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1130—1200），字符晦，号晦翁，别号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居福建。朱熹学问渊博，广注典籍，在哲学上发展了程颢、程颐的思想，建立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世称“程朱理学”，对宋以后的阶级统治和社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朱熹也是一位嗜茶爱茶之人。他自幼在茶乡长大，对“建茶”十分熟悉。后又当过茶官，任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更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写《劝农文》，提倡广种茶树。他自己也是身体力行，躬耕茶事，把种茶、采茶当作是讲学、做学问之余的休闲修身之举。
乾道六年（1170），他在建阳芦峰之巅云谷，构筑“竹林精舍”（晦庵），在北岭种植茶圃，取名“茶坂”，亲自耕种、采摘、制作、品饮；并写有《休庵》、《茶坂》等诗。其中《茶坂》诗云：“携籝北岭西，采撷供茗饮。一啜夜窗寒，枷跌谢衰枕。”自产自啜，佳茗伴夜读，正可谓是意味深长啊。淳熙十年（1183），朱熹于武夷五曲隐屏山麓建“武夷精舍”，四周有茶圃三处，植茶百余株，讲学之余，行吟茶丛。其《咏茶》诗云：“武夷高处是蓬莱，采取灵芽手自栽。地僻芳菲真自在，谷寒蜂蝶未全来。红裳似欲留人醉，锦幛何妨为客开。咀罢醒心何处所，远山重叠翠成堆。”现在的“武夷名枞”之一的“文公茶”，正是朱熹所植茶树繁衍而成的。
朱熹嗜茶，尤喜茶宴。他与开善寺主持圆悟长老是一对茶中知己，常一起品茗论道。圆悟长老圆寂后，朱熹还专门写诗吊唁：“灶香瀹茗知何处，十二峰前海明月。”朱熹曾两次回祖籍地扫墓，每次他都带去武夷茶，在祖宅里设茶宴招待老家的亲朋故旧。淳熙五年（1178），朱熹去建阳东田培村表兄邱子野家赴茶宴，曾赋诗：“茗碗瀹甘寒，温泉试新浴”、“顿觉尘虑空，豁然洗心目”。更具诗情画意的是，在“武夷精舍”旁的五曲溪中流，有“巨石屹然，可以环坐八九人，四面皆深水，当中有凹自然为灶，可以瀹茗”，朱熹常与友人携茶具环坐石上烹茶品茗，吟诗论道，其乐融融。至今石上还留有朱熹手迹：“茶灶”。他的《茶灶》诗云：“仙翁遗石灶，宛在水中央。饮罢方舟去，茶烟袅细香。”
朱熹爱茶，自然不忘将茶与自己的思想融为一体。他以茶穷理，将茶性与中庸的道德标准联系在一起。《朱子语类·杂类》中说：“茶本苦物，吃过却甘。问：此理何如?曰：也是一个道理，如始于忧勤，终不逸乐，理而后和。”这是说品茶与求学问一样，在学的过程中，要狠下工夫，苦而后甘，始能乐在其中。朱熹还把饮茶与治家联系在一起讨论，认为治家宜严，就像吃酽茶，苦而后甜；如果治家放松，就会像喝淡茶，味如嚼蜡，家人行为会失去娴雅。
宋代福建的龙凤团茶名冠天下，精雕细琢，岁岁入贡。有人认为建茶身居台阁，珠光宝气，富贵味重，不如草茶闲逸高雅。朱熹提出了不同见解，他说：“建茶如‘中庸之为德’，江茶如伯夷叔齐。《南轩集》曰：‘草茶如草泽高人，腊茶如台阁胜士。’似他之说，则伤了建茶，却不如适间之说两全也。”武夷茶色泽澄亮，香气馥郁，滋味醇厚，是纯洁、中和、清明之象征，这才是建茶的“理”所在，不论它是否入贡，都是不带富贵气的。以至于后来建茶的地位、名声和过分的人工雕琢等，都是“气”的变化。理才是本，气仅为形。建茶处草泽乃是佳品，处台阁亦为名茶。这种品质与儒家的“中庸之为德”是吻合的。
朱熹认为，君子应“素其位而行”，富贵贫贱不能移，要“喻于义”，而不“喻于利”。这也是他自己的人生准则。他学问盖世，但并不用于敛财，安贫乐道，廉退可嘉。他“衣取蔽体，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风雨。人不能堪，而处之裕如也”。《宋史·本传》说他“箪瓢屡空，晏如也。诸生之自远而至者，豆饭藜羹，卒与共之”。朱熹正如他所写的茶联：“客来莫嫌茶当酒，山居偏隅竹为邻”，清贫而不失其志。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朱熹把追求思想境界当作人生的崇高目标，而茶正是他精神生活中的良师益友。他在题匾赠诗时，曾用“茶仙”署名，也当是名副其实了。（三十）宋徽宗以茶宴群臣茶屡屡作为赏赐之物，这是宋代君臣关系中的特有现象。不但赐给近臣（如宋仁宗赐小龙团予欧阳修），而且恩泽颇有好感的地方官。《宋史·苏轼传》记载说，元祐初，苏轼第二次知杭州时，高太后因为对他有所好感，遣内侍赐以龙茶和银盒，慰劳甚厚。
宋人笔记《随手杂录》中也记载说，苏轼知杭州时，有一天朝中一位使者突然来杭，悄悄对苏轼说：“我离开京师前向官家（即皇上，此为宋哲宗）辞行，官家说：‘你向娘娘（此指高太后）辞行后再来我处。’我辞了太后再回到官家这里，官家带我到一个柜子旁，从柜里取出一包东西，悄悄对我说：‘把这个赐予苏轼，不得让任何人知道’。”说着，使者取出那包东西。苏轼打开一看，原来是一斤茶，封口题字都是御笔。
但到宋徽宗时，赐茶的形式一变而以茶宴飨臣，在内涵上显得更为丰富，也更为奢靡。
宋徽宗赵佶（1082年—1135年），是北宋第八代皇帝，宋哲宗赵煦之弟。他在政治上腐败无能，生活上荒**腐朽，最后成了亡国之君。但他在文化和艺术上却有多方面的成就，能书善画，书法上独辟一体称“瘦金体”，音乐、诗词俱通。
赵佶对茶艺也颇为精通，以皇帝之尊，写了《茶论》二十篇，后人称之为《大观茶论》（写于大观年间）。御笔撰茶著，这在历代帝王中是绝无仅有的。
当时，制茶之艺日精，斗茶之风日盛，分茶之戏日巧。北宋陶毂《荈茗录》记载说：“近世有下汤运匕（匙），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即就散灭。此茶之变也，时人谓‘茶百戏’。”宋徽宗这位皇帝，居然也擅这种分茶之道。
徽宗权臣蔡京在《延福宫曲宴记》中记载说，宣和二年（1120年），徽宗延臣赐宴，表演分茶之事。先是，徽宗令近侍取来釉色青黑、饰有银光细纹状如兔毫的建窑贡瓷“兔毫盏”，然后亲自注汤击拂。一会儿，汤花浮于盏面，呈疏星淡月之状，极富悠雅清丽之韵。接着，徽宗非常得意地分给诸臣，对他们说：“这是我亲手施予的茶。”诸臣接过御茶品饮，一一顿首谢恩。
皇帝设茶宴赐待群臣，后来在清代乾隆年间还每年例行一次。每年到了上元节后三日，皇上便钦点王公大臣中能歌善舞者，曲宴于重华宫内，演戏赐茶，赋诗联句。有时还专设茶宴，款待外国使节，以示国粹。
宋徽宗沉湎百艺，政治昏庸，最终导致灭国之灾。靖康二年（1127年），北宋都城汴京被金人攻破，徽宗与其子钦宗俱被俘，押解北上。八年后，徽宗死于金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
《华夷花木考》中记有一则宋徽宗被押送金国时的奇遇故事：徽宗和钦宗在北上路途中经过一座寺庙，两人进庙一看，只有两尊巨大的金刚石像和石盂、香炉而已，别无供器。忽有一位胡僧从内出来，揖拜，问：“你们从哪来?”两人说：“打南边过来。”胡僧便叫童子点茶给客人。那茶非常香美，两人喝了还想喝，再欲索饮时，胡僧与童子已往堂后而去了。过了好一阵子，仍不见胡僧他们出来，两人便入内相寻。但里面寂然空舍，只有竹林间一小室，里边有一尊胡僧石像，一旁侍立着二童子的石像。两人仔细辨认，俨然就是刚才献茶的人。
北宋亡于金人，却以胡僧为二帝献茶，这则故事或许就是对宋徽宗在茶事上铺张奢靡、过于沉湎的一种讥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