰，宋之亡社，鼎乃沦没，伏而不见。”也就是说，九鼎早在东周末年就已遗失了。
班固在《汉书》中补充司马迁的说话，说周显王四十二年，九鼎沉没在彭城泗水之下。后来秦始皇出巡，经过彭城，曾驱使几千人到泅水中打捞，结果一无所获。
西汉有一个叫辛垣平的说：周鼎没于泅水，现黄河改道，连通了泅水。臣望见东北汾阴有金光宝气，可能是周鼎重新出现。汉文帝听信了，在汾阴建了一座庙，恭请宝鼎降临。可是直到他去世，也没有见到宝鼎的影子。
清代学者王先谦则说：周王室为了防止大国觊觎，加上财政困难，人不敷出，于是毁九鼎以铸铜钱，对外则谎称九鼎不知去向，免得诸侯国兴兵前来问鼎。这种说法也不能令人信服。九鼎铸于夏初，器形不会太大，东周帝王能为了少量的铜而毁鼎铸钱么?难道他甘心自隳天命?九鼎是周的镇国之宝，天命之所在，它只能与社稷共存亡，岂有自行销毁之理?
上述种种说法，一致认为九鼎确实在东周灭亡之前就失去了，那么，它被埋没的地方可能在关东。
另一说，九鼎失于秦末。
司马迁的《史记》中，在周、秦二《本纪》中，又说秦昭王52年，周赧王死后，秦从洛邑掠九鼎人秦。这个说法与他的前一个说法自相矛盾，一说与秦有关，一说与秦无关，令人费解。倘若真失于秦末，则埋没的地点有两种可能，一是关中，二是泅水彭城，因为如果是项羽破城后将九鼎载归彭城的话，史书上并没有记载这么重大的事，只能是猜测了。
不知九鼎何时能重见天日。
“二十八宿”的名称出处之谜
二十八宿的“宿”，本是旅行过宿之意。古人认为月亮运行一周需要27天半的时间，它每天都要宿在一地，一个月就要更换28个地方，这就是二十八宿的由来。实际上，它是月亮运行的坐标。
关于二十八宿的部分名称，早在商代的甲骨文及《尚书·尧典》里就有记载；《周礼》的“周官”和“春官”中出现了“二十八星”一词；全部的二十八宿名称是任成书于公元前239年的《吕氏春秋》中被记录下来的。那么，《吕氏春秋》是关于全部二十八宿名称的最早记载了吗?当然不是。谁也不会想到，迄今所发现的关于二十八宿全部名称的最早文字记录竟然出现在一件衣箱盖上！
1978年在湖北随县擂鼓墩这个不为人们熟知的地方，发现了震惊世界的战国早期曾国君主乙的墓葬。该墓坑建筑在红砂岩中，平面呈多边形。墓室分北、东、中、西四个部分，内葬主棺两重，陪葬棺2l具，狗棺_--具，出土随葬品近万件，包括青铜礼器、兵器、乐器、竹简、生活用器等。其中有很多文物是非常罕见的，如数十条大小蟠龙缠绕的青铜建鼓座，系首次发现；北室出土的铜殳是第一次出土的有具体形制的古代殳；镂空剔透的铜尊、盘，是已知中国较早的失蜡法工艺制品；中室出土的乐器，计有编钟、编磬、鼓、瑟、笙、排箫、竹笛等124件，在发掘的战国墓中，出土乐器之多、品种之齐全、器形之完整，无出其右者。尤其是所出一套编钟，共64件，是战国编钟最大的一套。钟上有篆体铭文2800字，多数是音阶和乐律铭文，是研究先秦音乐史的珍贵资料。该墓还出土了丰富的古文字资料，除器物上的文字外，还有240多枚竹简，总字数在一万以上，内容涉及天文、地理、官制、葬仪、音乐以及曾和楚、。晋、申、周等国的关系等多方面的情况。那件激动人心的衣箱也出土于这座墓中。
这件衣箱的名字叫“匣”，其盖面呈拱形，四角各向外延伸出一个把手，长82．8厘米，宽47厘米，高19．8厘米。内壁髹红漆，外面髹黑漆，并以红彩绘出图像和文字。盖面中用粗笔书写一个大篆文“斗”字，围绕“斗”字是一匿用篆文书写的二十八宿古代名称，在盖面的一端绘青龙，另一端绘白虎，二者头尾方向彼此相反，四角还有简单的“回”形图案。古人把二十八宿与神话中的四象结合，划分为东方苍龙七宿，南方朱雀七宿，西方白虎七宿，北方玄武七宿，通称为四官或者四宫。一般认为四宫出现在汉代以后，那么这件漆匠盖上的图像，同样把二十八宿划分为四象的年代提前到战国初年。盖面上的青龙和白虎正好处于东方和西方的位置，至于朱雀和玄武则很可能是匿盖上安排不开而没有画上。匿盖中心的大“斗”字，表现了当时人们对北斗星的认识。古人发现北斗星的运行与其他星辰不同，它不没于地下，只绕着北极星回转，并且居于天体的中央，是控制四方的群星之王。这幅画中的“斗”字就代表了北斗星，它的地位如此突出正是人们崇拜北斗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