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对缝儿 美林证券中国区主席刘二飞专访

做一期关于投资银行和投资银行家节目的想法由来已久了,因为不仅投资银行是近几年来最热门的词汇之一,而且投资银行业务也是金融业务当中最热闹的领域。但是我们在采访当中听到最多的是中国没有真正的投资银行,更没有真正的投资银行家,再问下去已经是语焉不详,随后我们就把目光锁定在了美林证券中国区主席刘二飞的身上。18年的投行经历,使得他在我们这样一个证券市场只发育了13年的国度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而他在美林高盛这样的国际超一流投行的经验,也使他知道真正的投资银行到底是什么样子,那么就让我们一起走近刘二飞,走近投资银行。刘二飞,美林证券中国区主席。

受时代背景的影响,刘二飞与当时的年轻人一样,只读了2年中学,然后就上山下乡;插队3年以后,1978年,时年17岁的刘二飞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学英语;1981年,刘二飞到美国布兰戴斯大学留学,专攻经济和国际关系;1984年,刘二飞开始接触投资银行业,就职于罗西尔投资银行,主要负责中国事务;1985年下半年,刘二飞到哈佛商学院攻读MBA;两年后,学业有成的刘二飞重新开始了他的投行生涯,以平均3年换一家的速度,游弋于高盛、摩根斯坦利、所罗门、东方汇理等声名显赫的国际著名投行之间;1999年底至今,刘二飞就任美林证券中国区主席。

李南:说起投资银行,很多人都觉得有一种云山雾罩的神秘感,甚至有人说它是一个创造神话的地方。而且我们去采访投行的一些专业人士时,他们自己都说不太清楚,那您是不是也觉得,您正在从事一项非常神秘的工作?

刘二飞:我倒不这么看,我不太喜欢这个说法,说投资银行是创造神话的地方,我觉得神话都是媒体创造的,或者是好莱坞创造的。如果说神话就是成就的话,我想成就都是客户创造的,我们投资银行只是一个服务性的行业,我们是为客户提供服务的。

投资银行就起个牵针引线的作用,说句通俗的话就是媒婆。李南: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想到,华尔街那些普通的门后面,可能就酝酿着一个上百亿的大手笔。看到一些资本市场的翻云覆雨,就会猜想后面这无形的手可能就是投资银行。

刘二飞:华尔街是做了一些比较大的融资项目,或者公司兼并的项目。有的时候是上百亿的项目,有的时候是上千亿的项目,但是这些项目都是我们客户之间进行的,投资银行最多是起个红娘的作用。比如说,两个大的公司总裁之间,假如谁都不好意思先说咱们俩合并吧,那投资银行就起个牵针引线的作用,让他们在见面之前有个基本的沟通、基本的共识,说句通俗的话就是媒婆。

李南:1981年的时候,您在美国一所犹太学校读书,专业是经济和国际关系管理。1984年到罗西尔投资银行,那当时您对投资银行的了解已经很透彻了吗?

刘二飞:实际上,我进入投资银行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说句实话,我进入投资银行的时候,对它几乎是一无所知。我大学毕业出来找工作,也是为了谋生,就找了一个朋友,他问我:你希望找什么样的工作?我根本不太清楚什么样的工作好,什么样的不好,我记得小的时候听说过大通银行、花旗银行,我说我就到银行去工作吧。他说:我不认识银行的人,我认识一家公司,是个好公司,跟银行有点相近,但又不是银行,他也说不清楚。当时我是云山雾罩的,就跟人家去面试了。正好这家公司的总经理跟我的这个朋友比较熟,他对中国也比较感兴趣,他听说我是中国来的很高兴。而1984年的时候,大陆来美国的大学毕业人数很少,特别是对投资银行有兴趣的人就更少了。

李南:于是就物以稀为贵了。

刘二飞:对,他就说你到我这儿来,向我学学投资银行的事情,我向你学学中国的事情,但我付你很低很低的工资,让你感到非常悲惨的工资。

李南:多少钱?

刘二飞:大概是一年3万多美金。当时我刚大学毕业,觉得这些钱已经很多了,可是他说低,我觉得大概是低吧。我回去跟同一年级毕业的同学一比较,才知道我的工资是当年最高的。

李南:有点猛打猛撞,但却走上了一条您真正喜欢的、而且愿意为之付出很多努力的道路。

刘二飞:这一点我觉得我是比较幸运的。

人才流动是比较自然的,可是如果流动太快的话,对一个人的事业发展还是没有太多好处的。李南:在您的履历表上,关于工作经历这一栏是非常丰富的。1987年在哈佛毕业之后,几年间您一直游走于各大著名的投资银行之间,先是高盛,后来到了摩根士丹利,后来重回高盛,然后到了所罗门、东方汇理,基本是平均3年换一家公司。我们知道,金融业是一个人才流动比较频繁的行业,但是像您这么频繁地流动,可能还不太多见,当时是为什么呢?

刘二飞:实际上,现在说起来有点后悔。

李南:重新来过的话您不会这样?

刘二飞:重新再来一遍的话我不会3年换一个工作的。人才流动是比较自然的,可是如果流动太快的话,对一个人的事业发展还是没有太多好处的。我当时流动有一些特殊原因,因为我加入投资银行的时候,有大陆背景的中国人在华尔街做事的很少,1992年时我大概是惟一的一个。也就是所谓科班出身的从华尔街基层干起来的,既做过美国的事务,又做过欧洲的事务,还懂中国的事情,所以好多人就来找我,既有猎头公司,也有投资银行。当时我也是没有经验,经不起**,人家一说来了给你提职,给你涨工资,给你描绘一下在我们公司有多么美好的前景,我就动心了,结果就跳得比较多一些。

李南:那如果别人要问您:“刘先生,我要跳槽,您能不能给我一个很好的建议?”您会怎样回答?

刘二飞:我的建议就是,思考一下你现在这个事业平台,在短期和长期内,对你合不合适:如果合适的话,你就不应该跳;如果不合适,你就应当考虑变一变。往往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看的是短线的,别人答应给我加一倍工资,我原来赚10万块钱,现在可以赚20万。我觉得最好淡化这方面的因素,不要考虑眼前人家给你加多少钱,要从10年和15年的角度来看。他现在给你加1倍工资,10年以后可能看起来就是很少的一点点东西,你就会觉得,不见得一定要为那么一点钱、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改变自己的工作。往往有些公司,它为什么要多付给你钱呢,就是因为它招不到人,它的平台不够好。

李南:当时在旅美商学会,你们成立了一个组织,像高西庆、王波明你们都是一起共事的朋友、伙伴。我知道他们两个当时回国了,为我们中国的证券市场和资本市场来出谋划策了,那您怎么就没考虑回来呢?

刘二飞:说实在的,当时我们这些人也考虑过是不是毕业后直接回国来发展,当时我们总是有点瞻前顾后,没那么大的勇气。

李南:您自己也说,您是中国人中做投行业务最多的。那么回忆起来,您觉得自己比较满意的项目是哪一个呢?

刘二飞:我所能够讲的,而且我觉得也确实不错的,就是中海油这个项目。

李南:就是中海油的上市?

刘二飞:对,中海油的上市受到了一些挫折,第一次发行没有成功,当时我是这个公司的财务顾问,我亲眼目睹了整件事情的始末。正好这时候我来到了美林,中海油的管理层对我比较信任,所以就把这个事情交给了美林。

李南:在中海油第一次发行受挫的时候,您就看出其中的破绽和不足了吗?

刘二飞:失败的原因实际上比较复杂。主承销对市场判断有些失误,而且中海油的故事定位有些偏差,再加上路演的时候,到海外巡回跟投资者见面的时候,纽约股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波动,好多要发行股票的公司都半途而归,比如一些泰国、韩国、印度的公司,都走到半路上,觉得风浪太大,就退回去了。中海油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司,这种公司如果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出去,即使定位故事有些偏差,主承销犯一些错误,都没有问题,好多错误都可能被掩盖了。但是,你要是遇到了大的风浪,再出现故事定位不准,对一些对投资者的担心没有充分预想到,这时候就容易有翻船的可能性。

李南:您曾说过致胜的法宝就是能够抓住细节中的“魔鬼”,那魔鬼是很难抓的,当时您是怎么从细节中去抓住这个魔鬼,然后做一个非常好的故事定位的呢?

刘二飞:我们对两大块东西做了调整,第一块调整就是故事定位。原来是把中海油定位成一家跟外资合作的公司,就是说中海油拥有我们中国在海上石油勘探和生产的独家特许经营权,这是个很好的概念。但是中国石油业传统上的发展,最开始起步的时候主要是靠外资。外面大的石油公司到中国来勘探、找油,找到了油的话我们来跟他们分,找不到油的话,风险外资自己承担。这个看起来是对我们很有利的一种安排,可是国际投资者对这种安排是有担心的,第一就是说这证明你不会找油,都是由外国人找油,外国石油公司要是不找,那你的能力在哪儿?第二点就是说,假定你的特许经营权没有了怎么办?

李南:这就是对政策的顾虑。

刘二飞:对,这是个政策风险。没有了特许经营权,你自己又不会找,这个公司的根基就不扎实。我们接手了这个项目以后,重新对中海油给我们提供的数据进行了分析,我们发现其实中海油一大半的业务都是自己在做,找油也是自己在找。

李南:只是当时没有把这一块宣传出去。

刘二飞:是的,我们把这叫做闪光点,以前没挖出来,也没充分地介绍出去。我们发现中海油自己做的这块业务,盈利水平和经营情况比跟外国石油公司合作的这块还好,那么这就把投资者先前的担心都打消了。第一个打消了什么呢?打消了认为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完全是依赖外国公司找油的顾虑;第二打消了万一特许经营权不复存在的顾虑,我们可以自己找油,在采油上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这样的话就把投资者的担心打消了。

李南: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您把这个魔给抓出来了。通过这样一件事,您觉得对我们的一些企业和投行,主要经验在哪里?

刘二飞:选择投资银行要小心,一定要选择一家优秀的投行。优秀的投资银行有很多,但是好的投资银行也有可能犯错误,不过什么样的投资银行都不允许犯中海油第一家聘的那家投资银行的那种错误。

李南:美林有没有犯过错误?您自己犯过错误吗?

刘二飞:让我保证一辈子不犯错误很难,我只能保证一辈子不犯大错误。

我跟人家讲,我们就是把有钱的人和需要钱的人放在一块儿,让他们互通有无。人家恍然大悟,早说啊,你们不就是对缝儿的嘛。李南:投资银行在中国是从国债服务部发展起来的,历史非常短,当年您对您家乡的人说,我在美国是做投资银行的,当时他们能理解吗?

刘二飞:根本都不理解。因为我做投资银行的年代是1984年,1985年我第一次回国,就跟一些省市的负责人说我在做投资银行。他们说投资银行好啊,你们给我们投点资吧,我说对不起,我们这儿不投资,他们说那好,给我们贷点款吧,我说这个不巧,我们也不贷款。

李南:让人家的心全凉了。

刘二飞:他们说你这投资银行既不投资,又不贷款,那你到底是干什么的?要不这样吧,你既然是银行,我们这儿有些存款,我们把这些人民币存到你们银行,你给我什么样的利息?我说我们这个银行也不接存款。他们说那你是干吗的,我就说我们是资本市场上的一个中介机构。

李南:当时中国还没有股票市场,没有证券市场,谈资本市场这个词对他们来说是感觉很陌生的。

刘二飞:对。他们说这个事儿我们听不懂,你能不能说一个我们正常人能听懂的事儿?就好像我们这些人都不正常。我说好,我们就是把有钱的人和需要钱的人放在一块儿,让他们互通有无。人家恍然大悟,早说啊,你们不就是对缝儿的嘛。

李南:对缝儿是东北话。

刘二飞:对,就是二道贩子。人家说我们这儿有得是,你不用再找我了,我需要你的时候再给你打电话,以后当然就再也听不到他们的音讯了。这反映出当时人们对投资银行还很不了解,就是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里面,对投资银行也没有太多的了解。

我们说要打造中国自己的航空母舰,100个小舢板拼在一块儿,绝对拼不出一个航空母舰来,而且还不如100个单个儿的小舢板,它们拼在一块儿反倒动不了了。

中国的投资银行首先要占领中国市场,不要急于出海,不要到国外去竞争。李南:有一句话是我们在采访中听得最多的,就是说“中国没有投资银行”,对这话您怎么看?

刘二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遍地都是投资银行,中国现在有很多证券公司。

李南:200多家证券公司,几千家营业部。

刘二飞:我想这些证券公司都可以算是投资银行,只是功能还相对单一,大部分的收入还是从佣金这儿来。美国的投资银行在五六十年以前也是这样,大概80%左右的收入都来源于佣金。

李南:目前美林的佣金收入占整个收入的比重有多大?

刘二飞:15%~20%,几十年以前大概是70%~80%。我们的佣金收费水平,要比好多其他小的券商高8~10倍,但人家为什么还用我们?因为我们有个性化服务、市场和细分。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这些投资银行也在不断地发展,它们的功能会越来越齐全,规模也会越来越大。比如说现在华尔街那些大的投资银行,除了在二级市场上的股票佣金以外,还有一级市场的IPO(首次公开发行),这块的比例越来越大。

此外还有公司兼并,就是给企业兼并当红娘,当财务顾问,这块的业务现在也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公司兼并还是承销,这些都是所谓的一级市场上的投行业务。除此之外,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还有一些衍生工具的出现,比如外汇交易的出现,大众商品交易的出现,投资银行也会进入到这些行业里来。

李南:美国1975年的时候经历过一次佣金下调,当时是不是弄得证券公司风声鹤唳?

刘二飞:对,当时特别是一些中小型证券机构都非常反对,而且非常担忧,事实证明,佣金下调在美国的投资银行界引起了非常大的振**,但影响也很深远,从长远来讲的话,这种影响是非常健康、积极的,它促进了美国证券业的行业集中,推动着这些投资银行的发展。为了降低成本,扩大规模,降低风险而迅速地发展,所以它们才会有今天。

李南:当时是死掉了一批中小投资银行,成就了一批大投资银行。

刘二飞:是的,所以现在美国的投资银行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而且行业集中度很高。多元化经营、自营的业务比重越来越大,并且利用自己的资金去做。

李南:自营业务增大,就要求它的资产非常多,而现在中国的证券公司虽然遍地都是,但有统计数字显示,246家证券公司总资产1600亿,还不如美林一家多,差得还非常远。

刘二飞:是,中国的证券公司如果要发展的话,就要增加自己的资本金的实力,有几种方式,比如通过兼并。

李南:或者是强强联合。

刘二飞:对,或者是几家公司绑在一块儿,这样的话也可以增加它的资本金。但是联合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就是说我们要打造中国自己的航空母舰,100个小舢板拼在一块儿,绝对拼不出一个航空母舰来,而且还不如100个单个儿的小舢板,它们拼在一块儿反倒动不了了,所以大的航空母舰要有自己的指挥系统。有的证券公司主张自己逐步发展,这就有资金来源的问题,如果你完全靠债,风险就大,也可以靠发股,发股最好的方式就是上市,我想中国的证券公司今后一些年也有会上市的。通过上市进行融资,利用上市打开一条融资渠道,可以不断地从市场拿钱,但前提是你能把这钱用好,给投资者以回报。

李南:中国投行业怎样才能成长为像美林和高盛这样的大投行?

刘二飞:我想,第一步来讲,中国的投资银行首先要战领中国的市场,不要急于出海,不要到国外去竞争。

李南:不要急于成为国际化大公司。

刘二飞:是的,首先要在中国的证券站稳脚跟,成为占统治地位或者占主导地位的投资银行,那么下一步才是向海外扩张,而且海外扩张要有一定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成为一个全球的投资银行。中国现在是吸引外资,如果是有一天我们资金已经过剩,需要我们输出内资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中国的投资银行就水到渠成,自然就会到国外去。可以通过佣金下调为契机,然后扩大规模,上市,提高技术含量,控制风险,再提供个性化和多元化的服务,然后逐渐地创造品牌。

产生于欧洲的投资银行至今已发展了100多年,在促进经济发展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以1933年美国《格拉斯-斯蒂格拉法》及JP.摩根的分家为分界线,投行在美国蓬勃发展起来。如今活跃在华尔街的投行界限分明、等级森严,公认为超一流的有3家:美林、高盛和摩根斯丹利。到1999年底,美林总资产有299804亿美元,摩根斯丹利更高达317590亿美元,而我国所有证券公司的总资产加起来还不足2000亿人民币。投资银行逐渐形成投资业务多样、金融品种繁多的局面,是资本市场上最活跃、最富有创造力的角色,刘二飞将它们形容为“资本市场的猎人”。

管不好企业的职业经理人会怕投资银行。李南:有人说企业家怕投行,因为投行会跟踪一些企业,发现这个企业可能存在的一些漏洞,或者说用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把它的资产盘得更活,更能增值的时候,投行很可能找到另外一家企业去把它并购掉,所以这时候企业家觉得非常得怵。

刘二飞:这都是一些误解,是完全没有道理。我们这些投资银行完全是为企业服务的,而且真正的企业不应当担心它被别人并购,如果你是一家私人企业的话,是不可能被人并购的,或者你是一家国营企业,或是国有控制的,只要政府不同意,谁也买不去。比如说这个茶几,我说我要出100万美金,我想收购你这个茶几。

李南:我肯定卖。

刘二飞:假定你说你不卖,我什么办法没有,所以你不会害怕我。但是对于国外的企业,有所谓的强行收购,或者说是敌意性收购,就是在管理层不同意的情况下,强制收购。对管理层来讲,防范敌意性收购的最好办法就是把自己的事干好,因为一般情况下,一家公司要买你的公司的话,大家都要在股东面前陈述,股东会像法官一样来裁决。我作为管理层来讲,会说千万不要被他收购,而强制性收购你的公司就会说我一定要收购你,我收购这家公司,我会给股东保值增值。在董事会面前,大家都会去据理力争。如果公司管得不好,投资银行不给你找一家投资银行来收购你,别人也会去找,早晚有一天你会被人家收购的,所以你不应当怕投资银行,你应该怕自己。

李南:管不好企业的企业家才会怕投资银行。

刘二飞:管不好企业的职业经理人会怕投资银行。

李南:最后想问您一个问题,我感觉您虽然很直率,但也是一个谦虚的人。您把这样神秘的一个行业,说得如此简单、平实,您觉得您自己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投资银行家?投资银行吸引您的地方在哪里?

刘二飞:我只能说我做投资银行的年头比较多了,非常喜欢这份工作。

李南:您理想状态中的投资银行家的形象应该是什么样子?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刘二飞:第一,这个人要有基本的数字敏感。如果你不懂得数字,特别是不会读财务报表,你就像个文盲一样;第二,你要比较善于跟人打交道,善于理解人,而且能够尽快地跟人结成朋友;最后一点,我想做投资银行既要有自信,又要很谦虚。

编导:戴岚

一直想做一期关于投资银行家的节目。

一直被投资银行家们在资本市场上呼风唤雨、点石成金的大手笔所吸引。

这是一个永远都会吸引财富精英拼尽全力去奋斗、去争取的行业。

刘二飞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

就中国短短十几年的投行发展史而言,刘二飞俨然是一位资深行家。早在1984年,在国人对资本市场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时候,一不小心,他就进入了这个行当,从此一发不可收。他以平均3年换一家的速度,转战于各大著名国际投资银行——高盛、摩根斯坦利、所罗门、美林之间。每一家投行都名声显赫,但他都是来得潇洒,去得从容。

于是就想,这样一个高智商加高财力的人(注:投资银行家是一个收入高得可以让人掉下眼珠的职业)会是什么样子?

在前期策划中,大家明显带着对投资银行家的极度好奇。而与刘二飞第一次见面之后,一切尘埃落定。

于是,相对于目前大多数人对投资银行和投资银行家的“误解”而言,转为“正解”。因而有了这样一期与初衷相差较远,但终于对“投资银行”有了一个感性认识的节目。虽然没能像初时所想那样,要将蒙在投资银行上面的那层神秘面纱撕开一个口子,为观众揭开一个全新的领域和空间,却很欣慰,也很满足:起码,没有人云亦云,没有续写“误解”的神话。

在真实与媚俗之间,我们选择的是真实,哪怕它并不怎么出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