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1037~1101年），号东坡居士，是我国宋代杰出的文学家。苏轼的一生仕途蹭蹬，郁郁而不得志。因跟从司马光反对宰相王安石的变法，被贬出京城，到地方为官多年。后来司马光出任宰相后，苏轼回到长安，但他对司马光全盘否定王安石新法因有歧意，又被贬谪到外地，流徙多年直到卒于外任。苏轼一生郁悒于怀，除了撰写诗文为他消愁解闷外，对茶的嗜好也是他的精神寄托。他之于茶，不仅是饮茶，而且对茶的种植、采摘、烹茶等都很熟悉，还创作了很多咏茶诗词。可以说他是宋代的一位对茶情有独钟的杰出人物。
苏轼长期流徙的贬谪生涯，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每到一地都亲自品尝地方的名茶，诸如杭州的白云茶、江西的双井茶、四川的月兔茶、湖州的紫笋茶、广东的焦坑茶等，几乎遍尝各地名茶。他嗜茶如命，在一首诗中他曾有“从来佳茗似佳人”的诗句，可见他将饮茶看得如同“食色性也”一般的事情。他每日不断茶，早晨起床后要饮茶，午睡后要饮茶，处理棘手公务要饮茶，创作诗词更要饮茶。对苏轼嗜茶的爱好，司马光有些不解。有一天司马光来拜会苏轼，见他正在研墨，准备作诗，此时书童给司马光送上一杯香气四溢的新茶。司马光看着研墨的苏轼和几上的新茶，便问他说：“茶越新越好，墨则是越陈越好，这两样截然相反的东西怎么会比你都喜欢呢？”苏轼此时放下手中的墨，很风趣地说：“新茶和极品墨一样，都有一种香气，如同朋友一样，尽管有的长得黝黑，有的长得白皙，但他们的品德都好，那就都是朋友。”几句话说得司马光伸出大拇指，连说：“佩服，佩服！”
苏轼认为“精品厌凡泉”，就是说好茶必须配以好水，才能喝出味道来。熙宁五年（1072年）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时，曾写有《求焦千之惠山泉诗》：“故人怜我病，弱笼寄新馥。欠伸北窗下，昼睡美方熟。精品厌凡泉，愿子致一斛。”记述了他向时任无锡知县的焦千之索取惠山泉水泡茶的事。在《汲江煎茶》一诗中，苏轼写道：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
大瓢贮月归春瓮，小勺分江入夜瓶。
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
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
这首诗述说了烹茶的水，要从钓石边的深处汲来，这样的水清澈，要用火焰炽烈的炭火煮沸。煮水要煮到翻滚雪乳般的气泡，发出松涛般的声响。只有煮水到了这种程度才算恰到好处。
苏轼也很讲究饮茶器具，根据他饮茶多年的体会，觉得定窑的兔毛花瓷和宜兴紫砂瓷饮茶茶味最为纯正。在他担任杭州通判时，还专程到宜兴考察宜兴壶，并提议工匠制作了一种提梁式的紫砂壶，并题写了“松风竹炉，提壶相呼”的诗句。后来这种式样的紫砂壶就被称作“东坡壶”。
元丰二年（1709年）苏轼因写诗讽刺王安石的变法被捕入狱，这就是宋史上的“乌台诗案”，后来他出狱后被贬到黄州。他携家带口来到这里，举目无亲，生活拮据，官场又多遭冷落。幸好当地的一位乡绅将一块闲地划拨给他，以便补生活之所需。苏轼就在这块东坡地上除了种植一些粮食作物外，还特地栽植了茶树，足见他对茶的兴味极浓。他在《问大冶长者乞桃花茶栽东坡》的诗中写道：“磋我五亩园，桑麦苦蒙翳。不令寸地闲，更乞茶子艺。”这段生活使他亲自体会到种植粮食和茶叶的艰辛，同时也学到了茶树的培育技术。苏轼号“东坡居士”就是源于他在黄州这几年的农耕生涯。
苏轼对茶的功用更有深切体会。熙宁六年（1073年）他在杭州任通判时，有几天总觉得身体不适，索性就到孤山寺去找惠勤禅师聊天。在闲聊时他不知不觉间品饮了七碗茶，到傍晚下山时，就觉得身轻体爽，似乎疾病不治而愈。回到下榻处，就在一首诗中写道：“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赞颂饮茶对治愈疾病的功效，诗中的“魏帝”指魏文帝，他在患病时，太医给他服过一丸良药，药到病除，为此他写诗赞叹服了这丸药几天后，就产生了“身体生羽翼”般的感觉。苏轼借用这个典故，来说明饮茶祛疾，要比魏文帝的“一丸药”还要有功效。诗句中卢仝的“七碗茶”，是指唐代诗人卢仝在《走笔谢孟谏议新茶》诗中写道的饮茶七碗的益处。苏轼的切身体会证实了卢仝的说法。此外，苏轼还在《仇池笔记》中介绍了一种以茶护齿的妙法：“除烦去腻，不可缺茶，然暗中损人不少。吾有一法，每食已，以浓茶漱口，烦腻既出而脾胃不知。肉在齿间，消缩脱去，不烦挑刺，而齿性便若缘此坚密。率皆用中下茶，其上者亦不常有，数日一啜不为害也。此大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