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7月29日凌晨，纽约布朗克斯区的警方接到报案，劳里亚夫妇18岁的女儿多娜遭到了枪击。据劳里亚夫妇反映，当天他们与多娜还有19岁的乔迪·瓦伦蒂一起外出吃饭。凌晨时分，他们驾车回到了家，不过多娜与乔迪还想在车里单独聊一会儿，于是劳里亚夫妇就先回家了，结果没过多长时间他们就听到了枪声。
警方和救护人员赶到案发现场后发现，多娜的颈部中弹早已身亡，而乔迪的伤在股部，经治疗后活了下来。警方在案发现场找到了5枚弹壳，除此之外毫无线索。当时警方只将该案作为一起普通的枪击案处理，毕竟对于纽约这个大城市来说，枪击案并不少见。
10月23日凌晨，警方又接到了一起报案，同样是一起枪击案，发生在皇后区，受袭的是一对年轻的情侣——卡尔·德纳若和罗斯玛丽·凯南，幸运的是两人虽然受了伤，但都没有生命危险。警方从两人那里了解到，在案发时他们正在车里聊天，一个陌生男子突然出现并朝着他们开枪。
11月26日的深夜，纽约皇后区再次发生了一起枪击案，遇袭的是两名年轻的女性，其中一名女性只是被擦伤了表皮，另一名女性的脊椎却被击碎了，造成了终身瘫痪。
这3起枪击案都发生在深夜，而且案发现场的弹壳显示凶器是同一把手枪，警方不得不将这3起枪击案联系在一起，并认为这很可能是一系列黑帮袭击案件。
1977年1月30日的凌晨，第四起相似的枪击案在纽约皇后区发生，遇袭的是一对年轻的情侣——克里斯蒂娜·弗伦德和约翰·迪尔。约翰只是被子弹擦伤了，但克里斯蒂娜的伤势却很严重，子弹击中了她的要害，虽然被送到医院抢救，但还是没能保住性命。约翰告诉警方，在案发时他与克里斯蒂娜正准备去一家舞厅，正走着突然跳出一个陌生的男子朝他们开枪，连开了几枪后，男子便逃走了。相似的枪击案以及来自同一把手枪的弹壳，让警方意识到这一系列枪击案的凶手极有可能是个连环杀手，专在深夜作案。
3月8日的傍晚，一名女学生在回宿舍的途中被人枪杀。根据案发现场的情况，警方推断凶手距离被害人应该非常近，当时被害人看着瞄准自己头部的枪口十分害怕，还企图用手中的书去挡着枪口，但子弹还是穿过书击中了她的头部。
4月17日的凌晨3点，布朗克斯区又发生了一起枪击案，案发现场距离多娜遇袭身亡的地方十分接近。遇袭的是一对情侣，其中一人当场毙命，另一个人在被送到医院后因抢救无效死亡。这一次，警方除了找到与之前案件相同的子弹外，还找到了一封信，这是凶手特意留给警方的。
在信中，凶手自称是“山姆之子”。他说自己的父亲名叫山姆，是一个嗜血的怪物，他从小就被父亲囚禁和虐待。现在老山姆虽然老了，但自己还是被他控制着，因此才来枪杀无辜者，专门为老山姆收集血液。
5月30日，纽约日报的一位专栏作家与警方取得了联系，因为他收到了“山姆之子”的来信。信中，“山姆之子”表示自己杀人就是为了帮老山姆收集血液，在收集到足够的血液之前，他的杀戮不会停止。信的结尾处，“山姆之子”给警方留下了一句话：“在7月29日那天警察会做些什么呢？”这显然是一种挑衅，毕竟多娜就是在去年的7月29日被凶手开枪打死的。不过警方也很担心凶手会在今年的7月29日再制造一起枪击案。
为了防止枪击案的再次发生，警方派出了大量的警力在夜晚巡逻，同时警告市民们夜晚尽量减少外出。7月29日那天，纽约并未发生枪击案。
就在警方稍有松懈的时候，31日，布鲁克林区发生了枪击案。受袭的一对情侣都被子弹击中了头部，其中一人因抢救无效死亡，另一个人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左眼却失明了，剩下的右眼也只有80%的视力。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警方都未接到枪击案的报案，“山姆之子”似乎消失了，不过这也给了警方足够的时间来分析这一系列枪击案。显而易见，凶手是个连环杀手。据一名幸存者反映，凶手的射击姿势很特殊，这让警方怀疑凶手很可能受过专业的射击训练，甚至可能是警方的内部人士。此外警方还根据目击证人和幸存者的描述，大致了解了凶手的身高和年龄。但这些线索根本无法帮助警方将凶手抓住。
不过凶手却不甘寂寞，他居然又给警方寄了一封信。信中凶手依旧自称是“山姆之子”，还说自己被恶魔附身了。这让警方怀疑凶手可能是个精神病患者，而且应该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于是警方很快对精神病患者展开了排查，结果却一无所获。后来警方又从目击者那里了解到，凶手开着一辆大众汽车。于是警方再次展开排查工作，结果依旧令人失望。警方甚至还派出了一些警察假扮恋人，在凌晨时分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期望能遇到凶手，结果同样毫无所获。
其实早在1977年6月10日，史蒂芬·卡尔就向警方提供了一个重要嫌疑对象——大卫·伯考维兹。在当天，一个名叫杰克·卡萨拉的男人拿着一封信和一张德国牧羊犬的照片找到了史蒂芬的父母。原来杰克收到了一封莫名其妙的信，而寄信人则是卡尔夫妇。卡尔夫妇也很奇怪，他们从未寄出过这样一封信。不过当他们看到那张德国牧羊犬的照片后，立刻想起了一件奇怪的事。
卡尔夫妇的爱犬就是德国牧羊犬，不久前被陌生人用枪打伤了。其实不只卡尔夫妇的牧羊犬，就连邻居的牧羊犬也受了枪伤。在爱犬受伤前，卡尔夫妇曾收到过两封匿名信，写信人抱怨他们的牧羊犬叫声很令人讨厌。
当史蒂芬看到杰克拿来的信和牧羊犬的照片后，立刻想起了伯考维兹，他曾租过自己家里的房子，还抱怨过狗叫声。于是，史蒂芬和卡尔夫妇就报了警，他们还将匿名信交给了警方。虽然匿名信上的字迹与警方收到的“山姆之子”的信件十分相似，但无法仅凭此来证明伯考维兹就是凶手。
1977年8月，一名目击者与警方取得了联系，她告诉警方在听到枪响之前曾看到一名男子拿着枪，她还看到一个警察给男子的车贴了一张停车罚单。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线索，警方在翻阅停车罚单时发现了伯考维兹的名字，这说明案发时伯考维兹曾在现场出现过。
于是警方将伯考维兹作为重要嫌疑人开始展开调查。调查的结果让警方更加怀疑伯考维兹：伯考维兹的体貌特征与凶手十分相似；他曾当过保安，会熟练使用手枪。于是警方立即申请逮捕令，抓捕伯考维兹。看到警察时，伯考维兹没有反抗，也不吃惊，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话：“怎么这么久才找到我？”警方在他的住所搜到了一把半自动步枪，后来伯考维兹向警方承认自己正在寻找下一个袭击的目标。
在之后的调查中，警方发现他们一直被伯考维兹的信件给误导了。伯考维兹从未被父亲虐待过，所谓的老山姆不过是伯考维兹根据房东山姆·卡尔的名字编造的。
在审讯过程中，伯考维兹企图让警方相信他是个精神病，他声称自己是个狗奴，被邻居家的拉布拉多所控制，那条狗体内是一个古代恶魔的灵魂，而他不得不听从它的指令去杀人，他也曾试图反抗过，比如朝狗射击，却失败了，他不得不继续做狗的奴隶。
在法庭上，伯考维兹也是同样的说辞。伯考维兹说自己在一天夜里被狗叫声吵醒，感觉狗叫声是对自己的一种召唤，它发出命令，让自己去杀人。后来他觉得做狗奴是对他的一种羞辱，愤怒之下伯考维兹就搬走了。然而新邻居家也养了一条狗，是一条黄色的拉布拉多，只要一看到他就狂吠不已，伯考维兹觉得那是狗在朝着自己这个奴隶下达杀人的命令。不过陪审团却根本不相信这个自称是狗奴的连环杀手，最终伯考维兹被判处365年监禁。
1953年6月1日，伯考维兹出生于美国纽约市的布鲁克林区。伯考维兹的母亲是个未婚女子，父亲则是个有家室的男人。当生父得知自己的情人怀孕了以后，就劝她去做流产手术。但母亲坚持将伯考维兹生了下来，并给他取名为理查德·大卫·凡尔克，凡尔克是伯考维兹生父的姓氏。
出生后一周，理查德被伯考维兹夫妇收养，他们给了理查德一个新的家庭和新的名字——大卫·伯考维兹。伯考维兹夫妇十分疼爱养子，甚至有些溺爱。由于养父母不喜欢社交活动，这让伯考维兹变得有些自闭，他几乎没什么朋友，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后来，养父母告诉伯考维兹，他是被收养的，他的生母因难产而死。这让伯考维兹既内疚又愤怒，再加上他一直有种强烈的自卑心理，从而导致伯考维兹更加排斥养父母和这个家庭。
据学校老师反映，伯考维兹虽然在任何学科上都没有表现出天赋，却十分擅长棒球运动。而在邻居看来，伯考维兹是个精力旺盛的孩子，很喜欢恃强凌弱。
14岁时，伯考维兹遭受了一次重大的打击，他的养母因乳腺癌去世了。伯考维兹将养母的死归结到自己身上，每天都沉浸在悲伤和自责之中，他觉得自己是个被上帝抛弃的可怜人。伯考维兹开始逃学，不和任何人交流。
4年后，伯考维兹的养父再婚了，伯考维兹与这位名义上的母亲相处得并不愉快。很快，养父和他的妻子就离开了纽约，搬到佛罗里达州定居。这下，伯考维兹成了孤家寡人，他感觉自己被彻底抛弃了。
后来伯考维兹决定报名去参军。3年的军营生活对伯考维兹这个性格内向的男人来说十分痛苦，他总是被欺辱和虐待。
1974年，退役的伯考维兹回到了纽约。对于伯考维兹这样的孤家寡人来说，他的归属感需求十分强烈，于是他开始调查自己的生母。调查的结果让伯考维兹惊喜不已，因为他的生母不仅活着，他还有一个妹妹。原来伯考维兹的生母后来结婚了，并生下了一个女儿。
千辛万苦之下，伯考维兹终于与生母取得了联系。亲情的确给伯考维兹带来了一些快乐，但这种快乐十分短暂，他很快就厌倦了，他不再去看望自己的生母和妹妹，又开始了一个人离群寡居的生活。
由于伯考维兹性格内向，他的人际关系十分糟糕，同事们经常奚落他。为了发泄自己的不满，伯考维兹买了一把手枪，经常跑到垃圾场进行射击练习。此外，伯考维兹还总是纵火。
后来，伯考维兹和一名妓女发生了性关系，这是他的第一次性经验，也是唯一的一次。但这次的性经历却很糟糕，因为他染上了难以启齿的性病，这让他十分憎恨女性。在1975年的圣诞节前夜，伯考维兹犯下了自己的第一案。
据伯考维兹的供述，那天他揣着一把军用匕首上了街，然后扎伤了两个女人。警方在寻找相似的案件时，找到了一个15岁女孩米歇尔·夫曼的遇袭案，她被一名陌生男子刺了6刀，幸运地保住了命。
在伯考维兹被捕之前，警方一直误以为凶手是个专找年轻情侣下手的连环杀手。但实际上，伯考维兹的目标只是年轻女子，他憎恨女人，其中的缘由既有他的生母，也有让他感染性病的妓女。
起初伯考维兹枪杀年轻女子或情侣只是为了发泄，当他发现纽约的各大报刊都在争相报道自己制造的枪击案时，他居然觉得很满足，他非常享受这种被关注的感觉。在伯考维兹被捕入狱后，他成了媒体和出版人追捧的对象，这让他心花怒放。他十分享受这种出名的感觉，并且希望自己能一直被人们关注。
为此，政府还专门出台了“山姆之子法案”，该法案规定出版商不得付给罪犯报酬，从而出版相关的犯罪题材的书籍。不过如果出版商能够保证将5年内获得的盈利都用于补偿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属，那么就不用受“山姆之子法案”的约束。
1979年，狱中的伯考维兹差点被人杀害。获救后，警方希望伯考维兹能指认行凶的人，不过伯考维兹并未配合警方的工作。
1987年，伯考维兹对外宣称他决定放弃“山姆之子”的称号，他现在是“希望之子”，是一名忠诚的信仰者，因为他不用再被恶魔所控制。后来，伯考维兹获得了一次假释的机会，不过他放弃了，他表示自己的罪恶还没有洗清，得继续在监狱里接受惩罚。
2005年，伯考维兹向监狱方提出了面见律师的要求。在与律师胡戈·哈玛兹见面后，伯考维兹说他决定将自己的信件和其他个人物品都交给出版商，希望出版商能为他出版一部自传，所得利润的一部分必须得交给那些被害人。
2012年，伯考维兹开始撰写个人回忆录。在回忆录中，伯考维兹提到了自己的信仰，他说有信仰确实给他的人生带来了不可思议的影响。伯考维兹的回忆录赚了不少钱，不过他将所有的钱都捐给了纽约犯罪被害人基金会。他也因此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
【伪装的精神病者】
许多连环杀手在童年时期都会有三个特征：玩火、尿床、虐待小动物。这些特征伯考维兹都有。首先是尿床的问题，伯考维兹的养母健康状况很糟糕，这导致她情绪不稳定，对待伯考维兹的态度时好时坏，这让年幼的伯考维兹长期处于不安的情绪中，他也因此有尿床的问题。其次是虐待动物，伯考维兹会将阿摩尼亚倒进鱼缸中，然后欣赏鱼渐渐死去的样子；他还曾将强酸泼到小鸟身上，看着小鸟痛苦挣扎直至死亡。长大后，伯考维兹开始杀人，并因此获得性**。最后伯考维兹也很喜欢玩火，成年后他成了一名纵火狂，曾在纽约市纵火超过两千次。
在伯考维兹的内心深处，他一直憎恨着自己的生母和妹妹。生母在他一周大的时候抛弃了他，而妹妹则从小享受着母亲的关爱，妹妹比他得到了更多的疼爱。不过当时伯考维兹并未意识到自己对女人的憎恨，直到他因一名妓女染上了性病，从那以后他就患上了性功能障碍。这件事情成了伯考维兹憎恨女性和疯狂作案的导火索。后来伯考维兹发现自己在枪杀女性时，居然能正常**。
伯考维兹作案后会留下信件，甚至还主动给警方写信。他这么做固然会增加自己被捕的风险，却能给他带来极大的满足感。他渴望被关注，十分喜欢看到自己的名字登上报纸的头版头条。这是一种极度自恋的表现，在连环杀手中十分常见。
如果一个人在童年时期遭受了遗弃或虐待，没有获得应有的关爱和重视，他就会产生一种无能感，于是渴望外界的关注，渴望成名。
被捕后，伯考维兹一直声称自己是在“恶魔之犬”的驱使下去犯罪的，不过后来他承认，这些都是他捏造的。许多罪犯都会像伯考维兹一样伪装成精神病人，例如宣称自己总会听到无法抗拒的声音，自己的犯罪是被迫进行的，根本不受自己控制。这是因为在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规定中，想要进行无罪辩护，精神病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理由。精神病患者不仅可以免去死刑，还能避免到监狱服刑。毕竟监狱的环境通常很糟糕，像伯考维兹就差点死在了狱友的手上。
为了防止罪犯像伯考维兹一样伪装成精神病患者逃脱法律的制裁，精神病医生有一整套的测试专门针对“装病者”。
首先，精神病医生会对罪犯的背景进行一番调查。如果一个人真的有精神病，一定会有住院记录，毕竟精神病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患上的。幻听是罪犯惯用的伎俩，例如伯考维兹就说自己能听到“恶魔之犬”的声音。幻听的症状通常会出现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身上，但大多数患者的幻听都是良性的，像伯考维兹所描述的“强迫性幻听”不仅少见，更难以导致暴力行为的出现。而且绝大多数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由于常年被幻听所困扰，所以他们会选择特定的方式让自己避免被幻听所干扰，例如看电视或运动。
其次，精神病医生会了解罪犯的犯罪现场报告，如果罪犯在犯罪时懂得反侦查技巧，例如擦去指纹、藏匿武器，那么就说明他的精神状况是正常的。伯考维兹就十分懂得与警方周旋，不然他不会接连犯案而成功逃脱警方的调查，此外他在冒险给警方写信的时候也没有被抓住，这根本不像一个精神病患者所为。
最后，精神病医生会和罪犯进行闲聊式的面谈，通常会故意拖延时间，并且多次进行面谈。伪装成精神病的罪犯自然知道精神病医生和自己面谈是为了发现自己的破绽，于是他会十分警惕。但这种警惕不能长时间地维持，在长时间的闲聊中，罪犯会变得疲劳起来，从而露出“破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