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那些问题的表面
那些暴动是由什么构成的呢？似乎是一无所有，似乎又全部都有。一点一点放出的电，突然燃烧的火焰，飘动的力量，流动的风。这些风碰见思想的头脑、虚幻的念头以及悲伤的灵魂、炽烈的**和哀号的苦难，并把这些一起带走。
带到什么地方去？漫无目的的。可以通过政府，或者是通过法律还有通过其他人的奢侈和傲慢的方式。
那些愤怒的信仰、挫伤的热情以及被激起的那些怨愤、压抑的斗志、狂热少年的勇敢、轻率慷慨的豪情以及种种好奇心、见异思迁的习性、对新鲜事物的期盼，还有爱好看新戏报并喜欢在剧场里听的心情；种种莫名的怨恨、宿怨、懊恼，怨天尤人的虚荣、不自在，不着边际的梦想、那些困于绝境当中的野心、希望在崩塌中寻找到出路的人；处于最底层的煤炭，那种能够着火的污泥，这些全部都是暴动的其中一部分。
最伟大的以及最低微的、在全部以外闲游并且窥伺机会的人、流浪汉、游民以及街头的群氓还有夜里睡在那些人烟稀少的地方、以天上寒云为屋顶的人、从来不愿劳作专靠乞讨而活的人、贫困而且两手空空的人以及赤膊赤腿的人，全部都依附于暴动。
所有人，为地位、生活或命运等方面的任何一件事在灵魂中暗怀敌意，便已走到暴动的边际，假如发生这种的情况，就高兴得开始感觉战栗，感觉像是自己已被卷入漩涡。
暴动好像是这个社会大气上面的一种龙卷风，在某一种气温条件下突然形成的，并在它的旋转运动中奔腾轰隆，不管是高大个子或者还是瘦小个子，无论是顽强的人或者还是软弱的人，不管是粗树干或者还是小麦秆，全部都被一齐卷起，压碎，摧毁，连根拔起，而且被卷走。
谁要是被它卷走，谁要是被它遇见，定遭不幸。它就会叫他们在彼此冲突之间而毁灭。
不明白它把什么不一般的力量输送给那些控制住的人，它把时局造成的力量充实第一个碰到的人。它利用一切制造投射的利器，让砾石成为炮弹，让脚夫成为将军。
某些阴险毒辣的政治权威预言，从政权方面来看，微微发生一部分暴动倒是是可喜的。他们的理论是：推翻不了政府的暴动正可以巩固政权。暴动可以考验军队，团结那些资产阶级的力量，并且活动警察的筋骨，检查社会结构的力量。那是一种体操的表现，几乎是一种清洁运动。政权经过暴动会更健壮，正如人体经过按摩会更舒畅。
对每件事都有一种自命为“正确思想”的理论；反对阿尔赛斯特的非兰德[莫里哀戏剧《愤世者》里两个人物，阿尔赛斯特坚持是非观念，非兰德调和是非。]；居于真理和谬论之间的折中主义；解释、劝告、打折扣的高傲姿态，既有谴责又有原谅的杂拌儿，自以为高人一等，其实见解都无比的蠢笨。任何一个标榜中庸之道的政治学派，都是因为这里诞生的。处于冷水和热水之间的是温水派。这个学派看起来似乎十分深奥，实际上十分的肤浅，它只细查效果，不问原因，站在一种半科学的高度责骂公共广场上的**。这个学派说：“暴动打乱了一八三○年的成就，因而这一伟大事业的部分纯洁性降低了。七月革命是民众的一阵好风，刮过之后，天空立刻放晴。但是，暴动又让天空阴云密布，使那次一致欢庆的革命在争吵中大为失色。七月革命和其他任何突击来的进步一样，存在不少潜在的骨折，一旦碰到就会感觉疼痛不堪。大家会说：“啊！这个地方断了。”七月革命之后，人们只是感觉得救了；暴动之后，人们则感到遭殃了。
“每一次暴动，都使店铺关门，资金暴跌，证券交易萎靡，生意大萧条，企业停止，破产者纷至沓来，现金短缺，私人财产失去保障，国家信用动摇，企业混乱，资本全部回笼，劳力贬值，各个地方人心浮动，波及每一个城市。因而险象环生。有人曾经估计过，暴动发生的第一天，法国有将近两千万的损失，第二天损失四千万，第三天损失六千万。持续三天的暴动，就损失一亿两千万，也就是说，只是从财政角度来说，就相当于一场水旱灾害，抑或是打一场大败仗，有一只六十艘战舰的舰队被毁灭。
“当然，在历史上，暴动有它本身的美；石磊战与丛林战两相比较，前者的宏伟悲壮并不亚于后者：一方面有树林的魂灵，另一方面有城市的肝胆；其中一方面有让·朱安，另外一方面有贞德。暴动把巴黎性格中最有性格特色的一面照的鲜红壮丽，慷慨、忠诚、乐观、豪放、智勇兼备的大学生、绝对不动摇的国民卫队以及店铺商贩的野营还有流浪儿的堡垒、轻视死的过路人。学校和宪兵团互相对峙。总之，战士与战士之间只有年龄的区别；种族相同，都是坚强不屈的人，有的二十岁为理想而死，有的四十岁则为家庭而牺牲。在内战中间，军队心情总是沉重的，以审慎回应勇敢。暴动既显现了人们的勇敢精神，也历练了那些中产阶级的胆量。
“这十分好。可是，这些就值得我们牺牲吗？何止仅仅只是牺牲，还得想想那渺茫的前程，被搅乱了的进步，最善良的人的不安，失望中的诚实自由派，外国专制主义看到革命自己伤害自己就感觉到很幸运，而一八三○年的失败者又趾高气扬起来了，他们还这样说：‘我们之前就说过了！’巴黎也许壮大了，但是法国肯定缩小了。还得加上，干脆把话说到底，自由变得癫狂，维护统治的力量则变得血腥，大规模的屠杀固然胜利地镇压了疯狂的自由，却也沾上了不荣耀的血腥，总而言之，暴动是件祸国殃民的事。”
那伙看起来高明的人这么说，但是中产阶级，那伙像是民众的人。也兴奋得感到满足了。
至于我们，我们摒弃那过于含糊，因而也过于方便的“暴动”一词。我们要区别对待一场民众运动和另外一场民众的运动。姑且不谈一次暴动的花费是否超过一场战争。我们首先得问一下：为何要有战争？这儿就得出了一个关于战争的问题。难道战争的祸害比暴动的灾难小吗？假使七月十四日革命得花费一亿两千万，那又能如何呢？菲力普五世在西班牙[菲力浦五世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孙子。十八世纪初，西班牙国王去世，路易十四乘机把菲力浦五世送去当西班牙国王，因而与英、奥、荷兰联军作战多年。]登基，法国就花费了二十亿。即使代价相同，我们也宁愿花在七月十四日上，而且，我们也不喜爱用这些数字：数字看起来似乎很能说明问题，其实这只是些空话。既然是一场暴乱，那我们就透析暴动本身。从上面提到的那套空论式的反对言论，谈到的只是效果，而我们要找到的是起因。
我们讨论如下。
二问题的本质
有暴动也有起义，这是两种不一样性质的愤懑：一种是错误，而另一种权利。在唯一公平合理的民主政体中，一小部分人有时候会谋篡政权，因此全体站起来，需要恢复权利，假如需要还会走上武装反对的道路。在所有一切涉及集体的主权问题上，所有对部分的战争是起义，部分对全体的进攻是暴动；要看第勒里宫接待的是国王还是公约会，才能够判断对它的攻击到底是正义的或者还是非正义的。同一架瞄准民众的大炮，在八月十日是错的，在葡月十四日[这里葡月十四日应为葡月十三日（公元一七九五年十月五日）。这天，保王党人在巴黎暴动，向国民公会所在地杜伊勒里宫武装进攻。拿破仑指挥军队击溃了保王党人。]则是正确的。外表相似，本质不同；瑞士雇佣军保护的是错误的，波拿巴的保护则是对的。全体人民在自由以及自主的情形下决定的全部，不能够让街道暴乱来更改。纯粹文明的东西也是如此；群众的本能，昨天清晰，明天也许就会糊涂。相同的狂怒，用以反对泰泪[泰泪（Terray），法王路易十五的财政总监，操纵全国粮食买卖，增加盐税，为人贪狠。]就是合法的，用以反对杜尔哥却就是荒唐的。损坏机器，抢劫仓库，拆毁铁路，毁坏船坞，聚众起来寻衅，不按照法律规定对待进步人士，学生杀害拉米斯[拉米斯（Ramus），十六世纪法国学者，唯理论的倡导者，参加宗教改革运动，在巴托罗缪节大屠杀中被天主教徒杀害。]，用石头把卢梭赶出瑞士[一七六五年，卢梭在瑞士居住时，曾有一群反动青年，在教士的唆使下向他的住宅投掷石块。]，这些事情都是暴动。以色列反抗摩西，雅典反抗伏西翁，罗马反抗西庇阿[西庇阿（Scipion．又译齐比奥），罗马统帅，执政官，后为西班牙总督。]，巴黎反抗巴士底狱，所有这些全都是起义。军队反抗亚历山大，船上的海员反抗哥伦布，都是同样的反抗，狂妄的反抗。这是为什么？亚历山大用剑为亚洲所做的事，就是哥伦布用指南针为美洲所做的事；亚历山大跟哥伦布一样，寻找到了一个大陆。把一个大陆赐予人类文明，这是光明的极大增长，因此任何反抗全部都是有罪的。有有时，人民对自己也变得不忠诚。民众成了人民的叛徒。例如：私盐贩子不害怕流血长时间的斗争，为合法利益长时间的反抗，一旦到了关键时刻，到了安全的日子，也就是人民获胜的日子，他们却突然归附王室，成为朱安党，从反抗王室的起义转变成为拥护王室的暴动，这难道不是很奇怪的事儿？无知的悲惨杰作！私盐贩子逃脱了王朝的绞刑架，脖子上的绞索还没有解下来，就戴上了白徽章。“打倒盐税局”[圣巴托罗缪节的杀人者，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夜，亨利二世之妻，太后卡特琳，利用纳瓦尔的亨利与国王姐姐的婚礼，在首都集会之际，突然对胡格诺派教徒进行大屠杀，海军上将科里尼（胡格诺派）等均遭害。]的口号忽然又变成了“国王万岁”。圣巴托罗缪节惨案的杀人凶手、那场九月惨案的扼杀者[九月的扼杀者，即本书第三部856页所指的“九月暴徒”。]、阿维尼翁惨案的凶手；杀害科里尼的凶手、杀害德·朗巴尔夫人[德·朗巴尔夫人（deLamballe，1749—1792），路易十六王后安东尼特的密友，一七九二年九月被处死。]的凶手、杀害布律纳的凶手、绿徽章[绿徽党（Verdets），在王朝复辟的恐怖时期，保王分子佩带绿色帽徽。]、辫子兵[辫子兵（cadenettes），原系掷弹兵及轻骑兵之发式，两颊旁垂小辫，后成为一七九四年热月政变后年轻保王派的发式。]、热胡帮[热胡帮（compagnonsdejéhu），热月政变时法国南方的热月派。]、袖章骑士[袖章骑士，这里是雨果对昂古莱姆公爵的党徒讽刺性的称呼，因他们在左臂佩带绿色袖章。]，这些都是暴动。旺代是天主教的一次大规模暴动。
人权发动的声音是可以辨别的，并不见得出自群众奔突冲撞的杂沓；有一种失去理性的狂怒，有一种开裂的铜钟；号召武装反抗的钟不一定全发出青铜声。疯狂和愚蠢的骚乱不同于前进中的动**。“站起来，”这很对，但只应当为了向上。请把你选择的方向指给我看。只有向前走才算起义。其他一切的“起来”都不好。一切强烈步伐的后退都是暴动；倒退对人类是一种暴行。起义是真理的怒火的突发。为起义崛起的马路石块迸发出人权的火焰。这些石块只给暴乱留下残渣。丹东反对路易十六是起义；阿贝尔反对丹东则是暴乱。
从这里能够看出，正像拉斐德所说的，在某一种条件下，如果说起义或许是最神圣的义务，那暴动就或许是十恶不赦的大罪恶。
在热量的强度方面也有区别：起义就像是火山，暴动就像是草火。
我们说过，反抗有时候发生在政权内部。波林尼雅克是暴动者；卡米尔·德穆兰是统治者。
有时，起义也就是起死回生。
一切问题由普选来解决，这还是一个崭新的方法；在这以前四千年的历史，充满了人权遭到**和人民遭灾难的事实，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带来了适用于当时的抗议形式。在专制君主统治时代，不曾有过起义，可是有尤维纳利斯“愤怒”代替了格拉古兄弟的悲剧。
在专制主义的君主统治下，有的赛伊尼[赛伊尼（Syène），埃及地名，即今阿斯旺地区。]的人被流放，也有写进了《编年史》的人物。
暂且不提巴特莫斯[巴特莫斯（Patmos），爱琴海斯波拉泽斯群岛之一。]的巨大放逐，这件事也引起理想世界对现实世界的强烈抗议，使成为一种大规模的讽刺，使尼尼微的罗马、巴比伦的罗马和所多玛的罗马作出《启示录》的光辉启示。
约翰[约翰（Jean），耶稣十二门徒中四大门徒之一，晚年被流放。]站在很大的山石上，就像斯芬克司蹲在底座上；人们也许不理解他：他是一位犹太人，使用的是希伯来文[希伯来语，指难懂的文字。]；可是，写《编年史》著作的是拉丁人，说得更恰当些，他其实是一个罗马人。
尼禄们的暴君的黑暗统治，应该用同样的色彩描绘出来。仅以刻刀雕琢是平淡无味的；一定要为它涂上颜色，将简练辛辣的文风融入其中。
独裁者可以利于思想家的思考，受到统治的言论具有一种力量。君主迫使民众沉默的时候。作家就要再三加强自己的语气。沉默会产生神秘的威力，使思想经过筛滤如青铜般坚硬。历史上的压制造成了历史学家的准确性。某些文章像花岗岩那样坚固，实际上是在暴君的重压下形成的。
在暴政制度压迫之下，作家必须缩小叙述范围，也就增加了力量。在罗马的西塞罗时代，对韦雷斯[韦雷斯（Verrès），古罗马地方总督，在西西里岛贪污，为当时政治家西塞罗所批判。]的评论多少有些力量，可是对卡利古拉就逊色了。语句简洁就加强了打击力量。塔西佗的思想是强有力的。
一颗高尚的灵魂的正义感是由在正义与真理高度凝合而成的，具有雷霆一样的打击力。
顺便说一下，应该注意在历史上，塔西佗同凯撒并不是同世相遇。罗马王族是保留给他的。恺撒和塔西佗是相继出现的两个非凡人物，他们的相遇是神秘地安排，在世纪的舞台上规定了他们的入场和出场。凯撒是一个崇高的人物，塔西佗也是一个崇高的人物；上帝不允许这两个伟大人物互相相撞。主持是非的审判官在打击凯撒的时候可能过火了，因而成了不公正。上帝不希望如此。非洲和西班牙的伟大战争、西西里岛上的海盗被消灭、把文明带进高卢、布列塔尼和日耳曼的战绩，这连续荣誉遮掩了鲁比肯[鲁比肯（Rubicon），意大利和高卢边界的一条小河，为了避免冲突，双方相约不准越过此河，但恺撒没有遵守。]事变。这里面显示了一种奇妙的正义，不批判著名篡位者的令人生畏的历史学家在犹豫不决，让塔西佗宽恕了凯撒，给予这位英才减少罪行的证据。
理所当然，就算由英才统治的专制政治，专制主义依旧是专制主义。就算在英明的专制者统治下，也有腐化与堕落；可是，在丧失廉耻的统治者的统治下，这种精神灾害就更加的丑陋了。在那些年代中，耻辱是不加遮盖的；塔西佗和尤维纳利斯这些表率人物，在人类面前有益地痛斥这些无可辩解的耻辱。
罗马在维特利乌斯[维特利乌斯（Aulus Vitellius，15—69），罗马国家活动家，六十年代为日耳曼行省总督，六九年一月被推为皇帝，在同年年底绵延不断的内战中战败被杀。]的统治时期，比在西拉统治时期更坏。在克劳狄乌斯与多米齐安统治时期，其卑劣畸形是符合暴君的丑恶面貌的。奴隶的卑鄙是专制者直接导致的；在这些沉沦的内心中散发出来的浊气反映了他们的主人；社会权力是污浊的，人心狭隘，天性平凡，精神丑陋；卡拉卡拉[卡拉卡拉（Caracalla，188—217），罗马皇帝（211—217），以夺权开始，以被刺结束，在位时扩大罗马民法。]时期这样，康莫德[康莫德（Commode，161—192），罗马皇帝，马可·奥里略之子，以残酷著名，后被毒死。]朝代这样，海利奥加巴尔[海利奥加巴尔或埃拉加巴尔（Héliogabale，204—222），罗马皇帝（218—222），他的名字成为挥霍、独裁和**的代名词。]朝代也这样；可是在凯撒时代，罗马元老院内只是散发出鹰巢所具有的臭味。
因此，塔西佗和尤维纳利斯这些人出现了，尽管表面看起来迟了一些；到了所有事情真相大白的时候，宣教者才诞生。
可是，尤维纳利斯与塔西佗，和圣经时代的以赛亚以及中世纪的但丁一样，都依旧是个人行为；但是暴动和起义，则是群体行为，有时是错误的，有时是正义的。
基本上，暴动由物质现实所引起，而起义一直是一种精神现象。暴动就如马赞尼洛[马赞尼洛（Masaniello，1620—1647），托马佐·安尼洛（Tomaso Aniello）的绰号，渔民，一六四七年那不勒斯反对西班牙统治的人民起义领袖。]，但是起义就是斯巴达克。起义是局限在思想领域里，但是暴动挨近饥饿。肚子耍脾气了；当然，并不是每次肚子都出错。关于饥饿方面，暴动，比如比尚赛[比尚赛（Buzānsais）事件是指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一个情妇，挑动国王去领导军队。]事件，出发点是正确的，使人怜悯也是对的，可是依旧是暴动。这是为什么？因为本质尽管有道理，但是在形式上是错误的。虽然有理，但是蛮横；虽然强大，但是残暴不堪，像是一头瞎了眼的大象开始乱冲乱撞，在前进中摧毁一切后面却留下老幼妇孺的死尸，让纯真的百姓和无辜的人不知不觉之间地牺牲了。养育人们，愿望很好，但是残杀无辜，方法极特别坏。
一切武装起义，就算全部合法，如八月十日和七月十四日，开始的时候都不免有一些混乱。在法定权利显现出来以前，总有些**和糟粕起义的前奏是暴动，就像是河流的开始是急流。暴动往往要归纳到革命的海洋中。但是有时候，起义从高山出发，那里是正义、明智、公理，民权的天地，理想纯洁如白雪，明镜一样的流水映现出蔚蓝的天空，从岩石流到另一边，流经愈远的地方愈壮阔，聚集百条巨川，成为雄壮的景象，忽然又流到资产阶级的洼地中，似乎莱茵河流进沼泽里。
这一切都已成往事，未来则又不同。全民普选有值得钦佩的地方，就是能在原则上清除暴动，当你给起义者以选举权，你就解除了他们的武装。这样一来，战争就消失了，不仅不存在街垒战，而且也不存在国境战争了，这就是必然的进步。不管今天情况如何，明天就是和平。
总之，起义不同于暴动，可是真正的资产者不太理解那种细小的差别。在他们看来，这一切都是民变，单纯地叛乱，是看门狗开始反抗，准备咬主人，因此非惩罚不可，就得用铁链锁起来关在笼子里，任凭它狂叫和哀嚎。直到有一天，狗的头突然变大了，暗中隐约出现了一只狮子的脸。
因此，资产姐姐大喊起来：民众万岁！
解释明白了这点，根据历史的观点，一八三二年六月的运动，究竟是一场暴动呢？还是一场起义呢？
那是一场起义。
我们可以说这是一场暴动，如果考虑到它的可怕后果。但这仅是表面现象，同时我们要具有区分暴动的形式和起义的实质的能力。
一八三二年这一次的事变爆发得太迅速，熄灭得太悲惨，表现得无穷无尽的伟大，甚至认为这无外乎是一次暴动的人，也必须从尊重的态度讨论。在他们看来，这等于一八三○年事件的余波，他们说：被激发起来的思想，不会在一天之内平静下来。一场革命不能一刀垂直截断，常常要经过一段波折，才能回到平静状态，就好像高山慢慢地成为平原。如果有阿尔卑斯山脉，则肯定有汝拉山脉；如果有比利牛斯山脉，则肯定有阿斯图里亚斯山。
近代史上这次感动人心的危局，在巴黎人的记忆中称为“暴动时期”，这肯定是本世纪风暴中最突出的一个时期。
言归正传之前再谈几句。
下面我要谈的是件活生生的戏剧性的事，历史学家由于缺少时间和机会而把它忽略了。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这就是使人发抖何不安的生活。我们似乎说过，有些细节，好像巨大事变的小枝叶，慢慢地消失在久远的历史中；但是这类琐事，在所谓的暴动时期不计其数。司法部门进行过调查，但是由于除了历史以外的其他原因，不仅没有被揭发，而且也没有被调查。在已经公布的众所周知的一些特殊情况里，或是因为遗忘，或因当事人已死，没有流传下来，因而我们要揭露出来。那些宏伟场景的演员，大多数已经不在了；相隔一天，他们已经静默了；然而，我们要谈论的事，能够说全是我们亲眼看到的。我们更改了一些人名，由于历史重要的是叙述，并不是揭发，可但是们描写的是真实的情节。仅限于本书的条件，我们只能够说明一八三二年六月五日与六日的某一事件的某一方面。当然是这两天中没有被人注意到的事件。我们掀起褪色的幕布，尽力使读者看见这场吓人的社会事变的本来面貌。
三葬礼：重生的生机
一八三二年的春天，霍乱蔓延了三个月，人们的精神活动变得呆滞，并在他们激动心情上蒙上一层说不上是什么的阴沉的死气，尽管这样，巴黎早已经酝酿着一次大动乱。我们之前提到过，这个大城市就像是一尊大炮，已经装备好火药，只需要等待落下一点儿火星，炮弹就会爆炸。一八三二年的六月，那粒火星，正是拉马克将军的离去。
拉马克是一位有声望有显赫功绩的人物。在帝国时期和王朝复辟的时期，他先后表现了那两个时代所必备的勇敢：战争中的勇猛与讲坛上的勇猛。他那雄辩的口才不亚于当年的骁勇，使人们认为他的语言是一把利剑。他跟老一辈的富瓦一样，首先是举起令旗，接着又举起自由的旗帜，因为能接受未来的机会因而受人民拥戴，又因为效忠于皇帝因而受民众拥戴。跟杰拉尔同德鲁埃两位伯爵相同，他也是拿破仑“心里”的元帅之一。一八一五年的条约把他气得七窍生烟，如同受了个人的侮辱。他对威灵顿特别愤恨，因而受到群众所喜爱；并且，十七年以来，他几乎不过问这其间的多次事件，他岿然不动地把滑铁卢的痛史铭刻心中。到了人生的最后一刻，在弥留之际，他还紧紧地搂着百日军官们赠给他的那把剑。拿破仑在临终时说的是：“军队”，拉马克临终时说的是：“祖国”。
他的死亡与原本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人民把他的死当作一种损失而怕他死，政府把他的死当作一种危机而怕他死，他的死亡让人们觉得忧伤，但是最后人们化悲痛为力量。
预定的是六月五日的日子埋葬拉马克，在那天的前夕和早晨，灵车需要路过的圣安托万城郊区就沸腾了。这个错综复杂的街道那时候人声鼎沸。人们尽可能地把自己武装起来。有的木匠把刨床的铁夹带上，“可以用来撬门”。他们中的一人拿一个鞋匠的铁钩，去掉钩子，磨尖前柄，做成了一把匕首。另一人急于“动手”，连续三天和衣而睡。一个叫龙比埃的木工，遇见一个同行问他：“你到哪儿？”“我！我还没有武器呢。”“那怎么办呀？”“我到工地取我的卡钳。”“有什么作用？”“我不知道。”龙比埃说着。一个名字叫做雅克林的送货员遇见任何工人，就跟他谈论起来：“哎，跟着我来一下！”他花费了几苏邀请别人喝酒，然后问：“你有活做吗？”“没有什么活儿。”“那你就到费斯比埃家去，他住在蒙特勒伊便门和夏罗纳便门之间，到那里可以找到活儿干。”在费斯比埃家能够找到子弹以及武器。还有一些知名的头头在“赶驿站”，既是挨家挨户奔走，聚集他们的队伍。在王位城关附近的巴泰勒米酒吧和卡佩尔公馆的小帽酒店里，那些喝酒的人，个个面容严肃，聚在一起密谈。只听到他们说：“你的手枪在哪儿？”“在外套里面。你呢？”“在衬衣里面。”在横街的罗兰作坊前边，在一座着过火的院内，还有在贝尼埃工具厂前面，一群人在悄声议论。能够看出，一个名叫马福的人最激烈，他从来没有在同一个车间里做上一个星期，所有老板都不收留他，“因为天天都要和他吵架”。马福第二天便死在梅尼孟丹街的街垒里。马福的助手卜雷托，也在战斗的时候死了。有人询问他想做什么，他就对别人说他是想起义。好几个工人聚拢在一起呆在贝尔西街角，等待一个叫勒马兰的人，就是派往圣马尔索郊区的革命委员，他们差不多公开传达口令。
六月五日的这一天，时而下雨，时而晴天，拉马克将军的殡葬队列从巴黎穿过，准备了正式的军队仪仗队，而且为预防意外情况而增加了一点儿兵力。送灵柩的队伍有两个营的官兵，军鼓上面蒙着黑纱，把枪倒背着；一万国民自卫军，腰上挂着刀，国民自卫军的炮队伴随着棺材。灵车由一队年轻的人牵着，残废军人的军官手里握着月桂树枝，紧紧跟着后面。随后跟着的是无穷无尽的人，神情看起来很焦急，但是很奇特。有来自人民之友社成员，以及法学院和医学院的学生，一切国家的流亡者，西班牙、意大利、德国、波兰等国国旗，横条三色旗，各色各样的旗帜，孩子们手里挥舞着青树枝。正在罢工的石匠和木工，有的人一看就知道是印刷工人，因为他们头上戴着纸帽，一面走一面大声叫喊，两个人站成一排，几乎每一个人手里都挥动着棍棒，有一些人还挥动着战刀，队伍一会儿混乱，一会儿成排，没有一点秩序，可是万众一心。有些小队推选他们的领头人；一个一点也不隐讳地带着两支手枪的男子，似乎是在检阅他的队伍，而且队列在他跟前都主动离开。在那条大马路的横街上，看见树枝上、阳台上、窗子、房顶上人头像蚂蚁一样到处攒动，男人、妇女还有小孩，眼睛中充满了不安的神情。一群带着武器的人走过去，大家惊惊慌慌地望着。
政府手放在剑柄上观望着，也在一旁观察。人们看可以看到路易十五广场那儿，有四队的骑兵，军号手在前面领头，每一个都带着饱满的弹盒，长短枪的子弹全部都上了膛，每个人都骑在马鞍上，只等待命令一下就行动；拉丁区以及植物园一带，保安警察队从一条街到一条街，分段站岗守卫着；酒市场那里有一队龙骑兵，第十二轻骑团一半守在格雷沃广场，另外一半守在巴士底广场，第六龙骑兵团配置在切莱斯廷河滨的路边，卢浮宫院里也全部都是炮队。其余的的部队在军营中等着命令，这还没有把巴黎四周布置的每个团队计算在内。政府很害怕，在市里统治着两万四千军队，城郊统治着三万军队，把那些兵力压在怒气冲冲的群众上面。
送葬行列中流传着很多种消息，有的人谈论着正统派的阴谋。有人谈到雷希施塔特公爵[雷希施塔特公爵（Reichstadt），拿破仑之子，即罗马王，又称拿破仑第二，病死于一八三二年。]，正在大家盼望他重建帝国大业的时候，上帝却一定要他死去。到了一定时候，一个不愿意泄露姓名的人，要求两个工人向人民开门。最突出的是，在这行列中，大多数人的脸上都已流露出一种既兴奋又颓丧的神情。群众已激动到了急着要做出一些什么激烈而伟大的行动来；其中也偶尔掺杂着几张真正的歹徒的嘴脸，他们说着不好听的话：赶快去抢呀！某些**可以搅浑一池清水，从池底搅起一阵泥浆；这样一种现象，对于“干练的”警察来说一点儿也不感觉奇怪。一
送葬行列从灵堂前面出发，迈着十分沉重但是激动的步伐，顺着大马路慢慢走到了巴士底广场。天空偶尔下一场雨，人们全不在乎。连续发生了好几件莫名其妙的事情：灵柩绕过旺多姆纪念碑时，有人发现费茨·詹姆斯公爵[费茨·詹姆斯公爵（Fitz－James，1776—1838），法兰西世卿及极端保王派。]站在阳台上，他的头上戴着帽子，便向他扔石子；一只高卢雄鸡[法国在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旗杆顶上装一只雄鸡，名为高卢雄鸡，这种装饰，到拿破仑帝国时期被取消了，到一八三○年菲力浦王朝时期又被采用。]被别人从一根民间旗杆上拔了下来，然后丢到一边的污泥里；在圣马尔丹门，其中一个宪兵被人用剑刺伤；第十二轻骑团的一个军官高声说： “我是一个共和派”；综合工艺学院学生打破禁令，突然出现，引起人们的阵阵的欢呼：综合工艺学院万岁！共和国万岁！这是发生在送葬行列行进中的一些小插曲。气势汹汹赶热闹的人群，像江河的洪流，后浪推前浪，从圣安东尼城郊大街走下来，走到巴士底广场便和送葬队伍汇合起来，一时间群情激动，人群更加沸腾起来了。
只是听到其中一个人对另外的一个人说：“看到了吗，那一个有红山羊胡子的人，刚好是他告诉别人什么时候开枪。”据说后来在另外的一次暴动，也就是凯尼赛事件中，担任同一任务的也是这个小红胡子。
灵车路过巴士底广场的时候，沿着运河，穿过小桥，抵达奥斯特里茨桥头空场，就停住了。这时候如果从天空中看，这群人就像是一颗又一颗的星星，头在桥头的空中，尾从布尔东河沿开始扩展，把巴士底广场覆盖了，再从大马路一直延伸到圣马尔丹门。灵柩附近围着一圈人，喧闹的场面静了下来。拉斐德致词，向拉马克说离别。这是激动人心而严肃的时刻，每个人都摘下帽子，每一颗心都十分激烈地跳动。忽然，人群里显现一个穿着黑衣骑在马上的人，手里拿着红旗，有的人说是一根长矛，矛尖顶着一顶红色的帽子。拉斐德转过头来，埃格泽尔芒[埃格泽尔芒（Exelmans，1775B1852），法国元帅。]离开了送葬队伍。
这面红旗在掀起了一阵风暴之后，接着就不见了。从布尔东大马路到奥斯特里茨桥，人声鼓噪，有如咆哮的海潮。两声特别高亢的叫喊：“拉马克去先贤祠！拉斐德去市政厅！”在人群的一片叫好声中，一群青年推着拉马克的灵车，向奥斯特里茨桥走去，另外一群的青年把拉斐德搀上一辆公共马车，大家牵着手沿莫尔朗河滨路走去。
在围着欢呼拉斐德的人群里，人们发现一个叫路德维希·斯尼代尔的德国人，并把他指给大家看，那人参加过一七七六年的战争，曾经在华盛顿指挥下在特伦顿参加过战争，还在拉斐德指挥下在布朗蒂温作过战，后来活到一百岁。
这时，守护在河左岸的那些保安警察马队开始行动起来，把桥头的去路挡住了，右岸的那些龙骑兵也沿着切莱斯廷开出来，循着莫尔朗河滨路开始列阵。人群挽着拉斐德走上河滨路的时候，忽然发现那些骑兵，便高声叫道：“龙骑兵！龙骑兵！”龙骑兵慢慢地缓缓前进，神色凝重地等候着，手枪插在皮套里，马刀插在鞘里，短枪插在枪托套里。
在距离小桥两百步的地方，他们拉住马停了下来。拉斐德所坐的那辆马车向他们驶去。龙骑兵队列开始向两旁分开，让马车通过之后又合起来。这个时候，龙骑兵和群众面对面刚好碰到了。妇女们惊慌失措地逃散了。
在这种十分紧急的时刻，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大家都说不清楚。这一时刻两朵乌云相遇了。有的人说好像在武器库那边听到了冲锋号，也有人说，有一个孩子把一名龙骑兵用匕首刺伤了。但是其实是响起了三枪：第一枪打死了骑兵上尉灼雷，第二枪打死孔特斯卡尔浦街上一个正在关窗的耳聋的老太婆，第三枪刚好擦破了其中一名军官的肩章。有一个女人喊了一声：“动手太早了！”形势忽然变了，人们忽然看见一中队龙骑兵从莫尔朗河沿对面的兵营里冲了出来，手里挥舞着马刀，袭击巴松比尔街和布尔东大马路。
此时，风暴大作，形势已无可挽回了。乱飞的石块就像是雨点一样，枪声响起来，许多的人跳到河岸下边，绕过现已填塞了的那段塞纳河湾，上了卢维耶岛的工地。那个现成就有的庞大的堡垒，立即聚满了战士，有的人在往外面拔木桩，有的人在开枪，刹那间形成了一条街垒。被撵回的那些青年们手里挽着灵车，又飞跑过了奥斯特里茨桥，朝着保安冲过去了；骑警这个时候赶来了，龙骑兵看到人就砍。群众向四面八方逃散，巴黎到处都响起投入战斗的吼声，人人大喊：拿起武器！人们跑着，冲撞着，逃着，抵抗着。怒气刺激了暴动，正如暴风煽动着烈火一样。
四当初的沸腾场景
没有什么比暴动的最初骚乱更奇特的了，每一个方向这时候一起爆发了。这难道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吗是的。是早就已经准备好了的事情吗？不是。是从哪一个地方爆发的呢？街心。从哪里降落的呢？云端。在这个地方。起义带有一种密谋的性质，在另外一个地方又是临时发动的。每一个人抓住群众的趋势，就能够随便牵引。在最开始的时候，人们心里充满惊恐同时也掺杂着一种骇人的得意劲头。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喧嚣，店铺关门，陈列的商品失踪；接着零散的几声枪响，行人逃窜，枪托敲大门喧闹的声音，宅院内传来那些女佣人的欢声笑语：“这一次能够看热闹了！”
不到一刻钟，巴黎很多地方都发生了这种类似的情况。
布列塔尼会圣的那条十字街上，二十来个留着胡子还有长发的青年人，大家一起走进一个咖啡馆里，随即又出来，手里举着一面横条三色旗，一块黑纱拴在旗上，由三个带着武器的人带头：其中一个人拿着马刀，另外一个人拿着手步枪，第三个人拿着长矛。
在诺南第耶尔街上，有个衣服相当整洁的资产阶级，腆着肚子，声音很大，高额的秃头，留着黑胡须，髭须很硬地翘起来了，公开朝着行人分发枪弹。
在圣彼得蒙马特尔街上，一群光着臂膀的汉子举着一面写着几个白字的旗子在走动：上面写着“共和或死亡”。守斋者街、钟面街、骄山街、曼达街，出现了一群手里举着旗子的人，旗子上面写着带编号的“分部”[一七九○年，制宪议会把巴黎划分为四十八个行政区，设立区分部，行政人员由选举产生，以代替从前的教会辖区。]。其中一面，红色和蓝色中间，夹着一条窄得几乎可以看不出来的白颜色。
圣马尔丹大街上的一个武器厂和三个武器店都遭遇到了抢劫：第一个在波布尔街，第二个在米歇尔伯爵街附近，第三武器店在神庙街。群众千百只手，在几分钟时间内，就带走了二百三十支步枪，差不多都是两响的，还把六十四把马刀以及八十三支手拿走了枪。为了更多的人可以武装，所以拿了步枪的人就放下手里的刺刀给另外一个人。
在格雷沃广场路对面，一些青年人拿着短枪到妇女家里去射击。而且每个人还有另外一支转轮短枪。他们拉响别人家的门铃，然后进去发子弹[当时的子弹壳是纸做的，装有底火，这部分由武器厂完成。“做子弹”就是把弹药装进子弹壳。]。曾经遇到过这种事情的一个妇女说，“原来我不明白子弹是什么东西，那还是我的丈夫跟我说的。”
在老奥德里耶特街，一大群人冲到一家古玩店里面，拿走了土耳其弯刀还有武器。
一个被步枪打死的泥水匠的尸体躺在珍珠街。
然后，在右岸、左岸、河滨路、大马路、拉丁区以及菜市场的街区，无数气喘吁吁的人，有工人、大学生、居民，他们大声读着告示，“拿起武器！”他们砸破路灯，解下驾车的马匹，挖起铺路的石块，撬下房屋的门板，拔树，搜地窖，滚酒桶，堆砌石块、石子、家具、木板，建造街垒。
人大家迫使那些有产阶级一起动手。他们闯进那些人的住处，让妇女们把自己丈夫的刀枪拿出来，并且在门上用白粉写着 “武器已经交出了”。有的人把刀枪抢过来了，而且还在上面签上名字，然后说一句：“明天到市政府去取。”街上单独的哨兵和回到区公所去的国民自卫军被人解除了武装。军官的一些肩章也被撕掉。在圣尼古拉的公墓街上，有一个国民的卫队军官，被一群手里拿棍棒和花剑的人追赶得无处可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躲到一间房子里，到了深夜才敢改装逃了出去。
在圣雅克的街区，一大群的大学生从公寓里向四面八方涌出来，向上走到圣亚森特街上的进步咖啡馆，或顺着马蒂兰街向下走到七球台咖啡馆。有些青年站在大门前面的墙角石上开始发武器。人们抢劫了特兰斯诺南街上的建筑工场去建立街垒。只有一个地方的居民起来反抗，在圣阿瓦街和西蒙·勒弗朗街的转弯处，他们损毁了街垒。只有一个地方的起义者退缩了，他们在神庙街以及国民卫队的一个支队交战之后，就扔掉了最初开始建筑的街垒，循着制绳街逃跑了。那支支队在街垒中捡到了一面红旗还有一包步枪子弹以及三百粒手枪子弹。国民卫队把红旗四成一条条的然后挂在此道的顶端。
我们在这里所讲述的一切，在当年却是那城市在每一点上同时发出的喧嚣咆哮，有如无数道闪电汇合成的一阵霹雷滚滚声。
还没有一个钟头的时间，仅仅在菜市场街区，就平地造起二十七道街垒。五十号的那所房子位于中央，就是让娜和一百零六位战友的堡垒，在它的两旁，一边是圣美里教堂的街垒，另一边是莫布埃街的街垒，所以控制着三条街：阿尔西街、圣马尔丹街和正对面的奥白利屠夫街。有两道弯曲的街垒，一道由骄山街折向大化子窝，另外一道由热奥弗瓦－朗之万街折向圣阿瓦街。这还没有把巴黎别的二十个区，沼泽区、圣热纳维埃夫山的许多街垒包括在内；梅尼孟丹街街垒上，一扇大门露出来了；有一道街垒位于天主医院小桥旁边，用来卸了马并且翻过来的苏格兰大车建造的，距离警察总署仅仅只有三百步的距离。
有一个穿得看起来很体面的男子在乡村乐师街街垒那儿给工人发钱。在格尔内塔街街垒，有一个骑马的人把一卷像是钱币的东西递给街垒头目样子的人，让他拿去买点葡萄酒之类的东西。一个没有结领带的很白净的青年，从一个街垒沿着另外一个街垒传口令。还有另外的一个青年手握马刀，头上戴着一顶警察蓝帽，刚好在派人放哨。那些街垒内部的酒馆还有门房，全部改造成为警卫室。并且暴动是按最高明的陆军战术进行的。令人折服地选择了那些狭窄、不平整、弯曲、凸凹、转拐的街道，特别是菜市场那一带，有着像森林一样紊乱的街道网。在圣阿瓦区街区指挥起义的，听说是人民之友社。一个人在朋索街被杀，从他身上找到一份巴黎地图。
弥漫在空气中的那种暴躁的情绪其实才是暴动的真正指挥者。那次暴动突然之间一只手建起街垒，另外的一只手抓紧了驻军的差不多所有的据点。不到三个钟头，起义群众就如同烧着的一串火药长蛇，快速延伸，占了右岸的兵工厂、王宫广场、整个沼泽区、波邦古武器制造厂、加利奥特、水塔、菜市场附近的每一条街道；左岸的老军营、圣佩拉吉、莫贝尔广场、双磨火药库和所有的便门。到了傍晚五点钟，他们把巴士底、内衣和**用品商业区、白外衣商业区全部占领了；他们的侦察员靠近了胜利的广场，周围的法兰西银行、小神父兵营、驿站旅馆受到了威胁。巴黎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区域全部都在暴动中。
差不多每一个地方都有很大的战争规模：卸除军人武装，搜刮住房。迅速攻下武器商店。结果以石块开始的战斗变成了火器交锋。
傍晚六点钟左右，鲑鱼巷全部变成战场。暴动者占一头，军队占另外的一头。大家从一道铁栅门朝着另一道铁栅门射击。这本书的作者就是一个观察者以及一个梦游者。他们以前到火山口去观望，刚好到达了那个小巷子里面，为了躲避枪弹，他只得待在店与店之间的那种半圆柱子旁边，他在那危殆的处境里呆了差不多半个钟头的时间。
这个时候，当国民自卫队听到响声之后，立刻穿上衣服，拿起各自的武器，宪兵队从区公所出发，步兵团队也在同时走出兵营。一个军鼓手在船锚巷的对面挨了一匕首。另外一个军鼓手在圣拉扎尔谷仓街被枪杀。好几名军官接连着倒在米歇尔伯爵街还有好几个市府卫队士兵，来到伦巴第街受伤了，又连忙退了回去。
国民卫队的一支小分队在巴塔夫死巷前看到了一面上面写着“共和革命第一二七号”字样的红旗。这难道确实是一场革命吗？
那次起义巴黎中心区一下子变为内部纠结错乱、找不到路的庞大堡垒。
那儿便是中心，那里很显然就是问题的根本。其余的地方仅仅只是小冲突。能证明一切都取决于那地方的，是那里还一直没有打起来。
有好几个军队士兵心里感到十分害怕，这更使人因不明危机的结局而更加惊恐。他们还依旧记得一八三○年七月，民众那么热情地欢呼五十三团保持中立的态度。两个经历过数次大战考验的勇猛的人，罗博元帅和毕若将军，一主一副，掌握各个部队的军队。由几个营的士兵构成的巡逻队伍，在国民卫队好几个连队的率领下，让一个斜挎着绶带的警官带领，到起义地点的街上进行视察。起义者这里，也在岔路口的转角处安排了前哨，还大胆地向街垒外边差遣巡逻队伍。双方互相监视着。政府那里尽管手里掌握着权力，但是一直犹豫不决。天快黑了，人们开始听到圣美里的警钟。那时担任国防大臣的苏尔元帅，曾经参加过奥斯特里茨战役，带着忧郁的神情注视着这一切。
这些年老的水兵素来只习惯于正规布军作战，他们的力量的源泉和行动的指导只限于作战的谋，如今面对着这种汪洋大海似的所谓人民公愤，就没有一点儿办法了。革命的风向是难以琢磨的。
郊区的国民卫队急匆匆茫茫乱哄哄地赶来了。第十二轻骑兵团的一个营由圣德尼迅速跑到，第十四团队也从四面八方绕着道赶来；一尊尊大炮则由万塞纳炮台搬下来。
杜伊勒里宫却一片冷清。路易－菲利普镇定自若。
五 巴黎所具有的特色
我们说过，两年来，巴黎经常发生起义。除了起义的地区以外，巴黎在暴动时期的面貌一般总是平静到出奇的。不论发生什么，巴黎总是可以迅速应付。——那不过是一次暴动——巴黎还有很多事需要去做，怎么可能花费时间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奇怪呢。这些庞大的城市单凭自己就可以提供种种表演。只有这些广阔的城市，才能在同一时间容纳内战和不可捉摸的宁静。每当起义开始，人们听到军鼓声、集合声和告警声时，店铺老板常常只是说一句：
“圣马尔丹街好像又闹事了。”
或说：“圣安东尼郊区那里。”
经常，他还心不在焉地加上一句：“就在那里吧。”
过后，当人们听到那种阴森到令人心碎的稀疏或密集的枪声时，店铺老板又说：“事情开始认真起来了啊？是啊，认真起来了？”
如果有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而且暴动看起来似乎越来越激烈，而且越来越近的时候，他便急忙关上店门，赶快穿上制服，简直可以为了保障货物的安全而不顾自己的安危。
人们在十字路口、通道上、死胡同里相互射击，争夺街垒，夺回之后又被占领，再一次夺回来；遍地鲜血，房屋的门脸被射击的满是弹痕，睡在**的人被流弹打死，尸首布满街道。但是，在相隔几条街的地方，人们却能听到咖啡馆里有象牙球在球台上撞击的声音。
在战火纷飞的街道不远处，很多好奇的人在那里看热闹；戏院都敞开大门，演着闹剧。出租马车穿梭来往；过路的人到城里去宴饮，有时刚好碰到正交火的街区，一八三一年的那一次，有一个地方为了使的婚礼的队伍可以通过，射击居然停了一阵。
一八三九年五月十二日的那一场起义中，一个残废的老人在圣马尔丹街上拉着一辆小车，装满饮料的玻璃瓶子在车上载着，上面盖着一块三色破布，从街垒走向军队，又从军队走向街垒，一视同仁地来回供应着一杯又一杯的椰子汁，时而供给政府，时而供给反政府。
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奇特的了，而且这也正是别的地方没有的巴黎所具有的特色。这肯定得具备两种东西：巴黎的伟大以及它的豪兴。必须是伏尔泰还有拿破仑的城市。
但是一八三二年六月五日这一次，在反抗的初期就感觉像是遇到了比他要更加强大的东西是惧怕了。只看到所有地方的门窗与窗板在大白天全部都关上了，甚至连最僻静和最“无动于衷”的街区也是如此。英勇的人这时候举起了武器，而胆小的人全部都藏起来了。许多街道都像早晨四点钟那样，不见人影。大家都唠唠叨叨地谈着一
大家都散播着一些生死攸关的消息声称他们已经变成了银行的主人了；“仅仅在圣美里修院，只有六百个人，以教堂为战壕坚守”；“防线并不怎么坚固”；“阿尔芒·加莱尔[阿尔芒·加莱尔（ArmandCarrel，1800—1836），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自由派，《国民报》的创办人之一和编辑。]去找克洛塞尔[克洛塞尔（BertrandClausel，1772—1842），伯爵，法国将军，一八三一年起是元帅，一八○九年至一八一四年参加比利牛斯半岛战争，后任阿尔及利亚总督（1830—1831和1835—1837）。]元帅，元帅说：‘最开始就要想法调一队人马”’；“拉斐德病了，然而他对他们说道：‘我和你们在一起。我会跟着你们去任何地方，只要那里有摆一张椅子的地方”’；“一定要多加小心，因为有人会在夜里去抢劫那些住在荒郊野岭地方的人家”；“奥白利屠夫街设置了大炮”；“罗博和毕若一起商量，准备在夜里，最迟在黎明的时候，组织四个纵队一起朝向暴动的中心开始进攻，第一路军队从巴士底出发，第二路军队由圣马尔丹门出发，第三路由格雷沃广场出发，第四路由菜市场出发；军队也许会从巴黎撤走，退往演兵场”；“不知道会出现什么事儿，但是可以确定，这回肯定是严重的”。——“苏尔特元帅还在犹豫不决，大伙儿对这一点都很关心。”——“他为什么不立即进攻？”——“无疑他是高深莫测的。这头老狮子好像在黑暗中嗅到了一只无名的怪兽。”
到了傍晚的时候，剧院关上门了；巡逻队特别的愤怒，在街道上来来回回巡视，搜查那些过路人，抓捕形迹可疑的人；刚好九点钟，就已经抓获了八百多个人；警察署监狱人满为患，裁判所附属监狱人满，拉弗尔斯监狱人满。尤其是在监狱里面一条被人们称之为巴黎街道的地道中间，铺满了的麦秸的上面全部躺着一群群囚犯，而里昂人拉格朗日[拉格朗日（CharlesLagrange），在里昂建立“进步社”，一八三四年他领导里昂工人起义。]很有胆量，正对囚犯们大胆地发表演说。这些人躺在这些麦秆上，一动起来，就发出一阵下大雨的声音。其他的监狱更加悲惨，囚犯这时候一个压一个，全部睡在院子里。处处人心浮动，这样一种紧张的气氛，在巴黎是很罕见的。
人们关进自己家的门和窗户；当妻子的，做母亲的，全部都紧张不安；听见的全部都是在这样说着：“啊！我的上帝啊！他怎么还没有回家！”难得听到一辆车子在远处滚动。人们站在自己家的门前，听着外边响起的鼓噪、吼叫以及各种嘈杂的声音，非常郁闷但是没有办法分辨清楚，他们刚刚听到一些什么就说着：“这是马队。”或说：“那肯定是装弹药的马车在奔跑。”他们听到军号声、鼓声、枪声，而圣梅里教堂的警钟格外让人揪心。人们已经预料到了，等到第一声炮响起。一些拿着武器的人出现在大街上高声叫喊：“全部都回家去！”然后就不见了。居民全部都连忙推上门闩。嘴里一直嘟囔：“这要闹到什么时候啊？”随着夜色的逐渐加深，巴黎暴动的火焰好像也越来越显得骇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