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离其人其事，司马迁没有写进《史记》的《刺客列传》。但可以肯定，这个人存在，事情也不是虚构的。《战国策》中就有旁证：“要离刺庆忌，苍鹰击于殿上。”从那以后，他的名字遍布正史野史，以及各种诗书。后代的文人墨客咏叹不断。比如陆游，诗中就有这样的句子：生拟入山随李广，死当穿冢近要离。蒋士铨更是将要离和专诸并列：要离碧血专诸骨，义士相望恨略同。然而掩卷细思，我始终不明白，要离怎么就当得起如此的浩叹。作为故事，相当精彩；作为刺客，相当专业；作为勇士，相当独到；但是作为妻父，又怎么样呢？
极不靠谱。
首先，刺杀庆忌毫无道理，于情于理于法，都找不到行动的必然性；其次，刺杀行动成本高代价大，充其量不过是皮洛斯式的胜利。他有什么理由，非要拿妻子儿女作代价？谁赋予他的权力？
要离为什么非要接下这单生意？主要原因无非如此：“吴王心非子胥进此人，良久默然不言”。阖闾搭眼一瞧，就没看上伍子胥推荐的这个人，不信他有那本事。所以要离必须争这个面子。简而言之，为了自己的名声。为一己之虚名，不惜搭上妻子儿女的性命，去杀死一个无辜的人，这样的人，不知“义”在何处？
相貌丑陋者，难免心理扭曲。不是极度自卑，就是极度敏感自尊。当然极度敏感自尊，也是自卑的另外一种形式。
前面说过，专诸类似社会上的小混混，冒充黑社会的那种。要离比起他，更是等而下之。为什么？专诸只是自己冒险，而要离百事没成之前，先已连累无辜妻儿。这种人，顶多只算个匹夫之勇而已。苏轼在《留侯论》中说，“匹夫见辱，挺身而起，拔剑而斗，此不足为勇也。”要离比这个标准略微高了一点点，但并无本质区别。
无论如何，这事证明伍子胥有识人的眼光。除掉庆忌，他在阖闾跟前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又提高了若干个百分点。如今内政已清，后方安定，该抬起眼睛，看看周围了。西边的楚国，是吴国和伍子胥共同的敌人。然而阖闾虽不时流露出用兵之意，但却迟迟没有行动。伍子胥早已摸透阖闾的脾气，知道他的忧虑何在，于是就推荐了孙武。
孙武对军事非常在行，但一直没人发现，只有伍子胥意识到了他浑身的能量。他跟吴王论兵，一连七次推荐孙武。阖闾读完孙武献上的《兵法》十三篇，连连叫绝，于是找他谈话。他问：“你的十三篇兵法，能不能试用？”孙武说：“当然可以。”阖闾说：“女人也能行？”孙武说：“没问题。”
于是阖闾派出宫中的一百八十名美女，交给孙武指挥。孙武把她们分为两队，由阖闾的两个宠姬分别担任队长，让她们都手持武器，说明了前后左右以及纪律，然后击鼓让她们向右转。美女们听到鼓声，都哈哈大笑，队伍乱七八糟。孙武说：“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就是说，说明不详细，命令不熟练，是将军的责任。于是又三令五申，然后再击鼓，命令向左转。那些美女们越发感觉好笑，队形更加混乱。孙武说：“既然已经讲清楚纪律和命令，你们还不能遵守，就是你们的罪过。”于是要斩那两个队长。阖闾一直在台上遥控指挥，看到这一切，大为惊骇，立即派出使者命令孙武：“寡人已经知道将军能带兵了。没有这两个美人，寡人食不甘味，千万千万，刀下留人！”孙武丝毫不给阖闾面子。说：“既然已经领受命令，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随即喝令斩了两个队长，另选二人代替，然后再击鼓。这一次，美女们的队列动作个个中规中矩，再没有人敢说话。孙武于是复命道：“队伍已经训练整齐，请大王下来检阅。如果派她们出战，赴汤蹈火都没有问题！”阖闾哪里还有这等心思，对孙武说：“将军您回去休息吧。寡人不想下去看了。”
阖闾演兵，叶公好龙；吴宫教战，孙武成名。阖闾虽然未免肉痛，但他和孙武，都遵守了规则：阖闾没有滥发君王**威，约略霸主；孙武未曾屈从上意，不愧将才。
退一步说，以牺牲两个美妾为代价，发掘出一员大将，其实是个很成功的投资。阖闾的肉痛，不过是一刹那的事情。他很快就能找到新欢。这没有丝毫的技术难度。
五战入郢
都知道费无极害了伍子胥的开始，但不知道伍子胥结局的悲剧，也源自费无极的阴影。谗害伍子胥的小人是伯嚭，他之所以能和伍子胥同事，原因跟伍子胥如出一辙：父祖辈受到了费无极的谗害。
伯嚭也是贵族出身。他的先辈伯州犁，是楚才晋用的反例：他从晋国逃到楚国，得到重用。这人在历史上的名气，很大程度上源自他创造的那个成语：上下其手。
这是个贬义词，比喻内外勾结，串通作弊。说的是有一年，楚国攻打郑国，楚国将军穿封戌俘虏了郑国的皇颉。公子围，也就是后来的楚灵王，非要与穿封戌争功，说皇颉是自己的俘虏。事情闹到楚康王跟前，楚康王就让伯州犁断案。因为他当时在军中。
这个案子可不好断。穿封戌真理在握，却只是个外省的县长；公子围贵为王弟，但又不占情理。怎么办呢？伯州犁灵机一动，说：“都别争，这事咱们问俘虏。他是个君子，不会说谎。”于是当着楚康王的面，三堂会审。伯州犁首先把手抬得高高的，对皇颉说：“这是公子围，我们大王的兄弟。”然后又把手放低，指着穿封戌说：“这是穿封戌，王都之外的一个县长。是谁俘虏的你？”可以想象，伯州犁一定还有更加丰富的肢体语言。比如眼神，表情，语气等等。这皇颉果然是个聪明人。同是俘虏，当县长的肯定不如当王子的强，就像股票，一个是跌停板，另外一个只跌百分之三；再说他那时的形势，其实也没多少选择余地。于是他有点害羞地说：“我不幸碰上公子围，不是他的对手！”没过多久，这个聪明人随即被释放回国，公子围也成了楚灵王。
现在又要出来一个陌生的名字，伯郤宛。有人认为他是伯州犁的儿子，也有人说，他就是伯州犁本人。就连《史记》，记载也莫衷一是。《楚世家》里说“杀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曰嚭”，《吴世家》里说“楚诛伯州犁，其孙伯嚭奔吴”。《伍子胥列传》里，则把两人同列，“楚诛其大臣郤宛，伯州犁”。历史上这样的疑难杂症很多。除了秦始皇下令一把火烧掉史书的原因，春秋战国离现在也实在太过遥远。史书靠人工抄录，出错难免。不过这个问题，其实不成问题。原因有二。一是晋楚鄢陵之战时，伯州犁已经逃到楚国，在战场上给楚王出谋划策，最终获胜。鄢陵之战离楚平王末年，本身已有六十年之遥，很难想象伯州犁有那么长的寿命，尽管奸人经常得享天年。其二也是最关键的证据在于，《左传》说伯郤宛“直而和”，就是正直而且和气，深受百姓爱戴。这样的人，怎么能有“上下其手”的超凡智商？果真是同一个人，历史必定会重写。因为他死得不仅冤枉，而且可叹：毫无技术含量。
当时伯郤宛在楚国当左尹，官居令尹之下，差不多相当于副相。费无极很嫉妒他，不住地在令尹子常跟前添油加醋，说他的坏话。有一天他对子常说，伯郤宛想请他喝酒，然后又回头告诉伯郤宛，子常想到他家喝酒。伯郤宛说：“这倒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不过令尹是贵客，寒舍预备点什么酒菜好呢？”费无极说：“嗨，令尹什么好吃的没吃过。酒菜都不必讲究，但是他这个人喜欢兵器，你准备点精致的盔甲和兵器，他看了准喜欢！”伯郤宛不知是计，立即回家翻箱倒柜，翻出五副上等的甲胄兵刃，擦得雪亮，准备给子常赏玩。到了那一天，子常带着费无极如约前去，还没进门，那五副甲胄兵器已经扑入眼帘。它们在人高马大的模特儿的衬托下，越发显得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子常一见，魂飞魄散，哪里还有喝酒的心思，转身就跑。
这事经过费无极的进一步加工，成了伯郤宛图谋不轨的铁证。子常立即派出大军剿灭伯氏，伯郤宛无力抵抗，只好自杀。就这样，子常还不解气，吩咐老百姓烧掉伯氏的房子。老百姓当然不干。子常一听暴跳如雷，下令谁敢违抗，与伯氏同罪。百姓们没办法，就点起小火把应付公事。那些火把实在太小，还没扔到伯氏的房子上，就已经被风吹灭了。
回过头来再说这个“直而和”的伯郤宛。费无极是什么人，子常又是什么德性，楚国无人不知，伯郤宛当然也知道。他为什么丝毫都不防备，对费无极言听计从？干巴巴的史书上，当然不会有记载。我们只能展开合理的推理。他应该不笨，之所以对费无极毫无防备，任其摆布，一定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机会难得，跟子常沟通沟通感情缓和缓和关系也好。他不求令尹美言而加官晋爵，但是需要自我保护。由此我们看到了君子懦弱的一面。他们不能成事，但求自保。这样鲜嫩的羊羔，正好是豺狼的美食。
暂且放下屈死的伯郤宛，只说伯嚭。事有凑巧，他当时不在家，在外面出差，所以捡了条小命。他听说伍子胥在吴国受到重用，也跑了过来。这很正常。吴楚两国是天敌。晋国全力扶持吴国，根本目的就是要牵制楚。
什么叫同病相怜？什么叫老乡见老乡？伍子胥和伯嚭在吴国的相会就是如此。伍子胥跟伯嚭，之前谈不上什么深交，但敌人的敌人理应成为我的朋友。更兼大家还有共同的目的。于是伍子胥立即将他引荐给阖闾。阖闾呢，刚刚即位，自然思贤若渴，恨不得天下英雄皆能为己所用，立即安排酒宴，给伯嚭接风洗尘。
酒酣耳热之际，阖闾突然若有所思地问伯嚭：“寡人之国僻远，东滨于海侧。听说你父亲遭费无极谗害，被楚相暴怒攻杀。而今你不以我国僻远，投奔来此，有什么可以教导寡人的吗？”伯嚭闻听泪如泉涌，说：“我不过是楚国的一介亡虏。先人无罪，横被暴诛。听说大王您收留了穷厄亡命的伍子胥，所以也不远千里，前来投奔。大王您有什么需要效力的，我万死不辞！”阖闾非常高兴，拜伯嚭为大夫。
当时陪宴在场的吴国大夫被离，轻声询问伍子胥：“您以为伯嚭可以信任吗？”伍子胥答道：“我与伯嚭有相同的怨仇。您没听过《河上歌》所唱的‘同病相怜，同忧相救’么？就好比惊飞的鸟儿，追逐着聚集到一块，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胡马望北风而立，越燕向南日而熙，谁能不爱其所近，而不悲其所思呢？”被离不以为然地摇摇头：“您只见其表，不见其内。我看伯嚭为人，鹰视虎步，本性贪佞，专功而擅杀。如果重用他，恐怕您日后会受到牵累。”
这件事的经过，《吴越春秋》记载最为详细。《吴越春秋》大量采用《春秋》、《国语》、《左传》等史书的资料，另外还有很多独到的细节与故事，是研究吴越历史的重要佐证。但因为其中记载有神怪之事，所以被史家所诟病。很多人认为，它是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开了《三国演义》的先河。最后那段话，大约能支持这个观点，怎么看怎么像戏说。国人的历史思维习惯于从结果倒推。如果一个人早年浑账，晚年有成，那一定是浪子回头金盆洗手的好青年，比如周处，也比如楚庄王；如果一个人早年恭谨而晚节不保，那一定是包藏祸心，比如王莽。其实并非如此。谁身上都没长前后眼，凡事只能走一步看一步。那些禀赋异常者，顶多也就多看个三五步，谁能一眼看穿几十年？
不管怎么说，伍子胥将要跟伯嚭同朝共事，事实已定。回头再说楚国。当初楚国国丧期间，吴国派烛庸、盖余两位公子带兵前去偷袭，想顺手捞一把，结果被楚军断掉后路。这时，国内又传来消息，国王易主，阖闾登位，正所谓进退失据。这可怎么办呢？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这两个公子一合计，干脆阵前易帜，成建制地投降楚国。后来，他们被封在舒。这个地方，大致在今天安徽舒城和庐江之间。
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但阖闾心里可没有忘记。王位坐稳之后，公元前512年，他首先派兵灭掉徐国，就是季札挂剑的那个国家(值得一提的是，吴军灭徐，采取了水攻的战法。这是我国军事史上有明确记载的，第一次利用堤防蓄水攻击的战例)；然后捎带着攻下舒，将烛庸和盖余捉拿归案，斩首示众。这一仗，孙武、伍子胥和伯嚭，都是亲身参与者。阖闾本想乘胜推进，攻打郢都，但孙武和伍子胥都不赞成。他们说：“连年征战，百姓十分辛苦。时机还没到，先等等吧。”
楚国虽然国君昏庸，大臣专权，怨声载道，但毕竟是千里大国。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吴国还没有一口吞掉它的肚量。怎么办呢？伍子胥到底是楚国人，熟悉楚国情况。他建议阖闾，将军队分为三支，轮流骚扰楚国。楚军一来，吴军随便抵挡一阵，然后转身就跑；等楚军撤回去，下一支吴军，从头再来。
这是军事史上有明确记载以来的第一个游击战术。其核心思想，就是疲惫敌军，放松他们的警惕。从那以后，又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变种，但内核并未改变。
伍奢临死之前的浩叹，终于演变成现实。面对吴军的长期骚扰，楚国当然不会坐以待毙。公元前508年，楚国派令尹子常领兵攻击吴国，消息传来，伍子胥主动请缨，前去迎敌。这是他跟老东家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正面作战。那一仗，他赢得干净利落，在豫章，也就是今天的安徽淮南一带，大破楚军，然后乘胜追击，攻占了居巢。这个地方，属于今天的安徽巢湖。
公元前506年，楚国进攻已经臣服吴国的蔡国。伍子胥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建议阖闾，联合蔡国和唐国，一同攻楚。这两个国家，对楚国也早已是深恶痛绝。蔡国的君主蔡昭侯立即把自己和大夫的儿子，送到吴国作为“质子”，也就是人质，以示决心。阖闾随即拜孙武为大将，伍子胥为副将，出动全军主力，共计三万人马，乘船沿淮河开进，目标直指蔡国，也就是今天的河南。
大军开到淮时，孙武下令，弃舟登岸，沿陆路开进。因为逆水行舟，速度很慢，而且众所周知，吴军擅长水战。孙武这样，可以造成战役突然性。这其中的“淮”地，有人认为在安徽凤台，有人说是河南潢川西北，总之在淮河岸边。
三千五百名精锐的吴军作为先头部队，昼夜兼程，越过楚国北部的大遂、直辕、冥厄三处险要关口，直抵汉水东岸。这三处险关不在别处，就在我的家乡，河南信阳南部。
兵来将挡。楚国还是老规矩，令尹子常统兵御敌。双方的军队，隔着汉水对峙。子常的副将，是左司马沈尹戌。他建议，子常带领主力坚守汉水西岸，正面牵制吴军，他带领一支人马北上，到方城，就是今天的河南方城县一带，集结军队，迂回到吴军背后，烧掉他们的船，毁掉三关，切断他们的归路，然后两面夹击。
这是个相当专业的建议。它直指吴军的要害。不要忘了烛庸和盖余的命运。他们倒霉就倒霉在后路被断。吴军人少，楚国地大。一旦归路断绝，那就是标准的汪洋中的一条船，破船。倾覆只在早晚之间。
子常并没有当场反对。可是等沈尹戌北上之后，他又动起了小心眼：如果这样打了胜仗，头功只能归沈尹戌，而不是他子常。这怎么能行。正好这时，一个叫史皇的大夫，大概摸透了子常的脾气，看出了他的心思，于是跳出来，建议子常立即进兵。因为楚军人多势众不说，还在本土作战，有主场之利，表面看占据了绝对优势。
子常果然是贪。贪财不说，还贪功贪利。他立即改变战役决心，率领主力渡过汉水，依托大别山和小别山列阵，准备与吴军决战。
阖闾要求硬碰硬，打出威风士气，但孙武不赞成。他带领人马且战且退，就是退着退着突然停下，出其不意地跟楚军干一仗，然后再退，一直退到柏举才停下。这个地方具体在哪里，现在依然有争议，主要有两个说法：湖北汉川说，湖北麻城说。
撤退期间，两军短暂交锋三次，楚军都没占到便宜。他们既疲劳又轻敌。孙武认为决战的时机已到，于是在当年的11月18日下令，全军列阵，准备交锋。
阵势刚刚列好，阖闾的弟弟夫概已经迫不及待。他说：“子常这人，贪婪不仁，属下的将士没有愿意给他卖命的。不如立即进攻他的亲兵，然后全军主力发起攻击，一定能破敌！”阖闾不肯采纳这个建议，觉得过于冒险。
亲兵是怎么回事？很简单。当时的贵族都有自己的封地，封地上的臣民组织起来的部队，就是他们的看家本钱。这样的亲兵，夫概也有。他回到自己的部队，对手下的将士说：“身为人臣，应当见义行动，不一定非要等待命令。咱们拼死一战，一定能攻破郢都！”说完，他擂响战鼓，带领自己手下的五千人马，突然直扑子常的中军。
夫概的判断丝毫没错。子常遭此攻击，猝不及防，而周围的人马，并不积极救援。孙武一见，立即挥动令旗，吴军主力也加入攻击。
一场血战，楚军大败。丧师辱国，子常不敢回去，匆匆向北逃往郑国，那个史皇当场阵亡。剩下的残兵败将，丢盔卸甲，转身南逃。机不可失，孙武随即指挥大军，紧追不舍。在湖北安陆县的清发河，追上了楚军。他们毫无斗志，正准备渡河。阖闾生怕敌人渡河溜掉，打算发起进攻，但这回夫概的意见却完全相反。他说：“困兽犹斗，何况军队？不如等他们渡到一半再攻击！”
夫概的这个意见，孙武一定会完全赞同。因为这就是《兵法》上所谓的“半渡而击”。果然，吴军依计而行，再度获胜，然后继续追击。这一次追上楚军时，他们刚刚做好饭，还没来得及吃；脑袋当然比胃重要。一见敌军的旗帜，他们哪里还顾得上吃，拔腿就跑；吴军呢，正好省去了埋锅造饭的麻烦，从容不迫地吃好饭，然后追上楚军，又把他们打了个稀里哗啦。沈尹戌听到这个消息，赶紧回师增援，结果与吴军遭遇，兵败自杀。
沈尹戌的死，几乎是柏举之战中楚军最大的损失。他是楚军最具将略的高级将领，水平远远超过子常。可惜，他的官儿比子常小，只能服从外行领导内行的大局，屈居其下，结果身死国辱。就这样，吴军五战五捷，最后攻破郢都，赶得楚国国王惊慌失措，东奔西逃，狼狈不堪。
此时的楚王是昭王，就是平王跟秦国公主生的儿子。十年之前，平王已经呜呼哀哉，一命归西。这对于伍子胥而言，是个不小的打击。因为费尽心机攻入敌国，而仇人已经没于黄土，他满身的力气和**都无处倾泻。怎么办呢？他挖开平王的墓，拖出那具生前恶臭死后更臭的尸体，挥鞭便打，边打边骂。
鞭尸三百是史书上的说法。这所谓的三百，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坐实呢？是不是惯常用的虚数？恐怕还真不是。这个数字，可能正好能从侧面印证当时的防腐技术水平。马王堆汉墓的防腐技术，大家已经知道，楚国或许也有类似技术，或有程度差别而已。
一千多年之后的今天，人们的确难以想象，伍子胥能有那么多的**，可以**三百鞭。这事在当时，也大大超出申包胥的精神承受能力。他派人给伍子胥传信，指责他说：“您复仇的方式，太过分了吧。人巧固然能暂时胜天，但说到底还是天胜人。过去您是平王的臣子，北向侍奉过他。现在竟然这样侮辱死人，难道就不怕天公降怒吗？”伍子胥说：“我现在的情况，好比已经日暮时分，但路途还很遥远，所以才要倒行逆施！”
请注意，伍子胥一不小心，又创造了一个成语：倒行逆施。只是现在的含义，已经与本意大相径庭。
伍子胥借助吴国之力，践行了灭楚的豪言，申包胥身单力薄，又如何实现复楚的壮志？他的办法跟伍子胥一样：申请外援，站到巨人的肩膀上去。伍子胥的巨人是东边的楚，申包胥的巨人则是西边的秦。因为昭王是秦国的外甥。
楚国无道有目共睹，尽人皆知，所以秦国不想蹚这道浑水。秦哀公推脱道：“您先去驿馆歇息，我们商量商量再说！”申包胥说：“我们的国君正在远方逃难，尚无安身之所。我们作臣下的，怎么敢贪图安逸呢？”说完，站在秦国的朝堂之外，放声痛哭。
史书上说，申包胥整整哭了七天七夜，其间水米未进。秦哀公大为感动，说：“楚国虽然无道，但有这样的臣子，难道还不应该复国吗？”说完，立即答应派兵。
申包胥哭秦廷，借来兵车五百乘。秦兵联合楚军，跟吴国打了几仗，互有胜负，但长期客场作战，态势显然对吴军不利。大家一定还记得夫概吧，那是个很有主见的人。这时，他再度表现出了自己的主见，败仗之后悄悄回国，自立为王。前方未定而后院起火，这仗还怎么打？阖闾赶紧向后转，回去将夫概击败，重新夺回政权。
伍子胥和申包胥是好友，但此时的诉求，却针锋相对。一个要灭楚，一个兴楚，他们两个，到底谁是正确的呢？
都正确。都没错。
这绝非玩弄辞藻，只是立场不同，结论自然迥异。伍子胥灭楚是尽孝，履行人子的职责，天经地义；申包胥复国是尽忠，承担人臣的本分，理所当然。那么，有没有一个统一的立场呢？没有。也不可能有。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平台，能超脱于人的利益之外。既为利益，便会有你我之争。如果真要朝大的方向说，比如全人类甚或宇宙，那么人类的所有征伐死伤，都无所谓。因为物质不灭，他们以何种形式存在，都一样。
吴楚这次争霸，整整打了十个多月。吴军出动三万人马，楚军共有十二万人参战。这个规模在春秋时期是空前的，其战果之辉煌，也足以彪炳史册。三万人马深入敌国腹地，经过长期作战最终取胜，实在难以想象。楚军虽然最终击退了吴军，但吴军损失不大，而且战火一直在楚国燃烧，楚国上下弄得鸡飞狗跳，战争创伤甚是巨大。后来吴国又多次击败楚军，楚国为躲避兵锋，只好向西迁都，到了鄀，就是今天的湖北宜城东南。
阖闾在孙武和伍子胥的辅佐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国，势力大振，在各诸侯国中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这就是他也被称为“春秋五霸”的根本原因。
惊魂甫定的楚国安顿下来后，楚昭王还是有个心事，于是召集令尹子西、司马子期，商量说：“子胥不死，又不回来，咱们楚国总是不安。不如把他请回来。”于是派出使者，对伍子胥说：“从前我的父亲无辜杀了您的父亲，那时我还年轻，并不知情。如今您以这样的方式报答寡人，寡人也不敢埋怨。咱们已经扯平，您为何不回到您的祖坟旁边呢？我国虽然小，但愿意跟您共同执掌；我们的百姓虽然少，但愿意跟您共同驱使。”伍子胥说：“以这种方式求名，名声肯定显赫；用这种方式求利，利益必然丰厚。我先为父报仇，然后还要求利，这不是贤明者干的事。父亲冤死，儿子还要食它的爵禄，也有失父子之义！”
楚昭王邀请伍子胥回国，是陷阱吗？肯定不是。春秋时期，人们做事多少还要讲点规则，讲点“国际”影响。因为当时的中国，虽然晋楚吴先后崛起，但都算不上超级大国。“国际”政治格局，还是典型的多极化，更何况上面还有个名义上的周天子。楚昭王请伍子胥回国，只想平息事态，绝非秋后算账。
名将下场
在关于吴国后来活动的史料中，孙武的名字突然消失。他何时离开，因何而离开，是个十足的历史悬案。于是，伍子胥相应增加了曝光次数。他与吴国的兴亡，息息相关。
吴国的崛起，得益于晋国的扶持。晋国这样做，当然不是什么“国际主义”精神，而有着非常实用的战略考虑：牵制楚国。这个招法奏效之后，楚国也如法炮制，扶持吴国南方的越国，让它时时感觉芒刺在背。在楚国的大力扶持下，越国像孩子一般茁壮成长，终于有一天，它跟吴国撕破面皮，开始了长达二十四年的争霸。
吴越之间的第一次全面战争，发生在公元前496年，地点在木雋里，也就是今天的嘉兴西南。两国都是倾巢而出，而且国君亲赴前线。毫无疑问，吴强越弱，战局的天平从一开始就倾向于吴方，所以阖闾心里并没有真正当回事。
双方列好阵势，准备交战。这时，越军阵前突然走出一排士兵，他们手持利刃，一边前行一边高喊：“越国不幸，得罪于吴，致使两国交兵，生灵涂炭。我们愿意一死，向吴王谢罪！”说完，他们整整齐齐地挥刀自杀，然后又出来一排，从头开始。一时间呼声震天，刀光闪闪，血染疆场。
吴军饶是久经战阵，也没见过这等场面，谁也不知道越军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大家你挤我推，都想看个究竟，不知不觉阵形大乱。正在这时，对面突然战鼓四起，队形整齐的越军铺天盖地地涌来。吴军措手不及，被杀了个大败。
怎么回事呢？原来，这都是越王勾践的鬼点子。他找来一帮死刑犯，让他们在阵前自杀，分散吴军的注意力，然后突然袭击。所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单纯从军事的角度出发，这个点子因为损，所以妙，效果良好。就连久经战阵的伍子胥，都没能及时发觉，采取预防措施。堂堂的霸主阖闾，也因为在战斗中受伤，而丢了性命。他的死法很有点搞笑的意味。据说是因为脚趾头受伤，不治而死。脚趾头远非关键部位，除了伤口感染，我想不出来还能有什么原因。
不管怎么说，阖闾在木隽里之战中，走完了自己的人生路。临死之前，他把国家托付给太子夫差，一再强调，要为自己复仇。夫差即位之后，任用伯嚭和伍子胥，厉兵秣马，整军经武，时刻准备复仇。他安排一个人站在宫门旁边，每当他出入，那人都高声问道：“夫差，你忘记勾践的杀父之仇了吗？”夫差则低头拱手，恭恭敬敬地回答道：“不敢忘，不敢忘！”
消息传到越国，勾践寝食难安。怎么办呢？他决心先下手为强，以便争取主动。于是不顾大夫范蠡的强烈反对，尽起全国精锐，北上攻吴。勾践任命大夫石买为前敌总指挥，很多老人长者都不同意。他们说：“石买这家伙，人人跟他有怨，家家跟他有仇，贪婪卑鄙，见识浅薄。您重用他，必定会误国！”可是勾践不听，石买于是率领大军出征。路上，他动不动就滥发**威，以小过而妄杀将士，想用这种方式树立权威，独专军权。结果军中人人自危，士气低落。
越军来犯，夫差求之不得。于是也点齐人马，前往迎敌。伍子胥当然也在阵前效力。兵法上说：“视民如婴儿，故可与赴深溪。”道理非常简单，只有你真心爱惜士兵，把士兵当成孩子看待，才能带领他们进入绝境，死战取胜。一句话，为将之道，得恩威并施。可石买这个棒槌，根本不懂，只是一味地“威”，大搞严刑峻法。伍子胥得到消息，知道越军必败，于是大量布置奇阵疑兵，让士兵夜夜举火，四处呐喊喧嚣，或南或北，一会儿东一会儿西。
越军本来就人人沮丧，这个局面如何应付？命令无法执行，很多人偷偷开小差。吴军趁势进攻，越军大败。勾践闻听大怒，下令杀掉石买，把他的部队遣散回国。士兵们大哭，声闻九天，吴军听得清清楚楚。夫差不知道怎么回事，又惊又惧。这一切，当然都在老谋深算的伍子胥的掌控之内。他说：“大王不必惊慌，越军就要败了。我听说，狐狸临死之前，也会紧咬嘴唇，使劲吸溜牙齿。越军这样，必定是勾践要战败。您请安心等待，破越就在眼前！”说完，就派人前去打听消息。没过多久，勾践的使者随即过来，请求投降。伍子胥当然拒绝接受。勾践于是带领五千残兵败将，退往会稽山，吴军紧随其后， 将会稽团团包围。
越国的存亡，只在一息之间。危急关头，勾践要逞匹夫之勇，打算与吴军血战到底，玉石俱焚。相形之下，大夫文种要冷静得多。他建议暂且低头，向吴国求和。
文种于是作为使者，“膝行顿首”，就是跪在地上一步步地朝前挪，一直挪到夫差跟前，哀求高抬贵手。文种的卑躬屈膝，极大地满足了夫差的虚荣心。他本来想要答应，但伍子胥强烈反对。他说：“勾践这个人，特别能忍辱负重。今天不灭掉他们，将来一定会成为祸患！”
和谈请求被无端搅局，文种只得灰溜溜地回去。当天夜里，他再度来到吴军大营，带着丰厚的礼物，还有美丽的越国少女。不过，他的目标可不是伍子胥，更不是夫差，而是伯嚭。彼此见面，文种首先奉上金银玉器和美女，然后对伯嚭说：“贵国如果一定要灭掉我国，我们大王只好杀掉妻子，烧掉宫殿财宝，然后逃往楚国。果真那样的话，贵国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不过是一片废墟！不如留下我们，给贵国作为臣子，我们好替你守卫南方！”
打动伯嚭的，自然是珍宝美女。当然文种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也给了他下驴的顺坡。他于是找到夫差，说服他接受了越国的请求：撤兵回去，留下勾践，不灭越国。
消息传开，伍子胥是什么反应呢？我们看到的，又是掘墓鞭尸时的涌动**。史书上的原文是：子胥大怒，目若夜光，声若哮虎：“此越未战而服，天以赐吴，其逆天乎？臣唯君王急剬之。”越国未经血战已经服软，这是上天赐给吴国的机会，怎么能逆天而行呢？请大王赶紧急刹车！
然而夫差就是要逆天而行。子胥的强烈谏阻，如同一拳砸到棉花包上，丝毫没见效果。确切地说，效果还是有一些，但都是负面的。不久你们就能看到。
二十年前应付高考作文时，死记硬背过很多东西，其中就有这么一副对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上联说的是项羽，下联说的就是越王勾践。
从某种意义上说，勾践跟伍子胥，主要特点非常相似：为了实现预定的目标，都能忍辱负重。子胥可以“膝行吴市，吹箫乞食”，勾践身为国君，做得更加决绝：他像奴仆一样，侍奉夫差整整三年。夫差上下马，他都跪倒在地，给他垫脚。据说有次夫差生病，他还亲口尝了他的粪便，以判断病情。
经过伯嚭春风化雨般地持续美言，勾践好不容易才取得夫差的信任，得以回国执政。按照道理，稍微喘息一下，找找为王的感觉，未为不可，但是他没有。吃饭只有一道蔬菜，穿的都是粗布衣服。不仅如此，就连睡觉都不铺席子，直接躺在稻草上。为了不忘记过去的屈辱，他每天吃饭前，都要舔舔苦胆。
这就是所谓的“卧薪尝胆”。
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勾践隐忍不发，一点点地为越国疗伤止痛，实力逐渐恢复。夫差屁股下面的这座火山，能量不断蓄积。
客观地说，夫差接受越国的投降当然是战略上的失策，但也并非毫无道理。因为当时，北上争霸对各个国家的吸引力更大。越国再厉害，也不过是个蛮夷小国，远离当时的经济文化核心区域中原。唯其如此，听到齐国内乱，国君被大臣杀死的消息，他立即决定，再度北上伐齐。
自然，伍子胥还要唱反调。他说：“勾践每天食不重味，吊死问疾，是想有所作为。这个人不死，一定会成为吴国的祸害。越国对于吴国，就像人们心腹上的病灶，而齐国充其量不过是癣芥之疾。大王您怎么能舍近求远呢？”
伍子胥为什么能把勾践看得那么透彻？因为彼此有相通的脾性。夫差为什么执迷不悟？因为他还拘泥于当时的形势。《史记》记载，齐悼公被杀的消息传来之后，他在军门外痛哭三天，以示哀悼，然后起兵，取水路伐齐。他跟齐悼公既非亲属又非朋友，哪儿来的那么多悲痛？当然都是做给人看的，为了强调自己出师的正义性。所谓吊民伐罪。
之所以说夫差还拘泥于当时的形势，就是因为这一点。春秋时节，礼仪为先么。而伍子胥的见识，则早已超越当时的时代。超越者固然有御风而行的强烈快乐，但更多的时候，恐怕还是无人理解的孤独。
很有讽刺意义的是，齐悼公被杀，跟夫差还有某种联系。因为就在上一年，吴国联合鲁国进攻齐国的南部，齐国内忧外困，大臣趁乱杀了国君。而吴军进攻齐国，很大程度上是一桩外交阴谋，其主谋，则是大名鼎鼎的孔子，以及他的高足子贡。
怎么回事呢？
当时，齐国的田常专权，但周围还有强大的鲍氏、高氏家族，田常并没有占据绝对优势。为了提高个人威望，他决定攻打鲁国，建立军功。孔子是鲁国人，当然不会坐视不理，于是就派子贡出去游说。
子贡首先跑到齐国，找到田常说：“鲁国的城墙又薄又矮，土地又狭又浅。君主愚蠢不仁，大臣虚伪无用，士兵和百姓都不愿意打仗。这个国家不好对付啊。您不如去攻打吴国。它的城墙高大厚实，土地广阔肥沃，将士骁勇善战，粮草充足，武器精良。这个国家比较好打！”
田常的脸儿都快气白了。军国大事，怎么能如此幽默？他说：“先生让我放弃容易打的，却把难打的推荐给我，这不是成心害我吗？你到底什么意思？”子贡说：“这您可错怪我了。我听说，忧患在内部就要攻打强国，忧患在外部要攻打弱国。如今您的忧患在内部，三次想加封都没有成功，因为有很多人反对您。如果您攻打鲁国，大胜而归，齐国的君臣就会骄傲。人一旦骄傲，就会把别人不放在眼里。虽说是您的功劳，可时间一长，谁还记得？君主骄傲会对臣下放肆，大臣骄傲就会与您争权夺利。这样您要想在齐国立足，势必很难。不如攻打吴国。吴国强大，败了不会有人怪罪，还能让齐国君臣收敛锋芒。”
田常想想，觉得有点道理，就说：“话是这个话，可我已经把矛头对准鲁国，突然转向吴国，难免会引起国君和大臣的怀疑与指责呀。”子贡要的就是这话。他立即说道：“这个好办。您先按兵不动，我到吴王那里，说服他们出兵援救鲁国，您不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迎击他们了吗？”
子贡辞别田常，马不停蹄地一路南下，到了吴国。他对夫差说：“齐国要去攻打鲁国，它肯定能打赢。那时它就会跟吴国争霸。如果您发兵救鲁，既能赢得美名，又能击败齐国，在诸侯中树立威信。这样的好事，我想您一定不会推辞！”夫差说：“我倒是想这么干。可是越国在我背后，整天操练人马。如果我北上攻齐，越国趁机抄我的后路，那可怎么办？还是等我安定了后方再说吧。”子贡不慌不忙地说：“到那时候，鲁国早已被齐国削平。如果大王讨伐越国，天下的人都会说您畏惧齐国的强大，只会欺负弱小的越国；如果你肯出兵救鲁，天下都会服气您的勇敢，而臣服于您。至于越国，我有办法让他们不但不打吴国，还会出兵帮助您北上伐齐！”
子贡简直就像个陀螺，四处转悠，一眨眼又跑到勾践跟前。子贡是谁，孔子的高足。所以勾践非常恭敬地到郊外迎接。他深深对子贡一拜，说：“我们这里是蛮夷之国，荒凉偏远。先生您怎么会委屈自己，到这里来呢？”子贡说：“我刚去过吴国，劝吴王伐齐，可他却担心您在背后袭击。如果您没有此意，而让人心生疑虑，那未免笨拙；如果您有这个打算，却不能保密，那未免草率。现在吴王要来攻打您，越国麻烦大了！”
勾践一听非常着急，赶紧询问对策。子贡说：“这个不难。您不妨请求跟他一齐讨伐齐国，这样定能消除他的疑心。如果他败了，是您的福气；如果侥幸得胜，会更加骄傲，为了称霸，还将攻打别的国家。这样早晚有一天，国家实力会大大削弱。反正无论怎么样，对您只有好处，没有害处！”
看到这里我们才知道，原来孔子培养出来的，不光有道德高尚的学问家，还有子贡这样经世致用的外交家。
反正当越王勾践表示，愿意带领三千人马，追随夫差伐齐时，夫差已经彻底失去警惕。他随即带领吴军乘坐大船，取道水路，浩浩****地向齐国开进，最终在艾陵一带，大胜齐军，俘虏了几百辆兵车。夫差非常高兴，就派出使者，逼迫齐国签订城下之盟。他说：“我听说齐国有被洪水淹没的危险，所以过来看看。没想到你们在芦苇丛中埋伏有军队，我军找不到安全集结的地点，只好布阵设防，结果擦枪走火，略微伤害了齐军。现在希望咱们能够讲和结盟！”齐王派人回答说：“我国远在北方边境，并没有越过国境的打算。没想到您越过长江和淮河，不远千里，前来进犯我们的领土，杀戮我们的人民。所幸上苍保佑，我国不至于倾覆。现在大王您要求讲和，我们怎敢不从呢？”
臣服了齐国，又在鲁国邹国跟前耀武扬威一番，夫差随即带领大军，返回吴国。大军远征获得胜利，夫差心里自然无比得意。但是没想到，伍子胥还是只有冷言冷语。他说：“击败齐国，不过是得了点小利而遭到大怨，有什么好庆祝的？不灭越国，终究是心腹大患！”
这话传到夫差耳朵里，你想想他会是什么感受。从那以后，他越发疏远伍子胥，再也不肯听取他的计谋。
尽管如此，伍子胥还是忍不住要发表意见。坚决不赞成伐齐。他说：“齐国距离遥远，您即便击败它，也不过像是获得一块满是石头的田地，什么都没法耕种，有什么用呢？”
这样的话夫差听得太多，耳膜简直都要磨起趼子。这个人，也是个驴脾气。不但坚持伐齐，还派伍子胥作为使者，北上齐国，约定开战日期。这实在是滑稽。很有点孩子较劲的意思。这是对伍子胥的变相惩罚。
王命难违。伍子胥再不情愿，也只有去办。临走之前，他对儿子说：“我多次劝谏，大王就是不听，眼看吴国就要灭亡。你还是走吧，留在这里没有好处。”于是顺道把儿子带到齐国，托付给了齐国的大夫鲍枚。
这事是伍子胥引来杀身之祸的导火索。
很难想象他作为谋略家，怎么会出此下策。国君要伐齐，你执意劝谏，已经惹得他浑身不高兴，这且不说；两国开战在即，你却把儿子托付给敌国。你什么意思，你的屁股坐到哪里去了？
果然，这事成了伯嚭攻击伍子胥的把柄。这时的伯嚭，已经不再是多年前像丧家犬一样，希望伍子胥汲引推荐的可怜虫。他巧言令色，深得夫差信任。但是，伍子胥到底是拥立两朝的老臣功臣，站队排班，一定还在伯嚭之前。这怎么能行。必须搬掉这块石头。
伯嚭于是对吴王说：“伍子胥这个人，残暴寡恩，而且多疑。上回您要伐齐，他一再阻挠。等您立下辉煌大功，他却不住地发牢骚。现在您要伐齐，他又要唱反调。无非是希望您打个败仗，好印证他的英明。大军就要出发，他却推辞有病，不肯效命。而且他出使齐国时，还把儿子托付给了鲍氏。作为臣子，内不得意，就外接诸侯。这样的人，请大王小心！”
夫差大怒，立即派人赐子胥一柄宝剑，让他自行了断。伍子胥手持宝剑，仰天长叹道：“唉，伯嚭作乱，大王却要杀我！我成就了先王的霸业，如果没有我拼死力谏，大王又怎么可能立为太子？您继位之后，把吴国分一点给我，我当然不敢想象，可是您也不能听信小人之言，而杀害老臣啊。”于是对身边的人说：“我死之后，在我坟前种棵梓树，一定要让它成材。把我的眼睛挂在国都东门上面，我要亲眼看到越国灭吴！”说完，随即伏剑自杀。
忠臣的鲜血，就这样溅满他曾经效忠过的土地。
然而那时的夫差，哪里懂得其中的曲折。听到这些雷霆震怒，下令把伍子胥的尸体装进皮袋，扔进江里，恶狠狠地说：“我叫你什么都看不见！”
伍子胥当然看不见，但是百姓善良的眼，都能看见忠臣滚烫的心。他们自发地给伍子胥立了祠庙，供奉不断；在端午节起源的传说中，还有个说法，也与他有关。在这个说法里，民众从起初的救助到后来的纪念，都是因为伍子胥，而非屈原。
谁应该对伍子胥的屈死负责？首先当然是夫差。他说得很明白：“微子之言，吾亦疑之。”就是说，即便没有伯嚭的添油加醋，他也早已对伍子胥起了疑心。由此可以推断，最应该对此事负责的，其实是伍子胥自己。一个如此出色的谋略家，怎么就不懂得躲避灾祸？
发出这样的疑问，貌似合情合理，其实很不厚道。就像班固在《汉书》里指责司马迁，虽然“博物洽闻”，但却“不能以智免极刑”。拿章学诚的观点看，这是典型的缺乏“史德”的论调。历史不能这样研究。唯一可叹的是，伍子胥当时年事已高，**不再。否则按照他的脾气，即便不反，也会逃走。逆来顺受，不是他的性格。
原来，英雄也会老去。宝刀不老，只是个美丽的传说。
退一步假设，如果伍子胥懂得灾祸，那他就一定不再是伍子胥，那个刚直忠烈的伍子胥，而只能成为阴险鄙薄的勾践。同样能忍辱负重的勾践，在此之所以加了“阴险鄙薄”的定义，是因为他卸磨杀驴，逼走范蠡，冤杀文种。这样的人，不仅我讨厌，史家也讨厌。所以《吴越春秋》里这样调侃他，说自从他尝了夫差的粪便，就得了口臭的毛病。范蠡不得不命令下属，多多准备香草，以抵御臭气。
可是再多的香草，也抵挡不住勾践、平王、费无极、伯嚭等人发出的恶臭。幸亏史上还有忠臣鲜血的芳香，庶几可当。
不能只让忠臣屈死。我们还要看看小人的下场。先说费无极，他上蹿下跳，撺掇国君杀了三位忠臣，导致民怨沸腾。后来左司马沈尹戌，就是楚国那位战死沙场的战略家，找到令尹子常，说动他将费无极灭族，以平息民愤。伯嚭呢？越国灭吴之后，这个对越有大功的内奸或者功臣，应该得到丰厚的赏赐吧？没错，那赏赐确实丰厚，重得足以压死奸臣：勾践毫不犹豫地下令，砍掉伯嚭的脑袋。
最后再问一句，伍子胥对平王掘墓鞭尸，过不过分？我的答案只有一个字：不！如果对方只是普通的邻居，伍子胥这样当然过分，胜之不武；但对方是国王，权柄太重。根据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对于他的过错，完全适用鲁迅先生的态度：决不宽恕！
绵里藏针：让慈禧断子绝孙的罪魁恭亲王
恭亲王的性格是绵里藏针的，在阴柔的外表下，却是一种果决，这在其打倒肃顺等“八人帮”及解散阿思本舰队时展露无遗。当他在慈禧身后，高举旗帜、高喊万岁时，慈禧如果真能对他彻底放心，慈禧就不会成其为慈禧了……
1875年2月12日，美国《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和《芝加哥每日论坛报》(Chicago Daily Tribune)同时在头版刊发了一则极短的报道，正文只有14个英文单词：“来自中国的电讯表明，这个国家的内战将无法避免。”
次日，这两家报纸又在显要位置刊发了一篇报道，称虽然醇亲王之子(即光绪皇帝载湉)已被选为接班人，但同治皇后阿鲁特却身怀有孕，如果她能诞育一位皇子，则帝位之争必将趋于激烈。报道说，传言皇后已经自尽，但无法得到证实。
此时，距离年仅19岁的同治皇帝驾崩正好一个月，尽管大清国竭力给国民和世界营造一个印象：大清国的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越来越好。但在这大好形势下，西方人似乎并不领情。1月31日，这两家大报的头版上就同样刊登了一则短消息：“传言说，因皇位继承问题，北京已经爆**乱。”
有关红墙内阴谋的种种揣测，在西方蔓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年43岁的恭亲王奕?，再度站到了风口浪尖。
“可怜天子出天花”
同治皇帝的夭折，吸引了西方媒体的高度关注，这无疑是因为中国绝对无可否认的大国(并非强国)地位。
《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在得到同治死亡的消息后，发表了一篇题为《英国与中国》(England and China)的文章。文章认为，同治皇帝统治着3亿多的庞大人口(英德当时的一些地理学家甚至估计当时中国人口在亿)，远远超过大英帝国(包括所有殖民地)的亿人口，两国人口相加，就等于人类总人口的半数以上，这是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事情，中英两国无可争议地是世界上的最大的国家。
如今，这个与英国一般伟大的国家失去了他们的领袖，世界当然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官方公布同治的死因为天花后，一时之间，天花(smallpox)和种痘(vaccination)的基本知识就成为西方各报争先报道的内容之一，以满足读者的强烈需求。
天花之外，有很多非官方的史书，认为同治皇帝少年风流，私生活不够检点，沾染了严重的性病。这些疾病与天花协力，摧毁了这个少年天子。而史家们争论不休的，就是谁该对同治皇帝的**负责。在这些责任人中，公认的、首当其冲的就是慈禧太后和恭亲王。
慈禧太后被攻击的理由，是因为她过度干预了儿子的房帏秘事。传言她并不喜欢皇后阿鲁特氏，以至于同治皇帝不敢与皇后同房，却也不愿按照慈禧的心意，去临幸她所钟意的慧妃(富察氏)，于是，经常独宿养心殿，为了解闷，便开始偷偷溜出宫去寻花问柳。而为了防止被官员们撞上，他还不敢去高级娱乐场所，尽选择那些低档的、官员们不常去的地方，结果沾染了一身的性病。
恭亲王被攻击，则因为正是他儿子载澂，充当了皇帝寻花问柳的伙伴。而恭亲王又以从儿子那里逼问得来的实情，作为向皇帝进谏规劝的砝码，导致与皇帝关系紧张，双方关系搞僵，恭亲王不久被同治皇帝以“无人臣礼”为由，予以“双开”(取消亲王爵位、撤去一切职务)，引发轩然大波。
接班人选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同治皇帝终于病倒了。在他病重无法办公的时候，任命了自己的老师李鸿藻代行批答奏章，李鸿藻很谨慎，只敢批示“知道了”、“交该部议”等废话。一周后，在亲王们的请求下，同治皇帝同意，除了汉文奏章让李鸿藻代批外，恭亲王代批满文奏章。慈禧太后则召集军机和御前大臣，发表了重要讲话，谈了一个小时之久，大意就是皇帝如今都无法亲自批阅文件，要大家想想办法。恭亲王带头表示，自然还是要请太后出来掌舵。慈禧指示“此事体大，尔等当先奏明皇帝”。次日，同治在病榻前召见恭亲王，亲自交办该事，“天下事不可一日稍懈，拟求太后代阅折报”，并叮嘱恭亲王“照常好生办事”，“语简而厉”。随后，就发布上谕，由太后批阅裁定折件，恭亲王到手才5天的文件审批权，就又消失了。
比文件审批权更重要的，当然是接班人的问题。
同治皇帝死后，有关其接班人的选择乃至争论过程，在正史中没有任何记载，而在野史中，却存在许多不同的版本。
说法之一，是当时皇后阿鲁特身怀有孕。果如此，当然必须等待她的临产，如果所生是男孩，继承人问题迎刃而解，如果所生是女孩，则再另行挑选接班人。史家经常引用的一段“野史”，说是慈禧当时表示：“皇后虽已有孕，不知何日诞生，皇位不能久悬，宜即议立嗣君。”
恭亲王则认为：“皇后诞生之期已不久，应暂秘不发表，如生皇子，自当嗣立，如所生为女，再议立新帝不迟也。”
其他王公大臣也几乎赞同恭亲王的意见，但慈禧却坚决反对：“现在南方尚未平定，如知朝廷无主，其事极险，恐致动摇国本。”
这个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段子，其实连野史都称不上，其来自两个英国人写的《慈禧外纪》(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而这本初版于1910年、畅销世界数十年的“历史巨著”，已经被无可争辩地确定为“伪书”----一部彻头彻尾的历史小说而已。两位作者创作同治皇后怀孕的灵感，估计就是来自于那与中国御史们一样“风闻报事”的《纽约时报》驻华记者。
说法之二，同治皇帝曾想立孚郡王之子、贝勒载澍为接班人。据说同治已经要求其师傅李鸿藻在病榻前起草这一传位诏书。但这一说法同样源自《慈禧外纪》，被国内大量辗转摘引后，添油加醋，最后说是李鸿藻心中害怕，起草完后就到慈禧那里去汇报，慈禧一看大怒，下令将皇帝“尽断医药饮膳”，活活饿死了这亲生骨肉、少年天子。
说法之三，是同治皇帝选择了自己寻花问柳的哥们、恭亲王之子载澂。据说，因此之故，当同治皇帝驾崩，慈禧召集领导班子商议接班人大事时，恭亲王居然说了句：“我要回避，不能上去。”这一说法，来自陈夔龙的《梦蕉亭杂记》。但日后官至直隶总督的陈夔龙，当时还在老家刻苦攻读迎接高考呢，这当然也是道听途说。
说法之四，则是从下一辈的“溥”字辈选择，这一辈居长的是当时6岁的溥伦(后出任农工商大臣，拥护共和)，但溥伦的父亲载治却是从远房过继给隐志郡王奕纬(道光长子，咸丰皇帝和恭亲王的长兄，早夭)的，不是近支亲室，血统不纯。这说法，同样源自于《慈禧外纪》而被广为转载，极不可靠。
尽管以上说法的来源都相当不靠谱，但也大致列举了当时可能的接班人选。从各方面衡量下来，载湉(光绪)作为接班人的确是相当合适的，尤其在血统上，他不仅是醇亲王奕譞之子，最纯正的天潢贵胄，而且其生母、醇亲王福晋正是慈禧太后的嫡亲妹妹，也就是说，慈禧太后身兼载湉的伯母和姨妈双重关系，这是其他皇侄们(包括恭亲王的儿子们)所无可比拟的。
绝路皇后
同治皇帝死后不久，皇后阿鲁特便也香消玉殒。
根据官方公布的文件，这位皇后死于悲痛，“毁伤过甚，遂抱沉疴”，官方的评价很高，说她正位中宫后，“淑慎柔嘉，壸仪足式。侍奉两宫皇太后，承颜顺志，孝敬无违。”悲痛是可以想见的，而一个21岁的健康的年轻女子，会因悲痛过度而死亡，则是比较离奇的。也无怪乎后来野史中出现很多段子，来试图重新阐释阿鲁特的离奇死亡。
以《纽约时报》等为代表的西方媒体，乐于从权力斗争的角度来解读皇后之死，而其立足点就是皇后其时身怀有孕，慈禧为了一己的权欲，居然连亲生的孙子(或孙女)都不顾，迫害皇后致死。这种说法，到了《慈禧外纪》出版后，辗转摘引，几乎成了一种定论与共识，尽管其毫无史料支持。
中国本土产的野史，在更有中国特色的解释：“婆媳是天敌”之外，也将焦点聚集在权力斗争上：阿鲁特皇后将是慈禧太后干预政治的竞争对手之一。各种段子综合起来看，基本说的是同治死后，慈禧便有逼死皇后的打算，逐渐断绝了她的饮食供应，皇后无奈，写信给娘家，其父回信只有四字“皇后圣明”。皇后知道娘家也没办法了，只好自杀身亡。关于她的自杀，有说是吞金，有说是绝食。
当后世将所有的指责都指向慈禧时，一个美国学者却发出了惊人之语：所有这些，都可能是恭亲王的阴谋。
凶手就是恭亲王？
美国学者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在他那本极为畅销的慈禧传记《龙夫人》(Dragon Lady)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说同治皇帝、皇后、荣安公主的一连串离奇死亡背后有阴谋的话，那最大嫌疑人不是慈禧，而是恭亲王。
西格雷夫首先排除了慈禧太后 “作案的动机”：无论如何，阿鲁特能够成为同治的皇后，必定是经过慈禧的首肯；而自己的孙子(如果阿鲁特真怀孕的话)能继位，对慈禧的地位不仅没有伤害，而且还将“给她在下一代中的安全提供保证”。其实，西格雷夫没有提到，作为太皇太后，并不必然丧失自己的权力，清代初期的孝庄太后，就是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在其孙子康熙皇帝的早期，成为执掌实权的摄政者，而不是康熙的生母。太皇太后摄政的难度，并不比皇太后摄政的难度高多少，两者都是同样的权宜之计而已，关键在于政治力量的平衡。
西格雷夫还引用了一个此前没被人关注的细节：就在一连串死亡发生的时候，慈禧本人也身染重病，并且蔓延了8年之久。加拿大华裔学者邝兆江(Luke S. K. Kwong)在其由哈佛大学出版的英文著作《百日维新的碎片》(A Mosaic of the Hundred Days)中，考证了慈禧太后一直患有严重的肝病。而在1875年美国驻北京公使馆发回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明确地说：“(慈禧)太后，两位摄政者中更有权势的一位，也病得很厉害....。.数月以来，(慈禧)病得如此厉害，以至于街头百姓中每天都有入预期她会死掉，甚至有好几次谣传她已经死了。”
据此，西格雷夫问道：“到底是谁给慈禧所有的直系家庭成员下了毒呢？恭亲王毫无疑问有最强烈的动机，但他并不会弄脏自己的双手。如果真的有必要下狠手的话，自有李鸿章这把老练的解剖刀替他完成这项秘密的外科手术。”而他认为，恭亲王的动机在于，“同治已经给亲王带来了10年的麻烦和阻碍，恭亲王的恼怒可能转嫁到了慈禧头上，怪她没有对儿子采取强硬手段，因而牵涉到了亲王自己的利益……无论是谁做出了这样的安排，总归是有人决心要干掉同治，还有他的皇后、他的母亲和他的异母姐姐，就好像是为下一拨食客匆匆打扫宴会的餐桌。”
恭亲王的性格是绵里藏针的，在阴柔的外表下，却是一种果决，这在其打倒肃顺等“八人帮”及解散阿思本舰队时展露无遗。当他在慈禧身后，高举旗帜、高喊万岁时，慈禧如果真能对他彻底放心，慈禧就不会成其为慈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