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时有个广开言路的唐太宗，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宋朝。
宋神宗三十八岁去世，司马光即赴朝奔丧，当时太皇太后询问司马光什么是朝廷当务之急，司马光上疏说：
“一近年来，许多士大夫因提意见被治罪，致使朝中再无人敢直抒己见，因而百姓的痛苦忧愁，上面无法知道。皇上在朝廷忧虑勤奋，可是下面的民众却有苦无处诉说，这个责任本在于诸位大臣，但是百姓不了解，则完全归罪于先帝。
依臣愚见，当务之急在于公开颁下诏书，广开言路，不论有无官职，凡知道朝政过失和民间疾苦的，都应据实上奏，奏章予以密封，以便畅所欲言。
因此，要向诸路州军颁发诏书，公开贴出，广而传之。在京都上书的，可投于登闻鼓院，派主判官按时收取送人宫中；在外地上书的，就投入当地衙门，派主官每天交付驿递上报朝廷。无论京内京外都不许官吏索取副本，更不许威逼阻止或退还上书。诸大臣中若有存心为难者，此人正是有奸恶之事，因此害怕别人举报，一心想混淆视听，此点不能不明察。”
太皇太后很赞同司马光的意见。
关于广开言路与治国问题，我国历史上还有许多名人的极其精辟的论述：
先民有言，为政者应询于民（刍■）（《诗经·大雅·板》）。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
宣之使言（《三国语·周语土》）。
川不可防，兰口不可塞，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唐·韩愈《子产不毁郴校颂》）。
过而不听于忠言，独行其意，则灭高名，为人笑之始（《韩非子·十过》）。
至言逆于耳倒于心，非圣贤莫能听（《韩非子·难言》）。
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言）；镜于水见面容，镜于人（言）则知吉与凶（《墨子·非攻中》）。
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借忠臣（进谏）（唐·吴兢《贞观政要·求谏》）。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言）为镜，可以明得失（唐·吴兢《贞观改要·任贤》）。
千夫诺诺（顺从），不如一人谔谔（直言争论）（宋·苏轼《讲田友直宇序》）。
距谏者塞，事己（固执己见，独断独行）者孤（汉·桓宽《盐铁论·剌议》)。
君所以明者，兼听也；所以暗者，偏信也（汉·王符《潜夫论·明暗》）。
国之所以治者，君明也，所以乱者，君暗也（汉·土符《潜失论·贤难》）。
知屋漏者在屋下，知政失者在民间（汉·王充《论街·言解篇》）。
兴国之君乐闻其过，荒乱之君乐闻其誉（《三国志·吴吉·楼玄傅》）。
不纳忠谏之言，身之将败（北齐·刘画《刘子·贵言》）。
乐闻过，无不兴；拒谏，无不乱（《新唐言·宋番光传》）。
木从绳则正，帝从谏则圣（唐·吴兢《贞观玫要·求谏》）。
明主思短则愈善，暗君护短则永愚（唐·吴兢《贞观政要·求谏》）。
广直言之路，开进善之门（唐·柳宗元《贺赦表》）。
贤（招纳贤才）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宋史·乔行简俾》）。
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孔子家语：六行》）。
忠言逆耳，惟达者能受之；良药苦口，惟病者能甘之（《三国志·吴书·孙奋传》）。
谗媚之言甘，贤良之言直。甘则易悦，直则难入（唐·张九龄《亲贤第一章》）。
鸟雏之卵不毁，而后凤凰至；直言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汉·剔向《说苑·贵德》）。
关于广开言路的问题，一直是影响各朝各代帝王同志的重要因素。魏徵成就了唐太宗，因为是他让太宗明白了言路的重要性。要成大事，就必须时刻虚心听取身边的直言，并且要兼听，否则就不全面，影响自身对客观事物正确性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