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可载舟，也可覆舟，相互利用，才能达到君民共荣，国家昌盛。人心齐，泰山移。君民同利，才能实现君民一心。君臣之间，永远是一种相互制约相互统一的关系，虽然君主在很大程度上起到支配和决定作用，但是如果忽略了臣民的制约因素，后果将十分严重。 而唐太宗则十分重视君臣之间的关系，并为以后的帝王们作了一个典型。
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
老百姓是封建皇帝的衣食父母，封建皇帝是老百姓的父母官。你是我的父母，我是你的父母，这种互称父母的关系，其实就是舟与水的关系。水可载舟，也可覆舟，相互利用，才能达到君民共荣，国家昌盛。同样对于管理者来说，上级与下级之间也是一种舟与水的关系，怎样把握这种关系，管理者是需要深思熟虑的。
《诗经》中有这样一句话：“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形容一个人做事小心谨慎之状。作为皇帝的李世民，在借鉴前朝、治理国家、听取建议、任用官员等方面，也正如诗中所形容的那样：小心翼翼，力求不出纰漏。
李世民出生于隋朝的盛世，随后又经历了隋末的动乱和隋王朝的灭亡。百姓的艰难给予李世民的触动很大，使他懂得“官逼民反”，意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再到后来，隋朝的灭亡更是使李世民极大震动，隋炀帝的骄暴贪**，给他树立了一个反面教材，使他明白了“天下或可以逆得，守之不可以不顺”的道理。这就使李世民在后来登上皇位以后，能够兢兢业业，完成他在唐朝历史上所担任创业兼守成的双重责任。
鉴于隋朝灭亡的经验，天下久经战乱现实，李世民在治理国家时克勤克俭，很是慎重。他曾将臣子们所上的奏章贴在寝内的墙壁上，出入坐卧，见到奏章时就重新浏览一遍，追思大臣们所奏之事，可有急需采取措施而被自己遗忘了的，可有已采取措施却收效不佳的，有时想得出神，竟一直到深夜还不能人睡。下臣张蕴古曾上《大宝箴》，内容都是关于规箴帝王言行品格及处理政事的态度等方面，其中有一段话说：“圣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李世民见此言大悦，对张蕴古嘉奖不已，封为侍御史。在贞观前期，李世民凡是听到某人一言之善，都要记在心上。
贞观十二年，李世民问侍臣道：“帝王创业和守成，哪个更难呢”房玄龄说：“草昧之初，与群雄并起，互相角胜，最后使四海称臣，其间几多征战，无数危机，看来是创业较难。”魏徵说：“自古帝王，艰难之时辛勤自励，虽败不馁，一到天下平定，海内无事，便都贪图安逸享受，不理朝政，以致失国，看来还是守成难。”李世民道：“玄龄与朕，取天下时同进同退，百死一生，身历无数凶险，所以知道创业之难；魏徵与朕共安天下，常常戒饬，不要在富贵之时生骄矜之心，以致轻忽国事，发生祸乱，所以知道守成之不易。无论创业与守成孰难孰易，创业之难，毕竟已经过去，如今正是守成之难，应当与诸公戒之慎之。”群臣闻言皆拜，道：“陛下能说出这番话来，便是四海之内天下万民的福祉了。”
李世民深知守成之难，也常恐自己不能善始善终。他早就对侍臣说过：“安定之时不敢忘危急，太平之时不敢忘祸乱，虽无祸事，也应经常思虑，始终如此，方为尽善。”又说：“朕所以不敢恃天下之安，每思危亡之事以自戒惧，用来保持其终。”
可见贞观前期的李世民，对于自身的享乐每多所限制，对于政事处理都十分认真谨慎，所谓“居安思危”，深恐不能善始善终，也将“居安思危”的思想竭力灌输至群臣心中，使君臣一样以天下为己任。
可惜的是，李世民的这种担心在他的晚年终于变成现实。晚年的李世民失去了诸多贤臣的诤谏扶佐，变得刚愎自用，猜忌之心日重，失去了往日励精图治的作风。征高丽，爱重魏王李泰，致使太子李承乾失宠谋反被诛；杀杜正伦，毁魏徵碑，贬崔仁师，诏令刘洎自尽，诛张亮……如此等等，做了一系列的错事。
居安思危之言犹在耳，李世民的作风却已一改常态。这固然是因为他气疾缠身，年老智昏，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平生言行过于克己，在自制力渐弱之时，从前所固有的刚烈悍狠个性便逐渐抬头。
但他也并非完全糊涂，他在临死前一年的贞观二十二年，回首前尘，追省往事，认识到了晚年的诸多谬误，不禁有“不能善终”之叹。于是，他总结为帝二十二年的心得，撰成一部教诫诸子的政论《帝范》，在书中多次强调守成责任之重，并说：“战战兢兢，若临深而驭巧；日慎一日，思善始而令终。”付与太子李治，希望李治能够善始善终，成为一代明主，并指出居于帝位治理天下的态度应是“日慎一日。”并且，他在书中根据自己追悔往事所得的感受说：“君子劳处其难，不肯安居其易，故福庆流之。故知祸福无门，惟人所召，欲悔非于既往，惟慎祸于将来。”可见，他虽说在晚年时做了一些错事，但在为政的大方针上，仍能保持着清醒。
晚年失误虽然较多，但李世民在后人的心目中所记得的那个李世民，却是贞观前期的李世民，那个几乎十全十美的英明帝王。贞观后期的李世民仿佛是另一个人，人们并不愿提起，然史家若不加以提及，一般人则不加以注意。可见，李世民在贞观前期所树立的形象，在世人心中过于高大，以至于不愿去想他那不能善始善终的晚年。事实上，即使真如有些史家所言，李世民善于粉饰自己，却也正说明了他树立自己领导形象的技巧之高明，并且十分细致。
综观整个贞观朝，李世民的作为虽前后不一，但在最重要的休养民力、恢复经济阶段，他还是基本上做到了晚年在《金镜》中所指出的一段话：“朕以万机暇日，游心前史，仰六代之高风，观百王之遗迹，兴王之运，可得言矣。每至轩昊之无为，唐虞之至治，未尝不留连赞咏，不能自已。及于夏殷末世，秦汉暴君，使人懔懔然，兢惧如履朽薄然。”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即使一个才能出众的人，也不是说干什么事情都可以干，所以唯有知人善任的领导者，才可能完成超过自己能力的伟大事业。然而一般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力，而不肯接受他人的忠告。作为领导者更应该注意这点。
臣对君忠 君对臣仁
即便在专制社会中，聪明的政治家也往往懂得区别对待敌对阵营中的故臣旧将，除其首恶，用其精英，令其为自己服务，这可以说是既得人心，又显雅量，更得实惠的上上之策。开明政治家的不同在于，他能够认识到选任人才的不易，无论是哪方阵营，人才都终是人才，只是所跟随的主子不同而已；既然自己用人要求下臣们忠诚，将忠诚作为美德，敌对方又何尝不是如此。人选到哪方阵营，是机遇而已，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因而不能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下臣。正缘于此，对于东宫府属中的能臣，李世民同样加以重用，甚至引为知己。
俗话说：“礼尚往来”，这似乎不仅适用于礼节，人情似乎也是如此。李世民和他的大臣之间的关系足可以说明这一点。
魏征常劝太子李建成及早除掉秦王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太子党人士纷纷逃匿，魏征却依然故我。有一天，尉迟敬德听人高叫：“建成、元吉左右助纣为虐，应尽数诛杀，尤以魏征最为可恶，不可轻恕。”尉迟敬德忙来见李世民，把所听之言对李世民说了。李世民问：“公以为如何?”尉迟敬德说：“谋君位，乱国家，罪在二凶，今二凶已除，谋杀其诸子已觉过份，何况要牵连其党羽?东宫大臣为建成出谋划策，也是尽臣子之职，何必追究?二人党羽甚多，若一一追究，天下恐将大乱。李世民觉得尉迟敬德一员武将竟有如此胸襟，实在难得，想了一想说：“别人都可不论，只有魏征，当初多次劝说建成早日对我下手，此人不可不杀。”
这时，长孙无忌和房玄龄也来见李世民，一听李世民说要杀魏征，便一齐劝阻。长孙无忌说：“魏征虽然罪大恶极，但他亦不失为忠臣，至少是称职的能臣，幸亏未为建成所用。”房玄龄也说：“魏征不是等闲之辈，朝野人士无不敬慕他的为人，欣赏他的才学，杀了魏征，将使士人寒心，请大王(注：此时李世民尚未即位)三思。”李世民思考良久说：“明日看他态度如何再定。”次日，李世民召见百官，命魏征前来答话。魏征奉诏前来，似乎胸有成竹，不卑不亢，李世民面带怒容，厉声问道：“汝何为离间我兄弟!”在场官员都为魏征捏一把汗，大家都知道他性情耿直，一旦激怒了李世民，便会招来杀身之祸，所以很是为他担忧。魏征倒举止自若，从容答道：“先太子早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众人一听，都大为吃惊。难道魏征料定自己难免一死，与其低头认罪，不如充硬骨头，也好落一个美名?
而更令百官吃惊的是，李世民竞转怒为喜，抚掌大笑。原来，昨日房玄龄等人走后，李世民反复思考他们的意见，以为魏征这个人不仅不能杀，因魏征本人不仅是个人才，杀了可惜，更重要的是天下英才可以由此而知，当今的秦王并非那种肚量狭隘、枉杀大臣的昏君，必然竭忠尽力。如此，则何愁天下不治?
想到此处，李世民不由感叹说：“早闻魏征说话直言无忌，今日一见，果然如此。现在免去你洗马一职，命你为詹事立簿。”魏征拜谢。-后又提升魏征为谏议大夫。王硅、魏征本为仇雠，后竟成为李世民的近臣，李世民作为一代封建君主的处世襟怀，由此自可想见。
李世民与魏征两人之间，真正相得益彰，难怪于同年在九成宫丹霄楼的赏月夜宴上，李世民满怀喜悦，再生感叹说：“魏征往者实我所雠，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惭古烈?”弃怨用才，显示了李世民作为政治家的雄豪气度，使之成为后世效仿的楷模。
君臣共勉 同舟共济
最高的地方亦是最危险的地方。然而，究竟有多少帝王能够深刻地感觉到这不胜之寒，步覆巍巍长城，脚踏雄雄泰山，龙颜何其悦也，那感觉就象一双龙足架在万民的肩头之上；舟于五湖，乘于四海，龙心何其畅也，那感觉犹如天下众生托其龙体，飘飘欲仙。李世民一生不好风流，不慕潇洒，更不是得意妄形之君，他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千古名言不仅使自己傲视群帝，亦使他的帝国傲视古今。同样，对于今天的管理者们，这些话同样具有教育意义。
李世民一向“崇儒好仁。他所推崇的儒学，源起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孔子无力恢复周礼所规定的宗法等级制度，便强调那种与原始民主遗风相联系的伦理情感，达到以“仁”求“礼”的目标。孔子所标榜的“仁”对于士人来说，既是一种个人修养，也是一种社会实践。
李世民却也不止一次强调并身体力行。他鉴于隋亡教训，多次说：“不敢轻用人力，惟令百姓安静。”唐太宗对儒学的推崇还体现在他的“教子”问题上。他曾经对房玄龄说：“古来帝子，生于深宫，及其成人，无不骄逸，是以倾覆相踵，少能自济。我今严教子弟，欲皆得安全。王琏我久驱使，甚知刚直，志存忠孝，选为子师。卿宜语泰：每对王王圭，如见我面，宜加尊敬，不得懈怠。”在这里他要求儿子对老师要如同对父亲一样尊敬，显然迎合了儒学士人做帝王师的理想。李世民还宣称有为君主也必须有老师教诲，他愿以儒学士人为师，在儒学士人的指导下去“保民而王”，这显然是一种对儒学士人地位的肯定，从而以儒学士人去为他影响并争取天下人之心。这是极为高明的政治手段，也是他的“君道”能够得到历史上的儒学士人所承认的原因。
唐太宗的所谓“君道”，即“仁道”，他崇儒而好仁，行儒而推仁，“仁”的思想和行为贯穿了他治世的始终。他曾说：“朕以武拨乱，以仁胜残，其材略高汉祖，而规模不及也。”如果单以好仁而言，唐太宗明显是自谦之辞。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大臣们说：“我听说西周、秦朝刚刚得到天下的时候，基本国情是一样的，几乎没有差异。然而，西周是只做好事不干坏事，积累功德，所以使国家维持了800多年。秦朝是恣行其事，放纵奢**，喜欢用严刑酷法惩戒人民，没有超过两代就亡国了。难道说做善事的人，就能给国家带来福气，延长国家的寿命。干坏事的人，政权就不能长久?我又听说，夏桀、商纣都是帝王，把他们和普通百姓相提并论，似乎侮辱了他们。颜回、闵损都是普通百姓，把他们和帝王相提并论，却又抬高了他们，这种比较方法，也是帝王深以为耻的事。我每次用这类事情作为鉴戒，经常担心赶不上人家，会受到人们的嘲笑。”
魏征回答说：“我听说鲁哀公对孔夫子说：‘有人好忘事，搬了一次家，把家里的妻子都忘了。’孔夫子说：‘还有比这忘性更大的人呢!我就听说夏桀、商纣连自己的身体都忘记了。’但愿陛下时时刻刻想着这些笑话，免得自己也做荒唐事，贻笑天下。”
贞观初年，李世民对身边大臣说：“身为一国之君，治国之道必须首先保障百姓的生存利益，如果损害百姓来供奉国君一时之乐，那就好像割自己腿上的肉充饥，肚子虽饱了，命也没了。如果欲使天下太平，必须首先正己严身，世上没有身正而影斜，上边井然有序而下边混乱不堪的道理。为此朕常想，损伤自身的因素往往不是来源于外界，而大都是由自身的各种不良嗜好造成。假若过度沉溺于声色，贪欲越多，对自身的损害也就越大，不仅有害于国，也有害于民。若再做一些不合情理的事，更会使民心涣散。民心怨恨一生，叛乱必起。朕这样想，就不敢再有纵情享乐的念头。”
李世民还爱说的一句话是：“民，水也；君，舟也；水可载舟，也可覆舟。”此言出自《荀子》，是荀老夫子的一句名言。它把君民关系比作舟与水的关系，很发人深思。如果说帝王是船，老百姓是水，王公大臣无疑就是船上的掌舵人。上了这条船，就要同舟共济，君臣互勉，绕过险滩湍流，历经千难万险，互祝一生平安；上了这条船，就不要三心二意，朝三暮四，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一旦船体触礁，皇帝老子是保不住了，做大臣的难免不会被大水淹死。
由此可见治理天下的态度十分虚心克己，这种小心谨慎处理政事的态度，令人钦敬，在人治而不是法治的专制体制下，国家治理的好坏，仰赖于人而不是法，因而一个封建君王能对治理国家抱着如此认真的态度，天下何愁不治。
委屈自己化解矛盾
拿破伦有句名言：“在我的字典里，没有‘不可能’这几个字。”领导者不可拘泥于眼前的细节小事，而必须从大局出发，从大局来判断，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许多不同的情况和顾虑下，分得出什么才是最严重的、或必须优先解决的问题，不断地探索和追究，为了大局的利益，放弃个人的意见或利益，这才是领导者的远见与应有的气质。
经历了隋朝的灭亡和连年征战，唐朝成立之初，哀鸿遍野，满目疮痕，盗窃成风，百姓衣食无着。李世民与大臣们研究治理盗贼的对策，不少人主张治盗用重典，见了就抓，抓了就杀，要把贼寇杀得断子绝孙，鸡犬不留。
李世民语重心长地对大臣们说：“老百姓之所以作盗贼，全都是由于老百姓的赋役负担太重，贪官污吏欲壑难填，辛苦一年，饥腹不饱，饿得没有出路了才去抢劫偷盗。从现在起，我应当放弃奢侈生活，节约宫延开支，轻徭薄赋，选用公正廉洁的官吏，使老百姓衣食有余。他们吃饱穿暖了，偷盗抢劫现象就自然而然消失了，哪里值得我们严刑酷法，杀气腾腾，用重刑对待天下的贫苦百姓呢?”
自从官吏廉政之风兴起，百姓负担减轻之后，犯罪现象明显减少。没有几年光景，大唐天下，国泰民安。人们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商人带着金银珠宝，露宿荒野，全然不用担心被偷被抢。
看到这国泰民安的盛况，李世民激动地说：“国君依靠国家，国家依靠人民。剥削人民来满足君主的欲望，犹如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所以说君主的忧患。不自外来，而自身出。欲望盛则消费广，消费广则赋役重，赋役重则百姓愁，百姓愁则国家危，国家危则君主亡。我常常思考这个问题，所以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
李世民面对严峻的社会矛盾，不是用严酷的刑罚镇压百姓，而是用自我检讨的方式，探求矛盾激化的根源，釜底抽薪，缓和社会矛盾，自己虽然受了委屈，却带来了人民生活的安定，社会犯罪率的下降。
在国外，企业经营不景气，出现生产下降或经济亏损，企业董事会要低头向股东们谢罪，经理或中层领导的饭碗会首先保不住。我们可倒过来了，企业不景气，首先倒霉的不是厂长经理，而是身居生产一线的工人。打屁股、挨板子、砸饭碗，似乎一切都是朝着工人来的。
假如厂长经理在此危难之际，卖掉自己的“乌龟壳”，关掉自己的“大哥大”，少进几次夜总会，少喝几杯X0，就根本不需要裁减人员了。说实在的，有的工人的年薪还赶不上厂长经理一顿饭的消费水平高。
最好解决问题的办法，首先还是要委屈一下自己。作为单位领导，如果没有一些自我牺牲精神，群众这一关是过不去的。既然问题已经发生，就没有必要再去推卸责任，而应把主要精力，放在减少损失方面，力求使损失的后果及其产生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
其次，除恶要除根，治标要治本。工厂企业出了大事故，最好不要采用杀鸡给猴看的办法，去应敷差事，愚弄百姓。该杀鸡就杀鸡，该杀猴就杀猴，别老抓替罪羊。替罪羊抓多了，不仅能激起民愤，引起众怒，而且有可能把自己拖人泥潭，让管理决策者在小河沟里翻船。
作为领导者要宽怀大度，从大局出发，不可拘泥于眼前枝节小事，要放弃个人的意见和利益，以大局做为判断的标准，才是应有的气度。
团结是巩固政权的坚实保障
李世民称帝后，并不像刘邦那样，在当皇帝之后将立下战功的大将韩信、彭越等一一诛杀，以此来巩固皇权；也未像赵匡胤那样，杯酒释兵权，让有功之臣都放弃了手中的权力。他拥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统御术，这一统御术是与他独特的个人魅力、个人气质、个人处事哲学分不开的。作为一名英明的帝王，他巧妙地处理了自己与功臣们的关系，不但没有杀他们，反而将他们团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这正是李世民的高明之处。
在新帝王登基以后，不少封建帝王，大开杀戒，屠戮功臣。或许因为开国功臣，战功卓著，德高望重，令人敬佩。掌声多了，人心就会浮飘；巧言多了，功臣就会乱了方寸。如此，他们就居功自傲，妄自尊大，目中无人，难以驾御，这也是开国功臣的通病。
贞观六年，李世民盛宴款待大臣，同州刺史尉迟敬德作为“玄武门兵变”的功臣，应邀到长安参加宴会。席间，有位马大哈无意坐在尉迟敬德的前面，坐到了上座。敬德牛眼圆瞪，怒日：“大胆小儿，汝有何功。敢坐我上?”没等此人说话，任城王李道宗在旁边插话了：“今日便宴，不分座次，大可不必为此事伤了和气。” 尉迟敬德回答道“嗑瓜子嗑了个臭虫，有你何事，敢在此多嘴多舌?”
李道宗自恃自己是亲王，当众斥责尉迟敬德不得无礼。尉迟敬德挥动老拳，一拳打在李道宗的眼睛上。顿时眼飞泪花，血水齐涌，几乎造成眼睛失明。
唐太宗看在眼里，怒火中烧，宴会不欢而散。他叫住尉迟敬德，伤心地说：“朕见汉高祖诛灭功臣，意常忧之，故欲与卿等共保富贵，令子孙不绝。然卿居官，数犯法，才知道当时把韩信、彭越剁成肉酱，实非高祖之罪也。国家纲纪，惟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数得。勉自修饰，无贻后悔。几句话说完，尉迟敬德已面无血色了，从此再也不敢飞扬跋扈，横行霸道。
唐太宗在战场上，经常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在朝堂上，又能不杀而立君主之威，让功臣心悦诚服，不敢放肆。既保全了功臣的生命安全，又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可谓是大得人心。
俗话说：“一山容不得二虎。”无论是在事业单位，还是在企业单位，许多领导、经理和厂长，常常因为创业功臣，不服领导，让自己在众人面前出丑失信。这种事，处理得好，双方友谊长存，亲情加深，可以尽情享受胜果；处理不好，兄弟反目，同室操戈，内耗加剧，两败俱伤。即使一方获胜，一方失败，双方多少都要为此而付出一定的代价。
如果最高决策层在公司蓬勃发展之时，预先考虑到了今后的人事更替，用合理合法的“顺产”去代替明争暗斗的“难产”和“流产”，岂非大快人心之事!也许是由于领导体制和人才选拔制度的缺陷所致，无论是事业单位，还是企业单位，权力交替就意谓着“难产”。这不仅困扰了国有企业，而且困扰着民营企业、私营企业。
如果企业家都能有李世民那种威望和魅力，晓以大义，明之利害，使君臣互保，利益共享，不用极端手段便可建立自己的领导威信，就能自然而然地赢得人心。何必自己费心，别人担心，众人寒心，让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呢?
北京雪莲羊绒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元征有句名言：“健康的人际关系也是生产力。”他认为：待人也好，处世也好，要有一个平和的心调，惟此才能形成一个很好的群体。用“三个一”做概括，就“一条心、一股劲、一盘棋”。
企业要以生产经营为中心，在此前提下，从各极领导到每一个职工，大家都要下生产经营这盘棋，围绕这盘棋，大家一条心才能形成一股劲。对内的团结协调比什么都重要。做不到这一点，也不可能对外形成一个良好的形象，对外和别人也难以搞好协调。企业作为一个微观细胞，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和周围协调、如何营造一个最适合企业发展的氛围，这就是要搞好对外关系。
李世民调整君臣关系，不用打，不用杀，良言相劝，警告暗示，就化解了各种矛盾。李元征依靠良好的人际关系，巧妙沟通，联络情感，很快就优化了企业的经营环境。雪莲羊绒有限公司作为中国的一个著名企业，如鱼得水，左右逢源，没有原料有人送，没有订单有人跑，很快就成为中国纺织企业的创汇大户。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他们的“人际关系也是生产力”的理论，在注重情义的中国，可谓是无往而不胜。
领导者在平时就应该磨练处变不惊、临危不乱的勇气，不管面临什么危机都能冷静沉着，妥善处理，这才是一个够条件的领导人。
爱臣如子 爱民如子
在历朝历代的封建帝王当中，李世民可以说是关注民生，体谅民情，爱民如子的一位好皇帝，是对劳动人民很有情感的一位贤明君主。在现代管理中，我们虽不能把自己的下属称作自己的子女，但是，作为管理者来说，却应该像对待自己的子女那样来对待他们。
唐太宗有一段话论述了国家的根本问题：“做任何事情都要抓住根本的东西，国家以百姓为本，百姓则以衣食为根本，而生产衣食又以不丧失农时为根本。”这体现了他的重民思想，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才会有好的政策得以制定和实施。?
贞观初年，李世民对身边的大臣说：“身为一国之君，其治国之道，必须首先保障老百姓的生存利益，如果以损害老百姓的利益为代价来供奉皇帝一已之乐，那就好像割自己腿上的肉来充饥，肚子虽然饱了，可命也就没有了。”
这个比喻实在很形象，对当时初登大宝的李世民来说，能有这样的远见，对其治国方针，无疑是大有影响的。李世民二十九岁登上皇位，当时，由于隋朝的横征暴敛引起了人民的激愤，纷纷起义反叛他，全国各地都尚处在战争的阴云中。人们妻离子散未聚，而又逢霜灾，米价昂贵，加上突厥侵扰边境，各地州县都骚乱不安。李世民对此十分忧虑，对治理好一个偌大的国家似乎有些儿不够自信。那时候灾荒十分严重，从京城到河东、河南、陇石一带，一匹绢才能换一斗米，人们有的以卖孩子来换取粮食。
李世民年轻心急，想很快就能把国家引入正轨，为此多次召集大臣商讨治国之策，而大多数臣子都认为天下大乱之后，社会秩序败坏，难以快速治理。李世民听了之后心情很是沉重。这时魏征却站出来对李世民说：“大乱之后，并非不易治理，而是更容易治理，这就像饿极了的人，更容易满足于食物一样。人民饱受隋朝暴政压迫和战乱之苦，渴望过上安定的生活，就像饥饿的人，是很容易知足的。”
李世民对魏征的话很兴趣，便问他：“古人说，善治国者，亦须百年，才可以达于天下太平，你认为很快可以治理，有何依据?”魏征答：“百年而治不是指圣哲而言，若圣哲施行教化，犹如发出的声音，马上就有回音一样。只要全国朝野上下同心，一年之内就有成效。三年成功，并非难者。既然人民渴望安居乐业，只要陛下静以待民，不予征徭，人民安静，国家则不治而治。”
老臣封德彝闻言，立即站出来反驳魏征，说：“三代以后，人心日益奸诈刻薄，所以秦朝专重刑法，汉朝杂以霸道，它们并非是不想教化，只是因为欲教化而不能。魏征想用对百姓放纵的办法来达到天下迅速治理，不过是书生之见，不识时务，若信其虚论，必然败乱国家。”
对于封德彝的批评，魏征先引证史实加以反驳，然后总结说：“凡人在危困之时，则忧惧死亡；忧惧死亡，则思安定；思安定则易于教化。如果说三代之后，人心日益刻薄奸诈，那么到了今天人岂不都变成鬼魅了?还谈什么治理呢?”
封德彝无言以对，但仍不服气。魏征又说：“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问题在于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政策好则效果好，政策不好自然治理不好。”
在这场辩论中，封德彝单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看问题，而魏征则兼顾到统治者和人民两方面的利益，他不仅仅是看到眼前的统治阶层的利益，而是从全社会的角度，从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国家的长治久安来考虑问题。魏征尊重百姓的主动性，人心思治，上下同心，积极主动。一方面统治者不制造战乱；一方面，人民都回到家乡努力生产，男耕女织，丰衣足食，天下太平很快就可以达到。如果统治者为了私欲而大肆挥霍，大兴土木，游山玩水或者发动战争，横征暴敛，使人民不堪重负，再顺从的百姓也会揭竿而起。
李世民毅然决定采纳魏征的意见，定下了抚民以静，与民休息的治国方针。此后的一段时间内，李世民处处以民生为己生，发展生产，奖励农耕，为以后的贞观之治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李世民还采取了很多发展经济的措施，包括：推行均田制，奖励垦荒：颁行租佣调法，轻徭薄赋：劝课农桑，不夺农时：设置义仓，救灾备荒；增殖人口，奖励婚嫁，发展生产；兴修水利设施，疏浚河渠。?
为了增殖人口，唐太宗下令：民间男子二十岁，女子十五岁可以结婚，还将人口增长与否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一个重要标准。到了贞观二十三年，全国的户数增加到了三百八十万户，比他刚即位时增加了将近一倍。?
有了上述这些利民措施，太平盛世很快到来，粮食连年丰收，粮价持续下跌。百姓开始安居乐业。到贞观中期时，国家出现昌盛景象，贞观之治就是指的这个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很难出现的太平盛世。?
一个封建帝王能如此表现自己爱民责己的一幕，实在是不容易的事。古人都迷信天命，认为出现天灾人祸，就证明皇帝必有失职失德之处，得罪了上天，上天才会降灾于人间，皇帝应表示忏悔，请求上天只罪其一人，而勿害百姓。李世民的罪己行为却是别出心裁，但这也是出自于他内心，他殷切希望国家能风调雨顺，人民能快乐安康。这种心态和行为必然能激起人民的感动和拥戴，激励他们同心同德地为大唐繁荣做出贡献。
皇帝是否明于知人，是国家安危所系，所以魏征认为：“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则无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则无以齐万国。”世民作为明君，不但有辨别忠奸的标准，而且对当时每个大臣所具备的优点和缺点了如指掌。
有一次他对长孙无忌等人说：“朕闻主贤则臣直，人苦不自知，公宜面论，攻朕得失。”无忌不敢直陈，反而对皇帝歌功颂德一番。世民大失所望，因而面论群臣得失，并且首先提到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对敏速，求之古人，亦当无比；而总兵攻战，非所长也。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聪悟，临难既不改节，为官亦无朋党；所少者，骨鲠规谏耳。唐俭言辞俊利，善和解人，酒杯流行，发言启齿；事朕三十载，遂无一言论国家得失。杨师道性行纯善，自无愆过；而情实怯懦，未甚便事，缓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道敦厚，文章是其所长；而持论常据经远，自当不负于物。刘洎性最坚贞，言多利益；然其意上然诺于朋友，能自补阙，亦何以尚。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至于论量人物，直道而行，朕比任使，多所称意。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正，既写忠诚，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自加怜爱。”对臣下了解得这样全面和准确，可以称得上是“知臣莫若君”了。
在一个集体内部，除了正式的组织机构，往往存在着长期共同协作中所产生的另一套习惯性的人际关系。人际沟通是人际关系学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任何轻视人际沟通的念头都是非常错误的。
民治则国治 民存则国存
由于隋朝灭亡的前车之鉴，李世民认识到“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他很形象地比喻说：“治国与养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至丧败。” 只有不失时机地实施“与民休息”的“休养生息”政策，才使唐朝初年的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
隋朝本来是一个十分强盛富庶的国家，在短短的数十年中，其经济发展取得骄人的成就，令后人惊叹。隋朝朝廷拥有巨大的财富，炀帝杨广继位时即“海内殷阜”，到了炀帝中年以后，虽然用兵频仍和奢靡滥用之故，耗费极多，但直至起义军大兴时，仓禀府库，依然充实。但是，隋朝统治不到三十年，传经二世便分崩离析、短命而亡，其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李世民对隋朝短命而亡印象极为深刻，从这一兴亡过程中，李世民懂得了天下“取之或可以逆得，守之不可以不顺”的道理。
“以隋亡为鉴”，是贞观年间李世民和众大臣不断探讨和研究的话题。李世民反复思考过、总结过前朝的经验和教训，认识到“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变通之则。这是与他的切身体验分不开的。唐朝李氏凭借武力推翻了隋朝，消灭了各地的起义队伍，建立了李氏政权，消除了割据，并且，李世民本人又通过玄武门之变夺得了皇帝的宝座。但他知道，要想使自己的统治长久下去，还必须依靠一整套治国安民的办法。因此，李世民特别重视学习历代封建政治学说，总结历朝历代封建政权统治的得失，也即历史上各个朝代兴衰的经验和教训。
认真研究分析之后，李世民认为，一是由于炀帝杨广本人生活奢侈“广治宫室，以肆行事”，所营造的离宫别馆之多，自长安至洛阳，以至并州、涿郡，“相望道次，遍布各地”；二是“美女珍玩，征求无已”。炀帝杨广是个贪心不足、欲壑难填的好色狂，长安的隋宫里面“美女珍玩，无院不满”；三是“东征西战，穷兵黩武”。李世民的这一认识是符合历史的基本事实的，因而也是正确的。
隋炀为首的隋朝的统治集团，由于本身的腐朽性和扩大剥削的贪欲，他们仅看到府库丰盈，兵强马足，因此便自恃其强，不顾老百姓的生死，倒行逆施，滥征徭役，兴建了许多浩大的工程，同时，对外不断发动战争，使劳动力大量死亡，田地荒芜，生产不能继续。民富则怀安，民乏则思乱，这千古不破的真理，隋末老百姓无法生活，终于激起了反抗，导致了隋朝危机的迅速到来，各地兵起，隋炀帝也被臣子杀死，落了个身死国亡的下场。由于这些都是李世民亲目所见、亲耳所闻的事实，并且自己又是隋朝的掘墓人，隋朝的覆亡一幕幕现于眼前，使得他“深以自戒”。
从中，李世民还深深地认识到这样一种现象，即：封建王朝存在时间的长短，虽然取决于天命，然而“福善祸**，亦由人事”，即也要取决于国君的明昏。作为新一代君王，李世民除重视吸收与本朝有直接交替关系的隋二世而亡的教训之外，同时也对二世而亡的秦历史非常留意。鉴于秦虽“平六国，据四海”，但“恣其奢**，好行刑罚”使二世而亡的教训，李世民懂得了“为善者福祚延长，为恶者降年不长”的道理。
为了寻找“安人之道”，历史的经验就必须注意。据《通志》记载，隋炀帝初年，经过隋文帝开皇二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当时国中户数已近九百万，人口达四千六百万。但经过炀帝大业年间十余载的劳役死伤，到唐代初年时户数已经不满三百万，即减少了三分之二，人口形势的锐减情况，显而易见。
针对这一严重形势，戴胄、魏征等人曾经作过比较明确的分析。出于共同考虑，贞观之初的君臣们认识到刚刚得的政权仍有失去的危险。戴胄、魏征等不时地列举当时的荒凉惨状，以期引起李世民的高度重视，他们哪里料到，这正是李世民所焦心、所忧虑的。听到戴胄、魏征的奏报，李世民当机立断，不仅接了他们的建议，打消了封禅泰山、颂述功德等劳民伤财的活动，还锐意改革，设计了裕民富国的蓝图。
李世民有鉴史的高度的自觉性，尤其是魏征在奏章里经常引用隋朝灭亡的原因和教训，作为借鉴，对李世民起到的积极作用更大。譬如魏征说：“昔在有隋，统一寰宇，用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所有。”魏征分析道：出现这种悲残局面的原因在于隋“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纵欲，罄万物而自举，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千戈不戢，外示威重，内多险异，谗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性，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子孙殄绝，为天下笑。”
在这里，魏征把隋亡的原因同隋炀帝杨广个人的品德结合起来，指出隋朝的覆亡主要是因炀帝杨广生活奢侈无度，滥征徭役，同时所喜谗言，为下所蒙骗的缘故。魏征此论有理有据，对李世民不能不产生重大影响。从他在贞观前期所制定的各种政治措施来看，无不是从隋之所以失天下、唐之所以得天下的对比总结中做出的决定。
隋朝末年，由于隋炀帝个人骄奢**逸，因而横征暴敛，“徭役无期”、“赋敛不已”，致使黄河以北“千里无烟”，江淮之间“鞠为茂草”，关陇之地“田畴多旷”，“万户萧疏”。“普天之下，百姓穷困，财力俱竭”，百姓冻死、饿死者不计其数，“尸骸蔽野”的悲惨景象到处可见。李世民就是在这样的“危难之间”君临天下的，因而记忆犹新，萦然于怀。正缘于此，在其在位的二十三年里，他顺应历史发展方向，顺应人心思定、人心思治的总趋势，虚心接受魏征提出的“拨乱反正，宜思隋之所失”的劝诫，果断地制定和执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治国大计。其中首先是与民休息，满足人民欲静的种种措施。在这上边，魏征不仅仅是为李世民运筹帷幄的支柱，甚至常常独辟蹊径，为唐朝初年的社会安定、经济恢复铺平了道路。
此外，隋朝覆亡的过程，深深地教诲了以李世民为核心的贞观政治集团，使他们懂得了人民群众的作用，知道国家要想长治久安，必须得“存百姓”。李世民更用船水相依的关系来表达“存百姓”与“存君”的关系，他常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种对君民关系的认识，是他提出“存百姓”思想的前提。
魏征也不忘在奏章里不厌其烦地提醒身为天子的李世民，向他灌输君民互依的思想，譬如他说：“怨不在天，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李世民经常对侍臣们说：“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对李世民的这一认识，魏征甚以为是，于是趁机附会说：“自方失国之主，皆为君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理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
贞观时期，君臣上下都懂得治理国家就必须处理好统治阶级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这一基本道理，因而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即：要治世，就必须先“存百姓”，为“存百姓”，就必须“与民休息”。
李世民说过：“治国与养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至丧败。”正是由于以李世民为核心的政治集团较为积极、正确地认识到了隋亡的历史教训，不失时机地实施“与民休息”的“休养生息”政策，才使唐朝初年的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为后来“贞观之治”的出现奠定了基础。