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听则明 偏信则暗
君所以明，兼听也；所以暗，偏信也。也就是说，广泛地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就能明白事情的真相，作出正确的判断，只听信一方面的意见就会不了解真相，得出错误的结论。告诫人们办事要广泛听取意见，不要听信于一人，才能把事情办好。然而就是魏征这简单的一句话，却几乎成就了盛极一时的贞观之治。
魏征学识渊博，并且敢于向皇帝直言谏劝和提出各种建议，在朝廷中威信很高，唐太宗对他也相当尊重。
一次，唐太宗问魏征：“我作为一国之君，怎样才能明辨是非，不受蒙蔽呢？”魏征回答说：“作为国君，只听一面之辞就会糊里糊涂，常常会作出错误的判断。只有广泛听取意见，采纳正确的主张，您才能不受欺骗，下边的情况您也就了解得一清二楚了。” 成语“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就是从魏征劝太宗的话演变而来。
魏征又说：“《诗经》上说：先民有言，要向采薪之人询问。在尧舜统领天下的时候，他们开四方之门，以招募天下的贤俊；广四方之视听，以杜绝天下的闭塞。所以，天下有圣人，人人都能观察得到；共公、鲧等人做错了事，就没有人替他们掩盖过错。秦二世却能掩人耳目，摒弃贤能而偏信赵高，等秦朝灭亡之时，却听不到警告。梁武帝偏信朱异，使侯景发动叛乱，直奔京师，他却没有什么察觉。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各地的农民攻城掠地，他却一无所知。所以，帝王广泛听取不同意见，接受别人的进谏，则不会受贵臣的蒙蔽，使下面的实际情况如实反映到朝廷。”
这些话对李世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时刻提醒自己要广开言路，鼓励进谏的大臣，虚心采纳他们正确的建议。
当然，历史上许多帝王听信小人谗言，残害忠良，重用奸臣，搞得国家民怨沸天，众叛亲离，这决不是君主糊涂，不明是非，而是偏听偏信，受人误导所造成的。
对于企业决策人，如何处理兼听和偏信的关系问题，就成为其发挥领导艺术的关键。有些领导，从内心深处说，他也很想兼听各种意见，掌握实际情况，但由于耳根子太软，头脑分析能力太差。听公说，觉得公有理；听婆说，觉得婆有理，但究竟谁有理，总也说不清。或者是身边有几个搬弄是非的人，“三人成虎。” 即使再聪明的人，也架不住他们的轮番轰炸，反复搅弄。时间一长，假戏真作假也真，真戏假作真也假，到底谁是谁非，恐怕谁也说不清了。这样的兼听，实质上就是偏听。
有时领导倒想了解点实际情况，却比登天还难。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个别地方社会风气不正，溜须拍马成风，有些人被无情的社会磨得八面玲珑，四平八稳，随机应变。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样的监听，比偏听还难。
还有这样一种情况，虽然领导们也极力反对偏听偏信，但就是不知道怎样克服偏听偏信。尽管他也能广泛征求职工的意见，努力做到信息采集的广泛性、真实性。但由于爱憎分明，顺耳的，使劲听；逆耳的，拒绝听。报喜的，兼听；报忧的，偏听。一兼一偏，一听一不听，其实事实上还是偏听。
当领导之所以要兼听，主要在于应付两大问题，一是决策，一是考核，这也是领导者的基本任务。决策是对事，考核是对人；没有正反两面的情报，在作决策时经常会失之以狭，对人的考核则易失之以偏。前者不是躁进，便是错失机会；后者不是误用小人，就是错失人才。而当后者的效应发生以后，前者的错误便接踵而来，挡都挡不住。
一个聪明的领导所要留心考究的，不是怎么抓员工的小辫子，而是如何建立灵通情报网络和沟通管道，使下情上达，得到真人才及好意见；使自己耳聪目明，下正确的判断，资源力量不虚耗，则竞争力自然而然就以倍数增加。此即所谓“胜兵先胜”、“战胜于朝廷”。
没有人全知全能，也没有任何一件事可以片面成立，凡自以为天资英明的国君，都免不了要受臣子的蒙蔽，终难逃失败的下场。让一个人纵其聪明，不如让一整个组织聪明；一整个组织要聪明，要靠一整个组织的脑子能量串连；一整个组织的脑子的串连，要靠畅通的意见管道。真正的兼听，就是良好的沟通，良好的沟通正是现代企事业单位竞争的基本条件。
完善自己 赢得敬重
能够令人信服的人，总有他令人信服的本领，不可能一无是处却受人景昂。李世民能成为一代明君，跟他身上的有点十分不开的，同样，他身怀绝技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可以说唐太宗是个能文能武的皇帝，他的诗文水平很高。但由于他的谦虚，在世时一直没有让人编他的诗文集子，所以后人对他的诗文水平了解较少。其实，在《全唐诗》和《全唐文》里都收有他的作品，而且都有相当的水平。
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凭借自己的优势，才可以干一番事业；相反，处处平庸，则一生只可能是碌碌无为，无人知晓了。李世民做为一代帝王，不是那种只靠别人而登上帝位的平庸皇帝，而与他一身过硬的武功，尤其是弓马优势，是有很大关系的。
唐太宗四处征战，精通骑射，所以他对于骏马和弓尤其喜爱，为此还写了诗，如《咏弓》：“上弦明月半，激箭流星远。落雁带书掠，啼猿映枝转。”唐太宗的弓箭比一般人的要大一倍，而且箭法极好。有一次，突厥人在战场上得到了他的一支箭，纷纷称奇，对他佩服不已。
在攻打金刚部的时候，李世民亲率轻骑侦察敌情，不觉中走散了，他和身边剩下的一个士兵在一座小土山上睡着了。不一会儿，贼兵就围了上来，士兵被惊醒，赶紧叫醒李世民，李世民登鞍上马，在靠近敌兵时，他搭弓射箭，以自己独有的大羽箭一箭命中敌将，敌兵见状惊然散去。超越的剑法救了他自己一次。
李世民作战时，弓箭从不离身。在讨伐刘黑闼时，李世民被突厥兵围困，便以大羽箭射退他们，突厥兵得到李世民的箭后，竞相观看，都认为神奇之极，不但在征战中李世民的大弓箭显示神威，在玄武门之变中，他的弓箭之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李元吉在马上张弓要射李世民，却拉不开弓，而李世民在弦上张弓一箭，便除掉了他的最大威胁李建成，李元吉也被流箭所惧，张慌而逃。正是这一箭，奠定了李世民的终生命运和政治地位。
除了弓射的好，李世民的马术也非同一般，而且其识马爱马之水平也决不逊色。他不但爱马，而且还识马。一次，在虎牢关战役中，敌军有一人骑马来挑战，李世民一看便赞叹说：“这个人所骑，真是一匹好马呵!”于是，便命令将士冲人敌阵，连人带马擒获过来。这匹马就成了李世民的坐骑之一，取名黄骢骠，到贞观晚年时，这匹黄骢骠还随李世民出征，只是中途死去了，李世民为此非常哀伤，命乐工制《黄骢叠曲》，以表悼念，可见他爱马的程度之深。
“昭陵六骏”分别被李世民赐名为“白蹄乌”、“特勤骠”、“飒露紫’、“青骓”、“什伐赤”、“拳毛马”。它们是李世民冲锋陷阵经历的明证，每一匹马都有一段同李世民作战立功的故事。李世民不但用石刻来纪念这几匹马，还亲自写诗作赞，用酣畅的笔触赋其战功。如对“青骓”的评诗中就写道：“足轻电影，神发天机，策兹飞练，安我戎衣。”在对“飒露紫”的赞语中写道：“紫燕超跃，骨腾神骏，气袭三川，威凌八阵。”
除了爱马，李世民善于驯马。武德七年，李世民三兄弟随李渊郊猎于长安城南。李建成有一匹胡马，“肥壮而喜蹶”，为了坑害李世民，他让李世民使用此马，并说：“此马甚骏，能超数万涧，北善骑，试乘之。”李世民跨马上去，马立即扔蹶，把李世民甩出几步之外，李世民又飞身乘马，马再蹶，但李世民仍不惊怕，那批马最终被他驯服了。
当上皇帝之后，李世民开始把他的尚武之情转移到畋猎生活中。李世民曾对高昌王曲文泰说：“大丈夫在世，乐事有三：天下太平，家给人足，一乐也；草浅兽肥，以礼畋猎，弓不虚发，箭不妄中，二乐也；六合大同，万方咸庆，张乐高晏，上下欢洽，三乐也。”李世民把天下太平与畋猎相提并论，并列为三大乐事之一，可见他对畋猎的热爱。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八月，针对上封事的人说他“游猎太频”之事，李世民对大臣们说：“现今天下无事，武备不可忘，朕时与左右猎于后苑，无一事烦民，夫亦何!”
李世民的一生，无论是他对文学书法的热衷，还是对弓马生活的酷爱，无一不表现出一个人对生命应有的热情，正是有了这种热情，生活才有目标，事业成功才会有希望，而更重要的就是有人追随、有人支持，有人会帮助他成就伟业。
德高才能望重，一个人想要取得别人的敬重，首要的就是先完善自己。只有这样，你才能以自己超乎常人的才智和技能，赢得别人的钦佩和赞誉。作为领导者更应如此，只有以实力赢得的尊敬才是最可靠，也是最长久的。
明人不做暗事
“明人不做暗事，真人不说假话。”生活是欺骗不了的，一个人要活得光明磊落。人生第一次要求，就是光明与真实。诚实是智慧之书的第一章，君子不失信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吁于人。明明白白做事。心底无私天地宽，反倒不怕鬼敲门。李世民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他这种光明磊落的气概，助他树立了凌驾于一般帝王之上的威严。给当今的领导者做出了榜样。
李世民一向为人慷慨，光明磊落，从不拐弯抹角，可以说，是一个真真正正的正人君子。他的许多这方面的事，至今仍为传颂。
贞观十九年，李世民远征高丽之前，薛延陀派使节去唐朝晋献贡品，试探唐朝对他们的态度。李世民直言不讳地对使节说：“回去告诉你们的可汗，说我和我儿子准备远征高丽，如果你们想侵犯唐朝边疆，就赶在这时候来吧!”
听完李世民的话，薛延陀使节马上回去向真珠可汗汇报。真珠可汗听说之后，吓得汗流夹背，当即派使节向唐太宗致谢，要求派遣军队，跟随李世民远征高丽，李世民谢绝了他们的好意，没有同意。不久，靺鞠人和高丽人派人去薛延陀部，要求真珠可汗与他们联盟，从东西两边出兵，夹击唐朝。真珠可汗想起李世民的话，对于高丽人、靺鞠人的请求就没有答应。
后来，李世民在远征高丽时，途中，前锋骑兵忽然发现一名高丽间谍，名叫高离之。人们反绑住他的双臂，将他押解到李世民的大帐。李世民亲手解开他的绑绳，问间谍说：“你怎么瘦成这个样了呢?”“整天东躲西藏，好几天都没吃饭了。”间谍胆怯地说。李世民立即下令手下人，端来饭食，给间谍吃。然后对这个间谍说：“你作为一名间谍，应当迅速返回去，代我们转告高丽人，要是想知道我军的消息，可以直接到我们军营来，何必偷偷摸摸，东躲西藏，什么消息也搞不到。”李世民说着，又发现俘虏没有穿鞋，心想冰天雪地的高丽气候，他能忍受得了吗?于是，又派人给高离之找了一双鞋，让他穿在脚上，然后将他遣送回国。
李世民对莫离支间谍的宽大慈爱，对薛延陀人的开诚布公，不仅在心里上征服了自己的敌人，而且显示了他无私的情怀和广阔的心胸，令人可尊可爱、可敬可叹。
古人胸襟尚能如此广阔，然而我们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总有这样一些神色诡异的领导，什么事都藏着掖着，拿个棒槌当针认，生怕别人看到蛛丝马迹，泄露了天机。他的葫芦里装得什么货色，想得什么主意，仿佛只有鬼才知道。这样的领导，表面上高深莫测，城府很深，一旦让人发现了他肚中的草料，就会像小老虎对付黔之驴一样，胁迫之、戏弄之，最后再断其喉、食其肉，使其化为乌有。这种领导，他怎么可能在群众中树立崇高威信呢?既无人佩服、也无人信服，更不可能让人心悦诚服。
还有这样一种人，满肚子花花肠子，总想玩一点小聪明、小把戏，以显示他的聪明才智。本来很简单一件事，他却让你跑东跑西、上窜下跳，兜圈子，绕弯子、折腾得死去活来、七窍冒烟，他才大笔一挥，给你签上姓名，让你打道回府。这种人，他的威信又从何而来?又怎么能使人们信任他、佩服他、拥护他呢?
大智若愚，大奸若忠。表面上看起来很傻的人，有时却是最聪明的智者；表面上看起来很聪明的人，有时候却是现实生活当中最傻的蠢才。认认真真做好自己该做的事，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才能成为一个人格高尚的人。
公平处事方成大业
古人云：“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做到公平处事，即或谈话的内容不是对方愿意听到的话，只要公平，往往也可以得到理解。如果领导者偏私而行，被谈话者终究不服，只能增加其复杂性，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每个人都应力争做到：办事公正，不偏不倚，特别对于一个领导人来说，更应如此。李世民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都非常注意公正和公平性。因而笼络了人心，让能人贤士都汇集在自己身边，为李唐江山世代永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李世民一向赏罚分明，讲究公正。即位之初，他手下骨干还多是秦府的旧属，大都立有战功。在玄武门之变中，又有很多人坚定地支持他诛杀李建成和李元吉，最终帮李世民得了皇位。李世民做了皇帝后，秦府旧员中便有不少人恃功伸手要官，但李世民坚持原则，不任人惟亲，而是量才授职，秦府的人也不例外。这样，秦府旧人暗自埋怨说，原来东宫和齐王府的部下都比自己先安排了职务，心中多有不服。
李世民听说这件事后就说：“古代被称为最圣明的人是公正而没有私心的。丹朱，是尧的儿子，但尧知道丹朱不肖，不能授给天下，废弃了他，而授天下给舜；商均是舜的儿子，但舜知他不肖，便废弃了他，而把天下授给禹。管叔、蔡叔都是成王的亲兄弟，后来挟殷纣王的儿子武庚作乱，周公旦承成王之命，诛武庚，杀管叔，流放蔡叔。朕因而明白了，统治百姓的皇帝要以天下为公，不能存有私心，不能对某个人循私情。昔日，诸葛孔明是一个小国家的丞相，还能说出‘吾心如秤，不能人为地分轻重’这样深明大义的话，更何况朕如今身为皇帝，在治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朕与你们衣食皆出于百姓，百姓已供奉于上，而上恩却未恩泽于下。如今朕广招贤士的原因，就是为了求得百姓安居乐业。用人但问称职与否，岂能以熟人、陌生人而相异呢?人只要有一面之交，再见时就会相互有亲近之感，何况是老熟人，能一下子忘了吗?但是，一个人如果不能用，又怎么能因为熟人的原因而选用他呢?今天不考察这些人的才能如何，却只是说他们在埋怨，难道是最公平的做法吗?”
贞观元年，由于房玄龄和杜如晦深谋远虑，又能准确敏捷地对各种事态做出判断和处理，所以，李世民登位论功行赏，将房、杜二人列为一等功。然而，李世民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却不服气，他说：“陛下义旗初举时，臣首先响应，冲锋陷阵出生入死，房、杜不过是刀笔吏而已，却功居第一，不知是何道理?” 李世民并不因李神通是自己的叔父而袒护他，反而严肃地批评叔父说：“现在是居功行赏，房、杜二人决胜帷幄，安定社稷，理应功居第一，而叔父你在关西首先响应，也是形势所迫，自逃祸难。窦建德吞并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起，叔父不战而退；叔父是皇家至亲，对叔父我决不吝惜一切，只是不能徇私情。再说，汉时萧何功劳先于诸将，不也是和房、杜二人一样么!”原则是原则，感情是感情，李世民就是这样将二者严格地加以区别。
李世民时常引用历史教育大臣们做任何事都要正直无私，自己在行动上也坚持公正处事的原则。他曾对大臣们说：“我每次所会见的隋代的旧臣，都称赞高颖是一位有才有德的贤相，于是我阅读了他的传记，他的传记所记述的生平事迹可以说他为人正直公平，尤其懂得如何治理国家。隋室安危，系其去留。隋炀帝荒**无道，使得他无罪而白白地被诛杀，怎么能使我不放下书来，心中感慨万千地怀念他呢?还有汉魏以来，有名的贤相诸葛亮，也很公平、正直。诸葛亮曾经上表奏请皇帝，把廖立、李严削职为民，把他们贬到蜀地南方。廖立听说诸葛亮的死讯后，哭着说道：‘我们要亡国了!’李严听说诸葛亮的死讯后哀伤过度，竟忧郁而死。因此就有陈寿在《三国志》中对诸葛亮的称赞。陈寿在书中说：‘诸葛亮在治理国家时，开诚布公，推诚相见。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各位王卿怎么可以不将他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呢?朕今每慕前代帝王之善者，卿等亦可慕宰相之贤者。如果这样做，那么好的名声和高贵的地位就可以长久地保持下去了。”
这席话可以说把李世民的谈话目的表露得淋漓尽致，他明摆着是给臣子们树立榜样呢！
对于李世民的话，房玄龄这样回答：“臣闻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为人公平、为官正直，因此《尚书》上说：‘不结党营私，王道浩**：不营私结党，王道顺当。’另外孔子还说过：‘推选提拔正直的贤士，废弃邪佞的小人，那么老百姓就会尊重、服从上面的管理。’现在圣上考虑最多的确实是，控政教之源，究至公之要，包罗天下，教化治理天下百姓。”李世民又说：“此乃朕之所怀，岂有与卿等言之而不行也?”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足以说明李世民的公平和公正。刑部尚书张亮被人告发有阴谋造反等罪行，其实这些都是捕风捉影的罪名。然而又因这时的李世民也颇信天命，而张亮被一名方士说成是“卧似龙形，必当大贵”，又说他是“弓长之君”等。李世民明知张亮也许是冤枉的，但还是下诏让文武百官讨论这件事。
大多数人都说张亮罪行深重，应该被诛杀，只有任殿中少监的李道裕，上奏李世民说告发张亮犯罪的证据不充分，奏他没有谋反的罪行。李世民虽有点不情愿诛杀张亮，但他又害怕张亮真的危害到李唐社稷，并且当时他也处在气头上，最终就以妖妄惑众之名把张亮处死。
后来，刑部侍郎的官职有空缺，李世民责令宰相精心安排合适的人选，但几次举者都没有得到李世民的批准。李世民对臣下说：“朕已经物色到了合适的人选，先前李道裕上奏说张亮‘谋反的证据不足’，这话是公正合理的。朕当时虽然没有听从他的劝谏，但到现在还在后悔。”于是任命李道裕为刑部侍郎。
李世民诛杀张亮有些过分，但从维护自己的统治的角度来看，似乎又别无他法。总的来说，李世民在处理政事上是公平的，也是让人信服的。他的秉公办事的原则为自己树立了很高的威望，因此也得到了别人的尊敬。
“公正”是创造政绩的重要途径。 公正是一种形象，是在群众中的口碑。管理企业犹如管理一个国家，同样需要领导者秉公办事，这样才能让员工信服口服，认真做事。一名领导干部作决策、干工作必须要做到正派为人，公平处事，这样才能创造出让群众、让基层满意的政绩。
创业难守业更难
有人说：“创业难，守业更难”，因为守业与创业，需要的是不同的性格、魄力，策略和智能，而在守业过程中，更重要的是领导层的文化素养，高瞻远瞩的眼光和深邃的智能。早在贞观时期，李世民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想尽一切办法去维护自己的统治。
唐太宗曾问过众大臣这样一个问题：“创建帝王的事业，究竟是创业难，还是守业难?”
尚书左仆射房玄龄说：“天下大乱，群雄竞起，战败则降，战胜则王。从这方面来说，创业时比较艰难。”而魏征回答道：“帝王创业，一定要在王朝腐败、政权衰落之时才能进行。由于腐败政权不得人心，天下百姓都盼望它快点覆灭，因而对新兴力量十分支持。天时、地利、人和，要想办成大事，并不算难。新帝王一旦取得了天下，就容易骄奢**逸，老百姓想安安静静地生活，可无休无止的徭役却时时困扰着他们，老百姓被折腾得一穷二白，帝王的骄奢**欲还是满足不了，国家的腐败堕落，大多是由于这个原因造成的。从这个方面来看，守业更难。”
两个明理、多智的人却有着不同的答案，到底谁对谁错呢？其实，两个人的话都很正确。房玄龄过去跟着李世民打天下，历经千辛万苦，出生入死，所以认为创业艰难。魏征和李世民一起治理天下，遇到许多前所未有的难题，认为守业困难。
房玄龄和魏征经历不同，对于创业与守业的认识自然不同。李世民意识到这一点，因而说：“如今创业的大事已经完成，守业的任务刚刚开始，让我们团结一心，谨慎从事。”他有这样说是正确的。时代变了，时代主题也应该改变，这样才能符合历史潮流，顺应时代，向前发展。
然而，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也许魏征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守业确实要比创业更难。
有人曾对北京市某郊县最早富裕起来的爆发户作过一个调查，发现最早发迹的人家，大部分结局不好，有的甚至十分悲惨。有的因为吸毒贩毒，毁了家庭、毁了孩子、毁了自己，简直可以说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父母死在家中，腐烂发臭了，也没人收尸。有的因为经营不善，企业亏损，负债累累。自己像个不值一文的丧家犬，东躲西藏，成年累月在外流浪。有的因为沾染上了赌博的恶习，输光了家产，输红了眼，动刀伤人，触犯了法律。
由此看来，虽说创业难，但守业要创业还要难。大多说原因在于成功者缺乏自控力，容易受不良**，以致败家。
某报曾经报道一些曾辉煌过的亿万富翁，如今却情况不太妙。像牟其中、史玉柱等人，兵败如山倒，令人好不痛心。若是这些风云人物，在事业创立之初，认真思考创业与守业的问题，也许不会落得像今天这样悲惨的结局。
创业要抛头颅，洒热血，赤手空拳打天下；而守业，则需一代代人呕心沥血，除旧布新，敢叫日月换新天。守业是一个必须解决的课题，其实守业并不是难于上青天，只要成功者能时刻检点自己，坚持不骄不纵的原则，时刻不忘创业的艰苦，把辛苦创下来的业守好应该不是一件难事。
得民心者得天下
孟子曰：“民为邦本”，治国必先安民，为官要体恤民情。李世民很是明白这个道理，曾说过：“朕新即位，得太上授以天命，于此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之时，当静以抚民。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满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愚不可及也。故治国先安民，朕今颁令，必须去奢省费，轻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天下大治。”
世界是人类创造的，只要有了人，甚么人间奇迹都可创造出来。作为人类社会的领导者，是否会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则是社会发展快慢的一个重要因素。刘邦就是这样一位善于利用民心的人。
刘邦能高瞻远瞩，看清社会潮流，民心所向，识大局，懂大理，顺应民心，敢于前进。他深刻了解几百年的诸侯战争，特别是“苦秦苛法”给人们带来的沉痛灾难，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更懂得“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道理，便毅然加入了“诛暴秦，伐无道”的农民起义的行列。特别进驻咸阳后，并不贪图享受，而是“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并招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
刘邦的这些措施，不但深得人民拥护，由于秦官吏都能“案堵如故”，故而也得到旧官吏的拥护，因为不论是官是民，其心理都得到适当的平衡，而且不是强权压制所为，故“秦人大喜，惟恐沛公不为秦王”并“争持牛羊酒食献饷军士。”这一用人策略，一下子就调动了绝大多数秦人官与民的积极性，化阻力为助力，增强了自己的力量，也提高了自己的威望。和项羽、秦始皇的政策完全相反。正如英国学家汤因比先生所说：“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重新完成中国的统一……在这以前，秦始皇的政治统一，是靠武力完成的。因此，在他死后，出现了地方国家主义复辟这样的反动。汉朝的刘邦，把中国人民的感情的平衡，从地方分权主义持久地引向了世界主义，和秦始皇带有蛊惑和专制性的言行相反，他巧妙地运用处世才能完成了这项事业。”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希望和平，不希望强权政治的心理要求，刘邦恰是平衡人们这一心理的楷模。
古人说：“防盗贼易，防家贼难；防外贼易，防心贼难。”所谓的“心贼”，就是指人的心中欲望。这种欲望会伴随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的变化而不断膨胀。在这种心欲得驱使下治国是很难成功的。如果要治理好天下，必须首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斜的事，也没有上治而下乱的道理。
李世民曾对大臣们说过：“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若损害百姓利益，以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就像用刀割自己屁股上的肉，来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肚子吃饱了，人也完蛋了。我每次思考那割股充饥的人，不是客观环境影响的结果，而是自己内心欲望太强，野心太大，才招致灾祸。”
魏征接着说道：“古代那些圣哲的帝王，都是因为能充分考虑自己的切身利益，所以能回避身外之物的**。以前，楚国聘用詹何，向他请求什么是治理国家的关键，詹何说是修养身心的技巧。楚庄王又问怎样才能治理好国家?詹何却说：‘我没有听说身心修养好的国王却把国家治理得很乱。’陛下所说明的，实际上和古人的含义是一样的。”
就像人的耳朵喜欢听悦耳的声音，人的舌头喜欢品尝香甜美味，人的眼睛喜欢看美丽的颜色，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本能活动。但这些本能控制不好，也许就会一失足成千古恨。祸害人间。特别是那些对人财物具有支配权的经营者，如果不能充分考虑人民的利益，肆无忌惮地占有他人的物质财富，以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欲望，就会把自己推向万丈深渊的边沿。
有这样一个人禹作敏，是一个十足的农民企业家，一个十分精明的人，既有能力，又有魄力。然而，自从他把大邱庄人民领上了致富路，就一心想当“土皇帝”，结局十分可悲。他之所以栽跟头，就是“皇帝梦”，老在禹作敏的思想中作怪。什么都要他说了算，大事小事都要听他的，脱离群众、脱离人民，结果闹出了人命案。他的聪明一世，却这样糊涂一时。而他这样悲惨结局的根源，就是没有把群众作为创业之本，没有把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的根本利益。
孟子说过这样一句话：得民心者得天下，得天子者为诸侯，得诸侯者为大夫。孟夫子的确是圣人，把管理和在企业为管理者的诀窍提炼得简约之极，其中关键便在得字。一个人无论的地位有多高，权力有多大，千万不要脱离群众，万事民为先。只有这样才能在稳定中求发展。
得饶人处且饶人
中国传统美德讲恕道，讲究“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今天讲，待人能宽容，能原谅人也是一种美德。待人宽厚是一种美德。俗话说：“君子不计小人过，得饶人处且饶人。”这是一种宽容得表现，也是人的一种美德，是一个人的素质和修养程度的外在表现。?李世民用一颗宽容的心对待自己的敌人，用和平的方式消灭了曾经与自己对立的人，这不能不让我们敬佩。
管理人才，犹如锻练身体也一样，既不能太松，也不能太严。管得太死，人才就跑光了；管得稀松，团队精神就没了，一盘散沙，溃不成军。水太清了，养不成鱼；水太浑了，同样养不成鱼。
贞观年初，由于突厥人多次侵犯大唐，使得多次和谈都无果而终，让李世民十分不快。没过多久，突利可汗和颉利可汗又联合出动10万骑兵，入侵泾州京师长安宣布戒严。李世民急命尉迟敬德为泾州道行军总管，率兵抵抗。颉利可汗亲自率领军队抵达渭水，派心腹爱将执失思力进京拜见李世民，想探听虚实。
李世民身穿盔甲，跨上御马，带着高士廉、房玄龄等六人，出玄武门，出城拒敌。颉利可汗正端坐营中，等待执失思力的汇报，忽然军校进来报告：“唐朝天子来见可汗。”颉利马上出营迎接，一见面，李世民就大声说道：“颉利可汗!我与你在豳州约定，双方不再侵犯，你却背信弃义，屡次犯边，我正要兴师问罪，你却引军深入，莫非前来送死吗?”
颉利可汗见唐太宗威风凛凛，义正辞严，吓得连话也说不清了。唐太宗又用马鞭指着天说：“太阳在上，我没有辜负可汗，可汗却辜负了我，辜负我就是辜负天，试问可汗该当何罪?”望着如狼似虎的唐军，听着动地战鼓，看着连天旌旗，颉利可汗面色如土，当时就勒马回营，闭门静守，不敢再有侵犯。
虽然吓退了颉利可汗，李世民依然骑在马上，凝视敌方。萧璃怕李世民轻敌，发生意外，拉着马苦苦劝告，坚决让他回去。李世民悄悄地说道：“我早已深思熟虑好了。这次突厥大举南侵，是因为他们觉得我朝有难，新皇即位，不想与他们打仗。我如果表现软弱，闭城不出，他们就会纵兵抢掠，到那时就麻烦了。我之所以轻骑独出，前来问罪，就是想扬我军威，吓破敌胆，迫使他们与我和谈。你看着，突厥人过一会儿就会来和谈。”
果然，没一会儿，就有突厥使臣前来谈判求和，李世民又斥责了几句，来人俯首听命，点头称是。唐太宗就答应和谈，限定第二天订立盟约。第二天，李世民如约到城西会见颉利可汗，双方在便桥上，宰杀白马，饮血立盟。盟约订好，双方军队各自退回。一场血战就这样避免了。
萧弭又来请教李世民：“前几天没和突厥和谈时，众将士请求出战，只有陛下不同意，我们觉得很奇怪。不久，突厥兵自己退去，陛下用什么办法能如此神机妙算，料事如神呢?”
李世民说：“我发现突厥的军队，人数虽多，但行动不一。君臣上下见钱眼开，利令智昏。当他们请求议和时，颉利可汗一个人在河西，他的部将大多数都来拜见我，如果我设宴招待他们，把他们灌醉了全抓起来。同时发兵袭击突厥大营，再派长孙无忌、李靖在豳州埋伏截断他们的退路，管教他们全军覆没，片甲不留。一不过由于我刚刚即位，国家没有安定，百姓也不富有，一旦与突厥交战，积怨必多。所以我调动大军却备而不战，赠给金帛，满足他们的欲望。这就叫得饶人处且饶人。”
李世民这样做，不但是给颉利可汗一个下马威，让他自己觉的心中有愧，而且也保护了自己的子民，一举两得，真可谓是明智之举。
得饶人处且饶人，李世民在这件事上做的恰到好处，达到了绝妙的效果。由此看出，过与不及都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因而，做事都要有一个适当的“度”，恰到好处。处理人际关系也一样，太亲密了，物极必反，有可能反目成仇；太远了，形同陌生人，没有任何亲情、友情，关系照样处不好。
作为企业领导，对自己部下的管理，也应采取把握分寸。宽严有度的用人策略。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该宽容的就得宽容，该严格的就得严格。小节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含混处理，效果最佳；原则问题针锋相对，寸步不让，效果最好。
所以，不要落井下石.不要口蜜腹剑，不要无所事事挑起事端，要懂得得饶人处且饶人。给别人留余地.就是给自己留余地。用一颗宽容的心，去容难容之事，用一颗真诚的心，去渡难渡之怨。
戒骄戒躁 防微杜断
一瓶水不响，半瓶水晃**，骄傲自满，是成功人士不断发展的拦路虎。而一个真正廉洁的人，一个真正超越功名利禄的人，是不会到处炫耀自己功绩的。只有那些骄傲自大，认为自己完美无缺的人，才会四处炫耀自己的功绩。
封禅是历代王朝的大事之一。朝廷每年为封禅往往会就会劳师动重，不惜重金大整大修一番。贞观年间，文武百官请求唐太宗到泰山去封禅，李世民起初并没有答应，但是随着要求封禅的人越来越多，他逐渐有点心动了，终于决定举办封禅大典。魏征得知李世民的这个决定，极力劝阻。
起初，由于自己的决定受阻，李世民有点不满地对魏征说；“我想举行封禅大典，你却极力劝阻，难道认为我功劳不高，仁德不厚，蛮夷没有完全臣服。福瑞没有及时降临，粮食没有五谷丰登吗?你为什么总说不可以呢?”
魏征回答说：“陛下英明伟大，功德盖世，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感受到了您的恩德；您的品德高尚，施恩泽民，可是您的恩泽并没有散布到全国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身上。“中原虽然安定，但并没有使每个人都安居乐业；蛮夷虽然仰慕您的仁义，可您并没有满足他们的所有要求，使他们心悦诚服；吉祥之气虽然已经降临，可是国家治理还没有尽如人意，天灾人祸不时地发生；今年的粮食丰收了，可是国家的粮仓还没有完全充实。以上这些，就是我认为不可以举行封禅大典的理由。”
魏征又接着说到：“我现在不能用深入浅出地说明其中的道理，只能用人作比喻给陛下举个例子吧。现在有一个人，患病生疮历时十余年，疾病刚刚治好。按道理说，他是个健康人，应该能够从事体力劳动。可是，由于瘦得皮包骨头，体弱无力，让他扛1石米，一天走上100里，那显然是做不到的。”
“隋朝造成的祸乱并不止10年，陛下妙手回春，医好了国家的疾病，使国家恢复了元气，但并没有完全富强起来，战争造成的疮疤还不同程度存在着。如今您要向天报功，我觉得很不合适。”
“况且陛下去泰山封禅，要经过许多军事要塞和荒凉地区，那些地区的官吏和百姓都要为此事奔忙筹备。由于洛水、伊水泛滥成灾，造成泰山周围地区一片汪洋，人烟稀少，听不到鸡犬之声。道路萧条，商旅不行，让大队人马在这里行进，十分困难，我们怎么能把蛮夷的首领引来，向他们展示我们国王的虚弱呢?国家就是把全部财产都拿出来，也不能满足穷人生存的要求；连年征发劳役，又不能支付老百姓应得的报偿。如果将来发生水灾、旱灾，那些庸俗无聊的刁民肆意议论，无事生非，到那个时候，陛下恐怕要追悔莫及了。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许多人都这样认为。”
后来，李世民想通了，觉得魏征说得有道理，也就放弃了封禅的愿望。
“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这不仅会发生在唐太宗身上，我们的一些干部也有的不由自主。认为领导得要高人一等，保持距离，摆官架子，对下属趾高气扬，对百姓不屑一顾。“傲物，则骨肉为行路”，如果我们高高在上，只会脱离群众，失去民心。因此，我们要“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居庙堂之高更忧其民，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安不忘危，戒骄戒躁，在勤勉实干中把握发展机遇，在孜孜奋斗中实现繁荣昌盛。
古人云：“日三省吾省”、“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 满招损，谦受益。”作为领导者更应该戒骄戒躁，惯于自省。骄傲自满，就会丧失前进的动力，使自己的事业受到损害。相反，谦虚谨慎，防微杜渐，则能不断进取。笑到最后的人才是最棒的人，为一点点小成绩而沾沾自喜的人，永远达不到胜利的最颠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