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职务：对冲基金经理、慈善家年龄:75
身价:72亿美元
成功理念:发现了极度高效运营对冲基金的方法。
出名事迹:几乎比全世界其他人都赚得更多，也亏得更多。索罗斯于1969年创办了总部位于库拉索的量子基金(QuantumFund)，到2000年该基金清盘时，当初投入该基金的1000美元已经变成大约400万美元。
众所周知，他在1992年让英国央行“破产”，自己赚得10亿美元，并迫使英镑退出汇率机制。随后在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中，他又至少亏掉了这么多钱。索罗斯是个热心的慈善家，据估计，通过他的基金网络和开放社会协会(Open Society Institute)，他捐赠了50亿美元。开放社会协会是推动民主和人权的组织。
由于他已将大部分公司控制权交给几个儿子，他的慈善工作增多了。在去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索罗斯花掉了2000多万美元，试图将布什赶下台。他的壮举失败了，在今年的榜单上从第3位滑落至第8位，但他的基金仍然表现良好。
他说:“你知道，我首先是个人，然后才是一名商人。”
1.视冒险为生命，有赚就不怕亏本1930年，乔治·索罗斯出生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父亲是一名律师，性格坚毅，处事精明，他对索罗斯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不仅教会了索罗斯要自尊自重、坚强自信，而且从小教育索罗斯，用一种平和的态度对待财富，而索罗斯在以后的生活中，也实践了父亲的教诲，将亿万家财投入到了慈善事业中。
童年时代的索罗斯在各方面都表现突出，是各种活动的常胜将军。父母的宠爱，家境的优越，自身的出色，使其成为天之骄子，让同龄人羡慕。但这种生活没过多久就被打破了。1944年，随着纳粹对布达佩斯的侵略，索罗斯的幸福童年宣告结束，他随全家开始了逃亡生涯。那是一段充满危险和痛苦的岁月，靠着父亲的精明和坚强，凭借假身份证和好心人提供的庇护，他们一家终于躲过了那场劫难。后来索罗斯说，1944年是他生活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他从生死存亡中学会了生存的技巧，这其中的两条经验对他此后的投机生涯很有帮助，第一是不要害怕冒险，第二是冒险时不要押上全部家当。
1949年，索罗斯考入伦敦经济学院。索罗斯选修了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米德的课程，虽然米德名气很大，但索罗斯却认为并未从中学到什么东西。他喜欢的是另一个自由哲学家卡尔·波普，卡尔·波普鼓励他严肃地思考世界运作的方式，并且尽可能地从哲学的角度解释这个问题。这对于索罗斯建立金融市场运作的新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曾经一度，贫困几乎使索罗斯辍学，但伦敦经济学院的智慧帮助索罗斯战胜贫穷的折磨。让他在书籍和思想中找到了莫大的乐趣，他还写了一本书，但没写完，就先搁置了，因为毕业将近，无论年轻的索罗斯对未来有多少幻想，都必须谋生。
1953年春，索罗斯从伦敦经济学院学成毕业，但这个学位对他毫无帮助。他去做任何能找到的工作，首先是去北英格兰的海滨胜地销售手提袋，而这次经历让他感觉到了生活的艰辛和不易，尤其是钱的重要性。他开始逐渐放弃以前那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寻觅一个能够提供高工资的工作。为了进入伦敦投资银行的门槛，他给市里所有的投资银行各写了一封求职信，终于，机会降临了，辛哥尔与弗雷德兰德为他提供了一个培训生的工作，索罗斯终于可以摆脱长久以来的贫困，有了一个糊口的工作，而他的金融生涯也就此揭开了序幕。
索罗斯着迷于这个工作，成了一名在黄金股票套汇方面很有专长的交易员，尤其是在利用不同市场差价赚钱方面的专长。他开始有了一些小钱，但是伦敦的单调已经不能满足日益成长起来的索罗斯了，他决定到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一个冒险家的乐园——纽约闯**一番！
带着仅有的5000美元，索罗斯来到了纽约，当时他所拥有竞争的优势仅仅就是他来自伦敦，而纽约需要的正好是一个熟知英国市场的金融专家。于是，在朋友的介绍下，索罗斯来到Ｆ·Ｍ梅叶公司，成了一名专事黄金和股票的套利商。
虽然在后来，套利已成为最火爆的金融赌博形式之一，但是，在30多年以前前，它却是非常萧条的。在生活很单调的50年代，像乔治·索罗斯这样的生意人，只能通过小心翼翼的研究，利用同一种股票在不同市场的微小差价，通过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来赢利。不过那时，欧洲人只同欧洲人打交道，美洲人只同美洲人接触。这种地方观念使索罗斯有利可图，使得他在欧洲证券方面大有作为。
1960年，索罗斯第一次对外国金融市场进行了成功的试验。通过调查，索罗斯发现，由于安联公司的股票和不动产业务上涨，其股票售价与资产价值相比大打折扣，于是他建议人们购买安联公司的股票。但只有摩根担保公司和德雷福斯公司购买了大量的安联公司的股份，其他人并不相信，事实上，索罗斯预测的极为正确，安联股票的价值翻了三倍，索罗斯名声大振。
几年下来，索罗斯为公司赚了不少钱，成为了老板的左膀右臂和公司的顶梁柱，但就在这时，这个不安分的人已经在酝酿离开，他不想再给别人打工，他要自己开创一番事业。
1973年，索罗斯和好友罗杰斯创建了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公司刚开始运作时只有三个人：索罗斯是交易员，罗杰斯是研究员，还有一人是秘书。当时根本没有人注意这个“小不点”，但是索罗斯却在蓄势待发，他订阅了大量的商业期刊，每天研究成堆的报告，他在寻找着每一个机会、每一个空隙。
机会来了，1973年，埃及和叙利亚大举入侵以色列，由于武器落后，以色列惨败。从这场战争中，索罗斯联想到美国的武器装备也可能过时，美国国防部可能会花费巨资用新式武器重新装备军队。于是索罗斯开始投资那些掌握大量国防部订货合同的公司股票，这些投资为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带来了巨额利润。
索罗斯的独特之处在于，在一种股票流行之前，他能够透过乌云的笼罩看到希望，他很清楚为什么要买或不买。当他发现自己处境不利时，他能走出困境。
卖空是索罗斯公司特别喜爱的招数。索罗斯承认他喜欢通过卖空获胜而赢利，这给他带来谋划后的喜悦。公司把赌注下在几个大的机构上，然后卖空，最后当这些股价猛跌时，公司就赚到了大量的钱。虽然在别人看来，卖空是太大的冒险，但因为索罗斯事前做足了研究和准备工作，因此，他的冒险十有八九都会以胜利而告终。
1975年，乔治·索罗斯开始在华尔街社区中引人注目。他赚钱的本领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979年，索罗斯决定将公司更名为量子基金，这个名称来源于海森伯格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定律。因为索罗斯认为市场总是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总是在波动。在不确定状态上下注，才能赚钱。
此时索罗斯在英国证券市场运作得非常顺利。在股市上涨到顶峰时，他把英国英镑卖空。他对英国股市采取大量措施，以极低的价格买进，并且数量极大，据说价值10亿美元。这一步棋他最终赚了1亿美元。公司的业绩也令人难以相信，竟然增长了102.6％，资产发展到了3.81亿美元。年轻的索罗斯已经是华尔街上鼎鼎有名的大人物了！
2.击垮英格兰银行的“疯子”
虽然在华尔街，索罗斯是一名大家熟知的高手，但真正让他为外界所了解的，却是90年代的两次大危机，而这两次危机，索罗斯都是关键人物。其一就是让英国人至今都难以忘怀1992年的英格兰银行事件，这次事件使得英镑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地位一落千丈。
英镑在200年来一直是世界的主要货币，它原来采取金本位制，与黄金挂钩，使英镑在世界金融市场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1929年的股市大崩溃，才迫使英国政府放弃了金本位制而采取浮动制，这样，英镑在世界市场的地位不断下降。但作为保障市场稳定的重要机构——英格兰银行，是英国金融体制的强大支柱，具有极为丰富的市场经验和强大的实力。从未有人胆敢对抗这一国家的金融体制，甚至想都未敢想过。
索罗斯却决定做一件前人所未做过的事，摇撼一下大不列颠这颗号称坚挺的大树，试一试它到底有多么强大的力量。但索罗斯并不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他不会拿投资人的钱去做无谓的冒险，他在不断地寻找机会。
随着1989年11月柏林墙的轰然倒下，许多人认为一个新的、统一的德国将会迅速崛起和繁荣。而1992年2月7日，欧盟几个成员国签订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更是让欧洲各国大受鼓舞：一个“大欧洲”的概念即将形成。但索罗斯经过冷静地分析，却认为新德国由于重建原东德，必将经历一段经济拮据时期。德国将会更加关注自己的经济问题，而无暇帮助其他欧洲国家渡过经济难关，这将对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及货币带来深远的影响。
果然，条约签订不到一年，一些欧洲国家便很难协调各自的经济政策。当时英国经济长期不景气，正陷于重重困难的情况下，英国不可能维持高利率的政策，要想刺激本国经济发展，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降低利率，虽然首相梅杰多次强调要维持英镑，保持其在欧洲货币体系的地位，但索罗斯认为这不过是虚张声势，他已经在暗暗进行袭击之前的准备。
1992年9月，索罗斯及一些长期进行套汇经营的共同基金和跨国公司在市场上抛售疲软的欧洲货币，使得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不得不斥巨资来支持各自的货币价值。在这场较量中，索罗斯是中坚力量，仅他一人就动用了100亿美元。
1992年9月15日，索罗斯决定大量放空英镑。英镑对马克的比价一路狂跌，虽然有消息说英格兰银行已购入30亿英镑，但这还是不能挡住英镑的跌势。到当天傍晚收市时，英镑对马克的比价差不多已跌至欧洲汇率体系规定的下限。英镑已处于退出欧洲汇率体系的边缘。到了9月16日，英国政府彻底失败，退出了欧洲汇率体系。尽管在这场捍卫英镑的行动中，英国政府甚至动用了价值269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还是以失败而告终。英国人把这一天叫做“黑色星期三”。
随后，意大利和西班牙也纷纷宣布退出欧洲汇率体系。意大利里拉和西班牙比塞塔开始大幅度贬值。
索罗斯成了这场袭击英镑行动中最大的赢家，他的照片登在了各大杂志之上，曾被《经济学家》杂志称为打垮了英格兰银行的人。在黑色星期三的两周时间里，索罗斯从英镑空头交易中获利接近10亿美元，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利率期货上的多头和意大利里拉上的空头交易使他的总利润高达20亿美元，其中索罗斯个人收入为1／3。在这一年，索罗斯的基金增长了67.5％。他个人也因净赚6.5亿美元而荣登《金融世界》杂志的华尔街收入排名表的榜首。
3.掀起亚洲金融风暴的“恶魔”
90年代初期，当西方发达国家正处于经济衰退的过程中，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却出现奇迹般的增长，当亚洲处于泡沫经济的狂热和兴奋之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经济体制的漏洞，但是索罗斯却已经察觉到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南亚各国经济过热的迹象更加突出，虽然中央银行采取不断提高银行利率的方法来降低通货膨胀率。但同时这种方法也提供了很多投机的机会。银行本身也加入到了投机者的行列。这就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各国银行的短期外债剧增，一旦外国游资迅速流走各国金融市场，将会导致令人痛苦不堪的大幅震**。其中，问题以泰国最为严重。因为当时泰国在东南亚各国金融市场的自由化程度最高。
索罗斯正是看准了东南亚资本市场上的这一最薄弱的环节才决定首先大举袭击泰铢，进而扫**整个东南亚国家的资本市场。1997年，索罗斯及其他套利基金经理开始大量抛售泰铢，泰国外汇市场立刻波涛汹涌、动**不安。泰铢一路下滑，泰国政府动用了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150亿美元的国际贷款企图力挽狂澜。但这区区450亿美元的资金相对于无量级的国际游资来说，犹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随后，索罗斯飓风很快就扫**到了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马来西亚等国家。印尼盾、菲律宾比索、缅元、马来西亚林吉特纷纷大幅贬值，导致工厂倒闭，银行破产，物价上涨等一片惨不忍睹的景象。这场扫**东南亚的索罗斯飓风一举刮去了百亿美元以上的财富，使这些国家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化为灰烬。
亚洲的金融危机还迅速波及了拉美和东欧及其他亚洲的外汇和证券市场，巴西、波兰、希腊、新加坡、台湾等国和地区的外汇和证券市场也发生了动**，货币与证券价值纷纷下跌，这些国家的政府也不得不动用国库支持本国货币及证券市场。许多国家已到了谈“索”（索罗斯）色变的地步。
扫**完东南亚，索罗斯那只看不见的黑手又开始悄悄地伸向当时刚回归祖国的东方明珠——香港。
1997年7月中旬，港币遭到大量投机性的抛售，港币汇率受到冲击，一路下滑，已跌至1美元兑7.7500港币的心理关口附近；香港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各大银行门前挤满了挤兑的人群，港币汇兑多年来的首度告急。香港金融管理当局立即入市，强行干预市场，大量买入港币以使港币兑美元汇率维持在7.7500港元的心理关口之上。
刚开始的一周时间里，确实起到了预期的效果。但不久，港厅兑美元汇率就跌破了7.7500港元的关口。香港金融管理局再次动用外汇储备，全面干预市场，将港币汇率重又拉升至7.7500港元之上，显示了强大的金融实力。索罗斯第一次试探性的进攻在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有力防守中归于失败。
然而，索罗斯绝不是那种肯轻易罢休的人，他开始对港币进行大量的远期买盘，准备再重现英格兰和东南亚战役的辉煌。但这次索罗斯的决策可算不上英明，因为他也许忘了考虑香港背后的中国大陆，香港和中国内陆的外汇储备达2000多亿美元，加上台湾和澳门，外汇储备不少于3740亿美元，如此强大的实力，可不是英格兰、泰国等国所可比拟的。此番袭击港币，胜算的把握并不大。
对于香港而言，维护固定汇率制是维护人们信心的保证，一旦固定汇率制在索罗斯等率领的国际游资的冲击下失守，人们将会对香港失去信心，进而毁掉香港的繁荣，所以，保卫香港货币稳定注定是一场你死我活的生死战。香港政府会不惜一切代价反击对港币的任何挑战。
1997年7月21日，索罗斯开始发动新一轮的进攻。当日，美元兑港币3个月远期升水250点，港币3个月同业拆借利率从5.575％升至7.06％。香港金融管理局立即于次日精心策划了一场反击战。香港政府通过发行大笔政府债券，抬高港币利率，进而推动港币兑美元汇率大幅上扬。同时，香港金融管理局对两家涉嫌投机港币的银行提出了口头警告，使一些港币投机商战战兢兢，最后选择退出港币投机队伍，这无疑将削弱索罗斯的投机力量。当港币又开始出现投机性抛售时，香港金融管理局又大幅提高短期利率，使银行间的隔夜贷款利率暴涨。一连串的反击，使索罗斯的香港征战未能讨到任何便宜，反而损失惨重。
当时，我国政府也一再强调，将会全力支持香港行政区捍卫港币稳定。必要时，中国银行将会与香港金融管理局合作，联手打击索罗斯的投机活动。这对香港无疑是一种强心剂，但对索罗斯来说却绝对是一个坏消息。素罗斯所听到的“坏”消息还远不止这些。1997年7月25日，在上海举行的包括中国、澳大利亚、香港特别行政区、日本和东盟国家在内的亚太11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会议发表声明：亚太地区经济发展良好，彼此要加强合作共同打击货币投机力量。这使索罗斯感到投机港币赚大钱的希望落空，只得悻悻而归。
这次袭击港币失利也给了索罗斯一个教训，不要过分高估自己左右市场的能量，否则，市场有时也会给你来个下马威，让你吃尽苦头。
4.能从失败中认识到错误就是成功谁的一生都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早在袭击港币失败以前，索罗斯就曾遭受过严重的挫败，上帝对索罗斯并非一直垂青，在1987年他遭遇了人生的第一次滑铁卢。
根据索罗斯对金融市场的“盛——衰理论”的评断，繁荣期过后必存在一个衰退期。他通过有关渠道得知，在日本证券市场上，许多日本公司，尤其是银行和保险公司，大量购买其他日本公司的股票。有些公司为了入市炒作股票，甚至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进行融资。日本股票在出售时市盈率已高达48.5倍，而投资者的狂热还在不断地升温。因此，索罗斯认为日本证券市场即将走向崩溃。索罗斯却比较看好美国证券市场，因为当时美国证券市场上的股票在出售时的市盈率仅为19.7倍，与日本相比低得多，美国证券市场上的股票价格还处于合理的范围内，即使日本证券市场崩溃，美国证券市场也不会被过多波及。于是，1987年9月，索罗斯把几十亿美元的投资从东京转移到了华尔街。
然而，首先出现大崩溃的不是日本证券市场，而恰恰是美国的华尔街。1987年10月19日，美国纽约道?琼斯平均指数狂跌508.5点，创当时历史记录。在接下来的一星期里，纽约股市一路下滑。被人称之为“黑色星期一”而日本股市却相对坚挺。索罗斯决定抛售手中所持有的几个大的长期股票份额。其他的交易商捕捉到有关信息后，借机猛砸被抛售的股票，使期货的现金折扣降了20％。
5000个合同的折扣就达2.5亿美元。索罗斯因此而在一天之内损失了2亿多美元。索罗斯在这场华尔街大崩溃中，据报载，损失了大约6.5亿到8亿美元。这场大崩溃使索罗斯基金净资产跌落26.2％，远大于17％的美国股市的跌幅，索罗斯成了这场灾难的最大失败者。
然而索罗斯虽然痛恨赔钱，但他却能够忍受痛苦。对于其他人而言，犯错是耻辱的来源；而对于他来说，认识到错误则是一件可以引以为自豪的事情。因为在他看来，对于事物的认识缺陷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伴侣，他不会因为错误百出而倍感伤心丢脸，他随时准备去纠正自己的错误，以免在曾经跌倒过的地方再度绊倒。他在金融市场上从不感情用事，因为他明白理智的投资者应该是心平气和的，不能求全责备。正如他经常所说的：“如果你的表现不尽如人意，首先要采取的行动是以退为进，而不要铤而走险。而且当你重新开始时，不妨从小处做起。”当你决策失误，造成巨大损失时，自责是毫无意义的，重要的是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及时从市场中撤出，尽可能减少损失。只有保存了竞争的实力，你才能够卷土重来。
索罗斯具有比别人更敏锐地意识到错误的才能。当他发现他的预期设想与事件的实际运作有出入时，他不会待在原地坐以待毙，也不会对于那些疯狂的出入视而不见，他会进行一次彻底的盘查以期发现错误所在。一旦发现错误，他会修正自己的看法以图东山再起。正是因为索罗斯的这一宝贵品质，他才始终能够在动**的市场中保存实力。
一个投资者之所以被称为“伟大的投资者”，关键不在于他是否永远是市场中的大赢家，而在于他是否有承认失败的勇气，能否从每一次的失败中站起来，并且变得更加强大。索罗斯恰恰具备了作为一个“伟大投资者”的素质。这也就是为什么索罗斯在经历了1987年10月份的惨败之后，却仍能使量子基金1987年的增长率达到14.1％，总额达到18亿美元的原因之一；也是他在遭受袭击港币事件遭遇重创以后却能保存实力的关键所在。
索罗斯不是那种奉传统若神明的人，他有自己独特的一套市场理论。他认为，金融市场动**无序，股票市场的运作基础不是逻辑，而是心理的。跑赢市场的关键在于如何把握这种群体心理。索罗斯在预测市场走向时，比较善于发现相关市场的相互联系，这使得他能准确地判断一旦某一市场发生波动，其他相关市场将会发生怎样的连锁反应，以便更好地在多个市场同时获利。
索罗斯在金融市场上能够获得巨额利润除了依赖于他独特的市场理论外，还在于他超人的胆略。因为索罗斯认为一个投资者所能犯的最大错误并不是过于大胆鲁莽，而是过于小心翼翼。虽然有一些投资者也能准确地预期市场走向，但由于他们总是担心一旦行情发生逆转，将遭受损失，所以不敢建立大的头寸。当市场行情一直持续看好，才又后悔自己当初的头寸太少，坐失赚钱良机。索罗斯一旦根据有关信息对市场作出了预测，就对自己的预测非常自信，当他确信他的投资决策无可指责，那么投入再多的资金都在所不惜。
合伙人政治
“我讨厌所有她那些该死的植物。”
“你的问题跟那些植物没关系。”
“我知道，”埃迪说，“但是我在想，它们中有几种是会吃昆虫的。”
埃遮·卡特正在跟他的同事也是朋友戴夫·罗素抱怨瑞切尔·迪兰——她是他们工作的这家咨询公司的一位合伙人，同时还兼任公司的首席运营官(COO)。他们的谈话跟迪兰办公室里那些葱翠的植物没什么关系，而倒是跟她刚开始进行的“政治追查”有极大的关联。迪兰放话出来，说她会“逮住”任何散布关于她的恶意谣言的家伙．不管是谁。尽管她此时还一点都不知道，埃迪·卡特正是她要追查的那个人。
卡特是“万维顾问”(Web Advisors)公司的人力资源部经理，这家快速成长的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培训其他各类公司如何利用因特网。他的主要责任之一是制定周计划表，把顾问们分派到不同的项目。这项复杂的工作包括权衡顾问的专长、项目主管的喜好和未来项目可能的需求。
万维顾问公司以很快的速度扩大规模和雇佣人手，这使卡特的工作更加艰巨。通常他用差不多3 个小时的时间来拟订计划表，然后把它交给迪兰，让她做最后的决定。
通常情况下，迪兰对卡特所提出的任何计划往往不假思索地批准，除非有哪个项目前景诱入或是牵扯到某个有重要利用价值的客户。在这种情况下，迪兰就会把自己分配到那个项目里去，把那些为了签成这些协议而工作了好几个月的项目主管们抛在一边。迪兰还会更改她不喜欢的咨询顾问的任务，他们被分配的任务会变成从周五晚上到周日晚上的时问，也包含整周整周地出差旅行的苦差事；而当卡特对其中一些改动提出抗议的时候，迪兰就会提醒他说她才是首席运营官，然后驳回他的抱怨。然而，那些计划表总是作为“他们两人的决定”公布出来——所以，公司同仁对此的不满也就自然由他们两个人“共享”。
卡特知道，其他的合伙人有时也会以权谋私，但是迪兰的做法实在是太过分了。事实上，在最近的几个星期里，问题变得越来越糟糕了，而且卡特觉得自己应该对这种局势的恶化负责。这就是为什么他决定与罗素谈谈的原因。
卡特和罗素都是5年前进入万维顾问公司的。他们都是30岁出头。已婚，住在同一个社区，都有两个孩子。他们甚至长得都有点儿像——都是块头很大、轻松活泼的男人一一同事们都称他们俩为“可对换的零件”。当罗素问卡特为什么他会认为自己有责任的时候，卡特跟他讲了他在几个月前与公司的一个合伙人迈克·基恩的谈话。
“你为什么告诉基恩?”罗素问道。
“我本来并没打算这么做，但他好像在查这件事。所以我多少有点装傻。我只是跟他提起了几件瑞切尔办的事，具体内容他可以自己查证。他自己得出了一些结论，然后问我是不是觉得这件事很严重。我跟他说有可能是这样。”
“真的吗?”
“是啊，”卡特说，“看上去他好像已经知道了什么。他跟我说他会摆平这件事，让我把这次谈话忘掉。”
“那然后怎么样了?”罗素迫不及待的问话，多少显得有点儿过分逼问，而这不是他一贯的风格。
卡特回答道：“呃，其实没什么事。直到上个月，瑞切尔突然问我有没有听说关于她的谣言或是对咨询任务委派的抱怨。我说我听到的都是很平常的。那傻瓜还真信以为真了。我觉得她很郁闷，根本就没注意听我说什么。我们说话的时候，她一直在摆弄她的植物，给它们浇水、剪枝什么的。”
“所以我就坐在那儿，”卡特接着说．“心里盘算着要往她的花盆里放Drano，然后她开始跟我说她会找那些谣言中伤她的人算账。”卡特注意到罗素甚至没有听出来关于Drano的笑话，接着说，“后来，她他妈的好像在那周的计划表上故意整人。她给那些她最怀疑的人派的活简直恶心透顶了。”
“那么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罗素问道。
“我不知道。”
“你最好保持沉默，”罗素建议说。他明显提高了声音，双眼几乎是凝视着卡特。“你知道，我在销售部。我一直看到这些合伙人是多么喜欢瑞切尔，因为她在他们出去挣钱的时候让一切都正常运转。如果你不动声色，她永远不会发现是你。所以，还是隐蔽起来吧。”
“是的，我想你说得对。”卡特说，目光穿透了罗素。然后他拿起自己的咖啡杯，道了谢，走回自己的办公室。
现在卡特被弄糊涂了。他痛恨正在发生的事情，觉得迪兰在利用他，但是罗素的一番话说到底是在告诉他不要打一场没可能获胜的战争。那么，究竟他该何去何从?
卡特坐在办公桌前，开始考虑自己是否应该鸣金收兵。他把事情告诉了基恩。已经尽了自己的本分、而监督遣兰并不是他的职责。而那些不喜欢迪兰的人．或者不喜欢他们的旅行安排被安排得那么糟糕的人，满可以去找其他工作。事实上，他自己当初就是这么做的。卡特是在他祖父在南达科他州的小农场上长大的。他们全家拼死拼活地干上一年，仅仅能做到收支相抵而已。他住在那里的时候，总会额外多做一些事。他用了好多年的时间种他的庄稼，最后确定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于是，他通过自己的百般努力，读了大学和研究生。他不喜欢被人差来差去的，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也不愿意看到别人有这样的遭遇。他的祖父从前过的就是这样的生话。
卡特可以感觉到自己紧张得有些喘不过气来。他拿起电话，拨了迈克·基恩的号码。或许基恩会告诉他事情已经搞定了。如果没有的话．卡特打算告诉他迪兰的“政治追查”行动。基恩人在佛罗里达，他两年前因为健康的缘故搬到了那里。由于他并不参与公司总部日常的运营活动，有人认为基恩看问题的角度比较客观，但同时他对内部的政治关系也知之甚少。
铃声一响，基恩就接起了电话，他说：“埃迪．你真是我肚了里的蛔虫啊。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卡特认为这是个好消息。“很好，”他说，“我想谈谈关于瑞切尔的事。”
然而在他开口之前，基恩就打断了他：“我考虑过这件事了，我想最好是你们两个坐下来把你们的问题谈开。”
听到这里．卡特猛地向前一歪，差点脱口而出；“你他妈的在跟我讲什么?你说过你会摆平所有的事。你想让我被炒鱿鱼吗?!”不过，他没有这样讲，相反只是说：“迈克，告诉我你什么意思。”
基恩这次在回答之前的停顿，显得有点过长，“我只是认为人们应该处理好白己的事情。
我们常建议我们的客户授权给他们的手下，我认为我们自己也该这么做。我们真的认为，作为一个不了解真相的外人，我掺和进去没什么好处。”
卡特琢磨“我们”指的是谁，但他非常了解基恩这个人，知道他不会说得更多了。
“好的，”他咕哝着，“我会考虑的，那个……”
基恩打断了他。“那很好，跟我保持联络。”
谈话结束了。基恩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卡特怀疑是不是迪兰抓住了基恩自己的什么“小辫子”，这可以解释目前出现的状况。不过，看起来不大可能——卡特不记得自己听说过关于基恩的负面评价。或许其他的合伙人想把基恩给赶出公司。认为他再也不能胜任他的工作了。或许在合伙人关系的棋局中又发生了其他什么事。
第二天，卡特碰到迪兰的时候，她问他工作干得怎么样。他所有的神经都绷紧了。
“挺好的。一点儿都没问题。”他回答说，看着她仔细地从一株开着花的小小植物上剪下叶子来。“你怎么样?”
迪兰抬起头来看着他，笑了笑，说：“我很好，谢谢你。”
为她的友好实在是感到有些惊讶，卡特接着说：“我也觉得工作确实进展得很顺利。”他说这话时看似漫不经心，但却竖起耳朵在听迪兰怎么回答。
“我想是这样。”迪兰说，“虽然还是有通常的起伏。”然后她脱口而出：“妈的!”显然是因为她修剪的时候犯了个错误。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迪兰说脏话。她把剪子放回桌上，接着说：“咱们开始弄这周的计划吧。”
这次短暂的谈话就结束了，而他们接下来的会面也不过又持续了几分钟。当卡特走回他办公室的时候，他意识到迪兰已经连着3个星期没有改动他提出的计划表了。
投石问路和审时度势
卡特是多么有效地处理他的问题呢?他面对的处境需要的是沉静领导之道而不是戏剧化的行动。卡特后来说：“每天，我不得不在正面公然反对迪兰的深切愿望和自己作为一个新婚丈夫、一个家的新主人和一个处于经济衰退时期专业管理人员的身份进行权衡。”他补充道，“在我相信我应该揭发迪兰的行为的同时，我无法说服自己，把自己陷入到一个无法依赖、险象环生的境地，只为了给合伙人一些道德告诫，而结果可能是得到一张步入失业大军的单程车票。
这值得吗?”
卡特遵循了前面章节中提出的许多建议。他对自己的处境看得很现实；在一家由合伙人控制的公司里，他是个局外人，而他知道这一点。他同样为自己并不真正知道事态的发展保持着警惕。由于他的现实态度，卡特的行动是小心翼翼的。他并没有向迪兰发出任何道德上的攻击。
他没有把所有的政治资本都摆出来，而是试着去深入钻研他的问题。但是，卡特的努力真的有什么成果吗?他的确告诉了迈克·基恩一部分迪兰做过的事情，所以问题至少得到了一些高层的关注。而且，由于某些什么原因，迪兰在最近的3周里都没有再找麻烦。
总之，卡特在领导方面的努力有如一张50美元的储蓄债券。他通过一次小额的、谨慎的投资，得到了非常有限但也安全的回报。但是如果这就是整个结论的话，实际上是在假设这个故事已经结束了。另一种可能性是卡特和其他所有人都只不过是在享受暴风雨前的宁静罢了。而事实正是如此。在后来的几个星期里，万维顾问公司里的小小动**变成了地动山摇。
幸运的是，卡特对发生的事情做了充分的准备，而他之所以准备得这么充分是因为他采取了谨慎的行动方式。尽管卡特没有做什么富有戏剧性的事情，但是他的做法却暗合了歇洛克·福尔摩斯给他的好朋友华生医生的一些宝贵的建议。华生，当然一直对福尔摩斯那么善于捕捉别人(也包括华生)所忽略的事情的能力感到惊讶不解。有一次，福尔摩斯对华生为什么难于做到他那样的原因，做了一个简明扼要的解释：“你确实看了，”福尔摩斯对华生说，“但你没有观察。”
埃迪·卡特观察得非常仔细——而且并不是在看台上、树阴下悠然旁观。他积极主动地询问、检验、查证和探究，他这些举动都是为了对事态的发展有所感觉。正是这种谨慎的、不怎么引人注目的准备工作最终使他保住了自己的工作，制止了迪兰滥用职权的行为。
卡特做的最重要的事之一是保持虚心的态度。在大多数组织里，小道消息都会把事情的真相传得面目全非，而像卡特这样处于不稳定、不安全的情况下的人往往会相信这些谣传。不过，好在卡特知道他的问题远比答案多得多。为什么基恩一开始如此热衷于帮忙?他是不是已经知道了什么事情?他又为什么会突然打退堂鼓?他对迪兰说什么了吗?又是什么力量阻止了迪兰揪出告密者?她怀疑卡特了吗?她是不是设了圈套等着他钻进去呢?
面对这些问题和不确定因素不是件容易的事。在结束了所有这一切，开始回顾的时候．卡特说他觉得“自己很长时间都是走在一条绷紧的绳索上”。但他留在了这条绳索上，而没有依赖于基恩、罗素，或者其他任何人告诉他事情会怎么发展。他并不打算通过想出自己的一套理论并对其身体力行来减轻他的忧虑。相反，他坐观其变，试图尽可能了解和观察到更多的东西。
他这样做的途径之一是“装蒜”而三缄其口。人们太多时候找机会高谈阔论，炫耀他们知道的事情，想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在他们滔滔不绝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用心倾听；相反，卡特对自己的想法缄口不语。他问了一些简单的、没有确定答案的、不具威胁性的问题，并且十分仔细地聆听人们说了什么和他们是怎么说的。
这需要相当强的克制力。回顾一下他跟迈克·基恩在电话中的交谈。卡特马上就察觉到基恩由于某种原因打算收回他从前的承诺，而当基恩劝说他自己面对迪兰的时候，他觉得十分惊讶和失望。但是卡特没有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相反接着问基恩他是什么意思。他不想打草惊蛇，所以没有强迫基恩必须回答这个问题，他只是希望能够能让基恩一直说下去，从中尽可能得到更多的信息。
同样，卡特还在被迪兰问他最近如何时吓了一跳之后。试着跟她谈了几句。他并没有从中了解到多少东西，虽然他明显地感到她在盘算一些东西。而当罗素问卡特他要做什么的时候，卡特只是说不知道。卡特留了一手——在面对所有这些不确定因素的时候，这是一个明智的举动。
卡特的克制伴随着灵活性。他给基恩打电话的时候，本来打算告诉他所有事情，但当他意识到基恩对他的想法不感兴趣的时候，卡特就放弃了他原来的计划。临时做了新的决定。他设法使基恩多说了一些话．终于发现——在他说“我们真的不认为”的时候——其他人已经插手了这件事。
事态的发展
所有这些投石问路、审时度势和细致观察加在一起，能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一个批评家可能会说卡特并没有施行领导之道，因为他没有真正去解决问题，而是搬弄是非，还进行了低劣的暗中监视活动。如果卡特真的想有所作为．他应该在最开始的谈话中就把他知道的一切告诉基恩，而在他们通电话的时候努力说服基恩去付诸行动。然后，如果基恩还是表现得无动于衷的话，卡特应该想办法越过他或者绕开他把问题向上面汇报。
对这种批评的回应之一是卡特不想危及到他的工作。如果他把迪兰逼得太紧，她就会像对待她心爱的植物上的一片枯叶那样对待他。但是，真正的答案是，卡特事实上比他看上去做的要多。其实，卡特的所作所为对于负责尽职的领导之道来说是最基本的行为，而他采取的步骤在迪兰的问题达到**的时候被证实为至关重要的。
卡特的投石问路和刨根问底使他对事态的发展有了一些概念。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他面对的是沉静型领导者们经常遇到的处境。像卡特一样，他们想尽办法深入研究他们的问题，但周边情况看上去还是相当复杂。例如，丽贝卡·奥尔森不知道董事会会在何等程度上支持理查德·米勒；吉尔·马修斯上尉对检查总长是否与那个敷衍了事的检查团沆瀣一气不得而知；加略特·威廉姆斯不能确定哪一个银行员工可以达到合格的标准，即使他给他们公平的机会；而尼克·拉索对于如果他跟着杰罗姆出了地铁的话会发生些什么事也一无所知。
但是，尽管有这些不确定因素和风险，埃迪·卡特还是没有接受罗索的建议，鸣金收兵，当一切都没发生过。他继续探询、查究、投石问路。卡特的行为大多数并不属于深入钻研——他没有多少事实需要搜集和分析。他也并没有想方设法去变通规则。相反，卡特是在为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有个概念而努力。他的投石问路和审时度势的做法帮助他对万维顾问公司里事态的发展有了某种概念，一个大体的直觉。
在卡特遇到的这样的混乱复杂、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对事态发展的概念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指南针。这种直觉来自对表面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事情和行为的内部联系中那些细致人微的、层出不穷的迹象的观察。它是对某种情况下所有可能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警觉。对事态发展的概念是通过人的感觉，而不是看到的事实和冷静的分析表现出来的。它只给人们指出了一个大体的方向，有时候甚至是很急切地，但它不会提供详细的行动计划。
这种直觉是人生经历中的一种“能学不能教”的东西。在那篇著名的关于列夫·托尔斯泰的散文“刺猬与狐狸”中，充满智慧的英国历史学家伊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曾经写到，托尔斯泰最敬佩的领导者拥有“一种对于特定情况下的不可估计因素和可估计因素之间联系的警觉，一种对事物的‘样子’的感觉”。打牌的人对此有更简要的说法，他们会说你必须知道“什么时候持牌不打，什么时候把牌打出去”。他们说的是同一回事，就是一种既有心又无意的、既客观又主观的、既感性又理智的对事情的含蓄理解。它是不能像一只昆虫一样，被钉在实验室的托盘里进行解剖的。
在卡特的案例中，他的直觉告诉他，他应该如履薄冰，谨慎小心。虽然万维顾问公司在以很快的速度扩大，它的客户都很满意，而利润和奖金都在提升，但是卡特所接触到的所有人都看上去紧张不安、心慌意乱。他的好朋友罗素平时本来是轻松愉快的一个人，这时却失去了他的幽默感。他没有像朋友一样给出建议，而是像一个法庭上的律师那样审问他，然后几乎是给他下了命令。迈克·基恩来了个彻底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迫不及待地撂下了卡特的电话。在他们上次碰面的时候，瑞切尔·迪兰显得心神不定、手足无措。而这些并不是仅有的警报。卡特感到有些疼痛的肩膀和脖颈似乎也在告诉他同样的事情。
有些事情在卡特的周围发生着，但他觉得摸不着边际。所以他没有遵照基恩的建议去做，而是坐观其变。
合伙人会议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卡特越来越感到忧心忡忡，因为他一连收到了好几封迈克·基恩发来的电子邮件．信里劝说他与迪兰讨论这个问题。卡特回答说他正在考虑最佳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并答应随时通知基恩——换句话说，他争取了一点时间。然而卡特并不打算向迪兰提起这个问题，使自己遭到被炒鱿鱼的厄运。
在他下一次遇到迪兰的时候，她告诉他自己打算如何揪出那个造谣者。她会告诉执行董事会——基本上是所有的合伙人——她由于谣言带来的压力，已经无法正常工作。她认为这会逼迫基恩跟大家彻底摊牌。
迪兰的计划果然奏效了。两天后，基恩给卡特打了电话。让他第二天一定要呆存办公室里。
卡特知道那天下午公司的执行董事会要召开会议，而他感觉到他一定会被叫到会议上去。那天晚些时候，基恩快步走进卡特的办公室。“他们已经讨论了好几个小时了。”他说，“我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但他们想和你谈谈。你得自己决定怎么做。我不能给你任何保证。”
卡特完全不能相信这竟然是公司的“道德支柱”跟他说的话。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基恩因为怯懦而变节了。因为他负责制定计划表，卡特与每一个合伙人都有过某种一对一的工作接触，但是他对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知之甚少。公司的运作要通过包括创建者、最初的合伙人、新近加人的合伙人，以及通过合并而参加公司的合伙人的讨论，执行一个错综复杂、令人费解的决策程序。卡特曾经跟他的朋友说过，执行董事会总是让他联想到一个紊乱失调的大家庭。当会议室的门在他背后静静地关上的时候，卡特意识到他可能会在随后的几分钟里丢掉自己的工作。
他开始担心起自己在无所事事的几个星期该干些什么来了。
卡特在会议桌前坐了下来，迅速地环顾四周。迪兰的座位正对着他。而他右边某处传来了公司高级合伙人的突然发问：“埃迪，好像公司里有人在散播关于迪兰的流言蜚语。你对这件事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吗?”
卡特直视着瑞切尔，说他就是那个跟迈克·基恩谈过话的人，并且详细描述了他们交谈的细节。然后他为自己没有做到更加负责和更早地坦白承认自己的行为表示了歉意。在他说话的时候，迪兰惊讶地瞪大了眼睛，面部肌肉紧绷，表情僵硬。等卡特说完了，他又被问到了几个小问题。他简短而诚实地给予了回答。这时他注意到迪兰的表情松弛了下来。然后那位高合伙人对他道了谢，卡特走出了房间。在走回自己办公室的时候，他觉得有点头重脚轻，而且十分疲惫。
出乎意料的是，卡特保住了工作，迪兰也是一样——他们继续搭档负责制定公司的计划表。
他们的碰面自然是非常尴尬难堪的，但卡特很快注意到迪兰再也没有利用计划表为自己谋利。
几个月以后，公司宣布了一项机构重组，由另一位合伙人接手了制订计划表的工作。
渐进推进
敏感和克制是沉静领导之道的标志。在卡特的案例中，他在与合伙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所没有做的事情事后证明和他实际上做了的事情一样重要。那些合伙人只是问卡特，他跟基恩第一次碰面时都说了什么，而卡特也只回答了当时他提出来的那些问题。他们没有问任何别的事情，所以他也没有提到迪兰关于追查她的敌手的计划。
后来卡特意识到。正是因为他省略了这一点，才保住了他的工作。如果卡特作了更多的揭发，指责迪兰操纵耍弄她的合伙人同事的话，他就会把那些合伙人们逼入死角了。如果他们认为他撒谎的话，他就会被解雇。如果他们认为他有可能说的是真话，他们就不得不对他的指控进行调查。如果这些指控被证实为错误的话，他会被解雇。而且，即使它们被证实为正确的，他也会给人留下告密者的印象，而这通常会对他的事业产生不良影响。
幸运的是，卡特并没有在战斗一开始就打光他所有的弹药。由于只讲述了故事的一部分，只阐述了基本的事实，避免道德上的指控，卡特给了合伙人们和迪兰一个台阶。靠着一点创造力，他们就可以挽回面子。例如，他们可以装做迪兰只是犯了一些不够注意的错误，或者做了一些引起卡特和其他人误会的事情。她可以做出道歉，保证在将来的工作中更加谨慎。然后那些合伙人就可以让迪兰留在她的岗位上，一切会回到正轨上来，这一场冲突会就此了结，而那些合伙人会回到他们的客户那里继续工作。
后来卡特说，由于只讲了故事的一部分，他“无意间保留了迪兰不愿意他打出的一张王牌”。
如果迪兰试图解雇他的话，他就会把全部事情说出来了。或许那些合伙人会站在迪兰的一边，因为她是内部的一员。但是也可能有足够多的合伙人相信他的话，从而给迪兰带来真正麻烦。
她是个谨慎的女人，不大可能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
通过逐渐推进，卡特留下了选择的余地——给他自己、给迪兰，也给其他那些合伙人。在不确定因素的包围下，他并没有认定只有一条路是正确的，而他必须这样做。实际上他所做的是借助了一个奇妙而古老的哲学难题，并且很好地利用了它。这个难题被称为“芝诺悖论”，而它的结论是某个人无法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芝诺的推论是这样的，在某个人从A 点移动到B点之前，她必须走完A到B之间距离的一半路程。而且，在她接着走完到B的另一半路程之前，她必须走完一半路程的一半，而且就这么一半、又一半地走下去。
卡特的做法跟这差不多。他没有介入争论，告诉那些合伙人迪兰在滥用她的职权，而且在操纵耍弄他们，而是把他将要做的事情分割为若干微小的步骤。然后他每次只走一步。在每走一步之后，卡特会停下来，对自己了解到的东西进行反思，然后考虑何时和如何采取下一步行动。卡特和哲学家芝诺之间惟一的区别是，卡特实际上到达了某个目的地：滥用职权的行为停止了，而他保住了自己的工作。
沉静领导之道的挫折
弄清楚卡特到底做了什么和没做什么是非常重要的。回想一下他说过他“无意间”保留了一张王牌。换句话说，他并没有坐在合伙人会议上，想象所有的情节和偶然性，然后策划出一本关于如何聪明地解决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的代表作。他没有那么聪明——也没有人有那么聪明。卡特不知道那些合伙人都了解了什么，也不知道他们的真正的计划，他也没办法预料他们会问他什么问题。他也并不知道在这样的压力下，在他的工作岌岌可危的时候，他会怎样回答他们的问题。
沉静型领导者并不是对很长的一套步法和对方的应对手段智珠在握、了然于胸的聪明棋手。
他们会和其他所有人一样饱受不定因素之苦。但是他们在对待这些不定因素的时候采取的是一条特殊的途径。他们喜欢更谨慎、更有节制的思维方法和行动方法。他们不会充满自信地搜寻正确的答案，而是更关心如何能够找到最终得到合理的、可行的答案的途径。他们乐于把时间用在投石、观察、筛选和回应上面。在采取行动之前，他们会设法对某个环境有一定感觉，对事态发展有一定概念。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们会逐步地推进。对他们来说，领导之道是一个过程，往往漫长而曲折，而不是一个戏剧性的或者英勇的事件。
这种领导风格可能会遇到挫折。卡特时不时就会有揭发迪兰或者把她滥用职权的行为到处披露的念头，但是他并不认为过于招摇会有什么好处。所以他把自己的想法闷在心里，继续做他的工作，同时接着观察、了解，并且寻找机会。即便是在滥用职权的行为停止之后，即使他保住了自己的工作，他还是继续受到挫折。卡特有时会觉得他真的应该在基恩和那些合伙人面前坚持一个强硬的立场。他认为这样做的话，他可能会迫使那些合伙人直接面对这个问题，采取迅速的解决方式。尽管他后来听到了一些二手消息，他还是不知道他走了以后那次合伙人会议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虽然滥用职权的行为确实是停止了，他始终不能确定迪兰是否的确受到了约束，还是甚至由于她的所作所为受到了惩罚。大约一年以后，他离开了公司，去读EMBA了，始终也不知道他是否已经毁掉了自己在万维顾问公司的前程。
这些挫折对于沉静型领导者来说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恪尽本分与力挽狂澜是不一样的。卡特尽到了他的本分——通过他的智慧、决心和谨慎。他仔细聆听，认真观察。他提出了一些有点“装蒜”的问题。他的态度是耐心的、谦虚的、调解的。在他尽可能地深入钻研的同时，他还注意到了出现的迹象和更大的动向——这被莎士比亚称做“人类事件的潮涨潮退”。他避免了指控别人在道德上卑鄙堕落，因为选很快会使事态激化。而且他在前进过程中每一次迈的步子都很小，克制住了自己公开对迪兰进行挑战或揭发的欲望，从而给其他人一个做出处理和挽回颜面的余地。
按说卡特应该在最终钳制了瑞切尔·迪兰行为的一系列事件中扮演了某个角色，但他永远不能确定这件事。无论如何，他的努力不大像是决定性的因素。迪兰在万维顾问公司属于一个圈内人，而一个不开心的员工向她投掷的几块石头通常只能被她身披的责任重大的盔甲反弹掉。
如果其他合伙人有所行动，正如他们表现出来的那样．他们很有可能是在对更多需要考虑的事情做出反应。回想一下，他们最终是通过一种组织手段来处理迪兰问题，这种手段被称之为“迂回”的方法——在几个月后解除她在公司里的实权．并使这件事成为大范围机构重组的一个部分。这显然说说卡特和那些合伙人所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情况。
沉静领导之道常常就像是在一家奇怪的剧院里。扮演一个角色，有时是个小角色。故事的主人公们出自一个尚未完成的脚本，几个编剧正在为下一幕会演什么争论不休，而且没有人知道故事将如何结尾。在这样的情况下，领导之道就像卡特所做的那样，是一个长期的学习、适应和随机应变的过程。它意味着设身处地地面对一个问题并努力解决它。它需要的是现实主义——不只是批判性的那一种，而是对于世态人情和个人定位保持基本的谦卑态度的那种现实主义。
投石问路、审时度势和逐渐推进，往往是最好和最快的改变环境的方法。事实上，很多英雄主义领导者也理解这一点。例如，法国的爱国者和政治家夏尔·戴高乐，就是由于在二战时期对德国的占领进行的英勇抵抗和在法国战后重建中的领导地位闻名退迩。而戴高乐把他政治生涯的成功归功于三条原则：与圈内人并肩的同时携手局外人；充分利用无可避免、必然发生的事情；以及不要让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
卡特的行为与这些指导方针如出一辙，但他甚至做到了更多。他逐渐对自己的处境有了一定的感觉，这是一种他尽可能搜集到的事实与他对周围环境的感受和直觉结合的成果，然后他谨慎地，警觉地、敏感地采取行动。最后，他在没有把自己陷入同归于尽的前提下，为制止迪兰滥用职权的行为出了一份力。
当然，在一定的时候，投石问路和耐心的推进必须结束，而人们需要做出选择。但是即便到了需要做出选择的时候，沉静型领导者依然避免持强硬的立场。相反，他们想方设法去做出妥协。但是这种方法会招来非常棘手的问题。什么才是合理的妥协?它跟背叛出卖有什么区别?
一个人怎么才能知道是该坚持立场还是见风使舵?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决定了沉静领导之道的基本原则，而我们将在第八章中讨论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