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浩不是败给了别人，而是败给了自己。
在现实社会中，有的人在获得成功后往往居功自傲、唯我独尊、狂妄自大，这种人个性意识一旦得到强化，轻则滋生骄傲自满的心理，重则无视国法，甚至走向自我毁灭。
富贵者、当权者本来就容易骄傲，看不起地位不如自己的人。但是作为统治者，如果不能礼贤下士、虚心受教，他就可能因为自己的骄矜之气而失去政权，富贵者则可能因此失去自己的财势。
郭子仪是唐朝中期的名将，他在平定安史之乱等战役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因此，唐肃宗封他为汾阳郡王，唐代宗赏他誓书铁券，犯大罪可免死。唐德宗又赐号“尚父”，不称呼他的名字，表示尊崇。可是郭子仪始终不居功自傲，更不因为功高而要特权，代宗任命他为尚书令，他一再推辞说“这是过去太宗做过的官职，所以后来各朝都不设置官员，怎可让我来破坏这个传统呢？这些年来，由于战争，封赏官爵很滥，如今叛乱稍平，应当审查整顿吏治，请从我老臣做起。”代宗听他讲得有道理，这才作罢。郭子仪一贯拥护朝廷，尽力镇压叛乱，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唐朝使臣裴洎评价他说：“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这就充分道出了郭子仪的功绩和为人。
不要把名利看得太重，把名利看得太重很容易钻牛角尖。因为得不到名利时会变得痛苦，得到名利时也会失去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有这样一句话说得好：“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人生在世应该宠辱不惊，就像平静的海面，任凭风吹浪打，也是波澜不惊。得志时不会得意忘形，乐极生悲；失意时不会萎靡颓丧，一蹶不振。这样就不会有受挫折时凄凉和得意的狂热，可以排除干扰而专心朝着自己的目标去耕耘，正所谓“淡泊才能明志，宁静才能致远。”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老子
善于体察别人的是智慧，能够认识自我的是高明，善于战胜别人的是有威力，能够战胜自我的是坚强。
了解别人，慧眼识人，这种人了不起，但识人有术，这里面有经验成分，但真正能够了解自己的人才是智者。
有一天孔子坐在教室里，曾参经过他的前面，于是孔子便叫住他：“参！”曾参听到老师叫，回过头来，于是孔子便告诉他说：“吾道一以贯之。”就是说，我传给你一个东西。
这“一以贯之”的是什么呢？如果说是钱，把它贯串起来还可以，这“道”又不是钱，怎么“一以贯之”呢？但曾子听了这句话以后，打了个拱说：“是，我知道了。”孔子讲了这句话，自己又默然不语了。
同学们奇怪了，等孔子一离开，就围着曾参，问他跟老师打什么哑谜呢？夫子又传了些什么道给曾参呢？曾子没有办法告诉这些程度不够的同学，只有对他们说，老师的道，只有忠恕而已矣。做人做事，尽心尽力，对人尽量宽恕、包容。就此便可以入道了。
在这段言论中，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而曾子却自作聪明地解释为“忠”、“恕”两个反面，可见曾子并没有领悟老师的讲学内容。但曾子不敢正视自己的不足，所以才说出了如笑话般的话。
在古希腊帕尔索山上的一块石碑上，刻着这样一句箴言：“你要认识你自己。”卢梭称这一碑铭：“比伦理学家们的一切巨著都更为重要，更为深奥。”显然，正视自己是至关重要的。
汉文帝是个很有作为的皇帝，他敬重老臣陈平、周勃，得到了他们的有力辅佐。而陈平和周勃也互相尊重，互让相位，成为以“谦让”为做人之本的典范。
一天，文帝到陈平家去探视。面对文帝的深切关怀，陈平非常感动，但也非常惭愧。他对文帝说：“皇上您太仁慈了，但我却犯了欺君之罪。我对不起您对我的一片爱心啊！”原来，陈平并没有生病，而是装病。他不想当丞相，而是想把相位让给周勃。文帝问：“为什么？”
陈平诚恳地说：“高祖在时，周勃的功劳不如我；诛灭诸吕时，我的功劳不如周勃。所以我愿意把相位让给他，请皇上恩准。”
皇上听陈平如此说，理解听从了陈平的建议，决定任命周勃为右丞相，位居第一，任陈平为左丞相，位居第二。
文帝对国家大事非常重视。有一天汉文帝上朝时，想了解一下国家与人民百姓的事情，于是他就把右丞相周勃找来，问他：“全国一年之中要审理、判决的大大小小案件一共有多少件？”周勃一听愣了一下，低着头，回答汉文帝说不知道。文帝又问：“那么全国上下每年收入和支出的金钱又是多少？”周勃急出一身冷汗，汗水多得把脊背的衣服都弄湿了，因为他还是回答不出来。
汉文帝看周勃答不上来，就又问左丞相陈平，陈平说：“这些事情都分别有掌管的人，问审理案子的事，有廷尉；问财务的事，有内史。只要把他们都找来，一问就知道了。”
文帝听后就生气了，说道：“既然什么事情都有专人负责，那么丞相应该管什么呢？”
陈平毫不犹豫地回答：“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不能事无巨细，每事躬亲。丞相的职责是：上能负责皇上，下能调理万事，对外能镇抚诸侯，对内能安定百姓。同时，丞相还要管理大臣，使他们都能尽到自己的责任。”
汉文帝听了点点头，对陈平的回答十分满意。
事后周勃感到非常羞愧，觉得自己反应、机智都不如陈平，于是借着生病想回家乡养老的理由，辞去右丞相的官职。
汉文帝非常理解周勃的心情，批准了他的辞呈，任命陈平为右丞相。从此以后，不再设立左丞相。
陈平辅佐汉文帝，励精图治，促成了汉朝的中兴。
智者做人总能正确认识自己的才能，并以自己的才能为基础，懂得“力所不及”和“过及”的辩证法则。真正认识自己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有人活了一辈子都不能认识自己，对别人认识得很清楚，把握得很准确，而对自己却不认识，也不能准确把握。也有人感叹自己不了解别人，却认为完全了解自己，这都是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表现。
“你要认识你自己”，就是说，包括认识自己的情感、气质、能力、水平、优缺点、品德修养和处世方式等，能对自己做出较为准确、恰如其分的估量和评价，不掩饰、不溢美。
乔叟说：“自知的人是最聪明的。”人贵有自知之明，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力，自胜者强。”这显然是把自知和自胜放在更高的层面上来评价的。没有自知，不能自胜，每个人都要认识自己，通过各种方法了解自己，找准自己的位置和方向。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认识自己，首先要自己跳出“庐山”，以旁观者的眼光分析和审视自己。功是功，过是过，不夸大，不缩小，实事求是，避免主观性和片面性。认识不足，才能克服缺点，推动自身进步。其次，通过与别人比较来认识自己。自我评价高或低，把自己放在年龄相似并较熟悉的人中间作比较，认识自己的实际水平及在群体中的地位，找到差距和努力方向。再者，通过交往征求别人意见，依靠朋友，向他们了解对自己的看法，从中总结自己。
在漫长的人生历程中，必须正确地认识自己。把自己估计过高，会脱离现实，守着幻想度日，怨天尤人，怀才不遇，结果小事不去做，大事做不来，一事无成；把自己估计过低，会产生强烈的自卑感，导致自暴自弃，明明能干得很好的事，也不敢去试，最后抱怨终生。可见，认识自己多么重要。倘若能正确认识自己，面临成功，不会忘乎所以，瞧不起别人；遇到挫折失败，也不会丧失信心，只能更加谦虚，更加勤奋。
尤其在竞争的今天，充分认识自己，找出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加强学习，不断提高，才能适应形势，找准自己的位置，使自己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愚者谋己，智者谋人
为一身谋则愚，而为天下谋则智。——苏洵
常言道：人到七十古来稀。人生不过百岁，就应该做个好人，存着好心，多行善积德。有什么利益可以超过百岁，能带到棺材里去呢？有的人为了蝇头小利，于最起码的仁义道德都不顾，丧尽天良，为所欲为，被世人痛骂。一个重视道义的人，能把千辆兵马的大国拱手让人，而一个贪得无厌的人连一分钱也要争个你死我活。为了谋求天下人的幸福，牺牲自己的利益，这种人永远活在人民的心目中。所以，“谋事公道，人我不二”的糊涂之人，他们舍弃一己私利，成全公义，最终为天下人尊敬、爱戴。
就大多数人而言，当眼前的工作若无百分之百的把握，那他开始就会放弃。实际每一个人都在工作之初会产生“自己恐怕办不成”的不安感觉。此时，如以破釜沉舟的决心，拿出勇气，来进行一番尝试的话，也许效果大不相同。
曾有人这样说：“虽然有人说，人要有自知之明，明知困难就不要去动它，要不然就很难有成功的一天，但这种观念实际上是大错而特错的。其实，一个人遇有困难，就越能够发挥出他的潜在能力。”一件事当你自己还不知道能否成功，不妨自认为做得成，然后全力以赴。毕竟，“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宋代文学家苏洵在《审敌》中写道：“为一身谋则愚，而为天下谋则智。”为个人谋利益思维狭隘，为天下谋利益则思维开阔，它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一己私利考虑得多，就必然将一己的利益凌驾于许多人的利益之上，思维基础的变化必然导致思维结局的变化。所以，只有思维开阔，不受私利的狭隘思维所限制，才能使一个人的思维清醒、正确、明智。
刘邦登上汉王朝开国皇帝的宝座后，傲视群臣，目中无人。
有一次，他患了感冒，于是传下圣旨：“任何人不得入宫进见”。许多事情连续几天都得不到奏报，地方上的百姓叫苦不迭。
大将军樊哙是一个粗人，十分恼怒，他闯进皇宫，来到刘邦榻前，高声说道：“想当初，陛下在沛县起兵时，何等英雄气概，如今天下安定，您怎么就变得如此萎靡不振？您患病，不与文武大臣商议国家大事，成天与太监呆在深宫里，难道不回想秦始皇当年病死时，宦官赵高假造遗诏，杀害公子扶苏与忠臣良将，祸乱天下的事情吗？”
樊哙越说越激动，刘邦原本是轻感冒，听了将军的陈词，深受感动，翻身下榻，立即召集文武群臣，共商大事。
《呻吟语》的作者吕新吾说：“处小人，在不远不近之间。”这和孔子的想法如出一辙。过分地接近小人，对自己而言是一种负担；冷落了他，又会招致嫉恨，不知其心怀何鬼胎。所以，保持适当的距离才是上策。
书中又说：“由于喜欢蛇，而贸然出手去抚摸它，往往会被它咬噬而中毒；倘若因为不喜欢老虎，而动手击打它，同样也会被老虎吞噬。”因此，必须远离老虎和蛇，即所谓“敬鬼神而远之”。这里的老虎和蛇就是指小人。现实中每个人身边都会有小人，对这种人一定要提防，不要笨拙地出手，以免遭致不必要的伤害。
感恩批评，学会批评
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孔子
孔子作为一位严师，总是告诫他的弟子们一定要听从别人的批评，并且还要确实能够改正，这才是最为可贵的。对于那些恭维的话，要学会冷静地去分析，这才是可贵的。这里孔子主要强调了怎样对待别人的规劝和赞扬的问题，这对现代人很有启发作用。
别人对我们的规劝，包括社会对我们的规劝从来就不少，我们自己许多时候也都知道应该按照规劝去做，可惜往往却不能按照规劝去做，究其原因，还是缺乏足够的自我控制能力，也就是缺乏足够的自我修养和理性约束能力。一个人会因为别人的赞美而飘飘然，甚至分不清哪些真心的，哪些是虚假的；哪些是对自己成绩的肯定，哪些是对自己的鼓励。不能够正确对待赞美，那是很容易迷失自己的。
古语有云：“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样好。”的确，人并非十全十美，每个人都有缺点，都有短处。因此我们应正视自身的弱点，并积极寻求克服缺点的方法。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短处都会暴露在我们的视角下，有一些则是被你身边的人所发现，他们会有意无意地提醒你，督促你克服缺点。
这正应了孔子说的另一句话：“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言大抵逆耳，不讨人喜欢，让人听起来觉得不舒服，但尖锐的批评，衷心的劝告，实际上是爱护人的一种表现。着眼于“帮”，正如好药往往味苦难吃，但能治病一样，批评是提醒、是警示、是良药，对改正缺点错误很有好处。从某种意义上讲，批评包含一定的“治病救人”的性质。
在历史上，不听忠言而失败的例子不在少数。
三国时，刘备急于给关羽、张飞报仇，不理会诸葛亮、赵云等人的劝阻，贸然进攻东吴，而被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大败而归；袁绍不采用手下谋士的意见，一意孤行，导致了“官渡之战”的惨败；“发明大王”爱迪生，由于晚年不听别人的批评而一事无成……
由此可见，能够正确听取别人的意见是至关重要的。
有的人一听到别人的批评意见，就觉得如芒在背，也不管批评的对与错，便认为批评者是存心跟自己过不去。“涵养”好一点的，是在“诚心接受”批评之后，念念不忘给批评者“穿小鞋”；“涵养”不好的，则免不了当场发作，与批评者针锋相对。这样时间长了，批评者就会变得“世故”起来，批评的声音也会日益衰弱下去。
有人会说，每个人都爱听好听的话。好听的话的确能够使人精神愉悦，同时又长面子，可是有些好听的话犹如漂亮的罂粟花，开放时美丽，而结果却有毒。
有则寓言故事，说的是有一种叫猱的猴子，最爱吸食动物的脑浆。一天，老虎觉得头痒，就让猱为自己挠痒。猱慢慢地挠着，就将老虎的脑袋挠开了一个洞，可老虎全然不知，并且还很快活。猱一边吸着老虎的脑汁，一边对老虎说：“我弄了一点荤味，不敢一个人独自享用，送给大王您吃吧。”老虎高兴地说：“你对我真是很忠心啊！”最后老虎的脑袋被掏空，大吼一声就死去了。
那些以阿谀奉承为能事的人，不正如猱一般的小人吗？
“耳中常闻逆耳之言，心中常有拂心之事，才是进德修行的砥石。若言言悦耳，事事快心，便把此生埋在鸩毒之中也。”一个人如果常听难以入耳的忠言，常遭遇使心中不悦的难事，就能修身养性，提高自己的品德；相反，假使一直听悦耳的话，行事又很顺利，就会自然而然的松懈下来，如同中了鸩毒一般，此生再也无望了。“鸩毒”是什么呢？鸠是一种毒鸟，所谓“鸩毒”，指的是用鸠制成的毒药。
闵公元年，管仲向齐桓公进谏：“宴安鸩毒，不可杯也”。原来齐桓公爱姬甚多，常在后宫饮酒作乐，管仲见了很担心，就把酒色比做鸩毒，劝诫齐桓公勿进醇酒妇人。齐桓公毛病很多，由于有管仲辅佐治国，对管仲的批评也能接受，才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事情到管仲去世后，就发生了变化。
管仲死前齐桓公去看望他，并问他：“仲父病成这个样子，有什么话要和寡人说吗？”管仲劝他离易牙、竖刁、常之巫这些人远点。
齐桓公说：“易牙把自己的宝贝儿子煮熟了让我尝鲜，这么忠心耿耿的人还值得怀疑吗？”
管仲说：“人之常情，谁不疼爱自己的孩子？既然他可以忍心烹杀自己的儿子，那么将来对你，还会有什么不忍心的事情不能做呢？”
桓公又问道：“竖刁把自己阉了以亲近寡人，这样的人也值得怀疑吗？”
管仲回答道：“按人之常情来看，没有不爱惜自己身体的。能下狠心把身体弄残了，那么对国君又什么下不得手的呢？”
桓公又问道：“常之巫知道人的生死，能治重病，这样的人也值得怀疑吗？”
管仲回答道：“死生，是有一定的；疾病，是人体失常所致。主君不顺其自然，守护根本，却完全依赖于常之巫，那他将国君无所不为了。”
桓公又问道：“卫公子启方，侍奉寡人十五个年头了，他父亲死时都不肯离开寡人回去奔丧，这样的人也值得怀疑吗？”
管仲回答道：“按人之常情来说，没有不爱自己生身父亲的。他父亲死了都不肯回去，那对国君又将如何呢？”
管仲死后，齐桓公开始时还记着管仲的劝告，将这些人赶出了宫外，可是非常不习惯没有这些人的日子，又将他们接回来了。齐桓公将管仲的劝告置之脑后，重用易牙、竖刁等人，这些人投其所好，阿谀谄媚。齐桓公在他们的奉承下，上进心尽失，政治渐渐腐败，他自己还觉得没有不妥，说：“仲父的话是言过其实了。”
齐桓公生病的时候，这几个人一同叛乱。他们在桓公寝室四周筑起一道围墙，禁止任何人入内。这时，桓公哭的鼻涕横流，感慨道：“唉！还是圣人的眼光比我们远大呀！若是死者地下有知，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仲父呢？”说罢，自己扬起衣袖捂住脸部，气绝身亡，死在寿宫。尸首无人理睬，以致腐烂发臭，蛆虫爬出门外，上面只盖一张扇，三个月没人安葬。从此，齐国的霸业也骤然衰落了。
齐桓公的死可以说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他的悲剧提醒人们，如果听不到批评意见，听不进难以入耳的忠言，就认识不到错误，察觉不了灾祸，无法提醒、鞭策自己，是件很危险的事；整天被赞扬的话包围，赞美之词不绝于耳，就像喝含有“鸩毒”的美酒一样，听多了就会丧失警觉，削弱自己发奋上进的精神，沉湎在自我陶醉的深渊中，积羽沉舟，最终毁了自己。
《周易?小过》中有：“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没有缺点也没有过错，而受到了批评，要预防不要再犯同类的错误就行了，盲从和顶撞都不好。没有缺点也没有过错而受到了批评，今后行动要引起警惕，不要把别人的批评总是记在心里。
唐太宗就是这样对待批评的。他称帝后居安思危，任用贤良，励精图治，缔造了我国封建社会持续近三十年的太平盛世“贞观之治”。唐太宗认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所以鼓励臣下进谏，扩大谏官职权，凡诏令不妥须当奏明，不得阿从。
太宗时常以隋朝覆没教训作为警示，提醒自己知危而安，知乱而治，知亡而存。有一次，他对大臣们说：“人要看到自己的形象得照镜子，皇帝要想知道自己的过失得靠忠臣。如果皇帝拒绝群臣进谏而且自以为是，群臣用阿谀奉承的办法顺着皇帝的心意，皇帝就会失去国家，群臣也不能自保！像虞世基等为了保住自己的富贵用谄媚的办法侍奉隋炀帝，隋炀帝被杀，虞世基等也被杀了。你们应该记住这个教训，我做的事情当与不当，你们一定要说出来。”特别是对待喜欢直谏的魏征，更体现了唐太宗善纳忠言的勇气。虽然魏征原是太子李建成的僚属，但唐太宗却不计前嫌，任他为谏官，允许直接询问政事得失，而且爱护备至。
魏征曾上疏数十，太宗均虚心纳谏、择善而从。后来魏征死了，他伤心地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虽然批评意见有时“带刺”，令人难以接受，但它含有品评、判断、指出好坏，带有激励、教导、鞭策的愿望，以期通过批评促进人反思、克服和改正错误的思想行为，有利于克服个人认识的片面性，起着积极的作用。可人是有感情的，常常因情感、情绪的变化，对别人的批评有不同的反应。喜欢听溢美之词，厌恶批评之语，这是人性的弱点，也是人之常情，即使是大人物也在所难免。
批评是一束智慧，批评是一份爱心，批评是一片**的真诚，批评是一腔恨铁不成钢的期待与厚望。批评，始终是攻艺者的强身之本。因此，我们不但要感恩批评，还要重视自我批评。
立身者当经受艰苦的磨炼
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平庸，不免于下流矣。——诸葛亮
一个人惟有立下高远的志向，才可能在人生长路上，披荆斩棘奋勇向前。
若无高远的志向，司马迁又怎可在受了宫刑之后完成卷帙浩繁的《史记》呢？如果无高远的志向，勾践又怎可实现他的复国之梦呢？
人生是一本难以读懂的书，理想在远方召唤。我们必须奋发，必须上进，必须自信，必须认真，将这本书一页页读懂，然后一步步地走近理想。
人生是丰富的，志向当存高远。
如果司马迁一气之下，愤而自杀，我们今人又何得《史记》可看。我们不由得对司马迁的“大智”、“大忍”深深地折服。“忍”字头上一把刀啊，要忍精神与物质上的双重折磨，这需要何等的心志和决心。肉体之苦，也许能忍，但精神方面的苦痛又当是何等的痛彻肺腑。今人生活条件相比古人，有天壤之别，我们不要求每个人都做司马迁，只要我们各安其职，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也就行了。
二十年，忍辱负重，难为了司马迁，也成就了司马迁。或者换言之，玉不琢不成器，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从一种广义的、贯穿人生始终的教与育的眼光看，从古到今，凡成事者，成大事者，莫不受尽磨难，在磨难中完成自我教育，如此也水到渠成地成就了事业。
荀子说：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千百年来，它不知鼓舞与造就了多少志士仁人。
勾践卧薪尝胆，以苦自励，精神固然可嘉。但勾践吃苦只是手段，最终打败吴国才是目的。胜利后他就不用再睡柴草，尝苦胆了。
在勾践眼里，苦就是苦，乐就是乐。人必须吃苦，但目的则是换回享乐。
生活中三百六十行，行行都可以出“绝活”。绝活就是对某种技艺出神入化的把握，这一般都需要经过艰苦的训练才能获得。有一些难度大的技艺，譬如武术中的二指神功、杂技中的高空钢丝表演、自由体操中的空中转体三周半倒立等，则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苦练，且只有少数人才能完成上述动作。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可以说成大器者都需经过这一阶段。在这一过程中，难免有苦不堪言、让人无法忍受的时候，但却是苦中有乐的。可谓苦字当前，乐在其中。而刻苦磨炼，掌握了真本领，更是其乐无比。
人生的悲苦是无情的，如果用这种心境来正视人生，那耳目所接触到的全是悲苦，结果就使人产生悲观思想，甚至造成厌世自杀的悲剧。
有句歌词这样唱道：“连浑圆美丽的西瓜，也在其中常有辛苦的种子。”由此可见，世上的好事与坏事并存。辛苦，并不是只为一些特定的人在一定时期内所有。不管是否愿意，无论你多么叫人羡慕，或者你自己也觉得真幸福，都一定会有必须吃苦的时候，只是有早晚及轻重之别。
人如果不经过一番艰苦磨难，将来不可能有成就。古人云“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就是这个道理。
曾有这么一个故事，说人人都求菩萨，于是有人问菩萨，那你求谁保佑你呢？菩萨说了一句深刻的话：我求我自己——求人不如求己。自强也是一种糊涂。
这就是菩萨的高明之处了。无论如何，如果借他人之手完成自己的事业，那当他人想诋毁你时，你一定没有能力阻挡。只有那些依照自己的主意办事的人，才真正可以做到左右逢源，否则也就只能是别人的附属品。
所以，在这个社会中，自立自强是最重要的，要用自己的头脑去分析事物的本质，让心灵主宰生活，而非生活主宰心灵。当别人诽谤你时，你依旧微笑观花；当别人赞美你时，你依旧认真读书，那么，你就是自己的主人了。
在佛祖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谁能潜心修行，谁就有可能成事。因此，不要惧怕别人的歧视，亦不必担心贫穷富贵。只要有坚忍的毅力，定能成功。
担任天下大任的人，上天必定苦苦地磨炼他的意志，使他的身体劳累，饥饿疲乏，生活穷困，并使他的每一行为总不能如意，借以震动其心，坚韧其性，增长他的能力。孟子的这句名言强调，历史上凡担任“大任”的人物，都要经过艰苦的磨炼，否则是难以有成就的。
临危而不惧，处变而不惊
愿上帝赐我镇静去接受我所不能够改变的事，赐我勇气去改变我所能够改变的，赐我智慧于二者之间做出选择。——马丁·路德·金
在还未遇到突然的变故，形势对自己不利时，应当采取怎样的手段应付呢？这就需要人们有反应灵敏的头脑，要求对外界发生的一切及时做出适当的反应。
一个无知、无才，又无良好心理素质的人，断然不能做到临危而不惧，处变而不惊，更不可能随机应变，巧作应付，化险为夷。这就需要我们居安思危，提高应变能力，防患于未然。
董卓专政时，司马朗知道他必然败亡，便贿赂其手下，去官回到了家乡河内温县。到家后，司马朗对父老乡亲们说：“董卓凶残无道，为天下人所恨，忠义之士必然起兵讨伐。河内郡和京都洛阳相邻，洛阳东有成皋，北有黄河，皆为天险。如果天下起兵讨伐董卓，前进不了时，显然会停留在我们郡，我们郡便会被弄得四分五裂，互相争战，生活在这里便不安全了。所以不如趁现在道路尚可通行，全家东搬到黎阳。赵威孙在黎阳当军官，是我们的乡里亲戚，有他做主，我们搬去不会有问题。”但父老乡亲多恋家不走，只有赵咨一家与司马朗同时搬到黎阳去了。
几个月后，袁绍起兵讨伐董卓，几十万人果然驻兵在荥阳和河内，诸将不能互相统制，结果是各自烧杀抢掠，老百姓死了足有一半。而司马朗因家已迁走，无一伤亡。
“神机圣算”的关键就要是巧装糊涂，而且要装得恰到好处，不露痕迹，以应付各种突如其来的事变。当然，这需要有智慧的头脑。
刘备在新野时，徐庶向他推荐诸葛亮这个人才，说他是人中之龙，劝刘备亲自屈驾迎请。刘备信之，三顾茅庐之后得与诸葛亮相见。相见后急不可耐地遣开闲人，就在诸葛亮的茅屋中请教起天下大计来。
刘备说：“汉室倾危，奸臣专权，皇帝蒙尘。我不自量力，欲申大义于天下，却因智术短浅，狼狈至今。虽然如此，我毕竟大志尚存。请问有何等大计能使我完成夙愿呢？”
诸葛亮回答说：“自从董卓暴乱天下以来，天下豪杰四方并起，占据几州几郡的人不可胜数。曹操与袁绍相比，可谓名气小而兵众少，但曹操到底还是以弱胜强战胜了袁绍，这不只是因为曹操得了天时，也是他充分运用了机智谋略。现在，曹操已有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虎视天下，难与争锋。东吴占据江东，已历三代，山川险峻，民心顺附，又能举贤用能，因此，东吴只能以之为援而不可相谋。荆州北据汉水、沔水，南抵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是用武的好地方。但其主刘表不能自守，这大概是皇天赐奉给您的厚礼吧！您对荆州是否有意呢？益州地势险要，沃野千里，为天府之国，汉高祖凭借它终成帝业。益州牧刘璋愚庸懦弱，民丰国富而不知存养抚恤，有智之士皆想得一明君。您既然是皇室后裔，信义之声传遍四海，又能笼络天下英雄，思贤若渴，如能拥有荆、益二州，据险而保，联合西方的戎人，抚恤南方的蛮夷，外结好于孙权，内治理好行政，一旦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领荆州之兵攻向宛、洛等地，您自己则领益州之众出秦川，百姓中有谁不会具备饮食以迎接您呢？果然如此，则您的霸业可成，汉朝的皇帝可以中兴了。”
刘备听后连声称善，他奋斗多年一直没有找到明确的政治方向，诸葛亮的一番天下形势分析，使他心中豁然明朗，今后也就有了奋斗的具体目标。难怪他后来对关羽、张飞说：“我之得孔明，犹鱼之得水。”
诸葛亮对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做出了简明的分析，为刘备指出了成就霸业的长远之计，理路清透，明确中肯，足见其超人的政治、军事头脑。刘备后来的所作所为，完全是诸葛亮的方针大计指导的结果。
一个人不会料事如神、未卜先知，在遇到突如其来的变故时，常因未做心理准备而慌乱不堪。所以，我们应首先在心理上做好准备，遇到异常情况也就不会六神无主、束手无策了。
生活有规律的人，常常物有所归，并且懂得这样的道理：事先整理自己身边的事，不一定只为预防不测而做。即使在平时遇到意料不到的事，找起来也非常方便。
办事能力的高低，主要体现在能否在办事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处于清醒、明确的意识谋划中，和在实施的过程中是否有随机应变的能力。
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别人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
生活要自己找乐，不要自寻烦恼。——佚名
“烦恼”是生命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因而人类必然存在烦恼。如何面对烦恼呢？一般总是采取逃避的态度，比如出去旅游、散心、看电视、跳舞、唱卡拉OK、打麻将、吸毒等这种种活动来逃避自己，古诗曰：“但愿长醉不愿醒。”这是借酒逃避，很少有人能够在烦恼生起时，能够不寻求外物，冷静面对自我，观照烦恼的生灭。
每个人都曾有过烦恼或正在经历烦恼，事实上，这些烦恼都是我们自找的。一个浮躁的人往往乐于自寻烦恼。你可以寻找甜蜜的爱情，你可以寻找美好的生活，但你绝不可自寻烦恼。
每个人都有七情六欲和喜怒哀乐，烦恼也是人之常情，是人人避免不了的。但是，由于每个人对待烦恼的态度不同，所以烦恼对人的影响也不同，通常人们所说的乐天派与多愁善感型就是显然的区别。乐天派的人一般很少自找烦恼，而且善于淡化烦恼，所以活得轻松、潇洒；而多愁善感的人则喜欢自寻烦恼，一旦有了烦恼，忧愁万千，牵肠挂肚，离不开，扔不掉，活得有些窝囊。
其实，人生的大多数烦恼都是自找的，本来就没有烦恼，或者说原本就不是烦恼。
例如，当了几年县长之后就想当市长，结果提了一个资历比自己差很多的人上去了，你肯定不高兴，其实你所处的位置不知有多少人羡慕着，再说市长有市长的烦恼，而且市长的烦恼未必少；还有的人为钱而烦恼，有了一万想二万，有了二万想五万……
还是烦恼，可惜你除了想过钱多有钱多的得意，有没有想过钱多有钱多的烦恼；钱少的或许没有钱多的那么神气，但钱少的也没有钱多的那么多担忧，平民小户没有大户人家对盗贼绑架的担心，恐怕也少有为争夺家产使兄弟反目，甚至相残的悲哀的悲剧。
钱少的人是很容易满足的，饱受饥饿的人，一个馒头就是一顿美餐，饱受风寒的人，一间茅屋也许就是很好的归宿。正是因为受尽了人间的风霜和饥饿，钱少的人理想就不是那么点儿，他们的烦恼一般都很小很实际。因为很小了，他们往往借助自己的双手不懈地努力达到了自己的愿望，他们就笑了。其实对于一个人来说，基本的问题——有吃有住都解决了，还会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呢？
而有钱的则不然，他们也许从小就生活在一种富足的环境中，不愁吃穿，他们的目光看得就很远，他们玩的是站得很高的游戏——政治和资本。他们的生活豪华奢侈，他们是天马行空，前呼后拥，一呼百应。可又有多少人知道，资本运作和政治更迭的背后隐藏着多大的杀机，有钱人要应付这种来自同类的攻击要付出多大的努力。你不见吗？这些危机不得不失掉他们保护大脑的头发。
美国心理治疗专家比尔·立特尔经过研究认为：一个人若有以下心理或做法，必定会促使其自寻烦恼。
做不可能实现的梦：最可怜的人是那些惯于抱有不切实际希望的人。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目标制定得高不可攀，他就会因为不能实现目标而烦恼。
无事生非，把别人的问题揽到自己身上：如果你把别人的问题揽到自己身上而自怨自艾，把某些人不喜欢你的责任也统统归因于自己，那么用不了多久，你就会烦恼成疾。
制造隔阂：绝不去赞扬别人，确实做到不使用任何鼓励之词；其次，喋喋不休地批评、挑刺、埋怨、小题大做。这是制造隔阂、自寻烦恼的妙法。
盯着消极面：牢牢记住你有多少次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或者记着有多少次别人对你说话的态度不友善。如果你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不好的、吃亏的事情上，你就会运用这种消极的思想方法来给自己制造烦恼。
滚雪球式地扩大事态：当问题第一次出现时就正视它，它就很容易化为乌有。反之，如果让问题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地扩大下去，最后滚雪球的人总是遵照一条简单的规则行事：“如果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时机，索性再往后拖拖。”这样，只会使问题变得更糟，必定会导致你的愤怒和苦恼埋在心底几个月甚至几年。
同样一种境界，你用烦恼心态对待，可以是痛苦不堪的；假如你用智慧观照，也可以处处泰然。就像别人骂你、伤害你，你要是在意、执著，才会烦恼；如果不在意，不执著，你还会烦恼吗？
智者看到名利就想到灾害，愚人看到名利就忘了灾害
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陶渊明
凡事有利则必有害。何为利？利不仅是经商做买卖，赚取的利益是利；以私灭公，只要自己方便，不顾他人利益、损害社会利益的行为都是只顾一己之私的利。它不仅危害社会，同时也是害了自己。“利”和“义”之间的区别是很明显的，但是“利”与“害”之间的相互转化则是非常微妙的。
面对“利”与“害”，我们又当“忍”什么呢？“利”是人们喜爱的，“害”是人们都畏惧的。“利”就像害的影子，形影不离，怎可以不躲避？贪求小利而忘了大害，如同染上绝症难以治愈；毒酒装满酒杯，好饮酒的人喝下去会立刻丧命，这是因为只知道喝酒的痛快而不知其对肠胃的毒害；遗失在路上的金钱自有失主，爱钱的人夺取而被抓进监牢，这是因为只知道看重金钱的取得而不知将受到关进监牢的羞辱；用羊引诱老虎，老虎贪求羊而落进猎人设下的陷阱；把诱饵扔给鱼，鱼贪饵食而忘了性命。
唐建中二年，成德李惟岳、淄青李正己、魏博田悦与山南东道梁崇义四镇节度使联兵叛唐，形成“四镇之乱”。唐德宗李适下令调集兵马平叛。
公元781年和782年，唐河东（今山西永济蒲州一带）节度使马燧、昭义（今山西长治一带）节度使李抱真、神策先锋李晟两次大破田悦军。田悦收拾残兵，逃回魏州（魏博的治所），守城自保。马燧兵围魏州，但久攻不克。朝廷派马燧等军进击田悦的同时，命幽州节度使朱滔攻成德李惟岳军。李惟岳大败，逃回恒州（今河北正定）。部将王武俊杀李惟岳，投降朝廷。山南东道梁崇义、淄青李纳（时李正己已死，其子李纳统领军务）也都被朝廷派兵战败。梁崇义投水而死，李纳上书朝廷，请求悔过自新。整个平叛战局对朝廷很有利。官军一时取胜，进剿有功的节度使都争封地。
王武俊和朱滔认为朝廷分封不均，心怀不满，被困在魏州的田悦得知后，遣使前往离间。朱滔、王武俊素有异志，三方一拍即合，于是三镇联合叛唐。公元782年初夏，朱滔、王武俊率军救援魏州田悦。朱、王两支兵马抵达魏州时，魏人欢声雷动，田悦备酒肉出迎。第二天，朝廷派来增援马燧的朔方（今宁夏灵武一带）节度使李怀光，率步骑15000人也赶到魏州城外，马燧领将士列队欢迎。
朱滔见李怀光率军来支援马燧，立即出阵。李怀光有勇无谋，想乘朱滔、王武俊二军营垒未立就挥师出击。马燧建议说：先让将士休息一下，待敌情观察清楚后再战。李怀光刚愎自用，对马燧说：“等对方立成营垒，后患无穷，不可错过现在的大好时机。”于是挥军出战。两军接战，李怀光军勇猛冲杀，斩杀叛军步卒千余人，朱滔引兵败退。李怀光骑在马上观望，骄矜自得，任凭士卒们窜入朱滔军营争掠财物。这时，王武俊率2000名骑兵突然横冲过来，把李怀光军一截为二。朱滔亦引兵反击。李怀光军大败，被逼入永济渠（今卫河）溺死，互相挤踏而亡者不可胜数，尸积永济渠，渠水为之断流。马燧欲出兵相救已不及，急忙命令本军严密守住营垒，才免于与李怀光军同时溃败。当晚，叛军又放水截断官军粮道和退路。第二天，道中水深3尺，官军被困。马燧大惊，被迫派人向朱滔等婉言求和，保证遣还诸节度使军权，并向唐皇保奏，让朱滔统辖整个河北。官军撤兵后，11月，朱滔、王武俊、田悦宣誓结盟，推朱滔为盟主，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李纳称齐王。唐廷这次平叛遂以失败告终。
由于见利而不见害，李怀光败于魏州，这里是不能忍于利的**而失败的。
人们大都喜欢名利，成名使人有成就感，精神振奋。得利能够使人有满足感，心情愉悦。一般的情况下，人们也惧怕灾难，灾难令人感情痛苦，心智受损。所谓趋利避害是人的共同心理，无论是君子或是小人，在这一点上其实都是一样的，只不过追求名利、逃避灾害的方式不同罢了。愚蠢不知事理的人总是被眼前微小的利益所迷惑而忘记了其中可能隐藏的大灾祸，只见利而不见害。
因此，聪明智慧的人看到名利，就考虑到灾害；愚蠢的人看到名利，就忘记了灾害。考虑到了灾害，灾害就不会发生；忘记了灾害，灾害就会出现。
人不能过于贪图眼前的利益，更不能因为被眼前的利益所迷惑而忘记了做人的根本。
谁都懂得要获得事业的成功，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哪里有那么多现成的好事在等待你呢？许多人也明白，小利之后会有大害的道理，但是一事当前，则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小利不得的吃亏感，那后果又是什么呢？
自古至今只有能明事非、辨利害，才能忍耐住自己的本性，才能见利思害。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要兴利除害，趋利避害，也必须要有忍耐的精神才能办到。人生能有几何，不到百年时光；天地是暂居的旅店，光阴是永远的过客。如果不自警觉，一味纵情取乐，就会乐极生悲，像秋风过后的草木零落一般。
人生是有限的，短短几十年的光阴。如果放纵自己去享受，而不奋斗，则会一事无成。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贪图安逸，等于自毁长城。一旦人处于安稳快乐的环境中，就会忘记忧患的存在，消磨了自己的意志，不求上进，得过且过，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发愤图强？
忍安逸，首先要知道珍惜时光，在有限的人生之中做更多的事情。
其次，忍安逸，要积极进取，否则就会像《论语》中孔子说的那样“吃饱穿暖，安逸地住着，却没有受到教育，就与禽兽相差无几了”。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自然会意志消沉，退一步也可能蜕化成社会的害虫，为人们所厌恶。生命在于运动。只有工作，才能不停地奋斗，永不止息地前进。
古人认识到了贪图安逸，人就会没有雄心大志，害怕艰苦的生活，惧怕磨难，养成“娇骄”二气。面对挫折则放弃自己的志向，那又怎么能立身立国呢？整天沉迷于安稳的生活，陶醉于快乐的享受，根本不可能磨炼出顽强的意志，而且还有可能因为贪图享乐而招致灾祸。所以要忍安逸、艰苦奋斗，才能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