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的克雷·克里斯泰森在他的“破坏性技术”主题里把公司描写成一组循环，公司带有强烈的目的，总是想突破现有产品，这是件好事，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在精英们的领导下，公司继续投资，创造非常有优势，但是太复杂太昂贵不能被市场接受的后继品，全录影影印通过反复的影印相关材料才总结出了这种现象，通过技术获利的公司，他们的做法是把技术转换成产品，当消费者需要时投放市场——同时还要便宜。
一家数字装备公司就曾“丧生”于那些精英手中，这是波士顿的生产商，曾经生产过计算机及其外部装置，例如计算机的输出装置。但是不久市场就转向了价格竞争，他们的设计者没有转变，他们继续实践他们的新主意，却没有人了解市场的真正需要。设计人员继续生产机器，切片和装置并且要求销售人员为他们的产品寻找销路。“它们没有市场，”销售人员说。“那就找，创造销路，这些东西是最好的。”精明的发明者们不明白，为何没有人想要这种机械。
工作精英们喜欢抬高他们的判断力，这对公司正常的工作环境是有损害的。大多数精英不会简单地把某物归为对或错。即使某些东西已经很好了，他仍然想让它们更完美。“好吧！你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干是正确的，我们就应该……”换个角度说，如果一位雇员或同事被他们发现缺席，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点出来。工作精英们往往使人有不好的感觉。其他人永远比不上精英们，这会在公司里造成消极的氛围。当然，如果在某个领域精英是上层领导的话，情况就更糟了，但是即使他或她不是领导，只是团队中的一员，也仍然是导致灾难的根源。
我们曾和杰森一起工作过，他是一个英俊、乐观的人，他带是一位有天赋的策略分析家。他有很强的判断力，具有消极情绪和自我中心主义，因为他看待世界是非分明，他认为在“点子市场”上，最好的会胜出。所以，他带着他的分析和结论走进了内部商业会议室，准备把自己的想法推荐给公司讨论。然而杰森直到我们检测出他所在公司的工作方式才明白，别人的想法已经被通过了，这些会议只不过是使它公开，正式生效而已。在会议之前大家就已经达成一致意见了。所以，当杰森提出另外一种观点时，计划的执行者不知所措了，杰森的想法还没发表就被枪毙了，他发现“点子市场”是关闭的，他为此感到困惑。
这种类型的行为所来的后果可以分成几类，从严重到适中。杰森属于那种会被这种行为损坏，但并不严重的那种人。他从未依赖过别人来保留自己偏狭的兴趣。他在公司仍然能够影响重要的事情，但是比他本来应该影响的程度小。（我们曾经指出他的行为模式，同公司的文化发生抵触的，如果他改变了他的行为方式，他对公司的影响更加重要了。）
有才能的精英往往会引起公众的注意，因为他们一开始就参加了竞争，所以他们在政策上的成功往往是有限的。麦克·杜克斯就是典型的民主党的精英，但是他在1988年的总统竞选中失败了。在许多人看来，他的失败源于他自己，因为他“无能”，因为他掩盖了愤怒。他没能很好的控制情绪，妥善处理其他竞争者给他制造的麻烦，在那些总统事件中每一件令人怀疑但是重大的事件就是威廉·贺顿事件。贺顿是马萨诸塞州在押的一名杀人犯，因为他比其他罪 犯表现良好而被获准离开监狱48小时。贺顿逃离了马萨诸塞州，后来又袭击了马里兰州的一名男子并强奸了他的未婚妻。那个时候杜克斯已经是马萨诸塞州的州长，布什的政客们大肆宣扬这一事件，就好像是杜克斯亲自打开地牢的门，让贺顿逃往南方一样。
杜克斯本来应该对贺顿的所为表示愤慨，借此以打败布什政客的攻击。他本来应该说：“当然，我很愤慨、吃惊，但是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虽然我们想报复，但是我们不能付诸实际，我们尽力使人们平和，以便使那些重新回到社会的人能够在各种规范下生活。这是制度体制的错，在贺顿事件中制度犯了一个可怕的悲剧性的错误，如果布什先生自己掌控这种制度，错误就像这次一样也会出现在他的时间表上。”
但是杜克斯并没有那样做，他冷淡地回应了布什的攻击，他表示马萨诸塞的惩罚体制是采用了现代的恢复理论。他在国民电视论谈上把自己刻画成一名冷静的精英形象，一名新闻记者问杜克斯如果有人强奸了他的妻子，他会怎么做，正确的答案应该立即表示愤怒并发表责任声明，“当然，我们不能……”但是他没有立即回答，他权衡了这个问题，就好像他正在努力说出正确答案一样，但是最终杜克斯停下来——只给了一个水平一般，冷酷的答案。
总统吉米·卡特也是一个这样的人，但是他的症状同杜克斯的不一样。卡特最大的缺点就是拒绝权术，从智力、品德等多方面看，没有人比卡特更适合当总统了。很少有总统具有高智商，卡特就是个例外，同时他拒绝过分亲密奉承的连带游戏。华盛顿的现实时，除非总统听从委员会的安排，至少假装尊敬他们，否则就会被弹劾。那个时候，卡特的白宫就没有回应委员会成员的要求。他依靠自己度日，今天许多人都认为他的任职是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