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在任何时候都是非常重要的，博弈也不例外。由于信息不对称，买方没有得到内部消息，就会在博弈中受困；如果一个质量良好的产品没有足够的宣传的话，是得不到人们的认可的这是由于信息传递不出去；同时，我们在接受各种信息的同时也要对信息进行甄别，以免假消息给我们带来麻烦。
无法发起的总攻
1930年5月，中原大地上爆发了蒋冯阎大战。以冯玉祥、阎锡山为一方，以蒋介石为一方，在河南省南部摆开了战场，双方共投入了100多万兵力。
战前，冯玉祥与闯锡山约定在河南北部的沁阳会师，然后集中兵力歼灭驻守在河南的蒋军。但是，冯玉样的作战参谋在拟定命令时，把“沁阳”写成了“泌阳”，多写了一撇。巧的是，沁阳和泌阳都是河南省的一个县，只不过沁阳在黄河北岸，而泌阳却在河南南部的桐柏山下，两地相距数百公里。这样，冯玉样的部队错误地开进了泌阳，没能和阎锡山的部队会舍，贻误了发动总攻而聚歼蒋军的战机，让蒋介石夺得了主动权。在近半年的中原大战中，冯阎联军处处被动挨打，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如果参谋不多写那一撇，冯阎联军顺利会师，联合对蒋军发起总攻，那么中原大战的结局可能就得改写。这场历史性的误会，原因就在于错误的信信息传递：好酒也怕巷子深息传递。那么如果不存在人为的错误，类似的问题还会不会发生呢？答案是肯定的。为了研究这个问题，学者格莱斯于1978年曾经提出过一个被称为“协同攻击难题”的模型。
两个将军各带领自己的部队埋伏在相距一定距离的两个山上，等候敌人。将军A得到可靠情报说，敌人刚刚到达，立足未稳。如果趁敌人设有防备，两股部队一起进攻的话，就能够获得胜利；而如果只有一方进攻的话，进攻将失败。A遇到了一个难题：如何与将军B协同进攻？由于当时没有电话之类的通讯工具，只有派情报员来传递消息。将军A派遣一个情报员去了将军B那里，告诉将军B：敌人没有防备，两军于黎明一起进攻。
然而可能发生的情况是，情报员失踪或者被敌人抓获。也就是说，将军A虽然派遣情报员向将军B传达“黎明一起进攻”的信息，但他不能确定将军B是否收到他的信息。而如果情报员回来了，将军A又陷入迷茫：将军B怎么知道情报员肯定回来了，将军B如果不能肯定情报员回来的话，他也不能肯定将军A能确定自己收到信息，那么他必定不会贸然进攻。于是将军A又将该情报员派遣到B地。然而，他再次不能保证这次情报员肯定到了将军B那里。
这样，我们就得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不论这个情报员来回成功地跑多少次，都不能使两个将军一起进攻。问题就在于，两个将军协同进攻的条件是：“于黎明一起进攻”成为将军A、B之间的共同知识。然而，无论情报员跑多少次，都不能够使A、B之间实现这个共同知识!
所幸的是，上面这个推论只是一个模型，现实环境中的“将军”们会有很多方法突破这种困局。但另一方面，也许正是上面这种事情的阴影，才促进了各种通讯技术在军事领域中的发展与应用。
不确定性带来风险
在前苏联解体前的一段时间里，社会经济病入膏肓，改革也屡屡失败。总统戈尔巴乔夫便遭遇了记者的苦苦追问，在屡次解释无效后，他选择向记者讲了个笑话：“有一个总统，拥有100个情妇，其中一个有艾滋病，不幸的是，他找不出是哪一个：另一位总统，拥有100个保镖，其中一个是恐怖分子，但一样不幸的是，他也不知道是哪一个。”戈尔巴乔夫顿了顿，望向记者自嘲地说：“而戈尔巴乔夫的难题就是，他有100个经济学家，其中一个是聪明绝顶的。但同样不幸的是，他也不晓得是哪一个。”
上面这个故事说明：正是因为参与博弈者掌握的信息并不完全，往往有很多私有信息的存在，其决策结果必然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管是对未来、现在或过去的任何决策，只要是我们不知道确切结果的都具有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可分为两大类：主观不确定性和客观不确定性。主观不确定性是指决策者由于有关资料的缺乏而不能对事物的态度做出正确的判断，而这种判断却是其他掌握资料的人可以有的。和主观不确定性相关的信息常常具有不对称性。对个人来说，拥有信息越多，越有可能做出正确决策。对社会来说，信息越透明，越有助于降低人们的交易成本，提高社会效率。但是客观现实却往往是：一小部分人垄断事物状态的信息，而另外绝大多数人则缺乏事物状态的信息。
客观不确定性是指事物状态的客观属性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对此。人们可以通过认识去把握客观规律。但是，认识本身并不能消除这种不确定性。
当存在不确定性时，决策者的决策就具有风险。不确定性和风险有密切的联系，但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直观上很容易理解，一件事情可能出现的结果越多，这件事情就越具有不确定性；结果越不明确，不确定性的存在就越显著。最扣人心弦的不确定性，可以称为悬念。
一位悬疑小说作家克曾经给悬念下过一个著名的定义：如果你要表现一群人围着一张桌子玩牌，然后突然一声爆炸，那么你便只能拍到一个十分呆板的炸后一惊的场面。另一方面，虽然你是表现这同一场面，但是在打牌开始之前，先表现桌子下面的定时炸弹，那么你就造成了悬念。
风险的必要条件是决策面临着不确定性的条件。当一项决策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时，其所具有的风险是：从事后的角度看，事前做出的决策不是最优的，甚至是有损失的。决策的风险不仅取决于不确定性的大小，而且还取决于收益的性质。所以，通俗地说，风险就是从事后的角度来看由于不确定性因素而造成的决策损失。与此相反把各种不确定性变成相对确定的东西这种风险对人们的影响变小。
在美国有一则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征兵广告，既幽默又智慧。这则征兵广告出台后，收效十分明显，改变了死气沉沉的征兵局面，使许多青年踊跃应征入伍。征兵广告的内容如下：
“来当兵吧!当兵其实并不可怕。应征入伍后你无非有两种可能：有战争或没战争，没战争有啥可怕的？有战争后又有两种可能：上前线或者不上前线，不上前线有啥可怕的？上前线后又有两种可能：受伤或者不受伤，不受伤又有啥可怕的？受伤后又有两种可能：轻伤和重伤，轻伤有啥可怕的？重伤后又有两种可能：可治好和治不好，可治好有啥可怕的？治不好更不可怕，因为你已经死了。”
这份别出心裁的征兵广告出自于一位著名心理学家之手。媒体记者采访了他：“为什么这份征兵广告能深入人心，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他回答说：“当人们有了接受最坏情况的思想准备之后，就能应对和改善可能发生的是坏情况。”
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我们根本无法掌握影响未来的所有因素，这使得做确定性的决策变得困难重重。信息本身的价值正在于此。信息的搜取有可能增加决策者的收益，其价值就可以用获取信息后可能增加的收益来衡量。
信息决定博弈结果
《郁离子》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楚国有一个以养猴为生的人，当地人称他为狙公。他白天必定在庭院将猴子分成几组，让老猴子率领它们到山里去。采摘草木的果实。猴子把果实上缴了以后，狙公只拿出1/10来喂他们。如果有的交的数目少，还会被施以鞭杖。这些猴于因为惧怕，虽然十分痛苦，但是却没有任何办法。有一天正在采摘果实的时候，一只小猴子突然对众猴子问道：“山上的果实是狙公栽种的吗？”猴子们都回答说：“不是，天生的。”小猴子接着同：“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要被他利用，并且受他的剥削呢？”小猴子的话还没说完，众猴子都醒悟过来。当天晚上，它们一起等狙公就寝后，拿出狙公平日积蓄的果实，呼朋唤友地进入了树林之中，不再回去了。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的狙公，终于因饥饿而死。
在这个故事中，刘伯温把这位狙公比作玩弄权术的统治者，他评论说：“人世间有以权术驱使民众而无道理和法度的人，就如同狙公一样吧？完全是民众没有觉醒，一旦得到启发，权术就到头了啊。”但是，把狙公之死仅仅归结于权术的破产是不够的。实际上，使他变得一无所有的，恰恰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状态的改变。
谢林曾经在《冲突的战略》中，提到一个强盗的故事。
一天，一个持枪的强盗进入了一所房子。房子的主人在听到楼下的响动之后，同样持枪一步步向楼下走来。于是，危机和冲突发生了。
上述危机显然会导致多种结果。最理想的结果当然是，强盗平静地空手离开房子(一个见义勇为的读者甚至建议勇擒强盗，绳之以法)。此外，一种可能的结果是，主人担心强盗盗窃财物而首先射击，致使强盗身亡；另一种可能的结果是，强盗担心主人会开枪射击，而首先射击，导致主人身亡。第二种可能结果的出现，显然对房子的主人而言是最糟糕的，因为他不仅失去财物，而且还丧失了生命。
对于各种可能的结果，其引发的原因却可能有无数种。例如，对于强盗死亡这一结果，除了主人担心财物受损而首先开枪射击外，还可能出于对强盗可能因恐惧而射击的担心使主人先发制人，等等。更有意思的是，主人先发制人的动机可能是对强盗先发制人的担心，诸如此类。
如何成功解决冲突和化解危机？按照谢林的观点，信息的把握和传递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如果持枪的主人经过在黑暗中静静地观察，发现强盗的手中并没有枪；或者持枪的强盗发现主人毫无准备地冲下楼，则事态的进展会有利于掌握更多信息的一方。但如果双方都了解对方持枪的事实，则主人向强盗传递“只是想把他赶走”的信息(或者强盗向主人及时传递只想图财、无意害命的信息)就变得十分重要。
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奥曼在研究中发现，博弈的参与人对信息的掌握通常是不对称的，如果博弈只发生一次，则无疑具有信息优势的人会获得作为信息租的收益；但如果博弈是重复进行的，则今天利用信息寻租者必定会在寻租过程中泄露其所拥有的信息，信息不对称程度就会减轻，这又是重复博弈之所以会改进资源配置状态，使人与人的关系走向公平和谐的原因。
信息披露会改变双方的资源配置情况，进而改变博弈的结局，这一点是被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
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对阿尔及利亚的战争中，由于庞大的军费开支给法国政府造成的沉重负担，戴高乐总统决定同本·贝拉领导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谈判，以便尽快结束这场战争。谈判在秘密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只等选择一个适当的时间正式宣布会谈正式开始。当时法国驻阿的殖民军军官们听到这一风声后，为了阻止战争的和平结束，密谋组织兵变。
戴高乐得知这一情况后心急如焚。但是阿尔及利亚远在非洲，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时居然没有什么良策来应付。这时，一位幕僚给戴高乐出了个似乎不着调的主意：把几千台简易晶体管收音机发到驻阿部队中。军官们认为，在蚊虫肆虐的热带兵营里，让士兵们听听法国流行歌曲，是一件好事，因此也没有干涉。
然而，在正式宣布会谈开始的那天夜里，法国士兵们从收音机里听到的却不是流行歌曲，而是戴高乐的声音：“士兵们!你们面临着忠实于谁的抉择。我就是法兰西，就是她命运的工具。跟我走，服从我的命令……”讲话的内容和用语，同戴高乐当年流亡国外指挥反法西斯斗争时，所发表过的广播讲话完全一样。这些士兵过去跟着戴高乐，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今天自然仍跟他走。第二天早晨，军官们发现大部分士兵对事态的真相已经一清二楚，只能放弃了兵变的图谋。
“品牌奥运会”背后的博弈
2005年11月18日晚10时许，经过了14个小时马拉松式的拍卖，2006年央视“黄金资源”广告招标终于结束。当天的招标总额为58.69亿元，虽然低于央视此前预设的60亿元目标，但仍然比2005年的52.48亿元增长了12％。据主拍方上海拍卖行透露，去年的标王宝洁以3.49亿元总标额，再次夺得今年桂冠，但较去年的3.85亿元略有下降。
中央电视台黄金段位广告招标会，被《华尔街日报》称为“品牌奥运会”。从1994年开始的12年中，招标金额从33亿元飙升到2006年的58.69亿元，每年都在高速增长。
在很多人的眼里，企业不惜重金到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做广告，图的就是宣传自己的产品，以提高自己的市场份额。但是懂行的人都知道，如果仅仅是出于这一目的，这些企业大可不必斥资数亿元来央视竞标，如果把同样的广告费分散投放到地方电视台，起到的效果远远高于投在一家电视台。
那么这些企业为什么还对央视的广告招标趋之若鹜呢？
其中的醉翁之意就在于：企业投放在央视的广告不仅仅是为了达到它的宣传效果，同时也为了显示自己的实力，同那些没有实力的厂家区分开。
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广告也是一种信息传递的手段，是减少信息不对称的非常有力的工具。卖家通过广告信息的传播，以较少的成本获得较高的宣传效用；而消费者也可以通过非常小的成本，从卖家的广告信息中获得各种所需的市场知识。但这种作用仅仅是第一层面的，企业重金投放广告更重要的一个目的在于：清除掉潜在的市场模仿者，传递自身的巨大的实力信号。言外之意是说，如果不给你们点颜色看看，你们还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
中国人有一句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意思是说，只要质量过硬就不怕没有市场。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当人们进行交易时，产品的质量确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但是问题在于，大多数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并不能了解到每种产品的具体质量，真正了解产品质量的是卖家。不同的卖家提供的产品质量不同，那些劣质品的卖家会将产品的质量信息隐藏起来。
对于消费者来说，如果他们无法区分产品质量的优劣，就只能根据对整个市场的估计即平均质量来支付价格。当优质品和劣质品被消费者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时，劣质品在成本上具有优势，从而有可能在销售上占据优势；优质品因其机会成本超过市场价格从而可能被挤出市场。
但是，优质品的提供者不会甘心被劣质品逐出市场。为了使自己的产品与劣质品区分开来，他们要选择适当的方式，向消费者传递自己的产品是优质品的信息，改善信息不对称的状况，减少逆向选择的不利影响。于是，广告就成为达成这个目标的重要武器，也是商家十分钟爱的手段。
假设有一家企业A开发出一种很有市场潜力的饮料，该产品对人的健康确实有好处。但同时，另一家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企业B也准备向市场推出一种伪劣饮料。两个企业都会向公众宣布其产品是上乘的。但公众是理性的，不会仅凭商业宣传就相信它们。
但是，如果产品真的好，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者能够识别出来。所以，生产好饮料的的企业A对自己的市场有信心，它相信企业B生产的伪劣产品终究会被消费者识破，顾客会跑到自己这里来，从而自己的市场会不断扩大，销售收入及利润会不断增长。而企业B开始可以蒙骗一部分消费者，但时间一长，产品的问题会暴露出来，市场会不断缩小，收入及未来利润都不能与企业A相比。这样一来，企业A的未来预期收入远大于企业B。
为了推动这一趋势，企业A决定请一位当红明星做广告，由于是当红明星，他们做广告有很高的市场价格，这就使企业B不敢模仿。譬如，假定企业A的预期收入为3000万元，企业B的预期收入为1000万元。当红明星做广告的市场价格为2000万元，那么企业A可以请明星做广告而企业B就请不起。
消费者也明白这个道理。从而由此在一开始就识别出实力不足的企业B并对其产生不信任。这样，企业B一开始就没有市场。当企业A请了当红明星做广告时，企业B发现这位明星的市场价格太高，自己难以模仿，就会放弃生产伪劣产品的计划。
这就像武功高手劈断10块砖，就向别人发出一个信息：我的武艺高强，你们可不是对手。这样不用打斗就能决出高下，避免了打斗带来的更大损失。
所以，企业A通过请当红明星做广告而清除掉了潜在的市场模仿者，它向公众传递自己实力强、产品好等信息。这种信息的价值取决于其所请来的当红明星有着较高的出场价格，而不在乎明星在广告节目中说了什么，表演了什么，当然更无所谓广告节目是否介绍产品价格等信息。企业A请当红明星做广告本身，就为公众传递了它是生产好产品的企业这样一个信息。
当然，并不是所有产品都适于做广告。对于低质量产品，消费者最多只会购买一次，如果做广告的成本高于产品一次销售所得的利润，这时做广告就不舍算。可见，较高的广告成本将屏蔽掉一部分低质量产品。如果广告成本高于产品第一轮销售所得的利润，又低于多轮销售所得的利润，那么能长销不衰的产品做广告将有利可图。
从这个角度说，高成本广告中的产品应该是高质量产品。结果，广告作为市场信息，传递了高质量产品的信息。
信息不是无本传递
在自然界当中，有很多雄鸟都长着鲜艳而厚实的羽毛以吸引雌鸟。但是，太醒目的羽毛更容易被猎人发现，而且行动也不方便，很容易被抓获。这样的话，为什么雌鸟要选择有缺陷的雄鸟呢？生物学家认为，鸟类世界中的雌鸟有一种潜在的本能去寻找基因优良的雄鸟，这样他们的后代才会有优良的基因。尽管厚重的羽毛对于生存是一个威胁或者说缺陷，但是因为只有强健且有速度的鸟才能承受，越弱的鸟越不能负担厚重而华丽的羽毛，所以羽毛成为雄鸟传递自身体质信息的一个可靠手段。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重金投入的广告，其实和雄鸟身上的羽毛一样，都不过是传递自身实力信息的工具。但是也正如雄鸟要为这种信息传递承受更多被捕杀的风险一样，做广告的企业也必须为信息传递付出真金白银的代价。除了广告之外，企业采用其他方式来传递信息，同样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最常见的一种是质量保证和承诺，如商品包退、包换和保修等都是告诉消费者：“买我的东西吧!没问题!”真正的优质品因质量原因退换的概率非常小，保修期内的返修率非常低，因此从整体上不会增加多少费用，质保成本低廉而且短期效果明显。而与此相反，劣质品的卖家肯定提供不了这种保证和承诺，因为这对于他们来说成本太高了。
名牌效应作为一种信息传递方式。则更是一种长期回报十分丰厚而投入成本也更高的手段。如小天鹅、蒙牛等品牌，本身就传递了产品是优质品的信息。在消费者心目中。名牌代表优质。尽管不是每件名牌产品都是百分百的优质品，但是消费者在非名牌产品中搜寻优质品的成本通常是很高的，而在名牌产品中很容易就能辨别优质品。因此，消费者通常会优先考虑选择名牌产品或自己熟悉的品牌。
信息传递是一种克服市场无效率的机制。它表明即使市场存在着信息非对称，通过大量的信息传递，市场依然可以获得被逆向选择过程破坏的市场效率。不过，总要为之付出一定的代价。正因为信息传递是有成本的，它才具有甄别的效用。而且，正是因为需要传递信息的行为人在可能的信息传递之中发生的成本不一样，才保证了信息传递的有效性。例如，只有好货的卖家才敢请人验货，从而将货卖出，获得想当好的利润；而卖劣质货物的人是绝不敢这样做的。
现在，拿一个MBA学位似乎很流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升职与加薪。例如，在公司里，老板不知道小王的确切能力，而知道自己很能干的小王为了向老板传递这个信息，可以向老板申请停薪留职两年，去拿一个MBA学位。等他拿到这个学位，老板很可能会给他升职、加薪。这是因为上MBA是要付出成本的，能力低的人不敢做出这样的抉择。
例如，如果报考某大学的两年全日制MBA，考前要参加各种各样的辅导班，买各种各样的参考书，怎么也耍花去几千元。如果幸运地考上了，学费是5万，6万元。之后两年吃住在学校，每个月至少要花掉2500元左右，这样每年的花费约是3万元，两年是6万元。加上前面的费用，共计12万元。这还不算完，因为这两年还丧失了很多收入。假定小王的年薪是5万元，那么上MBA的机会成本就是10万元。也就是说，上一个MBA的总成本是22万元。
而且，这22万元还只是货币成本，是看得见的。实际上，这里还存在看不见的成本。对于高能力的人来讲，每门课达到及格很容易；但是对低能力的人来讲，为了及格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在学习上，这无形之中增加了低能力者发送信息的成本。如果发送信息的成本过高，就可能只有高能力者发送信息。
发送信息的成本如果对谁都一样，就没有作用了。
例如，如果某一个商学院为了加强MBA教育，让他们学博士课程，造成大面积不及格，这个信息就是无效的；或者，另外一个商学院只管收钱，采取放羊式教学，这样的MBA学位也是没有意义的。总之。信息有效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发送信息要发生成本，不同的人发送同一个信息的成本是不同的。这是理解信息传递模型的关键。
信息甄别：狱中的分离均衡
清代学者方苞《狱中杂记》中曾记载着他在刑部监狱中亲眼看见的一件事。有三个犯人被判同样的杖刑，为了少吃点苦头，事前都贿赂了行杖的差役。第一个犯人送了30两银子，被稍微打伤一点骨头，养了一个月的伤；第二个犯人送了一倍的银子，只打伤一点皮肉，不到一个月就好了；第三个犯人给了180两银子，受刑后当晚就步履如常了。
同样的棍子打下去，为什么会有这种分别？
《官场现形记》作者李伯元在另一著作《活地狱》第九回中揭示了其中的奥妙：衙门掌刑的皂隶用板子打人，都是要预先操练熟的。有的虽然打得皮破血流，而骨肉不伤；有的只见皮肤红肿，而内里却受伤甚重。有人说，皂隶预先操练这打人的法子是用一块豆腐。摆在地下，拿板子打上去，只准有响声，不准打破；等到打完，里头的豆腐都烂了，外面依旧是整整方方的一块，丝毫不动。
练就了这样一手功夫，同样的刑罚到了行杖的差役手中，自然会有不同的后果。有人问这差役说：“犯人有的富有的穷，既然都给你拿了钱，又何必有拿多少作分别？”差役直截了当地回答：“没有分别，谁愿意多出钱？”
担任捆绑犯人职责的差役，其手段也是如此。如果他们开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在五花大绑时便先给犯人来个骨断筋折。每年秋决的时候，虽然皇帝朱笔勾掉的只十分三四，留下的有十分六七，但全体囚犯都要被捆绑到西市等待命令。其中被捆绑受伤的即便幸而留下脑袋，也必然大病几个月才能好，甚或成为一辈子也治不好的残疾。
方苞曾问过其中一个老差役说：“大家对受刑受绑的既没什么深仇大恨，目的只不过希望弄点钱而已；犯人果真拿不出钱，最后又何妨放人一马，不也算积德吗？”老差役说：“这是因为要立下规矩以警告旁的犯人，并警告后来的犯人的缘故。如果不这样，便人人都心存侥幸了。”
这个令人发指的黑色幽默，固然使我们为当时的黑狱状况毛骨悚然，但是仔细一想，却又不能不对差役区别对待犯人的手法发出一丝苦笑。手段固然可恨，但是却可以让我们看到一点策略思维的影子，那就是分离均衡机制的运用。
在前面我们已经介绍，斯宾塞提出的信息传递是解决逆向选择冲突的一种途径。事实上还有一种解决方法，那就是曾经担任过世界银行副行长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提出的“分离均衡”。
在市场上，拥有信息的一方主动通过做广告等方式来发布信息，从同类中分离出来，这样才有利可图。可是，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不具备信息的一方，除了信息传递，应如何建立机制来筛选有信息的一方，从而实现市场效率呢？斯蒂格利茨是把信息不对称的概念引入保险市场和信贷市场的研究，从而回答了这个问题。
在保险市场上一个人去投保，其目的是为了弥补可能发生的危险的损失；而保险公司也不可能在亏损的情况下承担保险，它要追求利润。如果这时信息是完全的，即投保人的信息也为保险公司所知道，那么投保人应该选择完全保险，即应该使投保后和不投保的收益水平是一样的。
比如我投了自行车的保险，那么我看管自行车的努力可能会因为投保而发生改变。如果没有投保，丢车以后200元钱的损失我完全承担；如果花20元钱投了保，丢车后保险公司将赔我150元，这时我的损失只有130元。而看管自行车是要付出代价的，比如要多买一把锁，花20元。
然而由于保险公司与投保人之问的信息不对称，保险公司难以确切地知道投保人的真实情况。一旦和保险公司签订了保险合约，他们往往会不再像以往那样仔细看管家中的财产了。当出门的时候，他可能不再像以前没有保险时那样仔细地检查煤气是否关好，因为现在如果屋子着火了，他将获得保险公司的赔偿。
作为极端的例子，有人甚至故意造成火灾来骗取保费。在这里，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人们在投保后的防灾行为，面临着投保人松懈责任甚至不道德行为而引致的损失，严重的情况会关门大吉。
这样，社会中有帕累托优化的一些交易就可能不会发生。这在信息经济学里被称为道德风险：投保前和投保后投保人的行为无法被保险公司所观察到。
与之相关的逆向选择就是：每个投保人可能知道自己自行车失窃的概率，而保险公司不一定知道这种信息；那些觉得自己的自行车被盗的概率比较大的人会更有积极性投保；保险公司赔偿的概率也会变高，会更加容易亏损。
这时保险公司为什么不采取提高保费的办法来获得利润呢？
问题在于，提高保费会导致那些犹豫不决的客户选择不保险，而这部分人往往是丢车概率比较小的人。因为丢车概率越小，他所能接受的保费就越低。那些低风险的顾客群认为支付这笔费用不值得，从而不再投保；而高风险类型消费者不会在意保费的提高而踊跃投保。这样一束，高风险者就把低风险消费者“驱逐”出保险市场。
这就是斯蒂格利菠和他的合作者在1976年的文章中的重要观点：提高保费的措施不仅不能使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现象消失，反而会使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来了。提高保费的办法对保险公司是一荆毒药，对保险市场同样难以消受。要解决这一问题，保险公司可以通过提供不同类型的合同，将不同风险的投保人区分开，让他们在高自赔率加低保险费和低自赔率加高保险费两种投保方式之间选择，以防止欺诈行为。
票价为何如此低
纽约的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是世界上同类博物馆中的翘楚，但是收费却出奇的低。一位作家问馆长：“这么一点门票的收入，怎么能够维持开销呢？”馆长回答：“我们根本不靠门票的收入，这只是做个样子。”作家有些诧异地问：“做个样子那又何必呢？”主管回答说：“如果我们完全不收费，必然会造成许多闲杂人员涌入，因而破坏了整个博物馆的气氛，所以我们要求象征式的买门票，钱虽然不多，却表示了对博物馆的尊重和诚意。”
那位作家认为，这个故事说明了人们所需要的经常并不是钱，而是那小小几块钱后面的一点诚意、一些温情和一片真心。这种理解固然不错，但是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博物馆这样做的目的，恐怕更多的还是为了通过收费的形式，把真正的艺术爱好者与所谓的“闲杂人员”甄别开来，以更好地保证高效服务。
市场交易的目标就是利益的均衡。而均衡有两种模式：混同均衡和分离均衡。所谓混同均衡是使所有人都愿意接受的选择，分离均衡则是向不同的人提供不同的选择。上面故事中的博物馆虽然是非赢利的公共服务部门，分离均衡的思路也是不错的。
斯蒂格利茨证明了在竞争市场上，混同均衡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之所以不存在一个使高丢车概率的人和低丢车概率的人同时选择的保单，是因为保险市场存在竞争。
在前面的例子里，有的人因为经常丢车，所以积极投保，哪怕要为此付出相对较高的保费支出。不经常丢车者，就只会选择赔率较低而保费也较低的投保合同。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份保费标准统一的合同肯定会流失一部分客户——或者是嫌保费高的客户，或者是嫌赔率低的客户。为了在市场上更有竞争力，保险公司一定会设计出更多的合同，吸纳不同要求的客户，而不会使用千篇一律的标准合同。
风险的投保人区分开，让他们在高自赔率加低保险费和低自赔率加高保险费两种投保方式之间选择，以防止欺诈行为。
建立信息甄别机制是胜出之道
《黔之驴》寓言中，贵州的老虎从来没有见过驴子，不知道驴子到底有多大本领。老虎采取的方法是不断接近驴子进行试探。通过试探，修正自己对驴子的看法，从而根据试探的结果选择自己的策略。
一开始，老虎见驴子没什么反应，它认为驴子本领不大；接下来老虎听见驴子大叫，又认为驴子的本领很大；然而进一步试探，老虎却发现驴子的最大本领只是踢踢而已；最后，通过不断试探，老虎得到关于驴子的准确信息，确认驴子没有什么本领，就选择了冲上去把驴子吃掉的策略。
这显然是老虎的最优策略。它所采用的方法，其实就是信息甄别的一个典型选择。
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博弈的每一参与人可能知道其他人的存在，并知道参与人的不同类型与相应选择之间的关系，但是，参与人并不知道其他人的真实类型。
在动态博弈中，由于行动有先后顺序，后行动者可以通过观察先行者的行为，获得其信息，从而证实或修正自己对先行者的策略。在博弈一开始，某一参与人根据其他人的不同类型及其所属类型的概率分布，建立自己的初步判断。在博弈进行中，该参与人就可以根据他所观察到的其他人的实际行动，来修正自己的初步判断，并根据这种不断变化的判断选择自己的策略。
信息甄别是需要成本的。在上述故事中，老虎在不断试探过程中花费的成本很小，它可以一次又一次地试探下去，直到得到对驴子所属类型的准确判断为止；如果这一过程花费的成本很高，老虎可能就不会轻易去试探。这种获取信息所花费的成本归根结底是由于“黔驴”的环境条件，也就是信息的不完全性造成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不完全信息可以导致博弈参与人之间的合作。因为，当信息不完全时，参与人为了获得合作带来的长期利益，通常不愿意过早地暴露自己的真实类型。但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是有办法来加以甄别的。
约会时，每个人都想展示自己个性中最好的一面，掩盖糟糕的一面。当然，缺点不可能一辈子隐藏，但随着关系的进展，却可以克服这些缺点，或者希望对方将优点和缺点一同接受。因为他深知，若没有良好的第一印象，关系就不可能取得进展，就没有第二次机会可以发展彼此的关系。
当然。他也想了解对方的一切，包括优点和缺点。但是他也深知，如果对方同样是个约会博弈的高手，也会同样地展示最好的一面而隐藏最糟糕的一面。仔细思考所面临的情形。才能发现哪些迹象代表了真正的高素质，哪些只是为了获得良好的第一印象而伪装出来的。
最邋遢的家伙在重要的约会场合也可以摇身变得衣冠楚楚，但要整晚模仿所有细节上的谦恭和礼貌却并非易事。鲜花是相对廉价的，赠送更贵重的礼物也许是值得的。倒不是因为内在价值方面的原因，而是它代表了一个人乐意为对方奉献多少的可靠证明。礼物值多少“钱”在不同背景下有显著差异。对一个千万富翁来说，一颗钻石可能比忙里偷闲来陪你的时间牺牲来得便宜得多。
所以他宁愿送你钻石，而不愿陪你一起看电影。
同时也应当意识到，约会对象同样会挑拣一番。因此必须得采取能真正代表具有高素质的行为，而不是谁都学得来的那些行为。
探询、隐藏和发现对方内心深处的想法，不仅在初次约会时很重要，在整个关系发展的过程中都很重要。下面的故事说明了这一点。
一对青年男女住在纽约，分别租住公寓。他们的关系已发展到同居的地步，女人向男人提议放弃他租来的公寓。这位男士是一个经济学家，他向女人解释了一个经济学原理：有较多的选择终归是比较好的，尽管他们分手的概率虽然很小，但是只要有分手的风险，则保留第二套廉租公寓还是有用的。然而女人对这种说法非常反感，立刻结束了这段关系。
用策略思维来解释，女人无法确认男人对关系的忠诚度有多高，她的提议是发现真相的一个精明的策略机制。语言表达的爱总是很廉价的，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说“我爱你”。如果男人用行动实践诺言，放弃了廉租房，这将是爱情忠贞的证明，这正是女人所希望的；而他拒绝这样做实际上是给出了负面证明，女人结束这段关系是明智的。
这类博弈中，关键的策略问题是对信息的操纵。传达关于你的正面信息的策略称为信息传递；诱导对手传达关于他们私下拥有的真正信息(无论正面或负面)的策略称为甄别机制。女人要求放弃一套公寓的提议就是一个甄别和筛选机制，它将男士置于这样一种境地：要么放弃公寓，要么表明他缺乏诚意。
另外，在一种长期的关系中，一个人做好事还是做坏事，往往并不是由他的本性所决定的，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人在多大程度上认为他是好人或坏人。坏人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实面目，也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做好事，比如王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