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艾妮斯离开伦敦的那天，我才再次见到尤利亚·希普。当时，我去公共马车站送别艾妮斯，看到他也在那儿，打算坐同一辆车回坎特伯雷。我看到他穿着一件紧身带束腰的高肩的深紫色的外套，拿了一把像小帐篷一样的大伞，高高地坐在马车后部的一个边座上；而艾妮斯呢，也坐在这个车厢里面，这让我多少觉得有点安慰。不过，为了艾妮斯，当着她的面，我勉强跟尤利亚表示了友好，心里可真不痛快啊！不过这点小小的补偿，也是应该的。上车前，在马车的窗口那儿，他也像上次在那个宴会席上一样，总是绕着我们转悠，像只大兀鹫似的，一字不漏地把我对艾妮斯以及艾妮斯对我说的话全咽了下去。
那晚，他在火炉边说的一些话让我很担心。在那担心中，我反复想着艾妮斯关于合伙的那些话。“我希望我做的是正确的事。既然为了爸爸必须这么牺牲，我只好劝他这样办了。”为了父亲，她不惜做出任何牺牲，那她肯定会把这种对父亲的爱作为让步的理由，做出很多让步的。这些令人伤心话语一直压在我心头。我知道她有多爱她父亲，我也知道她对人有多真诚。我从她的话语中得知，她把自己看成是造成父亲陷入危机的原因，她还觉得她欠父亲许多，她也十分迫切地想偿还。她和这个穿绛紫色外套的可恨的鲁福斯[意为“红发鬼”，英王威廉二世绰号，其人貌丑，性情残酷。]有天渊之别，我清楚地知道，但这并不能给我任何安慰，正是因为他们的天渊之别才存在着极大的危险，她纯洁而忘我的灵魂怎么对抗他那龌龊而自私的灵魂呢。无疑，他清楚地知道这点，以他那狡诈的天性，他早就想好了。
可是，我又清楚地知道，虽然很遥远，但这种牺牲的后果必定会毁掉艾妮斯的幸福。我从她的举止上看出，她对此毫无觉察，她还未觉察到这阴影。如果我现在就警告她警惕这即将发生的事，马上就会伤害到她，所以我什么也没多说，就和她分手了。她从车窗探出身来，微笑着向我挥手作别，而那个盯着她的恶魔，则在车顶上扭动着身体，仿佛已把她捏在手心，胜利而归了。
有很长的时间，我都无法忘记和他们分别时的情形。艾妮斯写信告诉我她已平安抵家，我却感到悲哀，就像看着她离开一样。无论何时，只要我考虑到这个问题，都会陷入沉思。于是我的不安比过去多了一倍。我几乎天天夜里都梦见这事。现在它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就像脑袋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一样，不可分开了。
斯蒂福来信说他在牛津，因此我有足够的空闲时间来咀嚼我的不安。我不去博士院的时候，就没有事情可做了。我相信，当时，我对斯蒂福已经有了一种不信任感。尽管我的回信写得热情洋溢，可我觉得自己不希望他来伦敦。实际上，艾妮斯对我的影响和我想见到他的愿望相比，我想恐怕前者占上风。而且，由于艾妮斯在我的思想和生活中占了很大一部分，她对我的影响也就更大些。
这段时间里，日子一天天、一星期又一星期地溜走了。我成了斯彭洛与乔金思事务所的一名实习生。每年，我从姨奶奶那里得到九十镑（房租和零花钱不包括在内）。我的寓所，说好租了十二个月，虽然我仍觉得在夜里，那地方可怕而又漫长，但我也能静下心来，情绪低落，但是心态还算平和，靠喝咖啡来消磨时光。回想起来，我在那段日子里喝下的咖啡可以用加仑计算了。也就是在那段日子里，我有三大发现：第一，克鲁普太太得了一种怪病，叫“金兰”[系**病的误读。]，一般是当她鼻子发炎时便会发病，她只好不停地用薄荷来治疗；第二，食品贮藏室里的温度不正常，白兰地的瓶子不断地炸开；第三，我在这世界上是孤单一人的，我常用叙事诗的片断将自己的这种心情记录下来。
在我正式当实习生的那天，我买了一些夹心面包和葡萄酒招待了那些事务所文书们，晚上我一个人去看了戏，再没有其他的庆祝活动了。那出戏叫《陌生人》[ 德国戏剧家科策布（1761——1819）所作悲剧，原名《愤世与忏悔》。]，说的是博士院的事情，让我难受极了，以至回家后，我从镜子里几乎认不出我来了。办完手续后，斯彭洛先生说，他本想请我上他在诺乌德的家，庆祝一下我们的新关系，可是他的女儿要从巴黎回来了，所以家里乱糟糟地。不过，他表示，等他女儿回家后，他希望找个机会招待我。我向他表示了谢意，同时也知道了他是一个人，带着一个女儿。
斯彭洛先生没有食言，两个星期之后，他又提起了这件事，说如果我肯赏光的话，希望我下星期能去他家做客，可以住到星期一，那他会非常高兴。我当然说我愿意去拜访，于是我们约好，他用他的四轮敞篷马车把我接去，然后再把我送回来。
那一天，连我的手提包都成了拿周薪的小雇员们崇敬的对象了。因为据他们说，诺乌德的那座宅子可是个神秘的圣地。他们中还有人告诉我，他听人说，斯彭洛先生的餐具，瓷器全都很高级；另一个还暗示说，他家的香槟酒，也像平常喝的啤酒一样，都是不断地从桶里放出来的。那位戴假发的老文书叫提菲，据他说，他曾因公去过那儿几次，每次都进到用早餐的厅里。他说那餐厅豪华无比，还说他曾在那儿喝过东印度的褐色雪利酒，那酒十分名贵，谁喝了都眨眼。
那天，我们在主教法庭里，审理一宗延期续审的案件——关于把一个面包师逐出教会的事，因为他在教区会议上反对交纳修路税——我估计了一下，这个案件的证词口供，比《鲁滨孙漂流记》还要长一倍，因此到很晚的时候才审理完。最后，我们判定他被逐出教会六个星期，还罚了他一大笔罚金。然后那个面包师的代诉人、法官，以及原、被告两边的辩护人(他们的关系都是很密切的)都一起出城了，斯彭洛先生和我也一起坐着他的四轮敞篷马车离开了。
这辆四轮敞篷马车非常漂亮，两匹马都长颈高拱，四蹄高举，仿佛它们都为自己属于博士院而自豪一样。在博士院里，在各种派头排场方面，都存在着竞争，因而有许多非常讲究的马车和精选的仆从。不过我自己一向认为，而且将来也会一直认为，衣服浆的如何，是攀比的一项重要内容，我相信，博士院里公诉人的衣服，已硬到接近人类的天性能够容忍的极限了。
我们一路前行，谈的也非常愉快。斯彭洛先生对这种职业对我作了一些教诲。他说这是世界上最高雅的职业，觉不能跟一个诉状律师混为一谈，因为职业完全不同，它与别的职业比起来，非常独特，而且专业，也没有机械刻板之说，而且更加的有利可图。我们在博士院里办案子比在任何别的地方都自由随便，这也使得我们高高在上，与众不同，成了特权阶层。他说，我们主要受雇于律师，这虽然让人不快，但是确实是事实，也是无法隐瞒的。但是他又告诉我，那些律师全是低能儿，所有体面的代诉人都瞧不起他们。
我问斯彭洛先生，在我们这行里，他认为最好的业务是什么？他回答说，一宗涉及三四万镑的遗嘱争议案的案子，也许是最好的了。他说，在这种案子里，不仅在审理过程中每一个程序的辩论中。而且在质询和反质询中，堆积如山的证据(更不用提先后上诉于代表法庭和贵族院了)都会带来可观的收入的。而且，最后诉讼费也会保证从遗产中扣除，所以原、被告两边打起官司来，都是精神抖擞，花费都是在所不计的。接着，他又把博士院好好地赞扬了一通。他说，博士院特别值得称颂的是它的精明能干，这是世界上组织得最灵巧的地方了，有着完美的周密的考虑。它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整体，例如，要是你把一宗离婚案或赔偿案，向主教法庭提起诉讼，很好，那你就在主教法庭里审理这个案子。那种情形就好像你把这个案子，在你们亲如一家的自己人中间，不动声色地玩了一套小小的把戏，而且不慌不忙地把玩它。如果你对主教法庭不满意，那怎么办？好吧，那你就把案子送到拱门法庭。拱门法庭是什么呢？它其实跟主教法庭是同一个法庭，而且还是同一个房间，同一个被告席，还是原来的律师，只是换了个法官，因为在这个地方，主教法庭的法官，可以在任何开庭的日子，以律师的身份出庭辩护。好啦，你又把那一整套把戏玩了一通。你还是不满意呢，怎么办呢？啊，你可以把案子提到代表法庭。代表是些什么人呢？嗯，教会代表就是一些无所事事的辩护士。当前两个法庭在玩那套把戏的时候，他们都在一旁看着，看着别人洗牌，轮到自己了 ，则以法官的身份重新出现，要把这个案子解决得使每个人都满意！斯彭洛先生最后说，心怀不满的人，总会说博士院如何腐败，博士院如何闭塞，博士院必须进行改革，可是在每斛麦子价格最高的时候[ 十九世纪初，英国的政权仍掌握在大地主手中，1815年国会通过“谷物法案”，不许粮食进口，造成粮价飞涨，地主受益。此法案直到1846年才得以废除，。此法案当年争论极为剧烈。此外，也有人遇到不近情理的事，常以小麦价格高来辩解或解嘲。]，博士院也是最忙的时候，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把手按在自己的心口，向全世界的人说：“谁要是碰一碰博士院，国家就会垮台！”
我聚精会神地倾听着他的这番高论。不过我想说，我对这个国家是否真像斯彭洛先生说的那样，全靠博士院支撑着，表示怀疑。但我还是恭敬地尊重他的意见。至于每斛小麦的价格问题，我谦卑地觉得自己不够资格谈论，问题也就完全解决了。在我的一生中，直到现在，我还从来没有战胜过这斛小麦。这一斛小麦，在我的人生中，总跟着其他问题一再出现，让我一败涂地。确切地说，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这一斛小麦，在说也说不清的各种场合里，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或者说，它有什么权利来打垮我呢。可是不论在什么时候，我一见到我这位老朋友——这一斛小麦——让人牵强地扯在一起(我发现总是这样)，我就只好认输了。
这些都是题外话。我去博士院，可不是为了让国家垮台。我谦卑地用沉默表示完全同意这位年龄、学识都是我的长辈的人的话。我们还谈到《陌生人》这出戏剧，谈到那两匹马，一直谈到来到斯彭洛先生的家门口。
斯彭洛先生的住宅有个可爱的花园。虽然现在并不是一年中赏玩花园的最佳季节，但我仍被那打理得非常美丽的花园迷住了。那儿有一片可爱的草地，有一丛丛的树，还有我在昏暗中仍可看到的观景小径，小径上有搭成拱形的棚架，棚架上都是些时令的花草。“天哪！斯彭洛小姐就一个人在这里散步。”我心想。
我们走进灯光通明的住宅，过道里挂着各式高帽、软帽、外套、格子上衣、手套、鞭子和手杖的过道。“朵拉小姐在哪里？”斯宾罗先生对仆人说道。“朵拉！”我心想。“多美的名字啊！”
我们转进最近的一间房（我想那就是以棕色东印度葡萄酒而闻名的早餐厅了），我听到一个声音说道：“科波菲尔先生，小女朵拉，小女朵拉的密友！”无疑，这是斯彭洛先生的声音，可我没有听到，也不在意是谁的了。一刹那间一切都过去了。我的命运出现了曙光。我成了一个俘虏，成了一个奴隶，我立刻就神魂颠倒地爱上了朵拉·斯彭洛！
我觉得她不是凡人。她是仙女，是西尔弗[希腊神话中的气仙。]，我不知道她是什么——肯定没人见过的什么，人人都渴慕的什么。我立刻堕入爱情的深渊，在这个深渊的边上，我没停一下，也没向下看，没回头看，连话都没来得和她说一句，就直直地栽下去了。
“我”，我鞠躬后，一个熟悉的声音说道，“以前见过科波菲尔先生。”
说话的不是朵拉。当然不是，而是那个密友，摩德斯通小姐！
我觉得用吃惊这个词形容我当时的心情可不恰当。据我可信的判断，吃惊这一本能好像已经跟我不沾边了。在现实世界中，除了朵拉，一切可令人吃惊的事物都不足道了。我说道：“你好，摩德斯通小姐？我希望你很好。”她答道：“很好。”我说道：“摩德斯通先生好吗？”她答道：“舍弟很健康，谢谢你。”
斯彭洛先生看到我们彼此相识，我相信，他开始吃惊了，这时他找时机插进来说：
“科波菲尔，”他说道，“我很高兴地你和摩德斯通小姐早就认识了。”
“科波先生和我，”摩德斯通小姐板着脸不动声色地说道，“是亲戚。我们一度相识，只是那时他还是小孩。从那以后，命运把我们分开。我几乎认不出他来了。”
我答道，无论在何地，我都能认出她来。那可是千真万确的。
“蒙摩德斯通小姐好意，”斯彭洛先生对我说道，“接受了做小女朵拉密友的职务——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小女朵拉自幼不幸丧母，多亏了摩德斯通小姐来做她的伙伴和保护人。”
当时，我心头闪过一个念头，我觉得正如藏在衣服口袋里的叫做防身器的暗器一样，摩德斯通小姐与其说是保护人，不如说是攻击者。但当时除了朵拉以外，我对任何问题都不会深思了，我只是抓紧时间来盯着她看，我觉得，我从她那娇嗔任性的举止中看出，她和她的伙伴和保护人的关系并不怎么亲密。就在这时，我听到了铃声。斯彭洛先生说，这是第一次通知晚餐的铃声。于是我就去换衣服了。
在那种忘情的状态下，竟然还记着换衣服或干别的什么事，不免有些可笑。我咬着我提包上的钥匙坐在火炉前，想着那迷人的、孩子气的、眼睛明亮的、可爱的朵拉。她的身材多美好啊，面容如此娇艳，风度多么文雅、那么多变又那么迷人啊！
很快，铃声又一次响起，在那种情况下，我已经来不及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收拾一下自己，只好匆匆换了衣服下楼去了。那里已有一些客人了，朵拉正在和一个白发老先生谈话。他虽然白发苍苍——据他说他已经做了曾祖父了——仍遭到我疯狂地嫉妒。
我陷入一种怎样的境地了呢！我嫉妒每一个人，一想到他们比我和斯彭洛先生更为熟悉，我就不能忍受了。听他们谈到我没有参加的活动，我就痛苦万分。一个完全秃头的人很温和地隔着餐桌问我是否是第一次来这里，我真想对他施以一切粗暴的行为。
除了朵拉，我不记得还有谁在那里了。除了朵拉，我也不记得桌上有什么菜肴了。我的感觉是，我把朵拉完全吞到肚子里去了，有半打碟子的食物，我还没有动过就被撤下去了。我坐在她身旁，和她说这话，她的声音细声细气，悦耳动听，她的娇笑魅力横生，她的举手投足都让人愉快，她的一切都足以让一个着迷的青年成为她死心塌地的奴隶。她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娇小的，越娇小越可爱，我这么认为。
当她和摩德斯通小姐（宴会中没别的女人）走出餐室时，我忽然想到，摩德斯通小姐会不会在她面前诽谤我。我想到这里，那个脑袋又亮又滑的秃头开始给我讲着一个很长的故事，我想是和花园有关；我觉得好像几次听他说“我的园丁”一类的话。我装出聚精会神倾听的样子，但我好像始终和朵拉在伊甸园里游玩呢。
我们走进客厅时，摩德斯通小姐那冷酷而又漠然的表情又让我烦恼起来，生怕她会在我爱的人面前诽谤我。可是，一件出乎意外的事使我释然了。
“大卫·科波菲尔，”摩德斯通小姐向我招手，把我引到一个窗前。“说句话儿。”
我和摩德斯通小姐四目相视了。
“大卫·科波菲尔，”摩德斯通小姐说道，“我不想在此多谈什么家事。那可不是让人愉快的话题。”
“确实不是，小姐，”我说道。
“确实不是，”摩德斯通小姐表示赞同。“我不想记起往日的分歧，或往日的粗暴行为。我受到过一个人——一个女人，为了我们女人的名誉，我讲起来未免遗憾——的粗暴对待，提起她来，我就觉得讨厌或者恶心，所以我不肯提到她。”
她说的是姨奶奶，我心头很愤慨；但我说，如果摩德斯通小姐愿意，不提她当然更好。我还说，听到别人不客气地提到她，我就想立即反驳他。
摩德斯通小姐闭上眼，一脸轻视地低下头；然后慢慢睁开眼，继续说道：
“大卫·科波菲尔，我不想掩盖这事实，你小的时候，我对你很不满意。或许是我错了，或许你已经变好了。现在，这些在我们中间已不成障碍了。我相信，我属于一个素以坚定著称的家庭里，我不是那种轻易就让环境造就的那种人或可以改变的人。对你，我还是有自己的看法。对我，你也可以持你自己的看法。”
这次低下头的是我。
“不过，这些看法”，摩德斯通小姐说道，“没必要在这里发生冲突。眼下，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我们最好都不要这样。既然命运让我们又走到一起，那么别的机会下我们还会相遇的。我建议，让我们在这里就像远亲一样的相处吧。现在家庭的情况让我们只能这样，我俩最好谁也不要谈到对方。你同意这意见吗？”
“摩德斯通小姐，”我答道，“我觉得，你和摩德斯通先生对我很残酷，对我母亲很恶毒。只要我还活着，就不会改变这看法。不过现在，我完全同意你的建议。”
摩德斯通小姐闭上眼、又低下头。然后，她用她那冰冷坚硬的手指点点我手背，就抚摸着她腕上和脖子上的那些小锁链走开了。这些小锁链似乎跟我从前见到她的时候一样，因为样式完全相同。这些锁链，和摩德斯通小姐的性格联系在一起，就让我想起监狱门上的锁链，这个让在门外看到它们的人都能想到门里的情形。
那天晚上，我只知道，我听到我心上的皇后用法文唱了迷人的民歌，歌词大意是，不管情况如何，我们都该不断跳舞，嗒啦啦！嗒啦啦！她用来伴奏的是一个像吉他的乐器，这个乐器都因为她而大放光彩。我只知道，我听得如醉如痴，什么点心都不想吃，尤其不想喝水果酒。我只知道，当摩德斯通小姐监护着她，要带她走时，她含笑把她的纤手伸给了我。我在镜子里看到了我自己，完全像个低能儿，像个白痴。我无限凄凉地上床睡觉了，早晨起来时，我浑身无力，完全陷入了一种痴迷状态。
那是个晴朗的早晨，曙色刚现，我想我必须到那些有拱形棚架的小径上去散散步，好好地把她的倩影回忆一番。走过门厅时，碰到了她的小狗吉卜——吉卜赛的简称。我轻轻地走近它，因为我连它也爱上了。可是它却露出全副牙齿，钻到一把椅子底下，朝我狂吠不休，一点也不领我的情。
花园里有些凉、有些寂静。我一边走，一边想，要是我能跟这位美女订婚，不知道该有多么幸福啊。至于说结婚、财产，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我根本没有考虑，就像当时我爱小艾米丽时一样，一片天真。如果能让我叫她“朵拉”，写信给她，爱慕她，崇拜她，确信她跟别人在一起时，心里依然想念的是我，我觉得那就是人类梦想的顶点——我相信，那也是我的梦想的顶点了。现在看来，我不管怎么说，都像是个多愁善感的小情痴，不过，对待这一切，我始终有着一颗纯洁的心，因而现在回想起来，尽管觉得自己有点可笑，但并没有什么可耻之处。
我走了没有多久，就在一个拐角处碰见了她。现在，当我想起那个拐角时，我从头到脚仍会感到一阵酥麻，笔也会在手上打战。
“你——出来得——好早啊，斯彭洛小姐！”我说。
“屋子里太闷了，”她回答说，“摩德斯通小姐真是荒唐！她竟然说得空气变暖了，才能出来。空气变暖！”(说到这儿，她笑了，声音动听极了)“星期天早上，我又不用练琴，总得做点什么吧。所以昨天晚上我对爸爸说，我一定要出来。而且，这是一天当中最最清朗的时刻。你觉得呢？”
我大着胆子冒昧地说(免不了结结巴巴)，对我说来，现在是非常清朗的了，可是一分钟之前这里还是黑暗一片呢。
“你这是句恭维话吧？”朵拉说，“还是天气真的变了？”
我结巴得更厉害了，回答说，不是恭维，我说的是实情，虽然我未觉出天气有什么变化，但是我自己的心情发生了变化，我不好意思地补充了这么一句，想解释得更明白一点。
她摇了摇头，使得卷发都披散下来，遮掩住脸上的红晕。啊，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鬈发——怎么能见到呢？从来没有人有过这样的卷发啊！——至于卷发上的草帽和蓝丝带，要是能挂在我在白金汉街的房间里，那可真成了我的一件无价之宝了！
“你刚从巴黎回来，是吧？”我问道。
“是的，”她说，“你去过巴黎吗？”
“没有。”
“哦，我希望你有空也能去去！你一定会很喜欢它的！”
我的脸上露出了内心隐痛的痕迹。她居然希望我走，她竟以为我舍得走，我感到无法忍受。我看不起巴黎，我看不起法国。我说，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不管什么原因，我都决不会离开英国，无论什么都**不了我，也打动不了我的心。总之，她又摇了摇她的卷发，这时小狗沿小径跑了过来，给我们解了围。
小狗一个劲地对我对我叫个不停，好像对我充满醋意。她把它抱在怀中——哦，我的天！——爱抚着它，可是它仍不断地叫着。我想去摸一摸它，它怎么也不肯让我摸。于是朵拉就打了它。她拍打它那扁瘪的鼻梁，以示惩罚，它眨巴着眼睛，舔着她的手，像一把低音提琴似的，喉咙里仍然低低地吼着，这让我的心里更加难受了。后来，它终于安静下来了——她那有着两个小酒窝的下颌，正贴在它的脑袋上，它还能不安静下来吗？——于是我们一起去看了养花的暖房。
“你跟摩德斯通小姐不熟吧，是不是？”朵拉说道，“我的宝贝！”
(最后一句是对狗说的。哦！要是对我说就好了啊！)
“是的，”我回答说，“一点也不熟。”。
“她真是让人讨厌透了！”朵拉撅着小嘴说，“我真不知爸爸是怎么想的，找了这么一个讨厌的老东西来跟我做伴。谁要人来保护啊？我根本不需要人来保护。吉卜会保护我的，它要比摩德斯通好多了——你会保护我吗，吉卜，亲爱的？”
她吻了吻它那圆球似的脑袋，而它只是懒洋洋地眨巴着眼睛。
“爸爸总说她是我的贴心密友，可是她根本就不是这种人——她是吗，吉卜？吉卜跟我，我们才不跟这样一个脾气乖戾的人说贴心话呢。我们只能对我们喜欢的人说贴心话，而且我们要自己找朋友，我们才不要别人给我们找朋友呢！——是不是，吉卜？”
吉卜发出了一声很惬意的叫声，作为回答，有点像水壶里水沸的声音。至于我呢，觉得每一句话都是加在旧枷锁上的一串新枷锁。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慈祥的妈妈，结果就弄来一个一个紧绷着脸、死气沉沉的摩德斯通小姐来，成天跟着我们，真是太倒霉了——是不是，吉卜？不过，不要紧，吉卜。我们不跟她好，不理她就是了，我们自己想怎么开心就怎么开心。我要捉弄她，决不讨她的好——是不是，吉卜？”
要是这种情况再持续一段时间的话，我一定会在石子路上跪下，而且十有八九会擦破膝盖，接着肯定会让人给赶出这家。不过幸好距离暖房不远，说着话时，我们就到了。
暖房里摆着一排排很美丽的天竺葵。我们在花前徘徊，朵拉不时停下来，称赞这一盆好，那一盆好。我也跟着对同一盆花称赞一番。朵拉一面笑着，一面孩子气地把小狗抱起来，要它闻闻花香。如果说我们三个并不是在仙境的话，我却觉得个人是千真万确地身在仙境了。直到今天，只要闻到天竺葵叶子的清香，就会使我产生一种亦庄亦谐的惊异之感，顷刻之间，我就变了，因为我只看到一顶草帽，蓝色丝带，一头卷发，还有一只被两只纤细的胳膊搂着的黑色小狗，身后是盛开的鲜花和光亮的叶子。
摩德斯通小姐好像一直在找我们俩，最后她在这儿找到了我们。她伸过她那令人作呕、皱纹里填满发粉的腮帮，让朵拉吻了吻，然后把朵拉的胳膊一挽，领着我们去吃早餐了，那样子，好像军人出殡的行列。
朵拉冲泡的茶，我到底喝了多少杯，已记不清了。不过我清楚地记得，我坐在那儿拼命地喝茶，喝得我全部的神经系统(要是说在那两天里我还有什么神经系统的话)都僵化了。吃过早饭，我们就去教堂做礼拜。我们坐在一张长椅子上，摩德斯通小姐坐在我和朵拉之间。但是我只听见朵拉一个人在唱，其他会众好像都销声匿迹，无影无踪了。牧师发表了一篇讲道词——当然说的全是朵拉——有关那次礼拜，恐怕我能想起的，只有这些了。
我们安安静静地过了一天。没有其他的客人，我们散了一次步，四个人一起在家里吃了一顿晚饭，晚上就看看书看看画。摩德斯通小姐面前放着一本讲道的书，可是两只眼睛却死死盯着我们，严密地监视着我们。啊！那天晚上吃过晚饭后，斯彭洛先生头上顶着一块小手帕，坐在我的对面，他肯定没有想到，我已把自己想象成他的女婿了，正在热烈地拥抱他呢！夜里就寝前，我向他道晚安时，他也决不会想到，我想象他已完全同意让朵拉跟我订婚，我正祈求上天赐福给他呢！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动身离开了，因为海事法庭接手了一件失事船舶救助的案子。在审查这个案子的过程中，需要对整个航海学有相当精确的知识，为此法官专门请了两位领港协会[ 主管英国沿海浮标、灯塔及领航工作的半官方机构。]的老专家，本着仁爱精神前来相助我们(我们博士院里的这些人，不可能什么都懂得的，尤其是航海方面的)。早餐的时候，还是朵拉泡的茶。分别时，她抱着吉卜站在台阶上，我在马车里对她脱帽告别，心中伤心不已。
那一天，我对海事法庭上的什么事情也没有搞清楚。听审的时候，我脑子里把这个案子也弄得一团糟，我只在他们摆在桌子上作为高级司法权象征的银桨上，看到刻有“朵拉”两个字。斯彭洛先生回家时，并没有带我同去(我还妄想他也许会把我带回去的)，我觉得我好像是个水手，船开走了，把我丢在了一个渺无人烟的荒岛上。这种种心情，我不想浪费笔墨来做赘述了。要是那个睡眼蒙眬的老法庭能够清醒过来，把我在那儿做的有关朵拉的白日梦，用任何一种可见的形式显现出来，那我就原形毕露了。
我可没有说，我只在那一天做这种白日梦，我是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一季又一季地、无时无刻不在做着这种梦。我是去了法庭，但并没有认真听审理案件的情况，而是一心想着朵拉。要是案件在我眼前拖得很久，我会偶尔想到案件的事，不过那也只有在审理婚姻案件时才有，我一面想着朵拉，一面感到纳闷，结了婚的人，除了幸福快乐外，怎么还会有这么多的情况出现呢。再不就是在审理遗产案件时，我则尽想着，如果案件中的财产是给我的，为了朵拉，我首先会做些什么呢。在我陷入热恋的第一个星期里，我买了四件华贵的背心——不是为我自己买的，我没有为此感到得意，这是为了朵拉——上街时，我戴着淡黄色的羔皮手套，脚上的所有鸡眼也全是那时候长的。要是我把那段时间穿的靴子拿出来，跟我的脚的大小比一比，就可以明白我当时的心情，一定会令人大为感动的。
由于我完全拜倒在朵拉的脚下，还把自己弄成了一个可怜的瘸子，可我每天都要走上好多英里，盼望能碰到她。不久，我在去诺乌德的那条路上，变得像那地区的邮差一样，人人都认识我了，就连整个伦敦城的街道，我也走遍了。我还在那几条有妇女用品商店的街道上来回徘徊；还像个不安静的冤魂似的，在高档商品市场出没；虽然早已经筋疲力尽，但我还是在公园里来回游**。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折腾，偶尔我也能见她一面。也许还能看到她的手套在马车的窗口挥动，或者遇上她，有幸跟她，还有摩德斯通小姐，一起走上一段路，跟她说几句话。可每次回来后，我心里都要难过一通，因为我没有跟她说上一句要紧的话，或者发现她完全没有发现我对她的爱恋，一点也不把我放在心上。不用说，我一直巴望斯彭洛先生能再次邀请我去他家，可总是让我失望，因为他始终没有再请我。
克拉普太太是个很敏锐的女人。因为我犯单相思才几个星期，连写信给艾妮斯时，我也只说到过斯彭洛先生家，外加一句“他家里只有一个女人”，没有勇气写得更清楚明白点。——我说克拉普太太真的很敏锐，因为，哪怕我的单相思才露出了头，她就看出来了。一天晚上，我心情低沉，她上楼来到我的房间，问我肯不肯给她一点豆蔻、大黄精，外加七滴丁香精合成的药水(我前面说过的她那种病又犯了)，因为这是医治她病的最好药物——要是我这儿没有这种东西，给她一点白兰地也行，这是次等的药。她还说，她不爱喝白兰地，但是这是医治她那种病的次等好的药。对于第一种药，我连听都没听说过，第二种，我柜子里倒是一直都有。于是我就给她倒了一杯。她当着我的面，马上就喝了起来(我想，她这是让我不要疑心她拿去派别的不正当用途)。
“打起精神来吧，”克拉普太太说，“看到你这副样子，我也很不好受呢，先生。因为我自己也是个做母亲的人。”
我不太明白，她说这个是什么意思，不过我还是尽量亲切地对她微笑着。
“哦，先生，”克拉普太太说，“别嫌我多嘴。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先生。这事儿，一定跟一位小姐有关。”
“什么呀，克拉普太太？”我红着脸说。
“啊，哎呀！打起精神来，先生！”克拉普太太点着头鼓励我说，“别泄气，先生！要是她不愿对你笑，愿意对你笑的人多的是。你是一位讨人喜欢的年轻绅士，科波菲尔先生，你要知道自己的价值，先生。”
克拉普太太老把我叫做科波福尔先生，第一，这肯定不是我的姓；第二，我不由得认为，她把我的姓和洗衣服的日子胡乱地扯在一起了。
“你怎么知道这跟年轻的小姐有关，克拉普太太？”我问道。
“科波福尔先生，”克拉普太太充满感情地说，“我自己也是个做母亲的人啊！”
有一会儿，克拉普太太用手捂住自己紫花布衣服的胸襟，一小口、一小口喝着药酒来抵抗她那复发的病痛。过后，她终于又开口了。
“当初，你的好姨奶奶为你租下这套房子时，科波福尔先生，”克拉普太太说，“我就说过，这回我可有了我能照顾的人啦。当时我说的是，‘谢天谢地！这回我可有了个我能照顾的人啦！’——你吃得太少了，先生，喝得也太少了。”
“你就是根据这一点猜测的吗，克拉普太太？”我说。
“先生，”克拉普太太用一种近乎严厉的口气说，“除了你，我还给其他的一些年轻绅士们浆洗衣服。一位年轻绅士也许会对自己的打扮过分关心，也许很不关心。他的头发也许梳得太勤，也许很少梳理。他穿的靴子也许太大，也许太小。这全都由这位年轻绅士的性格而定。不过，不管他走哪个极端，先生，里面总少不了一个年轻小姐在里面作怪。”
克拉普太太斩钉截铁地摇着头，没有给我留下一寸阵地。
“在你之前死在这里的那个房客，”克拉普太太说，“谈起了恋爱——跟一个酒吧女招待——虽然因为喝酒，肚子变大了，可他还是立刻把背心改小了。”
“克拉普太太，”我说，“求你了，你可千万别把和我有关的这位年轻小姐，跟酒吧的女招待什么的混在一起了。”
“科波菲尔先生，”克鲁普太太忙说道，“我自己就是一个母亲，还不至于那样想呢。先生，如果我让你心烦了，就请你原谅。我从来都不想闯进不欢迎我的地方。不过，你是一个年轻绅士，科波菲尔先生，我要劝你，打起精神来，要抱着希望，也要知道你的价值。如果你学点什么，先生，”克鲁普太太说道，“喏，如果你去玩玩九柱戏什么的，也许能转移下你心思，对你很有好处呢。”
说这番话时，克鲁普太太装出很珍重那杯白兰地的样子，一口气就把它喝完了，然后行个礼就告退了。她的影子没入门口的黑暗中时，我觉得克鲁普太太实在是有点冒失。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我非常乐意接受她的劝告，将其视为使我今后能格外注意保密的提醒，也是一种告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