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皇的特使在那不勒斯最终与卡尔·罗斯柴尔德取得了联系，但是卡尔所出的条件使得特使认为完全无法接受。但既然被派出来了，显而易见在贷款没到位之前教皇是无法返回罗马的。卡尔为贷款设定了一个条件，那就是犹太区的大门和围墙应被拆除，犹太人应能自由地在教皇区选择他们认为满意的居住地点，并且所有的犹太人打官司的程序特殊税费以及单独形式都要废止。罗马的犹太人社区干事来到那不勒斯讨论这些要求。卡尔同时还要求以教会的不动产作为抵押保证，因为他的儿子将这笔钱给了那不勒斯的奥地利部长莫里茨·埃斯泰尔哈吉伯爵（Count Moritz Esterhazy），“考虑到如果没有任何现任教皇政府物质或道德的保证，要达成金额如此巨大的一笔交易而没有抵押是很困难的”。
第一类的条件立刻就被教皇拒绝了，他甚至拒绝对这些条件予以考虑。他申明他宁愿遭受无止尽的经济危机，也不愿为了暂时的利益而屈服以招致指责。第二类的条件在戈塔的卡尔·罗斯柴尔德看来很有可能被接受。谈判在那不勒斯热烈地进行着，但是最终卡尔宣布，由于教会当局强烈反对提供抵押，他已经超越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条例，在巴黎的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将会继续接手谈判。
于是皮尔斯九世直接给法国政府送去了请求，要求他们运用自己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影响力。当罗马教皇大使将请求转交到时，包括路易斯·拿破仑本人和巴黎内阁都请詹姆斯给予教皇能够接受的条件。詹姆斯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不能失去的太多，因为教皇政府刚刚恢复任职，而他们的权力是由天主教来保证持续的。詹姆斯同时提到了罗马犹太人的愿望，也就是拆除犹太区城墙以及在他们解放进程中的特殊税费和阻碍的问题。
这些条件让教皇感到很不满意，因为他们很显然已经插手到他的管辖区域的内部事务里了。然而，教皇不希望谈判因为这些要求而破裂。于是他告知詹姆斯，他为他同族人所要求的许可已经大范围地实行了，而他的神圣也不会让他对自己现在所处的财政困难而对给予许可能对种族问题产生任何怀疑。随后他给了詹姆斯一份书写保证，由巴黎的教皇特使弗纳里尼（Fornarini）阁下转交，表明圣父对自己区域内的犹太人有着最好的关照，并且特使还向他重申圣父不会不履行自己的诺言的。同时张贴布告，宣布废除犹太区。
最后的困难终于解决了，罗斯柴尔德将资金以十分令人满意的出价放入了教皇财政部里。最后阻碍教皇回到罗马的障碍也解除了。
在这些困难都得到满意解决时，教皇向给他在这段日子提供庇护的那不勒斯国王告了别，在1850年4月12日，他回到了罗马。
于是罗斯柴尔德支付了教皇返程的钱，却没有任何正式的改良他们族人环境的保证，而只是些泛泛的条款。不久之后卡尔·罗斯柴尔德到了罗马，这次他再次听到了十分不幸的消息，别说其他的了，犹太人的生存区并没有任何改善。
和加富尔之间的博弈
除了重新与奥地利建立良好关系外，罗斯柴尔德家族还常常参与撒丁王国的贷款谈判，而撒丁王国是教皇政府的敌人之一。当时撒丁王国（注：意大利王国的前身）正遭受着战败于奥地利的严峻考验，这使得撒丁王国负债累累，不得不步入国际金融市场成为贷款申请人。
当时银行家尼格拉是撒丁王国的财政部长；虽然仅有一些数额不多的财政捐助，但他却敢在这个困难的时候接管国家财政大权。他当时与卡米罗·加富尔伯爵（Count Camillo di Cavour）保持着十分良好的关系，加富尔当时虽然不在任何公共机构任职，但他却已经是议会成员。
甚至在和平条约签订之前，财政部长就已经与罗斯柴尔德联系，问他奥地利将会要求多少数额的战争赔款。但直到战争条约签订以后，他们才正式开始严肃的讨论。詹姆斯从巴黎来到都灵与尼格拉处理事务，同时也与加富尔接触。罗斯柴尔德和加富尔曾经一次共同与尼格拉吃饭。詹姆斯一开始有些怀疑；他询问有关撒丁王国财政的内部安排，直到他确信撒丁王国对自己的事务处理透明有序时，他才更为顺从。
加富尔向罗斯柴尔德表达了下述观点：“他确实对国家事务深感焦虑，他反复告诉我，除了别的事之外，他认为皮埃蒙德州（State of Piedmont）的设立比奥地利有更为坚固的根基。”
通过他兄弟所罗门在维也纳的经历和匈牙利的事件，詹姆斯也认同这样的观点。尼格拉也在没有加富尔的情况下单独与詹姆斯·罗斯柴尔德洽谈，他希望能够尽可能地给意大利的银行家们留下一小笔贷款。加富尔希望能给都灵和日内瓦的银行家拨出1200万，其中一部分他想留给瑞士银行家德拉鲁（de la Rue），这人是他的朋友，并且与他有着密切的生意往来。在1849年10月4日晚上，尼格拉与罗斯柴尔德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只要求能够在这次贷款中给意大利银行家留下6200万贷款中的800万法郎。而对此一无所知的加富尔，在同一天晚上来到罗斯柴尔德那儿请他给德拉鲁60万法郎的债券，或是告知银行家能够对同等数额承保。
“那个老犹太人，”加富尔给德拉鲁写道，“以微笑回复你英明的行动，如果你在都灵和热那亚（Genoa）购买公债要比在巴黎好。我觉得一切进展顺利，直到波姆布里尼（Bombrini）告诉我尼格拉的背叛。在这些情况下，我不可能要求罗斯柴尔德给予更多关照，因为这样会把我推向反对国家最佳利益的角色。我将不会从他那儿获得那些想获得债券而他却不会免费给予任何家族银行的债券。”
“我十分生气，”加富尔接着写道，“我有任何理由相信尼格拉被那个狡猾的老无赖罗斯柴尔德骗了……尼格拉把我排除在谈判之外，只有在签署协议的时候才叫我。我安慰自己说如果我在他的位置上我会做的更好。我想出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将助我们摆脱罗斯柴尔德。我要用它对他的要求进行反击，但是这却无法更改协议的根本，因为那是已经确定了的。尼格拉最大的失误就在他对我们自己银行的贷款实力没有足够的自信……今天早上，一位朗道先生（Herr von Landau）说要代表罗斯柴尔德给我提供公债，而数目‘我想要多少就多少’。就像你所想的，我拒绝了，但是这却让我想到了一个主意，能在欧洲大多内阁中做成生意的方法。”
几天后，贷款最终达成。意大利人民对此相当热衷，财政部长被急于脱手自己钱的乱民们围攻。仅都灵就吸收了超过九百万。
“尼格拉被严厉批评为{光会喊口号的人}（on jette les hauts cris），”加富尔写道，“可怜的人们有着世界上最好的初衷，他们衷心相信着国家将会满足于八百万。我相信，如果债款在这个月第一天公开买卖的话，正如我所设想的，如果伦敦和巴黎也接收买单，那么我们就应该能摆脱罗斯柴尔德了。”
我们发现，虽然他没有任何官方职位，加富尔却已经在国家财政商务中拥有了巨大的利益，以及他愤恨地承认国家是多么地依赖罗斯柴尔德家族。他已经打好了主意，如果他在这件事上有发言权，他将会让国事来个彻底的转变。
无论怎样，撒丁王国这次贷款相当成功，这使得它无法不庆祝与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关系。
然而这笔贷款却不足以缓解撒丁王国所有的紧迫债务，也不足以弥补预算的赤字。于是尼格拉不得不寻找别的贷款；但是这一次他的非官员财政顾问加富尔却打算紧盯着他这位经验不足的朋友、国人。“尼格拉总是和罗斯柴尔德粘在一起，”加富尔在1850年初如是写道。“我应该好好看着他以免被迷惑。”
已经做好决定要承购第二笔贷款的罗斯柴尔德此时采取对尼格拉漠不关心的态度，为了确保更好的条件，他不遗余力地要使第一笔贷款以尽量低的价格在交易所上市，所以第二笔贷款他就不会出很高的价钱。
证券的萎靡不振和罗斯柴尔德明显的消极态度让尼格拉惊慌不已。但他却从未想过要找另一个家族提高贷款面额。
“如果证券再不升值的话，”加富尔写道，“就该怪尼格拉，因为由于他欠罗斯柴尔德2100万，他不可能再下决心进行第二次贷款谈判。你应该理解直到男爵能完全确保贷款时，他将会继续下压股市。只有正直的人会给予反对。”
最终詹姆斯担心自己会保不住手中的贷款，他决定亲自再到都灵去一趟。
“我收到通知了，”加富尔1850年9月21日写道，“伟大的男爵很快将会到达都灵。尼格拉对此相当紧张，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如果罗斯柴尔德把麻烦带过来，那么他离开时必然签不成他的贷款协议，即使这要多花他百分之一的成本。”
加富尔在这时远离都灵，虽然他已经大致是被视为部长的参选人并且能完全参与有关此事的讨论。情况是，如果他个人参与到贷款谈判中来，那么他将给人留下这么一种印象，那就是在没当上财政部长之前就已经开始扮演部长角色了。
“我已经延长不在都灵的时间，”加富尔说，“这是为了不与罗斯柴尔德联系。考虑到我现在尴尬的位置，我感到参与这次贷款谈判对我来说很不合适。”
在加富尔写这封信的那一天，撒丁王国首相兼外事部长安泽侯爵（Marquis d’Azeglio）召见加富尔，希望他担任农业、贸易和航运部长一职。加富尔同意了，虽然，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对航运一无所知。作为一个部长，他已经是内阁成员了，这个睿智的人毫不犹豫地介入了财政事务和尼格拉的部门，虽然他还无法在金融事务上施加什么决定性的影响。
第二笔贷款，年金为六百万，资金价值一亿两千万，由尼格拉和罗斯柴尔德签署。其中四百万的年金罗斯柴尔德用于出售，尼格拉依自己考虑留下了两百万。结果使得撒丁王国的公共财政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紧密相连，而加富尔非常不满的看到国家如此完全地受到这个家族的金融影响。
由于议会要求财政部发行18,000股的债券来完全支付奥地利的债款，加富尔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寻求国家解脱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方式。加富尔想的是在维也纳和法兰克福出售这些证券。
然而加富尔的影响力远不如他设想的那么大。尼格拉始终是财政部长，而债券也没被立即发行。尼格拉没担当起他的职责；债务和赤字的压力不断升级，而国家的财政也越来越处于罗斯柴尔德的势力之下。
“我十分担忧财政状况，”加富尔在1851年3月底致信给首相说道，“尼格拉完全没有能力。”
上任之后，加富尔对财政部长的反对情绪越来越明显；如果尼格拉仍然要坚持他的计划的话，加富尔的反对情绪就到达了顶峰，他要在与英国和比利时的金融协议谈判中辞职。尼格拉自己感到了来自机构的压力，结果是他而不是加富尔辞职。
1851年4月，加富尔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并且终于有机会证明他不仅仅是会批判，同样也是很富于行动的一个人。他接手的任务显然不轻松。仅在詹姆斯·罗斯柴尔德承购的四百万年金销售出去，尼格拉收到了来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预付时，撒丁王国欠罗斯柴尔德家族2500万。对奥地利的战争赔款仍有差额，财政赤字达到了6800万。
在巴黎市场情况如此不乐观时，很难动用罗斯柴尔德承购的四百万，他们希望动用尼格拉储存的两百万，并且为此他们还给新财政部长提交了议案。现在加富尔有权对罗斯柴尔德保持自己的自由权和独立了。他充分认识到要想以后获得可观的出价，就只有向罗斯柴尔德证明他们在国家贷款上并不是垄断地位，而且国家虽然在尼格拉的政权下运行但是却并不是完全依附于他们的。
加富尔打算利用英国市场，并为此特地于1851年4月25日，即他任职财政部长六天之后，请求拜见撒丁王国驻伦敦的部长伊曼纽尔·安泽（Emmanuel d’Azeglio）侯爵。
“我们必须，”他写道，“不惜一切代价把我们从罗斯柴尔德家族中所处的痛苦境况中解救出来。与英国签署贷款协议是我们唯一能够获得独立的方法……我并不是说要立即与罗斯柴尔德决裂，而仅仅是要给他看看，没了他们我们一样可以做到。有可能，而且是很有可能当他意识到我们已经打定主意时，他会参与到我们与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中来。这样一来，我将毫不反对与他谈判，如果他仅是与其他英国银行家达成协议的话。如果我们不能立刻成功与伦敦签订贷款协议，我们将再次陷入罗斯柴尔德的控制当中。”
“这个财政交易，”加富尔同时给代表李维拉伯爵写道，“非常重要，它不能被高估；它在将我们从罗斯柴尔德家族中独立出来的同时，在某些方面，也会对我们的信用造成毁灭性的影响。”
获得议会允许签订贷款的权力后，加富尔尤其倾向于同哈姆布罗和萨恩（Hambro and Son）家族洽谈，这个家族起源于丹麦哥本哈根的一个银行，自从1848年革命之后来到英国并本土化。这年7月，加富尔成功与哈姆布罗签订贷款协议。他对这个成功相当满意，写道：“如果我没能成功从英国借到钱，那么政府将会再次落入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控制中，并且被迫接受罗斯柴尔德家族开出的价格，特别在财政部做出如此之大的努力要脱离他们统治之后，出价一定是愈发的低廉。更何况，我作为新任的财政部长，我的个人名望也会遭到重创。”
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的各个分支都对加富尔的花招相当的不满，他们做了所有努力去挫败这次洽谈。
“这笔贷款，”加富尔给李维拉伯爵写道，“签订的正是时候，因为在我看来我们的敌人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团结起公众的观点。我相信在《泰晤士报》上的那篇文章是受罗斯柴尔德指示所写。拜仁·罗斯柴尔德公开指出我们会失败。确实，他一语双关道：‘贷款是公开的，但不包括这样的。’”
这倒是事实，因为票值为85的360万英镑贷款，最初有140万英镑都没售出。然而，一切最终进展顺利，因为后来这些剩下的证券却以更好的价格卖了出去。哈姆布罗所签订的贷款价格比罗斯柴尔德先前的那个要好得多。加富尔现在能够支付给奥地利最后一期的战争赔款了，并且向罗斯柴尔德展示了他并不是自己之前所想的那么不可或缺。
现在加富尔对罗斯柴尔德家族要友善的多了，并允许他们转给维也纳仍需支付给奥地利的六百万战争赔款。“因为，”他写道，“迄今为止一直是罗斯柴尔德为我们支付给奥地利。我认为，不要完全与这个伟大的金融巨头脱离关系，而是让他们支付我们最后一笔赔款将是很好的。”
但是罗斯柴尔德却对加富尔的行为越来越反感，他们打算让他看看自己不是那么好玩弄的。他们尽一切努力压低已脱手的第一笔贷款的价格，并且在9月初，撒丁王国的年金实际上已经在巴黎交易所报价相当之低了。尽管这一切并不是没事先想到过，但是加富尔还是相当的不满。
“我的厌恶多过震惊，”加富尔给李维拉写道，“对于我们债券的萎靡，我知道这肯定是大多要归功于罗斯柴尔德。事实上，他并没有直接参与其中操作，因为像他这么狡猾的人是不会这么做的，但是他的确是下挫了我们第一笔利率5%的贷款，并且也成功了。实际上，他在都灵售出了大量的证券，却不是通过自己的代理机构，而是通过一个不为人所知的与他密切相关的一个家族……这个交易一直是秘密进行，并且导致了我们所经历的萧条，而这也反作用于巴黎市场，因为那个市场很不幸地对一切下跌趋势都反应非常敏感。但是这种伎俩一定没有什么好下场；罗斯柴尔德，这六个月来自己没有收购任何债券，将很快败下阵来，之后就会享受恶果。我请求您，我亲爱的伯爵，请告诉哈姆布罗先生要有信心，向他指明伟大的男爵已经宣誓要决一死战的战斗不会吓倒我们……我知道在撒丁王国驻伦敦大使馆有位柯蒂，他聪颖并富有过人才智，是位很有天赋并睿智的人；他将会被指派为我们与哈姆布罗先生联系的中间人。”
事实证明加富尔是对的；年金不至于跌得太惨。利率上去了，并且在1852年1月，他们在巴黎交易所的报价还挺不错。罗斯柴尔德家族再次来到皮埃蒙德政府，詹姆斯派他的儿子阿尔方斯到都灵给加富尔伯爵提供一笔四千万法郎的贷款（两百万的年金），而利率也十分诱人，为92。加富尔虽然没打算再发行贷款，但是他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出这么高的价格表示很满意，而这当然要归功于他在英国的成功举措。他把这个议案交给了议会进行处理，他称自己能不依靠更多的贷款而支撑到1853年初。但是不希望国家债务过早地增加的议会拒绝了他的提议，虽然这个提议能带来不少好处。
与此同时，经过一段短暂的休整之后，加富尔在1852年11月4日成为了首相，同时留任财政部长一职。在1853年1月初的日子里，正如预料的一样，皮埃蒙德财政部再次需要用钱，加富尔决定出售尼格拉在1851年贷款中所储存下来的两百万年金。
非常希望能够承购这笔贷款的詹姆斯毫不犹豫地再次来到了都灵。他开价88，但是加富尔却要95，最终他同意以94.50的价格成交，而这比哈姆布罗有史以来开出的最高价都要高出4点。
然而这些钱还是不够，所以加富尔被迫还要一笔新的贷款，而这次他打算提升到3%。加富尔在原则上并不抵触罗斯柴尔德家族他仅仅想要为自己的国家尽可能地争取更好的条件，于是他精心策划要让一位金融家在别人面前出丑。哈姆布罗感到他实力太弱，不足以提供第二笔大额贷款，而柯蒂伯爵将此转告给了加富尔。加富尔派他到巴黎与福德谈谈，看这位罗斯柴尔德的老对手“信货移动者”是否没有准备好要承购第二笔贷款。他给柯蒂了一封介绍信，这封信于1853年1月21日送抵福德。柯蒂告诉福德，加富尔的意思是只要能给国家争取到最好的价格，他愿意与任何人签订贷款协议，这样一来他才能获得最高的出价。
“我相信，”福德回复道，“你们将会发现巴黎和伦敦的市场已经很好地处于贵国的控制之下。最近再次发生的低迷就是由罗斯柴尔德精心策划的阴谋，每个人都清楚你们打算发行新的贷款。”
柯蒂的观点是福德对撒丁王国保有最高的青睐，并且非常愿意承购所有的贷款。第二天，Carti再次拜访福德，跟他谈了谈他的联盟（信用移动者），他说这真是不可思议，在任何地方再也找不到了。接着他问出价，柯蒂说70；福德说这太贵了，他将坚持更好的出价。虽然如此，这还是很显然他非常急于承购这笔贷款。
与此同时加富尔收到了柯蒂的来信。
“亲爱的伯爵，”他回复道，“我已经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了你与本杰明·福德（M. Benjamin Fould）的谈话汇报；你非常出色地完成了我给你的指令。我请求你在你离开之前再去拜访福德一趟，要尽你所能让他开出一个价来。你可以告诉他我很希望他能有所行动，但是你必须要清楚地让他了解我一点儿也不着急，并且我愿意遵从他的建议并且等到现在正在巴黎和伦敦交易所肆虐的风暴结束为止。”
柯蒂又从巴黎带回了消息说福德仍然非常嫉妒罗斯柴尔德。福德曾经情绪激烈地跟他说：“加富尔必须在我和他之间做出选择。”当他听说阿尔方斯·罗斯柴尔德再次启程到了都灵时，这位法国金融家变得非常激动；因为一方面加富尔派他的特使柯蒂来和福德谈判，而另一面部长自己却又在都灵和罗斯柴尔德谈判着，他完全有理由做出这种反应。
在2月初，巴黎的一些报纸上出现了报道称撒丁王国的新贷款已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签订。福德相当震惊地询问柯蒂这是什么意思，而柯蒂如实地回答说他对此事一无所知。然而福德的消息不仅仅是来自于罗斯柴尔德他本人，罗斯柴尔德从未怀疑过福德也与撒丁王国进行过交涉，并问他是否希望在撒丁王国的贷款中参个股，说如果是的话他将转让一部分给他。福德拒绝了，称他希望继续在此事中保持自由行动权。在与柯蒂交涉中他越来越显示出了接手这笔贷款的愿望。当柯蒂再次提议而他也参与到贷款中来时，福德以一种自满、高傲的口吻莽撞地跟罗斯柴尔德说他很抱歉，但是他也参与谈判了。罗斯柴尔德对此相当震惊，并问他几个问题，其中包括价格问题。福德自然没有回答，但是他却为自己的回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通过财政部长比涅奥（M.Bineau），罗斯柴尔德仍在努力着想要探求出福德的报价，以及他所被给出的价格，为此他很快派儿子到了都灵。柯蒂在2月27日拜访了福德，告诉他加富尔的出价是73，听到这个数字福德假装很惊愕，并开出了他第一个价格66.66。柯蒂接着说这个数字是不可能的，他应该开出更为合理的价格，因为罗斯柴尔德正在都灵，并且准备争夺在他眼皮地下的这笔生意。虽然在加富尔没有提出任何邀请的情况下，年轻的罗斯柴尔德还是于1853年2月26日夜抵达了都灵。首相加富尔是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都灵的代表G.朗道口中得知这一消息的。这个消息再次大大坚定了加富尔反抗的决心。
“我亲爱的公爵，”同一天首相给柯蒂写信说道，“M.福德想立刻拿下我们的贷款并且在巴黎和伦敦交易所人心惶惶的时候赚取利润，逼迫我们接受他开出的不合理价格。但是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操之过急。你必须要尽量争取时间。”
于是柯蒂不得不留在巴黎，加富尔还给他写了一封很诙谐的信，建议他找一位年轻富有的女继承人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与此同时，柯蒂和福德之间的洽谈继续着。福德以及他所代表的银行都不太愿意开出更好的价格。年轻的外交家运用最大的预防措施让加富尔保持对事态的了解，以免通讯被阻断。但就在关键时刻，巴黎和都灵两地间的电报通讯中止了。
于是阿尔方斯·罗斯柴尔德在都灵给加富尔开出了70的价格，其中2%的佣金，而加富尔也接受了。“我相信，”他给他的银行家朋友写信道，“除了这个，不可能再有更好的价格了。你应该感到高兴，福德的竞争给我们带来了上百万的好处。”
随后加富尔在3月3日写电报给柯蒂，说他已经与罗斯柴尔德达成了交易，因为罗斯柴尔德的开价比福德的要好得多。柯蒂中断了洽谈，并离开巴黎，而没有执行加富尔有趣的建议。这之后的几年，他常常心情愉快地告诉别人聪明的加富尔是如何将这些贪婪的金融家一个一个玩得团团转的。同样，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在今后年间，小心谨慎而充满讽刺意味地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往着业务，并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总是害怕“罗斯柴尔德这个犹太人”。
加富尔十分赞赏柯蒂的工作。“我感谢你，我亲爱的伯爵，”他写道，“感谢你如此出色地完成了我所交给你的任务。虽然交易并不是通过你所达成的，但是你为其成功做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
通过他如此出色地解决了手头的问题，加富尔，这位政坛新星、这位意大利统一的天才，证明了他自己在与罗斯柴尔德的较量中不仅是优胜者，而且也是金融天才。
和俾斯麦的交易
大概在同一个时期，俾斯麦，德意志统一政治家，自从罗斯柴尔德作为联邦的银行家，他通过自己在法兰克福议会（Diet at Frankfort）任职普鲁士部长而与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联系上了，让他们管理自己的财政事务。
自从俾斯麦掌权以来，德意志联邦和它的分支机构法兰克福议会就一直和睦地工作着，因为普鲁士和奥地利有着共同目标。毫无疑问，人们对这个工作效率低下的议会牢骚满腹，而议会在对外事务上的无能更是加重了人们的厌恶。1848年和1849年爆发的革命迅速让议会炸开了锅。统一德意志的提议很快牢牢抓住了人心，在国民议会上发生的小插曲之后，普鲁士和奥地利都有领导德意志的打算。普鲁士政府在埃尔福特（Erfurt）召集自己的支持者，而奥地利号召所有德意志的州邦都重建并恢复法兰克福议会，因为它在革命前一直运作着。
一年之后，起源于1815年的德国议会又重新建立了。
由于目睹了在自己身边所发生的德意志议会组阁进程的各个艰难变迁，阿姆谢尔·梅耶·罗斯柴尔德保留了十分谨慎的态度。虽然他是属于联邦的银行家，而这也与他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但他却在自己1850年已经七十七岁高龄时尽最大努力远离了一切纷争。但是不断地有人邀请他加入政坛。比如说，有人邀请他开办一个金融政治报纸，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对此帮不上任何忙为由拒绝了。如果他们需要什么报纸的话，他们通常的做法是求助于自由编辑，以此来发表理想的文章；但是他们从不自己创办什么报纸，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必须为自己找准一个确定的政治观点以及明确的内容。于是在1849年3月20日，对于类似的提议，阿姆谢尔·梅耶回复说，他的家族“从来都是拒绝参与任何报刊的创立的”，而且他很诚恳地对自己无法接受此种建议表示遗憾。
普鲁士的重回议会就需要指派一名代表。5月10日，奥托·冯·俾斯麦在年仅三十六的时候被任命，并抵达法兰克福。虽然从个人角度上说，他还是保留着对奥地利的传统情感的，但是他却被自己国家将来必强盛这么一个预感所鼓舞着，决定无论之前发生过多少事情，守住普鲁士在德意志的地位是他的职责，如果要为之而战也在所不惜。
然而俾斯麦对法兰克福的第一印象却并不怎么好；他觉得那里“无聊之极”，而他的新外交任务什么都好，就是与他合不来。他将与那些代表们的社交生活形容为一无是处，整天就是“一个怀疑、窥探另一个”；“没有人，”他写道，“能相信在这种外交环境里充斥着多少欺骗和自负。”
俾斯麦正在寻觅住所，而暂时在一个装潢简易的房间会见访客。第一个来拜访的就是老阿姆谢尔·梅耶·罗斯柴尔德，他希望能够与普鲁士的代表以及奥地利的代表图恩伯爵（Count Thun）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在俾斯麦看来罗斯柴尔德真是一个新奇的人，因为他对法兰克福的独特社交没有什么兴趣。
“你不用担心这里的上层社会，”俾斯麦给他的妻子写信说道，“只要钱能够做成的事，罗斯柴尔德就代表了最高地位，如果你打算从别人手中拿走所有的钱，那这些钱加起来也比不过罗斯柴尔德的。总之一句话，钱在这里不成问题，而且——也许是上帝要让我保持平凡，因为我在这里感到相当的满足。”
在罗斯柴尔德拜访之后，他几次邀请俾斯麦到这位年长的银行家家中做客。为了不给俾斯麦留下拒绝的机会，罗斯柴尔德的第一次晚餐邀请提前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俾斯麦回复说如果到时他还活着他就去。“我的回答，”俾斯麦写给他妻子道，“深深地影响着阿姆谢尔，他把这事跟所有人说，而且总是说：‘为什么他不活着呢？为什么他会死？这位先生还很年轻很强壮嘛！’”
老罗斯柴尔德对俾斯麦的印象被简短地记述在他之后写给他妻子的信中：
“我在老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家的花园里给你拾打卷的落叶；我喜欢他，因为他是一个诚实的老犹太小贩，不会做任何伪装；他近乎苛刻的正统，并且除了符合犹太洁食戒律的食物之外一概不吃。‘那些面包去给鹿儿吃吧，’在他给我展示他的养着驯鹿的花园时，他对他的仆人说。‘拜仁先生，这驯鹿花了我两千荷兰盾呢——我很荣幸，这花了我两千荷兰盾现金。你可以用一千买下它；或者如果你希望把它作为礼物，我会派人把它送到您府上去的。上帝知道我有多喜欢你，拜仁，你是一个心地善良、长相英俊的小伙子。’他是个矮小、瘦弱的人，并且岁数也很大了。他是他家族最年长的一个，但是却也是很可怜的一个；他是无子嗣的鳏夫，并且被自己的仆人所欺骗，被自己法国化和英国化的狂妄侄子和侄女们所瞧不起，而他们将在他死后没有任何爱或感激之情继承他的财富。”
1851年8月18日，俾斯麦最后终于被指派为议会的普鲁士代表，罗斯柴尔德就更尽逢迎之事去讨好这位新代表了。俾斯麦仍未找到符合自己经济能力范围之内的住所。阿姆谢尔就找法子给他提供了一座很华美的罗斯柴尔德别墅，就在博背海姆大道上。
10月1日，俾斯麦搬进了位于波克恩海姆（Bockenheim）大道40号的别墅，但事实上别墅并不是属于罗斯柴尔德的，它的第一二层在被卡尔·迈尔·冯·罗斯柴尔德占用，以备他第二次到访法兰克福。
当这些个人问题一解决，政治事务就占满了俾斯麦的全部心思。普鲁士在奥尔米兹（Olmutz）战败的消息让俾斯麦伤透了心。他和在柏林的领导们都一心觉得普鲁士有权力获得德意志的领导权；并且在全德意志建立起自己的权势。事实是，奥地利无可置辩地享受着法兰克福先前的统领地位这件事，让俾斯麦更加下定决心要维护普鲁士的利益了。
显而易见，维也纳打算利用议会，而各州的绝大多数都支持奥地利，目的就是为了投票反对普鲁士但是俾斯麦立刻决定要尽一切可能挑战奥地利的统治地位。在他任职之后他所发表的一篇评论，非常富有俾斯麦风格。放手让他去干，他说，他将最终带回奥地利这个战利品。在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态度上，俾斯麦一直保持着保守而怀疑的态度，因为他感到自己有理由相信这个银行家族与奥地利的关系密切过其他任何联邦州。
当时罗斯柴尔德正在柏林处理财政事务，并表示出希望能够被冠以“普鲁士法庭银行家”的荣誉头衔。当柏林政府问及俾斯麦对这个请求的意见时，他回答说，在他看来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在为普鲁士利益做出贡献的时候获得了适当的金钱回报。于是这个提议未能通过。
俾斯麦很生气，因为奥地利取得了议会的首席，并且她的代表获得主持代表的头衔。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对抗时时凸显，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都要牵涉到为荣誉而战。其中一个就是关于舰队的。法兰克福的中央政权于1848年创建了一只德国舰队，普鲁士给予了财政支持，而奥地利没有。现在又需要基金了，而这个任务就交到了主持代表图恩伯爵的手上，要负责将此提交给国会，这就需要对各州进行评估，但是普鲁士反对给予更多的花销，因为先前欠的分期款项还没还清。这件事就一直拖着，直到舰队继续援助为止。这年末，俾斯麦差点儿就决定同意评估了，因为他收到了来自曼特菲尔（Manteuffel）的强制反对命令，而他也立刻返回柏林。这位普鲁士代表于1852年1月3日前往柏林，并依据惯例，他去询问了自己的对手图恩伯爵的意见，而他正对普鲁士政府的态度相当生气，并且以缺席的方式，虽然不常有，来抗议普鲁士政府一直以来造成的困难。现在军官和士兵们都要求支付薪水。“这很必要，”图恩说，“要尽快弥补财政赤字，除非我们已经准备好要应对一场兵变。”
于是图恩在1月7日召开了议会会议，而这时普鲁士的特使俾斯麦将会缺席；经过一阵激烈的讨论后，决定从罗斯柴尔德银行贷款26万荷兰盾以填补开支，用联邦款项存入银行用作担保。图恩在提出这个方案的同时，作为普鲁士代表投票反对。俾斯麦和普鲁士政府通过公使馆的顾问维特兹（Wetzel）的电报保持对事态进展的了解。
决议做出的第二天，图恩伯爵就开始与罗斯柴尔德进入秘密谈判，以确定在什么条件的情况下才能提早拿到钱。银行家打算发放贷款6个月，利率为4%，不收佣金，仅希望不要要求将条款写入合约里，因为这样可能会给人一个信息，就是他在舰队处于不利状况下要从中渔利。
议会随后立即同意了提前支付六万荷兰盾，并给罗斯柴尔德家族送去了一封信，要求他们支付这笔钱。与此同时，俾斯麦在1月9日发电报给维特兹（Wetzel），派他去反对阿姆谢尔·梅耶，在10日，他更详细地确认了这些命令，内容如下：“普鲁士不需要用预期付款作为联邦贷款；存在罗斯柴尔德银行的联邦款项不能被合法地从他们之前签署的条约那样转换。你对罗斯柴尔德表达清楚反对将这笔钱花掉或挪用。我们仍有权对罗斯柴尔德给予我们或是联邦有可能的支付表示反对。罗斯柴尔德在贷款事务方面并不需要遵守总统的命令。”
在10日的晚上，当维特兹（Wetzel）会见图恩伯爵时，伯爵“在艰难而难熬的一天后深吸了一口气”，维特兹（Wetzel）告诉他他打算去拜访他，并秘密通知他自己接到了来自柏林的命令，说是要给罗斯柴尔德施压，让他们拒绝给舰队支付预付款。图恩回答他说这是维特兹（Wetzel）的事，尽管他对当时在议会上代表普鲁士的职责感到非常的不满意，但是他并不对他的行为负有责任，只不过是他的传话筒罢了。他接着补充道，他怀疑罗斯柴尔德是否会听取普鲁士的意见，因为他已经接到了来自主持官员的规章，说是根据议会的决议，他不需要关注议会所举行的会议谈判，也不需要在意不同成员之间的分歧。维特兹（Wetzel）告诉图恩说他也是这么想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要执行这些命令对他而言更加困难。随后他们就分开了。
图恩当然希望普鲁士代表一方的行动能确实给罗斯柴尔德一些影响，他让自己的一名大使随员拜仁·冯·内尔（Baron von Nell），在10日早上去拜访罗斯柴尔德，努力探知出他的态度。冯·内尔先生及时给图恩伯爵回报，说他发现罗斯柴尔德已经完全转变了自己的态度，罗斯柴尔德告诉他自己不能与普鲁士转目为敌。最后罗斯柴尔德说他要对这件事再好好考虑一下，他希望在第二天的什么时候，也就是11日，图恩伯爵能够见他一面，这样他可以当面跟他讨论这件事。图恩邀请他12点时过来。罗斯柴尔德所处的情况非常不乐观。他一点也不想得罪奥地利和普鲁士中的任何一方，并且想继续做议会的银行家，和平安稳地做他的生意；现在他突然发现自己正面临着联邦中两大重要州的冲突，并被迫必须要选择支持其中一方。
在他们1月11日的谈话中，他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方式给图恩伯爵说明了他现在所处的艰难困境。根据他所说的，图恩给罗斯柴尔德传达了一下要点：
“谁决定左右联邦业务有关问题？是联邦议会。官员所说的联邦议会与第三人比如你传达希望是什么意思？那是通过主持议会的代表。你接收到的要求已经完全满足了实施的必要条件。在我看来如果你说的话，普鲁士不会有任何回音：‘我一点都不知道联邦议会中发生了什么。我的合法权力在主持代表手上，他根据议会所做出的决议给我传达指令，而我是在我职责之内履行这些指令。’”图恩同时让罗斯柴尔德明白，如果他拒绝支付的话，图恩将会被迫于第二天召集另一个议会会议。议会的绝大多数根本不可能允许个人不去执行政府已通过的决议，所以只有唯一一种可能，那就是通过另一项决议，将议会的业务转交给另一家法兰克福的银行处理，而这家银行会在任何议会需要钱的时候支付。
这位年长的阿姆谢尔·梅耶对伯爵所说的感到非常震惊。他指出，为了摆脱困境，他将给奥地利账户支付六万荷兰盾。然而，图恩说他同意这么做。最终阿姆谢尔·梅耶屈服于伯爵和随同人员所施加的压力，并许诺支付。当老人离开图恩伯爵接待室时，他会见了普鲁士顾问维特兹（Wetzel），他也是来和主持代表商讨同一件事的。
图恩自己与普鲁士外交家的印象深刻的讨论描述如下：“我无法抑制要告诉他我究竟是怎么想的。我一开始是阐述我对普鲁士上次的行为感到多么愤慨，而在这点上我根本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根据我自己的责任观和荣辱观来看，我发现我自己从未给过第三人哪怕是一点点在议会会议上的分歧和争议上的暗示，而这让一切变得更加艰难，而且我随后在近期和罗斯柴尔德的讨论中动用了最大的自制力。我说我必须要让他不要把我所发表的观点当作是官方的。我感到我必须诚实地说，我从未想过联邦政府居然会以降格联邦权威的方式让一个银行家反对联邦通过的议案，而使得他让整个镇上，甚至是全德意志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如果普鲁士仅仅关心维护自己的原则的话，那么之前在议会会议上所提出的反对就足矣了；然而，这一意外情况的发生揭露出了普鲁士根本不在乎实现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目的，而是希望，在我看来，取得完全不合理、无法被接受的条例——比如说，普鲁士将单方违背联邦法律；而且如果是这样的话，联邦的存亡就处于危险关头了，因为这些我们一直以来都努力保留在幕后的问题将会被迫提上议案，而由此所做出的决策将会导致灭亡性的后果。”
图恩还让顾问了解到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要让他代替普鲁士代表的位置是件相当痛苦且不可能的事。
主持代表确实对普鲁士的行为感到大为恼火。“这从未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他给州长写信说道，“这将有可能，甚至是普鲁士，采取这样可鄙可耻的方式去求助于一个犹太人来对抗议会。我感到他们的行为将形势变得愈发严重，而相互的理解和和解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议会自然不会接受这种情形，如果罗斯柴尔德不同意支付款额的话，我就不会为这件事再焦虑二十四小时了，这就好像一场战争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这次失败仅仅会让普鲁士感到屈辱她将会比以往更加急躁易怒，而我也不知道她将会怎样继续自己的政策了。”
他接着说，他成功劝说罗斯柴尔德付款带来了几天平静日子，但是普鲁士的目的仍然是要羞辱议会。“正如我所说的，”图恩继续写道，“我确信普鲁士将不会让极端的事情发生，就是说，违反条例，如果她看看别人，那么这个顽固的决定就不会导致威胁而产生极端。在我看来，事件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顽固的态度是必须的了。”
已经屈服于图恩压力的阿姆谢尔·梅耶·罗斯柴尔德回复顾问维特兹（Wetzel）说，如果他将要顾及高层联邦议会中的分歧的话，他将会以不正当的方式扩大业务债务的范围，并且拒绝高层联邦议会通过自己的主持代表的公认渠道所要求的他来提供预付款这样一个要求。他无法去理会反对，并是被迫支付的钱。
维特兹之后报告说阿姆谢尔·梅耶无视之前的任何陈述支付了这笔钱。他说这个银行家宁愿牺牲这些钱也不愿与奥地利发生争执；对此图恩伯爵相当气恼，因为他将这个主张视为是对整个议会的侮辱，并希望解除自己普鲁士代表的身份。
图恩对于让维特兹来报道也不满，但是他直接给在柏林的普鲁士同事俾斯麦写信。在信中，他同样说自己永远不会相信一个归属于议会的德意志政府会如此降低自己的威严和德国议会的荣誉，来让一个犹太人对抗议会的决议。“我承认，”图恩写道，“在我的一生中，我都会对此感到羞愧。在维特兹顾问给我看这份主张的那个晚上，我本该为我们共同祖国的受辱像个孩子一样哇哇大哭。”
俾斯麦的回复十分尖锐：“这并不是我们的错，如果像你说的那样，议会在与一位犹太人的谈判中陷入了泥潭；这是那些通过违反宪法的手段把议会的业务交给一个犹太人去做，而且还背离了之前约定的目的去转移现金。”
图恩试图用自己的观点反对俾斯麦的“教员般的语气”，正如他这么称呼的。当俾斯麦即将告别，说下次他准备用几天时间收拾行李时，图恩回答说他祝贺他这样注重荣誉的人能够逃离这样一个痛苦难耐、吃力不讨好的职位，因为政府对于自己之前共同代表的大会的荣耀和名誉并不在意，他们居然打算让一个犹太人来反对决议。
俾斯麦明明白白地告诉罗斯柴尔德他对他们有多气愤。他不接受他们的任何邀请，同时以一切方式表示出对他们所作所为的强烈反对。罗斯柴尔德从一开始以来所有安抚他的努力都白费了，俾斯麦并不局限于社会反抗联盟，而是气愤罗斯柴尔德将钱以议会的方式交付了，而不理会普鲁士的主张，他同时保证说他的政府将会断绝一切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业务往来。
卡尔·罗斯柴尔德，所罗门的儿子安塞姆，当然还有所罗门他自己，当时都到法兰克福进行短暂的访问，他们一个接一个的去拜访俾斯麦，表达他们对所发生事情的悔恨。年轻的安塞姆把整件事都归到他已经七十七岁的叔叔的老糊涂上，说他是着实被图恩吓到了才会最终勉强同意付款的。
与此同时，舰队的问题以普鲁士不用再做进一步的声明，而把舰队拿去拍卖的方式解决。实际上，普鲁士之前所多支付的都由割让给她的这两艘舰队所弥补了。
很快，罗斯柴尔德和俾斯麦之间就又恢复了友好关系,对此，俾斯麦曾写道：“罗斯柴尔德家族从未真正反对过普鲁士；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起源于我们和奥地利在一年以前关于是否要给予舰队预付款这个问题的争论，而他们较我们而言更害怕奥地利。现在，由于罗斯柴尔德在图恩伯爵引发的这件事上，无法被视作为一个正直而坚定的人的勇气去反对法律所规定的，并且家族的其他成员都为拜仁·阿姆谢尔的态度表示了歉意，而拜仁也年事已高（去世于1855年），我感到，考虑到这个金融巨头所做的贡献，他们在这件事上所犯的错误是可以被原谅的。”
在自己的计划中，俾斯麦接着说。他不断重复，无论是在谈话中还是在信件中，虽有去年1月发生的个别例子，但是这个家族银行一直在与普鲁士代表的经济来往中显示出意愿，他建议依据他们为政府所做的贡献，应该被授予一定的荣誉。而正如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自己所说的那样，之前的错误都是由于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年事已高，被图恩伯爵所胁迫所致。
“这样的想法一直萦绕在我脑中（俾斯麦写道），这个金融巨头的领导者们理应得到普鲁士授予的荣誉，因为他们的价值已远远超过了个人荣誉所能媲美的。同时他们还为政府的良好关系做出努力，尤其是与那些和金融世家关系紧密的政府，这作为他们信用额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时除了纯粹的业务关系，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金融交易上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我看来与奥地利政府的成功合作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所带来的，因为我确信，除了能从交易中赚取利润之外，皇家政府之所以能在法兰克福的犹太问题上施加影响，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罗斯柴尔德家族。这些努力……就是奥地利在夏季所做出的解放犹太人的努力，其实都要归功于罗斯柴尔德……”
然而普鲁士财政部长却不像曼特菲尔那样如此倾向于罗斯柴尔德。
于是，在柏林展开了一场争论，一方是支持罗斯柴尔德的曼特菲尔，另一方是反对他们的财政部长，争执最终以财政部长的胜利告终。1853年2月12日，银行家梅耶·阿姆谢尔·冯·罗斯柴尔德最终以“殿下的青睐”被任命为宫廷银行家，而曼特菲尔赶忙把这个消息告诉俾斯麦，他有理由相信俾斯麦将会很乐意第一个把消息告诉罗斯柴尔德的。
俾斯麦说他已经这么做了，并且还增加了许多他从罗斯柴尔德那儿听来的金融消息。当时罗斯柴尔德在法兰克福市场拥有一笔到期的巨额存款，并且加上萨克森政府在他那儿存的一笔一百万泰勒（旧德币），他说所支付的不能超过1.5%。
“这一大笔钱，”俾斯麦写道，“是由于罗斯柴尔德处于对现实的考虑，一方面担心战争，一方面是因为关税联盟将来的不确定因素，因为企业的精神已经不复存在，因此金钱重新流回交易而没有用于投资。罗斯柴尔德说如果能够有可能以3.5%的利率使用这笔钱的话他将会感激不尽。如果普鲁士政府在此刻与罗斯柴尔德家族进行任何交易的话，将会使罗斯柴尔德有机会展示出他们友好的个人关系，我将再次贸然诚恳地重复我的建议，那就是给予拜仁·迈尔·卡尔的皇室支持应该授予其三等红鹰勋章。在此刻他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中最有影响力的人，我已经再次证明了他是多么足以配的上这个荣誉，并且他本人也是多么希望能得到这个荣誉。”
一直满心以为自己会成为普鲁士宫廷银行家，并且胜过自己的老对手罗斯柴尔德的贝特曼，当听说罗斯柴尔德被任命时感到惊愕万分。他急忙赶到俾斯麦那儿，并且告诉他自己所遭受的回绝只能以授予个人荣誉来弥补。而俾斯麦的态度却并不赞成。“我不认为有这个必要，”他评论道，“而且看来他的意思仅仅就是一个托辞罢了，给予他圣约翰（St. John）的头衔已经足以满足他的虚荣心了，而这也是相当合适的补偿。我不认为他是冠以此头衔的合适人选……如果，他威胁道，他要因为自己的一时气愤而从领事馆辞职的话，那么我们能找到很多想担任此职的人选。”
从那以后，这个历史悠久的银行与俾斯麦的私人关系一直保持得很好，俾斯麦之后将在德意志历史上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直到1859年俾斯麦的法兰克福官方职责结束为止。
在他在法兰克福任职期间，普鲁士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之间暂时出现的困难都没什么大的影响。在普鲁士政府中有两大反对党。一个是曼特菲尔和内阁顾问尼布尔（Niebuhr）所在的支持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派别，一个就是财政部长的反对派，波德斯切维格（Bodelschwingh）毫不掩饰自己对他们的厌恶。
当被俾斯麦相当推崇的老阿姆谢尔·梅耶去世时，俾斯麦正在法兰克福；他仍然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那里的成员保持着最好的关系。在1859年，他离开了法兰克福，前往圣彼得堡（St.Petersburg）任职，罗斯柴尔德希望他们能够赢得这个人的青睐，因为他们的直觉告诉他们，这个人将来一定会干成一番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