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博弈论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囚徒困境”这个名词，这是博弈论中一个基本的模型，也是“非合作性博弈”的典型模式。简言之，这一模式代表了处于相同困境状态下，不同的人面对同样的几种选择，最后必将背叛其他人，作出最利于自己的选择的一种情况。
“囚徒困境”包含了几个基本的预设前提：处于困境下，各方都不知道别人的选择，因而只能猜测；每个人都是理性的人，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去作出选择；他们与困境之间，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关系，即他们无法通过自己的力量去左右局势，只能在困境的局势下想办法尽可能让自己的损失最小。
这就是一种弱者的选择。
当然，这只是一种博弈论的模型，具体到现实领域，没有哪个具体的事件是完全符合“囚徒困境”的模式的。但是，这种“弱者对损失最小化的选择”的基本精神却是存在的。
从“囚徒困境”的模式，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模式中，理性的人最后的选择都是“背叛”，不通过合作的方式与他人共同摆脱困境。而现实之中，背叛与合作是并存的，而且各方之间的信息也并非都是完全闭塞的。所以说，现实比理论更精彩，“囚徒困境”的理论模型固然高明，但现实中的事件则更发人深省。在具体的现实中，合作还是背叛，弱者的选择都不是固定的，不过尽可能减少损失，让自己得利，则是不变的原则。
生存是人生的大道理
“囚徒困境”在博弈论中是最基本的理论。指两个共同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同时被抓，他们都存在两种选择，要么坦白从宽，减轻处罚或无罪释放，要么抗拒抵赖，加重惩罚或因证据不足而释放。但囚徒选择哪一种好呢?这要从两名囚徒选择的条件和结果来分析。现在我们假定两名囚徒分别为甲和乙两人，如果甲选择抵赖，这里的结果就有两种：如果乙选择坦白，那么甲将被加重惩罚；如果乙也选择抵赖，那么他们两个都将因证据不足而被释放。很明显这需要他们两个人的通力合作。但通常警方会把两名囚徒羁押在不同的囚房里，使这种合作难以顺利进行而使得结果预测的不确定性加大，或者说增加了抵赖合作的风险性。如果基于人是自私的这一前提出发的话，那么甲乙两囚徒各自最好的选择就是坦白从宽，因为不管甲乙两人谁坦白，都将得到减轻惩罚的结果：如果甲坦白了，乙抵赖，甲将免于惩罚；如果乙也坦白了，那么罪名各担一半，从甲个人看来，也减轻了惩罚；而甲乙互换位置，结果依然是一样。因此，在博弈论中认为他们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均衡点，即纳什均衡点，我们把它称为严格优势策略。
但我们从上面的分析也可以看出，这个均衡点是建立在两个囚徒非合作的基础上的，并且两者的非合作还可以获得一定的利益（从宽惩罚），如果没有从宽惩罚的这一利益条件，那么这个严格优势策略也就不复存在。此时，两个囚徒就很容易走向合作了。在我国历史上出现的“合纵”和“连横”的较量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从当时的历史来看。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一跃成为七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社会上从此出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长期紧张局面，旧传统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知识都不能应付这个雷霆万钧的压力。于是以秦国为对象，产生了两种崭新的但也恰恰针锋相对的战略思想和外交政策：一是合纵对抗政策，即围堵政策，主张从北到南，各国缔结军事同盟，共同抵御秦国的侵略，秦国如对某一国发动侵略，即等于向所有的盟国侵略，各国同时出兵作战；另一是连横和解政策，即和平共存政策，主张从西到东，各国同时跟秦国签订友好条约，保持双边的和平关系。
当时，东方的齐国与秦国旗鼓相当，双方在不断兼并周围弱国、扩大势力范围的同时，诞生了“合纵”和“连横”两个中心——以齐国为中心的“合纵”和以秦国为中心的“连横”。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所谓的“合纵”、“连横”的外交斗争。
这里的“合纵”、“连横”就如囚徒的“抵赖”和“坦白”一样。“合纵”就是指弱国联合起来，阻止强国进行兼并，这是弱国保存自己最理想的策略。就如两个囚徒同时抵赖可以使两人都因证据不足而免于惩罚一样的理想结果，但条件是他们必须同时抵赖即能够合作。而“合纵”的对象有多个，就更需要多方面的合作了。虽然这种合作是可以看得见的，可以协商的，不像两个囚徒那样是在黑暗中猜测。但结果却很有相似之处。因为它成员多，而可变的人为因素也就更多了。“连横”就是强国迫使弱国帮助它进行兼并。正如两个囚徒的“坦白”，是他们单个的严格优势策略，但结果仍然是要得到惩罚一样，只不过这个惩罚是由一个人来担当还是由两个人来担当。而“连横”也是一样，它也是各个弱国的严格优势策略，但就整个共同体来看，弱国仍然会被兼并，只不过是被早兼并还是迟兼并的问题。其博弈矩阵如是下。齐秦国连横合纵连横从上面的矩阵我们可以看出，“连横”是秦国的严格优势策略，不仅可以得到土地这个现实的收益值，而且获得了统一中国这个未来的收益值。而“合纵”是齐国的严格优势策略，它不仅保存齐国已有的现实利益，还可以限制或削弱秦国的实力，使自己得以长存。
从实际上看。“合纵”和“连横”都是争取暂时同盟者的外交手段，其目的是进一步兼并土地，扩张领土。从博弈论看来，就是强国和弱国都在进行博弈，都在进行严格优势策略的博弈。而博弈的有序进行是必须基于一定的利益条件的，是根据利益条件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进行调节的。这也就决定了“合纵”和“连横”的离散聚合了。
“合纵”和“连横”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同时也离不开这两幕历史剧的导演人——战国时的文人说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苏秦和张仪。苏秦在研究社会局势和各国君主的心理后，提出对秦国采取合纵对抗政策。苏秦先后到了韩国、魏国、齐国，最后再到楚国。六国完全同意签署这个盟约，并一致任命苏秦为他们的宰相，让他担任“纵约长”——南北合纵对抗盟约组织的秘书长，围堵政策完成，第一次“合纵”形成。
这里苏秦的成功，在博弈论看来，其实就是两个在困境中的囚徒合作的成功，只不过这里的囚徒不是一个，而是六个，但成功的条件却是一样的，要使两个囚徒一起抵赖，就必须使两个囚徒坚信，抵赖是他们惟一的出路，是他们最大的利益；而要六国“合纵”，也是一样，必须使六国坚信“合纵”是它们惟一的出路，是它们最大的利益。站在当时六国的角度来看这是完全正确的。
只有大政治家才能看到十年之后，只有历史学家才能看到三十年之后。各国有各国眼皮底下的现实利益，而人往往更相信眼前直接的现实利益。这就是“严格优势策略”的特点。
秦国利用各国统治者的人性弱点，给以小恩小惠，然后各个击破，所以说，秦国在政治博弈中明显要比六国胜出一筹，因此，“合纵”也只能是昙花一现了。
在苏秦组成第一个“合纵”联盟的同时，秦国立即采取行动。就在“合纵”的第二年，即公元前332年，秦国向魏国表示让步，愿把从前侵占魏国的襄陵（山西襄汾）地区七个城市归还。那七个城市距魏国前首府安邑（山西夏县）一百六十里，是防务上最重要的屏障。如果能把它们收回，安邑就可以无忧了。
这是最大的现实利益，在博弈论看来，秦国是抛出了使人选择“严格优势策略”的利用条件，秦国成了“囚徒困境”中的警察。人有自私的本能，所以永远都有倾向于“严格优势策略”的自然选择，这可能也是人的生存本能。魏国自然不能抵抗这个**，因为它更有利于魏国的生存，于是同意脱离合纵；而且为了扩张土地，魏国还向赵国发动攻击。齐国在秦国的鼓励下，认为可以从赵国瓜分到土地，就也参加到魏国这一边。两国军队虽然被赵国击退，但第一次合纵对抗盟约只维持一年便告瓦解，苏秦在赵国无法解释魏齐两国的叛盟行动。只好前往燕国，出任燕国宰相。秦国等到合纵对抗盟约瓦解了之后，却拒绝归还襄陵七城，魏国在大怒下攻击秦国，又被秦国击败。这样，第一次“合纵”就在六国的互相残杀中轰然瓦解。
合纵对抗盟约固然瓦解，但这种观念仍被认为是正确的指导原则。所以十五年后的公元前318年，这时各封国都已改制为独立王国，魏、楚、韩、赵、燕五个国家痛恨秦国趁着盟约瓦解不断向东扩张，于是再次缔结第二次合纵对抗盟约，推举楚王华槐担任纵约长，集结五国联军，进攻秦王国东方边界重镇函谷关（河南灵宝东北）。这次虽然是以楚国为首，好像齐国没有参加，但此时却还存在另外一个联盟，就是齐楚联盟，这个联盟在第一次“合纵”失败后仍然存在，所以齐国并没有在五国背后插刀。
这是一次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人人都预料将爆发一场大战。可是，秦国守关大将樗里疾大开关门，出兵迎战。五国联军震于秦军的声威，竟面面相觑，谁都不敢先行攻击。从博弈规则看来。五国同心协力进攻就成了“囚徒”的抵赖，就整个团体而言，它们可能获得最好的结果，而撤退是它们的“严格优势策略”。从合作性博弈规则来看，五国结成了同盟，就已经是一种合作关系，达到了一个博弈均衡点，而在这个均衡状态中，参与者谁先改变支付，谁就会得到利益。因此，在僵持了几天之后，楚兵团因粮道被秦国切断，在惊恐中第一个撤退，但它的损失应该是最小的，因为它没有遭到追击，而其他五国军队在跟着仓皇拔营回国时，就很可能遭到秦国的追击，事实也是如此，最后一个撤退的损失最大。合纵对抗盟约又一次瓦解。
但“合纵”和“连横”的真正关键是楚国。或者说齐秦斗争的焦点在于争取楚国。因为楚国是南方的一个大国强国，楚国是领土最广大、人力最雄厚的大国，秦国不敢轻视它，尤其恐惧楚国跟齐国联合。在当时的条件下，秦国还没有实力来战胜齐楚两国的联盟。而强大的秦国对其他六国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楚国在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后，与齐歃血为盟，结成了“合纵”的局面。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因为生存的利害关系，促使了博弈双方的两个“囚徒”走上了“抵赖”的合作之路，而出现这种结果条件就是两者利益完全捆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是齐楚两国在客观理性上的分析而能够通过协商来进行合作的结果。
但这种联盟很明显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秦国是齐楚的共同敌人，而在国家关系上是没有永远的敌人和朋友的，所以一旦敌人转化为朋友，“合纵”这个联盟也就霎时崩溃。而在此时，“连横”高手张仪横空出世，他正是深诸此道的博弈高手，正是他上演了一幕“一人打败楚国”的神话。为了瓦解齐楚“合纵”联盟，张仪入楚并口头许愿，以归还楚国商於（在今河南淅川西南）六百里的地方为代价。楚怀王信以为真，就和齐国断交。这里张仪运用的正是“囚徒困境”中的“坦白”利益条件，使楚国陷于“严格优势策略”的选择当中。
但这种严格优势策略的选择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说囚徒之间的坦白只是从此以后两个人的私人关系的终结（当然不是绝对的），那么，国与国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再进行合作了，齐楚“合纵”联盟瓦解。
这时，齐秦斗争趋于白热化。山东五国的“合纵”依然存在。公元前298年，齐、韩、魏、赵、中山五国联军攻入函谷关。秦国被迫退还韩、魏的一些地方，五国才退了兵。齐国成为关东各国的盟主。但这种同盟并不牢固，当利益条件再度改变时，山东五国的“合纵”也就不复存在了。公元前288年，秦昭王自称西帝，尊齐滑王为东帝，用远交近攻的策略拉拢齐国，破坏了关东的“合纵”联盟。
在战国这场“合纵”和“连横”的历史博弈中，秦国成了最终的“警察”，而其他六国则相继沦为了“囚徒”，这六个“囚徒”在各自的历史舞台上都进行了“严格优势策略”的选择，然而都没有逃脱灭亡的历史悲剧，正如博弈中“囚徒困境”中的囚徒不能逃脱惩罚一样。在历史的博弈中，国家眼前的利益和国家长远的利益永远是一个辩证的矛盾体，二者统一于国家的发展之中。当眼前利益跟长远利益一致时，它就促进国家的发展；当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悖时，就会阻碍国家的发展，甚至使国家走上灭亡。
“合纵”是六国的长存之道，也就是它们的长远利益。但它在当时是难以直接地显现出来；而“连横”是六国的暂存之道，但这种暂存之道却是不利于六国的长存之道，但这种利益是眼前可以看到的，而这种眼前利益正是博弈中的“严格优势策略”，能使国家暂时地很好生存，但这种生存不是长存，从这个意义上说，生存未必是硬道理。长存才是硬道理。由此看来，在“合纵”和“连横”这场历史的较量中，“连横”是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囚徒”分担了罪名，“警察”得到了最大的实惠。
危难中的和谐发展
合作有两种类型，一种叫做“锦上添花”，一种叫做“雪中送炭”。这两种情况，属于不同的博弈形式。在锦上添花的形式中，那个“添花”的合作者，是不起决定性作用的；而在雪中送炭的形式中，“送炭”的合作者则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当处于博弈状态的各方在博弈之中处于不对等地位的时候，博弈的局势很容易发生偏移，即从合作型博弈走向非合作型博弈。不过，这种偏移并非必然发生，因为影响博弈走向的不仅是双方的力量对比，还有外界局势的变化。如果外在的压力对双方都造成压迫，那么他们很有可能继续保持合作型的状态不变。
东晋政权建立时形成的“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正是在外界压力造成的困境下，双方合作打破囚徒困境的一种努力。
在三国鼎立的局面结束之后，两晋司马氏统一了中国。可是西晋的政权并不稳固，在经历过长年的战乱后。地方割据力量的残余势力依然存在，司马氏皇室子弟之间的权力斗争也十分激烈，其中颇有势力的是东海王司马越。几十年后，司马越终于联合其他藩王，发动了内战，以争夺皇帝的宝座，史称“八王之乱”。可是，因为藩王们的内讧和北方的匈奴和羯胡的趁机侵略，中国北方陷入了战争的浩劫之中，最终北方被匈奴和羯胡占据，司马越也死于战争之中。
当时，西晋司马氏的皇族在战争中死伤过半，幸存的皇族纷纷准备渡过长江逃避战乱。其中，琅琊王司马睿实力薄弱，在渡江之前只想着如何避难自保，并没有考虑渡江之后的计划。可是他作为皇族的幸存者，对社会还是具有一定的政治号召力的，于是，王氏家族的精英人物——王导和王敦便准备扶持他做渡江之后的皇帝。王氏家族的势力在北方的战乱中虽然也受到了影响，但是损失不大。作为其中精英的王导、王敦兄弟平安躲过劫难，其家族在政治上的力量也不容忽视。
王氏兄弟见国家危难，本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是苦于自己既不是司马氏皇族，又不是手握重兵的大将，所以有心无力。这次见到了落难的皇族司马睿，王氏弟兄便想借助他的皇族身份，进行复兴大业。
王氏兄弟和司马睿接洽之后，说出了自己想要辅佐司马睿做皇帝恢复西晋基业的意图。司马睿自然是大喜过望，甚至有点英雄落魄得遇知己的感动。与王氏兄弟一拍即合，开始了司马氏和王氏的亲密合作。
渡江之后。王氏兄弟马上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他们做的第一步，就是提高司马睿的声望和气势。三月初三这一天，按照当地的风俗，百姓和官员都要到江边去求福消灾。这一天，王导让司马睿坐上华丽的轿子到江边去，前面有仪仗队鸣锣开道，王导、王敦和从北方来的大官、名士，一个个骑着高头大马跟在后面，排成一支十分威武的队伍。这一天在建康江边看热闹的人本来很多。大家看到这种从来没见到过的大排场，都轰动了。江南有名的士族地主顾荣等听到这个消息，从门缝里偷偷张望，他们一看王导、王敦这些有声望的人对司马睿这样尊敬，大吃一惊，怕自己怠慢了司马睿，一个接一个地出来排在路旁，拜见司马睿。
这样一来，司马睿在江南士族地主中的威望提高了。王导接着就劝司马睿说：“顾荣、贺循是这一带的名士。只要把这两人拉过来，就不怕别人不跟着我们走。”司马睿派王导上门请顾荣、贺循出来做官，两个人都高兴地来拜见司马睿。司马睿殷勤地接见了他们，封他们做官。打那以后，江南大族纷纷拥护司马睿，司马睿在建康就站稳了脚跟。北方发生大乱以后，北方的士族地主纷纷逃到江南来避难。王导又劝说司马睿把他们中间有名望的人都吸收到王府来。司马睿听从王导的意见，前前后后吸收了一百零六个人，在王府里做官。
司马睿听从王导的安排，拉拢了江南的士族，又吸收了北方的人才，巩固了地位，心里十分感激王导。他对王导说：“你真是我的萧何啊!”
经过这样的一番经营，王氏兄弟最终联合各大家族，推举琅琊王司马睿做皇帝，是为晋元帝，从此建立了偏安东南百余年的东晋王朝。晋元帝登基的那天，还有一幕富有戏剧性的故事：王导和文武官员都进宫来朝见。晋元帝见到王导，从御座上站了起来，把王导拉住，要他一起坐在御座上接受百官朝拜。这个意外的举动，使王导大为吃惊。因为在封建时代，是绝对不允许有这样的事的。王导忙不迭地推辞，他说：“这怎么行?如果太阳跟普通的生物在一起，生物还怎么能得到阳光的照耀呢?”王导的这一番吹捧，使晋元帝十分高兴，晋元帝也不再勉强。但是他总认为他能够得到这个皇位，全靠王导、王敦兄弟的力量，所以，对他们特别尊重。他封王导为尚书，掌管朝内大权；又让王敦总管军事。王家的子弟中，很多人都封了重要官职。
从此，虽然是东晋皇帝司马氏做名义上的天子，但是掌握实权的反而是拥立他的王氏兄弟，司马睿对王氏兄弟极为尊敬，甚至上朝时宰相王导没有入座自己都不敢坐在龙椅上。
历史上把司马睿与王氏兄弟的这一对政治组合称为“王与马，共天下”，也就是司马氏和王氏共同主宰朝政的意思。但是人们只看到司马睿对王家兄弟的尊敬和畏惧，却并没有看出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王家兄弟拥有在政治上的实力和在社会上的地位，司马睿则拥有一个“高贵”的皇族身份，在当时北方战乱、胡族强势的时候，他们单靠哪一方都无法建立一个与北方少数民族相抗衡的政权，所以，他们只能联合起来，尽管皇帝要失去应有的威严，王氏兄弟也要屈居人臣之位。
双方都付出代价，失去自己不愿失去的东西，但只有这样才能共存并且摆脱囚徒困境，这有如壮士断臂，不得不为，也乐得为之。
作为一个皇帝，司马睿是十分失败的，因为他自己的一切都来自于王氏兄弟，而他自己所做的一切，也要听命于王氏兄弟，可以说他只是用来号令天下的一面旗帜，而别无其他用途。所以，他对自己和后代的前途非常担忧，因为他知道，一旦自己失去了作为名义上的皇帝的利用价值，就是王氏兄弟抛弃自己之时。
作为皇帝背后的实际控制力量，王氏兄弟也有些过于跋扈。在合作型博弈的关系中，做得最好的状态就是处于强势的一方不动声色，而处于弱势的一方也不必卑躬屈膝。可是，由于实力对比的过分悬殊，王氏兄弟有些自大，总是有意无意地想要走向前台，成为名义和实际相一致的统治者。有一次，王敦就悍然率军兵临建康（今江苏南京）城下，威胁司马睿，司马睿无奈之下，只能自我批判，同时央求王导从中调和，甚至说出了“如果王大将军对我不满意，我只能退位。回到自己的封地去做一个普通的藩王，让王大将军挑选合适的人来做皇帝”这样的话。作为一个皇帝，司马睿这番话已经完全没有了君臣间的尊卑名分，而变成了一个只是请求苟活的普通人。可见王氏兄弟在当时的压倒性优势以及他们的强悍。
当时，王导对王敦以武力相威胁的做法并没有任何反对的表现，并对司马睿的检讨反应冷淡，最后才出面制止王敦的逼宫行为。王导是不允许自己的兄弟出现改朝换代的举动的，因为一旦那样，原有的合作型博弈就变成了非合作型博弈，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虽然王氏兄弟飞扬跋扈，但是东晋王朝也能靠着自己的血统苟活下来，保持一个偏安的百年局面。
在“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中，王氏兄弟和司马睿构成了一个在外部强敌环伺的危难局势下的囚徒合作博弈。如果司马睿不依靠王氏兄弟，他将无法在江东立足；如果王氏兄弟不推举司马睿，他们自己也没有足够的号召力建立一个新王朝。他们有着共同的困境。就是北方的外族入侵，所以他们可以合作起来，司马睿让出一些国家权力给王氏兄弟，王氏兄弟也没有极度地欺压司马睿，二者合作奠定了一个新朝廷，共同支撑起了和北方外族铁骑抗衡的局面。其博弈树如下： 王家兄弟与司马睿关系图
要杜绝内耗
在抗日战争中，蒋介石总是叫嚣“攘外必先安内”，打着安内的幌子进攻共产党，让国人很是反感。就博弈论的“囚徒困境”来说，两个共同犯罪的嫌疑犯一旦被抓，那么他们各自的优势策略就是坦白交待，而在攘外与安内的博弈中，却正是一个“囚徒困境”。在这个博弈中，很明显是因为内部还存在一个博弈参与者或者说有一个博弈对手，或者说是博弈双方的利益竞争者，在这个博弈中应该存在三个博弈参与者，内部两个，外部一个。我们假定这三个参与者分别为甲、乙、丙。丙为外部参与者，甲乙为内部的两个博弈者，这样甲乙的博弈形式就如下面所说的那样了。
甲的选择有四：先攘外打丙；先安内打乙；联合乙打丙；联合丙打乙。在这四种策略中，先攘外，那么就首先会受到丙的攻击，而此时乙就有两种选择，攻打甲或者按兵不动，而选择攻打甲的现实收益值最大，因为很容易就可以把甲给打败；如果等到甲或者是丙打败了对方，那么乙再去打的话，就有可能要冒很大的风险了，收益值很有可能就为负了，因此等于是乙的劣势策略。
按照博弈论的理性人的假设的话，乙肯定会选择优势策略，也就是打甲，而此时，甲就会两面受敌，很容易给敌手打败，这就成了甲的劣势策略。而如果甲先打乙，安定内部，那么丙就又获得了主动权，它去打甲的话又变得很容易了，但丙是甲乙共同的敌人，它打甲时就必然要打乙，所以此时是甲乙双方同时受损，收益值都得负，但比两面受敌要好得多。如果联合乙打丙，甲乙双方都获益，收益值都为正，合作是双方的优势策略。
如果联合丙打乙，甲得正，乙就为负了，因为乙被打败的风险增加，这就是甲的严格优势策略。反之，这种策略对乙也成立，结果就是：甲乙都联合丙是各自严格优势策略，双方都跟丙联合，结果双方都受到损失，这样就陷于了“囚徒困境”。而在我国历史上，北朝与突厥的博弈就属于这种情况。
北魏末年，内部动乱，柔然势力复盛，屡屡侵扰边境。这样就形成了内忧外患的局面。西魏建立后，为了全力对付东魏和南梁，宇文泰对北边少数民族柔然和突厥采取和亲政策。宇文泰先是以宗室元翌女嫁柔然主阿那环弟塔寒，后又劝西魏文帝纳阿那环女郁久闾氏为皇后，以结好柔然。对突厥亦然，大统十一年（545年），宇文泰派使者前往突厥，和突厥建立起联系；大统十七年（551年），以长乐公主嫁给突厥主阿史那土门。
突厥也经常派使者访问西魏，赠送礼物，如大统十九年（553年），突厥向西魏献马五万匹。宇文泰这样一做，东魏的高欢就坐不住了，搞起了“和亲政策”，把皇室宗室的女儿嫁给突厥的可汗和可汗的儿子，还要求突厥的可汗把女儿嫁给他的儿子，结果突厥的可汗不肯，却坚持要把女儿嫁给高欢自己，高欢没有办法，只好委曲求全，把自己的元配夫人放置别室来迎娶突厥公主，而且还向突厥的可汗进贡大量的丝绸和粮食。这样东魏和西魏都可以保证各自边境的少数民族不会大举进攻自己，有利于各自集中力量来进行内战。而突厥也乐得坐山观虎斗，而且能够从中获得很多的好处。而从博弈来看，东魏和西魏都陷入了“囚徒困境”，而且深陷不拔，只要东西魏不能联合，他们就无法走出这个囚徒困境。
如果说“兄弟阋于墙，共御外侮”是理想化的摆脱囚徒困境的策略，那么出卖“兄弟”以换得自己的平安，则是处于囚徒困境下本能的选择。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在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中这一本能都鲜明地体现着。
东西魏的“囚徒困境”随着东西魏的灭亡而走到了尽头，随之而来陷入“囚徒困境”的是北齐和北周。根据《周书?突厥传》的记载，556年，突厥木杆可汗一举攻灭了柔然国。突厥又联合当时的波斯一起向西攻打破哒，结果攻灭了破哒；在东面突厥追逐契丹，一直把他们赶到了高丽才罢手；在北面吞并了契骨（吉尔吉斯），辖地东起辽海，西至西海（成海），长万里，南至沙漠以北，北至北海（贝加尔湖），长五六千里，突厥代替柔然成为统一北方的强大国家。而此时的齐与周却连年交兵，两国都只好争取突厥做自己的外援。
563年，周武帝暗地里谋划与突厥连兵攻打北齐，因此亲自向突厥请婚，愿意娶突厥公主作为皇后；齐武成帝也派遣使臣向突厥请求结成婚姻，送的礼比北周更多。最后，突厥通过权衡利弊，觉得北周的发展前途要大些，于是就允许与北周通婚，并且派出骑兵十万，自恒州分三路进来，会合周兵一齐攻打北齐的晋阳。武平二年（571年），北齐派斛律光率众筑平陇、卫壁、统戎等镇、戌十三所。对北周和突厥的联军严阵以待。北周首先派柱国抱罕公普屯威、柱国韦孝宽率步骑万余进攻平陇，与斛律光在汾水之北展开大战，结果周军大败，被俘杀千余人。接着北周又派其柱国纥干广略图攻宜阳，斛律光率步骑五万增援，大战于城下，又打败了周军，夺取了北周的建安等四戍，俘获周军千余人。
突厥看见北周的军队这么不中用，大为惊骇，马上引兵出塞。但他们就是逃跑也没有忘记抢东西和搞破坏，自晋阳以北七百余里，都被突厥兵沿路大肆抢劫掳掠，人畜不留。572年，突厥木杆可汗去世，他的弟弟佗钵继位可汗。此时佗钵可汗分国为东、中、西三部，自己居住在中部。周国与突厥和亲以来，每年都要送给突厥缯絮锦彩十万段。突厥人往来长安，每年经常有数千人以上，周国都得供给他们上等衣食，尽力优待。齐国也怕突厥入侵边境，所以也就跟随北周的做法，送给突厥大批贿赂。这样，佗钵可汗就有点得意忘形了，愈益骄横，他经常对臣下戏说：“只要我在南方的两个儿子（周齐）常常这么孝顺，我不愁没有财物使用了。”所以历史上曾把北齐和北周之间的战争，称为“突厥两个干儿子之间的战争”。
周武帝为了专力对齐，曲意交接突厥。灭齐的第二年，即578年，周武帝亲率大军分五路北伐突厥，但在路上病死，周军退回。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北周实行的就是“攘外必先安内”的大体方针，具体的是联合突厥先攻灭北齐，实行的正是博弈论中严格优势策略，但如果一旦平定了内部的争斗，就必然会发动攘外的战争了，周武帝正是遵循这样的路数。此后突厥屡寇边境，579年，周修齐文宣帝所筑长城，防备突厥，但是整个北周可以说都生活在突厥的阴影之下。它们之间的具体博弈矩阵如下：北齐北周安内攘外安内 攘外与安内的选择
从博弈矩阵来看，这里存在两个纳什均衡，其结果是不可确定的，但由于它们各自本身的矛盾冲突，就决定了共同攘外是不可能的。因此只存在一个严格优势策略，就是共同安内，也就是互相内耗。谁如果先改变策略，谁就会吃亏。
不仅整个北周生活在突厥的阴影之下，就是整个北朝，从一定意义上说也都是生活在突厥的阴影之下的。这当然是具体的历史环境下的特定的历史产物，也是由北朝各个国家本身的实力所决定的。当然更是北朝各国内部的纷争所决定的。由此也就造成了他们之间无法形成联合，也就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地来对抗突厥的局面了。所以我们说，北朝各国都无法走出“囚徒困境”，这也就决定了北朝无法摆脱突厥的阴影。当然，如果历史可以假设的话，它们也有可能走出这个阴影，只要它们能够消除各自的矛盾，携手对抗突厥，也就是东魏和西魏合作，北齐和北周联手。但历史从来都没有假设，而人对权力追求的贪婪，也决定了东魏和西魏永远都没有合作的可能，北齐与北周也是如此，除非是突厥要同时把它们都灭掉，但这种可能也不存在。所以北朝的各国注定只能是永远的对手和冤家，而无法成为合作者。从历史的实际来看，北周胜利了，并延续下来，这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历史博弈的胜利。
因此，并不是所有的“囚徒困境”都需要走出来或都需要解脱。就警察来看，如果所有的囚徒都走出了困境，那么将对社会产生灾难性后果，社会将充满了犯罪和混乱。就历史看来，历史总是在按照自己永恒的线性规则自然诞生着“囚徒困境”的历史事件，然后又按照自己的方式把它轻轻地抹掉。历史没有创造博弈论，但它却处处在运用博弈论。
正确对待合作者
作为谋图大计的人，那些握有实权的人往往不限于只与一个人或者一种势力合作，而是在不同的境遇下选择不同的合作者和合作方式。有的时候，他们要通过不同的手段同时与几个力量合作，来达到他们在几个方面的目的，或者是在完成一件大事的过程中，在各个重要步骤上寻找不同的合作者来顺利完成自己的计划。
对想谋求长久利益或者稳固地位的人而言，出于长远的考虑而进行筹划，就要在不同的阶段使用不同的策略，而且每个阶段所要面对的境遇的特色都不尽相同。如果要完成一件大事，对这件事的每个步骤，也要有不同的安排；如果是为了自己在不同方面的利益作出考虑，也要在不同的方面运用不同的解决办法。
这就是一个复杂的博弈过程。在这方面，秦朝的大奸臣赵高的造诣可以说是登峰造极的。
秦始皇有很多的子女，其中他最欣赏也最信赖的是长子扶苏。秦始皇一生雷厉风行，令行禁止，也经常使用铁腕的手段推行自己的政令，因此往往有暴政发生。而扶苏是一个宽厚仁爱的人，全国上下都觉得秦始皇的残暴统治，如果到了扶苏即位之后会有所改变。
事实上，秦始皇本人也是这么计划的。他知道自己灭掉东方六国之后。六国的残余势力并不善罢甘休，时时想着复辟，而新统一的秦王朝也需要一番整肃才能建立起良好的秩序，所以自己需要用铁腕政策来制伏天下人；等到自己建立起了全国的统治秩序，清除了六国的残余势力，再让长子扶苏继承自己的帝位，推行仁政，使国家走上平稳发展的轨道。
但是，秦始皇的安排令许多大臣心中怀有顾虑。深得秦始皇宠爱的大臣赵高本人就是一个残暴而又嗜杀的人，他知道自己杀人太多，一旦国家的秩序转向正轨，难保没有以前被自己冤杀者的家属找自己算账。而且扶苏一向看不惯赵高在秦始皇面前搬弄是非的表现，赵高知道扶苏不喜欢自己。就怕扶苏即位之后将自己免官或者杀头。
不过赵高毕竟是一个成熟的政客。他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扶苏即位，就是自己的末日，所以他想方设法阻挠扶苏成为秦始皇的继承人。在这个时候，赵高就处于一个是生还是死的困境选择之中。
在秦始皇统治晚期，赵高拼命在秦始皇面前说天下应该用强权来统治，这正符合秦始皇的心意，而后赵高又将天下的局势说得异常严峻，使秦始皇认为对所有的事情都要采取高压政策。这自然引起了扶苏的不满，他向秦始皇进谏，说天下百姓已经到了生与死的边缘，不应该再用高压政策对付他们。秦始皇自然听不进扶苏的话，但是为了保护和磨炼扶苏，就派他到北部边境和著名的大将蒙恬一起镇守边关。
赵高通过进谗和混淆视听的手法，达到了自己的第一步计划：让扶苏和秦始皇分离。在那个时代，消息传达不是很便利，所以扶苏一旦到了边关，朝中的事情就要若干天才能到达那里，那样赵高在即位的问题上做手脚便有了可乘之机。
如果因为他人的原因而使自己陷入困境，那么想办法把这个人放进困境。自己能够摆脱危险就是为了自保而不得不作的选择。背叛的原因多源于此。
接下来，赵高在秦始皇的儿子中物色自己要扶持的人选，不久他就找到了合适的目标：秦始皇的少子胡亥。
胡亥本人和赵高的关系还算好，而且作为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很受秦始皇的宠爱——这是作为父亲的所有帝王的通病，他们把政治理想寄托在长子身上，却把作为一个普通的父亲的宠爱和娇惯都毫不吝惜地投入到小儿子身上。虽然秦始皇没有打算把江山交给胡亥，但是父子之间的亲情还是非常深厚的。
赵高就打算利用这一点完成自己的下一步计划。等到秦始皇病重的时候，他极力为胡亥制造机会，让胡亥不离秦始皇的左右，连出游也要胡亥跟随。秦始皇最后死在出游的途中，当时随他一起出行的除了胡亥和赵高，还有丞相李斯。
李斯跟随秦始皇多年，从廷尉做到丞相，受秦始皇的栽培多年，对秦始皇也是忠心耿耿；而且，作为丞相，他是秦始皇之外最有权力和地位的人，他的话一言九鼎，可以和秦始皇的圣旨相比。
秦始皇临死之前就已经写好遗诏，命长子扶苏回都城成阳继承皇位。遗诏写好之后便密封起来由李斯保管，所以赵高要篡改遗诏再发布假的命令，必须要通过李斯。
赵高便邀请李斯一起商议大事，他对李斯软硬兼施，陈说利害。赵高的意思是，现在秦始皇的遗诏只有他们几个人知道，而且遗诏上写着立扶苏为新皇帝，扶苏是个宽厚的人，所以他肯定会更改秦始皇的法令，其中就包括李斯帮助秦始皇制定的严刑酷法。
这样一来，因为新皇帝的观点与秦始皇不同。也许李斯就会失去原有的权力和地位。
接着。赵高使出了杀手锏。他开始离间李斯和还未即位的扶苏之间的感情。他对李斯说：“扶苏平素和蒙恬大将军的关系最好，而且蒙恬多年来为秦朝立下无数的战功，蒙恬的家族也是秦朝显赫的大家族，拥有极大的政治势力，所以蒙恬将成为新的宰相将是不可更改的事实。而您和扶苏之间没有任何的感情，也没有恩情，所以他即位之后，您被冷落将是迟早的事情了。何况，您本来不是秦国人，您知道我们秦国有一个规矩，就是外来的臣子最多只能得到一个皇帝的恩宠。
等到新皇帝即位，秦国的旧势力就会想办法把外来的大臣害死。商鞅、张仪，不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吗?请您好好想想吧!”
李斯听了赵高的话，思量再三，觉得不无道理。这个时候，赵高本人处于一个扶苏如果继位自己就要面临“死”的困境。而李斯则处于一个扶苏继位之后自己将大权旁落的困境。他们的困境虽然不同，但是带来困境的外因是相同的，那就是扶苏继位做皇帝。
李斯对自己的困境十分清楚，但是他一时也想不到对策，便问赵高应该怎么办。赵高就想让李斯跟着自己的思路走，这时见到李斯就范，便将自己的想法抛出：“现在就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跟随皇上一起出行的皇子胡亥，是一个仁爱谦逊的人，而且他胸怀大志。总想着为国家鞠躬尽瘁。这样的人才，正好可以辅佐他做皇帝。而且他知道是您全力推举他登上皇位，一定会感恩戴德，今后您真是富贵不可限量了!”
此时的赵高，已经完全控制了局面，因为他知道李斯除了赞同自己的意见之外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了。而让李斯推举胡亥做皇帝。则不用他赵高自己出面，这种自己“为虎”，李斯“作伥”的计策确实天衣无缝。他们的博弈矩阵如下：赵高李斯合作不合作合作 李斯与赵高合作指数
从上面的矩阵可以看出。合作是李斯和赵高的严格优势策略，所以他们一拍即合，李斯心甘情愿地当了赵高的“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