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日在三月份,在那以前的学校生活我都不想谈了。因为我什么也想不起来了,除了记得斯蒂福比过去更受人欢迎了。这个学期结束后他就要离开学堂了。在我眼里,他比以前更朝气蓬勃,更桀骜不驯,也更让人着迷了。除此以外,我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我心中只有对那时的那件大事的印象,对那些小事的记忆似乎都被它给吞没了。

我自己都难以相信,从我回到萨伦学堂到我生日这中间竟然有两个月的时间。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知道事实确实如此;否则从我心里会深信这两件事之间好像一点间隔也没有,是接连而至的。

那是多么美好的的一天啊,我对此印象深刻!直到现在我依然能感觉到那天弥漫在空气中的雾气;还能透过那雾气看到幽灵般的冷霜;还能感到被霜打湿的头发粘到我脸上的感觉;在那个雾气沉沉的早上,一根流着泪的蜡烛被放在教室里,给这个阴暗的教室带来一点光亮,我在昏暗的光线中四处张望,看到同学们用脚跺跺地板,呵气暖着手,呼出的白气在清冷的空气中盘旋缭绕。

早饭后,我们刚从运动场回到教室,夏普先生就进来了,叫道:

“大卫·科波菲尔,到小客厅去。”

我想,一定又是裴果提给我捎来一大堆的东西,所以听到这叫喊声时我高兴极了。当我匆匆忙忙从座位上走出教室时,周围的一些同学还要求我别忘了给他们留点好吃的。

“别着急,大卫,”夏普先生说,“有的是时间,我的孩子,别急。”

他说话时那种充满温柔的口气,要是当时我仔细想一想的话,肯定会感到吃惊的,可是当时我并没有去想。我来到小客厅的时候,克里克尔先生正坐在那儿吃早饭,面前放着那根藤棍和一张报纸;克里克尔太太手中拿着一封信,那信已经被打开了。但是那里都没有篮子的影子。

“大卫·科波菲尔,”克里克尔太太把我领到一张沙发前让我坐下,随后她也挨着我坐下了,对我说道,“我的孩子,特意让人把你叫来,是想跟你谈谈,这里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告诉你。”

我想当然地朝克里克尔先生看了看,可他只是摇着头,根本没有看我;他看起来还想要叹气的,却让一大片涂了奶油的面包给噎住了。

“你还太年轻,可能不懂得什么是世事无常,”克里克尔太太说,“也不知道什么叫人有旦夕祸福。可是这种事,我们都得经历,大卫。我们当中,有人年轻时就经历了,有人到老了才经历过,还有人一辈子总是经历这种事。”

我一直看着她。

“假期结束离开家回家回校时,”克里克尔太太停了一会说,“你家里的人都好吗?”接着她停了一会,“你妈妈当时好吗?”

我听了这话,全身没有理由地颤抖起来,只是我依然盯着她看,就是不想说话。

“因为,”她说,“即使很难过,我也得告诉你,今天早上我听说你妈妈病得很厉害。”

突然间一片迷雾在我和克里克尔太太之间升起,她的身影在雾中一直摇晃,接着我觉得烫人的泪水流到了我的脸上,她的身影也静止了。

“她病得很重。”她补充说。

现在我全明白了。

“她死了。”

用不着这样告诉我了。我伤心地痛哭起来,我在这个大千世界上,真正的成了一个孤儿了。

克里克尔太太对我非常仁慈。她留我在那儿待了一整天,有时还让我一人待着。我一直在哭,哭累了就睡,睡醒了又接着哭。当我再也哭不出来的时候,我就开始胡思乱想起来。当时我觉得胸口的压力沉重到极点,我的悲伤是一种让人无法解脱的痛苦。

我的思绪非常乱,反倒没有专注在压在我心头上的那个巨大不幸上,而是不断在它的周围徘徊。我先想到我们家的房子,那里的门窗紧闭,四处静悄悄的[ 西方习惯,家有丧事时,紧闭门窗,寂静无声。]。我想到了那个小婴儿,听克里克尔太太说,他也病了好长时间了,非常的瘦弱,他们都觉得他也活不了啦。我想到附近教堂墓地中我父亲的坟墓,想到我母亲也要躺到那个我很熟悉的大树的下面了。我独自一人在的时候,我站到一张椅子上,照了照镜子,想看看我的眼睛有多红,我的脸有多悲伤。过了几个小时后,我又想,我的眼泪是不是真的流不出来了,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我回到家时——因为我要回去参加葬礼——我要想到什么丧亲之痛,才能让我感到伤心呢。我还清楚记得,其他学生都对我产生了一种敬意,我的不幸,反倒让我成了一个显要人物了。

要是说有哪个孩子曾深深地感受到丧亲之痛,那就非我莫属了。我记得那天下午,别的同学都在教室里上课,只有我独自一人在运动场上散步,我还在为自己变得这般特殊感到很得意。他们上课时,一个个都透过窗子看我,让我感到自己与众不同,于是就摆出更加悲伤的样子,连脚步也放的也更慢了。下课以后,他们都出来和我说话,我觉得自己表现得不错,对谁也没有摆架子,还跟以前一样对待他们。

我要在第二天夜里回家,这次不是坐马车,而是乘坐一种很笨重的夜班车。这种车又叫“农夫”,因为主要是为那些做短途旅行的农夫用的。那天晚上,我没有讲故事,特拉德坚持要把他的枕头借给我用。我至今也不明白,他当时那么做,会觉得对我有什么好处吗?因为我自己就有一个枕头。不过,这可是他当时唯一能出借的东西,可怜的人,除此之外他还有一张画满了骷髅的信纸,离别时他把这张信纸送给了我,好让我从悲伤中得到安慰,心情能够平静。

第二天下午,我离开了萨伦学堂。当时我也没想到这一离开我就再也没回来过了。我们慢腾腾地走了一整夜,直到早上九、十点钟才到亚茅斯。我往车外看,想找到巴吉斯先生的身影,可他不在那儿;倒是一个胖乎乎、呼吸急促,看上去也挺快活的小老头在那儿。这小老头穿着黑衣服,齐膝的短裤那里系着一些褪色的丝带,还穿着黑色的长袜子,戴着一顶大宽边礼帽。他喘着粗气地走到车窗前说:

“您是科波菲尔大人吗?”

“是的,先生。”

“请跟我走吧,少爷,”他拉开车门说,“我很荣幸能将你送回家。”

我把手放进他手中时,还一直琢磨着他到底是谁。我们来到一条狭窄的街上,走进一家铺子里,铺门上写着:奥默商店,专营布料,成衣,衣饰,制作丧服等等。这家店铺又小又窄,令人透不过气来,里面堆满了各种做好的和没做好的衣服,还有一个橱窗,里面放满了海狸皮帽和女式软帽。我们走进铺子后面的一个小客厅里,看到三个年轻女人正在干活,桌子上堆着黑色衣料,地上尽是些黑布头。屋中间放着一个烧得很旺的大火炉,还有一股布料被烧着的呛人气味,好像是那些热烘烘的黑纱发出来的气味;当时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味,不过现在已经知道了。

那三个看起来很勤快也很快乐的年轻女人抬头看了看我,又继续做手头的活。一针一线,一针一线。这时,窗外小院那一头的一个作坊里也传来很有规律的铁锤声:“咚——嗒嗒,咚——嗒嗒,咚——嗒嗒,一点其他的变动也没有。

“嘿!”我的引路人问那三个年轻女人中的一位,“你们做得怎么样了,明尼?”

“在试衣的时候,我们差不多就能完工了”,她头也不抬,愉快地答道,“别担心,父亲。”

奥默先生摘下他的宽边帽子坐了下来,大口喘着气。他太胖了,得先喘上一阵才能说出话:

“不错。”

“父亲!”明尼开玩笑说,“你快变成一只海豚了!”

“嘿!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的,我亲爱的,”他对这问题想了想,才回答道,“我是挺像那个样子的。”

“你心太宽了,你知道的,”明尼说,“你对什么都听其自然。”

“不这样也不行啊,我亲爱的,”奥默先生说。

“还真是没用,”他的女儿答道,“我们在这里都很开心,感谢上天!对不对,父亲?”

“我希望是这样的,我亲爱的,”奥默先生说,“现在我也顺过气来了,让该轮到我给我们这位年轻的学者量量尺寸了。科波菲尔少爷,请进铺子吧。”

我遵照奥默先生的要求,走在他前面。他给我看了一卷衣料,说那是高级货,给自己的父母服丧用,再适合不过了。然后他量了我的各种尺寸,并把它们记在一个本子上。他记尺寸的时候,让我看看他的店里的货物,还告诉我那些款式是“刚流行”,那些款式“刚过时”。

“为了这个,我们时不时还要赔钱呢。”奥默先生说,“可是款式和人类太相像了,没人知道它们什么时候、为什么或怎样来的,也没人知道它们什么时候、为什么或怎样就过时了。在我看来,如果你从这个观点来观察的话,一切都像人生一样。”

我太伤心了,无法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而且无论怎么说,也没法讨论这个问题;奥默先生喘着气吃力地把我带回了客厅。

这时,他冲着门后一道很陡的台阶下叫道:“把茶和黄油面包拿来!”那两样东西拿上来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就坐在那儿四处张望,并听着屋子里穿针引线的声音和院子那边锤子敲打出的音调。那两样东西终于被一只盘子端上来了,而且是专为我准备的。

“我认得你,”奥默先生看了我几分钟后说,那时我并没对那份早餐怎么在意,因为屋子里那些黑色的东西已经败坏了我的胃口,“我认识你很久了,年轻的朋友。”

“是吗,先生?”

“从你出生起,”奥默先生说,“可以说在那之前的事情呢。在认识你之前我就认识你的父亲。他身高五英尺九英寸半,坟地长二十英尺,宽五英尺。”

“咚——嗒嗒,咚——嗒嗒,咚嗒嗒,”从院子那边传来这种声音。

“他的坟地占地二十五尺,尽管他只占了其中一小块地方,”奥默先生很和善地说,“那是他的要求还是你母亲的指示,我不大记得了。”

“你知道我的小弟弟怎么样了吗,先生?”我问道。

奥默先生摇摇头。

“咚——嗒嗒,咚——嗒嗒,咚——嗒嗒。”

“他在他母亲的怀里呆着呢。”他说。

“哦,可怜的小家伙!他也死了吗?”

“别想那些你无能为力的事了,”奥默先生说,“是呀,可怜的婴儿也死了。”

听到这,我心中的伤口又裂开了。我离开那份几乎没尝一口的早餐,走到小房间的一个角落里,趴在一张桌子上。明尼赶忙过来把那张桌子收拾好,她担心放在那上面的丧服被我的眼泪给弄脏了。她长得很漂亮,脾气也很好,她慈爱地把我的头发从我眼睛上拨开;可她的表情和我完全不同,她就要按时完成活计了,显得很快活。

这时,锤子声也停下来了,一个英俊的青年从院子的那边走进屋来。他手里拿着一把锤子,嘴里还含着许多小钉子。他想说话,得先把这些小钉子从嘴里拿出来才行。

“嘿,乔兰!”奥默先生说,“你干得怎么样了?”

“挺好,”乔兰说,“干完了,先生。”

明妮的脸有些发红,另外两个女孩彼此了然地相顾笑了笑。

“什么!昨晚我去俱乐部的时候,你就点着蜡烛继续干了吗?

是不是呀?”奥默先生闭上一只眼说。

“是的”乔兰说,“因为你说过,把这活干完后,我们可以做一次短途旅行——明尼和我——还有你。”

“哦!我以为你要把我排除在外呢,”奥默先生说着大笑起来,直到笑得咳嗽起来。

“——因为你好心地说了那话,”那小伙子继续说,“我就要努力地去干,你去看看吧。你去看看我干的怎么样吧?”

“我会的,”奥默先生说着站了起来,“我亲爱的,”他停下来转身对我说,“孩子,你愿意去看看你——”

“别这样做,父亲。”明尼拦住了他说。

“我觉得这样做并非不合适。我亲爱的,”奥默先生道,“不过,也许你是对的。”

我也无法解释我是怎么知道他们要去看的是我亲爱的母亲的棺材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人做那玩意,也从没见到过我所知道的棺材,可那声音不断响起来的时候,我就知道那是什么声音;当那小伙子走进来的时候,我就更加肯定他做的是什么了。

那两个年轻女子(我还不曾听说她们的名字呢)干完手上的活后,刷了刷掉在身上的线头,便去店里收拾了,准备接待顾客。明尼仍然留在后面,把她们做好的东西折好,放进两只筐里。她跪着折叠衣服,再把衣服放好,还小声哼着一支轻快的小曲。她忙着干活时,乔兰——我已肯定他就是她的心上人了——走了进来,冷不防地亲了她一下(他似乎一点也不把我放在眼里),告诉她说,她父亲已吩咐他套车了,他得马上去准备了。然后他就走出去了,她把顶针和剪刀放进口袋里,把那根穿了黑线的针仔细别在她长袍的前襟上,又利索地穿上外套。从门后的一面小镜子里,我看到了一张喜气洋洋的脸。

我坐在屋角的桌子旁,一手支着头,一边看着屋子里发生的一切、一边想着完全不同的其他的事。没过一会,马车就来到店门口了,先放上车的是那两只衣筐,然后是我,然后就是那三位女士了。我记得那是辆客货两用的车,颜色很阴郁,一匹长尾巴的黑马拉着这车。车厢里就坐着我们几个实在是太宽敞了。

跟他们一块儿坐在车上,我觉得这是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过(也许我变得聪明一些了)的奇异感觉,因为想到他们干活时的情景,再看看他们现在那副兴高采烈的样子,真的很奇怪。当时我并没有生他们的气,我更多的是害怕他们,觉得我仿佛进入到一群与自己的天性毫无共同之处的人中间一样。他们都显得非常高兴。那个老头儿坐在前面赶车,两个年轻人坐在他身后。每当他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都得朝前俯下身子,一个贴在他那胖脸的这一边,另一个就贴在那一边了,对他都非常恭敬。他们也想跟我说说话,可是我被他们吓坏了,愁眉苦脸地坐在角落里,看着他们在打情骂俏、说说笑笑(虽然不到喧闹的程度),我心里觉得奇怪,他们这样铁石心肠,怎么还没有受到惩罚呢。

就这样,当他们停下来喂马、自己吃吃喝喝、打打闹闹的时候,我就在一旁看着,反正他们动过的东西,我就不去动,也没有吃东西。因此,当马车刚刚停到家门口的时候,我就尽快地从后面溜下车来,不想和他们一起从那些充满严肃气氛的窗子(它们原来还像晶莹明亮的眼睛一样,现在却都闭起眼睛看着我)前面走过去。哦,我看到我母亲房间的窗子,还有隔壁我那间卧室(在当年美好的时光里,那就是我的卧室)的窗子,哪里还需要想些什么伤心的事来让自己流泪呢!

我还没走进屋门,便扑倒在裴果提的怀里了。她把我领进家门。她一见到我时,也伤心得哭起来了,不过很快就停下来了。她低声地说话,轻轻地走路,生怕声响大了会惊扰死者似的。我觉得她好像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睡过觉了。到来晚上,她还是坐在那儿守着。她说,只要她可怜的、亲爱的宝贝还没下葬,她就决不离开她。

我进屋的时候,摩德斯通先生坐在小客厅里,他没有理睬我。他坐在壁炉前面默默地掉眼泪,在扶手椅上想着心事。摩德斯通小姐在写字台旁边忙碌着,上面摊着一堆的信件和单据。她朝把冷冰冰的手指甲伸过来,用刺耳的嗓音低声问我,丧服的尺寸是否已量过了。

我说:“量过了。”

“你的衬衣什么的,”摩德斯通小姐说,“都带回来没有?”

“带回来啦,小姐。我把衣服全带回来啦。”

这就是她所坚持的坚定给我的全部安慰。我毫不怀疑,她会很高兴有这样的好机会,来让她表现所谓的自制,坚定,意志力,还有她的常识,以及她那令人讨厌的品性中全部恶毒的东西。她对自己的办事才能,特别得意。她现在就把一切都简化了,只是通过笔墨,以此来显露自己的才能,对其他事都无动于衷。在那天剩下的时间里,以及后来的几天里,她都坐在那张写字台旁,泰然自若,那支笔一直在动着,不知道再写些什么,沉着冷静的跟每个人低声说着话,脸上的肌肉一直绷着,说话的口气也很生硬,身上的衣服也工工整整,一点也不蓬乱。

她的弟弟有时会拿着一本书,可是我看他根本没有在看。他有时打开书本,看上去在朝书上看,可是整整一个小时,他都不曾翻过一页,然后又放下书,在房间里来回地走着。我合着双手坐在那儿,看着他一小时一小时地数着他的步子。他也很少跟他姐姐说话,跟我更是一句也没说。在这个死寂的房子里,除了时钟之外,他是唯一不安静的东西了。

在葬礼前的这几天里,我很少看到裴果提,只有在上下楼时,我会在停放我母亲和她的婴孩的那个房间附近看到她。除此之外,就是每天晚上我要睡觉时,她就来到我的房间,坐在我的床头陪着我。葬礼前的一两天——也许是在这之前的一两天,不过在那段悲伤的日子里,我脑子里一片混乱,对于时间的进程毫不留意——她把我带进那个房间。现在我只记得,一张**罩着一块白布,我觉得这屋子就是庄严肃静的化身,床周围都充满洁净和清新。当裴果提想把罩布轻轻掀开时,我大叫了起来,“哦,不要!哦,不要!”还抓住了她的手。

即便葬礼是昨天举行的,我也记得再清楚不过了。当我走进那间最好的客厅的大门时,一下子就感受到客厅里的那种特有的气氛:壁炉里闪着熊熊的炉火,瓶子里的酒在闪闪发光,各色各样的杯子和盘子,糕点的微香,摩德斯通小姐衣服的气息,还有我们穿着的黑衣服。祁力普医生也在房间里,他走过来跟我说话。

“大卫少爷,你好吗?”他和蔼地问道。

我不能对他说我很好。我就把手伸给他,他握住了我的手。

“哎呀!”祁力普先生亲切地微笑着说,眼睛中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发光,“我们的小朋友都长大了。他们长的快的大我们都不认识了。是不是,小姐?”

这是对摩德斯通小姐说的,但她并没有搭腔。

“这儿比从前更好了,是吧,小姐?”祁力普先生说。

摩德斯通小姐只是皱了皱眉头,稍微点了点头,以此作为回答。祁力普先生碰了这两个钉子后,便牵着我的手走到一个角落里,不再出声了。

我对此记得特别清楚,不是因为我只关心我自己,或者说我回家后只关心自己的事情,是因为我记住了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这时,铃声响了。奥默先生和一个人走了进来,让我们做好准备。裴果提时常告诉我,多年以前,给我父亲送葬的那些人,也是在这间屋子里做准备的。

参加送葬的有摩德斯通先生,我们的邻居格雷珀先生,祁力普先生,还有我。我们走到门口时,看到花园里有人抬着棺材已经在等着了。他们走在我们的前面,沿着小径,经过那些老榆树,再出了栅栏门,来到教堂墓地;以前每逢夏天的早晨,我就在这里听鸟儿在歌唱。

我们站在墓穴的四周。我觉得今天跟任何一天都不一样。那天的天色,也跟往日不同——显得格外惨淡。此时四周一片寂静,这寂静是由我们和即将入土为安的人从家里带来的。我们都低头站立在那儿,我听到了牧师的声音好像从远处传来,但是却清晰明白,他说,“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见《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接着我便听到了哭泣的声音。我站的地方离那个哭泣的声音有点远,我抬头看看,伤心哭泣的正是那个善良而忠诚的女仆。在世间所有的人中,她是我最爱的人。我这颗童稚的心完全相信,总有一天上帝会对她说“你做得好”的。

在那一小群人中,我看到不少熟悉的面孔。有的是我在教堂里四处张望时见过的、有的是青春美丽的母亲初来这个地方的时候刚认识她的。可是我现在并不关心这些脸——除了悲痛,我什么也不关心——不过我看见了他们,也完全认识了他们;我还看到了远在人群后面四处张望的明尼。她的游移的目光总会回到她近旁的情人身上。

葬礼结束了。开始往墓穴里填土的时候,我们转身回家了。我们的房子依然耸立在眼前,还是那么漂亮,跟过去没有什么两样,它让我在想起了过去发生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可这些事情和眼下的悲痛相比,过去受到的那些伤害都算不了什么了。他们拉着我朝前走着,祁力普先生还一直对我说着话。回到家时,他还让我喝了一点水。我告诉他想回楼上自己的卧室时,他温柔地跟我分了手。

所有这一切,正如我所说的,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但是后来发生的事,却都离我而去,漂向大洋彼岸了,好像一切忘却的事都要到那儿才能重新想起来;可是这一天的事,却像一块高大的礁石,巍然耸立在大洋之中。

我知道裴果提一定会到我房间里来的。当时那种只有安息日才有的宁静(那一天好像是星期天!反正我不记得了),对我们俩来说最好不过了。她和我并排坐在我的小**,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偶尔会把我的手贴到她的嘴唇上,有时又用她自己的手轻轻抚摸我的手,就像在哄我的小弟弟一样。就这样,她用自己的这种方式,给我讲述了我离家后发生的一切。

“有好长时间了,”裴果提说,“她总觉得不舒服。她也总是心思恍惚,闷闷不乐的。刚开始,我以为生下孩子后,她会好起来的,谁知道她反而更虚弱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差。没生孩子之前,她老爱一个人坐着,坐一会儿就哭起来了;生完孩子后,她就整天给孩子唱歌——她唱得那么轻,我听到了之后,心里就想,这声音就像浮在空中一样,轻轻一飘就走了。

“这一段时间呢,她变得更加胆小,更容易受惊了。对她说句重话,就跟打了她一拳一样。不过她对这个又笨又傻的裴果提还是老样子,对我她是决不会变样的,我的宝贝女孩对我是决不会变的。”

说到这儿,裴果提停下了。她轻轻地拍着我的手,拍了好一会儿。

“我亲爱的,你放假回来的那天晚上,是我最后一次见她那么有活力,就像从前一样。你离家回校的那一天,她对我说,‘我觉得我再也见不到我那亲爱的宝贝了。我知道的,真的会这样的。’

“那以后,她还支持了一段时间。有好几次,他们都责备她不动脑子、干什么都漫不经心的,她还假装承认是自己错了。其实那时候,她根本就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了。她没有告诉她丈夫,却对我说了——她害怕对别人说——直到有一天晚上,大概在出事前的一个星期吧,她才对她的丈夫说,‘我亲爱的,我想我就要死了。’

“‘我现在了了一桩心事了,裴果提,’那天晚上我侍候她睡觉的时候,她告诉我,‘他现在相信我说的话了,这可怜的人,以后的几天里,他会一天比一天更信的,然后一切就都过去了。我太累了。如果死亡就像睡眠,那在我睡的时候,你就坐在我旁边,不要离开我。愿上帝保佑我的两个孩子吧!愿上帝多多保佑我那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从那开始我就一直没有离开她,”裴果提说,“她还是时常到楼下跟那两个人说说话——因为她爱他们,她爱她周围所有的人——不过当他们离开她的床前时,她总是要看到我,好像只有老裴果提在的地方才会安全似的,不然她连觉也睡不好。

“最后的那个晚上,那天晚上,她吻了我,然后对我说,‘裴果提,要是我的小婴儿也活不了的话,请你告诉他们,让他们把他放在我的怀里,把我们埋在一起吧。’(他们确实这样做了,因为那可怜的小宝贝只比她多活了一天。)‘让我那最亲爱的小宝贝和我一起去我们安息的地方吧!’她说,‘你还要告诉他,说她母亲躺在这儿时,为他祝福了上千次呢,不是一次。”’

说到这儿,裴果提又沉默下来,她又用手轻轻地拍着我的手。

“一直到深夜的时候,”裴果提说,“她向我要水喝。喝了之后,她还对我微微一笑,哎呀!——那笑容漂亮极了!

“后来天就亮了,太阳也升起来了。这时她对我说,科波菲尔先生对她总是那么和蔼可亲,温柔体贴,对她总是那么宽容,每当她信心不足时,他就对她说,她有一颗仁爱的心,这比智慧更宝贵,更有力量,所以他感到很幸福。‘裴果提,我亲爱的,’接着她说,‘让我靠你更近一点吧,’当时她已经非常虚弱了,‘请你好心地把你的胳膊放到我的脖子下面吧,’她说,‘让我看着你,因为你的脸离我太远了,我想要跟它靠近一点。’我照她的说的做了。哦,大卫啊!那个时刻已经到了,我第一次跟你分别的时候说的那些话,都应验了——她高兴地把她可怜的脑袋放在她的又傻又笨、脾气又坏的老裴果提的胳膊上——就这样,她像个孩子一样睡着了,死去了!”

裴果提的叙述结束了。从听到母亲的死讯那一时刻起,她后来这几年的印象就从我心中消失了。从那一时刻起,我所能记起的母亲就是孩提时代印象中的她——她把亮亮的卷发绕在手指上,在黄昏的时候和我在客厅里跳舞。裴果提告诉我的这一切,不但没让我记住这后来几年的她,反而让她以前的印象像树根一样,在心中扎了下来。这听起来很奇怪,却千真万确。她死后又飞回到她那平静安宁,无忧无虑的青春中去了,其他的都不重要了。

躺在坟墓中的母亲,是我童年时期的母亲;她怀中那小人(就像我曾躺在她怀中一样)和她一起长眠了,我觉得那好像就是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