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领导者，在兵法上的临机果断，能以智取胜。同样，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商场上，从领导者的因素考虑，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你的声势如何庞大，而是你的机智与果断。在任何情况下，能够临危不惧，临机果断，活用疑兵退敌之计，这才是大将所为。
临机果断 从容应敌
兵法上往往讲究用兵之计，有了好的计谋，战斗就胜利了一半。李世民善于用兵，他可以在一时无法集结援军的情况下，制造假象，虚张声势，吓退敌人。
隋朝末年，由于炀帝杨广统治残暴，内政腐败，连年用兵，于是东突厥迅速强大起来，一时成为隋朝北方的重大隐患。大业十一年(公元616)，发生雁门之围战役，在这次战役中，年轻志士李世民开始显露出他的勇敢机智的军事才能。
大业十一年四月间，隋炀帝任命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李渊携家眷至河东。同年八月，炀帝巡视北边，突然遭到突厥始毕可汗数十万骑兵的围攻，由此发生了一次戏剧性的事变，史称“雁门之围”。
这一天，炀帝杨广一行过了雁门关(今山西省代县)，往北进入牧区，正放眼欣赏旖旎的草原风光，忽见远处急驰而来的两匹快马。眨眼间来到杨广面前，从马上跳下一位突厥打扮的人，呈给杨广一封密信。杨广打开信，见是义成公主亲笔写的。义成公主是杨坚宗室的女儿，也即杨广的侄女，当年文帝杨坚把她许配给突厥酋长启民可汗，结成姻亲关系。大业五年(公元61O)，启民可汗病亡，他儿子咄吉即位，称作始毕可汗，按部落原始婚姻风俗，义成公主又成为始毕可汗的可贺敦(即妻子)。 这样，杨广与突厥酋长始毕可汗也是亲戚了。然而，杨广竟无事生非，鼓动始毕可汗的弟弟叱吉没与他哥哥作对。不曾想叱吉没并不和杨广一心，而将此事告诉了哥哥，始毕可汗大怒，遂与隋朝断绝了往来。
正值始毕可汗听说炀帝杨广巡视北边，只带领两万骁勇禁卫军，于是便召集几十万兵马，进攻隋炀帝。义成公主担心隋朝没有防备会吃亏，便写信向叔父杨广密报这个消息。杨广看罢义成公主的信，吓得立即往回返，哪知刚进入雁门关，始毕可汗即率大军追了过来。由于突厥大军全是骑兵，进军的速度极快，烟尘滚滚而来，转眼间兵临城下，将小城雁门关包围了个水泄不通。杨广壮着胆子，虚虚地登上北城楼察看敌情，见突厥骑兵之多，一眼望不到边，吓得他冷汗直流。也就在这时，突厥兵一齐往城楼上射箭，一支箭射中杨广头上的皇冠，吓得他扑通一声坐在地上，情不自禁地失声大哭起来。直到哭够了，杨广才想起召集大臣们商量退兵之计。有人提出让皇帝带三千骑兵突围，但大部分人反对，认为三千骑兵要突破几十万大军尽管并非没有可能，但凶多吉少，风险太大，应该派人到四方调兵救援，再派人去突厥让义成公主帮忙。
当时，年仅十八岁的李世民，隶属于屯卫将军定云部下在五台山脚驻扎。他向将军定云建议：“始毕敢举兵围天子，必谓我仓猝不能赴援之故也。宜昼则旌旗数十里不绝，夜则征喜相应，虏必谓救兵大至，望风遁去。不然彼众我寡，若悉军来战，必不能支。”李世民在分析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前提下，不仅表现出他军事才能的“多旌旗鼓为疑兵”的策略，也表现出他初生牛犊不畏虎的气概。“多旌旗鼓为疑兵”，也即在一时无法集结援军的情况下，制造假象，虚张声势，吓退敌人。
听从了李世民的计谋，定云立即制做旗帜筹集钲鼓，短短三天时间，五台山脚下处处飘扬着隋军旌旗，夜里钲鼓声阵阵，不绝于耳。始毕可汗得到侦得而来的消息，果然以为隋朝来了大量援军，不禁心虚起来。义成公主也派人报告始毕可汗，说突厥有紧急战事，让他立即返回。于是，始毕撤兵而北走。
李世民初次从军，虽然没有通过实力建立的什么功劳，但他，却献有退敌之计，展现了机智灵活的才华，同时也体现了李世民“玄鉴深远，临机果断”的性格特点。临机果断，临危不惧，这才是一名合格的领导者。
以少胜多善用谋
在战斗中，善于用计谋的人，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不善用计的人，则损兵折将，落荒而逃。善用计谋是作为一个领导者的必备因素，李世民在这方面是我们当之无愧的榜样，他能够先发制人在战斗中取得主动地位，也可以后发制人以弱制强、以少胜多。
解围雁门是李世民军事生活中的一次牛刀小试，而在镇压甄翟儿起义军的战役中，李世民则明显有些锋芒展现了。
甄翟儿是魏刀儿起义军的一名将领。大业十一年二月，魏刀儿在上谷自称历山飞，拥众十余万，北连突厥，南寇燕、赵。次年四月，别将甄翟儿又率众骚扰太原。隋朝将领潘长文就是在此役中被打死的。
大业十二年(公元617)，李渊奉诏为太原道安抚大使，以后又升为太原留守。因次子李世民少好弓矢，喜谈兵事，又时时表现出一定的军事才能，因而李渊把他带在身边，权且把他当作军事参谋来用，而把建成、元吉等留置在河东。这样，李世民就有机会随李渊来到太原，参加了镇压甄翟儿起义军的行动，有了进一步的军事实践。
大军至西河郡永安县雀鼠谷，双方发生了激烈的遭遇战。甄翟儿的部众多达二万余人，李渊所率步骑只有五六千而已。史载：王威及三军成有惧色，帝(李渊，下同)笑而谓威等曰：“此辈群盗，惟财是视，频恃再胜，自许万全。斗力而取，容未能克；以智图之，事无不果。所忧不战，战必破之，幸无忧也。” 须臾，贼阵齐来，十许里间，首尾相继。……帝乃分所将兵为二阵；以赢兵居中，多张幡帜，尽以辎重继后，从旌旗鼓角，以为大阵；又以麾下精兵数百骑，分置左右队为小阵。军中莫识所为。及战，帝遣王威领大阵居前，旌旗从，贼众遥看，以为帝之所在，乃帅精锐竞来赴威。及见辎驮，舍鞍争取。……帝引小阵左右二队大呼而前，夹而射之，贼众大乱，因而纵击，所向摧陷，斩级获生，不可胜数，而余贼党老幼男女数万人并来降附。
站在维护隋朝统治者的立场上，这是一场镇压农民起义的战役，李渊身为隋将，不得不为。此次战役的布阵设置是否出于李世民的建议，不得而知，但和李世民提出的“多旌旗鼓为疑兵”是很相似的，也或许是李渊父子灵犀相通，精于战术之缘故，致使此役化险为夷，取得了胜利。
据《旧唐书》记载，由于敌众我寡，李渊陷入义军阵中，“太宗以轻骑突围而进，射之，所向皆披靡，拔高祖于万众之中。适会步兵至，高祖与太宗又奋击，大破之。”这里对李世民骁勇超众的盛赞，可能有所夸大，但李世民善于骑射，善用骑兵战术，大有“所向披靡”的气魄，以少胜多，却也是事实。
李世民出于贵族子弟的立场，积极镇压农民起义军，本不值得肯定，然而封建历史是既定的，社会也是这样发展的，历史风云的变幻是不以后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由此却能看出他的军事才能。作为一名希图有所作为、正值改造世界壮志的青年，李世民显然比其父亲更具有顺应时代潮流的勇气、更少些思想的桎梏。他的可贵处在于，经过太原保卫战中的雀鼠谷战役，他能够领悟到处理农民起义如禹治水，宜疏而不宜堵，单靠镇压的办法是行不通的。他曾对其父李渊说：“今盗贼日繁，遍于天下，大人受诏讨贼，贼可尽乎?要之，终不免罪。”李世民毕竟是贵族出身，尽管他已看到隋朝将亡，他自己也已有“潜图义举”的思想，但面对农民起义，却又毫不手软，将其作为“盗贼”来看并采取坚决镇压的措施。在这一点上，他和隋朝统治者的利益是一致的，而这也是他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
人与人的竞争、对抗活动不能机械地套用自然界“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规律。因为人是有能动性的。人与人的竞争、对抗活动可以把双方的能动性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来。“以劣胜优”的优与劣主要是指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以往的战争中，衡量军事力量的优与劣，又多是以数量来作比较，以装备来作比较。因此，“以劣胜优”也就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变被动为主动
主动与被动的转化往往在顷刻间完成,然而，其差异却如天堂之于地狱,一个成功一个失败。行军打仗，如果得到主动权，牵着敌人跑，还怕敌人不乖乖投降？赤壁之战，曹操兵多将广，但却使铁链固船，将灵活主动拱手相让，周瑜火攻之，遂溃败；英法坐拥强大帝国实力却对法西斯一再“绥靖”，导致二战初期被德式坦克碾的支离破碎……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主动为“王”，被动为“寇”，历史的记录已经说明了这一道理。
武德三年(公元620)七月，李世民平定了西北割据势力，又奉命率大军出关东征时，李密、宇文化及等都相继失败，关东中原地区只剩下王世充、窦建德两支武装，江南则仍然有杜伏威、萧铣两股力量。
李世民出关东征，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王世充和窦建德两大势力的问题；其次，盘踞在长江中游的萧铣也已被李世民军困于江陵；另外，在幽州的罗艺也归附了唐政权，从北方牵制了窦建德军的力量。如此一来，王世充、窦建德实际上四面都受到了唐军威胁，因此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李世民出关东征，在战略上居于极为有利的主动出击的地位。
王世充是祖籍西域的胡人，开皇时期以军功拜仪同，授为兵部员外郎。于武德二年四月在东都洛阳当了皇帝，建国号为郑。以后又乘刘武周南下之机，夺取了唐在河南的部分土地，扩大了势力。但由于王世充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其政权内部派系争斗，矛盾重重，因此决定了王世充集团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地位的暂时性。同年七月，当李世民率军至新安时，王世充又加强其外方州镇的部署，自己亲率三万人马迎击唐军。
李世民极为重视对王世充之战，在战术上也作了重要的部署。与此同时，李世民也亲率三万大军屯于洛阳以北的北邙山，连营以逼之。这样，就形成了唐军对东都的包围圈，断其粮饷，切其后援，使王世充处于孤立无援，被动挨打的形势。
武德三年八月，各路唐军对王世充发动进攻。迫于军事压力，王世充洛阳外围的州县官吏纷纷降唐。李世民对所降官吏一律保留原职，不作大的变动，“于是河南郡县相继来降”。这样就切断了洛阳对外的联系，使洛阳完全变成一座孤城。
据记载，曾有一次李世民率五百骑巡行战地，登上北邙山的魏宣武陵，王世充率步骑万余突然围了上来。王世充的大将单雄信擎槊直刺世民，尉迟敬德跃马大呼，横刺单雄信坠马，此次交手使王世充人马稍微退却。尉迟敬德保护李世民突出重围而复又率骑兵还战，出入王世充军阵，往返无人敢挡。行台尚书左仆射屈突通引大军继至，王世充兵大败只身逃跑。此次遭遇战，虽然王世充兵败，但也不可小觑，还是有相当的战斗力的。
但由于王世充对洛阳城守御极严，备有飞石的大炮和能射五百步的八弓弩箭，加之唐军将士“皆疲弊思归”，连总管刘弘基也向李世民请求班师。李世民素来讲究“再坚持一下”的艺术，这次又以“今大举而来，当一劳永逸。东方诸州已望风款服，惟洛阳孤城，势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弃之而去!”而一如既往，于是下令军中：“洛阳未破，师必不返，敢言班师者斩!”
此时，得知洛阳前线的军情的李渊，也密敕李世民班师西还。李世民则坚持认为“洛阳必可克”，并派一名叫封德彝的参谋军事西还入朝，向李渊说明对洛阳前线的看法。李世民信中说：“世充得地虽多，率皆羁属，号令所行，惟洛阳一城而已，智尽力穷，克在朝夕。今若旋师，贼势复振，更相连结，后必难图!”于是李渊认同了儿子的主张，让他继续围攻洛阳。这些都表现了李世民作为军事家的远见与胆识。
洛阳城由于长期被困，一个月之后，粮食供养严重缺乏，连公卿贵族也糠皮粗屑都不充足，草根木叶全被百姓吃光，死者满目，横陈道旁，城中居民三万家口骤然减至三千余家。正如李世民所料，此时洛阳城破指日可待。
在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细节，我们对“主动”与“被动”开始更充分认识，“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我们更呼唤时代的英雄；虽然这个色彩斑斓的世界迫使很多人开始调整自己的思维，可“被动”是客观存在的，如何“主动”需要更多思考。主动与被动在很多行为的过程中都需要更好地把握。
大敌当前亦从容 两军相逢勇者胜
古今中外的许多名将和领袖，都具有从容不迫、指挥若定的气度和雅量，这使得他们得以屡屡化险为夷、大胜而归。最为令人感叹的是，在“行动的高温”里，成功的领导者仍能保持从容不迫的气度。做到从容不迫，不只是一种勇气，也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气质。没有从容难有清醒。正所谓，商场如战场，两军交战在所难免，此时，领导者一定要有从容不迫的气度，莫自行乱了分寸，不战而败。
“武牢之战”是李世民军事艺术实践的代表之作，更是唐初统一战争的关键一战。这场战役中，李世民表现出超人智慧和过人的胆识。
隋朝末年，群雄并起，夏政权的领袖窦建德于武德二年八月，率兵十余万，先是攻取了唐之洛州、相州、黎阳等地，并又攻占王世充的卫州、殷州及新乡等地。很快便发展为可以与洛阳的郑和长安的唐相鼎立的势力。武德三年，当李世民围攻洛阳时，窦建德则利用了唐、郑交战的机会乘机发展势力，巩固和扩大了自己在山东和河北的地盘。起初，窦建德想让唐、郑苦斗，各自消耗实力，他好待机而收渔人之利。后来又看到洛阳危急，王世充势力有被消灭的危险，便决定出兵救郑。
面对新的战场形势，李世民就在青城宫召集将佐，计议对策。以萧璃、屈突通、封德彝为代表的一派意见认为：唐兵疲劳，王世充据守坚城，一时难以攻下，窦建德乘势而来，兵锋甚锐，使唐军腹背受敌，不易抵挡，不如暂避其锋，撤围退守新安，以后计划进取。而以郭孝恪、薛收为代表的另一派则认为：“世充保据东都，府库充实，所将之兵，皆江、淮精锐，即日之患，但乏粮食耳。以是之故，为我所持，求战不得．守则难久。若纵之至此，两寇合从，转河北之粟以馈洛阳，则战争方始，偃兵无日，混一之期，殊未有涯也。今宜分兵守洛阳，深沟高垒，世充出兵，慎勿与战，大王亲率骁锐，先据成皋，厉兵训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劳，决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过二甸，两主就缚矣!”
权衡利弊，比较两种主张之后，李世民英明果断地同意了郭、薛二位将领的建议，并进一步分析认为：“世充兵摧粮尽，上下离心，不烦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将骄卒惰，吾据武牢，扼其咽喉。被若冒险争锋，吾取之甚易。若孤疑不战，旬月之间，世充自溃。城破兵强，气势百倍，一举两克，在此行矣。若不速进，贼人武牢，诸城新附，必不能守；两贼并力，其势必强，何弊之承!吾计决矣!”
于是李世民命屈突通等辅佐李元吉围困东都洛阳，自己亲率精骑三千五百余，急奔武牢，以阻挡窦建德的西进。在这种情况下，著名的武牢之战发生了。
武德四年(公元621)三月癸末，李世民率军至武牢。一路上布下三处伏兵，分别由李世勋、程知节、秦叔宝率领。自己和尉迟敬德只带四名骑兵前往夏军驻地，离营三里时，遇上夏军巡逻。李世民为了引诱夏军主力出来决战，他不顾危险，大呼：“我秦王也。”并引弓而射，中一敌将。窦建德闻讯，立即派五六千奇兵来追。李世民等人且战且退，引敌进入伏击圈，从而重创夏军。但因这次窦建德军主力并未出来，因此李世民的伏击也未达到预期目的，双方势均力敌地相持了一个月左右。
是年四月，窦建德军队数战不利，军心有所涣散，将士思归，运粮道又遭到了唐将王君廓的抄袭，大将张青特也被唐兵俘虏，形势对夏军极为不利。在洛阳的王世充惟恐窦建德丢下他不管，频频遣使告急，又用钱财贿赂窦建德的将领，终于使窦建德没能采纳凌敬的合理建议，而与唐军胶着于虎牢关前，越来越陷入被动。
为突破僵局，寻找战机，当窦建德得知唐军战马饲料用尽，欲到河北放牧，便立即出动全军，在汜水东岸布阵。其实这正中了李世民的诱敌之计，将窦建德引了出来。
尽管中计，然而猛虎出洞，气势非凡，窦建德不仅兵多势众，而且阵势井然。李世民派遣小部队进行不问断骚扰和袭击，这当然不能损伤窦军的实力。此时窦建德已实在耐不住了，他想决战一场，胜了能解洛阳之围。他统率全军，擂鼓鸣号，向武牢关前进，大军前后长达二十多里。夏军如此阵势，使一些唐将产生畏惧心理。李世民登高了望后，对诸将说：“贼起山东，未尝见大敌，今度险而嚣；我按甲不出，彼勇气自衰，陈久卒饥，势将自退，追而击之，无不克者。与公等约，甫过日中，必破之矣!”
果然不出李世民所料，窦建德列阵自晨至午，士卒饥倦，皆列坐，又争饮水，已无斗志。此时李世民把握战机，命宇文士及等率三百骑经窦建德阵前驰南而上，并告诉宇文士及：若遇窦建德军不动，则引军而归，动则引兵东出，诱敌而击之。
宇文士及引军三百，赶到窦建德阵前，敌阵果动。李世民当即下令，说：“可以出击!”便命令士兵直奔窦建德的大营中帐，而窦建德此时正在接受百官朝拜，行礼如常，发觉唐军来袭，那些文官们东躲西藏，闹得窦建德碍手碍脚，指挥不灵。一时间，夏军兵败如山倒。李世民亦率轻骑先进，大军继至，东涉汜水，直逼其阵。唐兵猝至，所向披靡。
李世民亲率史大奈、程知节、秦叔宝、宇文歆等发动进攻，出其阵后，扬旗呐喊，使窦建德将士士气顿失，不战而自溃。唐军追击三十里，斩夏军首级三千。窦建德中槊负伤，被擒。李世民囚窦建德等至洛阳城下，示威王世充。王世充见状自然惊惶不已，只得献城投降。历时两个月的武牢之战至此以一石二鸟的胜利宣告结束，唐朝的统一战争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
李世民因军功卓著，被李渊加封为天策上将，地位在诸王公之上，并设立天策府及其府属，作为他在军事上的顾问决策机构。至此，李世民的军事权力亦达到高峰。他的军事才华和战争指挥艺术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从容对敌，临危不乱是战斗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因素，也是一个领导着必须具备的能力。领导是一个团体活动的中心人物，如果领导自乱阵脚，那无异于自动投降，自取灭亡。因而，作为一个领导，具备从容应战，临危不乱的素质是必然的前提。
未雨绸缪方能做到胸有成竹
古人云：“万事具备，只欠东风”,表达了一种料事如神，胸有成竹的心态；今人说：“机遇偏爱有准备的人”。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有所准备，有所计划，这样，事情来了，才不会慌了手脚，做到心中有数。作为一个有抱负、有远见的年轻军事家、政治家，李世民懂得，欲为“天子”就要给自己铺好路，待时机一到，便荣登宝座。李世民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了，因而 ，唐朝的太宗便成了李世民。
机遇不是等来的，而是自己创造出来的。这一点，在李世民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作为一个有抱负、有远见的年轻军事家、政治家，李世民懂得，天下动**不安之时，要靠军事实力削平全国各地割据之雄。而要征伐战斗，就必须依赖于善战的武将。然而，战争毕竟是有阶级性的，战争的目的是获得政权，这个目的一经达到，方略就会变成另一种样子，旧的方略便不再适用于新的形势。这是因为，政权只能由马上得之而不可在马上治之。这时，就需要文才儒学之士了。因而，早在晋阳起兵前，便有所留心，在晋阳“密招豪友”，通过“推财养客”的手段，培植、结交了一些地方势力，培养自己的政治势力。这些人对李世民“莫不愿效死力”。
在他所搜罗的人才中有一名叫杜如晦的人，此人在隋时已被人视为“当为栋梁之用”的人物，平定长安后，李世民将他引为秦王府兵参军，不久又被李渊调离秦府，任陕州总管府长史。当时秦王府记室房玄龄向李世民说：“府僚者虽多，盖不足惜。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之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无所用之；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莫可。” 李世民闻听大惊，道：“尔不言，几失此人矣。”李世民遂奏留杜如晦为府属。可见，此时的李世民已有“经营四方”的大志，而不甘于“守藩端拱”了。由于李世民对杜如晦、房玄龄等早期人才的搜罗，此风已开，一干才俊便逐渐开始形成了以秦王李世民为核心的政治集团。
统一战争中，李世民又乘机罗致了大批将才，使自己的手下有颇多名将。如在破刘武周时招抚的著名将领尉迟敬德，此人不但在洛阳之战中救李世民于单雄信槊下，而且在后来的玄武门之变中，亦有上乘表现。又如屈突通，原为隋朝大将，其人性刚毅，好武略，善骑射，后兵败降唐，乃为秦王府行军元帅长史，并从平薛举，又讨王世充，功不可没。
这样的人才后来更多。再如刘师立，初为王世充将军，洛阳平定后，本当诛戮，但因秦王惜其才，特免其死，为左亲卫，成为手下的亲信。张公谨初为王世充洧州长史，降唐后，因李世勋与尉迟敬德的推荐，被秦王引入幕府成为心腹。又如侯君集、李群羡、田留安、戴胄都成了李世民的心腹爱将。
用一个政治家的眼光来看待统一，李世民敏锐地感觉到文治之重于武功的好处。正是凭着这种延揽人才的思想，李世民引入并重用了儒生房玄龄和杜如晦。
房玄龄自幼聪敏，在秦王府十几年中掌典管记，对李世民忠心耿耿。每次战争之后，“众人竞求珍玩，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乃有谋臣猛将，皆与之潜相申结，各尽其为。”昔在秦末，刘邦率军攻人成阳阿房宫，一些将军们纷纷掠珍玩、掳女人，惟萧何则直奔秦朝的籍簿和文册。房玄龄有轻物重人之德，真是比之汉朝萧何有过之而无不及。
此外，李世民用人不避亲，他所任用的自己的妻兄长孙无忌，从小就和自己是好朋友，随后跟着李世民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
李世民以武定祸乱，出入行走之时，跟随的都是骁武的勇士。到了天下已定之时，又建立弘文馆，招揽了诸如于志宁、姚思廉、苏世长、薛收、褚亮、盖文达等人才。这些人后来便成了李世民政治上的决策团，也是他的智囊团。
李世民在进兵关中以及统一全国的过程中，身边形成了一个文武俱备的政治集团，他们当中几乎集聚了唐初的全部精英人物。全国统一的局面刚一形成，李世民便在自己智囊团的谋划下，极其迅速地把用人重心做了调整，开始搜罗文治之才。从此，李世民的秦王府中不仅具有统一天下的武将，并且也具备了治理天下的文臣。这时候，李世民同李建成争夺皇位的斗争已是大势所趋。
人处在劣势时，如何能争过自己的对手呢?面对这个问题，李世民自有良策可行，他的秘诀在于：凡事要有获胜的把握，就必须有超前意识。如果说，一般人只要“一日三省”就够了的话，那么，领导者就应该“五省、“十省”，甚至“每日百省”，不断改进自我才对。
出其不意 后发制人
出其不意，后发制人是一种超人的谋略，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做到的。对于一个领导者，以忍待发、以静待动应该是必备的一种能力。李世民认为越是冤屈越要忍耐、克制自己，不到万不得已决不率先出击。他真正做到了屈得不失胸怀和德操，伸得仗义勇为，彻底解决了问题。
李唐政权建立后，军中形成了秦府与东宫、齐府两大政治集团，两大集团之间的矛盾也逐渐公开化。在李渊统一全国之后，争夺未来帝王的竞争已逐渐显露出来。面对李建成集团的汹汹之势，表面上，他仍是平静地处事待人，他实际上是在等待时机。
武德七年六月，高祖为避暑巡幸仁智宫，“命建成居守，州民，元吉皆从。”李建成一面指使李元吉寻机“就图州民”，并强调说：“安危之计，决在今岁。”一面又认为机会难得，想乘机谋变。于是写了信，派郎将朱焕和校尉桥公山带着书信去通知杨文干起兵。
但朱焕、桥公山越想越害怕，害怕事情败露后诛灭九族。两人决定向李渊自首，于是去了宜君，把李建成给杨文干的信交给了高祖李渊。李渊看了信，大吃一惊，怒不可遏，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亲生儿子会这样狠毒，竟然对自己的亲弟弟下毒手。立即召见李建成。当天晚上，李渊让李元吉在仁智宫住，自己则和李世民在南山露营，以防万一。夜已经很深了，李渊心中有事，自然睡不着觉，就到帐外，看见次子李世民正同禁军在巡逻，很受感动，把他叫到身边，说：“唉!我早就让你做太子，你却不肯。现在却惹出这些麻烦。”李世民说：“儿臣没做太子，皇兄还这般不相容，倘若真做了太子，皇兄岂能甘心?”李渊点了点头，语气低沉地说：“隋文帝杨坚的几个儿子，为了争夺皇位，拼得你死我活。想不到这样的事情在我大唐也出现了，真让人寒心!”李世民说：“儿臣没有争皇位的想法，皇兄不排斥我就满足了。”听了李世民这句话，李渊更坚定了废掉李建成的决心。
次日，李建成来到仁智宫，向父皇叩头请罪，李渊让人把他关押起来。得知太子要与庆州的杨文干一起谋反，李渊又命令司农卿宇文颖去庆州召回杨文干。李元吉却叮嘱宇文颖，将实情告诉杨文干，不要来仁智宫。
杨文干知道实情以后，却说：“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起兵造反吧!”于是带领人马突然袭击宁州，一举成功。然而及至李世民率兵来讨伐，叛军士兵们却吓得一哄而散，几位叛军将领起兵造反把杨文干杀了，向李世民报功。接着，来报信的司农卿宇文颖也被活捉。
就在李世民前往宁州讨伐杨文干时，在长安城内，尹德妃和张婕妤、李元吉却轮番在李渊面前说李建成的好话，李渊的宠臣裴寂和封德彝也为李建成讲情。李渊的特点是耳朵根软，见自己的心腹都这样拥戴太子，也就改变了废太子的主意，把李建成释放，仍令其驻守京师。立李世民为太子之事，也不再提。经历此事之后，表面上兄弟三人还很和睦，可在背后，李建成仍时时想除掉李世民，以免后顾之忧。
根据历史记载，期间李世民和王世充有过这样一段精彩的对话，表现了李世民坚持原则，大是大非面前毫不退让的性格——也是在八月，唐军刚对王世充展开包围之势，王世充便陈兵于洛阳城西北的青城宫，李世民也摆开了阵势。王世充隔水传话给李世民，说：“隋室倾覆，唐帝关中，郑帝河南，世充未尝西侵，王忽举兵东来，何也?”李世民使宇文士及回答说：“四海皆仰皇风，惟公独阻声教，为此而来!”王世充提议说：“相与息兵讲好，不亦善乎!”李世民则以“奉诏取东都，不会讲好也。”严辞拒绝讲和。
几乎与粉碎杨文干的同时，突厥连续来犯，朔州、原州、阴盘、并州等地。见国都受到威胁，李渊忙从仁智宫返回京城。有人向他建议说：“突厥所以屡寇关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长安故边。若焚长安而不都，则胡寇自息矣。”如此荒唐的意见，高祖竟以为然，于是“遣中书侍郎宇文士及逾南山至樊、邓，行可居之地，将徙都之。”李建成、李元吉和裴寂也都纷纷赞同。而萧璃等虽知其不可，却不敢谏。
在这种情况下，又是秦王李世民独独地站出来，对父亲谏阻说：“戎狄为患，自古有之。陛下以圣武龙兴，光宅中夏，精兵百万，所证无敌，奈何以胡寇扰边，遽迁都以避之，贻四海之羞，为百州之笑乎!彼霍去病汉廷一将，犹志灭匈奴；况臣忝备藩维，愿假数年之期，请系颉利之颈，致之阙下。若其不效，迁都未晚。”李世民的豪言壮语，义正志宏，令李渊也脱口称“善”，而李建成却举出汉初樊哙的例子加以嘲笑，说：“昔樊哙欲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秦王之言得无似之!”李世民当即加以驳斥，并加以保证说：“形势各异，用兵不同，樊哙小竖，何足道乎!不出十年，必定漠北，非虚言也!”
借这场迁都之争，李建成与妃嫔又轮番在李渊面前诋毁李世民，他们说：“突厥虽屡为边患，得赂即退。秦王对托御寇之名，内欲总兵权，成其篡夺之谋耳!”此言尽管歹毒，但李世民主张抗击，踏平漠北，无疑是正义的，也是正确的。李渊耳朵根再软，也知道李世民的用心，于是不仅没有听从李建成等人的迁都之议，同时委派李世民与李元吉共同督军，北出豳州，抵抗突厥。这样的部署仍然是在摆平儿子们的关系，既采纳了抗战的主张，又可防止李世民独揽兵权。
后突厥来犯，就在出征前不久，李渊和三个儿子在城南打猎，意在缓和他们兄弟之间的矛盾。李建成将一匹肥壮的马授给李世民说：“此马甚骏，能超数丈涧，弟善骑，试乘之。”李世民便乘此胡马逐鹿，马突然惊厥，李世民被摔出数步之外，马起，再骑上，连续惊厥三次，李世民对宇文士及说：“彼欲以此见杀，死生有命，庸何伤乎!”意思是说：他想以此来杀我，然而生死自有天命，又怎么能伤了我呢?
听说此话，李建成就叫妃嫔们篡改李世民的原意，转告李渊说：“秦王自吹说，他是有天命的，是可以做天下主的人，所以他是不会死于意外事故的。三次坠马，便自夸受命于天，将作天下之主，人力岂能奈何?”
李渊为这些话深为忧虑，并且感觉李世民有夺取皇位者的野心，担心三个儿子血肉相残。自此，他亲自召来李世民训责：“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何急耶!”就是说既然有天子之命，那就不用费心智来行事了，你为什么还这么急切呢?
虽然十分冤屈，并且对父皇的训斥心中不服，但李世民最终还是克制了自己。他懂得，越是冤屈越要忍耐、克制自己，不到万不得已决不率先出击。大丈夫能屈能伸，屈就屈得不失胸怀和德操，伸就伸得仗义勇为，彻底解决问题，而他自信是有这种能力的。
以忍待发，以静待动，后发制人，大丈夫应该能屈能伸，然后厚积而勃发，一举击溃对手。所以对一个领导者而言，能够适时的临机应变是很重要的。
凭功论智资 敢为天下杰
一个人生在世上，如果没有才能也就罢了，而一旦拥有才能，看着不如己者占据着本该由才俊占据的职责而不动心，是有负于社会、有负于人道的。甘于埋没的思想，不仅在现代社会里是一种遗憾，即便是在专制社会中也是一种暗投。因此，人生社会即便没有进身之路，也要尽力去拼搏一番，不能自甘沉沦，白到世上走一遭，辜负了天地的造化。
在封建社会里，一般来说都是老子打天下，儿子坐江山。唐朝恰恰相反，则是儿子打天下，老子坐皇位。说穿了，李渊是个历史上有些例外的吃现成饭的皇帝，正缘于他在隋朝中的地位和作为老子的身份，使他有些摆谱的资格，其他方面并无长才。在这种情况下，唐朝的建立和巩固，都是由政治、军事方面的一代才俊李世民主持操办。
由于李渊原本是个旧官僚，有着因循守旧的陋习，不能明辨是非，而且贪恋女色。在做太原留守时，曾收留了宫监裴寂赠送给他的两名晋阳宫宫女，正因为怕事情暴露遭致灭门之罪，才下决心踏上反隋之路的。自此他将裴寂引为宠臣，对起兵有功的刘文静他却横加“谋反”之罪，将其杀害。
从晋阳起兵到唐朝建立之初，李氏父子及其整个决策集团内部是比较团结的。及至后来，李世民与父皇李渊之间矛盾的产生，正源于刘文静被杀。
刘文静是最早参与起兵密谋者之一，在联络突厥，击败隋将屈突通之战中，屡建军功。唐王朝建立后，刘文静却位居裴寂之下，意甚不平；每次建议时，总与裴寂互相争斗。但李渊袒护的却是裴寂，所以吃亏的自然是刘文静了。
在裴寂与刘文静的问题上，李世民是极力佑助刘文静的。因为刘文静是他早在晋阳起兵之前结交的好友，共同讨伐过薛举父子，彼此倾心，而李渊杀了刘文静，难免使他们父子之间出现矛盾。
在李渊与窦氏所生的四子中，除三子元霸早殇外，长子建成、次子世民、四子元吉是同胞兄弟，是高祖李渊诸子中血缘关系最近者。而高祖李渊碰到的最棘手的事，则恰恰是他们同胞兄弟三人，围绕着皇位继承权而展开的激烈斗争，终于导致了宫廷流血事件。
在唐军进入长安前，李世民与长兄李建成的地位、权力基本相当；进入长安后，李建成被立为太子，由于所处地位的不同，两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了变化。但在当时，这种变化并不明显，因当时面临着急迫的形势，就在立皇太子和秦王、齐王的同时，薛举发动了进攻，秦王李世民挂帅，率军出征，而李建成则在京城协助父亲处理政务，兄弟之间因而还不至于势不两立。
李建成很有政治才干，也有军事才能且为人宽简、仁厚。他辅助李渊处理政务，稳定后方，支持前线，起过巨大的作用。后宫、外廷和长安等地都有不少拥护他的人。而且，李建成收罗在自己周围的东宫官属，如魏征、王硅、韦挺等人都很有政治见解和政治才能。
自晋阳起兵至攻克长安，李建成的战功几乎和李世民一样；而在统一战争的过程中，李世民则显得突出了。经一系列的战争锻炼，李世民也成长得越来越英武、干练。武德元年十一月，讨平薛举父子后，李渊派李密到豳州迎接秦王，李密“自恃智略功名，见上犹有傲色；及见世民，不觉惊服”，私下对秦府将领殷开山说：“真英主也，不如是，何以定祸乱乎!”可见，统一战争中第一战役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李世民的声望，在某些人眼里他已俨然是“真英主”了。
随着机构的确立和地位的攀升，李世民的政治野心也随之增长，当“天子”的念头也已经有了，而李建成因“立嫡以长”的惯例成为太子，当他看到、听到、察觉到李世民的政治野心时，不能不“颇相猜忌”。于是李世民和李建成之间的矛盾便日益公开，李世民也越来越觉得自己名正言顺，向长兄挑战的意味日渐明显。
古人有言：“兵贵神速”，又说：“先下手为强”。因为能把握住瞬间的先机，就能决定胜败的局面。如果一位领导者在面临紧要局势时，还犹豫不决，那么时机错过了将永不再来，此为机不可失。大将领兵作战，或经营者带领企业员工投入商场竞争，情形都是一样的，都必须有速断速行、速战速决的胆识，才能争取到辉煌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