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德随量进，量由识长，故欲厚其德，不可不弘其量，欲弘其量，不可不大其识。 【译文】
一个人的品德、气度、经验三者不可分离。品德会随着气度的恢宏而增进，气度会随着经验的丰富而恢宏。因此要增进自己的品德，就不能不使自己的气度恢宏；要恢宏自己的气度，就不能不增进自己的生活经验。
【解读】
见识、气量、品德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完善过程。一个人的生活阅历越丰富，抵抗挫折的能力就越强；一个人的气量越弘大，对于别人就会越加宽容；一个人的道德越深厚，思想境界就越高尚。只要具备了品德、气量、见识这三条，为人就能做到圆通浑厚，就能准确地判断是非，分辨善恶，也就可行以做到无往而不胜了。 【事典】
多一点清淡，多一份喜悦
梁启超总结曾国藩之所以能成功的原因是“自制之力甚强”。自我控制能力弱，轻则伤体，重则罹祸。因此，曾国藩强调保身与“窒欲”并重，尤其对明哲保身的一套有独特运用。
鉴于封建社会官场倾轧、仕途险恶、风波迭起、人生失意的现实，明代的王良提出了“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他把“明哲保身”看作良知良能，“明哲者，良知也。明哲保身者，良知良能也”。人生的第一要务就是保身全性，因为只有“吾身保”，才能“保一家”、“保一国”、“保天下”，如果“吾身不能保”，
又何以“保天下国家”、“保君父”呢？王良反对危身害生去追逐名利仕禄，“仕以为禄也，或至于害身；仕而害身，于禄也何有？仕以行道也，或至于害身；仕而害身，于道也何有？”如果为追逐名利仕禄而危害人的身心性命，那实在是舍本逐末、得不偿失。在这里，我们似乎又看到庄子“宁游戏于污渎之中以自快，尤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的遗世独立的身影。那么，如何才能明哲保身呢？王良认为，要保全自己的身心性命，首先必须爱人、敬人，“知保身者，则必爱身如宝。能爱身则不敢不爱人，能爱人则人必爱我，人爱我则吾身保矣；能爱身者则必敬身如宝，能敬身则不敢不敬人，能敬人则人必敬我，人敬我则吾身保矣”。如果人人都能将心比心、以己度人、爱人敬人，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那么，整个社会就会形成一种互敬互爱、互帮互助、和谐协调、其乐融融的人际氛围，各种是非纷争会消弭殆尽，个体的身心性命自然得到保全。明哲保身，除了爱人、敬人之外，还要安贫乐道、听天由命。泰州学派把人们能否做到安分守己视作人生第一大关，因为人生活在世界上，要抵御五彩缤纷的物质欲望的**确非易事。人们只有做到安分守己，面对各种物质欲望不为所动，才能保持一种宁静淡泊的心境，化解人生道路上的种种失意、烦恼、忧愁、痛苦，才有闲情逸致听雨打芭蕉、看斜阳晚照，体味人生的幸福和欢乐。韩贞更是主张：“世路多歧未许游，得休体处且休休”，“能进不如能退好，一瓢陋巷更何求”。他认为人们应该像颜回那样，虽然“一箪食”、“一瓢饮”、“处陋巷”，仍“不改其乐”、“自得其乐”。在韩贞看来，功名富贵、金
钱利欲乃是过眼浮云，它是束缚人的身心自由的无形桎梏，如果人们被物质利欲束缚住手脚，不仅人生的自然适意无从谈起，而且将像贪食的鱼鸟一样自取灭亡，“鱼不忍饥钩上死，鸟因贪食网中亡”。因此，安分守己、安贫乐道、与世无争，是保全性命、获取人生幸福的必要前提。
曾国藩的治心经，以儒家为本，同时也融入了佛道的内容。曾国藩早年在京城时，身体羸弱，又怕平生志向不得伸展，所以常常忧思过度，一天竟吐血数口，日记中遂痛加自责，说这是“大不孝”，表示以后“唯有节嗜欲、慎饮食、寡思虑而已”。但说到容易做却难。数日后，“‘忿’、‘欲’二念皆大动，竟不能止”，他担心自己“成内伤之病”。连续多日，他翻阅理学家的传记以及佛教典籍，希图从中找到解脱精神痛苦的美药良方。他在读《猛子·养心篇》后说：“损忿之心蓄于方寸，自咎局量太小，不足任天下之大事。”随后几天，他又阅读了佛教经典《杂阿含经》等书，对佛家的“心为法本”，“降龙伏虎”有进一步的体会。 5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