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冤案：诸葛亮不该激杀名将魏延
所谓“反骨”的说法当然只能是小说家言。解剖学告诉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只有二百零六块骨头，谁也不可能单独在脑后多长出一块“反骨”。魏延所谓的“反叛”，其实是诸多原因造成的过激反应，反叛并无实据。
还是先来看看史实。根据《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记载，诸葛亮在军中自感将不久于世，便背着魏延召集长史杨仪、司马费袆、护军姜维等人安排后事，决定“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不从命，军便自发”。文件精神按规定要传达到“军级干部”，却偏偏将“军级干部”魏延无端排除在外；如此违反组织原则安排后事已经相当不合适，偏偏作出的又是这样一个经不起推敲的错误决定，而来执行这个错误决定的偏偏又是个错误的人。
杨仪与魏延，类似晁错与袁盎，形同天敌。二人“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魏延传》更是直接形容二人“有如水火”。这样一个政敌突然之间出来主持大计，魏延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不服调度，可谓本能反应。听到费祎转达的文件精神，他差不多要跳起来：“丞相虽亡，吾自见在。亲府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
这段话的前半部分可谓大义凛然，意思是丞相虽然病故，但我自己还有主见。亲属和随从官员护送他的遗体回去安葬就行，我可以率部独当一面，继续完成北伐大业，不能仅仅因为丞相去世就放弃既定国策。在大厦将倾的关键时刻，有人出来作此表态，应该说是很难得的事情，总让我想起诸葛亮当初“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诸葛亮为了蜀汉事业可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大约也不愿因为自己身死而放弃北伐大业，魏延最起码也是精神可嘉吧？
后半部分的确经不起推敲，有意气用事、不顾大局、辜负组织培养的嫌疑，和他的身份地位很不相称，但是假如大家都知道杨仪是个什么人，大约也就能够理解。当马岱送回魏延的首级，向杨仪交令时，后者起身用脚踏着怒骂：“庸奴，复能作恶不”，直到回去“夷延三族”，方才消了心头恶气。等一切安定，他“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秉政”，谁知只当了一个劳什子“中军师”的官，“无所统领，从容而已”，也就是说只是个闲职，实际是被朝廷挂了起来，于是心里十分恼火，竟然这样对费袆说：“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意思是那时我兵权在手，如果带枪投靠魏国，哪至于只弄这么个小官呢？真是悔不当初！如果说魏延不听指挥也有伸手要权要官之嫌，那么杨仪则完全是一副**裸的野心家嘴脸，一门心思要当接班人。碰到这样一个人指手画脚，别说魏延，就是脾气再好一些的恐怕也未必能够听得进去。可以想见，假如诸葛亮不隐瞒真相，把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他肯定不会走这个极端。
如果按照籍贯划分，费祎与魏延还是老乡，无论彼时还是现在。费祎是鄳县(今河南信阳市罗山县)人。鄳县跟义阳一样，开始属于荆州江夏郡，后来属于荆州义阳郡，乃至西晋的义阳国。当然，那时费祎不会跟魏延论老乡关系。不是时候。因为魏延不但不听，反倒进一步要求费祎也留下来，两人联名下文号令诸将，继续与魏军周旋。这事费祎肯定不能干。他忽悠魏延说：“我回去劝劝杨仪。他是文官，不懂军事，肯定会同意你的意见。”
魏延一旦松口，费祎出了营门便奔驰而去。可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魏延后了悔，但想追又来不及，只好心存侥幸，派人悄悄到杨仪那里查看情况，希望他真能像费祎所说的，同意自己的意见。然而恰恰相反，他得到的情报是杨仪已经在部署撤退，不觉大怒；于是不等杨仪出发，他就率领所部先行撤退，并且烧绝阁道，上表奏告杨仪谋逆。杨仪也揭发魏延造反。一天之内，两人的表章同时送到后主案头。这桩官司离奇而且突然，后主询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两人都怀疑魏延而相信杨仪。
魏延烧绝栈道，无非是阻止主力退兵。他不是还想“率驻军击贼”嘛。可是修栈道最麻烦的工序是在石壁上凿孔打眼，现在那个工序成果尚存，杨仪只消伐木铺板，因此也很快就撤过了秦岭。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旦上了贼船，就别想轻易下来。魏延心一横，索性派兵占据南谷口，准备攻击杨仪。杨仪派王平——就是街亭之战时马谡的副将，《魏延传》中称为何平，因为王平小时候曾过继何家——前来抵挡。魏延部众知道魏延理屈，随即散去，魏延无奈，只好带着儿子和亲信逃到汉中，最终被马岱追来斩杀。
其实魏延所谓的“反叛”跟梁山好汉“只反贪官，不反朝廷”一样，目标仅仅只是政敌杨仪。只不过后者持有诸葛亮的“尚方宝剑”、在那个瞬间是正义的化身，他的举动才被官方定性为反叛而已。这可不是我为同乡先贤乱说好话，都有事实依据。据《魏延传》记载，“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杨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也就是说，平常大家一起议论，都认为将来魏延会继承诸葛亮的衣钵，魏延当然也如此自许，所以根本没有叛乱的想法。
在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中甚至还有更进一步的说法：“《魏略》曰：诸葛亮病谓延等云，我之死后，但谨自守，慎勿复求来也。令延摄己事，密持丧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发丧。亮长史杨仪宿与延不和，见延摄军事，惧为所害，乃张言延欲与众北附，遂率其众攻延。延本无此心，不战军走，追而杀之。”
《史通·古今正史》记载：“魏时京兆鱼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也就是说，这本书是鱼豢自己所修的私史，非官家史书。鱼豢入晋十六年，一直未曾出任官职，忠于魏而耻为晋臣。他与蜀国没有利害冲突，记载总体客观，因此裴松之注《三国志》，引用最多的就是《魏略》。尽管裴松之认为上述关于魏延的说法，“此尽敌国传闻之言，不得与本传争审”，但它至少可以证明一点，那就是即便在当时，也有人不相信魏延有狼子野心，反倒有人怀疑乱出杨仪。
如果魏延真有反心反骨，那么最好的反叛时机可不是诸葛亮新亡、周围大军云集的时候，而是在建兴元年，也就是公元223年。
那一年，魏国死了大将曹仁；吴国似乎死了美人小乔；孙权在武昌——“以武治国而昌”——动工修建用于瞭望观察的黄鹤楼，而蜀国则在成都匆忙赶修今天武侯祠内的两个景点：汉惠陵和昭烈庙。因为刚刚称帝不久的刘备，也走到了人生的终点。
虢亭惨败后，刘备逃回白帝城，惊魂甫定，一病不起，死前将国事托付给诸葛亮和李严。国主新丧，人心不稳，当年夏天，雍闿即在南方作乱。雍家是益州大姓，因为其先祖雍齿曾经受封为什邡侯。而雍齿之所以能受封，主要是刘邦需要树个典型，自己能容纳仇人的典型，以安人心。
天下平定后，有一天刘邦看见很多臣子聚集在一起议论纷纷，就问张良他们在议论什么。张良说：“他们迟迟得不到分封，正在商议造反。”刘邦很吃惊，问该怎么办；张良说：“您最恨谁？”刘邦说：“雍齿曾经背叛我投降秦军，我最恨的当然是他。”张良说：“如果您能封雍齿为侯，那么大家心里都有了谱，就不会造反。”于是刘邦封雍齿为什邡侯，食邑两千五百户，功劳列居五十七位。
雍闿当时居住在建宁(今云南曲靖)。他祸乱南方，杀了太守正昂，派人跟吴国联系，受封为建昌太守。另外一位托孤大臣、都护李严为平息事态，给雍闿写信，晓谕利害。李严苦口婆心，写了整整六页纸，可雍闿的回信却只有简单的几个字：“盖闻天无二日，士无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远人惶惑，不知所归也。”态度无比嚣张。要说远，肯定还是吴国更远。雍闿联系吴国不过是权宜之计，最终目的是在山高皇帝远的地方自立。尽管如此，因为内政不稳，诸葛亮并没有立即出兵，忍了两年，公元225年才“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平定雍闿、孟获。七擒七纵几乎是诸葛亮人生辉煌的顶点，但就在那一年，著名书法家、魏国太傅钟繇生出一个儿子，取名钟会。此人将见证诸葛亮一生事业的毁灭。
那时魏延身为汉中太守，地接魏军，手握重兵。如此大好时机都不反，后面的过激反应，只能说是为情势所逼，本身并无反意。
如果说“不才明主弃”只是孟浩然的感喟与牢骚，那么“雄才明主弃”则是魏延与诸葛亮两人共同的人生悲剧。因为真实的魏延，才干相当突出。
先来看看魏延的出身。据《魏延传》记载，他“以部曲随先主入蜀，数有战功，迁牙门将军。”“部曲”在汉代本是军队的编制名称，一般而言，将军或者校尉下辖五部十曲，部曲起初的意思，也就是部下。后来含义逐渐变化。《唐律疏议》上的说法是：“部曲，谓私家所有。”因此梁启超在《中国文化史稿·奴隶篇》中认为：“部曲初由投靠而来，且多从事战争。至唐始变为贱民，形同奴隶。”魏晋南北朝时期，部曲一般指家兵、私兵。也就是说，魏延并非长沙降将。他出身低微，以“部曲”身份追随刘备入川，因为屡立战功，而被封为中级军官“牙门将军”。
然而等到刘备在汉中称王时，魏延遭遇突击提拔：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刘备此言既出，“一军尽惊”。因为汉中的战略地位实在太过重要。
汉中对于蜀国的地位有多重要？我们不妨打个比方。中国象棋一代宗师胡荣华有次接受电视采访，说到自己形形色色的让棋方式，其中有个方法是把自己的五个卒全部拿掉。主持人听后不以为然，觉得区区小卒没什么用场——这也正常。无无能之兵，只有无能之将。这主持人不会下象棋，故而有此印象。胡荣华当然不同意这个见解。他郑重地说：“可不是这么回事哟，卒子的作用还是很大的。没有卒子，就像人冬天不穿衣服，会很冷的！”
汉中之于蜀国，就是这样的御寒衣物。
作为蜀国的前进基地、魏蜀两军的缓冲地带，占据汉中进可北争关陇，退能南蔽巴蜀。这一点，明眼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杨洪这样对诸葛亮说：“汉中则益中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蜀将黄权也说：“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为割蜀之股臂也。”清人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表达得更为详尽：“汉中府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襄邓，西控秦陇，形势最重。”
如此重镇，自当以名将镇守。大家都认为会派张飞，张飞也以为非己莫属，可是谁也没想到，最终刘备的选择，居然是魏延这么个不起眼的小角色。
刘备当然也知道众人的想法，为了树立魏延的威信，特意安排他当着大家的面发表施政纲领，情形不亚于现代的任职答辩。刘备问道：“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魏延回答道：“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率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先主称善，众咸壮其言”。这个豪言壮语让刘备非常满意，后来又晋封魏延为镇北将军。
后主刘禅即位之初，大面积分封群臣，以便笼络人心。这时魏延被封为都亭侯。三国是乱世，一切都混乱，包括侯爵；它被分为三级，县侯、乡侯、亭侯。曹操封关羽为汉寿亭侯，食邑就是汉寿亭；魏延首次受封时，也是这个级别，食邑只有一个村。不过这没关系，他后来进步很快。
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决意北伐，上了《出师表》，然后进驻汉中，整顿人马，调运粮草，随时准备出征。这时魏延的任务是都督前部，官职是丞相司马、凉州刺史。从公元227年到234年，诸葛亮一共组织了六次北伐，《三国演义》上称为“六出祁山”，其实真正出祁山(今甘肃礼县祁山堡)只有两次，其余四次都在别处用兵。这六次北伐，魏延全部参与其中，可谓劳苦功高；其中还有一次，完全是他唱主角。这就是建兴八年、公元230年的第四次北伐。
严格说起来，这次算不上北伐，至少不是诸葛亮的北伐，顶多是魏延的北伐。起初是魏军处于攻势：当年秋天，魏军兵分三路进攻汉中，司马懿出西城(今陕西省安康西北)，张郃出子午谷，曹真出斜谷。诸葛亮屯兵城固(今陕西省城固县东)、赤坂(陕西省洋县东二十里)，与之抗衡。适逢天降大雨，连续月余不止，无法交战，魏军只好撤退。诸葛亮趁机派魏延和吴懿深入羌中，联络羌人，袭扰魏军后方。
魏延和吴懿随即带领本部人马，向西进入羌人居住区。当年11月，他们招兵买马，队伍扩充到一万多人，不断袭扰魏军。魏后将军费曜、雍州刺史郭淮等率军灭火，两军在阳溪展开激战。最终获胜的不是魏军，而是魏延。郭淮等敌不过魏延，只好退到狄道(今甘肃临洮)，当时的陇西郡治所在。郭淮也是魏国名将，魏延能击败他，肯定不是“一不小心”。正因为如此，他很快就升任征西大将军，封南郑侯。
魏蜀互掐，吴国在干吗呢？就在那年春天，孙权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一万官兵“浮海求夷洲及禀州”。卫温的舰队从章安(今浙江临海东南)启程，在夷洲(台湾)南部登陆。孙权事先征求意见时，很多人支持，但名将陆逊却出人意料地表示反对。他认为此举舍近求远、得不偿失。就当时而论，陆逊自然不错，但现在来看，孙权此举还是有功于国。
魏延北伐得胜，不妨再看看诸葛亮的北伐战果：
公元前228年春，诸葛亮事先扬言走斜谷取郿，让赵云、邓芝设疑兵吸引曹真重兵，自己率大军攻祁山。陇右的南安、天水和安定三郡反魏附蜀。此时张郃率军抗拒，大破马谡于街亭，蜀军先胜后败。唯一的战果是诸葛亮带着天水郡西县的千余户百姓返回汉中，其中包括姜维。因作战失败，诸葛亮自贬为右将军，行丞相事。这是一出祁山。
同年冬，魏、吴交兵，魏军主力东调，关中空虚。诸葛亮立即出散关(今陕西宝鸡市西南)围陈仓(宝鸡市陈仓区)。围攻二十多天，城固难下，蜀军仓促起兵，军粮不足，只得退回汉中。这次的收获，是斩杀了前来追赶的魏将王双。草没搂着，但打到了兔子。
公元229年春，诸葛亮派陈式攻下武都(甘肃省成县周边)、阴平(今甘肃省文县周边)二郡，以便夺取这里的夏粮作为军资，以战养战。魏国雍州刺史郭淮引兵来救，诸葛亮闻讯也赶到建威(甘肃省西和县西)声援。郭淮自知不敌，随即退兵，蜀国获得上述二郡，诸葛亮因此恢复丞相名号。这是诸葛亮的第三次北伐。同年赵云病故，孙权称帝；吴蜀相约中分天下，豫、青、徐、幽四州归吴，兖、冀、并、凉属蜀，司州以函谷关为界；《七步诗》的作者曹植被改封为东阿王，食邑三千户。尽管昔日的竞争者、兄长曹丕已死，但曹丕一直未能转运，名义为王，其实是软禁，因为合法的活动范围只有以东阿为中心的三十里。抑郁悲愤之中，他开创了佛教的梵呗音乐。
公元231年二月，诸葛亮再度率大军攻祁山，以木牛流马运送军资。时魏国大都督曹真病重，司马懿统兵御敌。诸葛亮抢割了上邽(今甘肃天水)的小麦以充军粮，司马懿追击到卤城(天水市与甘谷之间)，掘营自守，不敢出战。后来两军交兵，魏延等人斩敌甲首三千级，缴获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六月雨季，蜀道难行，李严因运粮不济，谎称吴已与魏联和、即将来攻，请诸葛亮还师。魏国大将张郃追击至木门(差不多在今甘肃礼县和天水的中点处)，中箭身亡。这是第五次北伐，二出祁山。
公元234年二月，诸葛亮统兵褒斜道，占据武功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南)。司马懿据守不出，蜀军随即在渭河沿岸屯田。当年八月，诸葛亮病逝于军中，杨仪等率军还师，魏延“反叛”事件爆发。这一年里，几乎从未执掌过政权的汉献帝刘协，也画上了五十四岁的人生句号。
六次北伐，魏延都是干将，而且两次立功，可见他并非庸才。既然如此，诸葛亮又为何不肯信任重用？主要原因在于两人的性格、确切地说是军事见解互相矛盾。“诸葛一生唯谨慎”，他早年也许还有一些开拓进取的冒险精神，比如在《隆中对》中提出要跟刘备分进合击、两路夹攻夺取中原，真正执掌兵权后，慢慢变得谨小慎微，从来都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而魏延则不，他经常“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
“韩信故事”是怎么回事？很简单，就是当年韩信从汉中出击关中时的路径选择问题。我们都知道“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这个成语，问题是韩信让人修的，到底是哪里的栈道？刘邦去汉中走的是哪条道，张良建议烧掉的是哪条道，最后进兵关中，走的又是哪条道？这事必须掰扯清楚。
从关中到汉中，得翻越秦岭，主要有四条道路：故道，即陈仓道。从陈仓向西南出散关，沿嘉陵江上游(故道水)河谷至今天的陕西凤县，转向东南入褒谷，出谷即达汉中；褒斜道，从今天汉中市褒城镇的褒谷，直到名将白起的老家郿县(今陕西眉县)的斜谷，秦惠王时期修通，全长约二百三十公里；子午道，从杜陵(今西安东南)向南，经过长安县子午镇的子午谷到达汉中。这条道基本南北走向，故称子午道，离长安最近；谠骆道，北口骆谷在今陕西周至西南，南口傥谷在今陕西洋县北。中间通过骆水河谷、傥水河谷，长四百余里。这条道曲折难行，当时就很少有人经过。如今有驴友想徒步穿越，体验体验蜀道之难，竟然找不到丝毫有价值的资料。
这四条道路，陈仓道、子午道和谠骆道秦时究竟有无栈道，不见史书记载，只有褒斜道可以确定，当时已经铺上栈道。
先说张良建议烧毁的栈道究竟在何处。这一点争议较小，除《水经注》认为在子午道以外，多数典籍都认为在斜谷，也就是褒斜道上。
《资治通鉴》中有这样的记载：“汉王遣良归韩，良因说汉王烧绝所过栈道，以备诸侯盗兵，且示项羽无东意。”意思很明白，张良建议刘邦烧掉的，是来汉中时经过的栈道，不会是另一条栈道，否则在情理上也说不通。
据《史记·高祖本纪》载：“汉王之国……从杜南入蚀中。”《汉书·高帝纪》亦载：“夏四月，诸侯罢戏下，各就国。羽使卒三万人从汉王，楚子、诸侯之人慕从者数万人，从杜南入蚀中。”
也就是说，刘邦入汉中是“从杜南入蚀中”，这一点确定无疑。问题是这句话如何理解，历史上一直有分歧，约有三说。
一是子午道说。《水经注》载：“汉水又东合直水……水北出子午谷岩岭下，又南，枝分东注。旬水又从南蓯阁下，山上有戍，置于崇阜之上，下临深渊。张子房烧绝栈阁，示无还也。”明确指出，刘邦来汉中，经由子午道。
二是褒斜道说。宋《舆地纪胜》载：“褒谷……张良送高祖至褒中，说烧绝栈道；曹操出斜谷，军遮要以临汉中；诸葛亮由斜谷取郿，皆此道也”。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引文称：“胡氏曰：汉高为汉王，从杜南入斜谷，张良送至褒中，意此即斜谷旧道。”清贺仲瑊编《留坝厅志》载：“史言汉王由杜南入蚀中。注史者不知蚀中何地。《读史方舆纪要》因杜南而疑其为子午谷，非也。按《留侯传》明言‘送至褒中’。褒中在汉中西，子午谷在汉中东北。由子午谷入汉中，必先至汉中，而后至褒中，不得先至褒中，而后至汉中也。子午谷不闻秦时已有栈道。其有栈道者，惟褒斜耳。良至褒中，劝帝烧其所过，是明明从斜谷来，非从子午谷来。其曰由杜南者，盖当罢戏下，由杜县之南，傍山麓西趋入斜谷。蚀中，或斜谷之异名乎。”这个说法引《史记》 的说法“张良送至褒中”为据，但《汉书》记载更加详细：汉王“从杜南入蚀中。张良辞归韩，汉王送至褒中”。也就是说，它主要的论据有问题，是张良先到了汉中，然后刘邦送行，又送到褒中的，并非直接在褒中分手。
三是谠骆道说。这个说法不多见，程大昌《雍录》推测“蚀中”抑或在骆谷，但语气不甚肯定。清《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载：“汉王岭，在〔洋〕县北七十里，即骆谷道，汉高祖曾经此，故名。”清《佛坪厅志》载：“父子岭，在厅西北六十里，高低顿折，石骨棱棱。相传秦时有父子在岭治道，以迎汉王，不遇，皆投岭死，故名。”这道岭按地望在骆谷之中，虽系“相传”，但未必就完全是空穴来风。无风不起浪的可能性也存在。
之所以提起这个话题，并非有考据癖好，实在是关乎两位名将的声誉：韩信与魏延。
汉中市博物馆保存有一块著名的石刻，叫《石门颂》，全称《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又称《杨孟文颂》。这是书法史上的重要作品，著名的汉隶摩崖石刻，东汉时期汉中太守王升的手笔。东汉建和三年(公元148年)书刻于褒斜道的石门崖壁上，上世纪七十年代因为修水库，刻石被凿下来，转移到汉中市博物馆。《石门颂》中有这样的话：“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
古往今来，这段话成为子午道说最有力的佐证，但仔细推敲，却存在着相当大的漏洞。首先，按古文的一般规律及该文音韵语气，应该两句为一段。而且刘邦南下汉中是被贬，直奔跌停板而去，“兴”从何谈起？他出汉中才是冲击涨停的开始，才能用得上“兴”字。由此可见，这不能作为他去时路径的证明。
如今学术界多数认为，刘邦经子午谷而来，但烧的是褒斜谷里的栈道。这个说法根本经不起推敲，也完全不合常理。不仅如此，当时局势动**、兵荒马乱，根本不是像徐霞客那样饱览祖国大好河山的时候，让张良跟随刘邦从子午谷来，从褒斜谷出去，是何道理？难道张良自己想作探路先行？要知道这样回去，张良得绕远道。这一点，看看《中国历史地图集》上的方位，便可一清二楚。
由此可见，刘邦一定是从褒斜道来的汉中，最后又烧了那里的栈道。这样就出现了新的问题，《龙门颂》中的“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如何解释。子午道在东，散关在西，其间相距千里之遥。道由子午不可能“出散入秦”，“出散入秦”只能走故道，也就是陈仓道。
《留坝厅志》对此问题的解释，比较合理。其中这样说：“盖言高祖兴于汉中时，由斜谷来。及定三秦而建帝位，乃从散关出也。然而有可疑者，散关距子午甚远，既由子午，不得复出散关。《史记》、《汉书》皆言，高祖由故道攻陈仓。当是散关之路。而子午一说，以意度之，或是韩信所由。《史记·淮阴侯传》云：‘部署诸将所出’。《汉书·高帝本纪》云：‘遂听信策，部署诸将。’则当日出师，必不止高祖一路。蹶后，魏延请以奇兵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如韩信故事。可知高祖由故道，韩信由子午。”
关乎两位名将的声誉，机缘即在于此。刘邦出汉中，主力走的是故道，以便迂回到雍军的侧后；与此同时，还有一支奇兵——也许未必是韩信本人，而是其手下的某位将军，主帅跟随主力行动的可能性更大——从子午谷杀出，东西夹击。之所以如此部署，有两方面考虑：一是道路狭窄，大军难以快速通过，必须分流，以加快行进速度；二是可以彼此呼应，互相配合。
这正是韩信与魏延将略之所在。
也就是说，魏延请求诸葛亮拨给他一万兵马，他选五千人作战，五千人运输，像韩信的部署那样，从褒中出击，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十天之内奇袭长安，然后与诸葛亮会师于潼关。因为这条路，离关中重镇长安最近。魏延的这个策略可以取个酷点的名字：猛虎掏心。充满开拓精神。虽然也有冒险成分，但任何一次战役都没有必胜之把握，再高明的选择也不能完全排除冒险因素，这是常识。而从现代战争的观点看，这个选择的胜算其实要比诸葛亮的一味求稳大得多，因为无论物产军力还是人才，曹魏都强于偏安一隅的蜀汉。综合国力人家占优。在这种情况下，求稳固然能够增加自己的胜算，但同时也给了对手充分的反应时间，综合起来并不上算，只有出奇兵打时间差才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就是为什么下围棋的职业棋手在快棋中可能输给业余棋手的原因。而在可以放心地深思熟虑的慢棋中，出现这样结果的概率要小很多很多。
《兵法》云：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魏延计划的核心，就是出奇制胜。然而因为与诸葛亮的大政方针不合，一直被“制而不许”，魏延的积极性因此受到极大的打击，慢慢开始发牢骚：“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就这样，从见解不同慢慢发展成感情上的疏远与陌生，最终影响了诸葛亮对他的信任。如果不是如此，素以知人善任而著称于世的诸葛亮，何至于安排后事时出此下策！
一千多年之后的今天，眼前的这套《三国志》上面落满尘埃，纸张也已经是衰朽残年。但尽管如此，透过厚厚的历史风尘，我依然能够体会得到魏延当时面临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绝非仅仅是面子上的过不去。一旦杨仪根据“若延不从命，军便自发”的密令率领主力径自撤退，魏延一部要独自面对司马懿的数万铁骑。诸葛亮统帅大军尚且只能与魏军相持，魏延以偏师对付魏军主力，岂非以卵击石？此时跟随大军撤退不仅面子上过不去，回去恐怕还有秋后算账的问题，无论如何他违背了丞相的政治嘱托，老对头杨仪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不退吧只有投降一途，否则难免会被对手吞并。真可谓左右为难。扯碎龙袍也是死，打死太子也是死。魏延在这样一个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大背景下作出极端选择，完全符合他的性格。而这一点，恰恰是诸葛亮的失误之所在。作为统帅，他对手下文官武将的性格，应该有一个总体上的把握。难道不是么？
蜀国的力量本来就比较薄弱，从开创基业之初直到最后消亡，一直没能出现曹操那样战将如风谋士如云的辉煌局面，人才匮乏一直困扰着决策层，否则也不至于“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唯其如此，魏延铤而走险的极端选择，无论对他自己还是对蜀汉基业，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和损失。而造成这个悲剧的根源何在呢？靠人治而非法治，或者说机(构)治。
魏延和杨仪结怨，肯定有自己“性矜高”的原因；不能赢得诸葛亮的信任与好感，大概也与他自己牢骚满腹不无联系，套用一句时髦的现代话，叫做“沟通能力”有问题。但最关键的一点，还在于人才的选拔、干部的任用仅仅一个人说了算，没有一套完善的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刘备在世时，还能拿点主意，因此魏延才有直接向诸葛亮陈述己见的机会。刘备一死，后主是稀泥糊不上墙，大事完全决于诸葛亮；偏偏诸葛亮又看不上魏延的策略，认为都不可行。在这种情况下，魏延如果不受排斥，岂非怪事。
然而排斥魏延是大错，重用马谡更是大错。
如果推选最有名的五出京剧老生戏，那一定少不了“失·空·斩”：《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三出连本折子戏的统称。这出戏的主角儿当然是老生诸葛亮，然而推动剧情发展的，却是花脸马谡。此人是荆州襄阳郡宜城(今湖北宜城)人，字幼常。兄弟五人皆有贤名，号称“马氏五常”。其中马谡和马良名气最大。对于马谡，大家都知道刘备曾有“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的结论，但对失街亭的原因，大概还停留在马谡坚持出战、甚至不惜立所谓的军令状这个小说演义的层面上。这当然不是历史事实。据《三国志·蜀书·马良马谡传》记载，“时有宿将魏延吴壹(懿)等，诸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统众在前。”也就是说，诸葛亮不仅完全忘记了刘备的遗言，当时也是力排众议而选择了马谡的，我想那个场面肯定相当激烈。
街亭败仗后，诸葛亮要执行战场纪律，杀掉马谡。这一点，当时他选定的接班人蒋琬也有不同意见。他说：“昔楚杀得臣，然后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
蒋琬说的是晋文公重耳的故事。他为了图谋霸业，于公元前632年(周襄王二十年)，以援助宋国为名，与成得臣指挥的楚国大军争夺中原霸权，最终爆发城濮(今河南濮阳附近)之战。这是晋楚争霸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退避三舍”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期间。成得臣字子玉，是楚国令尹。他不顾楚成王劝告，穷兵黩武，最终大败。据《史记·晋世家》记载：“晋焚楚军，火数日不息。文公叹。左右曰：胜楚而君犹忧，何？文公曰：吾闻能战胜安者唯圣人，是以惧。且子玉犹在，庸可喜乎。子玉之败而归，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贪与晋战，让责子玉，子玉自杀。晋文公曰：我击其外，楚诛其内。内外相应。于是乃喜。”也就是说，尽管打了胜仗，重耳依然忧心忡忡，因为子玉还在。然而后来因为受到楚成王的指责，子玉羞愧自杀，消息传出，重耳于是喜出望外。
蒋琬的话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诸葛亮更有道理。他跟马谡、马良的私交都非常密切，之所以执意要动刀，是因为后者还有更加严重的情节：败后逃亡。
当时向朗为丞相长史，随军征战。他与马谡感情很好。《向朗传》中有这样的话：“谡逃亡，朗知情不举，亮恨之，免官还成都。”就是说，街亭战败后，马谡并未投案自首、回营请罪，而是畏罪潜逃。长史向朗知情不举，被诸葛亮撤职。必定是这段曲折，让诸葛亮起了杀心。《诸葛亮传》中称诸葛亮“戳谡以谢众”，《王平传》中进一步记载：“丞相亮即诛马谡及将军张休、李盛。”
然而马谡最终却并非死于军法。《马谡传》对此有明确记载：“谡下狱物故”，即死刑还没来得及执行，他已经病死于狱中，时年三十九岁。看来三十九岁确实是道门槛儿，岳飞没迈过去，郑成功没迈过去，还有格瓦拉与肖邦，统统倒在门槛儿之前，再加上这个才能出众的马谡。他虽然不是统兵的将才，却是高明的参谋之才，特别善于谋划判断。而正是这一点，模糊了诸葛亮的视线：他混淆了谋划能力与执行能力的区别。
有人认为诸葛亮斩马谡是处置不当错上加错，甚至有点寻找替罪羊之嫌。这个看法又过了头。对此陈寿的观点很有参考意义。当时其父在马谡手下任参军，也连带受了髡刑，被剃成光头，以示羞辱。他失去功名，只得回家娶妻生子，养育出了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寿。尽管父亲遭受耻辱，但陈寿依然坚持史家的原则，丝毫没有提及，所以现在谁也不知道其父的名字；更重要的是，他对诸葛亮处置此事的态度，丝毫没有责难，字里行间反而大加赞颂。可为侧面印证。
讵同西蜀偏安，总为幼常挥痛泪；
凄绝东山零雨，终怜管叔误流言。
这是当年少帅张学良以雷霆行动，果断杀掉桀骜不驯的杨宇霆、常荫槐后，为杨宇霆写的挽联。杨、常二人是东北元老，父帅的左膀右臂，张学良之所以要杀掉他们，是因为他们飞扬跋扈，直接威胁到了自己的地位。不过张学良事后丝毫没有株连官员部下，而且“罪不及妻孥”：给二人家里分别送去万元抚慰金，隆重安排葬礼不说，还亲手为二人写了挽联。给常荫槐的挽联是：
天地鉴余心，同为流言悲蔡叔；
江山还汉室，敢因家事罪淮阴。
这两副挽联写得都很好。对仗略有问题——考虑到作者身份特殊，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用典非常贴切。将蔡叔、管叔的故事分开，以马谡类比杨宇霆，韩信类比常荫槐。杨、常二人到底该不该杀暂且不说，从张学良对杨宇霆的态度，可以约略想见当时的诸葛亮对马谡的心情。挥泪而斩，不得不杀；换句更酷的话，叫做痛下杀手。他杀马谡——尽管没能杀成——没有问题，问题只出在对马谡的使用上。
用错一个人，丢了三个郡。最严重的是，全军后路都有被切断的危险，诸葛亮不得不匆匆退兵，可谓丧师辱国。若非如此，他又何必坚持自贬呢。
残暴朱棣：惧面父不敢归葬大明南京祖坟
按照时下一些人的观念，朱棣登上皇位5年就死了原配，这老婆死得正是时候，不是有人说：升官、死老婆是中年男人最为开心的事。当然也有人说，拥有这等心思的男人太缺德，怎么死了老婆反而要开心？因为他自此以后可以名正言顺地另娶年轻貌美的小妹妹，可以尽情在家欣赏与嬉耍，免得“包二奶”万一被发现了弄得鸡犬不宁。再说中年朱棣，虽然“好事”连连，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明初这位天才皇帝还没有时下一些人那般无耻，他还挺重感情的，徐皇后的死在他的内心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 自称“大孝子”的朱棣为何不将自己陵寝安在南京明孝陵旁？
徐皇后是明朝开国第一大将军中山王徐达之长女，13岁那年由父亲做主嫁给了朱棣，虽然这桩婚事是由双方父亲定下的，但婚后两口子的生活可能要比时下一些自由恋爱结婚的男女幸福甜蜜得多，他们“先上车后买票”，天作地合，夫唱妇随。令朱棣最为感动的是，当年“靖难”兵起自己率领大军在外作战时，朝廷几十万兵马围攻北平，城内仅有的万把老弱病残孕者在燕王妃徐氏的带领下奋起反击，打退了朝廷军的进攻，保住了燕王的大本营——北平。
朱棣篡位登基以后，徐氏虽然被封为皇后，但她依然保持本色，积极配合丈夫朱棣处理好宫廷事务，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她坚持原则，尤其不为自己娘家人谋利。丈夫朱棣曾想追赠爵位给徐皇后的弟弟徐增寿(他充当内奸，不断地将建文朝的机密泄露给朱棣，最终败露，被建文帝怒杀)，没想到遭到了徐皇后的拒绝；入主南京明皇宫正宫起，徐氏一直严以律己，后宫管理井然有序，曾“采《女宪》、《女诫》作《内训》二十篇，又类编古人嘉言善行，作《劝善书》，颁行天下……”(《明史·后妃一·成祖仁孝皇后徐氏》卷113)
谁知这么一位好皇后居然寿很短，永乐五年七月乙卯日，年仅46岁的徐皇后在她的出生地南京驾崩，2天后悲伤不已的皇帝丈夫“命礼部于灵谷寺、天禧寺设荐扬大斋”。16天后，永乐皇帝朱棣又“命如来大宝法王哈立麻于山西五台建大斋资荐大行皇后，赐白金一千两，锦缎绫罗绢布凡二百六十”。(《明太宗实录》卷69)
○ 居然有这样的皇帝：死了老婆，将贼眼盯在小姨子身上
徐皇后死得真不是时候，她的丈夫、狡黠又残忍的一代雄主永乐皇帝正在启动他蓄谋已久的迁都计划，上一年即永乐四年他正式下令营造北京“逍遥城”——新明皇宫。本想把它打造成拥有无数琼台楼阁的天下第一号人间仙宫，可这“天字一号”工程才启动一年，就冒出死人这等事来，且死的人还不是一般的宫中妹妹——那没多大的事，大不了叫人抬出去喂狗吃，而是自己的发妻，别的不说，眼前这些儿女几乎全是徐皇后生的；再想想“靖难之役”中徐氏一个妇道人家居然有那么大的勇气、胆识和能耐，永乐皇帝朱棣从内心真实地感到徐氏对他的重要、对他的爱。但人死不能复活，作为皇帝能做的即常人无法做到的，也就是叫上藏传佛教大宝法王哈立麻等“神人”为徐皇后多念念佛经，超度超度亡灵，还有能做的就是延缓徐皇后下葬的日期，让她在阳间多待会儿。
朱棣尽管残忍，但他很讲情谊，尤其是对曾与自己共患难的人。徐皇后死后不葬，朱棣时不时地挂记着她，有时想得很投入，竟然不知不觉地暗自落泪。太监看到了，跑来劝导：“皇上，人死不能复活，徐皇后虽然千古难寻，但她毕竟走了，陛下龙体重要，再说后宫佳丽数千……”太监还没把话说完，就遭到朱棣的一顿臭骂，自那以后再也没人敢劝了。
朱棣伤心是一回事，要想找个替代徐皇后又能使自己称心如意的贤惠女子那是另一回事。其实在悲伤之余，朱棣也在活动活动心眼，由徐皇后想起了她的娘家人，其中有一个妙龄美女最近老在头脑里闪现，直把朱棣弄得心猿意马。皇后大丧期是不能提这种事的，好好熬吧，终于熬到大丧期过了，自恃大明第一人的朱棣感觉特别好，徐家的那个小美女非我朱棣莫属了。想到这里，他立马命人将自己的丈母娘即徐达夫人请到明皇宫里，开门见山地说：“‘朕欲得夫人季女继中宫。’(徐达)夫人曰：‘妾女不堪上配圣躬！’长陵(指朱棣)曰：‘夫人女不归朕，更择何等婿耶？’季女竟不敢受人聘，从佛氏为尼，凤台门外有王姑庵是也(徐达死后被追封为中山王)。”(［明］周晖：《金陵琐事·更择何等婿》卷1;［明］郑晓：《今言》卷2;［明］吕毖：《明朝小史·永乐纪·王姑庵》卷4)
? “大孝子”朱棣居然愧惧面见父母，只好另选北京长陵作归穴？
自从与丈母娘一席对话之后，朱棣如霜打的茄子似地蔫了，漂亮的妹妹宫中有的是，而且她们个个都是柔情似水，让俺舒服透顶，但一代“圣君”想娶个小姨子，不仅没娶到，还碰了一鼻子灰，朱棣想发作，但又听人说小姨子已经出家了，出家女可不能乱碰，否则自己不就成了历史上的昏君隋炀帝第二了！于是朱棣不得不忍下这回。
要说朱棣这人在脑子正常、不歇斯底里发作时还是挺聪明的，考虑问题也极富洞察力。从几乎强娶小姨子遭拒前后经过来看，朱棣原本的猜想是对的：五年了，南京人还是不能原谅他的大屠杀，包括南方人都不能原谅他。说来就让人心里堵得慌，南方各地盛传建文帝出亡，或许那个书生皇帝真是藏在哪个地方，但那里的人就是不说，死活不开口，神仙难下手。由此想到一手钦定皇位由朱允炆继承的那偏心眼老家伙，你怎么这么没眼光将一个书生安在大明帝国的火山口上？
不过这些话绝对不能说出口，俺一向标榜“尊祖制”、做孝子，要是漏了一点不仁不孝的言语，岂不是将自己置身于万古唾骂的境地！因此最好的做法是，除了在孝陵搞个超大的“神功圣德碑”外，今后的一系列形象工程还得都要贴上为高皇帝高皇后“荐福”的标签。说到这两老，过去他们对俺不咋样，但对俺媳妇可好了，尤其是婆媳关系相不错，“洪武九年(徐氏)册为燕王妃，高皇后深爱之。从王之藩，居孝慈高皇后丧三年，蔬食如礼，高皇后遗言可诵者，后(徐氏)一一举之不遗”。(《明史·后妃一·成祖仁孝皇后徐氏》卷113
现在徐氏走了，这样好的儿媳妇见到喜爱她的婆婆，想必徐氏在另一个世界也不会不享福啊！但转而朱棣又想到：徐氏是皇后，按照礼制规定，俺百年之后还必须与她合葬在一起！但俺早就不想在南京呆了，只等北京新皇宫造好。可眼下徐氏走了，应该早日将她入土为安呀，就在孝陵旁给她造一个陵寝？她倒是好去见“俺爹”俺妈，只是俺将来怎敢去面对呀？“俺爹”要是知道他心心挂念的皇太孙在即位后不久就被俺赶走了，就凭他的脾气非得将俺的皮给剥了不说，还可能会剁成肉酱……尽管朱棣不过分相信宗教与迷信，但我们中国人什么都信一点，想必当年朱棣也会这么考虑，尤其这样没事找事做，倒不如“走了”，老子回北平去！俺老婆徐氏听话得很，叫她在阳间棺材里多睡几年，俺在北京给她盖个地下皇宫，百年之后俺去时带上好多漂亮妹妹同她一起乐乐！
朱棣打定主意，就让专门负责大明礼仪的礼部尚书赵羾去找顶级堪舆大师，在北京地区找个“安魂”的风水宝地。(《明太宗实录》卷92)
? 明十三陵中的第一陵——长陵(永乐七年～永乐十四年，1409～1416)
赵羾，洪武年间“由乡举入太学，授兵部职方司主事，图天下要害厄塞，并屯戍所宜以进”。此人能力很强，但生性狡黠，善于察颜观色，故而仕途上发展很快，建文年间升为浙江参政，因提出了治倭之策，颇受赞扬。永乐二年他出使交趾，又因为办事得当，“还奏称旨”，由此更是一路顺风，没多长时间就当上礼部尚书。(《明史·赵羾传》卷150)
永乐七年五月，“上(指朱棣)命礼部尚书赵羾以明地理者廖均卿等择地，得吉于昌平县东黄土山。车驾临视，遂封其山为天寿山”。(《明太宗实录》卷92)
○ 明十三陵中的第一陵——长陵，朱棣无语吧？
永乐七年(1409)五月乙卯日(初八)，朱棣令武安侯郑亨祭告天寿山山神，宣布破土动工，建造北京明皇帝陵，任命武仪伯王通具体负责陵寝营造之事，这就是规模浩大的明十三陵中的第一陵——长陵建设工程。(《明太宗实录》卷92)
按照史书的记载，北京明长陵是仿效南京明孝陵规制建成的，共有三进院落。
第一进院落，主要建筑有陵门、神库、神厨和碑亭等。按照中国传统的丧葬风俗习惯：事死如事生，这第一进院落相当于明皇宫午门以前的建筑，尽管不作为陵寝主体，但一到这里皇家陵寝的非凡气势可见一般了。
第二进院落，主要建筑有享殿、殿门、配殿和神帛炉等。享殿即祾恩殿，是长陵的主要建筑，它对应于明皇宫里最大的宫殿——奉天殿，其面积大约有1956平方米，共有9间；祾恩殿坐落在3米高的3层汉白玉石阶上，气势恢弘，威严壮丽；祾恩殿里边有32根巨型擎天大柱，其中以中间4根为最大，其直径为1 17米，两人合抱也抱不拢；祾恩殿的上梁、椽一类全是整根珍贵的金丝楠木，据说产自于南方的深山老林里边，即使已600年了，只要人们一走近，还能闻到楠木香气；祾恩殿顶上是黄瓦，墙是红色的，远远望去金碧辉煌。
第三进院落，主要建筑有宝城与明楼。明楼下面建有城墙，与今天南京明孝陵很相像，这个城墙里边有一个大坟包，美名叫宝顶，内葬着朱棣与徐皇后，宝顶直径约为340米。
明长陵位于明十三陵之首，这倒不仅仅因为它是13个陵寝中最早建造的一个，而且还是最大的一个。按照中国古代皇家陵寝的规制，开国君主的陵寝应该最大，其后代子孙不得逾越。南京明孝陵的地面建筑早已毁于战火，今人无法知晓其整体原貌，传统的观点认为，北京明长陵是朱棣遵循“祖制”仿效明孝陵而建造的，但也有人认为明长陵的规模已经超越了明孝陵，朱棣是否有另辟一天地之用意？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明长陵造价几何，建造了多少年？
但就建造明长陵这么规模浩大的工程所花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言，恐怕它是当时世界上最为昂贵的一个帝王陵寝。以享殿即祾恩殿中的32根金丝楠木为例，它们都产自于南方，在没有现代起重技术装备和先进的运输工具的条件下，将它们运出深山老林，不知要付出多少的血汗甚至生命代价才得以完成，四川当地百姓留下这么句话，叫“入山一千，出山五百”。明长陵不少巨型石材产于北京房山，同样在没有现代运输工具的条件下，数十万的民夫和无尽的血泪铺就了巨石运往昌平寿陵的道路。据说为了运输巨型石材，劳工们先将它放在滚木上，沿途掘井汲水，利用冬季一路浇水结冰，再用人力、马力等在前头牵拉。有人算过一笔账，从房山将一块长3丈、宽1丈、厚0 5丈的白石运往昌平陵寝地，就得动用顺天等8府的民夫2万人，劳作1个月，花费银子11万两。(［明］贺仲轼：《冬宫纪事》)以此推算，整个明长陵的建造费用不会少于几百万两银子。参照北京明皇宫的整体规模，明长陵大体可视作为明皇宫的一半大小(保守估测)，而明皇宫“工作之夫，动以百万，终岁供役”，(《明史·邹缉传》卷164)则北京明长陵工程建设总劳力可推测为50万人左右。
这哪是皇帝的陵寝，分明是老百姓的血泪地、白骨堆。长陵前有块“无字碑”，为所欲为的一代暴君朱棣能说能做的，全让他说了做了，该是他无语了吧？！
朱棣大造、急造北京明长陵的目的，除了满足他百年以后的享乐外，最为紧迫的还是前面提到的，他要将徐皇后北运下葬。徐皇后是永乐五年夏天去世的，她的梓宫一放居然放了六年，一直到永乐十年三月，明长陵主体工程开始结顶了，朱棣敕武义伯王通等曰：“天寿山营建将完工，匠役久户无次丁者，悉遣归，仍命所过官司给行粮。”(《明太宗实录》卷126)永乐十一年春正月，“天寿山陵成，命名长陵。”(明太宗实录卷136))“(永乐十一年正月)丁酉，仁孝皇后(即徐皇后)梓宫发京师(南京)，汉王护行”，到了二月甲子日，朱棣“命皇太子监国，如七年例”，“乙丑，上(指朱棣)北巡，发京师，皇太孙从”，“丙寅，仁孝皇后葬长陵”。(［明］谈迁：《国榷·成祖永乐十一年》卷15,第1册，P1086~P1089)
徐皇后下葬后，明长陵工程并没有结束而是继续进行着，一直到永乐十四年(1416)才最终告竣，永乐二十二年朱棣死后也被葬入长陵。
(永乐四年～永乐十八年，1406～1420)
? “焦劳圣虑几二十年”营建北京新宫新都
朱棣原本的想法大体为，先造他活着时候与妹妹们一起寻欢作乐的“逍遥宫”——北京新皇宫，接着再打造自己百年后所用的寿陵，等这些事情都做得差不多了就迁都北京。于是早在永乐四年时，永乐皇帝就命泰宁侯陈珪、北京刑部侍郎张思恭等“董建北京宫殿，经画有条理”。(《明史·陈珪传》卷146;《明太宗实录》卷57)但永乐五年徐皇后的突然驾崩，打乱了他的计划，加上在此前后发动的大规模对外战争，如永乐四年开始的安南平乱战争和永乐中期的两次对蒙古的战争，以及南北大运河浚通工程与南京大报恩寺塔的建造等一系列政绩形象工程的开启，使得大明帝国耗费了无比巨大的财力、物力，牵制和影响了朱棣营建新皇宫新都城的进展。不过有意思的是，永乐前期的这些对外战争和大工大役几乎都取得了胜利和成功，这样不仅把大明朝野视线都引向了永乐帝的丰功伟绩上，而且也提高了他的“克里斯马”效应(即个人人格魅力)，所以在永乐十四年北京长陵工程告竣前后，大明朝廷腾出精力来打造“一代雄主”魂系梦绕的北京新宫新都建设，已成为水到渠成的事了。
永乐十三年三月丁巳，朱棣下令“修北京城垣”。(《明太宗实录》卷162)
永乐十四年八月，朱棣“诏天下军民预北京营造者，分番赴工，所在有司人给钞五锭，为道里费”。(《明太宗实录》卷179)
永乐十四年十一月，朱棣“复诏群臣议营建北京”。(《明太宗实录》卷182)
永乐十五年二月，朱棣命“泰宁侯陈珪董建北京”，即让陈珪等负责北京城的营建，大规模的北京新都城建设工程由此动工。(《明史·成祖三》卷7)永乐十七年十一月，又令人开始“拓北京南城，计二千七百余丈”。(《明太宗实录》卷218)到永乐十八年十二月时，北京新都城工程建设仅完成紫禁城等主要建筑的营建，“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复于皇城东南建皇太孙宫，东安门外东南，建十王邸，通为屋八千三百五十楹，自永乐十五年六月兴工，至是成”。(《明太宗实录》卷232)差不多与此同时，皇帝朱棣又任命蔡信等重新修建北京城垣，这样整个北京新都建设可谓旷日持久。
如果我们将永乐四年朱棣下令开始营建北京到永乐十八年北京明皇宫主要建筑的竣工通盘起来算的话，那么北京明皇宫建设时间前后就要长达15年之久；如果再将蔡信重修北京城垣的时间算在内的话，那可谓“焦劳圣虑(指朱棣)，几二十年”。换句话来说，明永乐修建北京新宫新都总计用了20年左右的时间。(《明史·邹缉传》卷164)
舍生取义还是愚忠：被朱棣灭十族的方孝孺
皇帝杀人，常常有“株连九族”之说。
所谓“九族”，一般指的是“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其中“父族四”指：父母、兄弟、姊妹、儿子；出嫁的姑母及其儿子；出嫁的姐妹及外甥；出嫁的女儿及外孙。“母族三”指：外祖父一家；外祖母的娘家；姨母及其儿子。“妻族二”指：岳父的一家；岳母的娘家。
“株连九族”，已经是相当恐怖了，然而，方孝孺却遭到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十族”之诛。即在宗亲九族之外加上门生故旧，牵连者不计其数！
方孝孺到底犯了什么罪，竟至于要遭此“十族”之诛呢？
“正学先生”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浙江宁海人。明代大臣，也是著名学者和散文家。
洪武九年(1376)，二十岁的方孝孺拿着自己写的谈立身之道的文章《杂诫》来到宋濂那里，拜宋濂为师。宋濂好多年都未见过这样好的文章了，很高兴地把方孝孺纳为弟子。
相传，一次太祖朱元璋设宴，宋濂出席，太祖命宋濂作一篇《灵芝甘露论》，限明晨交卷。宋濂回家后将此事告诉了方孝孺后，自己因宴中饮酒过多，一觉睡到天明才醒。
准备上朝了，宋濂才想起作《灵芝甘露论》的事，大惊失色。方孝孺胸有成竹地对宋濂说：“老师不必惊慌，我已代师写成一篇，未知可否？请老师定稿。”宋濂看后十分满意，未作修改，便直接上呈太祖。太祖看后，觉得此文与宋濂的文风不同，问道：“这是学士的手笔吗？”宋濂只好如实说：“这是我门生方孝孺的手笔。”太祖听后很高兴，说：“此生良胜汝。”
方孝孺在宋濂门下度过了三年时光，使他终生受益匪浅。
洪武十五年(1382)，经东阁大学士吴沉等人推荐，二十六岁的方孝孺来到南京，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召见。明太祖见他举止端庄，学问深厚，称赞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但方孝孺力主施行仁政，志存教化，与朱元璋重典治国的政治主张相差甚远。朱元璋深知才非所用，不如不用，只是对皇太子说：“这是一个有才华的正直之士，但现在还不是用他的时候，让他历练得更加成熟一些，将来好辅佐你。”于是厚礼相待，送他归乡。
后来，方孝孺受仇家陷构，被牵连到一场官司里，一并拘押到了京城。朱元璋在案卷里看到了方孝孺的名字，叫人马上放了他。
不过，对于方孝孺而言，身怀匡世之才而无用武之地，实在是件憾事。此后十年，他隐居在家，一心著书立说，过着清苦的生活。著有《周易考次》、《宋史要言》、《文统》等多部作品，还写了大量的诗歌。直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经人再次推荐，朱元璋才让他担任汉中府学教授，成了个刚刚入流的九品学官。
蜀献王朱椿是朱元璋的第十一子，他早就听说过方孝孺的人品和学识，就礼聘他兼任蜀王世子的老师，非常敬重他，把方孝孺的读书之庐命名为“正学”，方孝孺因而被后人称为“正学先生”。
削藩的后果
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去世时，儿子早死，皇太孙朱允炆继承了皇位，是为建文帝。建文帝崇尚儒家仁政之说，有意结束其祖父尚武的政风，确定新年号为“建文”，与祖父的“洪武”年号刚好形成鲜明的对照。
他迫不及待地要把他祖父为他储备的“干部”投入使用。“秋七月，召汉中府教授方孝孺为翰林院侍讲”，方孝孺终于从那个摆满了儒学经典的“正学”书斋，走到了明朝政治的前台。次年，又升任为侍讲学士，成了建文帝的近臣。
据《明通鉴》记载，建文帝读书每有疑问，便立即召方孝孺讲解；临朝议事，也常常叫方孝孺批答；纂修《太祖实录》等史籍，也任命方孝孺为总裁；当时朝廷的诏书、檄文，大都出自方孝孺之手。建文帝对方孝孺非常倚重，君臣关系十分融洽。
此时，建文帝把朝中的大权交给了两个书呆子：兵部尚书齐泰和太常寺卿黄子澄。他们急于求成，在建文元年(1399)新皇权还没有得到充分巩固之前，就开始走了一步在整个明朝历史上最为险恶的棋——削藩。
朱元璋在位期间，为御侮防患，曾两次分封诸子为藩王。藩王各拥重兵，坐镇一方。明朝初年，藩王们为强化朱氏王朝的绝对统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洪武时代的结束，这种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弊端也就暴露无遗了。
齐泰、黄子澄等人的初衷应该说是对的，但他们过高地估计了王朝的实力。开始的“削藩”进行得还比较顺利，周、代、岷、湘、齐等藩王先后被削夺，“湘王自焚，余皆废为庶人”。但进一步想削夺其中势力最大的藩王——燕王朱棣时，大麻烦出现了。
驻守北平的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誓师“靖难”，挥军南下京师。
在靖难之变中，方孝孺与朱棣是势不两立的。建文帝讨伐燕王的诏檄大多出自方孝孺之手。朱棣曾经两次试图以罢兵作为缓兵之计，都被方孝孺识破，并力劝建文帝不要被他迷惑，使得朱棣屡屡未能得逞。方孝孺还多次为建文帝出谋划策，甚至使用反间计来离间朱棣父子。
遗憾的是，前方战况不佳。长达四年之久的战争将建文帝和方孝孺等人逐渐推向了绝境。朱元璋为了能让子孙后代永享太平，将久经沙场的元勋宿将几乎斩杀殆尽，现在，上自文弱的建文帝，下至满腹诗书的方孝孺等人，面对来势汹汹的燕王朱棣却都束手无策。
朱棣出兵时，他最倚赖的谋士姚广孝曾对他说：“臣有所托。”
朱棣问：“何为？”
姚广孝答道：“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学行，城破之日，必不降附，幸勿杀之。杀孝孺，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
朱棣颔首答应。
人间惨剧
朱棣占领南京后，方孝孺果然不肯归附。因姚广孝事先嘱托过，朱棣没有杀他，而是将他投入狱中。
其实，朱棣也有意借用方孝孺的威望来收揽人心，所以燕军攻破南京后，朱棣屡次派人到狱中向方孝孺招降，希望由他撰写新皇帝即位的诏书，方孝孺坚决不从。朱棣又派孝孺的学生廖镛、廖铭二人前去劝说，反被孝孺痛斥一顿。最后朱棣强行派人押解方孝孺上殿，方孝孺披麻戴孝而入，悲恸而极，哭声响彻大殿。
朱棣亲自从御榻上走下来劝他说：“方先生不必自苦，我不过是想效法周公辅佐成王罢了。”这里说的“成王”，指的是建文帝。
“那么成王呢？”方孝孺问。
“他自己自焚而死了。”
“何不立成王之子？”
“国赖长君。”朱棣有些窘了。
所谓“成王之子”，是指建文帝的二子。长子名文奎，年方七岁，城陷后不知所终，大概是焚宫之时，烧得尸骨无存了。次子尚只两岁，名文圭，后被朱棣幽禁于中都广安宫，号为“建庶人”，前后历五帝，共五十五年，从小没有接触过高墙以外的人世，到英宗复辟后被释放时，形同白痴，连猪犬都不认得。
方孝孺反驳道：“何不立成王之弟？”
驳得朱棣哑口无言，只好说：“这是我的家事。”
接着，他叫左右拿笔墨来，坚决地说：“诏告天下，非先生来写不可！”
孝孺接过笔，写上“燕贼篡位”几个字后，随即掷笔于地，且哭且骂：“死就死！诏书绝不能写。”
朱棣勃然变色，提出警告：“你难道不怕灭九族？”
“灭十族又如何？”
“好！”朱棣恶狠狠地说，“我就灭你的十族。”
于是，朱棣一面命人继续将方孝孺关押狱中，一面搜捕其亲戚家属等人，以及他的学生，算作十族，押解至京。
在当年的六月二十五日，也就是朱棣登上皇帝宝座的第八天，就在南京的聚宝门，当着方孝孺的面，朱棣将“十族”一个一个地杀戮。每杀一个追问一声方孝孺，是否回心转意。当方孝孺看到他的弟弟方孝友受自己的牵连，就要被砍头时，深感痛心，泪流满面。
方孝孺兄弟三人，感情很好。哥哥方孝闻早在方孝孺任职汉中府的时候，就已病逝。方孝孺听到丧讯，悲伤了很久。而今，弟弟又遭此劫难，方孝孺内心的伤痛无法言说。他的弟弟孝友却丝毫没有责怪他，反而在死前劝慰其兄，作诗道：
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
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到家山。
诛方孝孺十族，死者达八百七十三人，行刑七日方止。
临到最后杀方孝孺时，方孝孺谩骂不止。朱棣先是命人将方孝孺的嘴割裂至两耳，并割下舌头，随后处以凌迟之刑。
死前，年仅四十六岁的方孝孺器宇轩昂，作《绝命词》一首。
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
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
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
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
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清初史家谷应泰这样叹道：“嗟乎！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强汉之律，不过五宗……世谓天道好还，而人命至重，遂可灭绝至此乎！”
舍生取义，还是愚忠？
有明以来，人们都认为方孝孺以一介书生，忠贞不屈，在残酷的屠戮面前无所畏惧，坦然走向死亡，是读书人的楷模。然而，近来也有很多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其一，方孝孺可不可以不死？
方孝孺舍生取义，才留下千古英名；如果他一念之差写了诏书，难道就会遗臭万年吗？就算方孝孺接着为成祖做事，也算不上失节，因为他不是投靠了异族或敌国，就连服务对象的姓氏都没有改变，就像成祖所说的这是他的“家事”。
魏征在唐太宗李世民夺取政权前，是辅佐太子李建成的，也就是太宗的对立面；李建成被杀，李世民即位后他转而为李世民出谋划策，为“贞观之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闻名后世的一代良相。他死后，李世民十分悲哀并感慨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方孝孺完全可以不死，像魏征一样辅佐新主，建立不世之功勋。唐代以后谁笑话过魏征？谁也没笑话过，赞美之词倒是不少。为了朱家的“家事”而慷慨献身，值得吗？
其二，方孝孺应该怎样去死？
是的，民族是要有精神的，做人也要有是非观、有骨气。我们赞美那些因坚持真理、维护信仰而视死如归的铮铮铁汉，也赞美在民族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为国家、为民族英勇捐躯的民族英雄。即使方孝孺先生选择了“忠臣不事二主”的儒家正统观念，也仍然值得我们尊重。
翻开史书，为信仰献身之人不胜枚举。前有魏晋时之嵇康，面对司马集团的屠刀，谈笑从容，作广陵绝响；后有戊戌六君子之谭嗣同，狱中题壁：“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都留下了悲壮的佳话。
当金川门破之日，方孝孺先生面临三条选择：降，逃，死。
“降”，方先生是不屑的。
“逃”，不失为一种进退自如的选择。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连你的主子建文帝都逃了，你为何不逃呢？你逃了，对姚广孝有过承诺的朱棣也不会穷追猛赶。时势不利，你可以隐居深山，结草为庐，诵经课徒，兀兀穷年。渴了，有山泉清露；饥了，可采芹采蕨。一旦时机好转，方先生振臂一呼，定然是四海云集，说不定还可以为苦命的“建庶人”挣得一片天下。仔细掂量，逃是一个智者在当时可能做出的最佳选择，可惜的是，方先生不是智者。
方先生心存大忠，却无大智，这就铸就了方先生必然的悲剧。
方先生选择了“死”，决心以身殉难，这仍然值得我们尊重，但我们并不赞成方先生的这种死法。
方先生可以阖门不出，顶礼焚香，自刭于家；方先生也可以青衣素服，仰天长啸，自沉于水；方先生甚至还可以朝服冠冕地出现于金銮宝殿，义正词严宣布自己的主张后，触阶或触柱自杀而亡。朱棣对方孝孺“城破之日，必不降附”早有思想准备，因而对他的这几种自杀方式不会感到意外，也就不会引发怒火万丈，逆鳞喷血，更不会导演出“灭三族”、“灭九族”，乃至“灭十族”的悲剧。方先生也就死得其所了。
说不定，朱棣为了讨好士人，安抚满朝文武，借重方孝孺的威望，对他的死来一个假惺惺的欷歔不已，给他一个旌表，给他的家属以应有的安抚——类似的例子在改朝换代中比比皆是。这样，方先生保持了名节，子孙也享受到了余荫，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即使朱棣穷凶极恶，继续施逞**威，仍然是“三族”、“九族”地杀将下去，那么，后世史家更可以认识朱棣的残暴本质，而不会拿方先生来说事了。
其三，方孝孺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死法？
严格地说，方先生的死法是他自己设计的：他决心用一场轰轰烈烈的死来成就自己的名节。登殿，“披麻戴孝”，“哭声响彻大殿”；问答，针尖对麦芒，反宾为主，步步紧逼；写诏，大书“燕贼篡位”，然后“掷笔于地”。逼得朱棣不得不脱下礼贤下士的伪装，举起了血淋淋的屠刀。
当勃然大怒的朱棣用“灭九族”进行威胁时，方孝孺竟说：“灭十族又如何？”
慷慨激昂，掷地有声。可叹的是，这已经是“慷”他人之“慨”了，方先生决心为自己的主子殉葬，又何必搭上这八百七十三条无辜的生命呢？
明朝钱士升在《皇明表忠记》中就指责方孝孺说：“孝孺十族之诛，有以激之也。愈激愈杀，愈杀愈激，至于断舌碎骨，湛宗燔墓而不顾。”一个“激”字，点明了方孝孺的心机，唯恐其不怒，唯恐其不杀，唯恐其杀之不多；杀得越多，就越能彰显朱棣的罪恶，就越能展示自己的名节。
于是，历史上最惨烈的一幕“闹剧”开始了血淋淋的演出：一个是要无限张扬自己权威的杀人狂，一个是想无限抬升自己名节的偏执狂。两强相遇，小民遭殃。
杀！杀！杀！只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当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亲戚，朋友，门生，故旧，认得的，不认得的，昂首挺胸的，浑身颤抖的，乃至于妇幼婴儿……牵引到方先生面前就戮的时候，当一具具鲜血淋漓的尸体如小山般堆积在方先生的面前的时候，他居然无动于衷，面不改色心不跳。
一个敢杀，一个能忍，视生命如草芥！
怎么来解释这样一个癫狂的现象呢？有人说：这是两个疯子，“精神变态，心理疯狂”。而方孝孺，则“是一个受理学毒害至深、泯灭了人性的腐儒”。
方先生的名节总算是成就了，但这个用八百七十三条血肉之躯垫抬起来的名节里，掺和了太多的血污！
呜呼，哀哉！
儿恋书僮女爱和尚：李世民一家怪异性取向
我们分析过，李世民的一家，都有点精神不正常。
现代病理分析学告诉我们说：举凡一个人心理不正常，百分百会在性取向上反应出来。正是因为一个人的性取向出了问题，才导致他的脑子不正常，同样的，正因为他的脑子不正常，才导致了他的性取向怪异。总而言之，心理的变态与性取向的偏差，构成了人类精神生命最恐怖的障碍。就拿李世民来说，在他未当皇帝之前，已经封为秦王，任什么样好人家的女子，不是由着他予取予求？可是他老兄偏不，放着正常人家的女孩子不爱，非要热烈的追求亲弟弟的妻子。这是因为正常的情欲于他而言，构不成任何形式的刺激，一句话，他看到正常人家的女孩子，硬是没感觉，一定要奔人类的禁忌来，越是不应该追求的女子，就越是让他血脉喷张。
李世民的这个毛病，是一种典型的家族遗传性疾病。证据就是他的大儿子李承乾，性取向出现了偏差——说到这个李承乾，此人始终是中国式教育失败的典型，为了教导这个儿子，李世民广延名师，凡是他能够找得到的饱学鸿儒，李世民都给找来了，而且这些老师各有各的教育方法。再就是李家教育资源充足，天底下再也找不到比皇帝老倌家教育资源更充足的了。可这么多饱学鸿儒教导了半天，李承乾却冲破封建家庭的桎梏，勇敢的和自己同种性别的书僮相爱了。
同性恋并不稀奇，我们不应该歧视同性恋者……但是接下来，我们知道，李世民的女儿高阳公主，放着自己的老公不爱，却勇敢的和唐僧唐三藏的徒弟相爱了……这好象也没什么不妥，圣僧和公主的炽热恋情，更容易打动天下凡夫俗子的心。
但是，儿子同性恋，女儿爱和尚，这两桩事放在一起，明摆着，李世民一家的性取向千真万确的，有问题。
等到唐高宗李治出场的时候，这个结论，堪称板上钉钉，不容置疑了。
李世民之所以选择儿子李治做接班人，是因为李治的性取向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他既没有爱上自己的书僮，也没有勇敢的去爱尼姑。所以李世民就琢磨着：大概……或许……可能……也许，这个孩子的神智应该是正常的吧？就让他来接班做皇帝，如何？
然而李世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唐高宗李治，他在错误的性取向上，走得远比大哥李承乾，姐姐高阳公主更远。
李治爱上了武则天！
爱武则天也没什么不对，武则天也是一个女人，也需要男生的爱。可问题是，当李治和武则天炽热相恋的时候，武则天的身份，是李治的妈妈——这女孩子13岁入宫，和老头李世民做了夫妻，李世民将其幸御过后，封其为才人，史称武才人。
尽管武才人年少貌美，但我们已经分析过的了，李世民在她面前却感觉不到什么刺激。实际上正如义成公主所说，李世民口味超重，品味超差，真正能够刺激他的欲望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弟弟李元吉的妻子杨氏，另一个是前朝隋炀帝杨广的妻子萧皇后。虽然杨氏已经被他抱入宫中，但他心中仍然对萧皇后念念不忘，宁不惜劳师远征，大动干戈，也要想办法把萧皇后弄到手。
然而，武才人虽然对李世民不构成充足的刺激，但是她却对李世民的儿子李治，构成了过于充足的刺激。
于是李治就找机会入宫，见到了武才人。
于是事情就发生了。
事情发生是正常的，不发生反倒奇怪了。通常史家以年龄来解释这件跨越了历史与人伦的奇异情恋。毕竟李世民年纪太老太老，而武才人和高宗李治只不过十几岁的少年男女，少男少女，碰到一起，岂有一个不出事的道理？
但是史家显然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高宗李治，在遇到武才人时，其身份是晋王。虽然他尚没有形成自己的政治势力，但是以他的身份地位，身边是不会缺少女的。更何况，他才不过13岁的时候，老爹李世民怕这孩子孤独寂寞，就把李治的小表妹王氏嫁给了他——史书上说，王氏美丽娴良，母仪天下，所以她在丈夫李治登基而后，就出任了帝国皇后一职。
总之一句话，高宗李治，他身边决不缺女人。话再说回来，就算是李治偷着入宫搞父亲的女人，宫里那么的嫔妃宫娥，何以李治只和武才人发生了事实，却没有和别的宫女也来一段深宫情孽呢？
这个原因，细究起来有点别扭。实际情况是，武才人是宫中唯一洞悉李氏家族遗传性精神疾病的人——换句话说，武才人虽然年龄不大，却是宫中唯一发现李世民家族性取向存在着偏差的人。至于她又是如何知道这等龌龊细节的，最大的可能，是李世民在**的时候告诉她的——李世民为什么要跟她说这些？
古人云，闺房之乐，有甚于画眉者。意思是说，私房密室，是人们最易于袒裎内心龌龊和私隐的地方。心里的那点坏念头，不在这个地方说，难道还要拿到朝堂上，交给群臣讨论不成？
事实上，李世民应该对不止对一个宫人说过他心里的龌龊念头，尤其是在他幸御这些宫人的时候，必然要说点下流的脏话以增加私房情趣。但别的宫人听听也就算了，或者是压根不知道李世民这老头在嘀咕些什么。
只要武才人。她听到了，并且记在了心里。
她是一个思考型的智慧女性，仅此就构成了她的全部机会。
说起来武才人来，她出身于商人之家，父亲和李渊的关系比较铁，唐高祖李渊死后，武才人的父亲悲痛不已，竟然哭瞎了自己的眼睛——这事摆明了是瞎扯，两家交情再好，也不至于为对方哭瞎自己的眼睛。武才人的父亲和李渊都是大老爷们儿，断不至于搞到这样暧味。真正的情形，应该是武才人的父亲患病，瞎眼后死掉了，此后武才人就跟着母亲投奔了表哥家，偏偏这表哥一家拿这小丫头不当回事，想尽法子虐待她，这就导致了表哥一家人未来的悲剧。
再后来，李世民到处打听什么地方有美女，听说了武媚娘的名字，就立即把这小姑娘弄到了宫里祸害。
这一年，武媚娘不过13岁，而李世民却是个行将五十的怪老头了。
已经说过了，怪老头李世民在**小女孩武媚娘的时候，必然会说些龌龊的情话，以刺激自己的欲望。怪老头的欲望是否刺激起来，这事不得而知，但他透露出来的信息，却让小姑娘武媚娘浮想连翩。
原来姓李的这家人，脑子都不正常。武媚娘在心里想，这事会是真的吗？是不是应该求证一下？
可是怎么求证呢？
正不知道如何求证法，晋王李治找借口进宫来了。别的宫人对李治毕恭毕敬，武媚娘却是好奇的不行，心想：如果李世民那怪老头说的是真的话，那么，这个小帅哥肯定也是不对劲，你说他闲着没事，不在自己王府里和自己的老婆亲热，却找借口钻进禁宫里来干什么？分明是……
于是武媚娘故意冲李治一招手：帅仔，嘻嘻，过来过来，姐姐带你玩个好玩的游戏……霎时间就见李治两眼一亮。
这小王八蛋，他钻进禁宫里，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可他只有贼心无有贼胆，如果不是武媚娘窥破他的心事，他就只好在心里闷骚了。
事情发生之后，李世民吩咐儿子李治接班，就撤手西归了。实际上，李世民是吃长生不老丹药吃得太多，吞食了大剂量的铅汞，搞到小肠坚硬如金铁，用铁锺一敲，叮咚有声。这样子的肚皮，太硬了，非死不可的。
李世民死了，大舅哥长孙无忌说话算数，于是他吩咐道：大家把曾经和李世民老头上过床的女生，登记一下，这些女生都送到尼姑庵里去吧。现在儿子李治要进宫了，不搞个回避制度，弄不好儿子再幸御了老爹幸御过的女人，那咱们国家的乐子可就大了……
于是武媚娘被按倒在地，强行剃光了头发，送到了感业寺，给她一个蒲团坐下，再拿个木鱼槌递到她手上，下岗女工武媚娘的再就业安置工程，就算是完成了。
拿木鱼槌在手，武媚娘心里既憋火又闷气，这他娘的叫什么事啊，自己才刚刚26岁，正值青春年少，花季正盛，竟然被强塞尼姑庵里来敲木鱼，这未免也太不人道了吧？
要不，咱们作首诗如何？
武媚娘想。
于是她手拿木鱼槌，赋诗一首：
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
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
有分教，这首诗，乃中国艺术宝库中的一朵奇葩。那么这首诗到底奇葩在何处呢？
此后不久，有天才大诗人李白横空出世，李白其人，一生赋诗一万来首，传万世而不朽者，超过一千多首——历史上除了李白之外，绝不存在第二个人，能有一千多首诗传承后世的。
然而，正是这位才华横溢的大诗人李白，当他看到武则天的这首诗时，犹如当头一棍，居然踉跄后退数十步，面皮青紫，气若游丝，好长时间才见两行泪水滚下李白的脸颊，只听他凄声哭道：这首诗，写得太妙了，我这辈子是赶不上人家了……
这是一首让诗仙李白为之气短的诗。
那么这首诗，到底妙在何处呢？
这个事，只有当事人李治才明白。
别人看这首诗，看到的无非不过是一个成熟女人的感叹，思念情人啊，早也想，晚也想，想到了心底栖惶，就这样于日落之时默默的垂泪，斑斑红泪，染得裙色驳离……别人看到的，只是这么一幕哀惋动人摧人泪下的场景，仅此而已。
然而这首诗，于新继位的高宗李治而言，却是有所指的——仔细看看朱成碧这四个字，这是女孩子与情人私房中最隐密的欢情，所描述的情人性体征丝丝入扣，而且这首诗中还隐含了两人欢娱之时的惶恐——太他娘的危险了，随时都有可能被老头李世民冲进来，将他们逮个正着——就在与老爹一墙之隔的地方，和老爹的女人胡来，那种刺激肯定是空前的，超越了世俗想象的，总之就是变态到了极点，所以刺激的强烈效果，也达到了顶点。
把最隐密，最龌龊的私情，用最美丽，最委惋而又最直观的表达方式说出来，当事人看到的是浸透了地狱之火的不伦娱情，而别人看到的，却是一幅美丽的图画，这个就叫艺术。
所以当唐高宗李治看到这首诗的时候，只觉得身体猛可的一热，昔日**的快感迅速的攫住了他的全部思维。刺激，太他妈的刺激了……于是唐高宗李治丝毫也不犹豫，一脚踹开龙椅，直冲感业寺飞奔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