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茶熟菊开图》画面的中央画一提梁茶壶，开门见山点明画事主题，复于壶后勾勒出玲珑奇出的太湖石，卧于纸上，两朵盛开的**摇曳生姿。作者仅以墨及淡彩设色。画面简洁素雅，清新袭人，“茶已熟，菊正开。赏秋人，来不来?”这里画家用类似童谣的语言，问读者：谁是知音，能与之烹茗品菊，共赏佳秋?
《烹茶洗砚图》国画。清代钱慧安(1833—1911)绘。纸本设色。纵621厘米，横592厘米。系作者为其友何维熊（字文舟）所作的肖像。在虬曲的松树环抱下，有一阁临水面石而立，阁内书案上置古琴、书函、茶具等。主人凭栏而坐，仪容闲雅，观赏秋山景色，听水火相战，似又文思涌动。一小童在水边洗砚，数枚金鱼在砚前游嬉啜墨，另一小童手持蒲扇，正对炉扇风煮泉，又回首观望主人神色，若惧主人将索茶饮。画面营造出了一派闲静、安详、有序、天人亲和的氛围。画左上篆书题“烹茶洗砚”，另行行书：“辛未新秋，凉风渐至，爽气宜人，适文舟尊兄大人属布是图，聊以报命，即希正文。清豁樵子钱慧安并记。”原画藏于上海博物馆。
《品茗图》吴昌硕(1844—1927)近代篆刻家、书画家。初名俊、俊卿，字昌硕、仓至，别号缶庐、苦铁(70岁后以字行)，浙江安吉人。清末曾任江苏安东(今涟水县)知县一月，后寓上海。篆刻融合皖、浙诸家，并以秦、汉钤印、封泥及匋瓦文字入印，雄浑苍老，创为一派，有《缶庐印存》等。工书法，擅写“石鼓文”，朴茂雄健，能破陈规。30岁后始作画，取法八大山人、青藤、白阳及扬州八怪中的李方膺与金农，又糅合近人赵之谦、任伯年画意，并惯以其擅长的石鼓文笔意于画中，故而他的绘画用笔雄劲强健、浑厚苍茫。他强调诗、书、画、印在一幅作品中的密切配合，从而开创了中国画一代新风。
他画过许多关于茶的作品，74岁时所作的《品茗图》，即为其中之一。纸本设色。纵42厘米，横44厘米。原画藏于上海朵云轩。画面上，缶翁用粗犷豪迈的篆法用笔，绘出古朴质拙、憨厚墩实的茶壶与茶碗，并一改浓彩重着，只以淡墨轻扫，烘染茶壶，故而朴中见雅，又从右侧生寒梅三枝，横于纸上，花开朵朵，生动有致，情趣别出。缶翁题曰：“梅梢春雪活火煎，山中人兮仙乎仙。”充分表明吴昌硕赏梅爱茶的高雅品格，以及向往自然、回归自然的美好愿望。
《煮茗图》吴昌硕(1844—1927)。纸本，水墨。纵105厘米，横55厘米。画面右半设泥炉砂壶，炭火正炽，左半置一本梅枝，花萼灿然；下方中央立一柄大芭蕉扇，半倚泥炉半靠梅枝，似是扇旺了炉火，催开了梅花。画上方有题款曰：“阿曼陀室有此意，(屡)抚不得其味，兹武家林石画参用，庶几形似而已。苦铁。”此画以少胜多，简洁清新，与《品茗图》可称双璧。画家谦称此画系仿陈鸿寿(号曼生，有“阿曼陀室”印鉴)画意。画左边缘处又题一款：“正是地炉煨榾拙，熳腾腾处暖烘烘。缶道人草草弄笔。岁丁未四月。”此题款给画面平添一分暖意，留给人一种冬日赏梅品茶之乐的想像，足见画家笔墨之外的功夫。此为画家64岁时所作。上海王个簃先生生前所藏。
《清茗红烛图》清末民初杰出的画家胡术，他的《清茗红烛图》展示了文人墨客所崇尚的雅人之致。据王赡民《越中历代画人传)载，“胡术，字仙锄，萧山人。工画山水、花卉、人物。学任渭长。”张鸣柯《寒松阁谈艺琐录·卷六》也谈及了他：“胡仙锄（术），萧山人。工人物，~窥老莲，接近渭长，亦一时之隽。”胡术的这幅《清茗红烛图》画面十分简洁，从左至右依次有：一枝红梅、一只茶壶、两只茶杯、一枝点燃的红烛。那枝红梅根在左，枝向右伸展，横贯于壶、杯、烛之间，自由舒展、浓淡相间。最右边的红烛，摇曳着红红的火焰，映照着飘逸的梅枝。红烛是高高地托于人字形的三脚烛台之上的，每支脚都呈莲叶卷曲状，优雅而自然。在梅枝与烛台之间平稳而卧的半圆形茶壶，柄在左，嘴朝右。敦实可爱而质朴，壶嘴、壶柄、壶盖方正而有棱角，与壶身的半圆形形成鲜明的对比，极具特色。二茶杯一深一浅，近壶者为深赭石色，此茶杯上方的浅色茶杯为长形透明的玻璃杯，略大，反映了作者所处的时代。此画为纸本，设色，纵32厘米，横40厘米，无落款，右下处钤有一小方细朱文印“仙锄”。
6现代茶画
《煮茶图》齐白石(1864—1957)现代书画家、篆刻家。原名纯芝，字渭清，后改名璜，字濒生，号白石，别号借山吟馆主者、寄萍老人等，湖南湘潭人。早年曾为木工，后结交当地文人，学习绘画、诗文、篆刻、书法，靠为人写照、卖画、刻印为生。中年多次出游南北，57岁后定居北京，专业卖画、刻印。在艺术上常与陈衡恪相切磋，推崇徐谓、朱耷、原济、李埠及吴昌硕等诸家，60岁后，画风遽变，重视创造，融合了传统写意画和民间绘画的表现技法，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擅作花鸟虫鱼，笔墨纵横雄健，造型简练质朴，色彩鲜明热烈；并善于把阔笔写意花卉与微毫毕现的草虫巧妙地结合一起。亦画山水、人物。
《煮茶图》是一幅中堂，约作于1940年。著录于《荣宝斋画谱101》选刊。画面一赭石风炉，上搁一把墨青的瓦壶，炉前，一柄破的大蒲扇，扇下露出火钳半柄，旁置三块焦墨画的木炭。这个特写表明了煮茶饮茶是主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生动形象地体现了主人清贫俭朴的情操。右角以篆体书“煮茶图”三字，落款“白石山人”。白石先生画作一般不以“山人”署名，几乎仅见于茶事画中，表现了画家在日常生活中对煮茶事茗的浓厚兴趣，以及对山乡生活和大自然的热爱。
《茶具梅花图》作者齐白石(1864—1957)。《毛泽东故居藏书画家赠品集》著录。系白石老人1956年(时92岁)为感谢毛泽东邀他到中南海做客而作。画面很朴实，画的下半部以简练的笔法绘出紫砂壶一把、青花瓷盅两只；画的上半部绘一枝吐香正盛的红梅，红梅形象简练而动态丰富，有怒放的花朵、有圆润的蓓蕾、有星星点点的萌芽，昂首向上，生机盎然，形成朴拙与精美的对比。左边题款：“毛主席正。九十二岁齐璜。”原画藏毛泽东故居。
《寒夜客来茶当酒》作者齐白石(1864—1957)。《寒夜客来茶当酒》立轴，以宋人杜小山的诗句为题，墨梅一枝、油灯一盏、提梁壶一把，将画题点出。寓繁于简，给欣赏者留下了丰富的想像空间。画面中虽空无一人，但可以联想到学子的寒窗若读，挚友间的对茗清谈以及文人的清逸雅趣等许多生活画面。
《茶具图》作者齐白石(1864—1957)。《茶具图》是齐白石晚年的一幅作品。
用笔率真，取神遗貌。画面极为简约，一壶两杯。但简约而不简单，两只杯子，其形状有区别，光线的明暗又有区别。其中之一与壶口相呼应，两者呈上下起承之势，另一只茶杯独居一隅，在画面上起到了平衡作用。全幅图中，题款与画中形象紧密相连，呈S形布局。其中关键的部位还是左边的那只茶杯，它既与茶壶的壶口相呼应，又与款字中最后的“石”字相承接，将作品结合得天衣无缝。
《茶茗图》作者黄宾虹(1865—1955)，现代画家。名质，字朴存，一作朴人，后以号行，别署予向、虹庐、虹叟，中年更号宾虹；祖籍安徽歙县，出生浙江金华。早年拥护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北京、杭州等地美术院校任教，并担任书局编辑工作多年。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华东分会副主席。擅长绘画，山水受李流芳、程邃、程正揆及髡残等影响，兼法宋、元，屡经变革，自成面目。平生遍游山川，注重写生，积稿盈万。中年画风苍浑清润；晚年尤精墨法，有时在浓、焦墨中兼施重彩，并以“明一而现千万”的表现手法，写出浑厚华滋，意境深邃的山川神貌。也作花鸟草虫，奇倔有致。能诗文、书法，兼治金石文字、篆刻之学，精鉴赏，对画论画史有研究，见解精辟。著有《黄山画家源流考》、《虹庐画谈》、《古画微》、《中国画学史大纲》、《宾虹草堂藏印》等，与邓实合编《美术丛书》，另有辑本《黄宾虹画语录》。
《煮茗图》见《黄宾虹画集》。描绘了山居闲适的生活情趣。山间林木蓊郁，溪水回流，山径小桥边，有小屋数楹，主人凭栏独坐，看流水飞溅，意静神闲。桌上茶具已备，童子正在煮泉。人物用笔简疏，风神萧散，山水清妍秀润，意趣生动。画上有题语云：“前得佳纸作为拙画，置箧衍中忽忽数年。丁亥(1947)八十四叟宾虹重题。”
《人散后》作者丰子恺(1898—1975)，现代画家，文学家、美术和音乐教育家。浙江桐乡人。早年曾从李叔同学习绘画、音乐。1921年去日本。回国后先后在上海、浙江、重庆等地从事美术和音乐教学。五四运动后，进行漫画创作，早期漫画多暴露旧中国的黑暗，后期常作古诗新画，并常把儿童生活作题材，造型简括，画风朴实。
从1923年到1924年间，作为中学教员的丰子恺开始了他的漫画创作。1924年，朱自清、俞平伯合编的刊物《我们的七月》发表了他的第一幅漫画，题目是《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第二年，著名的《文学周报》开始连载“子恺漫画”，自此，“漫画”这个叫法就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子恺漫画”在中国漫画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在中国大地上整整风行了半个多世纪，直至今天。
《人散后》纸本设色。纵40厘米，横33厘米。画面是晴朗的夜空，天上一钩新月，凉台上一张靠着栏杆的小桌，三面各有一张坐椅，桌上一壶三杯。面面出奇的静谧、简洁。题记：“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朗度先生清供。”此画妙在画外有画。人散前，品茗清谈的情景，留待观画者体味。画家曾说：“我不会又不喜作纯景画或花卉等静物画。我希望画中含有意义——人生情味或社会问题。我希望一幅画可以看看，又可以想想。”画藏于上海朵云轩。
以《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为题的作品，丰子恺在晚年又画了一件，收入其画集《敝帚自珍》中。似乎仍是这个地方，月色依然，但却已物事皆非了。较之于前作，已是一派新的气象：简陋的茶桌换上了茶几，壶、盅已为玻璃杯所替代，茶几旁的两张藤椅给人以舒适的感觉，毛糙的亭柱也已光滑挺拔，窗上的竹帘仅据画面一角，不像原来那样占据着整个画面的上方，一种压抑感就此消除了，月亮也画得略小一些，更衬托出天空的广大。
两幅同一题材、同一题目的画，看来很相似，都是那么平白清淡，但一经对比欣赏，其中的“味道”就渐渐地变得浓重起来了。两幅作品各自表现的是一种独特的情景，但合而观之，在大的情调上则反映了一种新旧更替的时序变化。在这里，茶楼、茶壶、茶盅、茶杯乃至画面中的一切，都是这种变化的缩影。
《松荫品茗》作者傅抱石(1904—1965)，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江西新余人。青年时酷爱绘画、书法、篆刻。擅山水画，长期体察真山真水，注重意境、章法的表现，善于将水、墨、彩色融合一体，达到生趣盎然的效果，在传统技法基础上出新意，自成风格；亦工人物。
《松荫品茗》为一册页。画家着力营造一个清雅脱俗的品茗意境。大片的松荫，铺垫出一个虚静而浑茫的氛围，一主一仆遥相晤对，中间置一炉、一壶和一篮木炭。画家似借一瓢清茗，品出一个自由清静的天地。
《梅岭茶香图》作者余任天(1908—1984)。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余任天书画集》选刊。纸本设色。纵48厘米，横45厘米。画面为西湖龙井茶区风光，左右耸立两峰，草木葱茏，绿荫蔽天。两峰间呈现开阔的山谷。这里正是沿九溪而入的钱塘江江风与由东向西挺进的西湖气流的交汇处，气雾氤氲，荫蔽湿润。两峰和幽谷间层层叠叠的茶树，染绿了峰峦，染香了山谷。画家有自题诗云：“翁家山下杨梅岭，龙井狮峰接翠岭。十里茶乡风景好，西湖之胜在山林。”画家自藏。
《茶馆画旧》作者丁聪(1916一)，当代漫画家。此系以《茶馆画旧》为总题的组画，共四幅：《沏开水》、《一盅两件》、《“吃讲茶”的“英雄”》和《“知音”》。《沏开水》画的是四川茶馆的堂倌娴熟高超的冲水技艺，《一盅两件》是昔日广东早茶的真实写照，《“吃讲茶”的“英雄”》重现旧时上海滩茶楼的一幕，《“知音”》绘的是北京茶客加鸟迷们的身影。原载1993年《茶博览》杂志，作者自藏。
《功夫茶》作者方成，当代漫画家。1991年元宵，画家游汕头、潮州，受友人款待赐饮功夫茶，得其趣而形之于画。画一壶两盅，两人举盅对饮。饮茶人显胖，更衬托出茶盅之小。画上有画家题诗：“此间喝茶讲功夫，大把茶叶塞满壶。初尝味道有点苦，苦尽甘来好舒服。”
《茶经图集》绘画作品集。刘旦宅(1913—)作。精选了作者创作的34幅以茶事为题材的书画作品，其中有《东坡诗画壶》、《例子御风壶》、《陆士修情言壶》等壶铭图六品，有《施肩吾蜀茶词》、《施肩吾品茶图》、《天随子煮茶诗》、《茶仙诗》、《陆羽谱泉玩月吟诗之图》、《西山兰若试茶歌》、《刘禹锡试茶图》、《崔珏美人尝茶行》、《酡颜玉碗》、《张文规湖州贡焙新茶》、《宫女进茶图》等扇面书画共十二幅，有《东坡种茶图》、《东坡昼睡图》、《东坡取泉图》、《东坡试茶图》、《佳茗图》、《东坡梦诗饮茶图》、《玉川子造像》、《栊翠品茶图》、《归来堂品茗图》和《瀹茗联吟图》共十幅，有《范仲淹鸠坑茶诗》、《皎然访陆处士羽诗》及《苏东坡句》等法书六幅。图集前有江宏序言云：“此集是刘旦宅为茶而创作的，可以说是中国茶文化的图谱。西方人把中国和茶等同称，因为中国是茶的发源地，茶的重要性在中国是因其具有普遍性，它与赖以活命的饭等量齐观。邻国敬之如道，而我们却待以平常之心，惟其平常，所以大有不可一日无的情怀。茶确实神奇，这又使我联想起刘旦宅的画——像茶—样耐人寻味。”此集由台北太平洋文化基金会于1996年11月编辑出版。
7中国书法与茶
书法是我国独特的传统艺术之一。它是通过汉字的笔画线条的千姿百态、千变万化的神妙组合来表情达意的。它是一种由线条组成的形象思维艺术。
我国的书法艺术尽管风格各异，但从书体来说，大致可分为篆、隶、楷、行和草书五种。在我国历代的书法家中有不少茶人，在他们的艺术生涯和交友活动中，自然而然地为后人留下了不少与茶有关的书法作品或墨迹。
《急就章》相传三国时吴国皇象(生卒年未详)书，今有元代邓文原(1258—1328)临写本和明代宋克(1327—1387)临写本传世。《急就章》原系西汉黄门令史游为童蒙识字所撰之书，文词雅奥。今本共34章，2144字(末128字为汉以后人所加)，按姓名、衣服、饮食、器用等分类，成三言、四言、七言韵语，其中有”板柞所产谷口茶”一句，述说茶事。此为最早的一幅含有茶字的书法作品。《急就章》代有传刻，宋有叶梦得刻本，明正统(1436—1449)初吉水杨政又翻刻叶梦得本，因刻于松江，故称“松江本”。其后摹本大都源出于此。“松江本”传系皇象所书。其字结体略扁，各字间均不牵连。有些笔画下笔尖细，重按后上挑，形成不规则的三角形，成为其字的重要特征。邓文原临写本为纸本，纵233厘米，横3987厘米，从邓氏本缺字看，似乎与叶梦得刻本同源，为皇象本系统，此帖笔力瘦劲，体态灵秀，精美俏丽。宋克临写本为纸本，纵204厘米，横3438厘米，临摹皇象，其书结体瘦长，运笔劲健，不同于古章草书的扁肥古拙。邓氏本与宋氏本均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苦笋帖》《苦笋帖》是唐代僧人怀素(725—785)的作品，它是现存最早的与茶有关的佛门手札。怀素，字藏真，湖南长沙人，幼年便出家当了和尚。他是以书法而闻名的，特别是狂草，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相传秃笔冢，并广植芭蕉，以蕉叶代纸练字，因名其所居曰“绿天庵”。李白曾赞美过他的书法：“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山中兔。”《苦笋帖》，绢本，长251厘米，宽12厘米，字径33厘米左右。清时曾珍藏于内府，现藏上海博物馆。它只有寥寥14个字：“苦笋及茗异常佳，乃可径来，怀素上。”虽幅短字少，但却是怀素真迹中最为可靠的一件，所以此帖堪称书林、茶界之一大鸿宝。怀素之草书，人惯以“狂”视之。他平日善饮酒，酒后常举毫挥洒，有神出鬼没之势，世人将他与张旭并称“颠张醉素”，《苦笋帖)与他的狂草长卷《自叙帖》相比，《苦笋帖》显得“狂诡”之姿弱了一些，清逸之态多了些，颇有古雅淡泊的意趣。怀素的《苦笋帖》是禅茶一味的产物。苦笋与茶的性状，同佛道中人有许多相通的地方，此帖那钩连盘行而简洁飞动的笔画充分体现了茶与禅的种种缘分。
《北苑十咏诗帖》蔡襄(1012—1067)，字君谟，兴化游仙(今属福建)人。官至端明殿学士。工书，学虞世南、颜真清，并取法晋人。正楷端重沉着，行书温淳婉媚，草书参用飞白法，为“宋四家”之一。《北苑十咏诗帖》是其书写的自著诗作。《北苑十咏》计有《出东门向北苑路》、《北苑》、《茶垄》、《采茶》、《造茶》、《试茶》、《御井》、《龙塘》、《凤池》、《修贡亭》十首。作品以行书书就，风格清新隽秀，气韵生动，为难得的书法佳作。手卷拓本见明代宋珏《古香斋宝藏蔡帖》卷二。
《自书诗卷》作者蔡襄，共书写其自著十一首诗作，其中最末一首是《即惠山泉煮茶》，诗云：“此泉何以珍，适与真茶遇。在物两称绝，于予独得趣。鲜香筋下云，甘滑杯中露。尝能变俗骨，岂独湔尘虑。昼静清风生，飘萧人庭树。中含古人意，来者庶真悟。”诗卷纸本。行书。纵282厘米，横2212厘米。全卷运笔沉稳圆润，结体潇洒俊美，反映了他中年时成熟的书法风貌。此为蔡襄存世行书中的上乘之作，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茶录书卷》作者蔡襄。蔡襄著《茶录》两篇，真楷小字书写。约800字，系重要茶业文献，亦为稀世墨宝。蔡氏序文所示，此书为进奉仁宗皇帝而作，仁宗阅后即入内府收藏，《宣和书谱》有载。欧阳修为其书题跋云：“善为书者以真楷为难，而真楷又以小字为难……以此见前人于小楷难工，而传于世者少而难得也。君谟小字新出而传者二，《集古录目序》横逸飘发，而《茶录》劲实端严，为体虽殊，而各极其妙，盖学之至者。”此手卷拓本见明代宋珏《古香斋宝藏蔡帖》卷二。
《啜茶帖》苏轼作为书法上的“宋四家”之一，为后世留下了较多的书法作品，他的书法与他的诗词文一样多重于“意”的抒发，信手写来，笔意自然，挥洒绝尘，意趣两足。他的有关茶的书法作品显示了他挥毫啜茗的绝代风采。《啜茶帖》(又名《致道源帖》，是苏轼于元丰三年(1080)写给道源的一则便札，邀请道源来饮茶，并有事相商。全文共22字，分4行“道源无事，只今可能枉顾啜茶否?有少事须至面白。孟坚必已好安也。轼上，恕草草。”信札为纸本，纵234厘米，横181厘米。原帖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此帖由《墨缘汇观》、《三希堂法帖》著录。
《一夜帖》《一夜帖》(又名《季常帖》、《致季常尺牍》)，是苏轼写给北宋文人陈季常的一封信。陈季常少时侠酒好剑，常与苏轼论兵，待中年时，折节读书，晚年多庵居蔬食，不与世相闻。他是苏轼的好友，二人的书信往来很多，《一夜帖》就是其中之一。这信的内容是：“王君”向苏轼索借或购买一张黄居采的画作，东坡找了—个晚上也没找到。后来记起是“曹光州”借去临摹未还。为了避免“王君”发生误会，便立即写了这封信，麻烦季常向“王君”解释一下，此画一旦取回，马上送去。为了表示歉意，东坡随信带去“团茶一饼”让季常转赠“王君”。此帖70字，全文如下：“一夜寻黄居审龙，不获，方悟半月前是曹光州借去摹搨，更须一两月方取得。恐王君疑是翻悔，且告子细说与，才取得，即纳去也。却寄团茶一饼与之，旌其好事也。轼白。季常。廿三日。“纵276厘米，横452厘米。此帖为茶事行书佳作，因是手札，无求工之意，笔势自然生动，又显遒劲而精妙。原帖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此帖由《墨缘汇观》、《石渠宝笈续编》著录。
《茶宴》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治平元年(1064)举进士。黄庭坚属“苏门四学土”之一，他在诗歌艺术上成就甚巨，与陈师道等创立的“江西诗派”在宋代影响颇大，因此与苏轼齐名，并称“苏黄”。黄庭坚的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也是独树一帜。兼擅行、草书，初以周越为师，后取法颜真清及怀素，受杨凝式影响，尤得力于《瘗鹤铭》。以侧险取势，纵横奇倔，自成风格，为“宋四家”之一。“茶宴”一词，在唐代诗人钱起的《与赵莒茶宴》诗中首见。其实作为文人的活动，以茶会友、结宴咏谈之事在魏晋时期已经出现。而作为大规模的皇室礼仪活动，茶宴在宋代达到了鼎盛的程度。蔡京在《延福宫曲宴记》一文中写道：“宣和二年(1120)十二癸巳……上命近侍取茶具，亲手注汤击拂，少顷白乳浮盏面，如疏星淡月，顾诸臣曰：‘此自布茶。’饮毕皆顿首谢恩。”现多以此为佐证。但是，早在元祐四年(1089)，黄庭坚就有了《元祐四年正月初九日茶宴和御制元韵》的诗书，要比蔡京早约30年，其中的“茶宴”二字是迄今为止最早的“茶宴”手迹了。
《苕溪诗卷》《苕溪诗卷》即《苕溪诗》，作者米芾。米芾(1051—1107)，字元章，号襄阳漫士、海岳外史、鹿门居士等。世居太原(今属山西)，迁襄阳(今属湖北)，后来定居于润州(今江苏镇江)。米芾曾任书画学博士，官至礼部员外郎，人称“米南宫”。又因其嗜书画古物如命且不拘小节，故有“米癫”之雅号。米芾的文学、书画艺术在当时已经颇负盛名，即如王安石这样的国相，也曾经摘录其诗句，书写在自己的扇子上。苏东坡对他的书法颇多赞语，认为他的书法“超逸入神”；黄山谷评其“如快剑斫阵，强弩射千里，所当穿彻，书家笔势，亦穷于此”。《苕溪诗》是米芾书写的自著诗。帖纵303厘米，横1895厘米。《苕溪诗》系米芾游苕溪(今属浙江湖州)时的诗作，书于宋元祐三年(1088)。此帖运笔潇洒，结构舒畅，用笔圆润遒劲，结字能因势生形，出手自然。诗中有句云：“懒倾惠泉酒，点尽壑源茶。”诗人抑酒扬茶，尤其推崇壑源茶。原卷清乾隆时入内府，清亡后被溥仪携至长春伪满宫，后散出宫外。1963年被北京故宫博物院征购收藏。
《夜坐》作者唐寅(1470—1523)，他是明代著名画家，与沈周、文徴明、仇英合称“明四家”。同时，兼工书法，能诗文。《夜坐》为唐寅书写的自撰诗。诗云：“竹篝灯下纸窗前，伴手无聊展一编。茶罐汤鸣春蚓窍，乳炉香炙毒龙涎。细思寓世皆羁旅，坐尽寒更似老禅。筋力渐衰头渐白，江南风雪又残年。”唐寅在去世当年，写下一长幅《行书手卷》，其中有《夜坐》、《晏起》、《晚酌》等11首，以及《漫兴十首》。其时离去世仅一二月，还是朝夕与茶为伴，影形不离。此手卷为行书，用笔纯熟流丽，是一件诗书并茂的佳作。今藏上海博物馆。
《煎茶七类卷》徐渭(1521—1593)，字文长，又字文清，号天池山人、青藤道士等。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明代杰出的书画家和文学家，徐渭一生不仅写了很多茶诗，还依陆羽之范，撰有《茶经》一卷(已轶)。徐渭一生坎坷，晚年狂放不羁，孤傲淡泊。他的艺术创作也反映了这一性格特征。在他的书画作品中，有关茶的并不多，而行书《煎茶七类》则是艺文合璧。文后有作者记云：“是七类乃卢仝作也，中夥甚疾，余临书稍改定之。”《七类》原文出自卢仝之手。徐渭以草书见长，然行书亦佳，此帖行书。书后小记署时为“壬辰秋仲”，乃万历二十年(1592)，是年渭71岁，乃逝世前一年，为所见渭最晚之作，犹精神饱满，见其跳掷腾挪姿态与雄健笔力。《煎茶七类》带有较明显的米芾笔意，笔画挺劲而腴润，布局潇洒而不失严谨，与徐谓的另外一些作品相对照，多存雅致之气。此帖早先为浙江上虞天香楼所藏，刻石失而复得，今藏于上虞曹娥庙。
《致方士琯尺牍》朱耷(1626—1705)，有雪个、个山、人屋、八大山人等别号。八大书法，早年师唐人之法兼收隋碑笔意，法度严谨，字形端方，挺劲而束腰，其扎实的功底奠定了日后成就的基础。后师董其昌，在书法艺术理论上亦深受董其昌的影响，心慕手追已达到了形神皆备之境，后又寻求宋人书意，法黄山谷(庭坚)、米芾书风几可乱真。
根据《致方士琯尺牍》的用笔特点、题款写法可知，该尺牍为八大山人70岁以后所作。《致方土琯尺牍》是（八大山人致方士琯尺牍）十三通之中的一通，现藏故宫博物院。信中曰：“乳茶云可却暑，少佐茗碗，来日为敝寓试新之日也，至于八日，万不敢爽，西翁先生，八大山人顿首。稚老均此。”这里提到的西翁先生即方士琯。“乳茶”指嫩茶、新茶。此信不长，大意为：八大邀请西翁先生到家里来品尝新茶。八大还告诉西翁先生，原定八号相约之日，他不会失约。
八大能诗文、精绘事、工篆刻、善书法，其艺术作品均表现了其极高的艺术天赋。这通尺牍再现了八大山人嗜好品茗、以茶相约、以茶会友的古代文人闲适风雅的情趣。
《致方士琯尺牍》篇幅短小，语言含蓄，读来令人感到蕴藉隽永，回味无穷。其行书字体快速流畅、刚劲，转折圆润，字形大小不一，行列长短不齐，构成一个错落有致、高低参差的整体。
《玉川子嗜茶帖》金农(1687—1764)书。系有关茶事的隶书中堂。绢本。墨笔。纵1245厘米，横50厘米。书轴全文：“玉川子嗜茶，见其所赋茶歌，刘松年画此，所谓破屋数间，一婢赤脚，举扇向火。竹炉之汤未熟，长须之奴复负大瓢出汲。玉川子方倚案而坐，侧耳松风，以候七碗之人口，可谓妙于画者矣。茶未易烹也，予尝见茶经、水品，又尝受其法于高人，始知人之烹茶率皆漫浪，而真知其味者不多见也。呜呼，安得如玉川于者与之谈斯事哉!稽留山民金农。”所书虽为隶书，却是漆书笔法，苍古奇逸，魄力沉雄，是书风内涵丰满的精品。曾由夏衍收藏，1989年捐赠浙江省博物馆。
《七绝十五首卷》郑燮(1693—1765)，书画家、文学家。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早年家贫，应科举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曾任山东范县、潍县知县，后以助农民胜讼及办理赈济，得罪豪绅而罢官。做官前后均居扬州卖画。擅写兰竹，以草书中竖长撇法运笔，体貌疏朗，风格劲峭。工书法，用隶体参入行楷，自称“六分半书”。能诗文，《悍吏》、《私刑恶》，《孤儿行》、《逃荒行》等作，描写民间疾苦颇为深切。所写《家书》、《道情》自然坦率，为世所称。为“扬州八怪”之一。有《板桥全集》。
原件十五首诗，其中一首《竹枝词》吟及茶事，诗云：“湓江江口是奴家，郎若闲时来吃茶。黄土筑墙茅盖屋，门前一树紫荆花。”据元代陶宗仪《辍耕录》卷四《奇遇》所记，这首《竹枝词》作者应是元代人揭傒斯。郑板桥在书作最后落款为“板桥居士郑燮书于潍县”，当是他1746—1752署潍县时所书。整幅书法均为六分半书的“乱石铺街体”，左右挥洒，从容自如。墨迹藏扬州博物馆。
《行书道情卷》作者郑燮。纸本。墨笔。纵224厘米，横2135厘米。原件《道情》共十首，其中有唱茶一首：“老头陀古庙中，自烧香自打钟，免葵燕麦间斋供，山门破落无关锁，斜日苍黄有乱松，秋星闪烁颓垣缝，黑漆漆蒲团打座，夜烧茶炉火通红。”曾由夏衍收藏，1989年捐赠浙江省博物馆。
《角茶轩》篆书横批。这是1905年春节吴昌硕应友人之请所书。这三宇是典型的吴氏风格，其笔法、气势源自于石鼓文。落款很长，以行草书之，其中对“角茶”的典故、“茶”字的字形作了考记：“礼堂孝廉藏金石甚富，用宋赵德父夫妇角茶趣事以名山居……‘茶’字不见许书，唐人于頔茶山诗刻石，‘茶’字五见皆作‘荼’。”所谓“角茶趣事”，是指宋代金石学家赵明诚(字德父、德甫)和他的妻子、婉约派词人李清照以茶作酬，切磋学问，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依然相濡以沫，精研学术的故事。
8中国篆刻与茶
篆刻是镌刻印章的通称。印章字体，一般采用篆书，先写后刻，故称篆刻。实际上，刻印字体除先秦籀文(大篆)、秦篆(小篆)、汉篆外，还有隶书、楷书、魏碑、行书等。
我国篆刻艺术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印章就已十分盛行，到汉代，各种风格的印章均已达到很高的艺术境界。元末开始使用石章，改变了书家篆印、刻工刻印的历史。刻印者自篆自刻，更促成了明清以来印人特多、印坛流派兴起和发展的局面。如明代篆刻家何震开创的徽派，风格朴茂苍秀；清代篆刻家宋珏开创的闽派，风格清丽；清代乾隆时的篆刻家丁敬开创的浙派，风格苍劲质朴。清代篆刻家陈鸿寿，字子恭，号曼生。他是浙派传人，“西泠八家”之一。善书法，能画山水、花卉、兰竹。曾为制壶家杨彭年的作品作铭，风行一时，称“曼生壶”。此外，不少篆刻作品与茶结下了不解之源。
《茶字印》带有“茶”(即古“荼”)字印文的玺印。秦汉以前，茶字印甚少。目前仅从现存古玺印痕中可以看到如“牛荼”和“侯荼”等印章。直到清代，印人篆刻以茶事为内容的印作明显增多，其中有“西泠八家”之一的黄易和篆刻大家吴昌硕的不少杰作。茶印按字义内容分，大体可划分为切题印和题外印两大类。前者即以茶事为题材的印章，后者即非以茶事为题材而有“茶”字的印。以性能分，可归纳为实用印章和篆刻艺术印章两大类。
《张荼》汉篆圆形白文印。系一张氏以“荼”为名者的私印。刊于清代陈介棋所辑《钟山房印举》。是迄今史料中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茶字印。全印清丽灵动，刚朗洒脱。
《煮茶亭长》项元卞(1525—1590)，字子京，号墨林居士，又称墨林山人，别号香光居士、退密斋主等，浙江嘉兴人，明代大鉴赏家，兼能书画。其收藏之富、鉴赏之精，在明代私人收藏家中堪称巨擘。项元卞钤元代画家王蒙的《太白图卷》一方“煮茶亭长”朱文长方印就是其中的一枚闲章。王蒙(1308—1385)，字叔明，号黄鹤山樵，曾当过小官，元末农民起义时，弃官归隐浙江黄鹤山，故以此为号。他善画山水，以结构复杂、层次繁密、笔法苍秀为特色。项元卞的这枚四字闲印，与其别号印“惠泉山樵”朱文长方印“癖茶居士”的白文方印一起，展现了项元卞酷爱书画收藏，而且又常在山间小亭中煮茶听泉消度时光的情景。
《茶魔诗史》白文方印，见于明代篆刻家常州人程大年的《程大年印谱》中，此印仿秦“曰”字格白文印，但在印文、布排等方面有仿效明代安徽篆刻家苏宣之意。笔画两端略细，横画两头上翘，为了打破界格平整、规矩的结体，四字以一大一小、一小一大参差布局，使其字体一结构协调，朱白相间合理，整体秀美而不疏散，庄重而不死板，是一枚集古拙与妍丽于一体的篆刻艺术佳作。
《茶熟香温且自看》朱文方印，此印文出自明代书画家李日华的一首诗：“霜落蒹葭水国寒，浪花云影上渔竿。画成未似将人去，茶熟香温且自看。”边寿民以此为印，当是用以表达自己在扬州卖画的景观和心情。古代文人画家生活贫困且又孤傲自赏的性格浓缩于该文字中。边寿民(1684—1752)，初名维棋，字渐僧，号苇间居士，江苏淮安人。晚年在扬州地区以卖画为生，为“扬州八怪”之一。工诗词，书法，画山水、花鸟，尤为擅长画芦雁。边寿民曾在乾隆癸亥年作的《芦雁图卷》上钤有此篆刻印章。
《赐衣传茶》刘墉(1720—1804)，字嵩如，号石庵，山东诸城人，乾隆十六年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土。在《姜宸英草书刘墉真书合册》中，刘墉钤有一方“赐衣传茶”朱白相间印。据载，在唐、宋时期，皇帝有将三品以上官员穿的紫色官服赐予僧人以示尊宠，称为“赐紫”，而清代的黄马褂例准由巡行扈从大臣穿着，其他大臣有功才能赐黄马褂。据典籍载，帝王为示皇恩浩**，向臣子赐茶之举早在唐代就开始了，而刘墉此方印，不知是为了纪念乾隆十六年考中进士时皇帝赐衣传茶的荣耀，还是铭刻在任时曾受到皇帝恩宠的难忘经历。此印文布局别具一格，“赐衣传茶“四字中，仅“衣”字是朱文，其余三字皆白文，“衣”字笔画线条细匀、光滑、柔美，白文斑驳、细涩、凝重，朱白色彩对比强烈，十分醒目，刀法、篆意古朴秀丽，极具情趣。
《一瓯香乳听调琴》朱文长方印，这是乾隆皇帝的一枚闲印，曾钤于明·画家文伯仁的《金陵十八景册》。文伯仁，字德承，号五峰、摄山老人，常州人，文徵明的侄子。他擅长画山水、人物画，山水画仿元代王蒙，笔力遒劲，岩峦郁茂。根据此印可知，该画册曾经乾隆皇帝过目审定。印文中“香乳”一词指的是香茶。安徽省怀远县城南郊有一“泉水甘白如乳”，故名“白乳泉”。用此泉水烹茶醇香可口，苏东坡曾将此泉誉为天下第七名泉。“一瓯香乳听调琴”印文与唐代周昉作的《调琴啜茗图》之画名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明清文人品茶听琴的意蕴与唐代宫廷后妃们品茶消食听琴的闲适生活有别。前者为听音外之音、后者为听音、品茶、弄琴。听音历来是文人雅趣之一。
《含英咀华》这是乾隆另一枚闲章，朱文方印，钤于宋画家马和之《召南八篇图卷》。马和之，钱塘人，官至工部侍郎，人物、山水、花鸟画无所不能。据记载，宋高宗赵构特别看重他的画，乾隆帝对宋代名家所作当然也视如珍宝。此印文出自唐代文学家韩愈的《进学解》中“沈浸酡郁，含英咀华”句。乾隆的这方闲印不仅表达了对大文豪韩愈的仰慕之情，且显示出他是一位深谙茶事、茗品的茶道中人。此印文字线条粗细大略一致，刀痕流畅，线条造型巧妙，独具匠心。
《伐薪汲泉亦足名士》朱文方印，作者赵怀玉。赵怀玉，字仪孙，乾隆时举人，官登州知府。好学、工诗，与同里孙星衍、洪亮吉、黄景仁并称孙洪黄赵。他在《题钱维城仿文人山水卷跋》中钤有一枚“伐薪汲泉亦是名土”。赵怀玉在此将伐薪汲泉者划归为名士之流，这不仅是作为一个好茶之人对蔡君谟、汪士慎的仰慕，而且也是他厌倦仕途，向往伐薪汲泉煮茗的隐士生活思想的流露。
《茶熟香温且自看》朱文方印，仿汉印风，苍劲古拙，清刚朴茂，为典型浙派篆刻代表作，见于《西泠四家印谱》，作者黄易。黄易(1744—1802)，字大易，号小松、秋庵等，杭州人，能书善画，爱好诗文，对金石考据之学尤为专心，所刻“茶熟香温且自看”阳文印，取法晋之朱文印，方硬茂劲，排列整齐规矩，“茶熟”、“自看”两字一行，相互对称，“香温且”三字则均匀地安排于其中，七字布局平稳、和谐，一派安详之气。从其篆刻刀法上则可观赏到浙派篆刻特有的切刀法，刻切成点、连切成线所产生出来的一种斑驳古朴、苍劲挺拔之金石气息笔笔可见。同时，其斑驳之状又似有一种凝练厚重、水墨淋漓的笔墨渗透纸背之效果，令人玩味无穷。另外，印章两边刻有长跋边款，密密麻麻，就如两块袖珍碑石，其中一边刻有李竹懒的一首“茶熟香温且自看”诗，另一边为百余字的长跋，介绍李竹懒其人其诗，为此印平添了不少艺术趣味。
《诗题窗外竹，茶煮石根泉》刊于《明清篆刻流派印谱》，作者黄易。该印为五诗联，共十字，自右至左以三、四、三对等排列，将笔画少的“外”、“竹”合于一处，令视觉并为一字，形成直观九字为宜，以显浙派宗工稳的筹谋。此印更妙在不均等划地，拱“荼”字为全印的核心，破平板为参差多变，增行气以轩昂生动。细读此印文，知道黄易不仅好诗、善书、精篆刻，而且是一位识泉知茶的高手。
《松窗听雪烹茶》这枚印章见于弘旰的印谱。朱文长方印，此印文篆体。在篆体中，笔画多求简势，显得清丽、雅致。在古人眼里，岁寒三友之一的松柏具有人一样的品质，迎风傲雪，此性与茶之高洁纯真的品性相同，而松有延年之意，茶有长寿之用。复读此印文之时，一幅描绘文人生活情趣的茶画仿佛展现在眼前：高山松林下的茅屋中，有一老者坐在窗前，屋外是大雪纷飞，屋内茶炉火焰正旺。弘旰为清宗室，字卓亭，号恕斋、一如居士等，满洲人，能诗，工书画，治石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