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正过失。天子有诤臣，不失天下。良臣使自己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使自己役受诛夷，君陷大恶，国家并丧，独有其名。主纳忠谏，臣进直言，君臣合契，古来所重。
领导要有一双“顺风耳”
李世民深自戒惧隋炀帝的惨痛教训，认识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至理，因而倡谏诤之风，发挥“民智”，激活了贞观朝政，进而改变了“人民疲敝”的萧条状况，奠定了唐朝盛世的基石。同样，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作为一个合格的管理者，就是要有一双“顺风耳”，广开言路，从而更加 有效解决问题。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唐太宗不仅懂得这一点，而且在处理朝政中，他也时刻注意这一点。可以说，他的从谏如流、兼听纳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非常突出的，没有一个皇帝在这一点上可以和他相比。
唐太宗曾经和大臣讨论如何作一个明君的问题，魏征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认为明君的明智之处在于能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昏庸的君主昏暗在于偏听偏信的结果。因此，国君必须广泛听取各种意见，这样就不会被一些宠臣所蒙蔽，下情才可以上达。唐太宗十分赞同魏征的意见，决心做一个兼听纳下的明君。
唐太宗明白，守天下比得天下更难，故此他时时提醒自己不要骄傲，要广泛听取臣下的意见。同时他还认为，个人的才智总是有限的，只有信任臣下，发挥集体的才智，才能保证不出现失误。他对侍臣说过这样的话：“隋炀帝不肯信任臣下，每一事都要自己决断，结果搞出了不少弊端。天下之大，事物之广，一个人如何能独断得了呢?”太宗还从日常事例中体验到个人认识的局限性，因而，他下令要求京官五品以上，轮流到宫中值班，和他谈论政事，以便询访外间之事，尤其是有关百姓利害的大事。
太宗不仅自己注意纳谏，他还要求执政的宰相们也要注意听取下级的意见。他曾经对房玄龄说：“公等亦须受人谏语，岂得以人言不同己意，便护短不纳?若不能受谏，安能谏人?”宰相掌握中枢决策之权，他们能否全面地掌握各种情况，能否虚心地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对保证军国大事决策的正确与否十分重要。同时宰相又是皇帝的主要助手，他们经常与皇帝一起商议国事，谏诤的机会应该最多，如果宰相本人不具备接纳下级意见的素质，必然也不能对皇帝尽到谏诤的责任。正如太宗所说的“若不能受谏，安能谏人?”太宗对宰相要求严一点，目的在于培养他们乐于受谏的作风，使朝廷上下都能形成谏诤的风气。
唐太宗汲取了隋炀帝拒绝臣下谏诤，从而导致国**亡的教训，时时注意纳谏，不以势压人，他多次强调：“朕遇千虑一失，必望有犯无隐”。承认皇帝并不是一贯正确，鼓励臣下踊跃谏诤。他这样做的目的，无疑是为了“兼听”，因为只有“兼听”才“明”，兼听才能使自己少犯或避免犯错误。唐太宗开创的贞观盛世，正是得益于这一时期谏诤之风的兴起。它使唐太宗得以兼听天下之言，择其善而行，使其失误减到了最低程度，保证了其革新举措的顺利实施和社会的稳步前进。唐太宗的这一成功之道，当为今鉴。
除了虚心求谏外，李世民还对上谏之人加以表彰和奖励，以激励人们上谏的积极性。贞观六年(公元632)，御史大夫韦挺、秘书少监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同时上封事——也即将奏疏封于锦袋或纸袋，以便保密——由于他们上书的内容都十分符合李世民的心意，李世民非常高兴，竟专门为此大设酒宴，以示得谏之喜。
榜样的力量不可小觑，当时唐廷机构尚未精简，官吏未曾裁员，滥竽充数者尚多。看到别人上封事受到了奖赏，于是，群臣也纷纷上封事，惟恐落后。然而有些人根本拿不出什么意见。其中，大臣裴矩就是个例子。裴矩在隋朝时是一个无所谏诤只知悦媚取容的佞臣，但是环境可以改变人，入仕唐以后他却一改旧态。在贞观之初，当李世民大力整肃吏治，查办贪官污吏，为了试探官员是否廉洁，他使人暗中行贿，果然有人上当，受贿财物有司门令史受绢一匹，李世民下令斩首。裴矩据理反对，说：“此人接受贿赂，确实应该重诛。但是陛下以财物试之，是陷人之罪，即行极法，恐怕不合劝导德化遵循礼仪之义。”李世民想了一想，觉得此话有理，对百官说：“裴矩在隋朝的时候总顺着杨广的意思说话，人我朝遂能直言，不肯面从，每事如此，天下何忧不治?”由此杜绝了以诱饵假像暗中考察官中的方法。
李世民不仅这样宽容规谏者，还常写信给规谏的大臣，表扬他们的行为。
太常卿韦挺常上疏陈述政教得失，李世民就曾写信给他说：“朕看了你的意见，感到言词十分中肯，言辞、道理很有价值，对此朕深感欣慰。从前春秋时齐国发生内乱，管仲有射齐桓公衣钩之罪；晋国发生蒲城之役，晋文公有被勃辊剑斩衣袖之仇。然而，齐桓公小白并不因此而怀疑管仲，晋文公重耳对待勃靼依然如故，这难道不是出于对‘犬不咬其主，事君无二心’的考虑吗?
他在信中又说：“你的真诚之意从奏章中可以看得出来。你如果保持这种美德，一定会留下美名；如果中途懈怠，岂不可惜!希望你能够始终勉励自己，为后人树立楷模。这样后人视今人如楷模，就像今人视古人楷模一样，这不是很好吗?近来没听到旁人指正朕的过失，也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全靠你竭尽忠心，多次向朕进献嘉言，以此沃朕心田，这种感激之情，是一时无法表达完的!”
李世民也给李大亮、魏征写信，鼓励他们坚持诤谏，本书中还曾谈到有一次他还寄给李大亮《汉纪》让他研读。此外，李世民常以物质来奖励谏诤之臣，有的奖给佩刀，有的奖给金碗、布帛等。正如本书中也已谈到的，还有一次，太子右庶子高季辅上疏陈述政教得失，太宗特意赏赐给他一剂钟乳药，对他说：“您进献的良言像一剂药，正中时弊，所以朕以药石相报。”
到了贞观中期，经济完全恢复了，政治形势也渐趋复杂，很多大臣也不能想以前那样积极进谏，李世民马上体会到这一变化，他问魏征说：“近来朝中大臣都不议论朝政，这是为什么?”魏征回答说：“陛下虚心采纳臣下意见，本来应该有人进谏。然而古人说：‘不信任的人来上谏，就会认为他是毁谤自己；信任的人却没有谏言，就会认为他食俸禄。’但是人的才能器量有所不同。懦弱的人，虽然心怀忠信但却不敢说；被国君疏远的人，害怕对己不利而不敢说。所以大家都闭口缄默，随波逐流，苟且度日。”
李世民听后颇有感触，他认真地对魏征说：“的确如您所说的那样。朕常常在想，臣子想要进谏，但害怕带来灾祸，难保性命，这与那些冒着被鼎镬烹死被利剑刺死的人有什么不同呢?所以忠诚正直的大臣，不是不想竭诚尽忠，而是太难了。所以大禹听到善言就向人拜谢，不就是这个原因吗?朕现在敞开胸襟、广纳谏言，你们不要过分恐惧，只管极力进谏。”
综观贞观一朝，作为一名封建帝王李世民虽没有完全做到慎始慎终地求谏，但比起历代皇帝，却可以说在纳谏方面是做得最好的一个。
善于倾听 勿妄下定论
由于李世民对待谏诤的态度诚恳，甚至从言行举止上以予进谏者积极的配合，并极力提倡和奖励谏诤，所以贞观时期颇有面诉廷争、犯颜直谏的事。甚至君臣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以至于李世民终于忍不住而发脾气的事，也屡见不鲜。
天下是皇上的，封建皇帝的话永远是对的，皇帝的旨意永远是英明的。这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可以说，正所谓“君让臣死，臣不敢不死”，在这种体制下，历史上的一些暴君，就是因为过分地相信自己的“英明圣断”，自己的“金口玉言”，刚愎自用，不肯听取臣子的建议，甚至不允许臣子提出不同看法，以致朝政败坏，天下大乱。这是统治阶级最担心的，鉴于此，进谏和纳谏政策应运而生。
进谏与纳谏作为君主专制政权的补充手段，是统治阶级认识到独裁专断的危险性以后所采取的补救措施而产生了。是否善于纳谏则成为鉴别君主贤明与否的一个标志封建社会人们心目中的英主应该是能够虚心听取大臣的建议去治理天下的帝王。李世民在这方面可以说，有过而无不及。
唐朝的贞观时代，进谏蔚然成风，李世民热切期望“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并“恐人不言，常导之使谏”即听到好的意见，欣然采纳，并对进谏者赏以财帛。从而使满朝文武、后宫内贤、地方小官，人人都敢于向皇上提出逆耳忠言，展开了中国封建史上最光辉的一页——贞观之治。
贞观时期，君臣一向将“以隋亡为鉴”隋炀帝杨广骄矜自负，以为尧、舜皆不及自己，自负英明睿智，从不肯听取大臣们的建议，更不允许相反的意见存在，曾亲口说：“有谏我者，当时不杀，后必杀之。”大臣苏威、萧踽、董纯皆因谏诤或被贬官或被处死，因而在大业朝，臣下都三缄其口，任凭炀帝自作主张，谁也不敢谏诤，不敢提出自己的看法，致使隋朝灭亡，炀帝自取其祸，身遭诛戮。李世民认识到不能纳谏是致使大业王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认识到“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因而极其重视并尊重臣子的建议。为了表示他对进谏的重视，做到兼听广纳、广开言路，他提高谏官的地位，下诏令：“自是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得闻政事。有所开说，必虚己纳之。”唐代中书、门下两省官员都有进谏的职责，而专门从事进谏的则是谏官。中书、门下两省谏官有散骑常侍和谏议大夫、补阙、拾遗，都是左右分置，左署门下，右署中书。因贞观时期尚无补阙、拾遗之职，而散骑常侍，中书门下正三品，谓之侍散，宰相侍列，但侍奉多于规谏。真正的谏职是谏议大夫，定员四人，秩正五品上。李世民极其重视谏官的人选，将那些敢于直谏的大臣安排在这个重要位置上，进而提拔至显职，委以重任。因而，在贞观时期出了不少干预直谏的人才。
有一次李世民罢朝回至后宫，闷坐无言，想着心事。越思越想，越是气愤，脱口忿忿道：“定须杀此田舍翁。”长孙皇后便问为何动怒，李世民说：“魏徵总是在朝廷当众辱我。”此处李世民所说的“辱”，当然不是魏徵胆大妄为，敢于羞辱李世民，乃是因为敢于直谏，经常犯龙颜，逆龙鳞，甚至在李世民面前坚持他的意见，使李世民下不了台。然而忿言仅此是忿言而已，作为“真龙天子”的李世民，在气愤之余就认为魏徵乃国家社稷栋梁，是万万杀不得的。而长孙皇后的智慧，在于她不动声色，穿上朝服立于阶前，向李世民拜贺。李世民问其原因，她说：“妾常听说主明则臣直，如今魏徵之直，正是由于陛下之明，妾怎敢不贺陛下。”李世民听后，转怒为喜。
李世民善于纳谏，多方听取大臣们的意见．从而走上正确的轨道。比如贞观元年提出并一直延续到贞观十一年的分封之事，李世民就是听取了多方建议之后，加以总结得出结论。贞观元年，李世民问公卿以享国久长之策，萧璃向李世民提出分封制，大封同姓诸侯，以辅朝廷，李世民初甚然之，始议封建。魏徵则提出不可：“若封建诸侯，则卿大夫咸资俸禄，必致厚敛。又，京畿税不多，所资畿外，若尽以封国邑，经费顿阙。又，燕、秦、赵、代俱带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内地，难以奔赴。”李百药指出：“封君列国，籍其门资，亡其先业之艰难”，“易世之后，将骄**自恣，攻战相残，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李世民闻言，左右摇摆，既深明分封之弊，又深惧于不分封而享国长久之事史无先例，所以不能决定，于是想了个折衷之策，于贞观十一年实行世袭刺史制，封二十一臣，功臣十四人为世袭刺史，子孙承袭封爵，实质仍是诸侯分封制。此诏一下，又有更多大臣如于志宁、马周等人提出反对意见，上书谏诤，就连被分封的功臣长孙无忌等人也不愿受封职，上表反对。在大臣们的谏诤下，李世民终于下诏“停世封刺史”。这个决定对于李世民来说是带有一定冒险性的，但他最终还是能够接受大臣们的反对意见，并不一意孤行。历史证明，不分封是正确的，也正是在不分封的唐朝，封建中央集权制在中国历史上发展到了一个巅峰时期。
在政事上，李世民虚心纳谏，在一些涉及皇帝自身行为的私事上，李世民也能积极听取大臣的谏诤，对指正自己行为的大臣相当礼遇。李世民是军旅出身，少喜弓马之技，自从做了皇帝以后，位居九重，尊崇无上，既不能如从前那样去冲锋陷阵，与敌人白刃相见，也不能轻易领兵出征，骑马纵横，因此难免技痒，于是就把兴趣转移到了游猎上，经常带着车仗随从，骑马射箭，或出郊打猎。然而由于君臣有约在先，为使君王勤勉于政。贞观元年，孙伏伽谏道：“陛下贵为天子，身居九门，行则须谨慎言行。这并不是为了一人之尊严，实因陛下安危荣辱，事关国家社稷之安危，不得不尔。陛下好与近臣一起骑马射箭娱乐，这是少年为王的行径，非今日身为天子的事业，既不能安养圣体，又不能楷模后世，臣窃以为，陛下的行为很有不对之处。”李世民自此以后虽偶有游猎，但在宫禁之中骑马射箭之事便强忍着性子不再去干了。他嘉纳孙伏伽之言，以之为谏议大夫。
李世民是唐代第一明主，在接受臣子意见方面是唐朝历代帝王甚至唐后的历朝皇帝都未能及的，他作为虚怀纳谏的封建帝王之典型，时常见于历代文人笔记之中。可见，他为自己创造的这个形象是接近于“完美”的。他在逝世以前，曾对自己一生政治生涯做过较为客观较为公允的总结道：“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然比之尽善尽美，固多愧矣。”
君纳忠言 臣谏直言
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无论一个人有多聪明、多伟大、多细心，他总会有犯错误的时候。而纳谏作为一种掌握情况、获取信息、指导决策的方法，也可以集中别人的智慧，优化领导决策的效果，实现群策群力治天下的宏志。让人少犯错误、不犯错误，是纳谏的一大功能，而集中他人智慧、群策群力、提高决策水平则是纳谏的又一大功能。
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三个臭皮匠可以合成一个诸葛亮。即是说，集体的智慧是无穷的。人心齐，泰山移。群策群力，天下就没有战不胜的困难；集思广益，人间就没有创不出的奇迹。李世民作为一个从谏如流的贤明君主，对于纳谏的集思广益功能也十分重视。
有一次，唐太宗听说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才识广博，名气很大，就把张玄素召入内宫，与他讨论治理国家的方法。张玄素说：“隋朝的皇帝喜欢独断专行，不喜欢发挥大臣们的作用，大臣们得不到皇帝的信任，心怀疑虑，只会照本宣料，按照上边的指示去执行，不敢有丝毫的违抗。用一个人的智力，管理整个国家的事务，即使他决策的机率成败各半，日积月累，也会发生许多错误。再加上大臣们的阿谀奉迎、欺上瞒下，国家不灭亡才怪啦!真诚地希望陛下，严格选拔官员，量才授用，加强考核，用考核结果进行赏罚，天下还有什么事办不好呢?我观察隋末的动乱，想争夺天下的人只有十几个，其余的人都是在保全家庭，爱护妻子，等待贤明的君主出世，然后投靠他们。由此可知，那些喜欢犯上作乱的百姓，人数非常有限。”李世民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就将他提拔为侍御史。
一个人的智力是有限的，无论你本事再大，能力再强，单凭个人的智慧是治理不了天下的。要治理好天下，必须依靠他人，群策群力，集思广益，才能把事做得完美无缺。
天下有野心的人毕竟是少数。下放权力，丝毫无损帝王的天下独尊。做帝王的尽可能放开臣下的手脚，发挥他们的特长，让他们为国家繁荣出谋划策。君主没有必要疑神疑鬼，怀疑一切。孙悟空本事很大，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可还是没有翻出如来佛的手心。作老板的，不要怕自己的部下“功高震主”，领导就是领导，职工就是职工，只要拉不翻车，累不死牛，没人能搬动你屁股下的宝座。
放下威严 虚心求谏
一名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封建君王，每句话都可以当做“圣旨”来看待，这样说，也就等于这样去做，以显示他地威严。然而，李世民却能放下威严，虚心地向下臣求谏。贵为天子的他思想境界的高远和通达，心境的透亮和宏阔。在封建历史中这些认识只有少数明君才具备。
唐太宗在总结历代王朝兴亡的经验，尤其是他亲身经历过的隋炀帝失败的经验的基础上，得出结论：‘深知一人之耳有限，思虑难用，非集思广益，难以求治，而饰非拒谏，徒自召祸也。’他懂得非集思广益难以治理一个大国，李世民才急切地求谏，而求谏就牵动了求人，求谏求人是互为关联的，因为有人才有“谏”。
李世民把王公大臣比作自己的明镜，曾对他们说：“人想要看清自己，必须靠明镜鉴别；君主想要知道自己过失，必须依靠忠臣指正。如果君主自认为贤明，臣子又不加指正，要想国家不亡，怎么可能呢?若君主丧其国，那大臣也难保其家。隋炀帝暴虐凶残，大臣都闭口无言，使他听不到别人指正自己的过失，最终导致亡国。虞世基等大臣不久也遭诛杀。前事不远，你们一定要加以借鉴，看到不利百姓之举，一定要直言规劝。朕虽然并不聪明，但有幸得到各位公聊的匡扶指正，希望凭借你们正直的谏议帮助朕把天下治理太平。”
一次，李世民对身边的大臣说：“圣明的君主审视自己的短处，从而使自身日益完善，昏庸的君主则庇护自己的短处，因而永远愚昧。隋炀帝喜欢夸耀自己的长处，遮掩自己的短处，拒听谏言，臣下的确难以冒犯皇上。在这种情况下，虞世基不敢直言劝谏，恐怕也算不得什么大过错，因为商朝箕子装疯卖傻以求保全，孔子还称他仁明。后来隋炀帝被杀，虞世基遭诛连，这合理吗?”
杜如晦说：“天子有了忠诚正直的大臣，虽无道也不会丧失天下。孔仲尼曾说：‘春秋卫国大夫史鱼，多么忠诚正直啊!国家有道，他直言上谏；国家无道，仍直言上谏。’虞世基怎么能因为隋炀帝无道而不纳忠言，就缄口不语了呢?苟且偷安占有重要的官位，也不主动辞职隐退，这同殷代微子谏而被拒，即装疯逃去，情况和道理都不同啊!”
接着又说：“拿昔日的晋惠帝来说吧，当贾后将愍怀太子废掉时，司空的张华并不极力苦谏，只一味随顺苟免祸患。赵王伦发兵废掉了皇后，派人责问张华，张华就说：‘废掉太子时，我不是没有进言，只是当时未被采纳。’使臣说：‘你身居三公(东汉以后，以太尉、司徒、司空合称三公，为共同负责军政的最高长官，张华官任司空，故以三公相称)要职，太子无罪而被废除，即使谏言不被采纳，又为何不引身告退呢?’张华无言以对。于是使臣斩了张华，灭了他的三族。”“古人云：‘国家危急不去救扶，社稷急危不去匡正，怎能用这种人为相?’所以‘君子面临危难而不移气节’。张华逃避责任但也不能保全其身，作为王臣的气节丧失殆尽。虞世基高居丞相，本来占有进言的有利位置，却无一言进谏，也实在该杀。”
听到这，李世民无比敬佩地说：“您说得有理。大臣一定要忠心辅佐君主治理朝政，这样才能使国家安定，自身保全。隋炀帝的确就是因为身边没有忠臣，又听不到别人指正自己的过失，才积累祸患、导致灭亡的。君主如果行为不当，臣子又不加匡正劝谏，只一味阿谀奉承，凡事都说好，那君主一定是昏庸的君主，大臣一定是谄媚的大臣。臣为谄媚之臣，君为昏庸之君，那国家离危亡还有多远?以朕现在的志向，正是要使君臣上下各尽其责，共同切磋，以成正道。各位公卿一定要忠于职守，直言进谏以匡正补救朕的过失。朕决不会因为你们的犯颜直谏而对你们怨恨责备。” 李世民对规谏之臣十分感激，谏臣们也为此心情舒畅。
唐太宗经常勉力臣子要积极向他纳谏，而且在纳谏时，尽量保持和颜悦色。
太常卿韦挺经常上疏李世民，陈述政教得失。李世民写信给他说：“朕看了你的意见，感到言词十分中肯，言辞、道理很有价值，对此朕深感欣慰。从前春秋时齐国发生内乱，管仲有射齐桓公衣钩之罪；晋国发生蒲城之役，晋文公有被勃鞔剑斩衣袖之仇。然而。齐桓公小白并不因此怀疑管仲，晋文公重耳对待勃鞔依然如故，这难道不是出于对‘犬不咬其主，事君无二心’的考虑吗?”“您的真诚之意从奏章之中可以看得出来。你如果保持这种美德，一定会留下美名；如果中途懈怠，岂不可惜!希望你能够始终勉励自己，为后人树立楷模。这样后人视今人如楷模，就像今人视古人为楷模一样，这不是很好吗?朕近来没听旁人指正朕的过失，朕也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全靠你竭尽忠心，多次向朕进献嘉言，以此沃我心田，这种感激之情，是一时无法表达完的!”
在求谏的同时，李世民还注意把“慎独”同求谏结合起来，将其作为封建帝王的修身之道。
贞观八年，李世民对大臣说：“朕每次闲居静坐时，都深刻反省，常常害怕自己的所作所为上不合天意，下为百姓不满。想到有正直忠诚的人匡正规谏，以使自己的思想能与外界沟通，百姓不会心怀怨恨而耿耿于怀。近来朕发现前来奏事的人多带有恐怖畏惧之色，致使语无伦次。平时奏事，尚且如此，更何况耿直劝谏的，一定更害怕触犯龙颜。所以每次前来进谏，纵然不合吾意，也不认为是违逆犯上。如果当时对谏者斥责，奏事者会心怀恐惧，那他们又怎敢直陈己见呢?”
贞观中期，李世民发现向他进谏的人减少了，于是他问魏征：“近来朝中大臣都不议论朝政，是什么原因呢?” 魏征分析说：“陛下虚心采纳臣下意见，本来应该有人进谏。然而古人说：‘不信任的人来上谏，就会认为他是毁谤自己；信任的人却没有谏言，就会认为他白食俸禄。’但是人的才能器量有所不同。懦弱的人，虽然心怀忠信却不敢言；被国君疏远的人，害怕对己不利而不敢言。所以大家都闭口缄默，随波逐流，苟且度日。”
李世民说：“的确如您所说的那样。朕常常在想，臣子想要进谏，但害怕带来灾祸，难保性命，这与那些冒着被鼎镬烹死、被利剑刺死的人有什么不同呢?所以忠诚正直的大臣，不是不想竭诚尽忠，而是太难了。所以大禹听到善言就向人拜谢，就是这个原因。朕现在敞开胸襟、广纳谏言，你们切不要过分恐惧，只管极力进谏。后来，他又对房玄龄说：“自知者明，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确实很难。写文章的人和从事技艺的人，都自以为出类拔萃，他人比上不。如果著名的工匠和文士，能够互相批评、指正，那么文章和工艺的拙劣之处就能够显现出来。由此看来，君主必须有匡正规谏的大臣来指正他的缺点过失。君主日理万机，一个人听政决断，虽然忧虑劳碌，又怎能把事情全部处理妥当呢?朕常常思考，遇事时魏征随时都能给予指正、规谏，且多切中失误之处，就像明镜照见自己的形体，美丑一下子都能显现一样。”于是举杯赐酒给房玄龄等人，以资鼓励，意思是让他向魏征学习。
虚怀若谷，从谏如流，不是没有个君王能作到的。而从谏如流，恰恰是作为一个明君所必须的。如今，作为领导者也是如此，要想做一个职员心目中的好领导，就必须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
集思广义 从谏如流
李世民长于纳谏，一些正直的大臣才敢犯颜谏上，从而减少了很多政治上的失误，为“贞观之治”的出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李世民善于纳谏的风度，也为后世留下了美谈。
如今谈起李世民，感叹最多的莫过于他手下人才济济，各个勇于直谏，而李世民又也长于纳谏，致使朝中大事很少出错。他的从谏如流是出现“贞观之治”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贞观初期，为了巡视方便，李世民下诏令征发人力，修复洛阳的乾元殿。当时经济刚刚有所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刚刚稳定下来，张玄素觉得如果大兴土木修建宫殿，有可能会重新引起人民的不满。于是上书劝谏。说： “陛下智慧遍及万物，囊括四海，所下命令哪里敢不执行，要做的事，何人敢不服从?小臣暗地思考秦始皇为君主时，凭借周室的余力，依仗六国的强盛，要把帝业传给子孙万代，然而到了他的儿子二世时国家就灭亡了，这大概就是由于他逞嗜纵欲、违背天理、伤害百姓造成的罢!由此可知，天下不能用暴力取得，也不可以仰仗神灵。只有提倡节俭，轻徭薄赋，慎始善终，才能使国家社稷永远牢固。”
张玄素说：“现在陛下在百王之后承继王位，正值凋衰破落的处境，一定要用礼仪制度去治理国家，陛下也应该以身作则。现在巡视东都洛阳的日期尚未确定，就下令征召士卒，修补装饰乾元殿；各位诸侯今日要一起出就藩国任职，同时又要修造宫室。征发人员很多，岂是疲劳的百姓所希望的?这就是不能重葺乾元殿的原因之一。” “陛下刚平定东都洛阳时，看到那些层叠的楼阁、高大的建筑，都下令拆除，使得天下协调百姓同心敬仰。岂能开始时厌恶宫殿奢糜，今天反而又承袭它原有的奢华雕饰?这是不能重葺乾元殿的原因之二。”“每次接到圣旨，都未能立即巡行，这些不急需办的事，岂不成了白白浪费人力、财力的劳动。国家没有两年的储备，何必在西都长安、东都洛阳都摆起排场呢?劳役超过限度，怨言迭起，这是不能重葺乾元殿的原因之三。” “百姓遭受战乱流离之后，财力耗尽，今蒙陛下天恩养育，百姓初步得以生存，然而饥寒还很深重，生活出路还不安定，三五年间，恐怕不能恢复正常。怎能劳民伤财营造暂时不去巡幸的都城呢?此不能重葺乾元殿的原因之四。” “昔日汉高祖准备定都洛阳，娄敬一句谏言，当日便起驾西行。难道汉高祖不知洛阳位处国中，占据贡俸财赋、路途适中的优势吗?只因为东都地势不如关内险峻，陛下教化衰疲的百姓、改革浅薄的风情，时间也还很短，民风还不十分淳朴，斟酌种种情况，怎可东幸?这是不能重葺乾元殿的原因之五。”
张玄素接着说：“我曾看到隋朝开始兴建乾元殿时的情景，那殿堂梁柱极其粗壮，不是近处所得，而大多是从远方的豫章(今江西省境内)运来。二千人拉一根圆柱，车轮都由生铁打造而成。中间如果用木轮，一磨擦就会立即起火。略算一下，一根柱子耗费十万，其余费用加在一起又超了这些费用的几倍。我听说阿房宫建成后，秦人离散；章华台筑成，楚国人心背离；乾元殿完工，隋朝随之灭亡。况且陛下凭今日的功力，怎能和隋朝相比?”“依陛下的打算，在隋朝凋残破败之后，役使饱受战争创伤的百姓，耗费巨大财力，重犯昔日百代帝王的弊病。由此而看，危害比隋炀帝还大呢。臣深深地希望陛下好好思索，不要导致春秋时秦国被由余(春秋时，西戎王派由余出使秦国，秦穆公为显示国力，让由余参观秦都华丽的宫室，由余看后惊叹：‘如鬼神修建，劳烦了鬼神，如人力修建，坑害了百姓。’)嘲笑的结果。这就是天下最大的幸事啊。”
张玄素这一番好不留情面的批评，李世民一时无语，甚愧且悔，叹息说：“我不加思索，才导致这种地步。”又回头对房玄龄说：“今张玄素上表阻止修建乾元宫，洛阳实在不应该大加修造。以后如有理应巡行之事，即使露宿又算什么呢?现在应该立即停止工事。地位低微的人敢于冒犯尊贵的人，古来就不容易。如果不是忠诚正直，怎会如此?况且很多人惟惟，不及一人谔谔。可以赏赐张玄素五百匹绢。”
李世民如此长于纳谏。在当时，不仅像魏征、张玄素、王硅这样一些有规谏特权的人大胆犯颜，连当时的长孙皇后，也能追机劝谏。
李世民早年率军征战，对马有特殊的感情。贞观中期，仍对骏马十分钟爱，常把一匹骏马带到宫中饲养。不料一天，有一匹骏马无疾而亡，李世民甚感惋惜，对养马官十分生气，声言要杀了他。长孙皇后(封号为文德皇后)劝谏说：“从前齐景公因马死杀人。晏子请求列举养马人的罪状说：‘你养马却让马死掉，这是罪过之一；主公因马死杀人，百姓听到后会怨恨君主，这是罪过之二；各诸侯国听到后，一定轻视我国，这是罪过之三。’齐景公听了晏子的话，知道理屈，就免了养马人的罪。陛下读书时经常能见到这些事，怎么会忘记呢?”听了这话，李世民的怒气才缓解下来，对房玄龄说：“皇后处事情，对我有所启发，对我治国极有帮助。” 皇后又说：“韩非子在《韩非子》中，把游说说成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西汉的东方朔在其《答客难》中，也称游说是非常不易的事情，事实确实如此。忠言逆耳而利于行，这无论是治国治家，都非常重要。纳之则世治，杜之则政乱。真心希望陛下重视这一点，如果陛下能做到这一点，那便是天下百姓的幸运!”长孙皇后与长孙无忌是兄妹关系。由于长孙皇后的特殊职位，常常能对李世民起着助正止枉的作用，李世民对此很满意。
贞观时期君臣之间长于劝谏和纳谏的行为，也影响着太子。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太宗李世民曾因故要斩执掌宫苑的西监穆裕，后来成为高宗的皇太子李治，犯颜劝谏，才使身为父皇的李世民平息了怒气。司徒长孙无忌是做舅舅的，事后对李世民说：“自古以来，太子进谏都是利用君王空闲时间慢慢述说。现在陛下天威大怒，太子却敢于犯颜劝谏，这是古今都从未有过的。”李世民却说：“人相处得久了，自然习气相染，朕治理天下以来，虚心纳谏，才有魏征朝夕进谏。自魏征去世后，又有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等承继。太子小时候就在我跟前，常看到朕对进谏者心怀喜悦，于是耳濡目染养成了这种习性，到了今天他也敢直言冒犯劝谏。”这番话既是自嘲，也是夸赞之语。
综而观之，种种实例已足以证明李世民的长于纳谏。一方面，给仁人志士一个宽阔的发展空间，为国效力。另一方面，也使自己身上的错误得到纠正，避免了很多错误。虽然李世民这种长于纳谏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但知道今天仍有借鉴作用。
社稷事重 面子事轻
或许对于领导，最不能容忍的是员工反对你的建议，当面驳你面子，使你下不来台。但你是否想过，你的面子跟公司的利益孰轻孰重，为了公司的利益，不喜欢听的建议也要听。作为李世民，他是当之无愧的明君，因为他做到了一般人作不到的虚心纳谏，敢于放下面子，听取别人正确的意见。
劳后求逸是人的本性使然，作为帝王的李世民也不例外，在经济有所恢复，人民安居乐业，国库充裕时，也有些奢侈的念头，幸得臣子诤谏之下，收回了自己的一些奢侈的念头。回到节俭、求进的思路上。一名君主，李世民的头脑毕竟还算清醒，能克制住自己的享乐意识而虚心纳谏，这种品质，其实是一个明主所必备的涵养。
早在贞观二年，有公卿诸臣上奏说：“根据《礼记》上记载，在夏季最末的一个月，允许居住在亭台楼榭之上。现在夏季的暑热还没有消退，秋天的雨季刚刚开始，皇宫地势较低，空气潮湿，请陛下下令建造一座地势较高的殿堂用来起居休息。” 李世民说：“朕患有气力衰竭的病，的确不适宜在低下潮湿的地方居住，但朕如果按你们的请求去做，耗费的财物实在太多。从前汉文帝打算建造露台，但舍不得耗费掉相当于当时十户人家财产的费用，后来就取消了这个建露台的计划。朕的德行不及汉文帝，而耗费的财物却比他要多，如何称得上是一个作为百姓父母的君王的为政之道呢?”当时，虽然公卿大臣们再三坚持奏请，李世民始终没有答应这件事。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在李世民的治理下，经济已有几分繁盛，然而不知不觉中，李世民又增大了人民的徭役，各地楼馆宫殿都有所兴修，于是大臣马周便上奏劝谏：“现在百姓刚刚经历了隋唐两朝战争，经历了丧乱时代，人口已经下降到隋朝人口数的十分之一。但是老百姓仍要供官差、服徭役，青壮年被一个接一个地征发上路，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路程远的往返五六千里，春去秋回，冬去夏回，一点休息的时间也没有。陛下虽每有恩诏，下令其减省差役，但有关部门既然不停地营建各种工程，这自然也要用人。枉然下达诏令，奴役百姓仍一如既往。”他又说：“臣常常到民间去微服私访，在最近的四五年里，发现百姓颇有怨恨嗟叹之言，认为陛下不存体恤抚养他们的心思。从前唐尧用茅草土块盖房住，夏禹王衣食粗劣，这样的事，臣知道不可能再在今天重现。汉文帝惜怜百金之费用，停止了露台的建造，还把臣子上书用的书袋收集起来，拼在一起，做为宫殿的幕帷使用。连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衣着节俭到衣裙拖不到地上。到了汉景帝时，因锦绣五彩绦带的制作耗费妇女劳力，专门下诏，废除不用这些奢侈品，使得百姓安居乐业。汉孝武帝统治天下时，虽然他穷奢极侈，但是依赖文帝、景帝遗留的恩德传统，因而民心并没有大的变动。假若继汉高祖之后，接着即是武帝时代，天下必然不能保全。”
马周又说：“臣研究前代以来国家成功失败的情况，发现凡是因黎民百姓怨恨谋反，聚为盗贼，国家没有不立即灭亡的。国君即使愿意悔改，也没有能够重新安定保全。凡修行政治教化，应在还来得及修正时修正，若事变之后，后悔也没有用了。所以后代的君主总是见到前代的覆亡，能够清楚地知道人家的政治教化如何失误，可是却不知道自己本身有什么过失。因此殷纣王嘲笑夏桀亡国，而周幽王、周厉王又嘲笑殷纣王灭亡。隋炀帝大业初年，又嘲笑北周、北齐丧失国家。然而现在陛下看炀帝，也像炀帝当年看北周、北齐一样。此言不可不戒也。”
听了马周的一番话，李世民幡然有悟，历史的教训果然使他深有忧惧，他没有想到自己竟然有这样大的过失，于是马上宣布停止制造各种奢侈之物，以悔改自己的言行。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然而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又是少之又少。李世民做到了，因而使贞观之治的出现成为可能。如今的领导人如果也能做到这一点，那企业的昌盛也指日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