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持帝国的威望
维也纳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被临时管理者代为经营了若干年。而由于革命斗争和梅特涅垮台的双重打击，罗斯柴尔德家族几乎被击垮。这时，家族大权移交到所罗门的儿子——安塞姆（Anselm）的手中。他是家族的领袖，一直努力维持罗斯柴尔德帝国的威望。这样，维也纳也同伦敦一样，由祖父辈打下基础，现在则轮到家族的第三代开始掌管大权。安塞姆·罗斯柴尔德和内森·罗斯柴尔德的儿子们情况颇为相似。后者尽管没有完全继承父亲的金融天赋，他们却因受到过极好的教育而并不逊色于他们的父亲，而安塞姆也同样曾受到高等教育，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他的父亲不一样，安塞姆精通德语，也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和英语。他天生谦逊而沉默；在柏林的深造，在巴黎的实践活动，还有穿梭于世界各地的广泛旅行培养了安塞姆独特的个性，增强了他的自信。然而对于维也纳，安塞姆却是彻彻底底的陌生人。后来他完成了柏林的学业，作为奥地利驻法兰克福总领事定居在法兰克福，然而这并不是他最主要的工作。
要想在彻底颠覆的新社会环境中继续保持罗斯柴尔德家族坚实的社会地位，就需要艰苦卓绝的努力。安塞姆的这份责任由于1851年底梅特涅的回归而变得容易了不少。而金融部门的库贝克——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朋友，在维也纳的金融界仍然颇有影响。在那些动**不安的日子里，左派势力夺得国家大权，而梅特涅的回归又一次大大改变了国内政治形势，反动势力又一次站出来要坚持自己的权利。他们声称要重获国家的统治权，而金融家们开始觉察到，在这样的政治局势下，他们也可能重新获得政治上的影响力。安塞姆利用每一个机会进贡丰厚的“礼物”，让那些政治界的大人物可以注意到自己。而当弗朗西斯·约瑟夫皇帝(Emperor Francis Joseph)结束了在北方诸国漫长的流亡生活回到国内后，安塞姆显然是又得到了一个天赐良机。
安塞姆在一封写给内政部长的信中写道：“陛下离开了这么久，是去做了一次对君主制度裨益良多的长途旅行，而现在，我们尊贵无比的陛下又回到了他的首都。人们欢欣鼓舞地出来迎接他的归来，整个维也纳城就像是欢度节日一样欢乐。从宫殿到村舍，无不欢呼迎接着我们无比爱戴的君主。我分享着这无可比拟的欢庆时刻，尊敬的部长阁下，我想尽一些自己的绵薄之力，一方面是为了表达我对陛下的赤诚之心，另一方面是想尽我所能缓解现今维也纳的困境，恕我冒昧斗胆在此信里附上5000弗洛林，真心希望您可以以最令您满意的方式利用这些资金。”
所有的报纸都对安塞姆的这些“礼物”做出了评论，而他也收到了官方的感谢信。然而，那位年轻的皇帝仍然显得难以接近，新任命的部长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像梅特涅和克罗瓦特那样愿意允许安塞姆能在政治上拥有一定的影响力；而且，即使他们愿意，也不会像梅特涅时期能起那么大的作用，因为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甚至就连早早死了的斯亲沃森伯格(Schwarzenberg)也无法像梅特涅那样坐拥大权。
当时，奥地利的金融处于相当糟糕的状况，而罗斯柴尔德家族正是要利用这样的局势重新获得他们在奥地利的影响力。1852年初，冯·包戈特纳(von Baumgartner)被任命为金融大臣，而在此之前，他只是一名物理学教授，很显然，他并不具备作为金融部长所需的才能，根本无法胜任这个职位。安塞姆于1852年5月在伦敦成功为他争取到一笔贷款，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资金，而且还是在法兰克福议院的担保下申请到的贷款。不过，这笔钱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1853年的财政收入仍然有赤字，虽然一切看上去都还很正常。
除此以外，犹太人虽然占据了奥地利银行业和金融业的大多数领导席位，而且他们还能利用他们自己的国际社交关系或有利或有弊的影响着奥地利的信贷，但是奥地利政府及其各个部门就是坚决不偏向他们。
事实上，在1853年的秋天，犹太人购买房地产的权利就又一次被剥夺了。根据一篇巴黎的报道，巴黎和伦敦的股票交易所结成了同盟，主要的目的便是要一同击垮奥地利的信贷。
巴黎和伦敦这样的做法让罗斯柴尔德家族处于很不利的境地，安塞姆还因没能早点儿坚决反对这样的做法而受到了詹姆斯·罗斯柴尔德的指责。詹姆斯会见奥地利大使胡贝纳（Hübner）时以相当焦虑的口气说，股票交易所的这种做法很极端，而他和奥地利总领事一样不敢随意发表自己的观点，不然自己恐怕要遭受那些会指责他过于偏袒奥地利政府的同盟教友们的攻击。他说道，他的处境非常的棘手；奥地利的贷款由于法国和英国的做法而遭受巨大的打击；没人想要听到梅特里克（Métalliques）的任何消息，更加别谈想要贷款的事了。“总而言之，”胡贝纳说，“他表现得很是失常。”
胡贝纳提议，奥地利政府最好撇开“东方问题”，安抚一下以色列的孩子们，奥地利反犹太人的问题是巴黎对话的主要话题。
东欧的风暴
与此同时，在东欧，一个新的风暴中心形成了。由于早些年的革命，俄国是唯一没有同奥地利接触的国家；在她的国境线外，俄国提供物资帮助镇压了他们。俄国沙皇想要以抛弃杂乱无章的土耳其（他将其称作“病夫”）为代价来满足其炫耀权势的欲望。而多疑的英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因为担心俄国在巴尔干地区势力过于强大而拒绝签署这项分割土耳其的协议。俄国军队于1853年5月占领了摩尔达维亚（Moldavia）和瓦拉齐亚（Wallachia），但这一时难以形成对奥地利的有力威胁，因为奥地利正由于处在金融困境里而努力设法避免掺和进国际上的复杂局面。
梅特涅拒绝忍受被冷淡对待。这位老态龙钟的政客已经恢复了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传统的友好关系，是他老朋友所罗门的儿子帮助他重拾了友谊，他一次又一次地向库贝克求助，后者对他依旧很友好，而且还能在皇帝面前说得上话。梅特涅认为可以不动声色地向库贝克施加压力。1853年的12月2日，梅特涅告知胡贝纳有关安塞姆在一次拜访他时所说的话。
他写道：我已经好几周没有见到黑尔A·冯·罗斯柴尔德（Herr A.von Rothschild），不过他却把我喊来，一起商量现今的大体局势，讨论由于俄国和土耳其之间的争端而导致了国际形势危险的逆转。又由这个话题转到奥地利的金融状况，他说这将不可避免地转变成一次危机，除非我们能够用正确的办法避免它。我观察到，如果未来的前景真如罗斯柴尔德所预料的那样，我无能为力，而我坚信，因非凡的才智屡次受到罗斯柴尔德家族褒奖的黑尔·包戈特纳（Herr Baumgartner）毫无疑问有能力解决这样的困难。
安塞姆·罗斯柴尔德在那次的谈话中说，他对黑尔·包戈特纳有着更多的期待，但是，包戈特纳不够现实，并不能胜任这份工作。我回答他说，在这件事上，我不能随意做出评断，因为我对这个职位并不是十分了解，也不了解黑尔·包戈特纳本人。努西欧（Nuncio）的突然来访打断了这次谈话。安塞姆起身要离开，我送他到门口时，他对我说，“你要记住我说的，我们随时都可能陷入危机当中；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这场危机在新年前就会爆发！”
这一席话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于是我就将这些事情告知你，因为你可能是唯一可以让我放心告诉这些事情的人了。
新皇后的婚礼风波
安塞姆·罗斯柴尔德对之后奥地利政府在一些事情上所采取的措施并不十分满意，不仅仅是黑尔·包戈特纳不称职的工作，而且他对奥地利政府没有向他征询他对国内金融和政治事务方面的意见而颇有不满。俄国的做法在西欧、英国和法国等地引起了暴力反抗，这样的反响甚至超过了位于多瑙河岸的皇城。英国担心俄国扶持梅特涅，法国新继承皇位的皇帝又特别敏感，他对沙皇对待自己的态度颇为愤慨。因为沙皇并不以君主之间的称谓称呼他，沙皇不叫他“皇帝”，而是仅仅管他叫作“先生”。从这种形式上的问题俄国沙皇清楚地表达出，自己有多么地不满意这位法国的新君主。而拿破仑屡次尝试意欲迎娶一位皇室血统的公主，不过最终愿望落空。1853年1月，为了报复他在斯德哥尔摩(瑞典首都)和柏林遭受的冷落，他大摆排场，风风光光地迎娶了妻子——欧仁妮·德·蒙特娇（Eugenie de Montijo）。欧仁妮的家族背景远远比不上那些公主，她随母亲于1852年来到了巴黎。这位来自法国宫廷的女子以她独特的魅力和智慧深深吸引了这位法国皇帝。欧仁妮其实是西班牙贵族后裔，她的家族曾经为拿破仑一世效命。
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对欧仁妮十分了解。她的家族并不十分富裕，但她却十分挥霍，常常向詹姆斯借钱，她也经常带着自己的女儿参加詹姆斯举办的舞会，其实，詹姆斯一直很留意着路易斯·拿破仑对这个西班牙女人日渐增强的好感，他是最早预感到这个充满魅力的漂亮女人有一天能成为法国皇后的人之一。当拿破仑邀请欧仁妮家族的女士们和其他宾客一起去康培尼（Compiegne）时，詹姆斯就特别留意拿破仑的一举一动。
在打猎和进行其他户外活动时，这位法国君主就有了很多机会接近欧仁妮，并与她交谈。欧仁妮很快向他透露了自己并不厌烦与其经常联络。不久，巴黎的每一个人都在谈论他们的皇帝对这个年轻女人的兴趣。很快就有流言说，皇帝已经打算要迎娶她。不过，随即就有两派对立意见形成，一派支持，另一派反对这桩婚事。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属于前者。虽然宫廷大臣们坚决反对，詹姆斯却有足够的把握确定这场婚礼势在必行。1852年12月31日，拿破仑召集了所有大臣们，宣布要迎娶这位年轻的伯爵夫人，不过这件事此时还是高级机密。所有大臣都极力劝阻他，不过据说拿破仑是这样回应了他们：
“绅士们，尽管我的政府尽了一切努力想要在我国与欧洲国家之间建立一种真正和平而又有秩序的团结的关系，然而，我们并未成功。尽管全国八百万的法国人民已经选举我为新的君主，但我们没能通过古老的外交政策劝服他们不要仅仅将我看成一个傲慢的法国新贵族。作为‘新贵族’，我不能期望拥有一段皇室之间的联姻，除非，像奥瑞里斯公爵（Duke of Orleans）那样，在向无数国家的皇室乞求之后，带回来一位谁都没听说过的公主。为了挽回自己以及授予自己王位的人民的尊严，这位‘新贵族’——人民的儿子——他被迫选择一位同样是贵族的女子做他的新娘。如果欧洲的各位君主因此事而感到不愉快，就要让他们记住，错并不在我，而是错在他们自己的外交官员上，因为是他们让我在此事上没有选择的余地。如果我会被禁止缔结‘政治联姻’，我将无论如何会因缔结了这样一个我中意的婚姻而感到欣慰。然而，我只需对我的人民为我的行为或是我疏漏了的事情做出解释，是他们将我扶上了王位，我在这件事上仍然要请求他们。我要告诉他们，如果议院不同意，我将写信给参议院和立法院。
大臣们要把对于这桩婚事的意见至少作为对国外外交的政治示威。法国皇帝本想迎娶华沙公主，但是由于国外外交压力未能成功。正如路易斯·拿破仑所说的那样，他已经被明确告知，他不可能成功迎娶一位公主。不管他做出多大的努力，最终都没能实现他的愿望，包括他曾想娶华沙公主的表妹凡·霍恩佐伦（von Hohenzollern）公主。
大臣们封锁了拿破仑要迎娶欧仁妮的消息，他们甚至没有告诉自己的妻子，因为他们始终抱有幻想，拿破仑不会举行这场婚礼。
詹姆斯特别关注欧仁妮的家人。在1853年1月在杜伊勒利（Tuileries）举办的一场舞会上，詹姆斯彻底消除了疑虑。胡贝纳在他回忆录的一些章节中回忆了有关当时的一些情况。只有个别有特权的人才被允许进入元帅的房间。詹姆斯·罗斯柴尔德护送着欧仁妮，亦即梅耶·德·蒙特娇（Andalusian Mlle.de Montijo）,而她的母亲正挽着詹姆斯其中一个儿子的手。詹姆斯认为他能为这两位女士在一张长沙发上挪出位置。一位大臣的妻子想要在所说的这张长沙发上坐下，却没找到空位。尽管最近听说了皇帝要娶梅耶·德·蒙特娇的传言，她还是和欧仁妮简短地交谈了几句。可当欧仁妮刚刚要坐下来，大臣夫人们就发现沙发被空出来了。
这两个西班牙裔的女士感到非常的尴尬。她们无助地看了看詹姆斯和他的儿子，不过看上去詹姆斯也觉得非常不自在。当拿破仑看到了这一幕，赶紧跑到她们两人面前，把她俩带到只有皇室才被允许进入的房间。这样的举动已然明确告知了俩人的关系，并很快引起了轰动；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件事的意味——皇帝就要迎娶这位年轻的女士了。
未来将能证明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在欧仁妮还未达到她人生顶峰的时候就厚待她的明智做法，将会为他带来丰厚的回报。这位未来的皇后并不喜欢银行家福尔德（Fould）,后者是她丈夫跟前的红人，处处受这位皇帝的保护，所以她极力避免与詹姆斯之间的关系破裂，因为詹姆斯似乎已经受福尔德胁迫而被迫退居幕后。
直到1853年1月22日（新年夜），拿破仑才向群众公开他决定要迎娶欧仁妮·德·蒙特娇的消息。当晚，与儿媳一起住在巴黎的所罗门·罗斯柴尔德举办了晚宴。晚宴上，人们唯一谈论的话题就是拿破仑的这场婚礼。这桩婚事自然而然让人们感兴趣，而拿破仑公开赞誉他的新娘，关于她，他这样描述道：“我娶了一位我深爱并且尊敬的女人。”
夏洛特男爵夫人（Baroness Charlotte）是安塞姆·冯·罗斯柴尔德的妻子，她这样评价这场婚礼：“一个男人可以爱一个自己不尊重的女人，然而，只有他真正尊敬她的时候，这个女人才能成为相伴他一生的伴侣。”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罗斯柴尔德家族义无反顾地站在了拿破仑的一边；当然了，他们会安排，以便让皇帝很快就能听到这段话。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奥地利大使胡贝纳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并没有什么好感；而他们之间的感觉其实是相互的。詹姆斯说他再一次希望能在巴黎派驻一名优秀的国家代表，其人应住得体面，而且生活有品味。胡贝纳多少有些嫉妒那位奥地利总领事（指詹姆斯·冯·罗斯柴尔德），这是因为安塞姆在宫廷的地位由于欧仁妮而日渐提升。按照奥地利传统的外交规则，他将总领事看作是一种附属职位，詹姆斯在社交圈及国内都享有较为重要的地位，这让他有些担心。结果是，胡贝纳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之间暗地互相给对方穿小鞋。詹姆斯设法以第三方的名义发出有色报告以降低胡贝纳在维也纳的地位，而胡贝纳阻止詹姆斯参加1月30日拿破仑皇帝在圣母院大教堂举行的订婚仪式。根据拿破仑皇帝的意愿，订婚仪式的首席司仪向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发出了邀请函，而按照惯例，邀请函理应由奥地利公使馆发出。不过黑尔·冯·胡贝纳从中作梗，扣下了理应发给詹姆斯的邀请函。拿破仑皇帝听说詹姆斯未能出席，就问了公爵，发现原来是奥地利大使扣下了男爵的邀请函。此事让拿破仑十分愤怒；3月3日晚，他在杜伊勒利的一个宫廷舞会上见到了詹姆斯，他走上前去，热情地与詹姆斯握手，而当天晚上，他没有与任何驻外大使交谈。
库贝克在巴黎有一个秘密保持书信来往的朋友，此人对胡贝纳同样怀有敌意，同时，他还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朋友。他对此事做出了如下的描述：“不幸的是，巴黎的一切都无法长时间地隐藏，拿破仑三世最终发现了黑尔·胡贝纳与罗斯柴尔德男爵不和。虽然法国有惯例，即领事理应与各位大臣或大使一起进入宫廷，然而黑尔·胡贝纳不愿意在公开场合承认罗斯柴尔德男爵是外交圈的一员。拿破仑三世得知两人之间的隔阂后，毫不吝啬地向罗斯柴尔德男爵示好，这样做就是为了让黑尔·胡贝纳知道自己对他的个性有多么的厌烦。”
这并不完全属实，这段描述曾经被一位名叫德布劳克斯（Debraux）的记者修改润色过，他曾经是奥地利总领事馆临时雇佣的职员，一直预谋着要对付胡贝纳。拿破仑与詹姆斯之间的关系还不是特别亲密；不过詹姆斯曾经很照顾欧仁妮，而且在自己决定要和欧仁妮结婚的时候，坚持站在了自己的一边，因此这位法国皇帝对詹姆斯还是心怀感激的。在国家的金融事务上，拿破仑还是继续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对手——福尔德家族和皮埃尔家族寄予厚望，尽管后者曾经被他严厉指责过。胡贝纳一点儿也不同情那些想对国家政务指手画脚的金融企业家们。“在法国以外的国度里，”他曾经用十分轻蔑的语气说道，“在那些地方，没有长达六十年的革命发生过，一切还完好无损，而在法国，感谢上帝，还是存在阶级；可是在这里，金钱就是一切，在人民的眼里，罗斯柴尔德家族和福尔德家族拥有着优先权。”和总领事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了胡贝纳错过了许多重要的信息；因为罗斯柴尔德已经获得了在巴黎所有阶级都望尘莫及的地位。詹姆斯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能获得所有事情的一手资料，而这些信息是胡贝纳无法知晓的。当詹姆斯占据在外交界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时，胡贝纳就越来越后悔了。被俄国沙皇的态度激怒的拿破仑皇帝，逐渐开始接近英国，因为他认为这样便可以代表被威胁的土耳其而挟制俄国。
战争终于爆发了
皇帝婚礼的风波过去之后，是战是和的问题成为大臣之间、沙龙里、俱乐部里，甚至街道上人们乐谈的话题。人们已经开始认为这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这样的传言让詹姆斯有些担心。胡贝纳认为此时的詹姆斯因为对战争的恐惧而“明显地士气低落了”。
不过事情并不是很糟糕，因为詹姆斯在英国的侄子告诉他，英国也将起诉俄国，他听维也纳的安塞姆说，即使奥地利不主动干涉，奥地利也会从俄国撤兵，绝不会参战。虽然罗斯柴尔德家族总是会认为战争会严重干扰他们家族的正常活动，因此，和平是很重要的。家族内部成员在这方面意见十分一致，这让当时处于恐惧战争阴云下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多多少少有了些许安慰。然而，他们特别关注1840年以后他们家族已然日渐减少的影响力，因为他们已经无力认真思考如何反对拿破仑的宣战政策，也不能轻易尝试阻止皇帝了。
1854年3月12日，英法与土耳其缔结了联盟，而此时，沙皇还没有回应他们关于解散多瑙河边各个公国的要求。战争最终爆发了，就是后来以战争爆发地命名的克里米亚战争。
看到战争已经爆发，罗斯柴尔德家族坚决地站在了他们居住国的一边。克伯格（Coburg）的厄尔内地特公爵（Duke Ernest）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讲述了当时的情况，他说，早在3月4日罗斯柴尔德就告诉自己，他即使倾家**产也要支持这场与俄国的战争。这样的态度也可能是由于在俄国，犹太民族被残酷镇压。
战争在进行，罗斯柴尔德家族与科瑞迪特·莫比里尔家族（Credit Mobilier）的对抗也在升级，而后者有政府做后台而获得了更有权势的地位，参与到更多的政务中来，而且他们家族的活动范围已经涉及到了法国本土以外的地区。他们向当时状况堪忧的维也纳内阁提供预付金，因为后者因军队准备急需一大笔钱。奥地利威胁俄国，但实际上并没有攻打俄国，她与西方强国结成联盟，却没有与他们合作。这种政策造成了奥地利与两方都有了矛盾，而且代价还很昂贵。奥地利金融困境越来越严峻，于是国家考虑要卖掉铁路。1852年，奥地利君主拥有国家所有的铁路，除了诺德巴赫（Nordbahn），那儿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和由西纳家族（Sinas）的维也纳-拉巴哈集团控制的地区。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维也纳的对手——西纳家族（Sinas）、艾斯克里斯家族（Eskeles）以及皮埃尔家族积极支持国家铁路权落入科瑞迪特·莫比里尔家族手中，同时他们也能作为股东一起遏制罗斯柴尔德家族。这样的战略当然令罗斯柴尔德家族相当不愉快，因为倘若国家其他所有的铁路，包括北部的铁路，都落入了对手的手中，那么就将形成对他们的诺德巴赫（Nordbahn）的严重威胁。于是，他们立刻发表声明，反对这样的计划，尽管在一开始起了一些作用，但最终无法阻止这项计划的实施。
执行这项任务的董事会被命名为“I.&R.奥地利特许国家铁路公司”，董事会里包括了两个皮埃尔家族的成员，阿道尔夫·福尔德（Adolph Fould）、拿破仑同父异母的兄弟莫奈公爵(Duke of Morny)以及巴郎斯·乔治·西纳（Barons Georg Sina）、丹尼尔·艾斯克里斯(Daniel Eskeles)、路德维格·皮埃尔(Ludwig Pereira)，他们各个都是罗斯柴尔德的敌手。巴郎斯·乔治·西纳（Barons Georg Sina）前往巴黎，由胡贝纳大使引荐，进入了法国政府，而胡贝纳对于此事极力隐瞒罗斯柴尔德。政府有两个极其充分的理由实施这项计划。政府想要协助科瑞迪特·莫比里尔家族做更大的生意，因为他们是皇帝的资助者，而且还想让奥地利站在西方国家的一边。不过巴黎的当权者想要再等待一段时间，因为担心他们的一大笔贷款会因为这家新成立的铁路公司而受到影响。
普鲁士首相决定利用巴黎的犹豫，想要借此让本国的西汉德朗家族财团（Seehandlung）力争得到奥地利铁路权。然而，普鲁士的这个想法并没有打动维也纳铁路公司的董事们，他们认为把国家的铁路权交给普鲁士的公司会让奥地利在其他联盟国面前蒙羞。就算法国可能推迟几个月做最后决定，他们还是宁愿与法国交涉铁路出让事宜。
罗斯柴尔德家族用了所有的手段想要阻止奥地利出让铁路的计划。安塞姆在维也纳召集了包括梅特涅和库贝克在内的一些政府权威人物，一同商谈此事（其实，库贝克本人就极力反对国家出让铁路权）。安塞姆的叔叔詹姆斯在巴黎也采取了和侄子类似的做法，不过没有起到什么效果。他们两人只被认为是实力不相上下，随时想要超越对方的竞争对手。
1855年1月1日，奥地利部分铁路被科瑞迪特·莫比里尔家族以两百万基尔德买走，但是这些铁路当时的建造费用高达九千四百万基尔德。国家保留了南部和伦巴第-威尼斯地区的铁路权。有意思的是，这项协议直到签订之后才对公众公开。这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们家族曾经为奥地利君主奠定了铁路系统的基础，曾经急切地要把国家大江南北的铁路权收入囊中，现在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被对手威胁到自己的诺德巴赫（Nordbahn）铁路控制权。
安塞姆·罗斯柴尔德向库贝克详细阐述了科瑞迪特·莫比里尔家族和政府之间的这项铁路协议的本质，并向其说明这项协议对奥地利有多么不利。他们两人都批判这协议是“可耻的交易”。
科瑞迪特·莫比里尔与罗斯柴尔德之间的家族矛盾现在在奥地利也逐渐升级了；前者尽一切可能让维也纳股票交易所的诺德巴赫（Nordbahn）股票大跌，而后者竭力让新成立的国家铁路公司的股票走低。不久两个大家族开始争夺奥地利政府控制的剩下那几条铁路的拥有权。罗斯柴尔德家族铭记错过机会的教训，所以分外努力要拿到苏德巴哈地区（Südbahn）的铁路权。
奥地利政府并没有察觉安塞姆有任何的不快，在1855年2月，安塞姆还和一些金融企业家一起为庆祝伊丽莎白女皇第一个孩子的即将降生而大做慈善事业。有一件可能是碰巧的事表明西纳男爵（Baron Sina）在上一年很可能和政府做了笔很大的生意，利润相当丰厚，因为他捐助慈善事业高达5000基尔德，而安塞姆只捐出了4000基尔德。不过，安塞姆受他在巴黎的叔叔詹姆斯激励，正打算搞一次和巴黎差不多的运动来反抗科瑞迪特·莫比里尔家族。他得到了梅特涅和库贝克的支持，不久又获得了金融大臣的拥护，所以安塞姆得以很快地开展这次运动了。
同时，克里米亚战争还在持续。罗斯柴尔德家族每天都向战士们运输物资支援他们；他们为英国的一千六百万英镑的贷款做了担保，而詹姆斯向法国九月的战争费用提供了七亿五千万法郎的贷款。罗斯柴尔德家族还参与了土耳其一笔贷款的担保,尽管应该特别注明这笔贷款是以英法两国作为担保人的。
罗斯柴尔德家族通过他们的行动表明了他们坚信在这样遥远的地区发动战争是一种冒险，而联军会取得这场战争最终的胜利。由于有许多人，特别是在英国，已经开始担心这场战争会为他们的国家带来危机，所以想尽快甩出他们的债券，因此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以便宜的价格收购债券，而且还能以较有利的利率承担贷款的风险。他们没有盲目地对英国的每一笔贷款都承担风险。在取得了多场战役的胜利之后，九月盟军又占领了赛宝斯特普（Sebastopol）要塞。尼古拉斯沙皇的军队伤亡惨重，俄国国内的厌战情绪都让西方国家看到了夺取最终胜利而早日结束战争的希望。虽然罗斯柴尔德家族所处的地位确实让他们很难考虑到别人，不过他们又一次下对了赌注。但是，其实他们本可以继续不参与金融交易，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又一次进入了金融界。当他们意识到无法阻止战争的爆发时，他们决定要以国家利益为重，为此他们为祖国奉献了许多；当盟军最终获得克里米亚战争胜利的时候，他们忙于聚敛财富，提高自己家族的威望。
充满哀伤的一年
在这一方面，1855年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值得欣慰的一年。但是这又是充满哀伤的一年，因为家族里的三个兄弟都在这一年死去了。第一个是卡尔，他死于1855年3月10日，终年67岁。他生命的最后两年是在忍受失去他深爱的聪颖的妻子爱德尔海德（Adelheid）的悲伤中度过的。他留下了三个儿子。最大的叫梅耶·卡尔，他被指定继承安塞姆在法兰克福的重要地位，因为安塞姆没有子嗣。年纪最小的是阿道尔夫（Adolph），当时只有27岁，他接管了那不勒斯（Naples）地区的家族事业，这个家族当时还只是有非常有限的影响力，此前一直依靠波旁家族（Bourbons）掌权而维系。由于有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介入，那不勒斯（Naples）与萨蒂尼亚（Sardinia）和波普（Pope）家族之间的生意曾经中断了很长时间。阿道尔夫（Adolph）与安塞姆的女儿茱莉亚（Julia）结婚。
接着，梅特涅的老朋友和合作伙伴所罗门·罗斯柴尔德也去世了。他曾因梅特涅的垮台而被驱逐出维也纳。在法兰克福短暂逗留了一些日子，所罗门最终定居在巴黎。他心爱的女儿贝蒂（Betty）在那里嫁给了他的哥哥詹姆斯。自从他离开维也纳后，他就不再插手自己家族的生意了。1849年，由于其他家族成员不赞同他在革命期间及革命结束后的态度，所罗门的账户因此被冻结。不过最后是他的长子安塞姆正式掌管维也纳的家族事业。安塞姆努力挽回他们在家族的原有地位；在他的父亲还在世的时候他就成功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给了科瑞迪特·莫比里尔家族沉重的一击。依靠奥地利驻巴黎大使的支持，艾萨克·皮埃尔（Isaac Pereire）向帝国政府提议要在维也纳成立一家类似于科瑞迪特·莫比里尔公司的企业。但是，罗斯柴尔德早就预料到了他的这项计划，他们将一些很有影响力的重要人物组织到了一起，包括弗斯滕伯格公主（Princess Fürstenberg）、思琪沃森伯格公主（Princess Schwarzenberg）、奥尔施佩格（Auersperg）和霍泰克伯爵（Count Chotek）；奥地利金融部门允许由罗斯柴尔德和拉缪尔（Lamel）领导的这支团队成立一个贸易工业信用协会，但要求要具备科瑞迪特·莫比里尔家族公司的必要特点。不过，这个协会其实是创办者们用来阻止科瑞迪特·莫比里尔家族进入奥地利的手段。在五十万股份里，有五分之二是为赞助商预留的，这些创办者们为了购买协会的必要设备要支付这些股份的名义价值的三分之一。在非常有效地宣传之后，公众买走了剩余的股份。在被称为“创办者幸运年”里，这些股票很快疯狂升值，后来涨至最初名义价值的两倍之多。但是信用协会比科瑞迪特·莫比里尔家族更加谨慎保守，这样的保守政策在后来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了。
同时，已经82岁的阿姆斯洛·梅耶·罗斯柴尔德（家族事业在法兰克福的负责人），是罗斯柴尔德家五兄弟中最年长的，他当时病得很严重。1855年12月6日，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老年的阿姆斯洛有着一张东方特色的面孔和一头雪白的银发。他模仿古代犹太人，总是穿着一件敞开的阿拉伯长袍。他随时随地都在想着他的工作、他的生意。在他垂暮之年，老阿姆斯洛总爱自己调侃自己，他的医生比斯马克（Bismarck）总喜欢把这些老阿姆斯洛拿自己寻开心的故事讲给别人听。老阿姆斯洛在81岁的时候请来了这位医生为自己看病，其实阿姆斯洛·梅耶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比斯马克医生为他做了详细的检查，然后问他说：“男爵，您在想些什么啊？您能活上一百岁！”阿姆斯洛·梅耶笑着回答说：“您在说什么呀？如果上帝只让我活到81岁，他就不会在100岁的时候带走我。”
阿姆斯洛·梅耶·罗斯柴尔德一生远离政治。他是一个天生的保守派，虽然对奥地利政府很友好，但是不主张诸如犹太复国主义之类的激进思想。他于1845年表明自己的立场，他说，只有上帝的意愿才能让犹太民族复兴，他把自己在北美购买一处地产来安置犹太人的想法解释成是与他无关的一次炒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