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职务：英特尔荣誉主席
年龄:76
身价:46亿美元
成功理念:联合创立的企业发明了世界首个集成电路和微处理器(电脑的大脑)。
出名事迹:“摩尔定律”——他宣称，每块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每两年就会翻一倍。
摩尔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于1968年联合创立了英特尔，直到1987年都一直担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他带领公司成为了市场领导者，现在仍是公司的“名誉退休董事长”。
2000年，摩尔用他一半的财产，成立了戈登和贝蒂?摩尔基金会(Gordon and Betty Moore Foundation)，该基金在保护自然资源、推动科研和地方事务上非常活跃。2001年，他向母校加州理工学院捐赠了6亿美元，是迄今对高等教育机构的最大一笔捐赠。
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决定使用英特尔而非IBM的芯片，让英特尔的财富得以增长。虽然如此，但摩尔在去年却相对低调，这体现在他在榜单上的下滑(他去年排第5)，尽管主要原因是其他人的上升，以及新面孔的出现。
他说:“失败是不能避免的，失败来得越快越好，这样你就能迅速进步。”
1.创立英特尔公司
1929年1月3日，戈登?摩尔出生在加州旧金山的佩斯卡迪诺，距离旧金山以南50英里，是一个邻海的小镇。父亲17岁时因祖父早逝而退学养家，担任该县司法长官的帮办。母亲只有中学毕业，家庭环境并没有给他的成长带来多少熏陶。十一二岁时，摩尔忽然对化学产生兴趣，立志要当名化学家。当时邻居的孩子有一个独特的圣诞礼物：一个化学装置。里面是许多真正的化学试剂，可制造炸药等许多东西。摩尔经常去找邻居的孩子，私下里想玩玩那些试剂。这项爱好成全了他日后的远大梦想——成为一名科学家。
在学校里，摩尔不是最用功的那个人，但却是最会学习的那个，他整天跑出去做运动，搞发明，但学习成绩一直还不错。高中毕业后他进入了著名的加州伯克利分校的化学专业，实现了自己的少年梦想。1950年，摩尔获得了学士学位，接着他继续深造，于1954年获得物理化学博士学位。
中学毕业后，摩尔如愿以偿考入计算机重镇——加州伯克利大学，学习他向往已久的化学专业。1950年，摩尔获学士学位，继续在加利福尼亚技术学院深造，1954年获物理化学博士学位。作为家中的第一个大学生，这无疑是摩尔家族始料不及的荣誉。
摩尔曾想在家乡附近的西海岸过平静的学院生活。他进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两年漫无目的的研究工作，改变了他的思想。当时他的方向是观察红外吸收线性状和火焰分光分析。不久研究小组因两个上司的离去而名存实亡。“我开始计算自己发表的文章，结果是每个单词5美元，对基础研究来说这相当不错。但我不知道谁会读这些文章，政府能否从中获得相应的价值”。摩尔还拥有多项重要专利。但摩尔决定放弃不着边际的基础研究，从此他的人生被彻底改变了。他走访了几个地方，包括科弗莫尔实验室。十分凑巧的是，晶体管发明人肖克利正在招兵买马，他获准查阅利弗莫尔实验室申请职位人的档案。在那里，肖克利发现了摩尔。他想在加州建一个半导体公司，正需一个化学家。对摩尔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
事实证明，摩尔加入肖克利半导体公司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因为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一生最好的合作伙伴，成就了一番最伟大的事业。罗伯特·诺伊斯、布兰克、拉斯特都是后来鼎鼎大名的人物。但也有缺憾存在，因为肖克利是天才的科学家，却缺乏经营能力。他雄心勃勃，但对管理一窍不通。斯坦福大学教授特曼曾评论说：“肖克利在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眼里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人物，但他们又很难跟他共事。”一年之中，实验室没有研制出任何像样的产品。
于是，公司里意气相通的8个人决定“叛逃”，带头人是诺伊斯，他是摩尔最好的朋友。他们向肖克利递交了辞职书。肖克利怒不可遏地骂他们是“八叛逆”。但青年人还是义无反顾离开了他们的“伯乐”。不过，后来就连肖克利本人也改口把他们称为“八个天才的叛逆”。在硅谷许多传说中，“八叛逆”的照片与硅谷第一位创业者惠普的车库照片，具有同样的历史价值。
离开肖克利实验室后，摩尔与别人合伙创办了仙童半导体公司。
60年代的仙童半导体公司进入了它的黄金时期。到1967年，公司营业额已接近2亿美元，在当时可以说是天文数字。人们说：“进入仙童公司，就等于跨进了硅谷半导体工业的大门。”
1965年的一个无意的瞬间，摩尔发现出一个对后来计算机行业极为重大的定律——摩尔定律，它发表在当年第35期《电子》杂志上，虽然只有3页纸的篇幅，但却是迄今为止半导体历史上最具意义的论文。在文章里，摩尔天才地预言说道，集成电路上能被集成的晶体管数目，将会以每18个月翻一番的速度稳定增长，并在今后数十年内保持着这种势头。摩尔所做的这个预言，因后来集成电路的发展而得以证明，并在较长时期保持了它的有效性，被人誉为“摩尔定律”，成为新兴电子电脑产业的“第一定律”。
但在当时，摩尔和其他人都没有想到它的作用。因为这时的仙童已经在孕育着危机，随着分公司的壮大，母公司总经理不断把利润转移到东海岸，去支持费尔柴尔德总公司的盈利水平。目睹这种现状，仙童的大批人才精英，纷纷出走自行创业。
1968年，“八叛逆”中的最后两位诺伊斯和摩尔，带着当时还不出名的葛罗夫脱离仙童公司自立门户，在加州维尔山的一幢旧楼中，英特尔成立了，新公司最初起的名字叫“摩尔——诺伊斯电子公司”。但是英文里Moore Noyce听起来与More Noise（吵吵嚷嚷）非常相似，于是所以又改成了“英特尔”。“英特尔”（Intel）本来源自于英文单词“智慧”（IntelligeNce）的头部。同时又与英文的“集成电子”（Integrated ElectroNics）很相似，于是，这个简单却响亮的名字就这样诞生了！虽然是个小公司，没有资金，没有地方。但他们却雄心万丈，要闯一番伟大事业。
创业之初，三人一致认为，半导体最具潜力的市场是存储器芯片，这一市场完全依赖于高科技。1969年，英特尔推出自己的第一批产品——双极处理64位存储器芯片，代号为3101。第二年，又推出第一个大容量（256位）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存储器1101。1972年，又乘胜推出第一个容量为1KB的动态随机存储器1103，这种价廉物美的产品深受欢迎，供不应求，它的诞生正式宣告了磁芯存储器的灭亡，并最终成全了个人电脑革命。
2.不经意间发现的摩尔定律
1965年，有一天摩尔离开硅晶体车间坐下来，拿了一把尺子和一张纸，画了个草图。纵轴代表不发展的芯片，横轴为时间，结果是很有规律的几何增长。这一发现发表在当年第35期《电子》杂志上，是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文章。这篇不经意之作也是迄今为止半导体历史上最具意义的论文。
“当时我在写一篇集成电路的文章，要旨是让集成电路技术电子产品更为便宜。我发现并在文章中描绘了它增长方面的复杂性：一个芯片的容量会逐年递增。从60个元件扩展到64000个，每年翻番，而价格上则是相应的逐年递减，当时买一个元件的价格10年后可买一个集成芯片，这是一个长期推断。它的事实曲线比我想象的更好”。摩尔指出，工艺技术的进步使计算机性能保持几何级数增长。这种增长非常有规律。由于其可预见性和重要性就被正式定义为摩尔定律：微处理器芯片的电路密度，以及它潜在的计算能力，每隔一年翻番。
为了使这个描述更精确，1975年，摩尔做了一些修正，将翻番的时间从一年调整为两年。实际上，后来更准确的时间是两者的平均：18个月。“摩尔定律”不是一条简明的自然科学定律，而是一条融自然科学、高技术、经济学、社会学等等学科为一体的多学科、开放性的规律。尤其是“摩尔定律”的经济学效益，使其成了英特尔公司的发展指针。摩尔定律神奇地灵验了30多年，连摩尔自己也惊讶不已：“摩尔定律告诉我们是什么把电子产业从歇业中拯救出来，又把制造者和消费者从价格波动的‘过山车’中解放出来”。
如今人们最关心就是摩尔定律何时终止。摩尔本人认为它还会延续今后几代产品。未来10年内，翻一番的速度会明显下降。“我没有去估算具体的速率，但可能会慢一半左右。翻一番的时间将会是3年而不是18个月。”
摩尔曾表示了对自己怀疑：“我是一位化学家，我不相信这种技术。我不认为现在的技术会被淘汰。但是我也有可能错了，可能过于局限于我们自己的技术。”
摩尔不仅以著名的摩尔定律而闻名，更有意思的是，他曾讲过一个关于微处理器的寓言：我们需要为芯片找寻一种基质，因此我们考察了地球的基质。它主要是沙粒，所以我们使用了沙粒。我们需要为芯片上的线路和开关找寻一种金属导体。我们考察了地球上的所有金属，发现铝是最丰富的，所以我们使用了铝。
3.失败是不能避免的，失败来得越快越好在英特尔公司，摩尔定律开始得到彻底地发挥和实践。从70年代起，英特尔就构筑了其赖以成功的商业模式——不断改进芯片的设计，以技术创新满足计算机制造商及软硬件产品公司更新换代、提高性能的需要。摩尔提出，计算机的性能每18个月翻一番，只有不断创新，才能赢得高额利润并将获得的资金再投入到下一轮的技术开发中去，才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生存下来。而摩尔的口头禅就是“改变是我们终身的热爱”。
在摩尔定律的指导下，英特尔公司好戏连台，1971年对外公布了世界第一个微处理器4004，宣告了“一个集成电子新纪元已经来临”。1974年，又推出了微处理器8080。“8080”被专家们称赞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微处理器之一，也正是从8088开始，个人电脑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展起来。
1974年在诺伊斯卸任之后，时任副总裁的摩尔正式登上了总裁和首席执行官的宝座，开始了英特尔腾飞的路程。作为技术出身的企业家，摩尔从不认为自己在公司位置是高高在上，并且他十分注重技术的转化，消除英特尔研究实验室和制造部门之间的瓶颈，加快了新产品从实验室向工厂、向市场的转化。
由于经营策略的正确，技术上的创新，这时的英特尔已经逐步确立了自己的巨人地位，环顾四周，无一人是对手，不由得洋洋得意，但他们没有想到，在遥远的东方，一股新生的势力正在成长。
1976年3月，日本最大的5家电气公司的科研力量联合起来，组建起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研究所，不到4年时间，他们取得了巨大成就！1980年3月，惠普公司总经理安德森在华盛顿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一份日美两国芯片质量的比较报告，美国最好的产品的次品率，竟要比日本最差的产品高出5倍。这份报告引起硅谷的震惊。
然而真正的较量是1981年。这年12月，英特尔公司推出8087芯片，日本松下公司毫不示弱地拿出3200芯片。当时64K动态随机存储芯片是电脑界一致看好的重头戏，它包含65536个元件，不仅能读，而且能够像黑板一样擦写。但日本的64K芯片是半路里杀出来的一匹黑马，以它低成本和高可靠性，迅速占有美国，使英特尔的单个芯片价格在一年内就从28美元惨跌至6美元，英特尔这个新生的巨人被狠狠地教训了，硅谷为之哗然，美国为之哗然。
摩尔痛定思痛，决心放弃存储芯片市场，转向了微处理器（控制芯片）市场，因为以其敏锐的眼光，摩尔已经准确地预测到了个人电脑以后的成功。他果断地做出决定，Intel进行战略转移，专攻微型计算机的“心脏”部件—CPU，正是这一决策，最终确立了英特尔今日在全球微处理器市场上的霸主地位。
从1985年起，英特尔开始同康柏联合研制以80386微处理器为基础的新型计算机，并于1987年成功地推出运算速度比IＢM个人计算机快三倍的台式386计算机。1991年，英特尔又与IＢM公司达成一项为期10年的微处理器协议，研制能用一块芯片代替许多计算机芯址，并且容量更大、速度更快的处理器。
技术上的创新使英特尔不断领先于同行，始终占据着微处理器市场的极大市场份额，利润连年上升，但摩尔并没有满足于现状，他相信自己的摩尔定律，清楚市场的淘汰是多么快速，依然以极大的频率“自己淘汰自己”。1993年3月，英特尔又推出微处理器的第五代CPU产品——Pentium（奔腾）。
在摩尔主导Intel的十几年时间里，以PC为代表的个人计算机工业萌芽并获得了飞速的发展。随着PC在全球范围获得的巨大成功，提供PC核心部件的Intel从一个存储器制造商成为了一个更加辉煌的Intel。戈登·摩尔正是这场伟大变革的最大推动者和胜利者。
在硅谷历史上，尤其是在英特尔，摩尔是最令人敬佩的公司创始人之一，是最受人尊敬的科学家，他比其他人更能体现英特尔的模式：以技术起家，靠创新成长，是真正的技术领袖和最可亲的企业家。1989年，摩尔从主席职位上光荣退休。但作为公司永远的名誉主席，摩尔巨大的影响力依然笼罩着整个英特尔公司。他是英特尔真正的“心脏”。
4.摩尔定律会不会过时？
摩尔因为提出“摩尔定律”而广为人知。他预言集成在电脑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12个月之内就要翻一番。在1995年，他又修正了他的预言，减慢为每18至24个月翻一番。该预言自1965年以来被认定为IT业发展的金科玉律，该定律准确地预言了处理能力空前强大的半导体芯片的产生，而其生产成本却成比例地下降。35年来，制造技术的革命已经大大提高了硅芯片的集成密度。英特尔最新的奔腾4芯片集成的晶体管数量已经高达4200万个。按照摩尔定律计算，到2010年，芯片上集成的晶体管数量将超过10亿个。
英特尔公司CEO贝瑞特在公布一种新研制的芯片制造设备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到了摩尔和著名的“摩尔定律”，这种设备可能使芯片制造商可以较小的尺寸生产功能强大的芯片，使摩尔定律的适用时间延长到2015年。
许多人，包括摩尔本人在内也都没有意料到摩尔定律竟然具有如此长的生命力。因为摩尔所处的时代，石油和煤炭依然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而现在，芯片已经成为了左右经济的重要力量。
1993年，英特尔公司开始大规模采用0.50微米芯片制造工艺，摩尔就在一次科技大会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指数级增长定律的终结》的讲话，并预言当芯片制造工艺达到0.25微米级别的时候，摩尔定律将遇到难以克服的技术和成本问题。讲话中，摩尔进一步详细解释了芯片开发中将不可避免的几个技术问题，特别提到了芯片制造中的“门关”(gateoxide，控制芯片中电子流量)问题。他指出，随着技术的发展，门关的厚度将越来越薄，当芯片制造工艺达到0.25微米级别时，如果继续采用传统的方法，门关将不可避免出现电子泄露现象；即使能够找到解决方案，其制造成本无疑将会是个天文数字。
但是，到现在为止的事实证明，摩尔的这个预言错了。正是英特尔公司的研发工程师们对摩尔的第二个预言发起了挑战，并终于在4年之后成功地实现了0.25微米芯片的量产。晶体管内部的电子流泄露现象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完全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和0.50微米工艺的产品相比，以0.25微米工艺制造出来的产品在性能表现方面翻了两番甚至更多，而成本仅仅是前者的一小部分。
2000年12月，英特尔公司研究人员宣布研制成功30纳米晶体管，其尺寸大小仅相当于1993年摩尔预言的晶体管体积极限的1／10。这种晶体管的门关厚度只有0.8纳米，相当于3个原子的厚度。从理论上来讲，30纳米晶体管的研制成功意味着微处理器的时钟频率能够达到1200GHz，甚至更高；而且其能耗比目前能耗最低的1.3伏芯片还节省35%。许多人相信，有了30纳米晶体管，集成4亿晶体管，时钟频率高达10GHz的芯片很快将成为现实。
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的科学家们最新的研究报告结果表明，当硅芯片制造技术真的发展到极限时，将会出现其他类型的芯片，如生物芯片，量子芯片等。预计在2010年左右就将出现生物材料同硅材料混合的芯片。
以上种种，似乎都代表着这样一个信息：摩尔定律尚不会过时。实际上，摩尔定律就是一种创新精神，只要创新精神不死，即使摩尔定律消亡，也会有新的摩尔定律出现。
满分
吉尔·马修斯上尉在美国陆军某空降军团的一个由75名士兵组成的直属连队担任连队指挥官。士兵们通过参谋向她汇报工作，这些参谋们负责的是一些特殊工作，比如出谋划策、搜集情报、提供补给。马修斯上尉的这个连队担负着为五个负责维修运输装备和运送部队的营做后勤支持的任务。
尽管马修斯是一名空降军官和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尽管我将要叙述的事情刚好发生在海湾战争前，但她所面对的问题与厉兵秣马和英雄战绩毫不相干。这个例行的事件只是需要真正的领导之道而已。而且尽管马修斯的问题是在军队里发生的，在任何组织里都会出现类似的事情。
问题出现在马修斯的连队接受年度普查(AGI)的过程中。这些检查覆盖了她负责的所有工作——设备维修、安全保障、营房修缮、武器库控制和军需供应。最后的一项——军需清查与维护——给马修斯带来了很大麻烦。
马修斯和她的参谋们提前两个月开始为检查做准备，而且对她的连队的准备工作催得一直很紧。出色的检查结果很可能使她更快地提升为少校。在年度普查到来以前的两周里，她惟一真正觉得心里没底的是军需这一块的工作。困难之处一部分在于“军需室”实际上是一间堆满了运输装备的大仓库，而这些装备和所有相关的文件都必须符合详细的陆军的规章制度。此外， 负责军需的军土相对缺乏经验，而且几星期以来一直被个人问题搅得心烦意乱。马修斯和她的军士长在检查到来前的十天里，把几乎全部的时间用在了整理军需储藏库上面。尽管如此，在年度普查开始的那一天，他们还是觉得这是整个环节最薄弱的地方。
年度普查对马修斯连队的检查持续了两天。第一天过去后，马修斯和军士长一起对照了记录。看上去事情进行得不错，检查团只找到了几个小小的缺陷。但是，由于军需方面的工作只检查了一小部分，马修斯、军士长和那名军需官用整整一晚上的时间在军需室里归整文件和记录。在第二天结束的时候，马修斯得知她的连队通过了检查，而且军需这一项还得了满分。
这使马修斯感到惊讶和迷惑。由于当时其他检查人员正在检查她主要负责的一个地方，她没能够陪同检查团巡检军需室。当马修斯与军需官谈起这件事的时候。他只说他很高兴检查已经结束了。
然而，军士长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马修斯。他对检查结果很好奇，于是也去询问了军需官。
他得知那些检查员去军需储藏室检查的时候，只是打开门走进去看看而已。他们没把任何东西搬出储藏室，或者检查其耐用性，而且，也没核对任何维修记录。那些检查人员只是填写了他们的打分条，然后就继续巡视下一个地方了。
听到这些话后没过几分钟，马修斯的上级指挥官就打来电话，祝贺她在AGI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马修斯礼貌地感谢了他，但在内心深处，她觉得这个消息像一一块巨石沉甸甸地压在了她的胸口。现在为准备应付检查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加模糊不清的问题。
她是应该保持沉默，接受这个结果，并且庆幸通过了AGI的检查，还是应该把发生的事情告知总检查长?在之后的三天里，她大多数时间都在这两个问题之间徘徊挣扎。
马修斯的问题属于典型的需要沉静领导之道的情况。首先，事情的发展出人意料——马修斯无法相信检查团忽略了她工作中最薄弱和最重要的环节，在军需这一项上，他们没有只给一个及格的分数，而是给了个满分。其次，作为所在营队的几十名上尉之一，她并非一个内部人， 而是更接近于一个外部人，并且也没有多大影响力。如果她惹了麻烦，部队很容易撤她的职。
第三，她对于AGl制度的信任，本来已经由于那些关于迅速而不彻底的检查的传言，受到了一定损害，现在更是变得相当脆弱。第四，她觉得自己的处境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个人方面都危机四伏。如果她有什么错误举动的话，就不但会影响她自己的前途，还会对那些人，比如她营队的指挥官、她的参谋们，以及那些检查员的前途造成损害。
对马修斯来说，简单的办法是保持沉默。事实上，当她问军士长他认为他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办的时候，他立即建议顺其自然。他的理由是他们很可能要接受一次重新检查，而他认为没有理由为此把时间和精力从别的重要任务上分散出来。
然而，从个人的角度讲，马修斯觉得很难就这样把这件事丢开。除了她的军士长之外。再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了。她甚至瞒住了她的丈夫。他也是一名陆军军官，因为她认为他会要求她尽自己的义务，把事情向上级汇报。“我知道。”后来她说，“如果我想让这个检查结果保持原状，那么知道事情真相的人越少越好。”
马修斯的动机显然是混杂的。她之所以感到烦扰，是因为她感到西点军校的信条——“军校学员不说谎，不欺诈，不偷窃，也不容忍其他人选样做”——要求她挺身而出。同时，她担心她的这种情况并不是特例。该检查团检查的这些分队隶属于美国快速反应部队，一件小事——仅仅一个下午的一次迅速而不彻底的检查——就可以导致在紧急调度、快速反应的过程中出现问题。但是马修斯怀疑自己是不是现在才知道事情的真相。或许这种浮皮潦草的检查由来巳久，已经是司空见惯了。或许她应该开始像其他人一样玩这种蒙混过关的把戏，就像军士长建议的那样。
在考虑这些事的时候，马修斯有时会觉得自己是“偷”来了这个检查结果，她害怕会有人会发现事情的真相。其余的时间里，她觉得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只不过是比较幸运罢了。她用了三天的时间盘算所有这些事情，一直都没有下定决心。与此同时，许多她的同级军官，以及几个她几乎不认识的上级军官，都为这次检查的结果对她表示祝贺。这使她感到更加难受。
事实上，可能正是那些祝贺促使她有所行动。马修斯最后决定约见总检查长。她私下与他交谈了大约十分钟，下面是她对这次会见的叙述：“那天早上，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的时候，他也对我的连队在AGI中的表现表示祝贺。我告诉他我就是来找他谈这件事。接着，我告诉他对设备的检查是如何进行的。他说他对此感到震惊和不安，因为他十分信任他的检查员们，也从来没有其他人向他提起过类似的事情。
他还说他赞赏我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出来的诚实，因为他知道我是冒着经受一次对军需室的专门检查和可能被定为不合格的风险，来对他说这些事情的。他说如果我能够继续努力解决那些问题的话，他不会重新检查我的军需室。他还说他会找他的检查员们谈话，而且准备以后和他们一起去检查有关军需的部分。”
在总检查长说出这些话之后，马修斯感谢了他，然后走出了他的办公室。在她离开的时候，她感到轻松愉快。她尽到了自己的义务。现在她就可以在确定她的军需室管理情况良好的条件下，履行自己的其他职责了。
用传统的英雄主义模式的标准来看。马修斯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她严肃地对待自己作为一名军官的责任，在检查事件上进行了诚实的努力。她明知去会见总检查长的行为对她的前途是危险的，但她还是义无返顾地做了这件事。所有这些都相当值得敬佩。但是风险回报的模式对马修斯上尉的做法却抱着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点。它特别强调的是，她试图去做的事情甚至比乍看上去更为困难，而她相当出色地克服了这些困难。
我究竟储备了多少政治资本？
风险回报的方法包括提出和回答三个问题：你有多少组织资本?你拿其中的多少去冒险?对你和其他人而言，可能的回报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回答起来并不容易，因为政治资本包括两样无形的东西：声誉和人缘。当然，如果这些直接取决于人们工作做得怎么样，事情就好办了。但是，绝大多数时候，声誉和人缘与工作质量的联系并不紧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一些关于那些表现良好、声誉出众的人比表现出众、声誉良好的人提升更快的例子。这类事情甚至会发生在销售和保险这两种依靠硬性的数据来评价员工表现的行业里。事实上，如果运气比较好，而且有好的靠山的话，那些勉强能够胜任的人是可以拥有长久而繁荣的事业的。
声誉往往会歪曲真相，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政治资本是镜花水月的空谈。它意味着即使是出自对组织的耿耿忠心而在工作中做出的一流表现，除非得到其他人，尤其是上级的认可和称赞，否则也不能转变为政治资本。表现优异却不为人知，就好像树木在森林中倒下，而旁边没有人听到它的声音一样。
声誉包括两个主要因素。一个是人们所谓的“一脚定乾坤”或者“一锤定音”式的人物。
——一个人能够得到组织所需要的结果，并且是完全可以依赖。
什么是“结果”?它们基本上就是领导组织的人希望取得的成果。在不同的组织里，结果的本质都会有所改变，它还会依据公司内部情况的不同发生变化。在艾略特·柯特兹的案例里．它意味着实现他出售药品的销售额；对丽贝卡·奥尔森来说，它是提高圣克莱蒙医院的年收益额，并且让患者纷纷前来就医；对加略特·威廉姆斯而言，它指的是使他的分行迅速翻身；而对马修斯上尉来讲，它是让她的连队通过检查。
声誉也包括通过正确的途径得到结果。判断什么是“正确”途径是很微妙的．但是成为富有合作精神的团队一员通常是增加政治资本的最佳途径。这就是说通过保护或提高周围人的声誉和前途的途径表现出对他们的忠诚。这些“团队一员”不会简单地让组织的黑暗面大白于天下，他们顺应周围的环境，并且避免在伦理问题上哗众取宠。最重要的是，这些人与周围的人们在人情、理解以及很多“你来我往”中形成了使组织得以凝聚的网络。当军士长建议马修斯把这次检查抛诸脑后，去做其他事情的时候，他只是在教她了解世态人情，提醒她用最好的办法建立有用的关系——与他自己，与她属下的军官，以及与马修斯所在那个营的高级军官们。
那么，马修斯拥有多少组织资本呢?基本的答案是没有多少。在低级军官中，马修斯作为一名西点军校的毕业生、空降精锐部队的一员和一名女性，显得出类拔萃。但是在陆军中有着成千上万的天才的、年轻的军官，而适逢部队由于冷战的结束进行减员的非常时期。马修斯的性别为她开启了一些大门，却阻断了其他的一些出路。她对自己的岗位还不熟悉，也没有高级军官作为同盟或靠山。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在马修斯的职业生涯中，与其在这段时期大量抽取资本，远不如不断进行储备。她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声誉，并且建立各种各样的关系网络。
这次虚应故事的检查产生的结果增加了马修斯的政治资本。她的连队取得“成功”的消息迅速蔓延、流传甚广。似乎所有人都知道她的连队取得的成就，而且他们为此对她赞不绝口。
此外，马修斯是以正当的手段得到这些结果的——通过几个月来与她手下的官兵们共同进行的辛勤工作——而且，在检查结束之后，她与所有人分享了成功的荣誉。
但是，马修斯不知道她的连队是否真正通过了检查，而这使她痛苦不堪。她知道的只是自己由于通过了一次虚假的检查赢得了荣誉。她赢得了政治资本，却并不认为自己当之无愧。因此，她接受越多的祝贺，感觉就越糟糕。最后．她觉得除了去见总检查长之外，自己几乎别无选择。
我拿了多少政治责本去冒险？
第二个问题问的是一个人愿意用多少政治资本去进行冒险。通过仔细的分析证实，马修斯的赌注很大。这意味着她勇敢前行的行为是特别值得称赞的。但它同样意味着我们必须进行仔细的观察，看看她是不是采取了降低风险的措施。
风险是巨大的。如果马修斯与总检查长之间的谈话传了出去，她就会被认为是一个刺儿头，一个两面派，或是一个告密者。而这些话是有正当机会传播出去的。她连队里的某个人可能会说出一些事情，而那位总检查长很可能会跟别人谈到这次谈话——要么因为他真正担心此事，要么就是他想提醒人们马修斯是个不肯合作的人。
无论在哪种情况下，这一传闻会不胫而走，而各种各样的关于马修斯的行为的评论会弄得满城风雨。由于故事在讲述的过程中总会被人添油加酱．很难确定人们对马修斯的声誉会有怎样的怀疑和指责。幽默作家戴夫·巴里(Dave Barry)在写下面这句话的时候抓住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宇宙之中最有力量的就是散播谣言。”。
幸运的是，马修斯采取了一些谨慎的行动来减少她的劣势。除了军士长之外，她对谁也没有提起她的怀疑和计划。更重要的是，在与总检查长交谈过之后，她不再对这件事作进一步的追查。比起用书面的文件记录这个问题，向其他上级军官汇报这件事情，或者核实总检查长是否真的陪同检查团巡视军需室，从而引发一场讨伐运动，这样做的风险性要小得多。一个更加坚决却不够谨慎的人就有可能采取其中某一种画蛇添足的行动。
但是很难指责马修斯做了太少的事情。仅仅去见总检查长这一点就需要担非常大的风险了。
好在马修斯似乎知道她的拜访已经足够危险，于是就此打住。她选择的是只告发一次，而且做得相当隐蔽。总之。马修斯拿了一大笔组织资本进行冒险，但她还是做到了适可而止。
我能得到什么的回报
第三个问题要求人们对自己在投资时希望得到的回报加以特别的、清醒的考虑。这意味着做出选择、分清主次，正如投资者们在短期和长期的效益之间、或是在高风险高潜力的股票和更稳定更安全的股票之间做出选择一样。按照这个标准来看，马修斯表现得很不错。她的首要目的是履行自己的职责，做到问心无愧。她还希望能够打击或制止那些虚假的检查，因为它们违背了检查员的显而易见的职责，而且会危及到士兵的生命和任务的执行。最后，她希望自己的军旅生涯前途无量。
如果条件理想的话，马修斯没有必要在这些目的中进行取舍。但她是一个刚刚提拔起来的上尉，正在穿越一个存在于她自己的营队而不是敌方阵地的雷区。她必须做到主次分明，使她的良心和前途在任何长期而公开的斗争中保持一致。由于她的动机是混杂的，马修斯的行为有所节制，从而减少了她的声誉和事业所面对的风险。
回报是什么?这最后的一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需要机缘巧合的。它问的是像马修斯这样的人能否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在对待她担当的风险的方面，马修斯的勇气是值得称赞的。但是这里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她表现出的英勇，而是在手头这个任务相当重要的情况下，马修斯是否有可能满载而归，或者至少从她拿去进行冒险的政治资本中得到任何收益。
不幸的是，我们很有理由对马修斯的投资持怀疑态度。回忆一下检查团在军需储藏库的表现。只是站在门口随便瞥了一眼，他们就结束了。他们什么都没有检查就给了个满分。他们甚至都没有装作克尽职守的样子，也没有做任何努力去掩盖他们浮皮潦草的检查。总之，他们表现出对检查制度的公然藐视是司空见惯的，就好像这是一个他们希望所有人，包括马修斯都参与的游戏一样。此外，他们的行为证实了马修斯曾经听到的关于邋遢马虎的检查的传闻。
同样还要回忆一下那位总检查长的表现。他说他感到震惊，但表现出来的并非如此。他仅仅用了10分钟的时间与马修新交谈．没有询问细节或索要文件证据，没有做任何笔录，而且，对于找她连队的军士长和军需官了解情况毫无兴趣。尽管马修斯的指控相当严肃，他丝毫没有打算通过重新检查她的军需仓库来查证它们的真实性。
对此持批评态度是很容易的事情，而且我们并不知道关于总检查长的全部真相。或许他的处境非常复杂，或许他知道有问题存在，并且试图在不引起太大波澜的条件下改变这一状况，或许他正在遵循一些沉静领导之道的原则。而这些可能性是比较小的。与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研究的沉静型领导者不同，这位总检查长不在乎搜集信息和寻找同盟，以便发现在工作中得到帮助的机会。相反，他很快地把脑袋钻进了沙堆里。他的反应看上去更像是在息事宁人而不是追查真相。
如果那位总检查长打算掩盖问题的话，马修斯储备的组织资本就岌岌可危了。可能那位总检查长只是把事情束之高阁，可能他会警告一些人说她是个潜在的刺儿头，而不是一个在玩弄把戏时可以信赖的人。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马修斯勇敢的行为带来的坏处就会比好处要多。
她可能只是使检查团的人有所警觉：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不会再这样厚颜无耻地进行邋遢马虎的检查，而是使它更难被人察觉和阻止。
那么马修斯的底线是什么?抛开她的责任感和勇气不论，她是否毫无必要地投注了资本甚或更多的利息?从改变检查状况和有关自己前途的角度讲，她的投资到底怎么样?
在这个案例中，与其他许多案例一样，组织生活的复杂性和暖昧性使人们很难得到准确的结论。或许这是第一次有人向那位总检查长提到关于在检查中弄虚作假的问题；或许他真的是感到震惊；或许他后来确实追查了下去，并在未来的检查中陪团巡视；或许他没有把马修斯来找他谈话的事情告诉任何人，从而保护了她的声誉。如果这样的话，马修斯就成功地做了正确的事情，而没有危及到太多的政治资本。
不幸的是，这种乐观的情形只有N分之一的概率。马修斯极有可能在冒险中损失了很多她辛苦积累起来的组织资本。这本身并不是个严重的问题。但是她的努力有什么收获呢?不幸的是，看来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没有。除了她值得敬佩的、英勇无畏的行为，她再看不到任何情况有所改变的迹象。
好在马修斯由于在与总检查长会面之后就此打住，把她的风险限定在了某个程度上。尽管如此，她可能还是毁掉了她的声誉和人缘，这或许妨碍了她的事业，减少了她在未来日子里遵循负责的领导之道的机会。而且，她极有可能是最后一个知道这一点的人：对人的毁谤总是在背后进行的。此外，这种弄虚作假的检查很可能继续下去：马修斯的行为不但没有阻止他们，相反却使他们转入了地下。总之，风险~回报的模式指出，对于她勇敢的行为和她投注的资本，马修斯可能只得到一个令人沮丧的结果。如果她以前意识到这一点的话，她可能会有不同的做法——可能会依靠一些下一章中描述的沉静领导之道的策略来处理这个问题。
风险投资式的伦理学
为了实现负责任的领导而采取的风险回报方法有两个缺点：一是它容易被人嘲笑和驳斥，二是它很容易被误解和滥用。
风险～回报式的想法是很容易被批评和讽刺的。批评者们可以指责它使领导之道堕落成了成本计算。他们可以说，真正的领导者不会花费时间去盘算和衡量那些正确的事情，他们只是将其付诸行动而已。怀疑论者会告诉我们，好的家长不会教他们的孩子如何“玩几率”、“算把握”．而是教导他们什么叫做是非对错。批评者们还可以提出一些绝对致人死地的反问句——难道特蕾莎修女在离开舒适的修道院，踏上前往印度加尔各答的道路之前，曾经计算过成本、收益和可能性吗?难道纳尔逊·曼德拉计算过打倒种族歧视的机会吗?他们会说风险～回报的想法往好了说是一条拖延、犹豫和寻求借口的途径，往坏了说就是给懦弱找的一个借口了。
这些批评听起来是有力而致命的。但它们存在着一个问题：对于西方传统中最重要的道德哲学家之一亚里斯多德来说，它们可能算得上是新闻。在亚里斯多德看来，道德在很大意义上是度过充满美德的人生。他相信人类应该培养四种美德：谨慎、公正、勇敢和克制。其中的两种，勇气和公正，很好地符合了传统模式中把领导视做一种做正确的事的勇敢行为的观点。但是亚里斯多德提出的另外两种美德，谨慎和克制，指的却是另外一条道路：一条小心的、平衡的处理道德问题的途径。事实上，在亚里斯多德讨论谨慎的时候，他甚至将其定义为“计算”在一个特殊情况下正确的做法。
对亚里斯多德来说，做正确的事不等于莽撞行事。事实上，他相信过多的勇气其实就等于不顾后果，而他建议人们去寻找“黄金手段”。他宣扬的是在特殊环境中，对所有的道德因素和实际因素做到平衡、公正、敏感。在某些情况下，是非对错和正确的做法都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在事情更加复杂的时候，谨慎地考虑、有节制地行动就非常重要了。在这种情况下，对风险和回报的认真估计是负责任的行为的要素。
谨慎和克制的确是沉静的、管理上的美德。它们并不像保卫阿拉莫一样鼓舞人心。它们很容易被忽略或轻视。但是今天它们尤其适用于那些人们经常陷入的复杂的、不定的、变幻无常的环境。没有谨慎和克制，伟大的理想和道德的能量就很容易被挥霍掉了。
幸运的是，马修斯上尉没有犯这样的错误。她在向总检查长汇报虚假的检查时，的确表现出了自己的勇气。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做到这一点：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接受荣誉．继续前进。
但是马修斯表现出来的并不仅仅是勇气。她同样减少了自己承担的风险。她试图做正确的事，但是既不引发一场战役，也不公开告发，或者进行光荣的自我牺牲。
她采用了平衡的行动吗?她找到“黄金手段”了吗?没有人能够确定，而亚里斯多德并没有给出标准公式。但是马修斯做的正是他建议的事，试图寻找勇敢行为和谨慎克制的最佳组合。
她想做的事情正如另一位沉静型领导者所描述的，“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运用正确数量的道德信念。”她小心谨慎的、经过考虑的努力值得敬佩和尊重，而不应该遭到讽刺和驳斥。
然而，即使人们能够严肃地对待风险～回报的模式，它还是会带来麻烦，因为它很容易被人错误地理解和使用。一种错误是企图把风险～回报的模式当成一张核对清单或是一个标准公式。沉静型领导者其实并不会用很多时间来考虑自己有多少组织资本和用它们进行投资的最佳做法。当他们被问到为什么会做某件事或是为什么不做某件事的时候，他们往往只是说：“你不得不应战。”风险～回报模式的作用只是弄清楚一些基本事实，帮助他们在何时和如何进行战斗方面做出合理的选择罢了。
马修斯的故事说明，风险～回报的模式如何才能被最好地应用。它提出了一定的问题，提醒一些特殊人物的注意，使人们避免忽略事情重要的方面，指出了行动的计划。这与金融投资的情况再一次不谋而合。好的投资者在拿出钱来进行投资之前，会仔细考虑风险和收益。这并不能使他们料事如神．但它会为他们指出一个方向。这三个问题本来只是空箱子，需要人们用事实、判断、印象、经验和合理的猜测来填充它们。
但是，尽管组织风险和回报无从计数，像处在马修斯这样的处境的人还是有办法对其进行更清楚的分析。他们可以试着去评估他们在组织中的记录和声誉——得到的结果当然应该打点折扣，因为人们往往会更喜欢听到别人对他们做出正面的评价。他们可以问问在组织里，对他们的声誉和人缘是不是各人有各人的评价，或者所有那些对他们的正面评价是不是都只是几个人的意见。他们可以想想在他们的组织里其他一些承担同样风险的人的经验，问问在类似的“自卫战”中他们得到了多少收获，其中又有多少是依赖着在他们层级之上的人的。他们可以调查一下应急的计划和可能的退路。虽然准确的统计没法进行，仔细的、分析型的考虑的是相当有用的。
另一个错误是像一个谨慎的、被动的投资者一样看待风险和回报。低风险的金融投资一就像美国储蓄公债一样——产生低回报。在伦理行为上的低风险投资也是一样的。日常的体面、尊重和礼节都属于这个范畴。它们往往只需要一刻的努力就可以做到，而且细微的方面使世界变得美好。然而，储蓄公债模式的伦理投资本身保守得有些愚蠢。在成本和风险都十分巨大的情况下，它可能会演变成被动甚至懦弱的行为。
沉静型领导者的矛盾之处
本章的中心思想是领导者需要深思熟虑、精打细算，它看起来与前面某一章的要旨——领导者应该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他执行的任务当中去——相互矛盾、背道而弛。我们如何解释逮一点呢?
某位管理者在回顾自己解决的一个棘手问题时，给出了问题的答案，他说：“这次的经验使我学会了在大多数情况下，把整个团队的最高利益放在一个人的自身利益前面是正确的做法，即使这样做的风险可能是巨大的。在人生中，获得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必然需要担当一定的风险，但是这些风险是可以控制的。如果一个人有谨慎地渡过难关的勇气，就像我讲述的那样，他个人得到的潜在回报将是巨大的。”
这段话的关键部分是那个自相矛盾的短语“谨慎地渡过难关的勇气”。换句话说，沉静型领导者往往是内心复杂的人——事实上，通常会比他们的行为表现出来的更为复杂。在对世事的认识上，沉静型领导者不会欺骗自己——他们清楚地知道世路坎坷。沉静型领导者仔细地考虑如何对他们的组织资本善用利用，进行投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从风险和结果的角度出发，深思熟虑。但是，这些人非常关注那些阻碍他们的人和问题，这使他们有勇气采取行动，并且坚持不懈。总之，沉静型领导者是谨慎细心而专心致志的，理性分析而又兼顾感性的，不偏不倚而尽职负责的。
这就是为什么沉静型领导者们通常会对那句众所周知的劝诫“只要做正确的事”感到不舒服了。对他们来说，这种劝诫的效果并不比建议未来的投资者把他们的钱全部拿来碰运气来得有效。“做正确的事情”的说法过于简单而片面。它呼唤勇气，却丝毫没有提到成本和风险。
它认为仅仅是在“正确的事情”和“错误的事情”两极之间进行选择。当然，有的时候，事情就是这样：在报销账目上弄虚作假的行为被贴上了“错误”这两个黑体字的标签。但是沉静领导之道需要的是更富挑战性的判断取舍。有一些涉及的是“对与对”之间的艰难选择。其他的一些，像丽贝卡·奥尔森和加略特·威廉姆斯面对的那样，涉及的是使一个公司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还有一些，像马修斯上尉的问题一样，是晦暗不明的、充满风险的“求生游戏”。这些情况都需要复杂的人通过认真的分析来解决问题。
对沉静型领导者来说，告诉老板他的行为是不正当的，然后摔门而去，与政治资本没有半点关系。他们把这视为迫不得已的、绝望的做法。因为他们强烈地关心眼前的事件和问题，所以不打算抛开它们。他们通常为了得到这个位置努力了很多年，有时这甚至是他们的梦想。因此，由于伦理上和实际上的双重原因，沉静型领导者选择固守阵地，进行斗争。但他们的斗争不是不顾后果的，而且他们在猛然采取行动之前所做的不仅仅是观察。他们不但考虑，而且还会算计。他们尽量做到明智地用他们的政治资本进行投资。
虽然弄清楚成本、风险和后果对长期的领导行为来说非常重要，但它只不过是第一步而已。
仅仅告诉一位木匠去造一堵尽可能薄却又尽可能坚固的墙，或者告诉一名铁人三项运动员在用最快的速度跑完马拉松．同时保存体力去参加自行车比赛是不够的。这些任务，就如同沉静领导之道一样．需要人们知道如何处理复杂的两相权衡。这本书余下的部分会解释领导者如何引导他们的勇气和奉献精神，处理那些无法逃避的在努力、风险和收益之间徘徊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